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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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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鸟意象研究

学术论文

宋词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明珠,一直以其独特的审美韵味吸引着历代的学者孜孜不倦的研究。近年来,从意象的角度来研究宋词,逐渐成为了一个热点。学者们或从植物意象和动物意象等大的角度解读,或从楼意象、落花意象、柳絮意象、泪意象等小的角度研究,这些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鸟意象是宋词众多的意象中比较重要的一个。但是对于鸟意象的研究只有数量不多的期刊论文,硕士论文中只是略有涉及,并没有把宋词鸟意象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的探讨,这就留给笔者很大的研究空间。宋词中的鸟类意象不单单是让我们能从名物上多认识几种鸟类,更重要的是它包含着深厚的文化情感意蕴,它带着宋代社会各个方面的痕迹。通过鸟类意象,我们可以深入宋代文人的内心世界,感受他们的那个时代。宋词鸟意象所蕴含的情感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因而对其研究时可展开的角度也非常多。本文共分了三个部分来展开研究。第一部分是绪论。首先,概述了宋词鸟意象的研究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其次,从文化、情感角度阐释了宋词鸟意象的研究意义。第二部分包括第一章至第五章。该部分主要从文化、情感的角度来解读鸟意象。第一章主要是宋词中出现的鸟意象统计情况的展现。本章共两节,第一节展现了词牌名中的鸟意象、词作内容中的鸟意象,第二节是宋词鸟意象的种类、数量及排名的展示。第二章阐述了宋词鸟意象所蕴含的男女之情。本章共两节,第一节从总体上论述了宋词鸟意象与男女情爱的关联,从双宿双飞愿为鸟、空闺独守睹鸟伤、相思离别情寄鸟和爱情鸟意象典故四个方面具体展开论述。第二节重点阐述宋代歌妓与词人之间的情爱在鸟意象上的体现。第三章论述了宋词中鸿雁、燕子以及杜鹃几种鸟意象与羁旅之愁的关系。第四章论述了宋词鸟意象蕴含的出世之情,包括鸥、鹭、鹤等鸟意象蕴含的隐逸之情与鸾凤等鸟意象蕴含的求仙之意。第五章从丰富性角度论述其他鸟意象所包含的情感文化意蕴。第三部分是本文的总结部分。它论述了宋词鸟意象的情感特征及其原因。影响宋词鸟意象情感蕴含的三个原因分别是:宋代的政治、经济环境;词的词体特征;词人的个人经历。宋词鸟意象促进了宋词含蓄委婉风格的发展,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宋代文人的精神风貌和情感趋向。

李双凤
视域融合视角下林戊荪《论语》英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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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中的视域融合理论为切入点,对林戊荪《论语》英译本进行探究。论文重点介绍了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三大核心概念,即理解的历史性和前见、效果历史、视域融合,并阐述了它们对翻译研究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论文对林戊荪是如何在翻译过程中实现原文视域、读者视域、译者视域的融合进行讨论,旨在探究该译本呈现出来的特征,挖掘译本可资借鉴之处,以期对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典籍英译有所助益。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其一,译本在忠实于原文,保留原文特质的同时,兼顾可读性和时代性,较好实现了原文视域、译者视域和读者视域的融合。其二,为了调和原文视域和读者视域之间的冲突,林戊荪在正文本中采取了灵活的翻译策略并合理安排副文本。引言中必要的文化背景信息搭配正文中简洁的脚注,重要词汇索引搭配便携式小册子,使得译本成为一个良好的整体,这有助于激发读者阅读兴趣和增加经典阅读信心。

晏若兰
庄子“逍遥”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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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时期是一个时局动荡的时代,由于周天子权威的削弱,导致各地的贵族纷纷开战,争夺更多的人口,更多的领土。士人以自身的利益为根本,发表自己的见解,宣扬自己的学说,赞扬自己的政治策略,从而造就了中国古代有名的诸子时代。庄子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家与哲学家,其逍遥思想就是要在悲凉的生活中,寻求一种自由自在、愉悦的心灵状态。此论文将以解读剖析《庄子》的原文为主要方法,将内七篇作为基础,从五个方面进行研究分析,分别是体道途径、社会思想、理论起点、生命存在和理论依据,通过三部分对庄子“逍遥”思想进行分析与论述,正确理解庄子的哲学思想以及其所带来的现代价值。文章的第一部分着重解析了庄子“逍遥”思想所产生的背景。重点是从庄子所处在的时代背景、时代背景下出现的百家争鸣及思想自由以及庄子个人的人生际遇等三个方面分析庄子“逍遥”思想所产生的背景原因。时局的动荡使得身处当时时代的人民生活并不安康乃至极不稳定,在当时战火纷飞的时代中,人民急于寻求一个精神上的寄托,尤其是士人无可奈何情绪和无处发挥的才能,使得他们寻求一个自由的生活方式,这是庄子“逍遥”思想所产生的客观条件。在当时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那样一个空前繁荣的氛围里,庄子“逍遥”思想在吸收并参照其他思想家的成果后,也就应运而生了。庄子“逍遥”思想产生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庄子个人的生活经历与遭遇。文章的第二段着重剖析了庄子核心思想里的“齐物”与“逍遥”的联系还有怎么实现“逍遥”的人生意境。“齐物”的达成并不意味着否认客观存在的差异,而是要认识到客观存在的差异。而“逍遥”是庄子“自在”理念的具体表现。庄子以“道”为起点,以“齐物”为理论基础,来阐述如何才能达到一个“逍遥”的境界。笔者分析并思考如何将这些思想运用到实践以及现实中去,并将此文章中庄子的经典思想和理论归纳为“逍遥”思想体系。文章的第三部分分析了庄子“逍遥”思想在当今社会中所面临的各种困境,论述了庄子“逍遥”思想的现代价值。庄子的“逍遥”思想令人神往,同时其现代社会的生存环境也令人担忧。现如今我们所处的社会节奏快、压力大,物质世界虽然丰富,但精神世界却愈发空虚,这导致了人们价值导向和思想观念的混乱与空虚。利己主义的仍然存在、精神世界的极度匮乏、如何坦然面对生死等等。对于如何达到逍遥的境界,庄子一直在用道论来探讨论证,这在他的哲学理论里有着重要意义。想要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于万物”的精神境界,也就是逍遥,必须要“与道合一”。逍遥境界是只有将超越自我(心斋、坐忘)和超越外界结合起来才能到达。身为道家思想门派的经典人物,庄周哲学的核心就是蕴含着自在性的逍遥境界,他把不追逐名利,看淡生死当作是至高境地,虽然这种境界显得有些过于理想化、常人难以企及,但对现实生活的意义还是不容忽视。

邵霆
东汉《春秋》经传政治功能研究 ——以《后汉书》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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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是两汉经学中的显学,广泛应用于社会各个层面,《春秋》经传体现出的政治原则普遍为君臣所遵守,将其作为议政依据。《后汉书》中记载的东汉诏令奏议、君臣言辞中就征引了大量与《春秋》经传有关的内容,这些征引内容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春秋》经传在东汉政治活动中作用的新视角。从先秦及西汉著作所引《春秋》涵义看,《春秋》逐渐从泛史书意义上的《春秋》凸显出来,但是《春秋》三传的名称尚未完全从《春秋》中分离出来,他们没有将《春秋》经与三传区分开,引三传而常称《春秋》。在经历了先秦和西汉的发展之后,《后汉书》中所载《春秋》的涵义呈现出一种新的特点,引用时明确经、传,《春秋》经传的名称已基本分离。前人标举“仲尼成《春秋》,乱臣贼子惧”,此说虽然夸大了《春秋》的作用,但据实而论,汉代人确实没有把《春秋》经传当成空洞的理论,而是将《春秋》经传实实在在地付诸实践。两汉社会经义至上,经过汉儒和谶纬之说的发挥,《春秋》更加的政治化和神学化,具有深厚的政治价值,成为一部至高无上的法典,在决狱、断事领域广泛应用;除此之外,大臣、儒者还会借用《春秋》所记载的灾异,与现实发生的灾异相结合,劝谏君主,解决现实中存在的政治问题。《春秋》被司马迁称之为“礼义之大宗”,加之“三传”对“礼”的强调,以及《春秋经》中大量与“礼”有关的记载,《春秋》经传在东汉被广泛用来参与宗庙谱序、继承废立等“礼”学问题的讨论。东汉学者对《春秋》经传的引用没有严格的今古文限制,《左传》虽然没有立于官学,但是《左传》在东汉是今、古文经学兴衰沉浮的一个显著向标,其地位也在不断地升高,呈现出崛起之势。

江雪
宋代宰辅谥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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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谥号，是拥有给谥资格的官员死后，朝廷总结其生前是非功过而给予的称号。先秦时期官员谥法实行依爵赠谥，两汉至隋唐时期发展为依官品给谥，并将赠谥程序进一步规范。宋代官员给谥标准在经历宋真宗景德年间与元丰改制两次发展后，基本成为定制，以寄禄官阶、武官阶达到正三品或赠至正三品为标准。官员给谥按照请谥、议谥、定谥、赐谥的程序进行，并有对谥号有追、改、夺的情况出现。宋代宰辅受官员谥法限制，得谥情况同样为葬前给谥与对谥号的追、改、夺两种。葬前给谥人数北宋明显高于南宋，葬前给谥受政治影响小，较能真实反映宰辅的个人形象。追谥、改谥、夺谥则较易受到政局影响。北宋追谥、改谥原因多样，南宋则多出于为战争做准备。宋代还存在大量未得谥宰辅，大致可按政治因素、非政治因素分为两类，其中政治因素未得谥宰辅占大多数。宰辅谥号用字上，谥字“文”所用最多，“忠”字则在南宋被大量使用。“懿”、“敏”等字两宋所用数量差距较大。同时两宋间谥号用字也存在相似之处“简”、“肃”等谥字在南北宋使用上无明显差距。宋代宰辅所用谥号则较为分散，表现出宋廷选任宰辅的多样性。谥号中“文定”所用最多，展现了朝廷对能够思虑百姓之臣的需求。“忠献”、“文正”二谥则是宰辅谥号中美谥的代表。王安石、陈执中、岳飞、秦桧谥号的最终确定都经历了较为曲折的过程，对这四位宰辅的谥号进行个案研究，分别展现了宰辅谥号中谥字含义、议谥官议谥过程、朝廷政局变动对谥号带来的影响。宋代宰辅谥号有着二字复谥占绝大多数、谥号用字“文”多“武”少、所得谥号易受外界影响、议谥客观但美谥泛滥、可教化百官的特点。因此宰辅谥号除了是宰辅自身的“行之迹”外，还与国家政治密不可分，深受朝廷政局影响进而又反映出朝廷政局的变化。

张玥
经学与文学——钱穆《读诗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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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是二十世纪一位重要的现代历史学家。本文从《读诗经》这个文本出发，探讨了其中的经学成就和文艺思想，展现了钱穆的儒家文艺观，并总结了他所运用的研究方法。除了“导论”外，论文还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涉及：钱穆《诗经》研究的总体思路及其地位，《读诗经》解决的经学问题和钱穆的经学成就，《读诗经》对文学本质和文学史特征的看法和钱穆的儒家文艺观，对钱穆研究方法的总结，以及钱穆学术思想的文化逻辑。第一节表明，钱穆《诗经》研究的总体思路在于沟通经学和文学两大领域，勾勒出《诗经》功用的历史演变，凸显其作为官方文本的国家意识形态建构效能，并强调这种政教功用的发达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长远而深刻的影响。钱穆《诗经》研究的宏观文化视野和深度历史意识在当时的诗经研究中独树一帜。第二节提出，钱穆《诗经》研究经学部分的重点在于解决“风雅颂”次第问题，这个顺序的历史演变轨迹反映出《诗经》功用的历史性变化。从这部分的研究中可看出，钱穆的经学研究破除门户之见，重在对史料的精当考证和对义理的细密推究。钱穆《诗经》研究中文学部分涉及文学本质论和文学史观。他认为政教功用既利用了文学的抒情品性又对其有构成性影响。钱穆的文艺思想是典型的儒家文艺思想。第三节总结钱穆的研究方法，从空间上来说，他提倡以通驭专，诗史互证，充分运用多种历史文本;从时间上来看，他强调究往穷来，握常知变，深入把握对象的变化规律。以上的总结只是从不同视角来观察，钱穆在研究方法上并无一定之规。他通过大量阅读文献，对某个问题有所直觉，然后确立重点，运用多种文本，仔细分析验证，揭示潜藏的历史真相。第四节思考钱穆《诗经》研究的文化逻辑。从史家立场、通儒抱负、文学爱好和忧患意识诸角度清理出钱穆《读诗经》研究得以完成的内在理路。就目前所见的资料来看，本研究第一次全面考察了钱穆的《诗经》学研究论著，力图通过对这一特殊文本的研究透视出钱穆文艺观的独到和丰富。

葛钢
苏轼诗歌创作中的陶渊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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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具生命力的一位全才作家，其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的中华书局本《苏轼诗集》收苏诗五十卷，共计约二千七百五十八首。在苏轼诗歌创作的过程中，除了那些豪放满怀、气势恢宏的作品之外，同样包含了许多对陶渊明的羡慕、效仿及追和之作，而这些苏诗中的陶渊明因素，在不同的创作阶段所表现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因此也形成一条清晰的脉络贯彻在其创作的始终，表现出了苏轼诗歌风格的流动性特征。本文即沿着这条脉络，探讨陶渊明对苏轼的影响是怎样随着仕宦起伏和人生经历的变化而逐步加深的。本文的前三章以苏轼人生经历为主线，将其诗歌创作分为三个阶段：从其入仕开始至“乌台诗案”以前为一阶段，此时苏轼诗歌中的陶渊明因素与后期相比并不甚多，但他在思想情感中已经表现出“羡陶”的情结。因此在第一章当中，结合其本阶段的人生经历、思想特征以及“涉陶”诗歌数量，对苏轼“羡陶”情结的发生、发展及深化进行论述。而“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至渡岭海前为第二阶段，为本文第二章。在此阶段苏轼人生受到重创，仕途受阻，心态上也发生了变化，因此开始逐渐领悟到陶渊明其人其诗的真谛，进而开始“学陶”。本章分为贬居黄、汝和元祐在朝两个具体时期，将其在归耕过程中的怡然自得以及重新被任用时内心对官场的排斥心理进行对比分析，同时重点从诗歌的数量及诗风的角度对其创作中陶渊明因素的加深进行讨论。在岭海时期直至其人生终结为第三阶段，为本文第三章。这一阶段苏轼再遭磨难，对仕宦以及人生都走向了旷达虚无，超然无谓的状态，更是“尽和陶诗”，真正与陶渊明趋近于行迹合一的境界。本章重点讨论苏轼被贬岭海时期的在创作心态、作品总体风格上是如何向陶渊明靠拢并统一的。在苏轼的一生创作当中，作品中所包含的陶渊明因素最为明显的则是其晚年岭海时期所创作的“和陶诗”。因此，本文第四章单独讨论苏轼“和陶诗”的创作原因、内容思想及艺术特色。而在第五章中，主要对苏、陶的异同进行总结，讨论苏轼那些具有陶渊明因素的诗歌在“学陶”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在其“学陶”、“效陶”、“和陶”的过程中与陶渊明呈现出了哪些相异之处。

刘畅
高低语境文化论视角下《诗经·小雅》英译本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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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吸引了许多国内外读者和学者,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众多译本中,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的The She King和中国翻译家许渊冲翻译的Book of Poetry分别是国外与国内最早的英语全译本,这两部备受赞誉的英译本均对《诗经》的翻译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研究者对理雅各和许渊冲的《诗经》英译本进行了研究,主要讨论了两译本的翻译策略或译者主体性对于翻译的影响。本文旨在以霍尔（Hall）的高低语境文化理论为基础探讨两译本之间的差异。通过定性分析许渊冲和理雅各对《诗经·小雅》中74首诗的翻译与脚注,本文结合典型例子从语境依赖、语言表达和思维模式三个角度分类探讨了两译本差异。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三方面的结论:第一,两译本在对文本信息和语境信息的翻译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对于来自高语境文化的许渊冲来说,语境通常在交际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他更倾向于体会言外之意,基于语境理解诗篇。与理雅各的译本相比,许渊冲的译本往往更多地考虑了原文的语境信息,尤其是与作者情感相关的语境信息。而理雅各来自低语境文化,更倾向于通过清晰表达的语言获取和传递信息。第二,两译本分别体现了高低语境文化的语言表达风格。许渊冲的译本里部分信息保留在语境之中,因而其语言表达往往表现出内隐、含蓄、间接、以听话人为中心的特点。相比之下,在理雅各的译本中,信息通常会外显明确编码出来,直接传达诗篇含义和作者意图。受低语境文化以说话人为中心的表达方式影响,理雅各倾向于通过翻译和详细的脚注清楚地解释诗篇,以确保读者能够轻松理解。第三,两译本在逻辑模式、时间观、对冲突的态度等思维模式方面存在差异。许渊冲的翻译中多强调螺旋式逻辑,倾向于围绕主题相关的要素展开而不直接提及主题。另外,许渊冲译本表现出开放灵活的时间取向,并经常使用间接和谦逊的表达来避免冲突。相比之下,理雅各的译本更多体现出线性逻辑的特点,文本和主题之间的联系通常通过翻译或注释清楚地显示出来。同时,由于在低语境文化中时间通常高度结构化,且人们倾向于对冲突表现出直接和对抗的态度,理雅各译本中对于时间的划分更为具体详细,并且很少刻意避免可能引起冲突的表达。本研究证明,许渊冲和理雅各《诗经·小雅》译本之间的差异确实部分是源于高低语境文化之间的差异。理解译者的文化背景有助于更好地欣赏不同的译本。

宁小雨
《史记》殿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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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成书至今已经两千余年，历代传抄翻刻，形成了复杂的版本系统，不同版本间文字多有差异。梳理版本系统、校勘文字异同，是《史记》研究的基础工作。清代朴学大兴，校勘考证成果颇丰。刊刻于乾隆四年的武英殿本在《史记》版本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也是清代前期《史记》研究的重要成果。前人对于殿本《史记》研究尚有不足，其价值亦未深入挖掘。本文试图通过研究殿本《史记》的刊刻，并与明北监本、清金陵书局本相对比，进一步揭示殿本的形成过程及其价值;通过与金陵本对校，揭示殿本的优胜之处，为《史记》的重新校理提供参考。　　本论文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版本研究，第二部分为异文考证，共四章。　　论文引言部分回顾了清末以来的《史记》版本研究概况，梳理了清代以至当今的《史记》校勘工作，并对其得失做了评价。　　论文第一章是对殿本《史记》的刊刻研究。本章揭示了殿本的刊刻背景、过程以及校勘所用的底本、校本与方法，对《殿本史记考证》做了详细的研究，最后简要介绍了殿本的翻刻及影响，从《史记》殿本系统的发展角度对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四库全书荟要》本做了考察。　　论文第二章是对殿本与北监本的比较研究。本章首先从版本形态、源流、缺陷诸方面对明北监本《史记》做了概述，继而通过宏观考察与微观比对揭示了殿本与其底本北监本之间的差异，可见殿本的校理者为完善殿本所做的努力，从而有助于对殿本的形成及其价值有深入的认识。　　论文第三章是对殿本与金陵书局本的比较研究。本章首先全面考察了金陵书局刊刻《史记》三家注合刻本的相关情况，对其中的疑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此基础上对殿本与金陵书局本的关系做了描述，进而研究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最后重点考察了金陵本《索隐》注的脱佚问题。　　论文第四章是对殿本异文的考证。本章将殿本与金陵本对校，参考前人校勘记，考证殿本的版本异文，以之校改金陵书局本乃至中华书局点校本的诸多讹误。　　论文最后为结语。

王永吉
苏轼笔记二种研究——《东坡志林》《仇池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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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志林》《仇池笔记》是苏轼重要的笔记著作，包含丰富的内容，具有巨大的研究价值。以往的研究往往是将二者独立开来的，其中对《东坡志林》关注较多，涉及其内容真伪、艺术特色等;对于《仇池笔记》关注较少，主要集中在版本研究。本文认为《东坡志林》《仇池笔记》二书在内容、风格上互为补充。前者以记游小品、异事、人事、论古等为主;后者则包含较多的诗、文、书法等方面的评论。二者结合可以较为全面展现苏轼笔记的整体面貌。这也是本文尝试将二者综合研究的主要原因。　　本文将《东坡志林》《仇池笔记》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从文艺思想、艺术成就及文化价值三方面切入进行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笔记著作来探讨苏轼的文艺思想;另一方面研究苏轼笔记的文化价值。按照不同体裁来分别探讨其艺术成就则是本文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之上所做的进一步尝试。　　苏轼不仅仅在具体的文艺创作中具有极高之成就，在文艺思想方面也颇多深刻、独到的理论主张。体现在笔记中主要有文论、诗论、书论等三方面主要内容，同时呈现出批判性、艺术性、复杂性等显著特征。苏轼笔记的文艺思想对于全面、综合研究苏轼整体文艺思想具有补充、丰满的作用。　　《东坡志林》《仇池笔记》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本文主要探讨了平淡中见其深刻的议论文、寓理于境的记游小品、精彩纷呈的寓言故事三种主要体裁的艺术成就。　　《东坡志林》《仇池笔记》的文化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通过积极劝人向善、坚持去欲养生体现出苏轼的人文关怀;其次，集中展现了作者幽默诙谐之性格、进退自如之范式。

袁旭龙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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