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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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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椰网/海拔新闻记者牛志远常有人提起，“一门三父子，唐宋八大家”。《渑水燕谈录》中记载，“苏氏文章擅天下，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也”，唐宋八大家中，苏氏一门就占了三位，“一门父子三词客”的也因此成为美谈。事实上，除了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苏轼的曾祖父苏杲、祖父苏序，皆以乐善好施、行侠仗义而于乡里间闻名，苏轼的伯父苏涣也曾为（宋仁宗天圣二年）进士。由此可见，眉山苏氏一门可谓是贤能辈出，一家出了三个大文豪自然是绝非偶然，与其良好的家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作为“一门父子三词客”中名气最大的一个，透过苏轼几经起伏的一生，可观苏氏一门家风。从入朝为官到几次贬谪，宦海沉浮当中，苏轼的身上既有祖父苏序般“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爱民之心，也承继了父亲苏洵“诗书传家”“志存高远”的文人之志。在优良家风影响下，苏轼可谓是兼具孝慈仁爱、勤政爱民的优良品行，与父母、兄弟、爱人也都有着深厚的情谊。回顾苏轼的一生，不难发现，良好的家风及家人的支持，正是他能够成为文章大家、坦然面对各种困厄的原因之一。诗书传家志存高远老而好学言行教子的贤父苏氏一门的家风可以说是“祖传”，苏洵的祖父苏杲和父亲苏序都是乐善好施之人，常救危扶困，在家乡有着很好的口碑，为子孙后代树立了榜样。苏轼少时的启蒙教育主要得益于父亲苏洵及母亲程夫人。苏轼的父亲苏洵在少时由于家境殷实，没有养家糊口的压力，因此常外出游学，并不好读书。《三字经》中记载，“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这一句记载的便是苏洵二十七岁开始发奋读书，求取功名的故事。而苏洵也在《嘉祐集》中自述：“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从二十五岁开始知道读书到二十七岁开始发奋读书，苏洵自觉为时已晚，他也在首次乡试落第后感慨：“吾今之学，乃犹未之学也！”或许是出于自身经历的原因，苏洵对于孩子们的教育十分重视。在苏洵的言传身教之下，苏轼、苏辙两兄弟从小耳濡目染，既熟读史书，也时常跟随父亲外出游学，饱览名山大川，可谓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北宋嘉祐初年（公元1056年），二十一岁的苏轼与苏洵、苏辙三人一行进京应试，并与苏辙同榜及第，轰动京师。“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苏轼、苏辙两兄弟登科时，父亲苏洵对自己屡试不第而深感遗憾。但事实上，苏洵虽从未进士及第，才华斐然却并不依赖于一纸功名，苏洵在谱学、散文、诗作方面造诣都很高。“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这是少年苏轼的豪言壮志，其背后还有一则故事。据苏东坡历史文化艺术馆讲解员张宏天介绍，相传苏东坡年少时自负其才，且酷爱读书，有一次，他自撰了一副春联，并书于大门上：“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有一天来了一个老者，一边拿出几本书，一边对苏东坡说：“听说你要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今天特来请教。”苏东坡接过书一看，顿时就愣了，因为书上的字他一个都不认识！于是当时年龄尚小的苏轼发觉，联中“识遍”与“读尽”，未免口气太大，而人世间的学问是无止境的，于是将对联改为：“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愿做“范滂之母”的程夫人苏轼幼时好学，志存高远，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其母亲程夫人的影响。史学家司马光所作《苏主簿夫人墓志铭》对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夫人姓程氏，程氏富而苏氏极贫。夫人入门，执妇职，孝恭勤俭。族人环视之，无丝毫鞅鞅骄倨可讥可状。喜读书，且皆识大义……”程夫人是名门之后，知书明理。苏洵外出游学期间，苏轼、苏辙的教育均由程夫人负责。程夫人谆谆教诲，勉励他们“奋厉有当世志”，“立乎大志，不辱苏门，也不悔于国家。”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追忆了在苏轼十岁那年，母亲程夫人曾教导苏轼读书的往事。“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太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一次，程夫人教苏轼读《后汉书》，读到《范滂传》时，感慨很深，不知不觉地就叹息起来。范滂是东汉名士，学问气节皆受敬重，却遭人陷害，即将赴死。苏轼问母亲自己如若成为如范滂一般的义士怎么样？程夫人则回答道：那我就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吗？也正因如此胸襟，后人提及程夫人，常将其与岳飞之母、孟子之母同论。由此可见，程夫人胸中怀天下，家国情怀可见一斑。就是在这样极具家国意识的启蒙教育之下，苏轼逐渐成长起来。在父母的引导下，读书的习惯就这样根植在苏轼的骨子里，即便是在儋州谪居的三年他也依旧不忘读书。当时儋州有一位乡贤名为黎子云，居住在城郊，也酷爱读书，家中收藏有《柳宗元文集》等作品，还十分擅长诗文创作。相传，东坡初到儋州时，一度陷入“无书可读”的境地，听闻黎子云家中藏书甚多，东坡十分羡慕，便时常向黎子云借书读，久而久之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当时的儋州，教育基础薄弱，读书对于不少家庭来讲是个难事。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海南省苏学研究会副会长海滨介绍：“一日，东坡到了当地政府兴办的学校，非常开心，兴致勃勃地走进去，但是进去一看，残垣断壁，只有老师，没有学生，也听不到读书的声音，他就觉得内心很失落。”后来东坡在搬家过程中，突然听到耳畔传来朗朗读书声，“东坡非常兴奋，写下了‘儿声自圆美,谁家两青衿’这句诗，他就觉得这里居然有人在读书，一下子就开心了。”在海南时，除了自己坚持读书写作外，苏轼还督促陪伴在身边的儿子苏过好好读书。在苏轼的悉心教导下，苏过表现出过人的才华，时人称之为“小坡”。就连苏辙也感慨地说：“吾兄远居海上，惟成就此儿能文。”兄弟情深家庭和睦“史上最深兄弟情”苏轼很幸运的一点是，不论是他的原生家庭还是与王弗、王闰之、朝云组成的小家，都有着极其和睦的家庭氛围。比起弟弟苏辙，苏轼的仕途遭遇更为曲折，所以苏辙经常在想办法营救哥哥。常有人戏称苏辙是为了“捞”哥哥而一路官至副宰相。苏轼、苏辙的感情也被后人称为“史上最深兄弟情”。很少有人知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首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其实是苏轼写给弟弟苏辙的。当时，苏轼自请任密州太守，其中一个就是想离弟弟苏辙近一点，二人可以常相聚，但事与愿违，那个中秋佳节却没有与弟弟苏辙见面，只好借词传达想念之情。元丰二年，“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辙呈上奏折《为兄轼下狱上书》，愿免除自身官职为兄赎罪。苏轼下狱后因为自觉生死未卜，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借着长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的机会暗中约好，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送鱼暗示，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朋友代劳，却忘记告诉朋友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朋友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给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生死关头，苏轼想到的还是弟弟苏辙，足可见兄弟之间情深意重。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苏轼被贬海南儋州，苏辙被贬广东雷州。苏轼渡海到海南前，苏辙一直送到海边。不料，此番一别，便是永诀。居儋期间，苏轼和弟弟书信往来，诗词唱和不断，字里行间，尽是牵挂。约三年后，苏轼在北归途中病逝于常州，他临死前最大的遗憾就是未能再见弟弟一面。苏辙哭着为哥哥写祭文，其中“手足之爱，平生一人”一句，和苏轼当年在“乌台诗案”中以为自己必死无疑时写下的“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一样令人万分动容！不思量自难忘贤内助“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苏轼一生有三段感情经历，第一任妻子王弗是四川眉州乡贡进士王方之的女儿，婚后两人感情甚笃。但好景不长，1065年，年仅27岁的王弗便去世了。王弗去世后，苏轼手植三万棵松树以纪念亡妻，还写下了这首千古悼亡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苏轼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熙宁元年(1068)，对亡妻念念不忘的苏轼，在为王弗守孝三年后，才正式迎娶了王弗的堂妹王闰之为妻。不同于堂姐的才华卓然，王闰之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家庭妇女，但她勤劳善良，对姐姐所生的儿子苏迈和自己后来所生的苏迨、苏过一样好。在苏轼长年被贬的艰难岁月里，王闰之和苏轼患难与共，相濡以沫，是苏轼身后难得的贤内助。常有人会好奇，为何苏轼是在从儋州北归的途中病逝于常州，为何会葬于河南郏县。据记载，王闰之死后百日，苏轼请来著名画家李龙眠，为她画了一张罗汉像，并立下遗嘱：将来惟有与你同穴而葬，才能履行一同归去的诺言。苏轼死后，苏辙将他与王闰之合葬，实现了祭文中“惟有同穴”的愿望，而王闰之葬在的地方正是河南郏县。“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苏轼在39岁时，遇到了12岁的朝云，当时的朝云家里一贫如洗，已经无法养得起她了，她便自请跟随苏轼。再后来，朝云成为了苏轼的侍妾。苏轼在《惠州荐朝云疏》中提到，“有侍妾王朝云，一生辛勤，万里随从。”这个年龄比苏轼小许多的侍妾，在苏轼看来却是最了解自己的人。相传，一天，苏轼指着自己的肚皮问侍妾们:“你们说我的肚子里装的是什么？”有人说是“锦绣文章”，有人说是“满腹才华”，苏轼听后都摇摇头，只有朝云打趣地说:“您一肚子装的都是不合时宜。”苏轼听后，大笑道:“知我者，唯朝云也!”孝慈仁爱为政以德伴父渡海至纯孝子心除了兄弟、爱人，苏轼与孩子们相处得也十分融洽。“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一生三次经历贬谪，黄州、惠州、儋州的谪居生活均有孩子陪伴。元丰二年，苏轼正身处“乌台诗案”的旋涡中，正在准备进士考试的长子苏迈放下手中事务，乌台诗案发后，每日探监送饭菜，非常辛苦，还四处奔走托人营救，并约定“鱼狱之灾”的暗号。苏轼被贬黄州后，苏迈又陪同父亲一起前往黄州。苏轼被贬惠州后，苏迈又主动向朝廷请求到韶州（今广东韶关）任职，以方便照顾父亲。苏轼从海南北归时，苏迈自广州陪伴父亲北上，直到常州。苏轼一生共有四子，长子苏迈，次子苏迨，三子苏过，幼子苏遁。然苏遁未满周岁而夭，苏过即算是小儿子。苏轼被贬海南后，苏迈照顾苏家留在惠州家眷，照顾父亲苏轼的责任落到了苏过身上。不同于苏迈，苏过自小便常年生活在父亲身边，但“乌台诗案”发生时，苏过年仅七岁，苏过的少年时光可以说是在跟随父亲漂泊当中度过的。公元1097年，苏轼被贬至儋州，在苏轼的笔下，当时的海南“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且不论是语言、习俗还是气候都与内地迥异。苏过当时年仅二十五岁，正是考取功名的好年华，并且已有妻儿。但他担心年逾六旬的父亲不能适应异乡的生活，只好妻儿留在惠州，托付兄嫂照料，独自挑着书担，跨越大海，随父亲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在当时还是荒蛮之地的儋州。“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奶更全新。莫将南海金齑脍，轻比东坡玉糁羹。”海南省儋州市烹饪协会“十大名厨”之一的厨师陈生强的拿手好菜之一便是“东坡玉糁羹”，而东坡玉糁羹正是苏轼被流放海南时，苏过为给父亲补充营养所创。“当时，苏轼过得很清苦，和当地乡民一样日以山芋充饥，儿子苏过想弄点好吃的给父亲享受，没有别的东西，就拿芋羹想办法。”陈生强说：“芋头、萝卜，使用的都是很简单的食材，但苏东坡吃得眉飞色舞，便即兴作诗一首，形容玉糁羹色香味俱全，连金齑脍都比不了。”陈生强说：“制作这道东坡玉糁羹只需要十几分钟，食材简单，但孝心可贵，所以这道菜也一直传承至今。”苏轼北归后，病逝于常州。在苏轼去世安葬于河南汝州后，苏过为了看守父亲坟墓，更是举家迁往汝州。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苏过病逝，被安葬于汝州东坡墓地之东南，继续陪伴父亲。“以民为本”的初心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屡次应试落第，科举入仕之路并未成行。但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喜谈政论军，他自己也说为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而苏轼、苏辙得益于他的言传身教，皆为官刚正，廉政爱民。“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曾在《六事廉为本赋》写下“功废于贪，行成于廉”，主张“保民生”“与民同乐”。在苏轼的政治生涯中，经历过三次被贬，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贬谪地距离当时的汴梁首都可谓是越来越远，其仕途坎坷可见一斑，但不论身份如何变迁，官职高低，苏轼自始至终保有“以民为本”的初心。正所谓“东坡不幸海南幸”，东坡在海南期间，劝学、劝耕、劝医、劝和，不仅为海南培养出第一位举人和第一位进士，也实实在在地造福了海南人民。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被贬至琼州昌化军（今海南省儋州市）安置。海南岛自隋代方始设郡，至宋代时还是一片蛮荒之地。初到海南时，苏轼“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即便条件艰苦，东坡却仍坚守“以民为本”的初心，帮助疗救百姓疾病，带领百姓弃旧习、务农桑，开辟学府、讲学明道，还引导不同民族的人们和谐相处。当时，苏轼在儋耳，如今的儋州生活期间，发现当地百姓饮用的并非淡水，也由于水质问题，常年患病。于是，他力劝大家改变这种习惯，并带领百姓勘察水脉，挖了一口地下井，取井水饮用。在东坡的普及之下，远近百姓纷纷效仿，改变了直接饮用沟渠积水的习惯，百姓们因饮用不洁水源生病的情况大大减少。在医药领域，当时的海南医药紧缺，医术普及程度不高。如遇家人生病的情况只得求助巫医。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苏轼普及内地的医术并探索海南的中草药。在农耕领域，据记载，苏东坡贬谪至海南时，当地百姓主要以狩猎为生，经常食不果腹，而土地却大量荒芜。苏轼创作了诗歌《和陶劝农六首》，劝说百姓改变“不麦不稷”“朝射夜逐”的落后生活方式，带领百姓改进农具，开垦荒地，教之以种植水稻等农作物之术，也改善了当地百姓吃不饱饭的状况。儋州市中和镇七里村党支部书记何耀助近日在采访时称：“传说东坡曾带领儋州的百姓改造农具，并使用耕牛，这在当时极大地提高了耕种效率。”在民族关系上，苏轼认为“咨尔汉黎，均是一民。”他将汉族和黎族视为一体，苏轼贬谪至海南的三年里，劝导黎汉融合，这对于促进黎族和汉族两族的交好确有重要的意义。在教育领域，自隋朝开科取士以来，整个海南从无一人考中举人或进士，直到苏东坡的出现打破了这种现状。宋哲宗绍圣五年，苏轼开始在儋州的载酒堂内讲学，传道授业解惑，使“蛮荒之地”的海南渐渐出现朗朗读书声。可谓是“东坡不幸海南幸”，东坡谪居海南的经历，为海南的文化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连线专家问：在海南流放期间，苏轼“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为什么仍然坚持读书？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海南省苏学研究会副会长海滨：苏家家教甚严，苏轼和弟弟苏辙都将父亲苏洵称作父师，即苏洵既是父亲，也是老师。在海南流放时，60多岁苏轼还梦到被父亲提问背诵《春秋》，结果从梦中惊醒，“犹如挂钩鱼”。由此可见，读书俨然已经成为他的一种习惯，成为了他生活中的一部分，而这离不开从小到大他所受到的教育。问：苏轼虽以诗书闻名，在仕途当中却几经贬谪，但为何能够一直坚守初心，“以民为本”？海滨：大家熟悉的“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个词，在苏轼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朝中政局动荡时，苏轼经常请求外放。苏轼杭州任满的时候，朝廷说需要他回来，而苏轼上书说：“能不能不回去，给我再安排一个地方官员，哪怕偏远一点，小一点也可以，但也不要回去，因为我是一个不能忘了我初心的人，一旦我回到朝廷上，我的初心让我看到问题我就要指出来，就会受到别人的攻击打击。”在我看来，苏轼坚守初心的特点固然跟他长期读书有关系，但我觉得从根本上讲是跟他的家风家教还是有关系。而他的这种优秀不仅来源于父母和家族的熏陶——苏洵教诫孩子要“诗书传家”“志存高远”，苏母程氏也鼓励儿子从小立志；这也要靠他一生当中王弗、王闰之、朝云这3位女性的成全。问：东坡是怎么培养和教育自己的孩子的？好学善读的家风得到了怎样的弘扬？海滨：苏轼要求儿子每天早上起来开始读书、抄书、看书。苏轼曾说：“我一听到苏过在这里读诗的样子，我就想起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当时是怎么读书的，我的父亲又是如何要求的。”同时，苏轼还特别擅长“褒奖式教育”，会主动赞美儿子读书声音好听。所以苏氏家庭的这样一种鼓励式的教育是一以贯之的，宽严相济，细致入微。

牛志远

2023-02-27
苏轼对石鼓文研究的学术价值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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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从师学徐浩起，即钟爱于石鼓文的学习和研究，“首钩”石鼓文全本并有音释，之后每到一处有古文刻石必认真学习和研究，存世有两处篆书书迹。一处位于山东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市）。北宋神宗时期的熙宁七年（1074）苏轼知密州，除政务外，非常重视金石文化的研究和学习，其中苏轼对秦篆刻石的研究学习在赵明诚《金石录》卷十三《秦琅邪台刻石》跋记：“右《秦琅邪台刻石》，在今密州。其颂诗亡矣，独从臣姓名及二世诏书尚存，然亦残缺。熙宁中，苏翰林守密，令庐江文勋模拓刻石，即此碑也。”熙宁九年，苏轼见秦刻石磨泐严重，为留存史迹和便于学习研究，即请“文勋摹秦篆，刻秦始皇颂德刻石，置之超然台上。正月七日，作《刻秦篆记》”。苏轼刻石至明代已佚。幸至清道光五年（1825）由当任知县方观国重刻，苏轼所命刻秦刻石至清代重刻于超然台上，今刻石存藏于诸城博物馆。另一处位于滕县（今山东省滕州市）。北宋熙宁九年（1076）岁末，苏轼知密州任满，改调河中府，后又改调徐州，至熙宁十年四月到徐州任上，时其好友范纯粹为滕州（时徐州所辖）任上，《文集》卷十一载：“（十月）二十二日，为滕令范纯粹作《滕县公堂记》。纯粹替去，交代新任王安上立石。”此刻石现存滕州市木石镇墨子故里博物馆。该碑刻“高190厘米，宽80厘米，厚22厘米”。内容为赞范纯粹修县公署一事。其碑额“滕县公堂记”五字篆书是苏轼存世少有之字，受石鼓文大篆影响，金石气十足。可见其对篆书不仅重研究，在多种书体创作上也都有所借鉴。石鼓文在宋代是金石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苏轼有“首钩”摹本并音释，因未见其正式拓本而未引起学者重视，然从现存的耀州刻本与史载著述的对比可证为苏本无疑，其亦是现存字数最多的石鼓文“钩摹本”。苏轼从文学及文字角度来研究石鼓文亦是其专长之处，其七言诗作《石鼓歌》，叙写石鼓文的现状，追述石鼓文原委及石鼓独存而引发的思考等。长诗大篇运用了多种比喻，状难状之物，栩栩如生，使“籀史变蝌蚪”鲜活而生动，诗文一出即引起社会传诵，又加石鼓文本身的“篆籀”魅力，士大夫们纷纷学习研究石鼓文。苏轼从文学角度出发，完成了最重要的前两个方面“补缀残字，写定释文”，同时研究石鼓文寻求最佳拓本又是五者的基础，而苏轼处于北宋初期，既最有可能见到唐拓本，又曾任职于石鼓所在地达三年之久，从唐旧本的钩摹到石鼓的实物勘察椎拓，世间唯有苏轼有此文缘。苏轼“首钩”石鼓文摹本及音释“具备”著述之作，对后世研究石鼓文的影响及学术价值就不言而喻了。杨慎《石鼓文音释》、陶时雨《石鼓文正误》等较多引用和参考苏本进行研究和论述，后来的李日华《六研斋笔记》、李中馥《石鼓文考》、冯惟讷（1512—1572）《古诗记》等都有相关论述和记载，清代及近代也多有论述和参考，虽然后人包括近代的郭沫若等学者有不同观点并有存疑，但这并不影响其学术研究价值，结合现存有关宋拓本进行深入的研究，依然意义深远。宋代金石学热潮背景下的石鼓文研究，苏轼是参与较“石鼓何逢逢，千年不闻响。唯留大史名，斑剥青苔上。读之不能终，望古独遐想。”尤侗的诗也表达了千百年来石鼓文研究有识之士的心声，正如民国时期王国维所评包括苏轼在内的宋代士大夫们：“亦各有相当之素养，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此种精神于当时之代表人物苏轼……诸人著述中，在在可以遇之。”苏轼对石鼓文的研究也仅是其金石、书画、诗词之一：“其对古金石之兴味，亦如其书画之兴味，一面赏鉴的，一面研究的也。”时至今日，学者们对石鼓文的研究，在参照宋代留存拓本的基础上，也对苏轼“首钩本”及音释多有借鉴和参考，其影响可谓深远。——本文摘录自《西泠艺丛》总第84期“‘两宋金石学与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粹”专题，《苏轼石鼓文研究考》，文/王仁海

2022-01-29
寻路东坡那个最懂苏东坡的女子，和他们的惠州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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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位于惠州城市中心的西湖景区，就能看到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隐现于树木葱茏之中。走过苏公堤，再跨过横于平湖与丰湖之间的西新桥，在西湖孤山的东麓拾级而上，就能一路抵达王朝云墓。近千年前，王朝云逝于惠州，遵从她的遗愿，苏轼将爱人葬于丰湖之上栖禅寺之东南，筑六如亭以纪念。至此，这位千古大文豪的“红颜知己”，苏轼潦倒时期的生命支柱，与他从此生死永隔，长眠在惠州的山水之中。苏轼的一生大起大落，几经起伏，晚年更是一路被贬至岭南。可在他曲折跌宕的人生境遇中，王朝云始终陪伴左右，陪他走过颠沛流离、潦倒落魄的岁月，更精心照料着他的生活起居，鼓励着落入人生低谷的苏东坡。如今，在惠州西湖之畔，在泗洲塔下，再到王朝云的墓前，走过苏轼与王朝云曾行经之处，可以联想到在数千年前，两人相伴游湖，相互扶持着度过在岭南的清贫时光。在惠州市东坡文化协会常务副会长、教授、博士（博士后）申东城的讲述中，能看到苏轼与王朝云在惠州的情深岁月。千古文豪的红颜知己“知我者，唯有朝云也”从古至今，在关于苏东坡与王朝云的轶事传闻中，最为有名的应是那一则“不合时宜”的故事。在古籍记载中，曾这样写到：“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东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机械。’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曰：‘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坡捧腹大笑。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这个故事流传甚广，可见在千古大文豪苏轼的心中，王朝云是能理解自己的“红颜知己”，她知晓自己满肚子的“不合时宜”，更理解和崇敬苏轼。苏轼与王朝云的初次相遇，始于熙宁七年（1074年），彼时已经三十九岁的苏东坡在杭州通判任上，遇见了年仅十二岁的王朝云。王朝云虽是歌女，却天性聪敏、善解人意，让苏轼心生好感。“现在有说王朝云是苏轼买回家中的，也有说是朋友买来送给苏轼的，说法不一。相传，王朝云到了家里后，就成为了苏轼第二任妻子王闰之的使唤丫头。”在王朝云与苏轼相识不过五年后，震惊朝野的“乌台诗案”发生，苏轼被捕下狱，险些丧命，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随后，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御史台差人的押解之下，他与长子苏迈凄凉前往黄州。在被贬黄州的第二年，也是苏东坡人生旅途最为艰难的时期，征得王闰之的同意后，彼时十八岁的王朝云，正式成为了苏轼的侍妾。“苏轼在娶了王朝云后，心里应该是很开心的。”申东城说，苏轼曾写下不少诗词，用以赞赏王朝云的美貌。譬如，苏轼《朝云诗》曰：“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络秀不同老，天女维摩总解禅。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因缘。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诗中，苏轼用晋人刘伶元与樊通德的典故，说明了他与朝云的生死相依、心灵相通，更赞美王朝云是天女维摩一般貌美。流放的岁月贫苦动荡，但有了王朝云无微不至的体贴关怀，苏轼自然能够体会到对方的爱意。元丰六年（1083年），王朝云在黄州为苏东坡生下一子，苏东坡在欢喜中将其取名为苏遯，“遯”即“遁”也。对于这个孩子，苏东坡说：“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可惜天不遂人愿，苏遯在元丰七年（1084年）病亡于金陵，王朝云在丧子的悲痛中久难愈合。尽管如此，她仍强撑着自身，执意陪伴苏轼去往更为偏僻之地，一路追随左右。“苏轼人生中的三位伴侣，可以说都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他的第一任妻子王弗，聪慧谦谨，知书达理，更有‘屏后听语’的故事，她可以说是苏轼事业上的得力助手。第二任妻子王闰之，深受苏轼弟弟苏辙的喜爱敬重，他对这个嫂嫂赞美有加，认为其本性淳厚、贫富不惊。可见王闰之贤良淑德，是位贤内助。而王朝云，可以说是苏轼人生的知音，她能够知道苏东坡‘不合时宜’的性格，更陪伴他走到了艰苦的日子。”颠沛流离流放岭南“一生辛勤，万里随从”“以瘴疠之地，魑魅为邻；衰疾交攻，无复首丘之望。”广东惠州，在古时是极为偏远的岭南之地，在中原人看来，这里瘟疫、瘴气流行，蛇虫出没，更是十足的荒蛮之地。在绍圣元年（1094年），已近花甲之年的苏东坡踏上了颠沛流离的贬谪路途，这一年他已经五十九岁了。苏轼郁闷、失望的心情，在《到惠州谢表》也流露出了不少。虽是不幸之旅，但好在还有亲人的陪伴，苏轼带着王朝云与幼子苏过来到了惠州。苏东坡曾在《朝云诗序》中写道：“予家有数妾，四五年间，相继辞去，独朝云者随予南迁。”在惠州的日子清贫，身为罪臣的苏轼的日子过得也是紧巴巴。“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未敢扣门求夜话，时叨送米续晨炊”。从这些诗句中，都能看到在惠州生活的不易。但好在还有多才多艺的王朝云，她任劳任怨，悉心照料。不仅与苏东坡共担祸福，还能诗词唱和，更与苏轼漫步西湖，也沉醉在惠州的山水之中。“我们都知道王朝云是歌女出身，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于是在惠州，就演绎出了很多故事。”申东城描述了一则两人相处的趣事，王朝云在惠州时，常会弹奏乐器大白，吟唱苏轼所作的《蝶恋花》，每当朝云唱到“枝上柳绵吹又少”时，就不胜伤悲，哽咽到唱不下去。东坡问是何缘故，朝云说：“妾所不能竟（唱完）者，‘天涯何处无芳草句’也。”因这首词所写是春景，东坡开玩笑说他正悲秋，而朝云又开始伤春了。“其实王朝云那么悲痛，也是对自身这种悲惨境遇的感触。而在王朝云病逝之后，苏轼就极少听这首词了，也不怎么来西湖了。”在惠州的日子虽然缺衣少食，但苏轼仍关注民生，不仅帮助当地民众提高生产力，更到处搜罗药品为人治病，还对惠州西湖的民生改造。“王朝云的心肠也非常好，有说法表示她常去照料生病的患者，后人也因此感念王朝云。”更有传言说，王朝云正是在照顾感染瘟疫患者的时候，不幸自己也染上了瘟疫。绍圣三年（1096年）的仲夏，岭南闷热难捱，染上瘟疫的王朝云，不幸因病逝世，年仅三十四岁。在临终之时，她吟诵着《金刚经》的“六如偈”而逝，因为在幼子去世的打击后，王朝云潜心修佛。而佛教中的“六如”，以梦、幻、泡、影、露、电，喻世事之空幻无常。“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到王朝云的人性之美，更能看到她的豁达与通透。这与苏轼的思想也有契合之处，也愈发能明白他们之间的心意相通了。”对于当时的苏轼而言，朝云的离去是一次沉痛的打击。在悲痛之中，苏轼将王朝云葬于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之东南，筑六如亭以纪念。苏轼在亭柱写下楹联曰：“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在王朝云逝世后，苏轼写下《惠州荐朝云疏》：“轼以罪责，迁于炎荒。有侍妾王朝云，一生辛勤，万里随从。”王朝云所给予苏轼在生活、精神上的陪伴，是他贬谪路上的支撑和慰藉。只是到此，这位才情俱佳的女子，她曼妙的歌吟与窈窕的身姿，最终消失在了惠州的西湖畔、孤山下，只留给苏轼无尽的怀念和哀伤。“在惠州时，苏轼写了很多关于朝云的诗词作品。我想，他与朝云朝夕相处于这样环境中，他更多的是得到了一种来自家庭的情感上的温暖。”申东城这样说。后人做“朝云会节”以铭记“朝云墓上去烧香”“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在苏轼的笔下，惠州西湖的美沁人心脾。如今，朝云墓仍在孤山南麓，正远眺着这一湖碧水，在近千年的岁月中凝望这座城市的变迁与兴盛。申东城说，朝云墓历经朝代更迭，历代都有维修，至今墓葬保存完好，又在1984年再次重建。“相传历史上这里曾遭匪患，可是土匪也敬重苏轼人品，连着对与他有关的事物存有敬重之意，他们到了朝云墓之后未加损毁，而是绕王朝云墓而去。”申东城还说到，在古时更有在朝云诞辰来朝云墓祭拜的民俗，流传了上百年，称之为“朝云会节”。因每年的农历十二月初五，是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侍妾王朝云诞日，惠州城内未婚女子习惯拜祭朝云，汇集于惠州西湖王朝云墓前，祭祀祈福、补种梅花。据介绍，清代惠州名士江逢辰的诗句“士女倾城补种花”，描写的就是“朝云会节”的情景。“很多女子来拜祭王朝云，也是希望能像她一样秀外慧中，才情俱佳。”申东城解释道，而在江逢辰另一首诗《惠州西湖棹歌》中也写道：“六如亭路多垂杨，红菱翠藕开野塘。郎坐船头妾船尾，朝云墓上去烧香。”而这样的习俗，一直延续到了清朝末期，可见惠州民间对苏东坡以及王朝云的怀念，这是东坡文化在惠州的一种延伸，更是当地人对东坡的认可和喜爱。从钱塘到惠州，从侍女到爱妾，从相识到情深……苏轼与王朝云是人生知己，是患难与共，更是生死相依。从昔日杭州西湖畔的初见缘起，到惠州西湖旁的生离死别，一切看似巧合又像是命运使然。那个最懂苏轼“不合时宜”的女子，最终葬于西湖旁的松林之中，二十余年的相知相伴，也化作了西湖上的一缕云烟，飘散在了这座城市的空中。

2023-08-25
苏轼贡献的经典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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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喷饭］形容事情、行为或说话让人可笑。出自苏轼《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与可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胸有成竹］比喻做事之前早有通盘的考虑和谋划。文与可非常擅长画竹子，苏轼所作《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有这样的句子：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水落石出］原指一种自然景象，后多比喻事情终于真相大白。出自苏轼的《后赤壁赋》：“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明日黄花］比喻过时或无意义的事物。出自苏轼的《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词：“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不合时宜］一次，苏东坡退朝回家，指着自己的腹部问侍婢：“你们有谁知道我这里面有些什么？”一答：“文章。”一说：“见识。”苏东坡摇摇头，王朝云笑道：“您肚子里都是不合时宜。”苏东坡闻言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人生如梦］这是苏轼对人生的无限感慨，有大彻大悟、超脱尘俗的味道。出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词：“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俗不可医］比喻人若庸俗，则不可救药。语出宋·苏轼《于潜僧绿筠轩》诗：“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龙肝凤髓］比喻极难得的珍贵食品。苏轼《江瑶柱传》：“方其为席上之珍，风味蔼然。虽龙肝凤髓，有不及者。”［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比喻微小而没有作用的名声，非常微小的利润。出自苏轼《满庭芳》词：“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坚韧不拔］形容信念坚定、意志顽强。出自苏轼《晁错论》：“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难能可贵］指难以做到的事情居然做到了，值得珍视。出自苏轼《荀卿论》：“子路之勇，子贡之辩，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谓难能而可贵者也。”（《科教新报》）

2023-09-18
苏轼诗中的美味“江瑶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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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港一带出产的江瑶贝海滩景色龚国荣摄□陈黎明奉化《忠义乡志》载有苏轼的《江瑶柱传》一文，文中曰：“生姓江，名瑶柱，字子美，其先南海人。十四代祖媚川，避合浦之乱，徙家闽越……媚川生二子，长曰添丁，次曰马颊。始来鄞江，今为明州奉化人，瑶柱世孙也。性温平，外悫而内淳。稍长，去襮颣，颀长而白皙，圆直如柱，无丝发附丽态……”粗阅此文，会以为“江瑶柱”是奉化一位江姓古人。其实，苏轼老人家用的是史传笔法，拟人于物，以物言志。《辞海》里，对“江瑶柱”（也即干贝）这样解释：一种名贵海味，扇贝、江珧贝、日月贝等闭壳肌的干制食品。江瑶也叫江珧，用江珧贝闭壳肌制成的叫“江珧柱”。看来江瑶柱属于海鲜一类。从苏轼的几首诗作可知，这位“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大文豪，对江瑶柱也相当偏爱。在《和蒋夔寄茶》一诗中如是说：“扁舟渡江适吴越，三年饮食穷芳鲜。金齑玉脍饭炊雪，海螯江柱（江瑶柱）初脱泉”。苏轼于宋元祐四年（１０８９）出知杭州，到吴越之地后，穷尽芳鲜，却难忘“江瑶柱”。在《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诗中则自注：“予尝谓，荔枝厚味高格两绝，果中无比，惟江瑶柱河豚鱼近之耳。”在赞誉荔枝美味同时不忘提及江瑶柱。荔枝、江瑶柱、河豚鱼都是东坡居士的口腹至爱，自然要相互比较一番。只是如今，荔枝、河豚盛名依旧，江瑶柱却已淡出世人的视线。苏轼还曾拿江瑶柱来形容挚友黄庭坚的文章格调，《苕溪渔隐丛话》有一段记录：“（苏轼言黄庭坚诗文）如蝤蛑江瑶柱，格韵高绝……”足见苏轼对江瑶柱情有独钟了。苏轼钟爱江瑶柱固然与其鲜美可口有关，也因当时社会风气所致。在宋代，江瑶柱备受皇族和士大夫青睐。据宁波大事记载：“绍圣三年（１０９６），朝廷令明州岁贡车鳌玉柱五十觔（斤）。”车鳌玉柱属于江瑶柱一种。当时，皇室司膳内人所开列的食单中常见有“江瑶生”、“江瑶炸肚”等菜肴。一些豪门贵族用金银打造仿江瑶外壳形状的餐具，盛上烹饪好的江瑶柱菜肴接待贵客，以示气派和客气。此种做法，估计是开了现代餐具制品模仿动植物外形的先河。因此，在宋代，不独苏轼，其他文人墨客也竞相作诗赋文赞誉江瑶柱。奉化三石诗人陈著作诗《送江瑶与人》赞美其珍美滋味，同时也谈及烹食方法，诗云：“玉瑶分自海仙奁，藜腹新来约束严。入手颇忧穷鬼捩，流涎已羹老饕餍。何妨带甲归庖惯，相与调珍助齿甜。要识淡中滋味永，多加椒酒少施盐。”江休复在《江邻几杂志》中评价江瑶柱：“四明海物，江珧（即江瑶）柱第一，青虾次之”。在晋唐时期江瑶柱已有美名，郭璞在《江赋》中曾将“玉珧、海月、吐肉、石华”并列为四佳，玉珧即是江珧柱。五代吴越人士“天馋居士”毛胜在《水族加恩簿》中对江瑶柱百般推崇，赞誉其“鼎鼐仙姿，琼瑶绀体，天赋巨美，时称绝佳”。直至清代，还有文人念念不忘江瑶柱。“乾隆三大家”之一的钱塘人袁枚以“好吃、好诗”名世，其在《续同人集》中引钱维乔诗句“明州数海物，最美江瑶夸”来夸赞江瑶柱。戏曲理论家、诗人李调元在《粤东笔记·安南异物名记》中云：“江瑶如蚌而稍大……四肉牙佳耳，长四寸许，圆半之，白如珂雪，一沸即起，甘鲜脆美，不可名状。”记述了江瑶柱的外形和滋味。海宁人王士雄在《随息居饮食谱·鳞介类》中称：“江瑶柱……鲜脆胜之，为海味冠”。彭逊遹的《食江瑶柱偶题》则曰：“平生耳热江瑶传，十载空寻江海游。”自晋唐以来，众多文化名人竞相以诗文唱和江瑶柱，使得江瑶柱不仅仅作为美食珍味而享誉天下，更是积淀成为一种文化意蕴而传承下来。需要指出的是，江瑶柱虽然在我国沿海均有出产，但以奉化沿海所产为最佳。明代海洋生物学家屠本畯在《闽中海错疏》中言：“江珧之美在柱，四明奉化县者佳。”《闽中海错疏》主要记载福建沿海一带的海产动物，是中国最早的海产动物志。屠本畯是宁波人，曾在福建任盐运司同知，后应太常少卿余寅之请撰写《闽中海错疏》。福建江瑶柱早有闻名，宋人刘弇的《莆田杂诗》有：“瑶柱春刳玉，蠔山夜凿霜”之句。屠本畯应该知道福建有江瑶柱，也知道奉化出产江瑶柱，两相比较，“四明奉化县者佳”，这位治学严谨的海洋生物学家口出此言，当成定论，不存在偏袒家乡美味之嫌。奉化其实很早就是江瑶柱的著名产地，由于古代文人墨客的宣传，加之江瑶柱确为海珍美味，喜食江瑶柱之风盛行，明州的野生江瑶柱资源早呈衰竭趋势。自北宋末，明州沿海开始养殖江瑶贝。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明州江瑶柱有二种，大者江瑶，小者沙瑶。然沙瑶可种，逾年则成江瑶矣”。明代兰溪人胡应麟在《艺苑巵言》中记载了奉化象山港沿岸盛产江瑶的场面：“奉化四月间，南风乍起，江瑶或一再上，可得三四百枚”。由此可知，奉化象山港沿港海涂该是江瑶盛产地。据桐照、栖凤一带老渔民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期，渔民在落小海（渔民在海水退潮的时候在滩涂上抓捕小海鲜）时，还能摸到江瑶贝，现在则近乎绝迹。奉化江瑶柱在古代盛名远播，作为奉化人，内心自然感到自豪，但也不免遗憾，毕竟，奉化江瑶柱在餐饮界的殊荣地位已一去不返，至于为何名气渐衰，何时淡出世人视线，似已成为一个谜题。历代文人笔触下呈现的江瑶柱只能成为一种美好的记忆，给与后人些许慰藉。

2014-01-19
如果苏东坡真的来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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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凝绘王祖和绘罗琪绘当一天“上帝”两头难楼滨正今年是宁波三江口建城1200周年，把时间的窗口前移，追寻城市发展的脉络，一个个鲜活的知名人物从历史深处走来。这些历史名人中，有相当数量的“外来者”。他们或为官从政，或传道授业，或领兵驻防，或悬壶济世，或深耕实业，或归隐山野，与宁波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结下不解之缘。当然，也有错失机遇、擦肩而过，留下无比遗憾的——苏轼便是一位。一苏轼（1037-1101），字子瞻、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北宋时期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中国文学史上风华绝代的旷世奇才。在才俊辈出的宋代，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文学艺术方面均取得了极高成就，但其仕途颇不得志，一生饱经忧患，遍尝颠沛流离、贬黜放逐之苦。苏轼漂泊一生、为官多地，对宁波却是情有独钟、心向往之的。为“来”宁波，他甚至是颇费心思。史料记载，苏轼自第一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后，就有心想来明州任职，并为此专门写信给亲家范子丰，请求运作，但不知为何，一直未能如愿。尤其在徐州知州任上，苏轼似乎已经“胸有成竹、势在必行”，并为此做足了准备。在给亲家范子丰的信函中，苏轼这般表述：“小事拜闻，欲乞东南一郡。闻四明明年四月成资，尚未除人，托为问看，回书一报。前所托殊不蒙留意，恐非久，东南遂请，逾难望矣。无乃求备之过乎？然亦慎不可泛爱轻取也。人还，且略示谕（《苏轼集》卷七十九）”。字里行间，言之殷殷，情之切切。但命运弄人，北宋朝廷最终指派来宁波的并非苏轼，而是与他同年中进士的曾巩（世称“南丰先生”，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有《广德湖记》）。从历史上看，城市与名人，通常是互相成就的。名人因城市有了归宿，城市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生平抱负的平台和载体。同时，城市也因为有了名人，平添了它的气质和文化内涵，并因此扬名天下，为世人所熟知。那么，如果苏轼真的“来”宁波，会给宁波这座“书藏古今、港通天下”的历史文化名城带来什么样的“化学反应”？二苏轼是一位政治家，他通过科举入仕，“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毕生的追求。特别是早年，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对他影响极大，占据主导地位。尽管他与王安石等朝中重臣政见不合，而且屡受排挤和贬黜，但他所到任之地，莫不是夙夜在公、一心为民。他的诗词充满豪放之气，体察民情却是细致入微的。他始终以严格的自我操守，展现一个士大夫宠辱不惊、俯身为民的从政之德。如果天遂人愿，让苏轼“知”明州，他一定会用脚步丈量民情，走遍四明大地的山山水水，用悲天悯人的情怀，为老百姓办实事、解难事、行善事。“义正词严锄强扶弱，剑胆琴心救困济危”，宁波千余年建城史上，不仅多了一位勤政奉公的廉吏，也会留下一段段佳话和美谈。苏轼是举世公认的“诗词大家”，存世的诗词多达三千余首（有说四千余首）。其诗词风格多样、意境广阔，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豪放和浪漫主义色彩。他的不少诗作，皆与游历与从政之地有关。比如，他曾为江西庐山和杭州西湖两大游览胜地分别做了“绝版广告”——“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如今，人们登庐山，谁不会联想到这样的诗句？又有多少游客慕名游杭，正是奔着苏轼笔下的西湖而去的？如果东坡先生能“来”宁波，想必也会写下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诗篇。比如，面对奔流不息的三江，是否会生发“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类的感慨？又如，闻听陶朱公与西施归隐钱湖的动人故事，会有怎样的灵感和诗作奔涌而出？凭借苏诗强大的“气场”和感染力，一定会让更多的世人了解宁波、走近宁波、爱上宁波。那些被苏轼诗意“点化”的地方和景致，也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苏轼书法造诣深厚，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被称为最能代表宋代书法成就的书法家，合称为“宋四家”。存世的《黄州寒食诗帖》，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三行书”。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其书法早年取法王羲之，后期融入颜真卿、杨凝式等人的风格，用墨丰腴，结字扁平，笔画恣意，落字错落，率意天真。值得庆幸的是，宋元祐六年（1091年），苏轼曾为宁波阿育王山广利寺（今阿育王寺）撰写碑文，全称《明州阿育王广利寺宸奎阁碑》，影响甚广。《宸奎阁碑》乃苏氏楷书之精品，此碑书成后数年，碑石因党争曾遭损坏，有宋拓本传世。想象一下，如果生性好游的苏轼“结庐”宁波、四方巡游，我们的四明山山麓、雪窦山千丈岩下，抑或是月湖、东钱湖、象山湾畔，会不会留下他的墨宝？再则，汲取了苏轼书法精髓的“苏粉们”，会不会让“浙东书风”的形成提前若干个世纪，在书法界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如是，宁波或将增添不少独特的人文景观和文化气息。三苏轼，号东坡居士，与佛教渊源甚深，是北宋士大夫中参禅开悟最有成就的代表人物之一，这或许与他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有关。在参透荣辱得失、苦乐进退、利害安危等世俗烦恼之后，他的思想有了超凡脱俗的升华。他的一生与禅师交游颇广，并互有诗文往来。针对宁波，苏轼心心念念的是“禅宗宝地、弥勒道场”雪窦山。在登庐山圆通寺时，便留下“此生初饮庐山水，他日徒参雪窦禅”的诗句。宁波有着“四明三佛之地”的美誉，除了如今已成全国佛教五大名山的雪窦山之外，还有保留着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阿育王寺、历史悠久的保国寺和天童寺等千年名刹，那一时期也不乏参禅悟道、声名远播的高僧。苏轼“来”宁波，会与当时的高僧大德发生怎样的际会？会不会留下“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之类的典故？又会对“东南佛国”禅宗文化的传播产生怎样的影响？苏轼是治水能臣，在治水方面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和见解。他在《禹之所以通水之法》一文中提出：“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意思是，如果人类活动过度地挤占了水的活动空间，与水争地，那么水就会“激而作之”向人类实施报复。他认为，治水的关键是在“水理”和“人情”之间达成一种和谐。在徐州，他以“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的决绝治理水患，一战功成，有诗云“自公去后五百载，水流无尽恩无穷”。在杭州，他大兴水利，整治六井，疏浚西湖，畅通航运，为后世留下了让人流连忘返的西湖美景。而宁波本就是水系纵横、河网密布、通江达海之地，与苏轼同时代并从政、主政宁波的王安石、曾巩都曾建立治水的功绩。如果苏轼“来”宁波，也一定会在治水方面有一番作为的。那么，以苏轼之眼界，“盖湖之大五十里”，面积为东钱湖三倍的广德湖，是不是会得到更好的治理，从而改变后来被人为填埋、废湖为田的结局？宁波“东乡”的钱湖，会不会得到进一步疏浚，也成就一条宁波的“苏堤”（苏东坡在古杭州、颍州、惠州曾筑过三条苏堤）？这完全是有可能的。苏轼还是一位“乐天派”的美食家。从西南边陲到中原京城，从胶东半岛到西北内陆，从“人间天堂”到“天涯海角”，但凡苏轼涉足的地方，都留下了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生足迹，也从未停止对美食的关注和偏好。在历史上，宁波的物产便引起过“吃货”苏轼的注意。北宋年间，宁波（明州）沿海开始养殖江瑶贝，并成为朝廷岁贡，明州江瑶柱成为贵族宴席上的佳肴，苏轼写过一篇《江瑶柱传》，其中便提及了明州。民间有一种说法，苏轼仰慕宁波，抑或有“美食因素”。以苏轼对美食的偏好和钻研程度，如果他“来”宁波，会不会有“苏氏烤菜”“东坡蟹糊”“东坡米酒”问世呢？宁波能否由此自成一派，形成更具影响力的“甬菜”系呢？四“宦海沉浮如漂萍”。苏轼与宁波“有缘”，但终究没有“来成”宁波，这是苏轼的遗憾，更是宁波的遗憾。不过，研究梳理他的生平，也能受益良多——苏轼的诗词、文赋、书画，融合着儒、释、道三家的血液。儒家的“入世”，道家的“忘世”，佛家的“出世”，三家思想的融会贯通，形成其“外儒内禅”的人生观和艺术观。在苏轼的性格中，既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放，也有“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的婉约；既有“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的得意，又有“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窘迫；既有“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顿悟，又有“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绝唱。人生得此大开大悟，夫复何求？如果时光能够倒流，真的希望：苏东坡来宁波！

2021-03-11
墓志铭、神道碑与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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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朝云墓。北宋名臣范仲淹墓前的神道碑。清人刻写的《朝云墓志铭》。作为记录逝者生平的文字材料，墓志铭、墓表与神道碑各自的形式都有区别，在此便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墓志铭，可分为志和铭。志一般用散文书写，记述逝者姓名、年龄、籍贯、生平事迹等。铭则是韵文，用以抒发对逝者的哀悼与纪念。如苏轼《朝云墓志铭》：东坡先生侍妾曰朝云，字子霞，姓王氏，钱塘人。敏而好义，侍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绍圣三年七月壬辰卒于惠州，年仅三十四。八月庚申，葬之丰湖之上，栖禅山东南。生子遯，未期而夭。盖尝从比丘尼义冲学佛法。亦麤识大意。且死诵金刚经四句偈以绝。铭曰：浮屠是瞻，伽篮是依，如汝宿心，惟佛止归。墓志铭通常会刻在石板上，并埋入墓穴中。宋代文人学子极多，故而墓志铭也并非达官贵人才可享有，寻常人家若有财力可花钱请人撰写，若为乡间义士，文人们出于情义，也会为之撰写。神道碑仅帝王大臣方可享有，同样是记录逝者生平。神道即墓道，碑便立在墓道上。神道碑起于汉代，最初文字较少，后世逐渐增多，到了宋代，篇幅已是相当长。撰写者需得有相当的身份才可担任，如苏轼便为司马光写过神道碑。墓表与神道碑很像，也是立在墓地上，平民百姓皆可使用，大抵等同于我们今天看到的墓碑。清代《碑版广例》言“墓表与神道碑异名同物”，故而可视作古代不同阶层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称谓。当然也有些许区别，墓表文字量较少，只记述逝者生平大事，不记小事，更不言情。而神道碑与墓志铭，事无巨细可详细记载，如苏轼《张文定公墓志铭》，全文长达八千多字。一般的墓表，几百字就算是很多了。

2018-01-28
苏辙与商丘的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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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是苏轼的弟弟，与父亲苏洵父子三人齐名，合称“三苏”，均在"唐宋八大家"之列。苏辙（1039～1112年），字子由，一字同叔，晚年自号颍滨遗老，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市）人。宋孝宗淳熙年间，追谥文定。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作品有《栾城集》传世，包括《后集》、《三集》，共84卷。苏辙一生和商丘结缘颇深，年轻时便得到商丘名宦张方平的提携步入仕途，后来落难时又得到张方平的政治保护与施救，他还将家安在商丘，暂殡保姆杨氏于商丘开元寺，在商丘任职为官多年，期间写下了大量传世文赋。苏辙知遇张方平任职商丘苏辙与父亲苏洵、兄长苏轼一起，虽然都得到了张方平的提携，但是苏辙与张方平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苏辙一生感激张方平的知遇之恩。苏辙最初与张方平的交往是随父兄一起:"予年十八，与兄子瞻东游京师。是时张公安道守成都，一见以国士相许，自尔遂结忘年之契"（苏辙《栾城集》）。王称《东都事略·张方平传》：“然方平志大气高，有宏毅开济之资，识王安石之奸于将用之初，知苏氏父子之贤未遇之际”（张方平《张方平集》）。王称的评价道出了苏张交往的实质与核心。张方平是发现苏辙父子的伯乐。为了大力推荐苏辙父子，张方平不惜向政见不一的欧阳修推荐，表现了爱才、惜才的宽广胸怀。宋人笔记小说对此有相关记载，叶梦得《避暑录话》云:"张安道与欧文忠素不相能……安道继为中丞，颇弹击以前事，二人遂交怨，盖趣操各有主也。嘉祐初安道守成都，文忠为翰林，苏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将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为重?其欧阳永叔乎!不以其隙为嫌也，乃为作书办装，使人送之京师谒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书，亦不以安道荐之非其类，大喜曰:后来文章当在此。即极力推誉，天下于是高此两人。子瞻兄弟后出入四十余年，虽物议于二人各不同，而亦未尝敢有纤毫轻重于其间也"（颜中其《苏东坡佚事汇编）。曾慥《高斋漫录》亦有相关记载“三苏自蜀来，张安道、欧阳永叔为延誉于朝，自是名誉大振”（颜中其《苏东坡佚事汇编）。张方平的知遇之恩使苏辙兄弟终身感激：“轼年二十，以诸生见公成都，公一见，待以国士。今三十余年，所以开发成就之者一至矣，而轼终无所效尺寸于公者”（孔凡礼《苏轼文集》）。苏辙在《栾城后集》亦写到：“臣昔少年，识方平于成都，一见以忠义相勉。”苏辙与恩师张方平在政治上高度契合，杨胜宽将他们的关系归结为“契心之交”。张方平“晚与轼先大夫游，论古今治乱，及一时人物，皆不谋而同。轼与弟辙以是皆得出入门下”（孔凡礼《苏轼文集》）。张方平、苏辙父子对王安石其人的人品、学问、政策、思想都是不认可的，这种知音关系进一步拉近了双方的距离。嘉祐六年（1061年），苏辙除任官职时，知制诰王安石怀疑苏辙尊宰相而专攻人主，将其比作谷永，不肯拟写任命文件的原因（毕沅《续资治通鉴》）。苏辙与兄长苏轼是王安石变法政策的坚定反对者，熙宁二年（1069年）八月，苏辙反对青苗法，罢条例司检详文字，上疏神宗力陈法不可变，激烈指责新法，除河南府推官。在熙宁年间的政治斗争中，张方平无疑是苏轼兄弟的同道。熙宁三年(1070年)正月，张方平“及陛辞，极论新法之害，帝为之忧然”（毕沅《续资治通鉴》）。而苏辙的《陈州为张安道论时事书》完整表达了张方平对王安石新政--常平青苗、拣兵并营、出钱雇役、保甲教阅的严厉批评（苏辙《栾城集》卷三十五）。苏辙亦感恩张方平对其政治上的保护。苏辙兄弟反对王安石变法，无疑遭到当时变法派政治上的排挤，张方平在此情况下伸出援手，苏辙两度入幕张方平麾下：一在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到熙宁四年(1071年)八月。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戊午，观文殿学士、新知河南府张方平知陈州（今河南淮阳），方平奏改辟苏辙为陈州教授。一在熙宁十年(1077年)至元丰二年(1079年)。熙宁十年(1077年)丁巳年二月癸巳，以张方平为南京（今河南商丘）留守，方平辟苏辙签书应天府判官。苏辙初来住在张方平家里，后将家眷安置在商丘。对此，苏辙充满感激:“两从奏辟，分兼师友”（苏辙《栾城后集》卷十六）”。识公岁己深，从公非一日。仰公如重云，庇我贫贱迹”（苏辙《栾城集》卷三）。“十载从公鬓似蓬，羡公英气老犹充（苏辙《栾城集》卷八）”。以少年游学，方成都乐职之秋;壮岁效官，复淮阳卧治之日”（苏辙《栾城后集》卷十六）。元丰二年（1079年）因受到兄长苏轼乌台诗案牵连，苏辙被贬为监筠州盐酒税，张方平为之送别。苏辙在其《栾城三集卷》写到：“元丰初，子瞻以诗获罪，窜居黄州，予谪监筠州酒税。公凄然不乐，酌酒相命，手写一诗为别曰:'可怜萍梗飘浮客，自叹匏瓜老病身。徒此空斋挂尘榻，不知重扫待何人。”元丰七年（1084年）移官绩溪（今属安徽）令，此乃苏辙第一次为地方官。相对于兄长苏轼的豪放不羁、光照千古来说，苏辙相对内敛沉稳许多，做到了谨言慎行，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虽然也屡遭贬斥，但终能免祸。苏辙任职商丘写下大量文赋在苏辙为陈州教授和任职应天府判官期间，为张方平写有大量公文和应酬文字:《代陈州张公安道谢批答表二首》、《陈州为张安道论时事书》、《代南京张公安道免陪祀表》、《代张公谢免陪祀表》、《代张公贺南郊表》、《代南京留守贺南郊表》、《代南京百官贺南郊表》、《代南京谢颁历表》、《代张公谢南郊加恩表》、《代张公安道乞致仕表三首》、《代张公谢致仕表》、《代张公安道祭李宥侍郎文》、《代张公祭蔡子正资政文》、《代张公安道答吕陶屯田启》等，这些都收录在苏辙的《栾城集》中。除了这些应酬和公务上的代笔外，苏辙《栾城集》留有大量与张方平唱和的诗歌，如《张安道尚书生日》、《和张安道读杜集》、《题张安道乐全堂》、《宣徽使张安道生日》、《谢张安道惠马》等。苏辙在其文集中表达了对张方平为文、为人、从政诸方面人格、操守的倾慕。苏辙《栾城后集》卷二十：“公之问学，初亦弗勤。泛然游心，功倍于人。有疑而问，时罔弗达。”“公之事君，道大言深。心所不欲，富贵莫淫。诡词削草，人亦弗知。虽罔克用，亦罔克疑。”苏辙《祭张宫保文》曰:“公之行己，色温言厉。卒然相逢，忽若无意。其所与交，金石弗渝。可以托之，六尺之孤。”苏辙父子与张方平的交游完全印证了“金石弗渝”的交情。元祐六年(1091年)十二月，张方平薨于南都，“问后事，但言伸意子瞻兄弟”（孔凡礼《苏轼文集》），将临终大事全权委托苏轼、苏辙兄弟，表现了对两兄弟的充分信任和依赖。苏辙兄弟也无愧于张方平的托付。苏轼对张方平去世所用礼仪非同一般:“乐全先生薨，东坡时守颍州，于僧寺举挂，参酌古今，用唐人服座主缌麻三月，又别为文往祭其柩，盖感其知遇也”（颜中其《苏东坡佚事汇编》）。苏轼与张方平并无实质的门生关系，而宋代为了杜绝朋党曾明令废弃座主门生之礼，苏轼的做法显然超出常规。另外，苏轼撰有《张文定公墓志铭》、《祭张文定公文三首》，而苏轼对作铭其实有严格的标准:“轼于天下，未尝志墓。独铭五人，皆盛德故。伟欤我公，实浮于声。知公者天，宁俟此铭。今公永归，我留淮海。寓辞千里，濡袂有漼”（孔凡礼《苏轼文集》）。苏辙为此亦撰有《祭张宫保文》、《再祭张宫保文》，对于相互交往的亲密关系做了具体、完整的回顾:“从公陈宋，庇于有仁。既博以文，又约以礼。示我夷易，行不知止。南迁而还，迎我而笑”。“呜呼!我之从公，始于父兄，师友之交，亲戚之情”（苏辙《栾城后集》卷二十）。苏辙晚年所作的《追和张公安道赠别绝句<并引>》，对其与张方平相识--相从--分别--重逢的历史作了梳理，抒发了对张方平的深切怀念:“后七年，蒙恩召还，复见公南都。自是又八年，而有升沉之叹，时公薨已数年矣。及自龙川还颍川，侄过出子瞻遗墨，中有公所赠章，览之泣下不能止，乃追和之。少年便识成都尹，中岁仍为幕下宾。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从心理学角度看，这种亲密的关系己经达到依恋的程度，不是家人胜似家人。

马学庆

2014-12-02
苏轼贡献的经典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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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喷饭]形容事情、行为或说话让人可笑。出自苏轼《文与可画禹筼谷偃竹记》：“与可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胸有成竹]比喻做事之前早有通盘的考虑和谋划。文与可非常擅长画竹子，苏轼所作《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有这样的句子：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水落石出]原指一种自然景象，后多比喻事情终于真相大白。出自苏轼的《后赤壁赋》：“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明日黄花]比喻过时或无意义的事物。出自苏轼的《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词：“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不合时宜]一次，苏东坡退朝回家，指着自己的腹部问侍婢：“你们有谁知道我这里面有些什么？”一答：“文章”。一说：“见识。”苏东坡摇摇头，王朝云笑道：“您肚子里都是不合时宜。”苏东坡闻言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人生如梦]这是苏轼对人生的无限感慨，有大彻大悟、超脱尘俗的味道。出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词：“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俗不可医]比喻人若庸俗，则不可救药。语出宋·苏轼《于潜僧绿筠轩》诗：“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龙肝凤髓]比喻极难得的珍贵食品。苏轼《江瑶柱传》：“方其为席上之珍，风味蔼然。虽龙肝凤髓，有不及者。”[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比喻微小而没有作用的名声，非常微小的利润。出自苏轼《满庭芳》词：“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物各有主]意思是世间万物各有其所属。出自苏轼《前赤壁赋》：“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坚韧不拔]形容信念坚定、意志顽强。出自苏轼《晁错论》：“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难能可贵]指难以做到的事情居然做到了，值得珍视。出自苏轼《荀卿论》：“子路之勇，子贡之辩，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谓难能而可贵者也。”[海屋筹添]这本是寓言，讲三位老人竞相夸耀自己的寿命之高。后用“海屋筹添”指增年益寿，常用作祝寿之词。苏轼《东坡志林·三老语》：“尝有三老人相遇，或问之年……一人曰：‘海水变桑田时，吾辄下一筹，尔（迩）来吾筹已满十间屋。’”摘自《意林》

2023-09-13
苏轼与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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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常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苏东坡的这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与《江城子·密州出猎》《江城子·记梦》并称“密州三曲”,是东坡词走向成熟的标志。密州,雄踞山东半岛中南部,地域广阔,物产丰盈,苏轼称之为“山东第二州”。苏东坡当密州太守时间为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十二月至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十二月。当时密州辖境方圆数千里,其范围包括现在的诸城、高密、胶州、胶南、安丘、五莲、日照、莒县、莒南九个县市。因为历史上朝代更替频繁,密州曾经是胶西国、高密国、高密郡的属地,所以密州太守苏东坡有时也自称守胶西、守高密或者高密太守,别人也称他为高密太守。苏东坡在《刻秦篆记》中有“蜀人苏轼来守高密,得旧纸于民间”之句；在《与王庆源十三首》中有“高密风土食物稍佳,但省租公库减削,索然贫俭”之句；在《黍麦说》中有“吾昔在高密,用土米做酒,皆无味”之句……都是以高密代指密州的。为什么以高密和胶西代指密州?一方面说明高密历史之悠久,另一方面说明高密在苏轼心中的分量。苏轼由于在密州时间仅仅两年,加上历史材料有限,无法确切知道他对高密作了哪些具体的工作。但有三件事是和高密有关的。一是为高密人王述请求荫子。王述是宋仁宗庆历年间名将、官至左屯卫大将军王仲宝之孙。王仲宝曾经于延州(今陕西省延安市)一带大败西夏王李元昊的军队,威震西边,与范仲淹交往深厚。王述担任过都巡检一职,是个武官。他的父亲王咸被“盐贼”李小三杀害,王述不肯殡殓,直到亲手擒获李小三,祭祀他的父亲,然后发丧。因为这个原因,犯了“踰滥”的错误,也就是越权处置过当之类的错误,所以退休后没有受到“荫子”的待遇。于是苏轼上书皇帝,认为“忠孝,臣子之大节,踰滥,武夫之小过。舍小录大,先王之政也”,于是皇帝为他的儿子王璋封官。王璋也争气,有武干,慷慨有父风,对法律有畏惧之心,奉法行事。后来苏轼听说王璋在青州担任巡盐官,他给时任青州太守滕达道写信,希望滕提拔照顾,认为王璋“异日必也一快辣将官也”,体现了苏轼的一片爱才之心。此轶事见于苏轼《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六。二是伐高密之树修建超然台。苏轼在密州期间,公暇之余,乐于游山玩水,并建造楼台亭榭,留下了许多文化名迹。其中超然台最为著名,从而成就了苏轼的《超然台记》、苏辙的《超然台赋》等千古名篇。而超然台的建成,高密之树功不可没。《超然台记》中有“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完之计”等句,是为证明。三是与高密人乔叙的知己之交。乔叙,字禹功,太常博士,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曾任濮州雷泽知县,后为荆湖南路转运判官。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知施州,后知泸州。罢官后居密州胶西,即高密。由于西汉文帝封建胶西王国,定都高密,后多有以胶西称高密者。苏轼担任密州太守期间,与乔叙结下了深厚情谊。民国版《高密县志》收录了苏轼的《过密州次韵赵明叔乔禹功》,是宋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苏轼调任登州太守途径高密而作。苏轼在密州期间写给或者提及乔叙的诗有《乔太博见和复次韵答之》《二公再和亦再答之》《铁沟行赠乔太博》《莫笑银杯小答乔太博》等十几首,可见交游之深。他在密州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创作了诗歌127首,词18首,文64篇,共计209篇,而且名篇累累,高风绝尘,孤标千古,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在密州期间临潍河跨胶水慕前贤交名儒,足迹踏遍高密,其“超然诗”“豪放词”的成熟也有高密风韵。他的文学成就对当时和后世影响极大,对于高密的影响相当深远。

2016-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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