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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钻石”土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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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特约撰稿陆明沉香自古被列为众香之首。海南天然沉香，又称“天香”，也称“土沉香”“琼脂”，清香淡雅，芬芳别致，犹如芝兰，价值很高，自古就被视为稀世珍宝，堪称“植物中的钻石”。历经数百年的不断采挖，昔日的沉香生产大国，中国、印度的野生沉香资源已基本灭绝，越南、柬埔寨等国的野生沉香资源也濒临灭绝，产量日益稀少。近年来，印尼、马来西亚等国成为当今亚洲沉香主产地。优质沉香资源稀缺，而市场依然趋之若鹜，形成了沉香价格扶摇直上，甚至达到每克上万元或几万元的天价。1沉香自古多为文人赞海南天然沉香，自古就被视为稀世珍宝。千百年来，王公贵胄、文人雅士为拥有和使用海南沉香“不顾金帛”，留下了说不完、道不尽的千古美谈。早在西汉时期，“丝绸之路”就为中原带来了丁香、乳香、安息香、龙涎香等。宫廷开始出现用香药调配香方，还出现了著名的香具——“博山炉”。刘向编撰的《别录》出现了关于沉香的记载。隋唐时期，佛教的兴盛带来了香料的大量需求，香料成为重要贸易物资，出现了众多专门经营香材、香料的商行。宋朝时期，海南沉香已享誉中原大地。北宋名臣丁渭（公元966-1037年）被贬为崖州司户后，接触和了解海南风物习俗，对海南生产的沉香推崇备至。他的《天香传》专门论述海南沉香：“琼管之地，黎母山酋之四部境域，皆枕山麓，香多出此山，甲于天下。”后来，宋朝天文学家、药物学家苏颂（1020年－1101年），在其所著的《本草图经》中介绍海南沉香：“沉香、青桂等香，出海南诸国及交、广、崖州。”唐宋八大家之一、宋代文学家、书法家苏轼（1037－1101），被贬谪海南期间，赠送沉香“山子”，并撰《沉香山子赋》，祝贺其弟苏辙60岁生日。赋文借用海南沉香的品性特质，赞誉苏辙文章的超凡脱俗：“独沉水为近正，可以配詹匐而并云。矧儋崖之异产，实超然而不群。既金坚而玉润，亦鹤骨而龙筋。”“沉水”即“沉水香”，特指海南沉香，足于与詹匐（即栀子，茜草科植物果实，二三月开花，花气芳香四溢。也有人解释为中印度之古国吠舍离生产的沉香）媲美。而苏辙隔海相望，作《和子瞻沉香山子赋〈并引〉》予以回应。苏辙文中说到：维海彼岸，香木爰植。山高谷深，百围千尺。风雨摧毙，涂潦啮蚀。肤革烂坏，存者骨骼。巉然孤峰，秀出岩穴。如石斯重，如蜡斯泽。焚之一铢，香盖通国。王公所售，不顾金帛。”借用海南沉香树的生长环境和沉香的形成过程、品质特性和珍贵价值，述说苏氏的坎坷经历和高贵品质。苏轼兄弟的文章，无疑在当时社会中扩大了海南沉香的知名度。此后，南宋四大家之一、诗人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说：“世皆云二广出沉香，然广东沉香乃自舶上来，广西沉香产海北者亦凡品，惟海南沉香最胜。”进一步把海南沉香的地位推向了巅峰。明朝时期，郑和七下西洋，带回了檀香、樟脑、乳香、木香、安息香、苏合香等香料，北京城里的市井也出现了专业的制香作坊和商人，并深受文人雅士之追捧。此时的香学典籍也十分丰富，周嘉胄的《香乘》开卷即说：香出占城（越南）者，不若真腊（柬埔寨），真腊不若海南黎峒，黎峒又以万安黎母山东峒者冠绝天下，称赞“海南沈香，一片万钱”。及至清朝，乾隆皇帝亲自组织、历经十年编成的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就收录了包括《香乘》在内的香学典籍。只是清中叶后，朝政腐败，经济衰落，战乱连绵。人们失去了安神养生怡情的雅致，香文化也渐行渐远，失去了丰富内涵，仅保留在寺庙供奉和民间祭祀之中。2沉香树多为瑞香科常绿乔木广义上的沉香，是指一类瑞香科常绿乔木“结”出的、混合着树脂、木纤维和真菌成分的固态凝聚物。如马来沉香树、崖香树、印度沉香树等都可以形成沉香。沉香树不是某个单一树种，而是一类能分泌油脂的“香树”。从植物学上说，瑞香科常绿乔木多数种都能结香，只是由于物种和结香环境不同而导致香的品质迥异。沉香树的最佳生长环境是摄氏19℃至34℃、阳光充足的热带雨林地区。沉香树虽喜高温环境，但幼苗和低龄期耐荫不耐曝晒，适宜在日照较短的高山密林中生长。因此，野生沉香树总是在大型阔叶乔木株植的间隙中生长，但成年树则喜光，只有获得充足的光照，才能开花结果、促进结香。瑞香科树因树种不同所结的沉香品质也不同。亚洲中南半岛越南、柬埔寨等国，以瑞香科秘香树为主，是常绿的热带乔木，树皮灰黑，卵形薄叶，叶片背面有绒毛，与其他大型阔叶树混杂生长。而临近赤道的岛屿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则是另一种瑞香科植物鹰木。鹰木是常绿高大乔木，叶卵生，叶背有较长绒毛，木质颜色较深，与其他阔叶树伴生。鹰木沉香以树木折倒后陷于沼泽、经微生物分解合成的水沉香为上品，气味清雅、飘逸、油脂足，而且能结成大块，适合雕刻各种观赏件和把玩件。海南野生沉香树主要是瑞香科白木香属的热带乔木植物，分布在三亚、保亭、陵水、昌江、白沙等市县。由于野生沉香树十分稀少，且生长缓慢，很早以前，人们就尝试人工种植沉香树。台湾是我国人工栽培沉香树并成功结香较早的地区之一。现在我国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等地都有大量人工种植的沉香树。3结香需数年甚至数十年陈焕镛主编的《海南植物志》认为，沉香的形成是“树干受损伤时，流出粘胶汁液，沉于土下，日久堆积，凝结成褐黄色或淡黄色固体，名为土沉香”。其实，沉香是香树在受到外部伤害、自身病变等情况下，分泌出的树脂与木纤维形成的混合物，或者沉香树折倒后在沼泽地里经微生物分解合成。沉香树的根部、枝干、心材和表皮处等任何部位，只要条件适宜，都能形成沉香。按照科学家的说法，药用沉香是由于香树损伤后分泌出树脂并被真菌侵入寄生，在菌体内酶的作用下，形成香脂，经多年沉积而得。药用沉香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并非所有的大龄、老龄沉香树都能结成药用香。通常只有10年以上树龄的沉香树受损伤后才有可能形成沉香。长势健壮、完好无损的香树，即使上百年也只是在树体内某些部位凝结油脂，因没有真菌侵入发酵醇化也不能形成药用沉香。沉香有生结、熟结之分。生结（也称“活沉”）是指活体树木经蚁蛀、砍伐、雷击、风雨摧折等外力损伤，导致树脂分泌溢出修复，并与木纤维凝结生成的香凌。熟结（亦称死结、虫结）是指香树枯死、树干折断后倒伏在地上或埋于泥泽中，被虫食或真菌腐朽后，残留的树脂含量较高的部分。也有人把倒伏在地面被虫食而残存的树脂叫“土沉”，而把倒伏后沉入泥泽或河流中被真菌腐蚀后残留的树脂叫“水沉”。不论生结、熟结的沉香，通常都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而品质上好的沉香则需要上百年甚至千年才能形成。树脂凝结的越多、木纤维越少，沉香的密度越大、份量越重，质量也就越好。因此，人们通常以是否沉水来给沉香分级：能沉下水底的，称为“沉水香”，也是最高等级；半浮半沉的，称为“弄水香”（也称“栈香”），等级稍次；漂浮于水面的，称为“黄熟香”，质量较差。随着人工栽培沉香树的成功，人工结香技术也日益成熟，并被广泛运用。所谓人工结香，就是人为地在栽培的沉香树上制造创伤，如钻洞、刀砍等，让其分泌树脂，数年后割取香脂。割取时造成的新伤口，还可继续生成沉香。能够结香的沉香树树龄一般都很长。树龄较短的沉香树，即使能产香，因为油脂主要集中于主干的表皮，或树根、粗叉、创面部位，且很浅薄，只适用于一般的药用或提炼精油。特别是人工种植的沉香树，基本属于“速生”树，且人为制造树身创伤，催化油脂集结。这类“速生”沉香，品质与野生老树的结香差距甚远。4寻香艰难只凭经验和运气野生沉香采集十分艰难。沉香不是矿物，没有矿脉和显著标志，寻找沉香只能凭经验和运气。沉香树生长在海拔400至1000米左右的原始森林，多为单株生长，鲜有成片树林。采香的路线和行程难于确定，常常要在荒山野岭中风餐露宿。有经验的采香人，通常根据沉香树的树身大小、树龄长短和长势好孬等状况，来判断是否结香。如果树木有创伤或病变，枝叶枯黄，树身有斑红点，就可能聚脂结香。特别是夜间，乘着月色，迎着阵阵飘荡的淡淡清香，伴有鼠蛙蛇蚁的出没，附近应有结香。但这样大海捞针似的巡山，有很大的偶然性，更不是人人都有好运气。有时辛劳数月、历尽艰险，一无所获。有时即使发现了沉香树，但没有结香也是枉然。只能记住方位和地理特征，在树身上人为制造创伤，待若干年后结香再来取。即使这样，也有可能被别的采香人取走。至于水沉香的采集，更是可遇而不可求，不仅更加艰难，还有许多神秘色彩。现在，海南已基本没有采取水沉香了。相传，印度尼西亚的巴布亚人寻找沼泽中的水沉香，要选择吉日，还要历尽艰辛，甚至冒着蛇虫攻击、荆棘割刺、毒腐气体熏害等危险。人们通常根据一种独有的鸟类“桑得拉瓦西鸟”引导，找到可能蕴藏沉香的沼泽。这些沼泽大多是千百、亿万年间被泥石流、洪水等冲积而成。采香人用铁棍或树枝在泥潭中不断地探寻或摸索，遇到底下有粗糙或沙质的感觉，就挖扒捞取出来，然而大多是普通的朽木。能否挖取到沉香或沉香木，全凭运气。5古人据外观给沉香取名沉香是树脂自然凝聚而成，因而外观形状差异很大，大小、厚薄、轻重各不相同。沉香一般长约7-30厘米，宽约1.5-10厘米，但也有长达1米的珍品。片状的沉香，有的为小破碎片，有的为带裂纹的薄片，通常一面呈树脂凝结面并略有光泽，凹凸不平有颗粒感；另一面有凿削痕，间有少许木质或木纤维，有疏松感。部分“水沉”，外表粗糙不平整，优质水沉密度较大，甚至坚硬如石。块状的沉香通常呈不规则微缩群山，或似帽状。古时就有人根据沉香的外观形状取名字，如体积较小、像马匹牙齿的叫牙香，内有空隙、形似鸡骨架的叫鸡骨香，薄如叶片状的叫叶子香，外表光滑如山石般的叫光香等。还有一些形色俱佳、精巧别致的沉香，取个雅气的名字，不加雕饰直接用作陈设品。6沉香应用广泛价值高经过长期的开发研究，沉香在医药、香料、艺术、收藏等领域的应用越来越普遍，价值也不断提升。沉香的药理功效沉香是十分贵重的中药材，中国传统中医药典籍中关于沉香医用药理的记述很多。现代中医中常用沉香组方治病，能改善睡眠、养颜美容、消除胀气、排泄宿便、去除油脂、滋阴补气、温肾提阳等。知名的良药“救心丹”中就含有沉香成分。沉香的香料作用沉香最早是作为香料使用。早在秦汉时期，达官显贵就用沉香来熏衣、沐体等，后来发展到用沉香斗茶、祭祀等。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高度盛行，祠堂寺庙里的用香大量增加，以沉香为原材料制作的各类焚香也发展到极致。到了明清时期，沉香作为重要香料，成为我国出口贸易的最重要物质之一。沉香作为重要香料，现在已经很少直接焚烧，而是提炼出沉香精油，用于制作名贵香水或其他高附加值的产品。法国等国家生产的名贵香水，大多离不开沉香，尽管含量很小，但不可或缺，起着稳定香味的作用。沉香的材料价值天然沉香的形成，有许多偶然因素，其形状、大小几乎独一无二，也是雕刻艺术品的珍贵材料。一些形状独特的天然沉香，像百回千转的高山流水，似千姿百态的瑞兽祥云，本身就是鬼斧神工的艺术杰作。有的沉香经过匠心独运的精雕细刻，成为稀世珍品。7沉香的种类辨识众说纷纭沉香的种类或者说分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即使是同一品质、同一产地的沉香，在不同地方甚至同一地方，都有各种各样的名称。这主要是各产地的划分标准、市场喜好、文化差异等原因造成的。目前流行的分类主要有：按产地分：宋代文献中就有依产地和集散地不同，将沉香分为“上岸香”与“下岸香”，即现今越南、海南和“两广”产的香称为“上岸香”；星州（现新加坡）集散的赤道附近生产的香为“下岸香”。现在依然有人习惯按照产地来分类，并把海南、越南、柬埔寨等地产的香归为“土沉香”系，而把加里曼丹、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地的香归为“星州香”。有人认为，中国海南、印度、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地生产的沉香，产量低，品级较高。特别海南香，品质最好，第二档是越南香，第三档是柬埔寨香。马来西亚等地的沉香一般被认为是中等品；而印尼、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地之产品则被认为是品级较低。但这种分类并不科学，且不说沉香流出产地进入市场特别是多次交易后，已经很难确定其真正产地，即使是同一产地的沉香品质也千差万别。每个地域的沉香都有好差。按比重分：即以沉香与水的比重来分类。入水即沉的称为沉香，通常树脂含量超出25%；半沉半浮者称为栈香，浮于水者称为黄熟香。在韩国、日本等一些国家，树脂含量在25%以上的沉香才能药用；而我国则定为15%以上即可入药。依这种分类或分级方法，显然沉香中的珍品奇楠香就被排除在外。按颜色分：有人认为黑色而有光泽的沉香为上品，而有人则认为黑色沉香是最低等级的，绿色的才是最好的，其后依次是深绿色、金黄色、黄色。有人将产自越南的熟香分为“黄土沉”“黑土沉”和“红土沉”三种。这是因为沉香木受埋藏地不同颜色土壤影响所致，香味也随之不同。如黄土沉以香甜气取胜；黑土沉以清凉气见长，是沉香中凉意最好的；红土沉则香气浓烈，甜中带辛辣味，又有些杏仁味。但这种分类方法显然也把其他产地的好沉香给淹没了。沉香小名片沉香，古名“沉水香”“水沉香”，亦称“伽南香”“迦兰香”“奇南香”，即沉香树的油脂。沉香树，又名白木香、牙香树，热带植物，学名Aquilariaagallocha，瑞香科，常绿乔木，叶革质，卵状披针形，有光泽，花白色，伞形花序。沉香树多生于海拔400米以下的热带亚热带山地雨林或半常绿季雨林中，主要产于印度、泰国、越南等地。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福建等南方地区也有生长，台湾等地有人工栽培。

2018-05-14
苏轼定州故事三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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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飞题铭浮休（苏轼定州故事三十品之二十八）济渎岩，又称济渎崖、济窦崖、水窦崖或水窦岩，由于崖际有多处题字，现被称为济渎岩摩崖石刻，并被公布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济渎岩位于曲阳县城西北三华里，西北为南水窦涧村。这里地处太行山山麓与山前平原的过渡地带，由于长期的地质作用，形成了醒目的台地，台地与山前平原之间形成高差约二十米的陡坎。又因孟良河的支流长星沟就此流过，巨大的坡降使水流湍急奔泻，将石灰岩切割成嶙峋峡谷，故得水窦岩之名。窦者，水道也，穿地为之，以通水潦者。济渎岩即水窦岩，它可能是元代济渎神祠（浮休寺）建成之后，后人赋予的名称。济渎岩是浑然天成的风景胜地，清时曾以“济渎浮休”或“窦涧春云”列为曲阳县的八景之一。这里的悬崖峭壁清秀怪嶙，涧壑潭洞深陷蜿蜒，衬以清风绿树，幽雅清新。伴随时光流逝，季节更替，济渎岩的景致也千变万化。冬季千里冰封，山舞银蛇，溪水在崖端形成冰挂，千姿百态。冬去春来，万物复苏，生气盎然，烟云伴随着潺潺流水，在潭池峭壁间飘渺缭绕，衔接天际，显现出“窦涧春云”景色。夏秋水量骤增，奔腾倾泻于峭壁悬崖间，浪拍岩石，声若洪钟，扣人心弦，别有洞天。苏轼知定州期间，曾光顾济渎岩揽胜，面对济渎岩奇景，联想自己的处境，感慨万千，挥笔写下《行香子》一首，“浮休”二大字，命石匠将“浮休”二字镌刻于岩上。《浮休》题刻是苏轼守定期间在留下的唯一刻石。现存“浮休”题刻保存尚佳，两字长宽分别为43x43、40x45厘米，笔力浑厚苍劲，娇娜豪放，堪称上品。遗憾的是，题刻无落款，缺纪年。但是，通过与苏轼字迹的比较、史料的考察以及对词义的理解，我们还是有理由认定“浮休”题刻确为东坡笔迹。首先，我们从《苏东坡书法精选》（当代中国出版社）和《宋苏轼墨迹》（台湾故宫书法第九辑上、下）中，找到“浮”字和“休”字多个，将它们与题刻字体进行了比较，认为在字型、结构、用笔上多有相近之处。其次，从“浮休”词义上理解，也十分符合苏轼当时的心理状态。据《汉语大词典》释：“‘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夫圣人动静无心，死生一贯。故其生也，如浮沤之蹔起，变化俄然；其死也，若疲劳休息，曾无系恋也。’后以‘浮休’谓人生短暂或世情无常。”唐白居易曾有“何必待衰老，然后悟浮休”诗句。苏轼在定州所作的《行香子》中，也有“浮名浮利，虚苦劳神”之句。因此，浮休的词义反映了苏轼当时浮名浮利、生死由天的心态。有关苏轼在济渎岩留有题记的记载，普遍见于地方志书及相关碑记中。最早的资料见于元代《济渎神祠记事碑》。碑云：“邑（曲阳县）西北有岩曰水窦，有前贤东坡亲题‘浮休’字，复有金帝章宗御笔记录诗续，续明贤巨公无不赞美，留诗而记焉。”乾隆十一年巡幸五台，驻跸曲阳，御制《望水窦岩》诗一章有“驻辇思金帝（金章帝有水窦岩漱玉亭诗），摩崖忆宋臣5（山坡石上勒苏轼浮休二大字因名坡峡）之句。道光《直隶定州志》云：济渎岩在“县西北三里，石骨玲珑，拔地而出。每骤雨，两崖水势奔泻，汇为潭。崖际苏文忠大书‘浮休’二字。金章宗曾游此，有《漱玉亭诗》。亭久废。”（未完待续）

2022-07-13
共读东坡诗词感悟三苏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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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眉山日报全媒体记者罗端文/图）为传承弘扬三苏文化、东坡文化，近日，市图书馆组织开展的“东坡小书童·读城”研学活动走进三苏祠，30组亲子家庭共同探寻“洗砚池”背后的文化内涵，通过诗词、典故等，感悟三苏家风，学习三苏父子为学的态度和方法。“洗砚池是一个石砌八角形水池，也是苏东坡兄弟儿时习字绘画、清洗笔砚的地方，时间长了池水就变黑了，池里的鱼也被染黑了，后人就给了它起了一个美名——‘东坡墨鱼’。”在三苏祠洗砚池旁，讲解员和大家分享了趣味典故和苏轼“天石砚”的来历，“苏轼小时候曾在苏家后院挖出一方砚台石，父亲苏洵认为此石是‘天砚也’，便制成砚送给苏轼，从此苏轼便与砚结缘。”“关于三苏父子的故事，你还知道哪些？”“苏轼读书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他一生手抄《汉书》三次，认为读书要讲究方式方法，才能有较大收获，他把这种学习方法称为‘八面受敌读书法’。”孩子们津津乐道地分享自己了解的故事，并从一个个故事中了解苏轼勤学好问的学习态度。随后，大家围坐在“听荷轩”内，共诵《望江南·超然台作》《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夜梦》等东坡诗词。“春未老，风细柳斜斜”“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古祠风韵，文脉源长，诵读声仿佛穿越时空，与文学先贤们对话。

罗端文图

2023-05-06
名人篇　流芳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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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脍炙人口。陶渊明（365-427年）,字元亮,晚年更名潜，世称靖节先生，始家宜丰。东晋大诗人,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千古隐逸之宗”。陶渊明少年就怀“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任江州祭酒。由于家庭败落，陶渊明受人轻视，不久便辞职。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投靠荆州桓玄，但发现桓玄有篡夺东晋政权的野心，他不肯同流，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官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兵变夺取东晋政权,次年称帝，改国为楚。陶渊明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81天，碰到浔阳郡督邮，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又去职。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饮酒》中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至今脍炙人口。田园生活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主要作品有《饮酒》《归田园居》《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等。宜丰县是陶渊明故里，宜丰的澄塘镇秀溪村（古称安城），“东篱下”和“南山”两个地名至今未变。故里还有众多的其他遗迹。◆谢灵运中国山水诗鼻祖谢灵运（385-433年），原名公义，字灵运。谢玄之孙，谢玄因战功封为康乐（今万载）公，他晋时袭封康乐公，又称“谢康乐”。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东晋诗人，中国山水诗的开创者，被称为“山水诗鼻祖”。谢灵运出身名门，兼负才华，但仕途坎坷。为了摆脱自己的政治烦恼，谢灵运常常放浪山水，探奇览胜。谢灵运的诗歌大部分描绘了他所到之处，如永嘉、会稽、彭蠡等地的自然景物、山水名胜。谢灵运以他的创作极大地丰富和开拓了诗的境界，使山水的描写从玄言诗中独立出来，从而扭转了东晋以来的玄言诗风，确立了山水诗的地位。从此山水诗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流派。在今万载县有谢灵运墓葬，历史上还有康乐水、康乐桥、康乐祠等。◆苏辙唐宋八大家之一。两次贬谪高安，留下诸多题词、诗文。苏辙(1039-1112年)，字子由。眉州眉山(今四川)人。北宋文学家、宰相，唐宋八大家之一。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与王安石变法主张不合，以作诗“谤讪朝廷”罪遭人弹劾，被解赴台狱，坐牢受勘。苏辙闻听兄长下御史台狱，便“上书乞纳在身宦赎兄罪，”因而被贬谪筠州（治所在高安）监盐酒税。这是苏辙第一次贬谪高安，从元丰三年（1080年）六月至元丰八年（1085年）八月，共五年。苏辙第二次贬居高安，是宋绍圣元年（1094年）九月。这年，苏辙因反对李清臣为进士考试所撰策题而激怒哲宗，再贬至袁州，“未至，降朝议大夫、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宋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从黄州移汝州，特地弃舟取道富川，从陆路到高安来看望苏辙。4月29日到达高安，5月9日离开。苏辙在高安“其轨范士民如父兄，变移风俗如师友”，体恤农耕，百姓遭旱灾，苏辙亲自祈雨；百姓遭水灾，苏辙利用圣散子秘方，使高安许多疫民得救，因而深得当地百姓爱戴。公务之余，作为著名的文学家，他和苏轼纵情于高安山水，在锦江浮桥、金沙台、碧落山、大愚寺等地游览，留下了为数可观的题词、诗文、书画，为高安、为锦江增添了浓厚的文化底蕴。苏轼、苏辙对锦江情有独钟，当年，苏轼、苏辙一同轻舟拜访“以敦朴持家，以诗书课子，睦族协邻”的高安老人刘平伯。苏轼走后，苏辙与刘平伯来往不断，为了停舟登岸方便，人们建一亭台，苏辙亲笔书“唤渡江亭”匾。从此，这个渡口被人们称作“来苏渡”。◆邓子龙抗倭名将邓子龙（1531-1598年），字武桥，丰城市杜市镇邓家村人。明代抗倭名将。当时中国沿海经常遭受倭寇和海盗的侵扰，邓子龙率领江西官兵进驻福建泉州一带，英勇抗击倭寇达10余年，先后转战福建、广东沿海，大小数百战，屡立战功。万历二年（1574年）抗倭战争基本结束，邓子龙被调回江西，先后任抚州把总、鄱阳守备，并在江西铜鼓一带成功平定了李大銮起事。万历九年（1581年），邓子龙入黔任武靖参将，一举平定了“五开兵变”，威名传播大江南北。万历十一年（1583年），缅甸东吁王朝不断发动侵袭中国云南边境的战争，蚕食中国领土。在云南巡抚刘世曾和巡按董裕的请求下，明神宗命令邓子龙率军三千驰援云南。邓子龙到达云南前线以后，积极进行防御作战，先后取得了姚关偃草坡、攀枝花、湾甸、耿马三尖山等战斗的胜利，并乘胜追击，长驱而入，攻下缅甸副都阿瓦，沉重打击了缅甸侵略者的气焰。1592年，日本关白（丞相）丰臣秀吉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并很快占领朝鲜全境。应朝鲜国王的请求，明朝政府派出已解甲归田的老将邓子龙出任明朝水师副总兵，率领中国水师援朝抗倭。在1598年11月18日至19日的露梁津大海战中，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将与朝鲜民族英雄、水师统制使李舜臣不幸阵亡。但这一仗日军海军遭受重创，基本上全军覆没，中朝获得了最终胜利。战争结束后，邓子龙遗骨归葬丰城，朝鲜国王李日公亲自参加丧仪，并为他建立庙宇，世代祭祀。◆郑谷因其《鹧鸪》诗享誉诗坛，人称“郑鹧鸪”。郑谷（848-909年），字守愚，宜春县（今袁州区）人。晚唐著名诗人。郑谷年及弱冠，已有诗名。因其《鹧鸪》诗饮誉诗坛，人称“郑鹧鸪”。鹧鸪诗曰：“暖戏烟芜锦翼齐，品流应得近山鸡。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游子乍闻征袖湿，佳人才唱翠眉低。相呼相应湘江阔，苦竹丛深日向西。”天公式元年（904年），郑谷弃官归隐宜春，寓州城西北之北岩别墅（今化成岩）。后又入仰山隐居，筑读书堂于东庄（今洪江乡东南村）。天公式六年（909年），逝世于北岩别墅。郑谷归隐宜春后，诗僧齐己数次携诗卷拜谒郑谷，齐己《早梅》诗中有“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之句，郑谷评论道：“数枝非早也，未若一枝佳。”齐己大为叹服，拜郑谷为“一字师”，成为流传千年的文坛佳话。郑谷一生诗文甚多，自结有《云台编》《宜阳集》《国风正诀》等，原帙均散失。后人辑其诗作《云台篇》，今存。《全唐诗》收录郑谷诗327首，作4卷。宜春城区有“鹧鸪巷”，2019年，在仰山栖隐寺旁新的郑谷草堂落成。◆袁京世人感怀他高风亮节，把他隐居的五里山称为袁山，沿山而流的河称为袁河。袁京（69-142年），字仲誉，祖籍河南汝阳。研究《易经》有名，著有《难记》30万字。袁京系东汉司徒袁安次子，袁氏为名门望族。袁京开始在京城担任郎中，后升为侍中，不久调往蜀郡任太守。看不惯当时宦官专权，诸侯割据，政局混乱局面，只想寻个地方隐身修行。一日行至袁州，看见山林翠葱，鸟雀啾鸣，更有一条秀美的河流徐徐东去，四野清幽静谧。袁京一见此景，便说此乃吾所栖也。于是他就在宜春城北五里山隐居下来，过着荷锄躬耕、抚琴引鹤、传经讲学的生活。朝廷几次派人请他进京做官，他都坚决谢绝了。家里人知道他过得很贫困，也都劝他回去，他也坚决不肯。袁京死后，葬在五里山，其墓今仍在（袁山公园袁京亭处）。世人感怀他高风亮节，把他隐居的五里山称成袁山，沿山而流的河称为袁河。隋开皇十一年（591年）在宜阳（当时宜春名）设置袁州府时，亦因袁京而得名，辖宜阳、萍乡二县，从而开创了宜春境内州府一级地方政府先河。后人曾立高士坊（民国毁），又办有高士书院。现在城区的高士路就是为纪念袁京而得名。“袁山耸翠”为著名宜春八景之一。◆卢肇江西第一个状元卢肇（818-882年），字子发，宜春县人。其曾祖父卢挺在唐德宗时为袁州刺史。卢肇14岁即获宜春县令卢萼的赞赏，亦曾就教于谪居宜春的李德裕门下。会昌三年（843年）会试独占鳌头，成为江西第一个状元。历任秘书省著作郎、仓部员外郎、集贤院学士、朝散大夫，后外任歙州（今安徽歙县）、宣州（今安徽宣城）、池州（今安徽贵池）刺史。在歙州刺史任上卓有政绩，朝廷宣赐紫金鱼袋以示褒奖。卢肇博才多艺，诗、文、赋、书皆精通。一生著述颇丰，有《海潮赋》《文标集》《愈风集》《庙堂龟鉴》《卢子史录》《逸史》等共8种计30卷。尤以《海潮赋》文采独特，轰动文坛。卢肇为后世文人所推崇，称“袁之文章节义自肇始”。宜春有许多地名、文物都与卢肇有关，如位于秀江中路的“宜春县学”为其故居，春台公园北门一对石狮及园中一尊“卢石”，相传为其故居中旧物；秀江江心洲滩，因其潜心攻读于此而得名卢洲，又称状元洲，洲中“卢洲映月”亦为著名宜春八景之一，并建有卢肇书屋及其塑像等。

2019-06-07
寻幽不惮远乃至归猿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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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波流远涵养清远千年文脉南朝,朝廷撷“清波流远”之神韵,置清远郡。清远之名由此而成。“彼见是忘忧,此看同腐草,青山与白云,方展我怀抱。”一头猿猴误入人间,化形为人与心上人相爱,成家生子,最终还是向往啸傲山林的自由自在,写下此诗表明心迹。———引子有关猿猴的传奇故事,一般以齐天大圣为代表,大家都耳熟能详。在清远峡山,也有一个流传千年,讲述爱情、自由、返归天性与自然的“峡山归猿”故事。源起:归猿故事或许你可以选个时间,逃离现代都市生活的羁旅行役,远离喧嚣的市区,从清远白庙渔村乘船入峡山,沿着险峻难辨的山路寻找归猿洞,追寻在这片山水之中流传千年的“峡山归辕”的传奇故事。今天的清远峡山森林茂密,鸟兽众多,在古代更有大量的猿猴繁衍其中。唐代诗人李翱在诗文中说,峡山猿猴成群结队(“鱼龙睛向戏,猿穴晓成群”《题峡山》)。到了一千多年后的清朝初年,从峡山到英德一带的山峰上,仍有成群结队的猿猴啸聚其中,哀鸣之声连绵不断(“群猿聚其间,声声相应,侧侧凄凄”《广东新语》)。在峡山流传的众多民间故事中,发生在猿猴所化的女子与书生孙恪之间的“峡山归猿”故事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盛唐之时,峡山寺庙中的小沙弥慧幽收养了一只聪明可爱的小猿,天子使者高力士喜欢小猿猴聪慧,将其带到京都长安,献给了唐明皇。“安史之乱”时,天下大乱,猿猴逃出宫中,化为女子,以袁为姓。到了广德年间,考科举落榜的书生孙恪对她一见倾心,两人结为夫妻,度过了一段恩爱情深的日子。袁氏女子容貌明艳,举止端庄,处事从容,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却并非柔弱可欺。面对被表哥劝说,携带宝剑意图威慑妖物的孙恪时,袁氏不谈人妖之别,却从恩义、节操立论,痛斥孙恪不顾夫妻恩情,恩将仇报,她将宝剑折断成一截截的碎片,却原谅了孙恪,还以两人在一起多年孙恪仍平安无事表明自己的真心。后来,孙恪携全家到南康州任经略判官,南下经过峡山中寺庙时,袁氏触景生情,归还当年离开时戴在脖子上的碧玉环,题诗留念,变回猿猴的形态,逐伴归山,攀援而去,隐于山林之中。猿女与孙恪的归猿故事最早出现在唐朝裴铏《传奇》中的《孙恪传》(宋《太平广记》收录),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晚唐作家顾夐也有《袁氏传》之创作；在飞来寺内,还曾经竖有(宋)刘义庆《归猿洞》碑记和(元)杨观重刻石碑,都记述了这个传奇故事。生发:归猿文化或自苏轼开始“峡山归猿”这一故事最早出现在裴铏《孙恪传》中时,发生地却并非清远。但奇妙的是,千年以来,这一故事却在清远生根开花。回溯历史,最早在诗文中将这一故事与清远峡山连在一起的,是与清远颇有缘分的大文豪苏轼。公元1094年(宋邵圣元年),贬官南下的苏轼从定州(今属河北)出发,于当年九月初经江西越大庾岭进入岭南,九月十三日,苏轼到达峡山飞来寺。在这里,苏轼泊舟山下,登上半山中的飞来寺游览。峡山一江两岸风景秀丽,苏轼在此赋诗一首,起首“天开清远峡地转凝碧湾”两句,历代广为流传。诗中最后六句“佳人剑翁孙,游戏暂人间。忽忆啸云侣,赋诗留玉环。林深不可见,雾雨霾鬐鬟”,引用了归猿的典故,用诗句将猿女的故事重新述说,写出雨雾缭绕,树木幽深,不见猿女踪影的伤感寂寥之意。比这六句诗更加直接的,是苏轼在诗自注中说道,《孙恪传》中记载的袁氏故事,就是发生在这里。(“传奇所记孙恪妻袁氏事,即此寺。至今有人见猿者”)在裴铏作《孙恪传》数百年后,苏轼的到来让归猿故事迁移到了清远。也就是说,归猿故事在清远生根开花,即从苏轼开始。这一论点,从古至今多有学者支持,在清远本地,潘煜池等研究者也曾撰文论述。峡山有着适合归猿故事生长的土壤,故事中蕴含着“出世”、回归自然的观念,得到了峡山一代文化土壤的滋养,在清远进一步发展。此后,峡山相继出现了归猿洞、归猿峰、问归亭、金锁潭等一系列“归猿系列”景点和大量的诗歌、戏剧。历代文人墨客游历峡山时,往往为归猿故事所感,写诗赋文纪念一番。清同治元年(1862),飞来寺住持僧鼎中(号本净)邀请伍常勋,根据流传千年的归猿故事作画一幅。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可在清远市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中见到这幅《清同治伍常勋献环图轴》。画中,山石磊落,烟雾缭绕,苍松枝叶秀拔,蟠桃硕果累累。在松荫下有两只白猿:一白猿躬身戏物,另一白猿回首张望,似在呼唤着同伴。画幅中央有三个人物:仕女双膝下跪,手捧玉环献上；男童躬身俯首,伸手代取玉环；长老坐于石台,手执佛尘,神态安详自若。长老背后,放着经典诗书和插有万年青的花瓶。繁盛:归猿文化千载不息寻幽不惮远,乃至归猿洞。细石路盘行,霜林日气烘。阴风出土口,飒飒添寒冻。下临万丈溪,圆窍如攲瓮。淄珠结紫金,石壁巢金凤。顾此生遐想,乾坤何巧弄?这是清代诗人张鲲的《归猿洞诗》诗句,描写的是峡山归猿洞如入画图的风貌。归猿洞何时出现,目前查不到确切记载。明清之际,已有关于“归猿洞”的词、赋或诗文传世,明代朱士赞的《归猿洞诗》对传奇怪异颇有猜疑,他写道“逐队归山去,玉环遗此山；千秋传异事,吾意有无间。”归猿“异事”虽不可尽信,但“归猿洞”确实存在。张鲲的诗具体地描述了归猿洞的风貌,作者很有可能曾亲临实地。清初《禺峡山志》记载:“归猿洞在古寺后仙猿峰之陡绝处,中隔悬崖,通以梁,游者多惊怪,不敢渡,过此则洞壑幽深,树木岑郁,真仙境也”。清代编修的《清远县志》,也已有“归猿洞”的条目。到过峡山的文人墨客中,很多人听到归猿故事后心有所感。在苏轼之后,宋代诗人胡铨、张以宁、崔舆之、元代诗人贾燠、张子寿,明代朱士赞,明末清初王夫之,清代王士贞、朱奉尊、屈大钧等,都曾以归猿典故入诗。“犹恐孙郎妒,相邀弄夕阳”(明末清初王夫之)“飞来古寺是耶非,何处归猿向此归”(清屈大钧)等,是他们见景怀古,心有所感。“猿吟峡僧定”(明汤显祖),“逐伴归山去,持环扣寺还。”(明朱士赞),“猿狝有时闻”(清廖明良),“澄潭西去沉金锁,古洞猿归带玉环”(清朱彝尊),是他们有感于归猿故事中的“归去”“出世”。“一声长啸入烟萝,碧玉遗环断爱河”“玉环春梦未分明,不是孙郎亦怆情”“猿挥孙恪千年泪,月照维摩半夜禅”,是他们对人间美好姻缘破灭的同情和惋惜。归猿故事早已被编入戏剧。元代剧作家郑廷玉写有杂剧《孙恪遇猿》。相传,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为了写作《牡丹亭》,专程到飞来寺做了一名挂名道士,别号“清远道人”。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牡丹亭》剧情与归猿传说颇多相似之处。在现代,归猿故事也被多次改编成粤剧。如潘康莹的《禺峡奇缘》、李锦洪的《归猿记》和何必的《风雨归猿》。此外,归猿故事还被制成美术作品。20世纪80年代,广州岭南出版社出版的广东风物传说连环画系列,其中就有一部以清远峡山归猿故事为内容的连环画。“彼见是忘忧,此看同腐草,青山与白云,方展我怀抱。”在《孙恪传》中出自袁氏的吟诵,是保持天性、回归自然,摆脱现实社会羁绊和俗世人情束缚,获得自由人生的向往与追求,今天读起来仍有着独特的魅力。采写:清远日报记者毛远策摄影:清远日报记者李思靖

2020-04-30
原来苏轼贡献了那么多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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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大文学家苏轼除了是段子手、吃货、技术宅、时尚先锋外，最重要的是还是成语的高产者。不数不知道，一查才发现那么多成语都出自他的诗词，今天咱们就历数一下苏轼贡献的一些成语。胸有成竹文与可非常擅长画竹子，苏轼为之写过一篇文章，叫《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其中有这样的句子：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于是就有了“胸有成竹”这个成语，比喻做事之前早有通盘的考虑和谋划。水落石出出自苏轼的《后赤壁赋》：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原指一种自然景象，后多比喻事情终于真相大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出自苏轼的《赤壁赋》：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形容资源非常丰富。出人头地北宋嘉佑年间，四川的苏轼到京城汴梁参加进士考试，主考官欧阳修看到苏轼的试卷以为是自己朋友的，将本应取第一名的只给其第二名。苏轼考取进士后给欧阳修写了一封感谢信，欧阳修感叹他的才华。欧阳修在给大诗人梅尧臣的一封信《与梅圣俞书》中称赞苏诗：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明日黄花出自苏轼的《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词：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比喻过时或无意义的事物。后多形容已失去新闻价值的报道或已失去应时作用的事物。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出自苏轼《东坡题跋·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形容长于描写景物的诗，使读者如置身图画当中。也形容诗的意境非常优美。人生如梦出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词：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是苏轼对人生的无限感慨，有大彻大悟、超脱尘俗的味道。淡妆浓抹出自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指淡雅和浓艳两种不同的妆。也形容园林景观呈现的繁丽与恬淡的两种景象。春梦无痕出自苏轼《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诗：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比喻世事变幻，如春夜的梦境一样容易消逝，不留一点痕迹。百读不厌形容诗文或书籍写得非常好，不论读多少遍也不感到厌倦。出自苏轼《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不时之需用来指随时的，不是预定时间的需要。出自苏轼《后赤壁赋》：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须。宋朝时期，密州知府苏轼因为写诗被诬陷入狱，后来被贬到黄州团副使。他在黄州期间，遇到两位好朋友。朋友弄到一条新鲜鲈鱼，苏轼问夫人要酒，夫人王闰之早就给他准备酒以备他不时之需，他们乘船去游赤壁，一直玩到尽兴而归。江山如画谓山川、河流美如画卷，形容自然风光美丽如图画。出自苏轼《念如娇·赤壁怀古》：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绝无仅有只有一个，再没有别的。形容非常稀有。也用来形容人或物非常珍贵。苏轼《上皇帝书》：改过不吝，从善如流，此尧舜禹汤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汉以来之所绝无而仅有。庐山真面目出自大家小学都背诵过的苏轼《题西林壁》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庐山因周武王时期高人匡俗结庐而居而得名，它三面临江，山势十分雄伟，山清水秀，风景奇丽。它临江靠水，山上烟雾缥缈，人们很难看清它的真实面貌。后用此成语借事情的真相或者一个人的本来面目。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词义是比喻微小而没有作用的名声，非常微小的利润。出自苏轼《满庭芳》词：“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物各有主意思是世间万物各有其所属。出自每个人中学时都背诵过的苏轼《前赤壁赋》：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坚韧不拔出自苏轼《晁错论》：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形容信念坚定，意志顽强，不可动摇，坚强不屈。（本报综合）

2017-11-23
形体极相似　气韵却不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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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国霖苏富比拍卖公司2013年秋季拍卖会在美国纽约举行，拍品中有一件苏轼的《功甫帖》，这是近年难得一见的历史名书法家墨迹，因而颇受世人的关注。《功甫帖》是否为苏轼真迹，抑或是摹本？引发不同见解。本文兹就《功甫帖》中的若干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求证于方家。对《功甫帖》本体的看法关于古书画鉴定方法，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鉴定概论》一书中指出：“鉴别书画时，我们把它分成主要和次要的几个方面，这就是：‘书画本身，是主要的。’而本人款题和他人题跋、本人印章和鉴藏者印章、所用的纸、绢、绫以及幅面格式、装潢型制等，则是次要的。”我们遵循这一方法，首先应对帖的书法本身进行分析。《功甫帖》，纸本，尺寸未详。行书“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九字。根据帖后翁方纲题跋，考证此书为苏轼出任杭州通判时，约熙宁四年至五年间（1071-1072年）奉别友人郭祥正（功甫）所书。苏轼时年三十六七岁，为他早年所书。苏轼弟子、又一位大书法家黄庭坚曾评苏轼书法谓：“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书姿媚似徐季海（浩），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公权）。中岁喜学颜鲁公（真卿）、杨风子（凝式），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邕）。”（黄庭坚《山谷题跋》卷五《跋东坡墨迹》）如书于熙宁三年（1070年）的《治平帖》，用笔精致，有着取习《兰亭叙》的潇洒形态；书于熙宁十年至元丰元年间（1077-1078年）的《北游帖》，呈现瘦劲硬朗的姿态。《功甫帖》正书写于上二帖之间，书风近于《北游帖》，在清劲中已有转为丰腴的笔致。此几帖可视为苏轼书风转变前的风格。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鉴定概论》中论述“作伪和误定的实况”时指出：“摹书有三种方法：先勾后填；不勾径自影写：勾摹兼临写，又修饰之。”又说“第三种，先勾淡墨廓后，再用笔在廓中摹写（有异于不见笔法的填墨），碰到虚燥笔锋处才略为填作。”“有一些勾摹者不太懂得行草书的写法，有时会将牵丝的笔划搞错。”同时，“又容易在起笔处显得不太自然。”《功甫帖》从字的形体上看，与苏轼的书体相符，尤其接近于《北游帖》。然而，摹本也是最容易得其形似的，鉴定真迹和摹本的关捩是笔法，徐先生说：“依凭笔法的特点鉴别书画的真伪，是最为可靠的。”苏轼书写有他自己的特点，黄庭坚记述苏轼书写的方法谓：“或云东坡作戈多成病笔，又腕着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山谷题跋》卷五《跋东坡水陆赞》）又同时代李之仪记载：“东坡每属词，研墨几如糊，方染笔。又握笔近下而行之迟，然未尝停辍，涣涣如流水，逡巡盈纸，或思未尽，有续至十余纸不已。”（李之仪《姑溪居士集》卷十七《庄居阻雨邻人以纸求书因而信笔》之三）这些记载说明苏轼用笔方法是用散卓笔，是一种用狼毫和羊毫合一的兼毫笔，比较柔软，笔锋含墨多，肥厚处不会开叉。他执笔又偏下，手腕着案，笔呈卧势，所写字形体偏于肥扁，运笔迟缓，墨色浓稠，故而往往左边笔划显得秀拔，而右边笔划有内收之势。细察《功甫帖》的用笔，大部分笔法较为丰润流畅，然而有些地方却显得别扭。例如“别”字，最后一竖边框线呈现不平整的波状曲线，这在苏字中是未见的。东坡书写时虽然行笔迟缓，但并不停辍，如李之仪所迹：“涣涣如流水”，取苏轼《中山松醪帖》中的“倒”字来比照，最后一笔竖划，下笔通畅无碍，仅有粗细变化，并无波状起伏。这种波动不平整的笔道，是对原本进行摹写时，用笔拘谨并有补笔才会产生的瑕疵。此外，帖中有些字笔划出现缺口或微凸的墨痕，不像是一笔写出的形态。如起首“苏轼”两字中的“轼”字，最后戈勾起笔处，出现两个尖棱，“功”字最后挑笔下端也有锯齿状突出，如一笔写出，是不可能产生这种赘笔的，苏轼《题王晋卿诗后》中的题款就绝无这种瑕疵。又第一行之“奉”字，撇笔起首回锋之尖端也很生硬，正如徐先生所说，摹写者往往“在起笔处显得不太自然”。这些很可能都是添笔填补后才出现的不合笔顺的毛病。另外，再说笔划之间的牵丝。书家书写时因笔划之间需气势连贯，出现牵丝是很常见的，但都显得自然和顺畅。而“功甫帖”中第二行之“奉”字，最后二横一竖，出现两处牵丝，第一处已有连笔不顺之嫌，第二处为结束竖划，再行上挑，殊不可解。而苏轼《江上帖》中“奉竭”之“奉”和《致南圭使君帖》中“朝奉”之“奉”，牵丝就显得十分自然。《功甫帖》中以上诸笔法的瑕疵，不合乎苏轼笔性特点，虽然形体极其相似，然气韵不畅，我认为这很可能是摹写所造成的失误。对此帖的看法，谨提出来商榷。苏轼《功甫帖》墨迹现知最早著录于清初安岐《墨缘汇观》法书卷上，全文为：“苏轼功甫帖，牙色纸本，行书二行共九字，书‘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后钤四印。虽只数字甚佳。”现墨迹本上钤有安岐收藏印“安仪周家珍藏”朱文长方印，经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第330页第19号同文印相较，印文相合，应为真印。墨迹本上尚残留有四印，即右上方钤朱文半印，残存或为“图籍”二字；右下方钤“□□世家”白文方印半印；左中部钤朱文长方印半印，印文不辨；左下方钤白文长方印半印，疑为“義”字，与安岐著录记载相符。安岐著录的有可能即是此墨迹。江德量、张鏐、翁方纲等人藏印都为安岐之后的藏印。对翁方纲题跋的质疑翁方纲题跋共三段，下部中间钤有项元汴藏印三方。右方第一跋署年“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秋九月十有二日”，其他二跋未署年。将翁方纲题跋的文字与翁氏《复初斋文集》所载《跋苏书别功甫帖》相较勘，在字数和文句上有出入。翁方纲题跋同一纸上钤有明项元汴三印：“子京”朱文葫芦印、“项叔子”白文方印、“檇李项氏士家宝玩”朱文长方印，经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第82号、80号、108号相较，都有细微差别。且安岐《墨缘汇观》著录中未提及项氏此三印，而同书中著录苏轼《复盆子帖》中写明“帖经项墨林收藏”；另一著录苏轼《一夜帖》中，写明“前后空纸有项氏收藏印”。项元汴为明代著名收藏家，《功甫帖》上若有项氏藏印，即使在另纸上，安岐也不会漏记。故翁氏跋纸上项氏之印可断为后加伪印。再谈翁方纲的书法，翁方纲有很深的书法根基和造诣，在书史上被誉为清中期四大帖学名家（即翁方纲、刘墉、梁同书、王文治）之一。翁方纲楷行书根基于唐欧阳询和虞世南，尤其对欧阳询的《化度寺碑》反复临写揣摩，同时也学颜真卿，吸收颜字的浑厚，中年以后形成成熟的书风。他的楷书瘦长紧劲，笔法较为清劲，较多取欧阳询法；行书结体清正紧结，而较多跌宕之态，笔法圆厚委婉，更接近于虞世南。《功甫帖》后翁方纲第一跋书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翁方纲时年58岁。此楷书结构紧密收束，用笔较坚劲，尤转笔方峻。与他在五年前即乾隆五十年（1785年）所书的《虞恭公温彦博碑跋》相较，结体亦瘦长紧结，然用笔并不一味坚劲，而融入了虞世南的清婉，二者小有差别。另与翁方纲也在乾隆五十五年所书的《行书伏波岩题记轴》（故宫博物院藏）相较，虽书体狭长，然笔法圆浑厚重，转笔委婉。而《功甫帖》中翁氏第二跋同为行书，结字偏于扁方，结构不稳，转笔方峻，两者有较大差别。此外与相近时期的翁氏书迹比对，如乾隆五十年（1785年）所书《摹石经跋》、嘉庆元年（1796年）所书《行书诗卷》（辽宁省博物馆藏）等，行笔均丰厚，转笔圆婉，无峻刻之笔，与《功甫帖》中的第二三跋之行书差异甚明显。如果说翁跋的楷书与翁之真迹书风尚相类，那行书跋就距离翁方纲的书体相去甚远。再则翁方纲在题跋纸上所钤“翁方纲”白文印、“宝苏室”白文印诸印，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上同文印相较，细处都有差异，故我对翁方纲题跋的真实性颇存疑。苏轼《功甫帖》墨迹本曾为张珩先生、徐邦达先生二位鉴定大师录入书中，都认为是真迹。张珩先生在《日记》（书画出版社2012年出版《张珩日记》第130页），1940年2月4日记载：“（韩）慎先北平诒书，寄示东坡《功甫帖》、元章《章侯茂异帖》、《道祖帖》、又陈俊卿、李寿朋二札子影本，索价二万元。中间《功甫》、《章侯》二帖最佳，《道祖帖》真而不精，又破损太甚。《功甫帖》才九字，若与《太简》为匹，则真属双璧矣。”文字中明言他看到的是影本，而上世纪四十年代影本应是珂罗版之类的印刷品，印制没有现代印刷那样精致，能纤毫毕现，《功甫帖》在形体上和苏体又十分相合，张先生认为真而佳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他以后的《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里，不知出于何因，没有载入《功甫帖》。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二《晋隋唐五代书法卷》第323页里记载：“《功甫帖》一页，纸本小页，尺寸失记。”按语中谓：“《功甫帖》为第二幅，虽只九字，极为神采。”而清末李佐贤在《书画鉴影》里著录《苏米翰札合册》，苏轼帖二札，一札是《刘锡敕》，一札是《功甫帖》；米芾二札，一札是《道祖帖》，一札是《章侯茂异帖》。李佐贤对此帖的评价为：“此册属成邸（成亲王永瑆）旧藏，均经收入《诒晋斋摹古帖》，苏书尚完好，第二幅（即《功甫帖》）尤佳，米书前札（即《道祖帖》）已有漫漶字，后札（即《章侯茂异帖》）字虽不多却神采奕奕，有龙跳虎跃之势。”徐邦达先生文中没有明言他是否看到过《功甫帖》原迹，但记此帖为第二帖，似是从《书画鉴影》书中录来，而“极为神采”的评语也可能是看到影本后的印象。张珩先生和徐邦达先生是我极为敬仰的前辈老师，我岂敢有半分不尊重之意。徐邦达先生每次来上海博物馆观摩书画，绝大多数都是由我陪同，并认真作记录。2000年我还与钟银兰先生携带米芾《章侯帖》和黄庭坚《小子相帖》前往北京，向徐邦达先生和启功先生请教，二位先生都鉴定为真迹，并写了鉴定书，尔后此二帖都被购入藏上海博物馆，成为重要藏品。在此对《功甫帖》提出我的看法，是本着求真的态度探讨它的历史真貌，一得之见，还请各方家教正。

2014-01-01
当苏轼走过宜宾的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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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宽学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锦水细不见，蛮江清可怜。奔腾过佛脚，旷荡造平川。……嘉祐四年（1059）初冬的一个早晨，天气晴好，岷江上云开雾散，苏洵、苏轼、苏辙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在眉山东门外的江家渡码头上船，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船行下水，其快如箭，半天时间就过了嘉州（今乐山）。写诗也是写心情，看得出今天苏轼的心情不错。这一趟行走的路线设计是：眉州——嘉州——戎州（今宜宾）——江阳（今泸州）——渝州（今重庆）——涪州（今涪陵）——万州……船停江陵再弃舟北上，直到汴京（今河南开封）。水路七百里，陆路五百里。苏轼他们不赶行程，有趣的地方就停舟一两天，访古寻幽，拜会朋友，也寻美食美酒。走走停停，玩了又玩，到达汴京已近来年的二月。船至犍为，他们去游览了王氏书楼。“书生古亦有战阵，葛巾羽扇挥三军”，苏轼对王氏亦文亦武的气概发了一回赞叹。接下来就进到了宜宾地界。（一）江寒晴不知，远见山上日。朦胧含高峰，晃荡射峭壁。横云忽飘散，翠树纷历历。行人挹孤光，飞鸟投远碧。蛮荒谁复爱，秾秀安可适。岂无避世士，高隐炼精魄。谁能从之游，路有豺虎迹。《过宜宾见夷中乱山》，这是苏轼进入宜宾地界时在船上看到的风景。当时，宜宾的地形，山脉迂回，树木蓊郁，水流湍急，地远人稀。苏轼说：“江水寒冷，不知晴暖，太阳升上了山顶，照耀着陡削山崖。横浮于天空的云雾忽然飘散了，翠绿错落的树木历历在目。出行的人挹一捧江上的阳光，飞鸟投入遥远的青山。这样的地方，好到是好，但那沿路豺虎的足迹随处可见，谁敢去这山里游览。”苏轼写得有点荒凉，但真的是一片原生态景观。这一片“乱山”，指夷牢山，《方舆览胜》记：“夷牢山在叙州宣化县南。”当年的宣化县县城遗址在今天宜宾县蕨溪镇的宣化坝，它的南面正是黄山。苏轼见到的夷中乱山应该是今天的黄山极其余脉。现在的黄山风景依然好，已没有了豺狼和老虎，是四川省风景名胜区。（二）牛口坝在宜宾市翠屏区思坡乡的临江村。春天油菜花盛开，遍地金黄；秋天芦苇摇曳，浩浩荡荡。当年苏轼他们到来的时候是十月底的一个黄昏，应该看到了江边风吹芦苇的壮美景象，还有翩飞的白鹭和撑一支长篙的打鱼人，“渔人忽惊起，鹭鸟落蒹葭”。可惜他没写进诗里。苏轼《夜泊牛口》时见到的是这样的情景。日落红雾生，系舟宿牛口。居民偶相聚，三四依古柳。负薪出深谷，见客喜且售。煮蔬为夜餐，安识肉与酒？朔风吹茅屋，破壁见星斗。儿女自咿嚘，亦足乐且久。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富贵耀吾前，贫贱独难守。谁知深山子，甘与麋鹿友。置身落蛮荒，生意不自陋。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傍晚，落日返照，空中的水气都染成了红色。这个时候，苏轼他们“系舟宿牛口”。上岸以后见到的是当地居民的一个生活场景：伐樵为生，茅屋破败，蔬食果腹，但“儿女自咿嚘，亦足乐且久”，家人相亲，陶然自足，兴趣盎然而不觉简陋，生活充实而富有情趣。苏轼很感慨。随即以“谁知深山子，甘与麋鹿友”与自己“汲汲强奔走”作出了对比，看得出苏轼有厌倦仕途的一面。在出世入世问题上，苏轼从青年时代起就很矛盾。夜色来临，从江面上升起一轮圆月，整个牛口坝沐浴在月光洒下的清辉之中。苏轼又开始写牛口坝的月色。“掩窗寂已睡，月脚垂孤光。披衣起周览，飞露洒我裳。山川同一色，浩若涉大荒……”（三）乱山围古郡，市易带群蛮。庾岭春耕少，孤城夜漏闲。往时边有警，征马去无还。自顷方从化，年来亦款关。颇能贪汉布，但未脱金钚。何足争强弱，吾民尽玉颜。这首《戎州》诗，描述了当年苏轼见到的宜宾城市形象：乱山环抱，夷汉杂居，土地贫瘠，人烟稀少。诗是好诗，赵克宜在《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中说：“排律一气流转，颇为法。”但作为事实和研究史实的角度看，苏轼的描写还是有出入。事实是岷江沿岸，月波、泥溪、古柏、蕨溪、真溪、高场、思坡、菜坝、旧州坝、三江口，一个连着一个的冲积扇，肥田沃土，丰富的菜篮子和粮袋子，吃不完的粮食还用于酿酒。土地一点都不贫瘠。史实是《元和郡县志》载：“秦军破滇，通五尺道，至汉武通西南夷。……南朝梁大同十年（544）立戎州，唐为巴蜀地区通南昭的交通枢纽，是为门户。”苏轼讲“自顷方从化”，最近刚刚归化朝廷的意思，是最近吗？秦汉唐均已归化也。“年来亦款关”，款关，叩关，攻打关门，指嘉祐二年（1057）三里村少数民族“内寇”之事。这本是“人民内部矛盾”。“颇能贪汉布，但未脱金钚”。夷人很喜欢换取汉人的货币，但还未摆脱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这几句诗，按照我的理解，苏轼的本意是希望国家统一，天下太平，不管是汉人、夷人都和睦相处，尽展玉颜。（四）《过宜宾见夷中乱山》《夜泊牛口》《牛口见月》和《戎州》。据考证，苏轼写有关宜宾的诗只有这四首，而且都是这次顺江而下写下的，悉数收录在他的《南行集》里。江安县，历史上一直隶属泸州，民国24年（1935）调整行政区划划归宜宾管辖。由于这个原因，我再录入一首苏轼的《泊南井口期任遵圣长官，不至。至晚，复来》。江上有微径，深榛烟雨埋。崎岖欲取别，不见又重来。下马未及语，固已慰长怀。江湖涉浩渺，安得与之偕。南井口，在江安县东北。到这里，苏轼父子是来会朋友的。朋友的名字叫任遵圣，眉山老乡，以学问气节推重乡里，当时任简州平泉（今简阳市草池堰）令。他们约好在南井口（今井口镇）见面，哪知这位任先生当天早已去过，立马江边，久久不见苏轼父子的船到来，于是，返回15里外的南井监（今南井场）小憩去了。直到傍晚暮色苍茫，才又姗姗到来，得以见面，相互赠答赋诗。东坡的这首诗，专门记述这件事。“我辗转徘徊在丛木茂盛、烟雨蒙蒙的江边小路上，正想就此登船离开，这时，期待相见的任尊圣长官赶来了。他从马上下来还未开口说话，就已慰抚了我那颗悠思的心。江湖浩渺，广大辽阔，我怎样才能与您偕行呢？”苏轼写诗的画面感很强。他说王维诗中有画，其实，苏轼的这首诗也是一幅画。在宜宾境内，我陪苏轼一大家子盘桓数日后，一直把他们送到这南井口，前面已是泸州地界，我们挥手作别。（五）苏轼南行去了，却给宜宾人留下了热爱他的诸多缘由。牛口坝所在地那个乡场，明朝以前叫渡口场，明末改称大顺场，民国时，人们思念苏轼的情思日盛，正式定名为思坡乡。在思坡乡，至今流传着一个故事。当年，黄庭坚得到苏轼要来宜宾的消息后，欢喜不已。天天等，时时盼，等待的过程中更是越发的思念苏东坡。在这份心情的支配下，黄庭坚在苏东坡到来时必须经过的孔道上，见亭阁书题“思坡亭”，见溪流书题“思坡溪”，见桥梁书题“思坡桥”……这一天，苏轼终于到了，黄庭坚把他引入长江边一条风景如画的小溪流，只见两岸翠竹浓荫，丹霞如渥，瀑布似练。苏轼与黄庭坚在这里畅叙情意，以诗唱和，好不惬意。为了记住黄庭坚的这份思念，更为了纪念两位大文豪、大书法家的倾情一会，在这里，“会诗沟”仨字便定格成了一个地名。关于这一次相会，我做过考证。绍圣元年（1094），黄庭坚遭章惇、蔡卞一党人诬陷修《实录》不实，有损帝王之名，于1095年贬涪州驾默州（今四川彭州）安置。因表兄任其长平提举，为避亲嫌，移戎州安置。黄庭坚1098年抵达宜宾，1100年放还，在宜宾居住了两年多的时间。这段时间，正是苏东坡贬惠州继而贬谪儋州的日子。因此，历史上，苏黄都曾到过宜宾，但他们只是擦肩而过。这样看来，会诗沟是一个传说。呵呵，即使是传说也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2018-08-07
眉山一中：打造校园文化推进爱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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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止园。“景苏”文化长廊。爱校教育就是让万千师生向往这所学校的文化。用什么去吸引学生？眉山一中富有特色的校园文化，就是让学生在骨髓根里、在思想灵魂深处爱学校，以学校为自豪，为是该校的学生而骄傲。弘扬和培育该校校园文化，就是要全面提升学校硬件、制度、管理、形象和精神，使学校充满凝聚力、生命力、智慧力和创新力，让每一个学生在学校的每一段时光都成为他们生命发展历程中永恒的记忆。该校坚定不移地践行鲜明的办学思想和文化主题。为了充分体现“景苏润德”的学校文化主题，发挥学校文化的隐性育人功能，该校将良好的育人环境与精神文化有机结合，突出一中特色，在办学理念、布局格调、育人功能上做到精心设计、和谐统一。弘扬东坡文化一中人有坚定的信念眉山一中，是东坡故里的百年名校。正是胸怀这样的情愫，该校远离急功近利之风气，立足于社会长远，着眼于学生未来，以“景仰三苏，传承东坡文化”为己任。早在1995年，该校就提出了“把眉山一中办成一所高质量、有三苏文化特色的知名学校”，并最终确立了“景苏润德”的学校文化主题。该校准确定位学校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办学思想，提炼出“景苏润德、崇真养慧”的校训，“学高身正，知行合一”的教风，“自强不息，德才兼备”的学风。把“景苏润德、崇真养慧”作为眉山一中的校训，不仅丰富了学校发展内涵，提升了办学软实力，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学校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景苏润德、崇真养慧”，就是感受“三苏”如阳光一般的德行智慧，仰慕“三苏”的人品才学。在“三苏文化”的感召与指引下，扶助自己发展，滋养美好德行；尊重学生的成长规律，促进学生的真实发展；滋养崇尚真理，求真务实的精神，培育精明、灵动、善于观察、勇于创新的才能。如果说“景苏”是手段，那么“润德”就是目的。德为应世之根，立世之基。苏东坡在《刑赏忠厚之至论》里指出：赏罚唯一能充分发挥劝善惩恶的只有道德。一中师生不当缺德之人，不干缺德之事，一中人努力追求德才兼备。一中人，当效先贤，下不辱家门，上不负国家，应像苏轼那样“奋励有当世志”，经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不好高骛远，但要立地有为。时下，一些不良思想冲击着中学生，不劳而获、一夜暴富、一夜走红，认为成功取决于运气。而一些人在生活的挫折打击面前，缺乏勇气。综观这些现象，在校园里，在人的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弘扬东坡文化，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该校把“景苏润德”贯穿于教育行为的始终，细化了教与学的方向，确立了“学高身正，知行合一”的教风，“自强不息，德才兼备”的学风。弘扬东坡文化一中人在行动眉山一中坚定不移地践行鲜明的办学思想和文化主题。为了充分体现“景苏润德”的学校文化主题，发挥学校文化的隐性育人功能，该校将创造良好的育人环境与精神文化建设有机结合，突出一中特色，在办学理念、布局格调、育人功能上做到了精心设计、和谐统一。学生们在精心设计的环境中耳濡目染，东坡的生活智慧让他们终身受益，东坡的诗词书画陶冶了他们的心灵。楼宇命名体现东坡文化。学校在楼名雕塑上也十分讲究：办公楼“运斤楼”，取“运斤成风”之意，楼名集苏东坡手书镌刻而成。教学楼“博观楼”，取“博观约取”之意，源自苏轼《与张嘉父尺牍七首·其七》。钢构大型雕塑“随物赋形”，源自宋代苏轼《画水记》。“思齐楼”出自《论语里仁》：“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思齐楼”正面墙上镶嵌了“景苏润德”、“博观约取、厚积薄发”闪光金字。校园处处可见东坡文化。以三苏文化为主要内容，长达260余米的“三苏文化长廊”，数十个灯箱、墙柱上书写着东坡诗词、三苏逸闻趣事。学生们在绿树成荫、藤蔓环绕的长廊，或独步，或静坐，感悟东坡故事、东坡诗词。在运斤楼每一层楼的墙壁上，都有4到5幅制作精美的扇形壁画，摘录了10多首东坡经典诗词中的经典词句。在校园的道路旁、草地里，树立了10多个文化宣传牌，印制了苏东坡让后人终身受益的箴言。体现苏东坡“高风亮节”人格魅力的茂密的竹林也充满了东坡文化的热度。如今，师生穿行“润德路”，漫步“景苏廊”，徜徉在“情致东坡广场”，留影于“行止园”，无不深深景仰“三苏文化”。文化活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该校除了通过精美的雕塑、醒目的标语、雅致的匾牌、优美的画廊外，还以校报校刊、校园广播文化为载体，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通过集中宣讲校史，组织校园文化艺术节的形式营造团结奋进、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文化氛围，培养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人文精神。积极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定期组织校园文化节、运动会及各种节日活动，组建各种学生社团，印发校报，开通校园广播、校园网等，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了校园文化水准。文化以活动传播，学生以活动体验，观念以活动渗透。该校围绕“景苏润德”校园主题文化，开展了“吟诵三苏诗词，探访三苏故居，近学三苏人格，志做复合人才，传播三苏文化”的主题活动，润物无声。科研带动东坡文化根深叶茂。该校以科研带动文化，以校本课程提升内涵。国家级科研课题“三苏文化在中学文科教学中的渗透研究”的成果推广应用，将“三苏文化”作“现代化”处理后渗透到学科教学中，推动着以“三苏文化”为代表的优秀民族文化传统教育。同时，该校在新课程中推出了以东坡文化为主要内容、以《走近东坡》为校本教材的选修Ⅱ课程，“三苏文化与眉山经济”的研究性学习课程。名师讲座让东坡文化深入人心。该校以名校长工作室、名师工作室为龙头，以特级教师、省市区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为基础，造就一批学生心目中的名师。教师要变教知识为铸灵魂，让学生积知识为智慧，化文化为品行，提高科学素养，涵育人文精神。增强行为垂范意识和团队精神，规范一言一行、做亮微小细节，展现一中教师风采，体现一中教师品位。语文教研组长闵育森老师以“从苏东坡的诗词看他的人格魅力”为题，给全校教职工作了精彩的讲座，激励老师们向东坡先贤学习，传承东坡文化，景苏润德，做一名人格健全、知识渊博、教艺精湛、学生敬重的优秀教师。景仰三苏，传承东坡文化，培养奋励有为之才，是眉山一中人的责任。在东坡文化的熏陶下，在东坡人格的影响下，该校学子将拥有奋厉当世的崇高理想、探索创新的不懈追求、独立不惧的处世原则与潇洒自适的生活态度。

2015-11-11
那篇文章故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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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野那篇文章的故事，主要发生在千百年前。千百年来，有千百个人，讲了千百遍。然而，它历久弥新，今天讲起来仍然有滋有味。那篇文章就是《刑赏忠厚之至论》。题目出自《尚书·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两句之后的孔安国传注文：“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那篇文章是苏轼写的。是苏轼20岁时，在当时的京师汴梁，参加科考进士时的应试文章。在那篇文章里，他以忠厚立论，援引古代先王施行刑赏都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明了他所遵循的以仁治国的思想。文章论点鲜明，论据充分，结构谨严，文字流畅，深受那场科考的参评官梅尧臣和主考官欧阳修的赞赏。那篇文章使苏轼一举成名，高中进士，从此走上仕途。那篇文章是苏轼走上文坛的起点，是他后来成为文学大家的奠基石。那篇文章中的仁政思想，使他坚定地站在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立场，因而屡遭贬谪，吃尽苦头。虽然很多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没有选它，但在苏轼的散文选本中，大多选列在内。关于那篇文章，苏轼的弟弟苏辙曾这样说过：“嘉祐二年（1057），欧阳文忠公（即欧阳修）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梅圣俞（即梅尧臣，字圣俞，时任国子监直讲）时与其事，得公（即苏轼）《论刑赏》，以示文忠，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第一名），疑曾子固所为，乃置公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以书谢诸公，文忠见之，以书语圣俞曰：‘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东坡先生墓志铭》)。苏辙的这段话，包含着这样一段史实：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正月，时任礼部侍郎、翰林学士兼侍读的欧阳修，受命担任礼部科考进士的主考官。欧阳修既是朝廷高官，也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对于当时文坛盛行的内容空虚，矫柔造作，奇诡艰涩的文风早就深恶痛绝，并与一批有识见，有眼光，而又志同道合的文人学士，发起了一场诗文革新运动，也就是著名的北宋古文运动，希望藉此清除文坛积弊。由于当时科举考试是天下读书人进入仕途的主要渠道，利用好这条渠道，抓住这些读书人，就能有效改变文风。主考官是这场科考的最高负责人，有权处理这场科考的一切事务，包括确立考场评文新标准，对于应试文章的裁判也具有最高权威。因此，欧阳修下定决心，要利用这次科考机会，进一步推动诗文革新。他明确规定，参加这次科考的所有应试文章必须言之有物，平易流畅；对那些险怪奇诡，空洞无物，浮华柔靡的文章一概不取。这时，苏氏兄弟，即苏轼和苏辙，在其父亲苏洵带领下，已经来到京师应考，正好赶上欧阳修主持的这场科考。真巧，苏轼和苏辙在其父亲的教导下，自幼作文，都是师法先秦两汉的古文和唐代韩愈、栁宗元的文章，很注重内容的充实和情感的真挚，并且都追求质朴无华的文风，讲究文笔的自然流畅。这次应考，可以说是生逢其时，机缘相投。礼部考试那天，苏氏兄弟早早地就赶到考场。当时的考场，场面宏大，纪律森严，每个考生单独坐在一间考室，门前还有皇宫侍卫看守。监考官在考场内回来逡巡，监视的目光扫射着每间考室和每一个考生。在得到这次科考的考题后，苏轼经过认真审题和反复构思，很快就确定了文章的中心思想和文章的基本结构，然后援笔疾书，心中所想，都奔赴笔下，不一会儿就把那篇文章写成了。面对文章的初稿，苏轼就想起父亲在临考前的谆谆叮嘱，也想起了父亲多次考场失败的沉痛教训。他没有急于交卷，而是把初稿反复审读，反复斟酌，严格修改。直到最后实在没有需要改动的文字了，他才交卷退场。在那篇文章中，苏轼以放纵不羁的笔墨和酣畅淋漓的气势,有力地阐明了儒家以仁治国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他说，古之贤君“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长者之道。”他言下之意就是，今之为政者应“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一方面必须赏罚分明，“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之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之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同时，又必须立法严而责人宽，可赏可不赏时，要选择奖赏，可罚可不罚时，就不要惩罚。因为奖赏重了，仍不失为君子，而惩罚重了，则流于残忍。总之，无论是赏是罚，都应本着忠厚仁爱之心。这样，就可以“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了。当苏轼放下手中的笔，怀着满意的心情，昂首阔步走出考场的时候，也许他根本没有想到，他那篇应试之作在以后的岁月里，竟成为人们谈论千年，品评千年，故事多多的名篇。本次科考的参评官之一梅尧臣，最先读到了苏轼的那篇文章。当然，那时他并不知道那篇文章是谁写的。当他拿起那篇文章看过第一遍后，立即就兴奋起来；接着又细看两遍，然后大为激赏，“以为有孟轲之风”，立即就呈荐给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一气读完之后，也是一阵惊喜。他认为这篇文章引古喻今，很好地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而且结构严谨，文辞简练，说理透辟，笔力雄健，颇有古文大家的气度，正是他渇望见到的好文章。他起初想将其评为第一，定为状元，名列榜首，但转念一想，又觉得文章的风格很像是他的得意门生曾巩所为，一旦评为第一，恐会招致循私的嫌疑，于是便将此文改评为第二。当金榜放出以后,人们才知道，评为笫二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是苏轼。这场科考没有第一名。第一名的荣耀和状元的头衔，都被欧阳修的一念之误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接着礼部复试，苏轼以“春秋”对义，又获得第一。三月，礼部考试合格者参加殿试，仁宗皇帝亲临崇政殿主持策问，苏氏兄弟又同科进士及第。此时，气宇轩昂，才华出众的苏氏兄弟，给仁宗皇帝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殿试结束，仁宗兴冲冲地回到后宫对皇后说：“我今天为子孙选中了两个太平宰相！”金榜题名之后，按惯例主考官与新中进士之间，便有了终身不渝的师生名份和情谊。苏轼依例分别向梅尧臣和欧阳修呈递了《上梅直讲书》和《谢欧阳内翰书》，真挚地表达了他的谢意。这时候，梅欧二人才知道那篇令他们眼前一亮，惊喜激赏的好文章原来出自苏轼笔下。欧阳修非常后悔，深感歉疚，委屈了苏轼。可苏轼却没有那种委屈的感受，心里只有非常的喜悦和快乐。他在《上梅直讲书》中，除了对梅尧臣的赏识提携表达真诚的谢意之外,其余的文字都是毫不掩饰地大谈他心中之乐。这样,他们彼此就更亲近了。这时梅尧臣才问苏轼：你那篇文章中的“皋陶杀之三。尧帝宥之三”的典故出自何处？苏轼就坦白地告诉他：这个典故根本就没有，是我在行文中为了自圆其说而临机杜撰的。梅尧臣当时完全没料到会是这个情况，但事以至此，他只好一笑了之。在《谢欧阳内翰书》中，苏轼除了对欧阳修的知遇之恩表达了诚挚谢意外，还极其简略地概述了宋朝开国以来文学发展的艰难历程。文中说：宋初文坛深受“五代文弊”的影响，“风俗靡靡，日以涂地”，朝廷希望能正本清源，回复先秦两汉的朴实文风。但是，矫枉往往过正，为文者，有的求深而“至于迂”，有的务奇而至于“怪僻不可读”，究其原因，就在于学韩愈未能学到精髓，而是被韩愈门生皇甫湜的谬误倾向所误导。作者从一个很高的角度俯视文坛，分析论征，精炼而透辟，充分显示出苏轼不凡的见识和高超的文字功夫。欧阳修读后赞不绝口，并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欧阳修《与梅圣俞书》）并且感叹：“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他预言，未来文坛领袖必将属于苏轼！在呈上《谢欧阳内翰书》之后，苏氏兄弟又在父亲带领下，一同到欧阳修府上拜见恩师，当面致谢。欧阳修对三苏父子的拜访非常高兴。对苏氏兄弟这两位青年才俊十分怜爱。在一番亲切交谈之后，彼此都觉得更加亲近了，从此结下了绵延几代人的亲密情谊。谈话之间，欧阳修问苏轼：你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中说，尧帝时候，有个人犯了罪，司法官皋陶三次说要杀他，尧帝三次赦免他。这个典故出自何书？苏轼回答说：出自《三国志·孔融传》的注中。苏氏父子走后,欧阳修立即将《三国志·孔融传》找出来,仔细地重读了一遍,却没见到这个典故。他很纳闷。下次见面，他又问苏轼。苏轼见他一再査问，如此认真,就据实相告。他说：曹操灭袁绍，将袁熙（袁绍之子）美貌的妻子赏赐给自己的儿子曹丕。孔融对此很不满，就说:当年武王伐纣,将商纣王的宠妃妲己赏赐给了周公。曹操忙问,此事所据何书?孔融说:并无所据,只不过以今天之事来推测古代情形,想当然耳!所以,学生也是以尧帝为人之仁厚和皋陶执法之严格来推测,想当然罢了。欧阳修听完苏轼的这番话，高兴得击节称叹，事后多次和人谈起，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作为朝廷高官和文坛宗师的欧阳修,以他当时的声望,一句褒贬之词,足以注定一个青年学子一生的荣辱成败。苏轼有幸得到他数次的高度评价，因而一时之间声名鹊起,名满天下。仅管如此,学界人士只习惯于向事实低头,向真理屈服,而不盲从某个权威。他们对于苏轼那篇名噪一时的应试文章,不时地就有所评论。有人认为那篇文章并不很成熟,不能把它夸饰成典范。还有人认为，年方弱冠的苏轼在考场上能写出那样的文章，确实是个人才；但他杜撰论据，文中几处引文又张冠李戴，这能算是好文章？还有人作过考证，认为“三杀三宥”的杜撰权还不属于苏轼。他可能是将周公与有司的对话张冠李戴地说成是尧帝与皋陶的对话了。此外，后来的一些笔记小说中关于那篇文章的“佳话”或者笑话还记载了不少，这里就不再多说了。其实,当初梅尧臣笫一眼看到那篇文章时,对“杀之三,宥之三”的典故就曾心生疑窦,只是一时想不起来它出自何处,而又不好意思提出疑问,怕人因此认为他学识浅簿,有伤颜面。再说,仅从字面上看,文章确实很漂亮,很符合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主张,此一典故出处的有无，就不重要了。因此，他才立即呈荐给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一看那篇文章，就看出作者对文章的开头结尾、谋篇布局、立论说理、用典行文，是用了心的，显示出作者对文章的写作技巧是很老道的。不过，在惊喜之余，当时也曾提出“杀之三，宥之三”一典为何没有标明出处，梅尧臣当即反问：何须出处！欧阳修一时也拿不准此典何出，心想定有出处，于是就默认了。那篇文章就如此这般地混过了关。如果梅尧臣与欧阳修都对唐尧为帝，皋陶为臣的史实熟记于心，或者他们二位在当时较个真，査出此典是杜撰，那篇文章就成问题了。再加上后面的一些差错，那篇文章就可能评为不及格。这样，在那次科考中苏轼就不是名列第一还是第二的问题，而是要落榜了。王安石曾经说过，如果他当主考官就不会录取苏轼。不知王安石说这话是出于个人情绪还是他已经看出那篇文章的破绽。关于那篇文章的故事，到此还没讲完。后世的文章评点专家们，还陆续指出那篇文章的瑕疵。一是说，文章第二段“《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谨刑也。”这段引文不正确。这里的“传”，是指孔安国给《尚书·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作的传注。传注的原文是“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而不是“赏疑从与，罚疑从去”，如果说苏轼在这里的引文不是张冠李戴,至少也是记忆错误。二是说，文章最末一段引《诗经》中的那几句诗，也有差错。他引的是《诗经·小雅·巧言》篇中的话。原文是“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苏轼的引文却把前两句和后两句弄颠倒了。看来这也属于记忆错误吧。还有,关于尧从四岳而用鲧的典故,虽然在《尚书·尧典》中有点根据，但却与刑赏没什么关系，他引用在这里并不妥贴。对于这些，有人说，这是考场作文，没有资料可供査阅，出点差错情有可原。可是有人却说，对于考试文章的评判，只能讲对错，不能讲情理。不然，“情有可原”的“情”就有千差万别，试问评判者何以面对。我看这种说法是很在理的，正确与谬误之间没有商量的余地。至于把苏轼杜撰“杀之三，宥之三”的典故说成是他的“创造力”，那显然就太荒谬了！在我看来，有故事，甚至故事多，对一个人，一件事，一篇文章，一部作品，以至一个地方，一个国家，并不是什么坏事。在某些时候，某种情况下，它还能玉汝于成。相反，没有故事，或者故事很少，往往就表明你平淡无奇，引不起人们的关注。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故事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我们在这里讲的那篇文章的故事是什么性质的呢，我们一时很难一言以蔽之，还是请读者诸君自己去评判吧。我们中国人，有为长者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爱者讳的传统。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是在科学面前，在学问面前，在事实面前，只能是就是，非就非，既不能混淆，也不能骑墙。再说，我们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指出某些谬误，是为了让我们后辈的青年学子正确认识和接受祖国的文化遗产，除此别无用心。这对长者、尊者、亲者、爱者毫无伤害，我们又何苦去遮遮掩掩，甚至讳莫如深呢！

2016-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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