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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奇才张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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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方平(1007一1091年)，字安道，晚号乐全居士，北宋中期南京(今河南商丘)人。主要生活在仁宗、英宗、神宗年间。少年时，就被当时名臣蔡乔、宋绶目为“天下奇才”，（《宋史》卷三一八)后历仕三朝，成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理论家和文学家。今有《乐全集》四十卷传世。张方平生于封建官吏家庭。高祖、曾祖做过地方官。祖峤，太宗时进士，官至都官员外郎。父尧卿，博通六经，但奉佛不仕。母嵇氏，出身书香门第，贤明知书。方平出世那年，随父流寓扬州，等知向学，家产及尽。方平髻齿英秀，敏慧过人，孩童时得到母亲的精心教诲。十三岁回乡，居外氏家，入应天书院读书。舅父嵇颖，是当时应天书院的名师，他受嵇颖的影响很大。读书颖悟绝人，凡书一阅终身不再读，属文未尝起草，千言立就。仁宗天圣四年，范仲淹因服丧忧居南京，执教于应天书院，方平接受了他的变革思想。二十一岁首次应举不第。仁宗明道二年，宋绶、蔡齐、范仲淹、范讽、共列名荐方平茂才异等，景祐元年中选，授校书郎，知昆山县，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方平四十余年的官场生涯，正是北宋王朝由盛至衰的转折关头。朝内有志的士大夫，他们在寻求、探索救世药方，张方平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景祐元年六月至宝元元年七月，张方平在江苏昆山做知县，使他有机会接触下层人民，看到了农民的疾苦。他在昆山最卓著的政绩是平息了十年的田讼，使贫民得到好处。另外，他对北宋以来的历史和眼前的社会现状，进行了深刻地反思，写出了他的名著《刍尧论》十卷。这部长文以韩非法家学说为灵魂，以儒家的经义为外衣，借汉代晁错因“变古易常”而惨遭杀害为发端，痛斥了“务苟且”、“贵因循”，不知通权达变，一味守祖宗之成法的保守派。庆历元年至庆历八年间，张方平仕途比较顺利。庆历元年自睦州召入京师，除直集贤院，不久就迁太常丞，知谏院。第二年以右正言知制诰，担任了多种工作。庆历六年拜谏议大夫，为御史中丞，年底权三司使，直到庆历八年，他总揽了北宋的经济大权。王巩《张方平行状》中说他，“外论边事，内正典型”。“当国者虽恶其切直，然赖以肃中外”。“惟日孜孜以思补益大旨。”首先他主张中书、枢密合一，使政令统一以简少牵制；主张兵在精不在多，应简少冗兵，反对招募毫无战斗力的市人为额外弓手；又主张沿边四路应各司专职，革除将不知兵、兵不知战的弊病。其次，有力配合了范仲淹的革新。庆历七年二月，仁宗下诏问治，方平从七个方面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即“冗兵措置之宜”、“国计盈虚之本”、“仕进多门之滥”、“牧守乏人之由”、“将帅简擢之体”、“西北预备之术”，（《乐全集》卷十八）皆切时务，可看作范仲淹所新政的延续。庆历八年八月，三司判官杨仪以请托被劾，方平坐与杨厚善而罢职，出知潞州。以后三年中，历知江宁府、杭州府，因母丧解官。直到皇祐五年七月，才以龙图阁学士判流内全铨，上言京畿地区人民赋税太重，请减税三分。至和元年以礼部侍郎知滑州，七月改户部侍郎移镇西蜀。自李顺、王小波在四川领导农民起义后，蜀地一直动荡不安，时四川西南部邛川首领煽动谣言，说南蛮侬智高要来寇蜀。四川守将惊慌失措，纷纷调兵遣将，发民筑城，乡下地主争迁城中，“男女婚会不复以年”，（苏轼：《张文定公墓志铭》）贱卖粮布，埋藏金银，蜀人大惊扰。朝廷也慌了手脚，马上调陕西步骑兵戍蜀，兵仗络绎于道，并命张方平赶快赴任，许便宜行事。张方平分析了形势，认为南诏去蜀二千里，道路险阻，其间少数民族杂居，寇蜀根本不可能。遂采取“以静镇之”的策略，将道中戍卒兵仗，全部遣还，晓谕边境：“寇来我自挡，妄言者斩”。（苏轼：《张文定公墓志铭》）又全部归屯边兵，散遣弓手，罢筑城役夫。正月十五观灯，大开城门，昼夜不闭，又查出造谣者斩首示众，很快稳定了四川局势。嘉祐元年，张方平以三司使从四川回京。在四川时，深知战争给四川人民带来的灾难，遂奏免两蜀横赋“四十万减铸铁钱十余万”。（苏轼：《张文定公墓志铭》）前主计三司使，京师有三年粮，马粟有六年储蓄。张方平再领此职，马粟仅足一年用，粮已减半。方平遂画《漕运十四策》，得到宰相富弼和仁宗的支持。嘉祐四年，张方平因眼疾求外任，迁尚书左丞，知南京。这以后历知秦州、陈州、郓州、徐州，直到英宗治平三年正月，才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京师。方平自庆历六年从学士出领御史中丞，这时再入禁林，已经二十年。年已六十。且社会越来越糟，他渐渐失去了壮岁时那种刻意进取的锐气。并且张方平的父亲就是一个忠实的佛教徒，方平也深受佛老思想的影响。这时消极情绪已在这位勇敢者的心里，蒙上了暗淡的色彩。《再入禁林即事》诗云：“重到金坡二十春，闲思出处一伤神。略行大地山川遍，再睹青天日月新。疏籁岂知谐律吕，散材无意入辕轮。何时却出都门去，静掩岩扉老此身。”他已有退官归隐的念头了。不过英宗对方平极赏识，对当时的执政者多次称赞方平的《刍尧论》及其对策。但英宗在位仅三年。神宗即位，对方平也较信任。神宗是一个较有为的君主，对方平早年的改革主张很欣赏，即位之初，就问计方平，方平遂上书论国计，神宗很快任方平为参知政事，准备大用。这时，作为保守派的司马光站出来反对，说方平“奸邪贪猥”、“不协众望”，（《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另外，作为激进派的王安石已经崛起，而求治心切的神宗，却更加欣赏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再加上老父病重，方平虽身践要位，却难以施展抱负，在位仅两个月，因父丧就解官归里了。神宗熙宁元年至元丰二年的十余年，可断为张方平的为官后期，这一时期，他主要是站在保守派的立场上，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张方平的救世药方虽然不同于司马光，但与王安石在改革的方针和途径上存在分歧。他把改革的矛头主要指向冗官、冗兵，而王安石不仅这些，还指向社会上的大地主、大商人。张方平并不愿彻底触动宋朝的大法，而王安石则主张从“大法”上着眼来变革法度以达到治世目的。这就形成了二人政治上的对立。张方平由于与王安石政见不合，遂出知陈州。在陈一年多，倍受冷落。他请求回到家乡南京做一个闲散的官，遂迁南都御史台。到南京后，“扫舍掩关，罕所接通，坐忘遗照，游方外矣！”建“构虚堂”，题曰“乐全”，自号“乐全居士”，取庄子“乐全之谓得志之意”，（王巩：《张方平行状》）熙宁七八年间，曾留京师归宣徽院供职，后又回到南部，终于在元丰二年七月，七十三岁的张方平，结束了他的仕途生涯，以太子少师宣徽南院使致仕。张方平离开复杂的政治舞台，开始并没完全忘情政治。致仕的这年秋，苏轼因作诗讽刺新法，被捕下狱。方平冒险论救，结果不但没救出，反被连坐罚金。方平见世不可为，以后就屏居一斋，醉心于佛、道的修身养性之术了。在最后十二年的退居生活中，方平仍然好学不倦。八十岁时的一首诗写到:“八十不扶杖，看书每夜深，自言非服药，无事可关心。景为诗曾爱，花因醉尚簪”，形象地描绘了他晚年生活的一个侧面。元祐六年，哲宗下诏起用方平为宣徽南院使，章四上不拜，这年十二月去世，享年八十五岁。苏辙请于朝，赠司室，谥文定。时苏轼官颖州，于僧舍举丧，以师徒之礼缌麻三月，又别为文祭其柩。张方平在宋代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配合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张方平对北宋文风的革新做了重大贡献。宋初文坛沿袭晚唐五代的浮艳文风，范仲淹在提出改革文风，主张“兴复古道，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仁宗于天圣七年曾下诏书，介除“浮华”。张方平未仕时就追随石延年、刘潜诸人起来反对浮靡文风，大倡两汉古文及推崇杜甫的诗。庆历二年知制诰，借亲手撰写政府诏诰制令之机，扭转了官文中的浮薄风向。王巩《张方平行状》中说：“西掖辞制”，“唐末历五代国朝鲜及五言之体，公文既尔雅，济济雄澹，号令风采，焕然一新，庶及西汉之遗韵矣，至今天下推服。范仲淹赞扬他：“深于教化，妙于文辞。”庆历六年，方平知贡举，又借机大倡朴厚文风。他在《贡院请戒励天下举人文章》一疏中说：时文“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烦为瞻，逾越规矩，或误后学”，虽朝廷下诏书戒励，但“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如不改革，“轻乱旧章，重亏雅俗。驱煽浮薄，忽上之所令”。在仁宗的支持下，方平将所奏大书榜于贡院前，使社会文风得到了初步改变。在四川时，张方平识拔了三苏父子，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又作出了一大贡献。张方平初至成都，就求访贤才，得知苏洵，就有“思见之意”。（《乐全集》卷三十九）苏洵写了《上张益州书》，到成都拜见方平。二人一见相知。他读了苏洵所献的《几策》、《衡论》、《权书》，更觉得他的文章“如大云之出于山，忽布四方，倏散无余；如大川之滔滔东至于海，源也委蛇，其无间断也”。并高兴地对苏洵说：“左丘明《国语》、司马迁善叙事，贾谊之明王道，君兼之矣!”（《乐全集》卷三十九）“独置一榻，不延余宾。”（《东坡后集》卷十六）因苏洵的关系，苏轼、苏辙得拜于门下，方平一见“以国士相许”。（《栾城三集》卷一）建议父子到京师猎取功名，并给欧阳修写了推荐苏洵的信，为之准备鞍马行装，派人送他们入京。方平与苏洵撰的墓表中记载:“至京师，永叔一见大称叹，以为未始见夫人也，目为孙卿子。献其书于朝，自是名功天下，士争传送其文，时文为之一变。”来京师的第二年，欧阳修知贡举，得苏轼兄弟和曾巩诸人，彻底打击了“险怪奇涩之文”，使平实朴素的文风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取得了诗文革新运动的彻底胜利。张方平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遗产。他除编著《唐书·乐书》、《嘉祐禄令》、《驿令》、编选《唐书奏御》外，著作有《玉堂集》二十卷，《乐全集》四十卷。方平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在散文方面。他的散文长于议论，文笔简洁雄丽，善用排比，文章很有气势。苏轼认为方平的文章有一种“英伟豪杰之气”，“简而尽直而不肆”，能“独以迈往之气，行正大之言”。苏轼在《乐全集序》中记载这样一件事：“公在人主前论天下事，他人终日反复不能尽者，公必数言而决，灿然成文，皆可成诵也。”他的文章确如其人，干净利落，英气勃勃。《四库全书总目》说他：“善为文，数千言立就。才气本什伯于人，而其识又能灼见事理，专断明决，故集中论事诸文，无不豪爽畅达，洞如龟鉴。”这些评论是较中肯的。方平的诗学杜甫，又受佛老思想影响，风格清新淡远，雄俊流丽。他常将历史的启迪，人生的哲理寓于诗中，给人以教益。但不少是应酬之作，内容比较单薄，有不少诗写佛理禅语。但也不乏好诗，如《送客游衮海》、《过沛题歌风台》及一些古诗。

王树林

2014-10-08
诗咏青山绿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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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特约撰稿刘永加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保护，古已有之。我们不妨穿越到北宋，去看一位一生歌咏环保的诗人，他一生写了大量的涉及植树和环保的诗歌和文章，他就是积极倡导青山绿水的“环保达人”——苏轼。我独种松柏守此一寸心苏轼从少年时代起就有很强的植树情结，那时他每年都在家乡栽植松树，10多年里，亲手栽的松树有数万株。他不仅带头植树，还笔耕不辍，记下他的山水情。《东坡杂记》中有载：“予少年颇知种松，手植数万株，皆中梁柱矣。”此后，无论是在什么环境下，无论是到哪个地方，苏轼都能坚持植树造林，打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苏东坡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时，看到当地的生态环境非常恶劣，他带头并发动民众植树造林，绿化黄州。他筑室东坡，自号“东坡雪堂”，在住宅四周广种柳、桑、竹、枣、栗等树木，并诗记之：“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他在《东坡八首》中也写道：“我在东坡下，躬耕三亩园。”“种枣期可剥，种松期可斫。事在十年外，吾计亦已悫。”这些都是苏轼投身植树绿化环境的真实写照。苏轼被贬定州刺史时，仍不忘植树造林。他鼓励农民改良土壤、治理荒滩，广为植树造林。尤其是北方的槐树，木质坚实、枝叶茂盛，春季里槐花满枝清香怡人，并且耐严寒抗风雪。苏东坡在定州他的“雪浪斋”院里亲手栽种了两棵槐树。苏轼走到哪里就把植树造林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做到哪里。大量的植树造林体验使苏轼对改善生态环境有了深刻的认识。在任徐州知府时，苏轼曾到辖区滕县视察，对当地的植树造林成效十分满意。这次，苏轼留下了诗作名篇《滕县时同年西园》：“西园手所开，珍木来千岑。养此霜雪根，迟被鸾凤吟。池塘得流水，龟鱼自浮沉。幽桂日夜长，百花乱青衿。我独种松柏，守此一寸心。”苏轼通过写诗来表达他的生态环境观，他认为植树不仅可以减少水土流失，能使“池塘得流水”，还能促进植物生长，使“幽桂日夜长”，引得凤凰来。十年栽种百年规好德无人助我仪苏轼从少年起就身体力行创造好的生态环境。《东坡志林》载，少年时期的苏轼十分注重生态保护，他们家里栽着竹子、柏树以及各种花草，丛丛簇簇，布满整个庭院，引来许多小鸟在树上筑巢。苏母教育他们包括家里的仆从，不得捕捉小鸟。几年间，鸟雀都把窝建在低枝上，里边的雏鸟，人抬头就能看见。甚至有一种叫“桐花凤”的鸟，隔四五天就飞到院子里。这种鸟的羽毛极为珍贵奇异，十分罕见，街坊邻里也都觉着很新鲜。苏轼则认为，这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以诚实取信于动物罢了。显然，那时的苏轼家是人鸟和谐相处的典范。长大从政之后，苏轼对生态环境保护更加关注和重视。在巡视陕西凤翔期间，他特别关注当地的森林生态效益。当时，凤翔一带的达官贵人喜欢大兴土木，造成岐山一带滥伐森林、破坏森林生态的行为发生，苏轼看到后，甚为痛惜。他在自己的诗歌里表达了关切，他在《凤翔八观·东湖》中写道：“吾家蜀江上，江水绿如蓝。尔来走尘土，意思殊不堪。况当岐山下，风物尤可惭。有山秃如赭，有水浊如泔。”苏轼的这首诗生动地描写了秦陇山区由于过量采伐森林而呈现出山石裸露、“有山秃如赭”的悲惨景观。也正是由于森林植被遭到破坏，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致使渭河“有水浊如泔”，与长江“江水绿如蓝”形成强烈的反差。可见，苏轼对森林生态遭到严重破坏感到无比痛心。为了保护森林、倡导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苏轼在《凤翔八观·真兴寺阁》诗中指名道姓抨击了当地权贵王彦超大兴土木、滥伐林木的行为：“当年王中令，斫木南山赪。”这是苏轼对于滥伐森林导致生态环境恶化行为的愤慨和抨击。与此同时，苏轼还写了《万松亭并叙》，同样对麻城县令张毅早年植树遭到后人破坏的行为予以谴责，其叙说：“麻城县令张毅，植万松于道周，以芘行者，且以名其亭。去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伤来者之不嗣其意也，故作是诗：十年栽种百年规，好德无人助我仪。县令若同仓庾氏，亭松应长子孙枝。天公不救斧斤厄，野火解怜冰雪姿。为问几株能合抱，殷勤记取角弓诗。”正因为深知植树造林保证成活很不容易，苏轼才发出了这些感慨，诗句体现了苏轼的森林生态保护思想。千章古木临无地百尺飞涛泻漏天不仅如此，苏轼更把自己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付诸实际行动，尤其是他每到一处为官执政，总是对当地的生态环境进行考察了解，对遭到破坏的生态环境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予以改造修复。元祐四年（1089年）四月，苏轼担任杭州知府时，西湖荒废，久不治理，湖中积葑田有二十五万丈之多。葑田就是湖泽中葑菱积聚，年久腐化变为泥土，水干了就变成了田。因此，湖水没有了，运河有时就取钱塘江的潮水来补充水源。潮水浑浊又多淤积，运河流经市区，遇到大雨就形成内涝，群众苦不堪言，成为城市的大患。唐代的六井也荒废了，城里百姓吃不上甜水，杭州西湖的生态环境因此遭到破坏。苏轼到杭州后，分析了这些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决定先疏浚茅山、盐桥两条河流，用茅山河接受钱塘江的潮水，用盐桥河接受西湖水，再修建一座堰闸，以便控制湖水的储积和放出，避免了内涝的发生。从这以后，潮水不再流入市区了。同时，苏轼修缮了六井，把引水管道由竹管改为瓦筒，使用持久，避免了经常更换，不仅保证了供水，也扩大了供水范围，使得“西湖甘水，殆遍全城”，这应该是最早的自来水工程了。《宋史》记载了这件事：“轼见茅山一河专受江潮，盐桥一河专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复造堰闸，以为湖水蓄泄之限，江潮不复入市。”接着，苏轼决心彻底修复西湖的生态环境。他在上递皇上的奏章《乞开西湖状》中指出：“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他组织开挖葑田，对于挖出来堆积如山的淤泥如何处置，苏轼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用无处安置的湖草、淤泥在湖中筑起一道长堤，南起南屏山，北至栖霞岭，上建跨虹、东浦、压堤、望山、锁澜、映波六桥，沟通里湖和外湖，从此南北往来便利，人们再也不必绕湖而行。经过半年整治，西湖面貌一新，水草淤泥全部被铲除，湖面豁然开朗，一条长880丈、宽5丈的南北长堤屹立湖中。随后，苏轼又命人在长堤两侧栽植芙蓉、杨柳，修建了亭阁。为了纪念苏轼治理西湖的功绩，杭州人民将其称为“苏堤”。为了使西湖的生态环境得到永久改善，他又出台政策，鼓励百姓在西湖规定范围内种植菱角，避免湖草疯长，再次封湖。从此，西湖成为生态环境优美的知名景区。就连苏轼自己欣赏西湖的美景时，也禁不住感慨万千，写下了《饮湖上初晴后雨》一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而他在《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一诗中，则惟妙惟肖地描写了西湖的雨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到广东惠州，他听说广州百姓没有清洁水源，喝的都是苦咸水，造成了瘟疫流行，于是便给广州太守王敏中写信，建议他采纳罗浮山道士邓守安的意见，将离广州20里的蒲涧山滴水岩上的水引入城中。王太守听从了苏轼的建议，立即组织人力，动工兴建引水工程。这样一来，广州城的百姓都饮上了清洁的山泉水。为此，苏轼写下了《广州蒲涧寺》一诗：“不用山僧导我前，自寻云外出山泉。千章古木临无地，百尺飞涛泻漏天。昔日菖蒲方士宅，后来薝卜祖师禅。而今只有花含笑，笑道秦皇欲学仙。”就是这样，大诗人苏轼走到哪里，都会把他的满腔绿色情怀，写进他的诗词文章中，融进祖国的大好河山里。苏轼的诗词文章中真是生机盎然、绿色无限呐！

2019-06-03
那个最懂苏东坡的女子以及两人患难与共的惠州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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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最懂苏东坡的女子以及两人患难与共的惠州岁月王朝云墓旁的朝云塑像。周彬摄王朝云墓历代都有修葺。周彬摄早春二月的广东惠州，在阴云之下显出几分朦胧的美感。此时，来到位于城市中心的西湖景区，就能看到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隐现于树木葱茏之中。走过苏公堤，再跨过横于平湖与丰湖之间的西新桥，从西湖孤山的东麓拾级而上，就能一路抵达王朝云墓。近千年前，王朝云逝于惠州，遵从她的遗愿，苏轼将爱人葬于丰湖之上栖禅寺之东南，筑六如亭以纪念。至此，这位千古大文豪的“红颜知己”、苏轼潦倒时期的生命支柱，便长眠在惠州的山水之中。苏轼的一生大起大落，几经起伏，晚年更是一路被贬至岭南。可在他曲折跌宕的人生境遇中，王朝云始终陪伴左右，陪他走过颠沛流离、潦倒落魄的岁月，更精心照料着他的生活起居，鼓励着落入人生低谷的苏东坡。如今，在惠州西湖之畔，在泗洲塔下，再到王朝云的墓前，走过苏轼与王朝云曾行经之处，可以联想到几百年前，两人相伴游湖，相互扶持着度过在岭南的清贫时光。初春的下午，在惠州市东坡文化协会常务副会长、教授、博士（博士后）申东城的讲述中，仿佛能看到苏轼与王朝云在惠州的情深岁月。千古文豪的红颜知己“知我者，唯有朝云也”从古至今，在关于苏东坡与王朝云的轶事传闻中，最为有名的应是那一则“不合时宜”的故事。在古籍记载中，曾这样写到：“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东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识见。’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坡捧腹大笑。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苏轼与王朝云的初次相遇，始于熙宁七年(1074年)，彼时已经三十九岁的苏东坡在杭州通判任上，遇见了年仅十二岁的王朝云。王朝云虽是歌女，却天性聪敏、善解人意，让苏轼心生好感。“现在有说王朝云是苏轼买回家中的，也有说是朋友买来送给苏轼的，说法不一。相传，王朝云到了苏家后，就成为了苏轼第二任妻子王闰之的使唤丫头。”在王朝云与苏轼相识不过五年后，震惊朝野的“乌台诗案”发生，苏轼被捕下狱，险些丧命，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随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御史台差人的押解之下，他与长子苏迈凄凉前往黄州。在被贬黄州的第二年，也是苏东坡人生旅途最为艰难的时期，征得王闰之的同意后，彼时十八岁的王朝云，正式成为了苏轼的侍妾。“苏轼在娶了王朝云后，心里应该是很开心的。”申东城说，苏轼曾写下不少诗词，用以赞赏王朝云的美貌。譬如，苏轼《朝云诗》曰：“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络秀不同老，天女维摩总解禅。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因缘。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诗中，苏轼用晋人刘伶元与樊通德的典故，说明了他与朝云的生死相依、心灵相通，更赞美王朝云的美貌。流放的岁月贫苦动荡，但有了王朝云无微不至的体贴关怀，苏轼自然能够体会到对方的爱意。元丰六年（1083年），王朝云在黄州为苏东坡生下一子，苏东坡在欢喜中将其取名为苏遯，“遯”即“遁”也。对于这个孩子，苏东坡说：“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可惜天不遂人愿，苏遯在元丰七年（1084年）病亡于金陵，王朝云在丧子的悲痛中久难愈合。尽管如此，她仍强撑着身子，执意陪伴苏轼去往更为偏僻之地，一路追随左右。“苏轼人生中的三位伴侣，可以说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他的第一任妻子王弗，聪慧谦谨，知书达理，更有‘屏后听语’的故事，她可以说是苏轼事业上的得力助手。第二任妻子王闰之，深受苏轼弟弟苏辙的喜爱敬重，他对这个嫂嫂赞美有加，认为其本性淳厚、贫富不惊。可见王闰之贤良淑德，是位贤内助。而王朝云，可以说是苏轼人生的知音，她能够知道苏东坡‘不合时宜’的性格，更陪伴他走过了艰苦的日子。”颠沛流离流放岭南“一生辛勤，万里随从”广东惠州，在古时是极为偏远的岭南之地，在中原人看来，这里瘟疫、瘴气流行，蛇虫出没，更是十足的荒蛮之地。在绍圣元年（1094年），已近花甲之年的苏东坡踏上了颠沛流离的贬谪路途，这一年他已经五十九岁了。苏轼郁闷、失望的心情，在《到惠州谢表》中流露出了不少。虽是不幸之旅，但好在还有亲人的陪伴，苏轼带着王朝云与幼子苏过来到了惠州。苏东坡曾在《朝云诗序》中写道：“予家有数妾，四五年间，相继辞去，独朝云者随予南迁。”在惠州的日子清贫，身为罪臣的苏轼日子过得也是紧巴巴。“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未敢扣门求夜话，时叨送米续晨炊”。从这些诗句中，都能看到他在惠州生活的不易。但好在还有多才多艺的王朝云，她任劳任怨，悉心照料。不仅与苏东坡共担祸福，还能诗词唱和，更与苏轼漫步西湖，沉醉在惠州的山水之中。“我们都知道王朝云是歌女出身，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于是在惠州，就演绎出了很多故事。”申东城描述了一则两人相处的趣事，王朝云在惠州时，常会弹奏乐器大白，吟唱苏轼所作的《蝶恋花》，每当朝云唱到“枝上柳绵吹又少”时，就不胜伤悲，哽咽到唱不下去。东坡问是何缘故，朝云说：“妾所不能竟（唱完）者，‘天涯何处无芳草’句也。”因这首词所写是春景，东坡开玩笑说他正悲秋，而朝云又开始伤春了。“其实王朝云那么悲痛，也是对自身这种悲惨境遇的感触。而在王朝云病逝之后，苏轼就极少听这首词了，也不怎么来西湖了。”申东城说。在惠州的日子虽然缺衣少食，但苏轼仍关注民生，不仅帮助当地民众提高生产力，更到处搜罗药品为人治病。“王朝云的心肠也非常好，有说法提到她常去照料生病的患者，后人也因此感念王朝云。”更有传言说，王朝云正是在照顾感染瘟疫患者的时候，不幸染上了瘟疫。绍圣三年（1096年）的仲夏，岭南闷热难捱，染上瘟疫的王朝云，不幸因病去世，年仅三十四岁。在临终之时，她吟诵着《金刚经》的“六如偈”而逝，因为在幼子去世的打击后，王朝云潜心修佛。而佛教中的“六如”，以梦、幻、泡、影、露、电，喻世事之空幻无常。“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到王朝云的人性之美，更能看到她的豁达与通透。这与苏轼的思想也有契合之处，也愈发能明白他们之间的心意相通了。”申东城说。对于当时的苏轼而言，朝云的离去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在悲痛之中，苏轼将王朝云葬于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之东南，筑六如亭以纪念。苏轼在亭柱写下楹联曰：“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在王朝云去世后，苏轼写下《惠州荐朝云疏》：“轼以罪责，迁于炎荒。有侍妾王朝云，一生辛勤，万里随从。”王朝云所给予苏轼在生活、精神上的陪伴，是他贬谪路上的支撑和慰藉。“在惠州时，苏轼写了很多关于朝云的诗词作品。我想，他与朝云朝夕相处于这样的环境中，他更多的是得到了一种来自家庭的情感上的温暖。”申东城说。后人做“朝云会节”以铭记“朝云墓上去烧香”“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在苏轼的笔下，惠州西湖的美沁人心脾。如今，朝云墓仍在孤山南麓，远眺着这一湖碧水，在近千年的岁月中凝望这座城市的变迁与兴盛。申东城说，朝云墓历经朝代更迭，历代都有维修，至今墓葬保存完好，又在1984年再次重建。“相传历史上这里曾遭匪患，可是土匪也敬重苏轼人品，连着对与他有关的事物存有敬重之意，他们到了朝云墓之后未加损毁，而是绕王朝云墓而去。”申东城还提到，在古时更有在朝云诞辰来朝云墓祭拜的民俗，流传了上百年，称之为“朝云会节”。因每年的农历十二月初五，是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侍妾王朝云诞日，惠州城内未婚女子习惯拜祭朝云，汇集于惠州西湖王朝云墓前，祭祀祈福、补种梅花。据介绍，清代惠州名士江逢辰的诗句“士女倾城补种花”，描写的就是“朝云会节”的情景。“很多女子来拜祭王朝云，也是希望能像她一样秀外慧中，才情俱佳。”申东城解释道，在江逢辰另一首诗《惠州西湖棹歌》中也写道：“六如亭路多垂杨，红菱翠藕开野塘。郎坐船头妾船尾，朝云墓上去烧香。”而这样的习俗，一直延续到了清朝末期，可见惠州民间对苏东坡以及王朝云的怀念，这是东坡文化在惠州的一种延伸，更是当地人们对东坡精神的认可和喜爱。从钱塘到惠州，从侍女到爱妾，从相识到情深……苏轼与王朝云是人生知己，是患难与共，更是生死相依。从昔日杭州西湖畔的初见缘起，到惠州西湖旁的生离死别，一切看似巧合又像是命运使然。那个最懂苏轼“不合时宜”的女子，最终葬于惠州西湖旁的松林之中，二十余年的相知相伴，也化作了西湖上的一缕云烟，飘散在了这座城市的空中。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心雨周琴广东惠州报道

李心雨周琴

2023-02-22
放逐与回归（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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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为投契游成都后，苏轼还去过青城，品尝了郫筒酒，记下了“老人村”的事迹。后在《和桃花源诗并引》中说：“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见五世孙者。道极险远，生不识盐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龙蛇，饮其水故寿。近岁道稍通，渐能致五味，而寿益衰。”剔除了笼罩在村上的神幻色彩，描绘出一幅清简的人间乐园图卷。苏洵当然没有这一份闲情。当时只需有名公巨卿的举荐，朝廷也可任命官职。尽管由于久困场屋，苏洵用倨傲包裹起自卑的心理，这次并不是主动去的。张方平入蜀后，就注意访贤。有人向他推荐苏洵，说“苏君隐居以求其志，行文以达其道”，但“蕴而未施，行而未成”；还说苏洵不愿求人，如果张方平不能以礼相待，他是不会出来的。张方平表示了“思见之意”，苏洵即回信答谢，遂有此次成都之行。一见之下，两人大为投契，“论古今治乱及一时人物，皆不谋而合”（苏轼《张文定公墓志铭》）。张方平欣赏苏洵“博物洽闻”，更赞扬他的文章：“左丘明《国语》，司马迁善叙事，贾谊之明王之道，君兼之矣。”（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张方平立即向朝廷推荐苏洵为成都学官（但此事很久未见回文）。古道热肠的张方平，同时又写信给文坛泰斗欧阳修，并附上苏洵的著作。其实他与欧阳修关系并不融洽。当王拱辰在“进奏院事件”中对苏舜钦等实施“一网打尽”之计时，张方平曾站在王拱辰一边，请诛王益柔，并进而打击范仲淹。欧阳与张由此交恶。但这次两人都从为国荐才出发，扬弃前嫌。叶梦得《避暑录话》载：欧阳修读到信与著作，“亦不以安道（张方平的字）荐之非其类，大喜曰：‘后来文章当在此！’”有一天，张方平问苏洵：令郎最近在看什么书？洵答：轼近日再看一遍《汉书》。张方平微惊曰：文字有看两遍的吗？“明允归，以语子瞻。子瞻曰：‘此老特未知世间人尚有看三遍者！’”（见《高斋漫录》）张方平天资很高，过目不忘，《宋史》本传说他：“少颖悟绝伦，家贫无书，从人借三史，旬日即归之，曰：‘吾已得其详矣。’凡书皆一阅不再读”，所以才会这样发问。但他对年轻的苏轼还是赏识的，“一见待以国士”。同年，他们还去雅州（今四川雅安）谒见太守雷简夫。雷简夫是范仲淹、韩琦在守边时识拔的人才，文武兼备。后调任雅州，常听江声，遂悟用笔之法，成为著名的书法家。雷简夫读了苏洵的文章，如获至宝，分别给张方平、欧阳修、韩琦写信推荐。这些信热情洋溢，言词恳切，文笔隽美。江西高校出版社

洪亮著

2019-02-08
劳动能手苏轼将生活过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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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苏轼（1037~1101）才华横溢、学富五车，是历史上公认的文学大家，但他没有一些读书人常有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书生病”，而是一个全才，在各个领域都有卓越的贡献。尤其可贵的是，他还是一个勤劳乐观的劳动能手，他热爱劳动、享受劳动，无论为官从政，还是受到贬谪，他都怀着一颗乐观向上的心，歌颂劳动诗赞丰收。植树造林绿化环境苏轼的劳动首先体现在植树造林绿化环境上。从少年时代起，苏轼就有很强的植树情结，那时他年年在家乡栽植松树，十多年里，苏轼亲手栽的松树有数万株。《东坡杂记》载：“予少年颇知种松，手植数万株，皆中梁柱矣。”此后，无论是在什么环境下、无论是到哪个地方，苏轼都能坚持植树造林，打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北宋元丰二年（1079），苏轼被贬到黄州做团练副使时，看到当地的生态环境非常恶劣，便带头并发动民众植树造林，绿化黄州。他筑室东坡，自号“东坡雪堂”，在住宅四周广种柳、桑、竹、枣、栗等树木，并诗记之：“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他在《东坡八首》中也写道：“我在东坡下，躬耕三亩园”“种枣期可剥，种松期可斫。事在十年外，吾计亦已悫”。这些都是苏轼投身植树绿化环境的真实记载。苏轼被贬为定州刺史时，仍不忘植树造林。他鼓励百姓改良土壤、治理荒滩，广为植树造林。苏轼尤其推荐百姓种植北方的槐树，其木质坚实、枝叶茂盛，春季里槐花满枝清香怡人，并且耐严寒抗风雪。苏轼在定州他的“雪浪斋”院里亲手栽种了两棵槐树。苏轼不仅亲自植树，而且无论走到哪里就把植树造林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做到哪里。大量的植树造林体验使苏轼对改善生态环境有了深刻的认识。为了保护森林、倡导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苏轼在《凤翔八观·真兴寺阁》诗中指名道姓抨击了当地权贵王彦超大兴土木、滥伐林木的行为：“当年王中令，斫木南山赪。”这是苏轼对于滥伐森林导致生态环境恶化行为的愤慨和抨击。与此同时，苏轼还写了《万松亭并叙》，同样对麻城县令张毅早年植树遭到后人破坏的行为予以谴责，叙中说：麻城县令张毅，植万松于道周以芘行者，且以名其亭。去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伤来者之不嗣其意也，故作是诗。十年栽种百年规，好德无人助我仪。县令若同仓庾氏，亭松应长子孙枝。天公不救斧斤厄，野火解怜冰雪姿。为问几株能合抱，殷勤记取角弓诗。正因为深知植树造林保证成活很不容易，苏轼才发出了这些感慨，诗句体现了苏轼的森林生态保护思想。深耕细作笔耕不辍苏轼的劳动还体现在开荒种粮上。元丰三年，苏轼在黄州因为官俸停发，加之家中并无什么积蓄，所以一大家人吃饭成了难题。于是，苏轼把夫人王闰之离京前变卖的些许家产换成铜钱，每月初取出四千五百钱分成三十份，每份一串分挂在屋梁的三十颗铁钉上，每天早上用画叉挑下一串做当天的生活费，然后将画叉藏起。当时黄州米价约二十钱一斗，他家日用米约二斗，每天需要米钱约三四十钱，剩下一百余钱用来买菜买鱼买肉。当日倘有盈余，则丢进另行准备的一个大竹筒里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或招待宾客。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苏轼在城东坡弄到一片营防废地，但多瓦砾杂草丛生，不宜耕种。苏轼就带领全家老小清除瓦砾，刈割荆棘，深挖细整，终于整理出50亩田园，他冬种麦，夏种稻，还种了一些蔬菜瓜果自用。由于这块荒地不是农田，尽管苏轼一家很努力去耕种，收成仍然不是很好。第一季种大麦，勉强还收了一些，第二年种水稻，收成很不好，打下来的稻子刚刚够全家人糊口。有了亲自耕种的体验和收获的喜悦，苏轼有感而发写下了《东坡八首》，他在序中写道：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勤，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这个序言把苏轼开荒种粮的经过说得很全面了。不只如此，苏轼在劳动之余，还笔耕不辍。我们知道，“笔耕”这种脑力劳动也是非常辛苦的。我国知名画家、作家蒋勋说过：“这段时间是苏轼最难过、最辛苦、最悲剧的时候，同时也是他生命最领悟、最超越、最升华的时候。”就这样，苏轼在黄州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努力耕作、刻苦读书、勤奋写作，不仅收获了粮食蔬果，其文学创作更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四年来，他写诗200多首、词66首、赋3篇、文章（包括小品）170多篇、书信280多封。还写了9卷《易传》、5卷《论语说》。兴修水利躬身为民苏轼的劳动还体现在为百姓打井找水兴修水利上。苏轼的命运的确是多舛，屡次遭到贬谪。绍圣三年（1096），已经被贬到惠州两年的苏轼，接到广州太守王敏仲的来信，得知广州人苦于饮用水含碱。对此，苏轼针对当时广州实际地形及水源情况，建议“于岩下作大石槽，引以五管大竹，续处以麻缠漆涂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苏轼还建议不论贫富均可享受，由专人管理，并推荐勤于事务的罗浮山道士邓守安为工程“总官”。王敏仲十分重视苏轼的意见，立即将此建议付诸实施。苏轼虽远在惠州，但他仍然很关心工程进展。不久，他又写信给王敏仲建议，引水的竹竿“每竿上，须钻一小眼，如绿豆大，以小竹针窒之，以验通塞”。因为引水路远，日久肯定会出现堵塞的情况，而有了这些小孔，就可以查知堵塞位置，而不至于盲目地拆除竹竿来检查。于是广州人吃上了“自来水”。这应该是我国最早的自来水工程，它是苏轼设计的。在惠州，苏轼更是关心身边百姓的吃水问题。当时苏轼在白鹤峰上买了几亩地，自建了20间房子，解决了住所问题。由于苏轼所住的白鹤峰是一个制高地，从峰顶下到东江河挑水也很艰难，地高水远，许多百姓吃水都不方便，苏轼经过勘探，雇人一起凿了一口水井，一举解决了许多人吃水难的问题，并作诗记之：今朝僮仆喜，黄土复可抟。晨瓶得雪乳，暮瓮停冰湍。我生类如此，何适不艰难。一勺亦天赐，曲肱有余欢。不想绍圣四年，苏轼再次被贬到更偏远的海南岛儋州。漂洋过海来到儋州后，苏轼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育人才，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据载当时的儋州“饮食百物艰难”“百井皆咸”，当地百姓多饮沟渠腐水，常因饮水不洁而患病。目睹此状的苏轼十分难过，他经过一番考察，在桄榔庵旁择地带头凿井。清冽甜美的井水从此源源涌流，直到今日井水尚清。据《儋县志》载，东坡寓居桄榔庵时，曾“夜与诸生王霄携壶汲水于此”。乡亲们为了纪念苏轼便把这口井命名为“东坡井”，九百多年来，清甜的井水从未干涸过。不仅如此，苏轼还带领当地百姓开荒地、建桥梁、搞卫生，等等，至今在儋州还流传有东坡村、东坡田、东坡桥、东坡帽等。后来，苏轼离开儋州后，听闻当地又迎来了一个丰收年，欣喜之时提笔写下了一首《儋耳》诗：霹雳收威暮雨开，独凭栏槛倚崔嵬。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野老已歌丰岁语，除书欲放逐臣回。残年饱饭东坡老，一壑能专万事灰。诗中野老之喜，是指苏轼初到儋州时，遇上连年灾害，直到元符三年(1100)儋州的粮食喜获丰收，苏轼怎么能不高兴呢？苏轼歌颂劳动歌唱丰收的心情溢于言表。苏轼一生曾担任过凤翔、密州、徐州、湖州、杭州、颍州等地方行政主官，他每到一地，都要躬身为民，重视农业，治理水利，抗洪救灾，先后留下了治理凤翔东湖、杭州西湖、颍州西湖的佳话，这些地方至今仍是当地著名的景区。可以说，苏轼是一路风雨兼程，一路勤劳耕耘，将劳动生活过得诗意盎然。（据《天津日报》）

2020-05-06
每逢此刻倍思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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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苏东坡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公认的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治水名人，诗、词、散文、书、画成就极高。他与父苏洵、弟苏辙史称“三苏”，同列“唐宋八大家”。坎坷命运、风雨人生让苏东坡阅历丰富、见多识广，豪放豁达、为人真诚让他挚友广众、深得人心。好书画、交友、美食、品茗、山水、歌舞……天南地北，被流放到哪一个地方都不会寂寞。从眉州到汴京，从杭州到密州，从徐州到湖州，从黄州到汝州，从二任杭州到流放颍州、扬州、定州、惠州，又从海南岛的儋州到最后回朝廷复命途中卒于常州。虽然历尽千辛万苦，但苏东坡衷心不改：报效国家、为民办事、勤奋创作。苏东坡各类朋友甚多，红颜知己不少。“明媒正娶”的先后有王弗、王闰之、王朝云。三位佳人均姓王，王闰之还是王弗的堂妹。陪伴苏东坡到晚年的只有王朝云，但她到34岁谢世时都没有“夫人”的名份，只是侍妾。苏东坡有多少个儿子？据查有4个。王弗为苏东坡生了苏迈，27岁去世。3年后，王闰之续房，生了苏迨、苏过，37岁去世。1083年，王朝云22岁那年，为苏东坡生了苏遁。苏东坡给小儿子取这个名字，是想他远离纷繁复杂的官场、躲开你死我活的争斗，不要像自己那样身为朝廷命官也颠沛流离、四处流浪。1084年7月28日，因酷热下长途跋涉，只有半岁的苏遁中暑夭折。17年后的7月28日，苏东坡在奔波忙碌中仙逝，与苏遁同忌日。苏东坡写过多少作品？有据可查的，诗有2700多首，词有300多阕，还有1500多篇赋、记、序、歌、辞等各类文章，他流传于世的作品最少4500件。苏东坡与王朝云的爱情故事为什么感动后人？来到惠州西湖，参观六如亭、拜谒朝云墓，一切有了答案。惠州西湖风光旖旎，四季如春，充分显示出南国湖泊景致的迷人魅力。因苏东坡与爱妾王朝云、儿子苏过在此度过了近3年峥嵘岁月，惠州西湖更加名扬天下。有诗为证：惠州西湖岭之东，标名亦自东坡公。孤山是惠州西湖古迹景点最集中的地方。王朝云墓位于孤山东南麓，面向碧波荡漾的湖水。墓前是为朝云遮风挡雨的六如亭。亭的两边有一副源于朝云念经的对联：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朝云墓坐西北朝东南，为一般的青砖结构，但形制独特。苏东坡亲自为平时喜欢诵《金刚般若波罗蜜心经》的爱妾写了墓志铭“……浮屠是瞻，伽蓝是依。如汝宿心，惟佛是归。”苏东坡还写了很多怀念朝云的文章：《惠州荐朝云疏》《悼朝云》等，足见他对朝云深沉的爱恋和深切的缅怀。苏东坡与王朝云相识于一次偶遇。苏东坡35岁那年，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被贬杭州。某日与文友游西湖，宴饮时歌舞助兴。一位12岁的歌女以其精湛的表演、艳丽的姿色闯进了苏东坡心扉。湖上美景如画，身边美女迷人。苏东坡诗兴大发，写下了千古传颂的佳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艳抹总相宜。”后来，苏东坡把12岁的王朝云收为侍儿，侍候继室王闰之。朝云出身贫寒却聪明伶俐，十分懂事，也非常敬佩仰慕东坡先生。进入苏家后，朝云与他日夜相见，爱慕之情日渐加深。能和这样一位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又和蔼可亲的大人朝夕相处，死而无憾。东坡也十分疼爱朝云，经常教她读书识字、吟诗弹琴。一日，饭后，苏东坡摸着肚皮问身边的侍儿们：我肚里是何物？一曰文章，又一曰见识。但朝云说，先生满肚子不合时宜。从此，苏东坡特别看重朝云，把她视作红颜知己，“知我者，唯朝云也”。朝云过世后，他还写了这样一副挽联：不合时宜，唯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琴，每逢暮雨倍思卿。“乌台诗案”苏东坡几乎命丧黄泉，更加印证了王朝云“满肚不合时宜”的用心良苦。苏东坡虽然躲过一劫，但跌入了人生低谷。然而，不管苏东坡被贬何处，王朝云痴心不改、生死相随。朝云墓是惠州西湖著名景点，前来拜谒的游客络绎不绝。惠州人民更是把王朝云敬奉为善良美丽、忠于爱情的女神。

张伟棠

2021-12-05
徐州黄楼之今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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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楼始建于北宋元丰元年（1078年），是时任徐州知州的苏轼组织军民修建的一座抗洪建筑，距今已经943年了。作为徐州最重要的文化地标之一，黄楼与彭祖楼、霸王楼、燕子楼、奎楼并称徐州五大名楼。“黄楼胜迹”曾是明清时期徐州八景之一。黄楼是全国能数得着的名楼之一，影响纵古今，享誉海内外。自宋至清，历代途经徐州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题咏诗、词、赋、铭130多首。林语堂先生1947年用英语创作的影响世界的名作《苏东坡传》，将苏轼在徐州任职的这段时间称为“黄楼时期”，将黄楼的影响推向海外。黄楼的兴建苏轼兴建黄楼有多重考量纪念抗洪胜利登高观景但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加固城防增强抗洪能力让徐州人民远离水患兴建缘由、命名及选址黄楼的兴建最早源于苏辙的提议。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苏轼来徐州任知州，时任南京签书判官的苏辙陪同他一起来徐。兄弟俩此前已7年未见，倍觉留恋，他们在府治后的逍遥堂会宿，对床夜语，盘桓百余日。直至过了中秋节，八月十六，苏辙才离徐赴南京（今商丘）。苏轼在州城东门为苏辙送行，登上城墙，观览山川，风景如画。于是苏辙建议以后可以考虑在此建造楼宇，观赏美景。听此一说，苏轼就此萌生在东门建一座大楼的念头。苏轼《次韵和刘贡父登黄楼见寄并寄子由二首》自注道：“子由初赴南京，送之出东门。登城上，览山川之胜，云：‘此地可作楼观’，于是始有改筑之意。”黄楼的兴建主要是为了增强东门防洪能力。熙宁十年(1077)七月，黄河在澶州(今河南濮阳)决口，大水汹涌而来，围困徐州城长达70余日。在这次洪水侵袭中，徐州城最薄弱、最危急的就是地势低洼的东门，这里差点成为洪水的突破口。东门又称上洪门，紧邻泗水，下游靠近百步洪。宋代在东门外就地形修建了一个外小城，设有府库、财税、转运机关等。苏轼《奖谕敕记》云：“外小城东南隅不沉者三版。”于是，大水过后，苏轼选址在这里兴建黄楼，借以加固城墙，增强东门的抵御洪水能力。他还借助五行说中“土能克水”的说法，为大楼取名“黄楼”，并以黄土涂抹墙壁，意在镇伏洪水。苏辙《黄楼赋》说：“水既涸，朝廷方塞澶渊，未暇及徐。子瞻曰：‘澶渊诚塞，徐则无害。塞不塞天也，不可使徐人重被其患。’乃请增筑徐城，相水之冲，以木堤捍之。水虽复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既去而民益亲。于是即城之东门为大楼焉，垩以黄土，曰：‘土实胜水。’徐人相劝成之。”黄楼也是为了纪念抗洪胜利。面对大水，苏轼临危不惧、妥善部署，组织全城军民团结一致，经数十天惊心动魄的抗洪抢险，徐州城终于转危为安。为纪念这次胜利，告慰军民，苏轼为落成典礼撰写的《黄楼致语口号》说：“起东郊之壮观，破西楚之淫名。宾客如云，来四方之豪杰；钟鼓殷地，竦万目之观瞻。实与徐民，长为佳话。”苏轼《书子由黄楼赋后》说：“子城之东门，当水之冲，府库在焉。而地狭不可以为瓮城，乃大筑其门，护以砖石。府有废厅事，俗传项籍所作，而非也。恶其淫名无实，毁之，取其材为黄楼东门之上。”苏轼这里所说的“子城”指的就是外小城。由此可以推断，他兴建黄楼的位置应在徐州城东门外小城东门,即今人民舞台东边、老东门的14号楼附近。兴建时间、过程及规制黄楼于元丰元年（1078年）二月动工，八月十二日竣工，九月九日重阳节这天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黄楼兴建是灾后重建中的一小部分。苏轼在《奖谕敕记》中说：“明年二月，有旨赐钱二千四百一十万，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又以发常平钱六百三十四万，米一千八百余斛，募夫三千二十人。改筑外小城，创木岸四，一在天王堂之西，一在彭城楼之下，一在上洪门之西北，一在大城之东南隅。大坑十五皆塞之。”其中，建造黄楼又是“改筑外小城”的工程之一。为节省民力，苏轼让人拆除府治中的霸王厅，将材料用于建黄楼。他在《答范淳甫》诗中自注说：“郡有厅事，俗谓之霸王厅，相传不可坐，仆拆之以盖黄楼。”苏轼在《书子由黄楼赋后》中明确交代了黄楼的建成时间：“元丰元年八月癸丑，楼成。九月庚辰，大合乐以落之。始余欲为之记，而子由之赋已尽其略矣，乃刻诸石。”“八月癸丑”就是阴历八月十二日，“九月庚辰”即阴历九月九日，重阳节。建成后的黄楼高十丈，楼前竖立一杆五丈高的大旗。一楼设有屏风，苏轼本想请表兄文同画竹，因文同病重未果，后由徐州推官毕仲询书写篆书。树立了苏辙撰文、苏轼书写的黄楼赋碑以及秦观黄楼赋碑、陈师道黄楼铭、苏轼《奖谕敕记》等几块刻石。二楼以上为观景、宴宾场所。黄楼的变迁黄楼建成后历经崇宁党禁、战乱纷争、朝代更迭、黄河改道等种种磨难曾一次改名，两次迁址多次重建和重修至今仍然屹立在故黄河畔可谓饱经风霜历久弥坚宋崇宁年间改名为“观风楼”崇宁年间，奸相蔡京把持朝政，打击元祐党人，禁毁元祐学术。朝廷下旨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等309人列为奸党，刻“元祐党籍碑”，“立党人碑于端礼门”。令全国各州县皆刻“党人碑”，以颁行天下，后世子孙永为惩戒。将元祐党人所撰书籍、碑刻一并损毁，史称“崇宁党禁”。宋徽宗曾下旨:“应天下碑碣榜额，系东坡书撰者，并一例除毁。”徐州官民感念苏轼恩德，为保护黄楼，暂时改名为“观风楼”。南宋徐度《却扫编》记载：“徐州黄楼，东坡所作，而子由为之赋，坡自书。时为守者独不忍毁，但投其石城濠中，而易楼名‘观风’。”党禁松弛后黄楼又恢复原名。元代始迁至徐州城东北角徐州入金后，黄楼依然保存完好。元代郝经《晚登徐州黄楼》诗云：“人物山河自古雄，郡人犹说大苏公。……我来慷慨怀今昔，杯酒超超驻晚风。”郝经（1233—1275），字伯常，元初名儒，幼遭金末兵乱。他看到的黄楼仍是完好的。元初曾遭到火焚，只剩基址。元代陈义高《徐州读黄楼碑》诗云：“黄楼灰烬余，基峙东门外。雄碑刻石赋，烈火烧不坏。”陈义高（1255—1299），字宜甫，号秋岩，精于兵机，是元世祖忽必烈的谋士，有《秋岩诗集》传世，较郝经年幼22岁，他看到的黄楼是火后废墟，所幸黄楼赋碑没被烧坏。元代王旭《登徐州黄楼》诗云：“儿时曾诵黄楼赋，心在彭城三十年。今日扁舟来过此，令人怀古却凄然。山川故国衣冠后，风雨残碑瓦砾前……”王旭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曾主持砀山县学，与陈义高年龄相仿，他看到的黄楼是残碑瓦砾。根据陈义高、王旭的诗歌内容，以两位诗人30岁为基准推断，黄楼应在元初，大约1285年前后被焚毁。元中期迁址重建。元代马祖常《徐州吊苏眉山》诗云“城角黄楼壮，苏公骨已仙。”马祖常（1279—1338），字伯庸，元朝延祐二年（1315年）进士，较陈义高年幼24岁，他看到的黄楼已经迁移到城角去了，得到重修，非常壮观。元代柳贯《登徐州城上黄楼北望河流作》诗云：“高楼背水压奔冲，影动云虹落水中。土色从黄宜制胜，河声触险听分洪……汴泗交流平似席，南行北播本同功。”柳贯（1270—1342），字道传，元代文学家，较马祖常年长9岁，他看到的黄楼位置临近汴泗交流处，处于河流要冲，气势非凡。根据马祖常、柳贯的诗歌描述，以两位诗人30岁为基准推断，黄楼应在元中期，大约1310年前后，迁址到徐州城东北角重建。明代重建仍在徐州城东北角元末农民起义军与官军在徐州的争夺战，徐州城毁于一旦。直至洪武八年（1375年），才由明朝政府着手重建。明徐州城基本是在宋城的旧址上建设的，一些名胜古迹也得以恢复。其中黄楼延续元代的位置，在州城东北角重建。现存最早的徐州地方志———明正统《彭城志》记载：“黄楼在城东北隅。宋熙宁中，苏文忠公出守徐州，时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不浸者三版。轼庐于城上，使吏民分堵以守，卒全其城。水既退，因筑黄楼，以黄为土色，能制水故也。今东北城角楼即其地也。”具体位置就在今树人中学西侧，徐州市鼓楼区黄楼街道府城阁小区内。明、清、民国时期多次重修明、清、民国时期，黄楼位置均在徐州城东北角，历经多次重修。明代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刘宪任徐州知州，在任期间重修了黄楼。还请当时的著名诗人李东阳、谢铎赋诗，二人均写了《重修黄楼歌》。李东阳诗云：“是时刘守当郡寄，仰视此楼半倾圮。当庭一叱百吏随，木石排空屹山峙。”顺治十六年（1659年），时任徐属防河同知的魏裔鲁重修了黄楼，并供奉二苏像于楼中。竣工后，他与好友方文、张能鳞、李世洽等一同赋诗庆贺。魏裔鲁《黄楼》诗云：“余幸踵事修其坠，伐木鸠石不遑居。数月功成水归壑，崇高不怕秋涛淤。……兄弟并祀一堂中，徐人口碑咸悦服。”方文《黄楼歌为魏少府竟甫先生作》诗云：“层城刻木像二苏，四时湮祀众所趋。岂只游人恣玩赏，实为守令存师模。”后来黄楼又屡毁屡修。民国《铜山县志》记载比较详细：“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知州姜焯，道光四年（1824年），徐州道吴耆德、铜沛同知胡晋相继修。同治十年（1871年），徐海道吴世熊、知府朱忻复修，右侧庋黄楼赋石刻。”民国时期，1915年，反动军阀张勋沽名钓誉，粉饰太平，曾对放鹤亭、黄楼、快哉亭、燕子楼等古迹进行过维修。这一阶段，黄楼经过多次重修、改建，清朝中后期的规制是三间大殿、两层，建有碑房、碑亭、院墙、院门等附属设施。一楼供奉了苏轼、苏辙兄弟塑像，乾隆末年又增加祭祀邵大业。清末、民国时期供奉苏氏兄弟和苏小妹。上世纪五十年代陆续被拆除，碑房最后保留至1998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黄楼大殿因年久失修、屋宇坍塌，被拆除。地基料石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深挖洞、广积粮”运动中，被拆去修防空洞。大殿南30米左右的碑房当时仍然幸存完好，六十年代分配给魏家宾先生家居住，编定为徐州市鼓楼区永康路153号，直至1998年拆迁时拆除。1988年再迁至庆云桥东故黄河南岸重建1988年10月，经科学论证和规划，徐州市委、市政府在庆云桥东故黄河南岸重建黄楼。新建黄楼高18米，坐东朝西，为重檐歇山式仿宋建筑，外两层内三层，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宋代规制，更加宏伟壮丽。为增大文化古迹的集聚效应，这一带于1986年还重建了镇河铁牛，1987年重建了“五省通衢”牌坊等古迹，2007年又增添了仿古石舫（问月舫）、《苏轼在徐州》线描石刻壁画（“抗洪保城”“筑成安民”“以诗会友”“惜别徐州”四幅）等景致。以此为基础，系统整合各类景点，重建了始于清代的黄楼公园。黄楼公园自1989年5月1日正式对游人开放，2007年1月实行敞门入园，现已成为人们凭吊苏公遗迹、了解徐州历史文化的游览胜地。黄楼既是一座享誉海内外的名楼，也是一览中国社会治乱的晴雨表；既是一张徐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闪亮名片，也是一盏指引后人为官为人的耀眼明灯。黄楼近千年来所积聚的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永远值得我们发掘、传承和弘扬。周奎生文/图

2021-09-06
苏东坡的孙子娶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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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我写过一篇《苏东坡的儿女跟谁结亲》，说苏东坡与弟弟苏辙做官以前，眉州苏家只能跟当地人结亲，苏东坡的父亲苏洵攀龙附凤，将女儿苏八娘嫁给省级干部（转运使）程某的儿子，因为门不当户不对，致使女儿受尽虐待，不到二十岁就香消玉殒。苏东坡与苏辙做官以后，苏家马上改换门庭，婚姻圈子不断扩大，与欧阳修、曾巩、范镇等高级官员结为亲家，儿子们迎娶尚书的孙女，女儿们嫁给知府的儿子……今天接着这个话题往下谈，说说苏东坡以及苏辙孙辈的婚姻对象。我们知道，苏东坡有三个儿子（小妾朝云生下第四子，不幸夭折），分别是苏迈、苏迨、苏过。这三个儿子又给苏东坡生下十几个孙子，有名可考的不到十人，能查到妻门出身的仅有两人，这两人分别是苏符、苏篑（读音同“愧”）。苏符是苏迈的二儿子，字仲虎，生于公元1086年，天资聪颖，几岁就会作诗，深受苏东坡的宠爱和器重。早年苏辙在许昌买房，苏东坡流放时，部分子孙依附苏辙，去许昌定居，所以苏符在许昌长大。后来又因为苏东坡葬在郏县，所以苏符搬到郏县守墓，与苏东坡的三儿子苏过一起在郏县安了家。又过几年，苏辙去世，朝廷为了纪念苏辙的功劳，给苏辙的儿子、孙子和侄孙封官，苏符也得到一顶乌纱帽，被派到确山当县丞，相当于副县长。再后来，北宋灭亡，南宋建立，苏符衣冠南渡，被宋高宗提拔为蜀州知州，相当于市长。岳飞遇害的前一年（公元1141年），苏符又一次被提拔，担任礼部侍郎，相当于副部长。苏符娶妻王氏，王氏是王适的女儿。王适又是谁呢？他是苏辙的女婿、苏东坡的侄女婿。苏符作为苏东坡的孙子，迎娶苏东坡侄女的女儿，属于亲上加亲。事实上，王适还是苏东坡的爱徒，苏符娶王适的女儿，正是苏东坡亲自提的亲，相当于让孙子去娶徒弟的女儿。王适学问很好，可惜死得早，没有做官。王适的父亲王正路却是朝廷命官，与苏东坡交情不浅。从这层关系来讲，苏符娶的又是祖父好友的孙女。再说苏东坡的另一个孙子苏篑，此人是苏东坡二儿子苏迨的儿子，生卒年不详，只知道苏东坡活着时，苏篑尚未出世。苏篑的母亲复姓欧阳，是欧阳修第三个儿子欧阳棐的第七个女儿。苏篑长大后，娶妻范氏，范氏是大臣范镇的曾孙女。对北宋历史不太了解的朋友，未必熟悉范镇这个名字。我要说明一下，范镇年轻时与司马光同住一室，同在一个院落办公，同时担任主考官，后来又与欧阳修一起编撰《新唐书》。范镇的恩师是薛奎，而薛奎是包拯的同僚兼挚友。苏东坡的父亲苏洵曾在开封老郑门（又名宜秋门）外买房，钱不够，向范镇借了许多钱。因为这层关系，苏东坡和苏辙都将范镇视为亲长，苏东坡的三儿子苏过娶了范镇的孙女，苏辙的三儿子苏逊娶了范镇另一个孙女。从苏过、苏逊到苏篑，苏家与范家世代结亲。苏东坡有三个儿子，巧合的是，苏辙也有三个儿子。苏辙这三个儿子分别是苏迟、苏适、苏逊，其中苏迟官至工部侍郎，相当于副部长；苏适和苏逊官至通判，相当于副市长。苏东坡有十几个孙子，刚巧苏辙也有十几个孙子。其中苏迟有苏简、苏策两个儿子，苏适有苏籀（读音同“宙”）、苏笵（读音同“范”）、苏筑、苏筥（读音同“举”）四个儿子，苏逊有苏筠、苏箴、苏箱、苏簦（读音同“登”）四个儿子。除了这10个人，别的孙子暂不可考。苏辙的长子是苏迟，苏迟的长子是苏简，所以苏简是苏辙一门的长门长孙。身为长门长孙，苏简没有辜负苏氏家族的厚望。他在北宋末年当官，在郑州当过司法干部（时称“司刑”），南宋初年去江西饶州当副市长（通判），宋高宗绍兴年间（公元1131年～公元1162年），又接替李清照婆家大哥赵存诚的职位，出任广东安抚使，相当于广东省省长。苏简娶妻韩氏，韩氏是“忠献公之四世孙”（《宋宜人韩氏墓志铭》），即北宋名相韩琦的玄孙女。苏适的长子苏籀，本为苏辙长子苏迟所生，由于苏辙次子苏适最初没有儿子，所以过继给苏适。苏籀一生经历曲折，幼年和少年时期都在许昌度过，北宋末年当上小官，刚当官不久，父母相继过世，只能回许昌守孝。直到金兵南侵，他也像绝大多数士大夫后代一样，背井离乡，向南逃难。他先到湖南，后到浙江，可能还去过福建。直到南宋建国十几年后，宋高宗想起苏东坡的文章，下旨征召苏东坡以及苏辙的后代为官，苏籀才再次走上仕途。他渴望光宗耀祖，重振苏家声威，为此不惜溜须拍马，捧秦桧的臭脚，与设计陷害岳飞的奸臣王次翁结成死党，并且对主战派大臣李纲落井下石。在秦桧提携下，苏籀不断升官，从县衙门的小小秘书升到副市长（通判）。苏籀活了70多岁，娶妻不止一个，目前考证到的一任妻子姓方，来自福建莆田方家。唐宋时期，方家一直是莆田的名门望族，前几代都是唐朝进士，入宋以后，又出过一个方慎言，与欧阳修的父亲欧阳观和《卖油翁》作者陈尧咨是同榜进士。方慎言曾任广东转运使、广州市舶使、广东兵马钤辖，相当于广东省省长、海关关长兼军区司令。苏籀娶的妻子方氏，可能是方慎言的曾孙女或者玄孙女。苏东坡和苏辙都是进士，到了儿子辈，如苏迈、苏过、苏迨、苏迟、苏适等人，没有一个考中进士；再看孙子辈，苏符、苏篑、苏简、苏籀、苏策、苏筑、苏筠等人，至少就墓志铭和正史记载而言，也未见有人考中进士。但是，这并不影响苏东坡兄弟的儿孙们做官，他们当中仕途平顺的，竟能升到省级、部级，比那些十年寒窗金榜题名的进士还要辉煌得多——宋朝大部分进士终其一生，都只能在府、县两级打转转。苏东坡的儿孙为什么能如此幸运呢？是因为他们能力强吗？未必；是因为他们学问大吗？也未必。主要因为他们是苏东坡和苏辙的儿孙，有机会得到“父荫”或“祖荫”，有机会不经过科举考试直接被朝廷封赏一官半职。其中还有一些儿孙，没有得到苏东坡哥俩的恩荫，却得到外祖父或者舅父的恩荫，例如苏迟的儿子苏策，“以外祖梁子美恩，授将仕郎，主新郑簿（《宋史翼》卷四）”。苏迟娶了湖南提刑梁子美的女儿，所以梁子美是苏策的外祖父，所以苏策靠着梁子美的恩荫，得到“将仕郎”（文官初级官阶）的乌纱帽，去新郑当上了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主簿）。不仅在做官上优先，苏东坡的儿孙谈婚论嫁，同样占尽优势。如前所述，苏迈等人能娶欧阳修和范镇的孙女，苏简等人能娶韩琦和方慎言的玄孙女，都是与朝廷重臣结亲，与名臣后代婚嫁，都将“门当户对”这四个字发挥得淋漓尽致。苏东坡的儿孙一定很帅、很能干、很有钱、很有才华吗？当然不是。那为什么能同时在事业和婚姻上占优势呢？我有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像苏东坡这种大腕的后代，家庭教育和综合素质可能比一般人强。就像常春藤名校的毕业生，在职场上总是更受欢迎。藤校生未必一定优秀，但是茫茫人海，应聘者云集，一张藤校文凭意味着你是优秀人才的概率比别人高，能迅速降低雇主的选择成本。

李开周

2020-08-03
苏轼赶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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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周书接上回。毫不夸张地说，北宋开封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北宋中后期，开封城区人口已经超过100万，据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估计，极盛时已有150万人。现在听起来，150万人的城市并不算大，可在与北宋同时代的中世纪欧洲，10万人的城市就算是超级大都市了；在与北宋同时代的西夏、辽国、高丽、大理、占城、交趾、青唐吐蕃、高昌回鹘、马来群岛上的三佛齐等政权统治下，最繁盛的城市也不超过30万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人口稍微多一些，但极盛时期才70万人，仍然比不上北宋开封。人很多，面积却不算大，假如以外城城墙为限的话，北宋开封的城区面积肯定比不上现代开封，然而城区人口却几乎赶上了现代开封。再考虑到当时楼房少而平房多，摩天大楼绝对没有，那么北宋开封的人口密度可以想见。人多地少，地价和房价肯定很高。有多高呢？北宋文学家王禹偁有个模糊的说法：“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小畜集》卷16）开封的地皮堪比黄金。南宋哲学家朱熹的说法更有说服力：“且如祖宗朝，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朱子语类》卷127）北宋时期文武百官大多买不起房子，连宰相、参政、枢密使、三司使这些高官都在租房住。上期说过，苏轼的父亲苏洵在开封老郑门附近买了一所房子，当时花了多少钱呢？800贯。当时开封工薪阶层的收入是多少呢？平均月薪3贯。算一算就知道，一个普通人在开封不吃不喝工作200多年才能买得起这所房子。那么苏洵凭啥买得起呢？第一，他们苏家在眉山是地主，苏轼的母亲程氏还在眉山县城经营了一家店铺；第二，苏洵买房时借了很多钱，这笔债要到苏洵死后很多年才被苏轼还清。前面分析了苏轼赶考时的开封房价问题，下面再分析苏轼的考试成绩。公元1056年八月底，苏轼参加开封府解试的成绩出来了，非常理想，高居第二名。换句话说，他以一个四川人的身份，成了开封府解试的第二名举人。第一名举人是谁呢？他叫袁毂。很有意思的是，这个袁毂也不是开封籍，而是明州（今宁波）人。宋朝没有秀才，只有举人和进士，科举流程是这样的：先通过地方举行的解试，成为举人；再通过全国举行的贡试（当时又叫“中书省试”“礼部试”，简称“省试”和“部试”），取得考进士的资格；最后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试，才能成为进士。考中举人以后，苏轼和苏辙继续住在太平兴国寺浴池（由此可以推想，苏洵此时应该还没有购买老郑门附近那所房子，否则苏轼哥俩就不用继续住浴池了），为全国贡试做准备。公元1057年正月初六，他们参加了贡试，考场位置在如今大南门东北角，主考官是大名鼎鼎的文学家欧阳修。考试成绩出来，苏轼仍旧是第二名，第一名考生叫李寔。又过两个月，到了三月初五，苏轼、苏辙和其他通过贡试的考生一起走进皇宫大内，参加宋仁宗主持的殿试。殿试结束，朝廷很快张贴进士榜，第一名叫章衡，第二名叫窦卞，第三名叫罗恺，第四名叫郑雍，第五名叫朱初平，而苏轼名列第六。最近这些年，很多不了解宋朝科举制度的朋友都言之凿凿地说，苏轼在进士考试中名列第二，差一点儿就中了状元。实际上，名列第二是苏轼的解试成绩和贡试成绩，而解试和贡试都不能决定进士排名，只有殿试可以。苏轼殿试成绩排名第六，那可不是差一点儿中状元，而是差了一截。当然，中状元未必就一定前程远大，第一名也没什么了不起。您不妨再念一遍刚才说过的那些名字：公元1056年开封府解试第一名袁毂、公元1057年全国贡试第一名李寔、公元1057年殿试第一名（状元）章衡，是不是特别陌生？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在古代中国持续1000多年的科举考试中，出了一大堆状元，出了一大堆第一名，能流芳百世的有几个？苏轼在科举考试中从来没考过第一名，但他的名声有谁能盖过？所以，如果您是孩子的家长，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成绩并不优异而焦虑，那么请想想苏轼、陆游、李白、杜甫，想想这些彪炳史册的大家，有哪个是第一名？苏轼是第六名进士，陆游甚至没考中进士，而李白压根儿没参加过科举考试，杜甫则是连考十几年才考中的。这里还想补充说明的是，无论在唐朝还是在宋朝，考中进士并不代表一定能做官，进士只是一种学位，不是官位，进士要想做官，还得参加朝廷举行的“铨试”，类似现在的公务员选拔考试。现代公务员选拔考试分成好几类，有国家级的考试，有省级的考试，还有选调生考试和跨地区遴选。宋朝的铨试也分好几类，有最高级别的为了选拔中央储备干部而举行的“制科考试”，有最低级别的“吏员考试”，也有专门让低级文官参加以便能被更快提拔的“改官考试”。苏轼考中进士，又准备参加铨试，但是天不遂人愿，他们父子三人在开封收到四川老家发来的消息——苏轼的母亲程氏去世了。公元1057年四月，父子三人从开封动身，回眉山奔丧。然后呢？按照古代的规矩，苏轼和苏辙照例要守孝三年。公元1059年，守孝期满，三人再次离开眉山，赶往开封。这年八月，苏轼和苏辙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制科考试，宋仁宗亲自主考，司马光等大臣监考。制科考试是最难的考试，甚至比进士还难考，但苏轼毕竟有才，不仅顺利通过，而且还考了第三等。要知道，宋朝制科的第一等和第二等要留给孔子、孟子那样的古代圣贤，第三等就是实际上的最高等。也就是说，苏轼参加这种最高级别的公务员选拔考试时，取得了最好成绩。公元1059年农历十一月，苏轼正式进入官场，被朝廷分派到陕西凤翔府做“签书判官厅公事”，简称“签判”，相当于现在陕西省宝鸡市的市政府秘书长。于是他从开封去陕西上任，带着自己的妻子王弗和长子苏迈。他父亲苏洵呢？因为没能考中进士，不能参加公务员考试，所以还没有官做，还在开封找关系，试图通过别的途径获得一官半职。因为苏洵留在了开封，所以苏辙也不得不留在开封侍奉老爹。在那时，苏洵应该已经买下老郑门附近那所房子。《三字经》有云：“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苏老泉就是苏洵，其实他并非27岁才发奋读书，而是从27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但他的成绩不如两个儿子，考了很多年，最终也没有考中进士。从清朝到今天，民间一直传闻苏轼父子是“一门三进士，父子三学士”，但这不符合历史，因为苏洵并不是进士。虽然苏洵不是进士，最后他却通过欧阳修的举荐，被朝廷选拔到一个中央闲散机构修编礼仪，获得了一个九品小官的官职。这就是苏轼赶考的故事。

2023-05-15
“三苏故里”苏邱村栾城归葬苏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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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冰在中国，只要问到历史上的“三苏”是谁？相信很多人会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苏洵、苏轼、苏辙。是的，纵览中国历史，没有哪一家能像苏氏家族一样，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据三个席位，传为千古佳话。当然，这除天资禀赋之外，苏氏一脉代代相传的家风渊源，也是他们的重要基石。三苏故里河北栾城苏邱村那么“三苏”故里在何处？苏氏一脉源于谁？就成了历史文化追溯的重点。然而，没有任何争议的是“三苏”故里，就在今天的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的苏邱村。据《栾城县志》记载：“唐苏鸾台味道墓在城西北十八里苏邱村。”这就明确记载了苏氏祖籍在河北栾城。武则天临朝时期，宰相苏味道被贬为眉州刺史，其后苏味道卒于眉州，他的二儿子苏份留在眉山。苏份的第九代子孙是苏洵，苏洵的二儿子叫苏轼，三儿子叫苏辙，父子三人成为一代文豪。苏味道死后，归葬栾城苏邱村。因此，三苏故里，就在今天的栾城苏邱村，苏味道，是“三苏”先祖。走进苏邱村拜谒苏味道墓出石家庄南二环，顺石栾路南行不远，就到环城水系，从水系南侧的大路拐向西直行几华里，就到达苏邱村。苏邱村，原名为苏丘（苏家冢的意思）。《栾城县志》记载：“唐苏鸾台味道墓在城西北十八里苏邱村。”苏邱村置自唐代，因唐代宰相苏味道墓而得名苏丘，清雍正初改为苏邱。苏味道墓位于苏邱村中部，有1300多年的历史，占地3500平方米。封土高约4米，直径约10米，四角有四座井亭，墓台周围有翠柏和白玉栏杆环绕。墓前立有3通石碑，正中的石碑上书“大唐苏味道之墓”，左右两块碑上书“三苏发祥”、“眉山发迹”字样，还有一块《苏味道墓修复碑记》卧碑。站在墓前，思绪随风而动，历史中的苏味道立体起来。苏味道三度拜相诗风清正苏味道，字守真，生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卒于705年)，苏邱村人，唐代政治家、诗人。苏味道九岁能诗文，少年时，便和赞皇李峤以文辞著名，时称“苏李”，十九岁进士及第。在武则天时期，苏味道三度拜相，居相位九年。在初唐时期，他与同时代的李峤、崔融、杜审言并称“文章四友”。在诗人中，“苏李”往往又与“沈宋”，也就是沈佺期、宋之问相提并论。沈佺期18岁中进士，宋之问19岁中进士，同属凤毛麟角之才。他们都大力创作近体诗，对唐代律诗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苏李”的成就虽不及“沈宋”，但由于他两人身居高位，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苏味道诗风清正挺秀，绮而不艳，多咏物诗，流传的有《咏井》、《咏霜》、《咏虹》等，特别是那首《正月十五夜》：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更是被誉为“古今写元宵节诗之首”。苏味道诗写的好，但从政却很谨慎，特别是在武则天强权当政时，他采取明哲保身方式，避免得罪各方，处事便模棱两可。常对人说：“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模棱以持两端可矣。”时有“苏模棱”之称，这也就是“模棱两可”一词的来源。“三苏”感恩虽居眉山不忘栾城苏味道有四个儿子，老大、老三、老四都“子承父业”做了官，只有老二与众不同。这个老二叫做苏份，苏味道死后，苏份就在眉山县，也就是现在的四川眉山东坡区娶妻生子。“自是眉州始有苏氏”。苏味道死后，归葬苏邱村。作为后人的“三苏”，虽居于眉山，并在眉山开枝散叶，但对于祖籍河北栾城，一直念念不忘。他们在文章、诗词、书画经常署名为“赵郡苏洵”、“赵郡苏轼”等，苏辙更是被朝廷授予“栾城县开国伯”，他的作品集叫《栾城集》。苏东坡的墓志铭上也写道“苏自栾城，西宅于眉”。苏洵之孙苏籀撰录苏辙语录一卷，取名《栾城遗言》“以示子孙”也说明苏氏一门源于栾城。亭台掩映诗词长廊在苏味道墓前左侧，建有碑刻与亭台，高大的亭台，显然是备给拜谒者临时休息用的。碑刻的诗词长廊分布均匀，细细读来，让人沉浸在那些隽永的词句之中。这里是苏东坡祖籍，自然也是“东坡文化”的源头，因此在苏味道墓对面的一处古旧房屋墙上，就会看到画着一些苏轼的轶事，这也是人们把苏氏后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方式。苏轼的轶事里，既有“出人头地”的来历，又有“水落石出”的演化，还有“天涯何处无芳草”的趣说，更有“沧海一粟”的来源。更有意思的是，竟然特意把“东坡肉”的传说进行了重点介绍，想来美食是人人割舍不开的最爱。原来，“东坡肉”是苏轼在徐州任知州时，带领徐州人民抗黄河之灾，筑堤保城，百姓感恩，杀猪宰羊，上府慰劳，苏轼推辞不掉，收下后，研制成红烧肉，又回赠给抗洪的百姓，肥而不腻，酥香味美，被称为“回赠肉”。后苏轼被贬黄州，自己在一个东山坡上开荒种地，便自封“东坡居士”，又把红烧肉进行完善，成为“东坡肉”了。虽是轶事，也因此说明苏氏一门，清正廉洁、醉心诗学、淡泊新心性的生活态度。清明桥上雨纷纷离苏邱村不到1公里，有座清明桥。因此桥是苏味道后人清明祭祖的必经之路，而得名“清明桥”。清明桥坐落于洨河故道上，建造年代比较久远，与赵州桥一样，同为李春修建，全长44.2米，宽5.08米，是一座规模较大的石拱桥，如今洨河早已干涸改道，清明桥也已经成了文物，被文保部门保护了起来，是省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那些桥上来来往往的苏氏后裔和路人，已定格成历史影像。苏邱村依旧熠熠生辉苏邱村，作为“三苏”祖籍，也见证着苏氏家风代代相传，甚至已经超越了一宗一脉的意义，载入中国人的口碑，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文化之中。“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苏氏一门的成就，虽穿越岁月而依旧熠熠生辉。袁冰山河行袁冰河北省音乐家协会会员，河北省文学艺术研究会会员，“北方以北围读会”联合发起人，“书多多”原创自媒体公众号联合创始人。热爱自然万物的行者，醉心历史文化的学人。

袁冰

2020-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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