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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穿越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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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裕锴收到衣若芬著《陪你去看苏东坡》，粗翻一下，便觉趣味盎然。用通俗的话来说，叫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再细细拜读，引起更多共鸣，因为书中有几处东坡遗迹，我曾陪作者一道去过。作为一个女性学者，穿越900多年的时间距离，去体验想象一个伟大灵魂一生留下的足迹，这本身就具有几分传奇色彩。何况，作者的身份又远非“女性学者”所能局限，她是一个作家型的学者，或者说是学者型的作家。1997年中秋，在眉山三苏祠，我第一次与她相识。此书中她写到那时经历的细节，我完全不知，只记得在三苏祠赏月时各国学者的歌声。此后，又与她多次在宋代文学会和苏轼研究会上见面，每次都会读到她独具一格的学术论文，视野开阔而文笔细腻，尤长于艺术分析。无论是北宋的西园雅集，还是东坡的赤壁之游，她都能游走于诗词文赋与书法绘画之间，寻找艺术的真谛和学术的突破点。衣若芬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韩国成均馆大学等知名学府任客座教授，精通英文、韩文，对海外汉学了解很深，在东亚汉文学和文化交流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她近几年一再提倡的“文图学”研究，就是国际汉学界最新研究动向影响的结果。最重要的是，她是苏东坡的超级粉丝，这本《陪你去看苏东坡》，可视为她“文图学”理论的游记性的实践，更可视为她与东坡之间相隔古今的灵魂对话。本书所提及的苏东坡遗迹和诗文词，我都很熟悉。然而，同去过的地方，于我已是雪泥鸿爪，杳然无踪；而于若芬女士，却是人生路上一处处充满心灵体验的刻痕，一个个美丽的痕迹。这本书全面展现了她多年来追寻东坡足迹的历程。全书分为“天涯”和“海角”两部分。从叙事角度来看，“天涯”似是一个纵向串珠式的历史叙述：从东坡出生地眉山，到辞世处常州，其间除去东坡为官的开封、诸城（密州）、杭州、徐州、定州，以及贬官的黄州、惠州、儋州外，还有东坡曾经路过的乐山（嘉州）、重庆（渝州）、三峡、武汉、镇江、赣州（虔州）。作者如一个知识丰富、妙趣横生的导游，带领读者跟随东坡走遍小半个中国。而“海角”则近似横向的散点叙述，收集了作者在海外教学研究中与东坡相关的故事和感悟。我同意美国汉学家艾朗诺教授的评语：“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书，一场值得细细品味和享受数小时的盛宴。”这阅读过程中，我有类似的感受。苏轼的形象和作品，在书中常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展开，比如东坡长得怎样？为什么李白杜甫不是千年英雄？苏轼心目中的英雄是怎样的？何处是东坡？这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好奇心，答案却来自足以征信的文献解读——苏轼兄弟的诗文和历代画像、法国《世界报》的评选标准，以及作者根据苏轼作品记载和实地考察。比如领会东坡《记游松风亭》“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是在小三峡大宁河历险的感悟；而对东坡《洞仙歌》4种材料和看法的评判，以及对“自清凉无汗”的艺术分析，则来自武汉大暑天闷热难眠的联想。如此种种，皆娓娓道来，而引人入胜。这本书了不起之处，在于它呈现出多重性质，既是一本生动活泼的旅行札记，又是一本深入浅出的学术随笔，同时也是一本才华横溢的抒情散文。我很钦佩若芬女士对山川地貌、民俗风情的准确描写，能非常自然地将眼前所见的场景，与东坡诗文中的描写无缝衔接，加入自己“到场”的体验，从而超越时间距离，做到与东坡“精神融合”。这种“精神融合”，传统学者都是从古人诗文集的阅读理解中获得，而她则结合“行万里路”的实践，所得更加鲜活可感。如《金山寺雨中闻铃》那种现场感，东坡与佛印的禅机飘然而出，这与书斋里的理解大为不同。若芬女士的海外经历使得本书具有一种独特的视角，这在“海角”部分更为突出。《东坡先生，生日快乐》提及法国《世界报》、日本寿苏会，《疗愈安抚系之苏东坡》讲到新加坡出版工作者的父亲弥留之际的故事，《我不要你死》所讲与中文系学生之间的对话，从不同侧面展示出东坡文化的世界性影响。至于《东坡鸡汤》指出纪录片《苏东坡》“使得说明的叙事性加入了展示的视觉性”，则体现出作者“文图学”研究的眼光和思路。若芬的文笔总是冲淡平和，然而其中包含的情味却耐人久久回味。《毛巾煎饼》也是我喜欢的一篇，不动声色而又略带调皮的笔调，却蕴藏着父亲浓浓的乡愁和女儿对中国文化抹不去的眷恋。本书中有不少对东坡作品的精彩解读，诚如艾朗诺教授所说：“它不仅显示了作者理解苏轼的深度，还显示了作者对学术写作的开放态度：将专业知识提供给学术界以外的读者的才能。”我要补上一句，本书是作者一次穿越的旅行，她循着历史的足迹找到了东坡，成为他的朋友，并让他在今天复活。

周裕锴

2023-01-13
大江东去波澜壮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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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许多人在不同的境遇里、在不同的时间里与苏东坡相遇。他柔情又豪放，苦涩也坦荡。顺境与逆境、儒家与道家、出世与入世，他都经历。庙堂之高、江湖之远，他都体验。近期，央视推出大型人文历史纪录片《苏东坡》，多层面、多角度地解读他的生命感悟、精神嬗变和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本期专题解读这位闪耀中国历史星空的千古文人，回味他大江东去、波澜壮阔的人生和智慧。周裕锴对于苏轼的文化成就，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他在散文、诗和词各方面都是宋代的大家：文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被认为是宋诗的代表；词有苏轼和辛弃疾，是豪放派的代表。他还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他的绘画又是文人画的代表。除此之外，苏轼在思想上、政治上、哲学上、社会伦理学上、博物学上都有很高的成就。思想的包容思想的包容跟苏轼从小受到的教育分不开。苏轼出生于四川眉山，历史上四川出现了很多著名的文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看书不光看儒家之书，其他的诸子百家、小说、杂记等都要博览。所以这里出现的司马相如、杨雄、李白等人，都跟中原地区的文人有很大不同。苏轼和韩愈被后人并称“韩潮苏海”，韩愈是一个正统的儒家学者，他写过《原道》，把老庄和佛教都视为异端，认为要把其他思想都统一到儒家正统思想之下。苏轼就非常不同。他认为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积累中，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精华。他写过一篇《祭龙井辩才文》，是苏轼为僧人龙井辩才做的一篇祭文。辩才大师属佛教天台宗，苏轼既喜欢天台宗又喜欢禅宗，当时两宗之间互相有矛盾，所以苏轼在写这篇祭文的时候就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他反对儒家和佛家之间互相斗争，也反对佛教内部宗派之间相互攻击。苏轼认为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精彩之处，而且他们所提倡的都是人类精神的普遍原则，就像每一条江河都要流到大海，无论是浩瀚的大江还是潺潺的小溪，都有它自己的意义和价值。苏轼不喜欢王安石的文化观念。他在写给张耒的书信里说：“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王氏即王安石，说王安石的文章固然精妙，但最大的缺点就是“好使人同己”，让大家都要跟他一样。苏轼指出“自孔子不能使人同”，说孔子门下每个弟子都有自己的个性和长处。他还做了一个精彩的比喻，一片肥沃的土地，可以生长各样的植物。相同之处是它们扎根的土地，不同之处在于这些草木各自不同。但只有一种土地上可长出统一的植物，那就是盐碱地，即“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这样一来，文化变得单一，思想受到禁锢。这种禁锢是非常悲哀的，所以王安石本人的艺术成就很高，但是他的学生却并没有几个真正的文化巨人。这对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最大的启示就是思想的包容。人性的尊严苏轼小时候和母亲一起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因为反对豪强将被杀害，他对母亲说：“我不遗憾，只是不能养老了，但弟弟可以伺候母亲您。”他母亲却对范滂说：“一方面要有美好的名声，另一方面又要享受长寿，这不可能，母亲支持你。你能够跟当今名士一同赴难，做母亲的感到荣耀。”读至此处，苏轼对母亲说：“如果我成为范滂，母亲能同意吗？”母亲程氏就对苏轼说：“如果你成为范滂，难道我就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吗？”少年时就受到这样的儒家政治品格的熏陶，对苏轼的影响非常大。苏轼兼济天下的原则使他不能屈服于官场权势，而是尊崇道义原则。历史上提到苏轼往往会说他“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对看不惯的东西都敢于说出自己的观点。在王安石政坛当红时，苏轼敢于写万言书，对其新法提出批判。后来王安石调他去当开封府推官，想让杂务把他羁绊住，但苏轼仍坚持批评王安石为政不当之处。他说话得罪了很多人，但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他在《思堂记》里说：“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意思是我的语言发自于我的内心，如果吐出来就得罪人，但吞进去就得罪了自己。苏轼认为，他宁愿得罪人也不要得罪自己，要一吐为快。照理说写《思堂记》就要写三思而后行，而他写《思堂记》的时候却说就是要“不思”才对。为什么呢？他说“君子之于善也，如好好色；其于不善也，如恶恶臭，岂复临事而后思，计议其美恶，而避就至哉？”作为一个君子，本能的反应就是对善事就喜欢，对恶事就厌恶，这还要思考什么呢？一旦前思后想，你就会想到怎样去逃避。人一旦有了反复的思考犹豫，私心杂念就会萌生。所以苏轼就说“是故临义而思利，则义必不果；临战而思生，则战必不力。若夫穷达得丧，死生福祸，则吾有命矣”，从来不思考这个事有利还是有弊，错误的就要反对，像本能一样根本不需要思考，遇到生死祸福就是命运，也不会去回避它。苏轼的这样一种精神，可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很多中国人的处世智慧，就是怎样变得油滑世故，怎样见人说三分话，或者人前说人话，人后说鬼话，而苏轼是心怀坦荡、光明磊落的君子，他是靠自己直觉的厌恶和喜好来对待自己的人生。所以，他总是那么自信潇洒，对物质方面没有什么追求的兴趣，而追求内心人格的升华。超然的审美苏轼著名的《赤壁赋》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审美是一种什么东西？是一种不带任何欲求的、超越功利的活动，只要带着欲望和功利心，审美就离开你了。有欲望，就有烦恼和悲苦。他写《赤壁赋》的时候是戴罪之身，他所说的“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是我们审美的对象，而不是欲望所要占有的对象。我们在讲他潇洒人生的时候，一定要想到苏轼的一生是波澜起伏的。苏轼晚年走到金山寺的时候，有人给他画了一幅画像，他在画像上题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惠州、儋州是苏轼人生的滑铁卢，是他最倒霉失意的三个阶段，那怎么成了平生功业？其实，他在政治上的失败恰恰成就了他文化上的成功，黄州、惠州、儋州是他在文化创造上最丰富的三个时代，也是他对人生看得最透的三个时段。他在黄州留下了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这样一些优美的作品。比如《定风波》这首词，写自然天气变化，又暗示人生遭遇。人一生有很多风雨，但也有风和日丽的时候，对于一个内心强大的人来说，外在的风雨都不足为道，“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你自己就是你自己，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要乐观地坚守道义和人生的立场。在惠州，苏轼的政敌很想听到苏轼抒写痛苦失意的诗文传出，但苏轼在惠州的日子过得十分愉快。于是政敌就把他贬到更远的儋州，儋州就是现在的海南。然而，苏轼从海南岛遇赦北归时，却写下了从苦难中超脱的《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把在儋州这几年看作最奇绝的游览。他在儋州还写过“年来万事足，所欠唯一死”的诗句，说自己一生什么都很满足了，所欠缺的只有死去而已。在时人心目中，说死亡是犯讳，但他直面死亡，这就是一种精神上的伟大。智慧的观照苏轼内心的强大除了因为有范滂这样的儒家典范外，还来自老庄和佛教的影响，共同形成了苏轼观察人生的独特智慧。“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耳熟能详的诗说出了人类认识的困境。之所以不能认识真面目，就是因为当局者迷，我们在此山之中。苏轼在此提出了这种困境，但是他解决这个困境却是在另外的地方。解决这个困境的方法就是他提出的“以大观小”之法，就是站在一个很大的立场，甚至是站在宇宙的立场上，重新来看庐山。我们设想庐山就是一座假山，欣赏假山的时候山前山后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这就是宇宙的立场，一种散点的透视，一种以大观小的立场。这种以大观小的立场来自《华严经》，《华严经》里讲站在大千世界的立场来看每一个微尘，每一个微尘里面又可以看到大千世界，小中蕴大，以大观小，所以苏轼看庐山的时候可以跳出庐山。还有一个人生的困境是我们怎样对待人生短暂的问题。不舍昼夜，这是儒家的看法。而佛家有另外一种看法。《楞严经》讲波斯匿王62岁时问佛说，现在我已经62岁了，人生过得真快，一下子我的皮肤都皱了。佛反问他，你看过恒河吗？波斯匿王说，我三岁的时候就看过恒河了。佛问，现在看恒河跟你三岁看恒河有什么不同？波斯匿王回答，现在的感觉和三岁时看的感觉一样，恒河还是那个恒河。佛说，对了，虽然你由三岁变成老人，但你看到的恒河是不生不灭的，一点没有减少，一点没有增加，还是不变的。可见，对待人生，如果站在佛教的立场来看，人生就是一个永远不生不灭的状态。《赤壁赋》就倾诉了人生短暂的悲哀——当年赤壁战场上的周瑜和曹操都不存在了，何况你我这样的小人物，完全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但话锋一转，苏轼对客说起了水中的月亮：“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水不断流淌，月亮不停地阴晴圆缺，天地还没有一瞬间那么长。如果我们换一个立场来看，从不变的立场去观看世界和人生，之前的短暂和消逝就完全不一样了。会通的艺术苏轼诗词文书画无所不通，在各个方面都是大家。他具备一种认识艺术，认识人生的共通眼光。我们看苏轼有三段非常有名的话，这三段有名的话在宋代及整个中国古代后期（宋以后）的艺术史上都有非常大的影响。第一段是“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他主张不同艺术形式之间有不同的艺术趣味、共同的艺术规律。他的绘画是主张写意的画，而不是追求形式的画，如果一个人论画的时候要看画得像不像，这个人的见解就跟儿童差不多。一个艺术家要看精神意韵而不是形象本身。“赋诗必此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写诗都要给一个题目，始终围绕题目来写。如果要从离不离题来判断一个诗人的诗写得好不好，这个人就不懂诗。他认为一个诗人可以冲破题目来写。苏轼在诗与画不同艺术之间找到了共同的规律，就是“天工”，天工就是天然而形成的艺术，而“清新”就是有创新又天真的艺术。第二段是“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摩诘就是唐代的诗人兼画家的王维，有两派学者曾经争论，有一派说王维的诗哪一句中是诗中有画，比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因此构成了一幅绘画。另外一派认为诗和画本来是不同的艺术，诗中不可能有画。但这些争论其实都忘记了一个事实，王维自己的诗中有没有画不重要，重要的是观察和欣赏王维作品的人何以能有此看法。不是王维的诗画本身具有那样的诗中有画的素质，而是苏轼从王维的诗中听出了画，从王维的画中看出了诗。我们知道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诗歌是听觉的意识，因为诗是吟诵的，而画是视觉的意识。苏轼打通了眼睛和耳朵的功能，这在佛教看来是“六根互动”，眼耳鼻舌身意，互相打通之后才能从诗中看见画，画中看见诗。第三段是“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从杜甫的诗中看到画的因素，从韩干的画中看到诗的因素，这句话影响很大，后来出现“有声画”“无声诗”“无色画”“有形诗”等种种说法，超越媒介的界限去欣赏艺术品。（作者系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原文有删节）——苏轼的艺术人生和智慧相关图书推介

周裕锴

2017-08-16
如何学习行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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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家简介】李东海，1983年出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徐州市书法家协会理事，睢宁县书法家协会主席。【获奖入展】“瘗鹤铭奖”全国书法作品展2012中书协培训中心优秀作品奖全国第三届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第二届册页书法展首届“西狭颂”全国书法大展首届“钟繇奖”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王安石奖”书法作品展第三届“四堂杯”全国书法大展“金山岭长城杯”全国书法展“朝圣敦煌”全国书法大展第十一届全国刻字艺术作品展素壁联题分韵句红炉巡饮暖寒杯朝游诗书圃夕憩翰墨场行书黄庭坚《论书》草书苏轼《江城子·别徐州》小楷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李东海草书需要学习吗？这个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在《跋鲁直草书中》苏轼和黄庭坚两位书法大家居然探究这个话题。“草书只要有笔，霍去病所谓不至学古兵法者为过之，鲁直书。”“去病穿城蹋鞠，此正不学古兵法之过也。学即不是，不学亦不可。子瞻书。”霍去病官至骠骑将军，一生虽然短暂，却屡建奇功名垂史册。汉武帝时，匈奴攻扰北方诸郡，他曾六次出击匈奴，制止了匈奴的掠夺。《汉书霍去病传》记载霍去病“不至学古兵法。”说他打仗从来不学古代兵法。黄庭坚认为草书如果不学，像霍去病不学古兵法也能打仗那样，也是可以的。草书不学亦可，但有一个前提，要得笔法。就是说，只要有笔法作为前提，草书无需朝夕临摹古人书迹。只通过临摹前人草书来学习草书，这条路在黄庭坚看来是行不通的。我们知道，黄庭坚善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细察其两种书体，用笔的道理是一样的。只是楷书和草书的节奏韵律不同而已。黄庭坚说，书法不学亦可，他并没有说，连笔法也不需要学。相反，他特别重视笔法的学习。“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黄庭坚觉得自己二十年临摹周越来学习草书，是失败的。失败根源是没得到草书的笔法。只要得到古人的笔法的真髓，周越以及其他前人字不学也罢。学习书法不是一味地规模古人，一味地去临摹。要给看留出时间，给悟留出时间。所以他说：“古人学书不尽临摹，张古人书于壁间，观之入神，则下笔时随人意。”“学书时时临摹可得形似，大要取古书细看，令入神，乃到妙处。”就是告诉我们学习书法，整天在那临摹是没有用的。就算整天临摹，最多只能得到外形的相似。得形似是次要的，对形成自己风格反而是障碍。必须通过多看来领悟笔法，进而大胆地写出自己的态势才是硬道理。黄庭坚说草书不学亦可，其前提是得到笔法，尤其是要有真书笔法作为铺垫，而剩下的学习只是识草、自运就行了。这是黄庭坚总结自己学习周越失败经验教训，提出来的学习草书的路径。因此他说：“欲学草书，须精真书。知下笔向背则识草，书法不难工矣。”这种论调与苏轼同频。苏轼说：“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跋陈隐居书》）看来由正入行而为草，是学习草书的非常便捷的路径。这个路径苏轼和黄庭坚他们已经为我们总结出来了。有一代草圣之誉的于右任，也赞同这种学习的路径。他说：“书法是一种崇高的美术，要从篆、隶、楷入手，然后进入行草，用笔才有神韵。”清代大书法家赵之谦自云：“生平因篆而能隶，学隶始能为正书。”“行书未曾学，仅能稿书而已。”赵之谦未曾学习行书。他只是从正书入、得笔法再以稿书自运最终写出了自家面目。当代印刷技术精湛，得到历代行草字帖，十分便利。问题是我们还有必要临完这家再临那家？我们给看、给悟、给自运留出多少时间？黄庭坚意思是得真书笔法后，草书便是识草自运罢了。难怪如于右任说的那般轻松“书法无他巧，多写便工。”得法后，一切顺乎自然的书写比临摹更重要。针对黄庭坚不学亦可，苏轼说，霍去病在士兵乏粮的情形之下。踢球游戏正是他不学兵法的弊病。苏轼认为，从书法上来说，单纯有意于学不是完全的好办法，但不学也是不行的。抛出“学即不是，不学亦不可”的观点。这是对黄庭坚不学亦可的认可和补充。既肯定了黄庭坚的见解。又担心完全不学会重蹈古人失败的覆辙，而不自知。他在《次韵子由论书》中也提出相似的理论。即“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通其意就是打通正书与行草之间的关隘。学习书法要在正书上用功，外溢而为行草即可。这就界定了学和不学的界限。学即是学古人笔法，有了笔法的修为，还一味地遍临行草诸家，甚至精临、背临，头脑中贮存古人大量的形迹，就无暇天然自工了。“心存形声与点画，何暇复求字外意？”得法后最要紧的是求字外之意，就不要再贮存古人的字形了。苏轼这句话，带给我们更多的警醒。岁月不逮，古人很早就朝着写出自家规模方向稳步前行。我们在艺术道路上，如果没有古人的气息，说明学得不对，如果全是古人的面目，也是错误的。我们要在苏黄探讨学与不学之间，找到生发的路径，最终写出即古即我的面目。

李东海

2022-01-14
如何学习行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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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家简介】李东海，1983年出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徐州市书法家协会理事，睢宁县书法家协会主席。【获奖入展】“瘗鹤铭奖”全国书法作品展2012中书协培训中心优秀作品奖全国第三届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第二届册页书法展首届“西狭颂”全国书法大展首届“钟繇奖”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王安石奖”书法作品展第三届“四堂杯”全国书法大展“金山岭长城杯”全国书法展“朝圣敦煌”全国书法大展第十一届全国刻字艺术作品展素壁联题分韵句红炉巡饮暖寒杯朝游诗书圃夕憩翰墨场行书黄庭坚《论书》草书苏轼《江城子·别徐州》小楷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李东海草书需要学习吗？这个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在《跋鲁直草书中》苏轼和黄庭坚两位书法大家居然探究这个话题。“草书只要有笔，霍去病所谓不至学古兵法者为过之，鲁直书。”“去病穿城蹋鞠，此正不学古兵法之过也。学即不是，不学亦不可。子瞻书。”霍去病官至骠骑将军，一生虽然短暂，却屡建奇功名垂史册。汉武帝时，匈奴攻扰北方诸郡，他曾六次出击匈奴，制止了匈奴的掠夺。《汉书霍去病传》记载霍去病“不至学古兵法。”说他打仗从来不学古代兵法。黄庭坚认为草书如果不学，像霍去病不学古兵法也能打仗那样，也是可以的。草书不学亦可，但有一个前提，要得笔法。就是说，只要有笔法作为前提，草书无需朝夕临摹古人书迹。只通过临摹前人草书来学习草书，这条路在黄庭坚看来是行不通的。我们知道，黄庭坚善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细察其两种书体，用笔的道理是一样的。只是楷书和草书的节奏韵律不同而已。黄庭坚说，书法不学亦可，他并没有说，连笔法也不需要学。相反，他特别重视笔法的学习。“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黄庭坚觉得自己二十年临摹周越来学习草书，是失败的。失败根源是没得到草书的笔法。只要得到古人的笔法的真髓，周越以及其他前人字不学也罢。学习书法不是一味地规模古人，一味地去临摹。要给看留出时间，给悟留出时间。所以他说：“古人学书不尽临摹，张古人书于壁间，观之入神，则下笔时随人意。”“学书时时临摹可得形似，大要取古书细看，令入神，乃到妙处。”就是告诉我们学习书法，整天在那临摹是没有用的。就算整天临摹，最多只能得到外形的相似。得形似是次要的，对形成自己风格反而是障碍。必须通过多看来领悟笔法，进而大胆地写出自己的态势才是硬道理。黄庭坚说草书不学亦可，其前提是得到笔法，尤其是要有真书笔法作为铺垫，而剩下的学习只是识草、自运就行了。这是黄庭坚总结自己学习周越失败经验教训，提出来的学习草书的路径。因此他说：“欲学草书，须精真书。知下笔向背则识草，书法不难工矣。”这种论调与苏轼同频。苏轼说：“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跋陈隐居书》）看来由正入行而为草，是学习草书的非常便捷的路径。这个路径苏轼和黄庭坚他们已经为我们总结出来了。有一代草圣之誉的于右任，也赞同这种学习的路径。他说：“书法是一种崇高的美术，要从篆、隶、楷入手，然后进入行草，用笔才有神韵。”清代大书法家赵之谦自云：“生平因篆而能隶，学隶始能为正书。”“行书未曾学，仅能稿书而已。”赵之谦未曾学习行书。他只是从正书入、得笔法再以稿书自运最终写出了自家面目。当代印刷技术精湛，得到历代行草字帖，十分便利。问题是我们还有必要临完这家再临那家？我们给看、给悟、给自运留出多少时间？黄庭坚意思是得真书笔法后，草书便是识草自运罢了。难怪如于右任说的那般轻松“书法无他巧，多写便工。”得法后，一切顺乎自然的书写比临摹更重要。针对黄庭坚不学亦可，苏轼说，霍去病在士兵乏粮的情形之下。踢球游戏正是他不学兵法的弊病。苏轼认为，从书法上来说，单纯有意于学不是完全的好办法，但不学也是不行的。抛出“学即不是，不学亦不可”的观点。这是对黄庭坚不学亦可的认可和补充。既肯定了黄庭坚的见解。又担心完全不学会重蹈古人失败的覆辙，而不自知。他在《次韵子由论书》中也提出相似的理论。即“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通其意就是打通正书与行草之间的关隘。学习书法要在正书上用功，外溢而为行草即可。这就界定了学和不学的界限。学即是学古人笔法，有了笔法的修为，还一味地遍临行草诸家，甚至精临、背临，头脑中贮存古人大量的形迹，就无暇天然自工了。“心存形声与点画，何暇复求字外意？”得法后最要紧的是求字外之意，就不要再贮存古人的字形了。苏轼这句话，带给我们更多的警醒。岁月不逮，古人很早就朝着写出自家规模方向稳步前行。我们在艺术道路上，如果没有古人的气息，说明学得不对，如果全是古人的面目，也是错误的。我们要在苏黄探讨学与不学之间，找到生发的路径，最终写出即古即我的面目。

李东海

2022-01-14
放逐与回归（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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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感回归但苏轼终于超脱不起来。苏诗中的“骂格”便出现于这段时间。在《送刘道原归觐南康》中，他赞扬刘恕：“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自轻张汤。虽无尺棰与寸刃，口吻排击含风霜。”（《汉书·汲黯传》载：张汤因更定律令，升为廷尉，汲黯在皇帝前，面责张汤：“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为公卿，果然，必汤也。”）诗中以孔融、汲黯比作刘恕，以曹操、张汤比作王安石。“口吻排击”指刘恕对王安石“面刺其过，介甫怒，变色如铁，道原不以为意”。总的讲，居丧、困于繁琐事务和卷入党争，造成了苏轼这段时期创作上的歉收。作诗仅五十六首，为他编年诗中的最低数字（凤翔三年达一百三十余首），而且质量大多平平。其中《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一诗，又遭到没有知人之明的讥讽。安惇也是蜀人，考试不中西归，苏轼加以勉慰。安惇后来成了章惇、蔡卞手下的猎犬，大兴冤狱，积怨天下。但细观全诗，似也是借此以浇自己胸中块垒。苏轼回忆青少年时代：“我昔家居断还往，著书不复窥园葵。朅来东游慕人爵，弃去旧学从儿嬉……故山松柏皆手种，行且拱矣归何时？万事早知皆有命，十年浪走宁非痴？”这种情绪，在《石苍舒醉墨堂》那首论草书的诗中，发展到“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那样的愤语。接下来是“何用草书夸神速，开卷惝恍令人愁。我尝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能瘳。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诗中既赞美草书的神速，又指出它“惝恍”的缺陷；称许友人的爱好，又认为它是一种病癖，正如他以前在凤翔任上所作的《次韵子由论书》一样，是带揶揄意味的戏笔。但也只能借艺术的“至乐”“逍遥游”来化解忧愤。诗，不失为一首佳作，王文诰以为苏诗之纵笔，“实发端于此诗”。熙宁四年（1071）秋，苏轼过陈州（今河南淮阳）晤子由，并同往谒欧阳修于颍州，这种“纵笔”风格的诗，已接连产生。如《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何人遗公石屏风，上有水墨希微踪。不画长林与巨植，独画峨眉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之孤松。崖崩涧绝可望不可到，孤烟落日相溟濛。含风偃蹇得真态，刻画始信天有工。我恐毕宏韦偃死葬虢山下，骨可朽烂心难穷。神机巧思无所发，化为烟霏沦石中……”石屏上的天然石纹，一经诗人想象，竟变成水墨妙品，且是唐代两位画松名家的神思郁积所化，实在匪夷所思！这里也寄寓了苏轼胸中的不平之气和对故乡的思念。另外《陪欧阳公燕西湖》中也有“纵笔”之句：“谓公方壮头似雪，谓公已老光浮颊……湖边草木新着霜，芙蓉晚菊争煌煌。插花起舞为公寿，公言百岁如风狂……”这是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年秋天，欧阳修便去世了。“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李白），只需将首句改为“新秋召我以清景”，似乎便可切合苏轼离开京城后的情状。政治的流放与灵感的回归，仿佛是一对孪生兄弟。江西高校出版社

洪亮著

2019-03-30
“二苏”与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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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像宋版《东坡集》（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书影苏辙像北宋的苏洵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苏氏父子在唐宋八大家中独占其三，堪称我国文坛的千古佳话，而“二苏”即指苏轼与苏辙兄弟二人。《宋史·常安民传》载：“董敦逸再为御史，欲劾苏轼兄弟，安民谓‘二苏’负天下文章重望，恐不当尔。”北宋著名文学家黄庭坚《和答子瞻和子由常父忆馆中故事》诗曰：“二苏上连璧，三孔立分鼎。”诗题中的“子瞻”为苏轼的字，“子由”为苏辙的字。由是可见，“二苏”之称宋已有之。苏轼与苏辙兄弟二人一生手足情深。在仕途上，二人大道相同，进退一致。在性格上，二人迥然相异，苏轼恃才傲物，耿介直率；苏辙恭谨内敛，深沉稳重。二人学养丰厚，才高八斗，毕生相持相依，顺则彼此成就，不羡不妒，逆则患难与共，互藉互助。特别是苏轼一生数迁，屡遭贬谪，而“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人生寄一世，骨肉能几人？况乎“二苏”兄弟间的这种亦师、亦友、亦知己的友爱之情，堪为古往今来兄弟之典范，无怪乎人们常常感慨“惟愿此生此世，有兄如轼，有弟如辙，足矣”。史载，苏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少年时“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苏辙曾夸苏轼“自信老兄怜弱弟，岂关天下无良朋。”苏轼去世后，苏辙在为亡兄所作的墓志铭中深情地说子瞻“抚我则兄，诲我则师”。苏轼亦曾说苏辙“岂独为吾弟，更是贤友生”“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在乌台诗案中，苏轼入狱险些丧命，在狱中作诗以遗子由“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兄弟二人风神俊秀，各有千秋，芝兰同芳，相得益彰。苏轼的才华自不待言，他的诗豪放自然，开创了豪放词派，他的文章行云流水，随物赋形。而苏辙的诗词“意境闲澹，情趣悠远”，文章“论事精确，修辞简严”。数十年间，苏轼与苏辙兄弟俩宦游在外，聚少离多，“自尔宦游四方，不相见者，十尝七八”（苏轼《感旧诗·序》）。两人只能以诗代书，锦笺频递，鸿雁传讯，唱和成趣，洋洋洒洒，传为佳话。据不完全统计，二人往来的诗词多达200余首，仅苏轼以“子由”为题的诗词作品即超过100余首。鲜为人知的是，苏轼与苏辙之间有一组唱和诗与商州（北宋商州辖境约相当于今商洛市）渊源颇深。北宋嘉祐六年（1061）秋，已于四年前进士及第的苏轼、苏辙兄弟俩又同时参加了制科考试。宋代科举考试分为两种，一种是常设的进士科考试，我们常说的科举考试一般就是指进士科考试；另一种则是不长设的制科考试，是由皇帝下诏临时设置的“制举无常科”考试科目，目的在于选拔各类特殊人才。北宋仁宗一朝的制科考试设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详明吏理可从政科等10科。制科考试参加者首先向两制（即掌内制、外制的翰林学士、知制诰、中书舍人）呈送平时所作策论50篇，两制选取词理俱优者参加阁试。阁试试题为试论6篇，目的是考察应试人的学识，“盖欲探其博学”。题目通常取自经史，每篇要求500字以上，一日之内完成六论。阁试合格者才能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御试，题目通常都是试策问一道，要求应试者就皇帝所问提出对策，当日内完成一篇3000字以上的策论。通过皇帝御试后，就算完成了制举，其成绩分五等，第一、第二等从未授予任何人，形同虚设，实际上只有第三至第五等。黜落者不入等，因此入第五等即为登科。在这次制科考试上，苏轼的策论“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苏轼《应制举上两制书》），最终入三等（苏轼之前仅有吴育一人曾入）。而苏辙却在其策论《御试制科策》中对当朝仁宗皇帝赵祯颇多指责，历数其施政之得失，“极言得失，而于禁廷之事，尤为切至”，其中如“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忧乐之节易矣”“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陛下无谓好色于内而不害外事也”“陛下择吏不精”“陛下赋敛繁重”“臣恐陛下以此得谤，而民心之不归也”“臣以为陛下惑于虚名，而不知为政之纲也”“臣观陛下之意，不过欲使史官书之，以邀美名于后世耳”等语比比皆是，并连用历史上的六位昏君以喻宋仁宗，直指时弊，正气凛然。策入，苏辙自谓“必见黜”。果然，苏辙这篇无所顾忌的策论在朝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考官司马光以苏辙“其指陈朝廷得失无所顾虑，于（参加御试）四人之中最为切直”，主张列入三等，而蔡襄也曰：“吾三司使也，司会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考官胡宿却认为苏辙以致乱之君况当今之盛世，文辞不逊，故力主黜落。然而，宋仁宗赵祯却并不同意，他说：“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其谓我何？”（以上引自《宋史·苏辙传》）。关于这段，苏辙自己也记忆犹深：“上独不许，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苏辙《遗老斋记》）。非但如此，宋仁宗甚至为得遇贤才而喜不自胜，“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史·苏轼传》）。最终，苏辙入了第四等。其实由此来看，遇到宋仁宗这样宽厚的皇帝，苏辙无疑是幸运的。作为一名封建皇帝，宋仁宗对苏辙的狂悖直言多所包容，并未怪罪甚至治罪，其“为政宽仁”也可见一斑，故有史家所谓之“仁宗盛治”。“二苏”制科高中，曾为其二人嘉祐二年（1057）中进士时主考官的欧阳修闻之欣喜不已，“苏氏昆仲连名并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欧阳修《与焦殿丞〈千之〉书》）。制科及第之后，朝廷授予官职，苏轼获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府治在今宝鸡市凤翔区）判官，取得京朝官身份。大理评事是掌管刑狱的京官，为正八品，签书判官是州府幕职，掌管文书，佐助州官。嘉祐六年（1061）12月，苏轼赴凤翔上任。苏辙则获授试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军事推官。校书郎专司校勘宫中所藏典籍诸事，为从八品，军事推官是州府幕职，助理军政，佐助州官。孰料，余波并未就此平息，知制诰王安石“疑辙右宰相，专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为词。”意思是说，王安石认为，苏辙的策论偏袒宰相，而一味抨击皇帝，他就像是依附权臣的西汉大臣谷永一样，因此拒绝为他撰写制词（即任命文书）。宰相“韩琦笑曰：‘彼策谓宰相不足用，欲得娄师德、郝处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遘。遘亦考官也，乃为之辞。”（以上引自《杨畋年谱》。娄师德、郝处俊均为唐代大臣，二人为官清廉，以功名善终，“世之言长者”，称“娄郝”）。最终，改由考官沈遘为苏辙撰写了制词。其时，已是嘉祐七年（1062）秋。然而，苏辙却并未就此赴商州上任。“是时，父洵被命编修《礼书》，而兄轼出签书凤翔判官，旁无侍子，辙乃奏乞养亲。诏从之。”（以上引自《苏颍滨年表》，苏辙晚号“颍滨遗老”）。意思是说，当时，苏辙的父亲苏洵被朝廷安排编修《礼书》，他的哥哥苏轼又远在陕西凤翔任职，如果苏辙再去商州上任，将无人侍奉父亲，于是苏辙要求留在京城（开封）奉养父亲，得到了朝廷准许。其实，苏辙是对朝廷不容直言感到失望，故而辞不赴任的，“养亲”并非主要原因，不过是他的托词罢了。苏轼在凤翔判官任上对弟弟颇为挂念，仅任期内与苏辙唱和的诗作就多达70余首，占其一生寄怀子由诗的三成左右。嘉祐七年（1062）初冬，远在凤翔的苏轼闻知弟弟苏辙未赴商州上任一事后，抱病连写了3首诗寄赠弟弟，这就是著名的《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其一病中闻汝免来商，旅雁何时更著行。远别不知官爵好，思归苦觉岁年长。著书多暇真良计，从宦无功漫去乡。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商”即指商州。“著行”即排列成行。“王城”指都城，北宋都城为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市），苏辙时与其父苏洵居于此。制科考试后，苏辙的任命诏书迟迟未下，故而一直滞留都城。这首诗的尾联，也是这组诗中最著名的一联“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便是指弟弟隐于都城之意，这既是对苏辙行为的解读，同时，将其解读为“大隐隐于市”也是一个慰藉性的诠释，即唐代白居易《中隐》诗所谓“大隐住朝市”。其二近从章子闻渠说，苦道商人望汝来。说客有灵惭直道，逋翁久没厌凡才。夷音仅可通名姓，瘿俗无由辨颈腮。答策不堪宜落此，上书求免亦何哉。作者于诗后自注：“章子，惇也。”由此可知，“章子”即指章惇。史载，章惇，字子厚，为北宋中期著名政治家、改革家、书法家，与“二苏”兄弟为嘉祐二年（1057）同榜进士（该科名士辈出，如张载、曾巩等），时任商洛（北宋时商州所辖县）县令。北宋著名理学家、数学家、诗人邵雍在商隐居期间，曾与章惇过从甚密，其《伊川击壤集》中即有《和商洛章子厚长官早梅》诗。可惜苏辙未能来商就任，否则，此三人间必将往来唱和，留下更多的吟商诗文和趣闻雅事。“渠”为方言，指他，在此即指章惇。苏轼似是从商洛县令章惇处首先得知苏辙未赴商州就任一事的。“商人”即指商州人。“二苏”兄弟素负盛名，故而商州人期待着苏辙来商就任。“说客”本指游说之士，在此当指战国纵横家张仪，其人曾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诈楚绝齐。“逋翁”本指避世之人、隐士，在此当指商山四皓。史载，秦末汉初之际，东园公、夏黄公、绮里季、甪里先生四人隐居商山，以避秦乱。“夷音”指这里的人口音较重，方言难辨。商州自古多移民，加之地兼南北，所谓“南蛮北侉”，口音驳杂。“瘿俗”指一些人长有“瘿瓜瓜”（山区水中缺碘，人们脖子上常长有球状赘生物，即地方性甲状腺肿，系一种地方病）。颈联两句夸张说明商州其时条件之艰苦。“答策”自然是指苏辙制科御试时所上策论《御试制科策》，“上书”则是指苏辙“奏乞养亲”辞不赴任一事。其三辞官不出意谁知，敢向清时怨位卑。万事悠悠付杯酒，流年冉冉入双髭。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忧家有师。此外知心更谁是，梦魂相觅苦参差。“策”依然是指苏辙的策论，“易”则指《周易》。苏洵对《周易》颇有研究，曾“作《易传》百余篇”（苏洵《上韩丞相书》），惜之未成，遗命苏轼继书，苏轼承其衣钵，著《东坡易传》传世。当然，这是后话。在此，苏轼建议弟弟向贤父苏洵学《周易》，既是治学，亦资“忘忧”。尾联两句“此外知心更谁是，梦魂相觅苦参差”，一如既往地表达了兄弟二人间的深情。在这组诗中，苏轼对弟弟辞官不赴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多所宽慰，并给予了读书治学的建议，体现了对弟弟苏辙的关爱之情。唱之而必和，况乎以“二苏”兄弟手足之情深、往来之频密。果然，收到兄长苏轼的诗不久，苏辙即次其诗韵复诗三首，对自己未赴商州就任的原因进行了解释说明，这就是《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三首》。其一怪我辞官免入商，才疏深畏忝周行。学从社稷非源本，近读诗书识短长。东舍久居如旧宅，春蔬新种似吾乡。闭门已学龟头缩，避谤仍兼雉尾藏。诗后自注：“雉藏不能尽尾，乡人以为谚。”诗题中的“商幕”是指商州知州幕府，苏辙所任的商州军事推官一职是商州知州的属吏，即州府幕职。“才疏”自是诗人的谦辞。“周行”本指周官的行列，后用以泛指朝官，即仕宦行列。“避谤”指防人毁谤。这首诗简要交代了兄弟二人分别后，自己在都城开封期间的生活及读书情形，解释了自己不赴商幕的原因（避谤）。其二南商西洛曾虚署，长吏居民怪不来。妄语自知当见弃，远人未信本非才。厌从贫李嘲东阁，懒学谀张缓两腮。知有四翁遗迹在，山中岂信少人哉。“南商”指位于南山一带的商州。“西洛”在此指作者于嘉祐二年（1057）进士及第后，曾在嘉祐五年（1060）获授河南府渑池县（在洛水之西）主簿一事。“虚署”指自己两次获官均未到任。“妄语”指自己的策论《御试制科策》言辞激切，系作者自嘲之辞。这篇策论对苏辙毕生影响深远，苏辙晚年在其《遗老斋记》一文中说“自是流落凡二十余年”。“远人未信本非才”说自己因“非才”而“不来”商州就任，也就是第一首诗中所说的“怪我辞官免入商，才疏深畏忝周行”。这自是作者谦辞，实则是自知因“妄语”而遭“见弃”。“贫李”指唐代诗人李商隐，他卷入了晚唐时的“牛李党争”，因之被恩师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时充翰林大学士承旨，职掌禁密，次年即为宰相，李商隐故友）日渐疏远，遭其冷遇、排斥。“东阁”指古代宰相招致、款待宾客之地，适逢重阳节，李商隐又一次谒之不得，感慨而作《九日》一诗“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谀张”指唐代开元时期的张说，他曾三拜宰相，执掌文坛三十余年，成为开元前期一代文宗。其人素有直言，唐玄宗曾下诏褒奖张说：“动惟直道，累闻献替之诚；言则不谀，自得谋猷之体。”但后来“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以上引自《旧唐书·张说传》），诗中不乏奉承讨好上司之辞。“缓两腮”即缓颊，指婉言阿谀。颈联两句用唐代的两个典故，表明自己虽遭“见弃”，但既不会像李商隐那样仰人鼻息，酸叹自嘲“东阁无因再得窥”，也不会像张说那样由直转谀，逢迎朝政。“四翁”即指商山四皓。本句意指商州不缺人才，不少我一个，这既是作者的谦辞，也是对“商人望汝来”的回答。其三埙动篪鸣只自知，忧轻责少幸官卑。声名漫作耳中瑱，科第空收颌底髭。西鄙猖狂犹将将，中朝闲暇自师师。近成新论无人语，仰羡飞鸿两翅差。“埙”“篪”均为古代的乐器。“瑱”是古人冠冕上垂在两侧用以塞耳的装饰物，多用玉、石、贝等制成。“髭”本指嘴巴上边的短须，口上为髭。因唐代韩愈《寄崔二十六立之》诗有“连年收科第，若摘颔底髭”句，故谓。“西鄙”指西面边境。北宋仁宗时，西北党项族首领李元昊称帝，脱宋自立，建立西夏，后屡犯西境，朝廷被迫纳贡求和。“将将”同“锵锵”，象声词，多形容金玉之声，在此当指金戈铁马之声。“中朝”即朝中。“新论”指苏辙于嘉祐七年（1062）所作的《新论三首》，分上、中、下三篇古文，其文纵谈天下大事，建议朝廷革新政治，论断相当确切。然而，兄长苏轼却远在陕西凤翔，无人与语，因之“仰羡飞鸿”，恨不能身生双翅，飞去哥哥身边，一诉别情，共议“近成”之“新论”。尾联表达了对朝政的关切以及对兄长的思念，体现了兄弟二人亦师、亦友、亦知己的特殊感情。史册所见，“二苏”兄弟终其一生，未曾到过商州。仔细思之，北宋都城远在河南开封，“二苏”兄弟又家居四川眉山，故而二人毕生未曾历商，不似唐代都城长安地便，以致李白、韩愈、白居易、杜牧等众多名士途经商州，从而留下了璀璨的吟商诗篇。然而，“二苏”兄弟却又因苏辙曾获充商州军事推官一职，留下了这样一组唱和诗，使我们得以从其笔下略知彼时之情事。

2021-12-23
日藏宋刊《东坡集》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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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继增宋刊十行二十字版《东坡集》东渡日本，历经转徙，藏存公文书馆内阁书库，成为“日本重要文化财”。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杨守敬、董康、傅增湘赴日访书。继1999年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十行十八字版《东坡集》复制回国，2015年11月徐州老土又访得此版，仿印赠郏县、黄冈和眉山三苏祠博物馆收藏，使世上仅存的四套宋刊《东坡集》残帙在国内得以“合璧”。世上仅存的四套苏轼曾孙苏峤刊印的《东坡集》，继1999年经中日双方达成协议由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十行十八字版《东坡集》复制回国，由线装书局影印出版之后，2015年11月徐州苏轼文化爱好者张振刚号徐州老土，访得藏在日本公文书馆宋刊十行二十字版《东坡集》的电子版，自费交由大道公司用宣纸仿印完成。除自己收藏外分赠郏县、黄冈和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各一套收藏。苏峤，字季真，苏轼三子苏过之孙，苏籥之子，过继苏迨之子苏篑为后，历官建州知州、给事黄门、待制显谟阁。其祖父苏过、父亲苏籥和曾祖苏轼同葬郏县小峨眉山。1972年6月郏县苏轼墓地出土的苏辙次子苏适夫妇墓志铭，其中黄氏墓志铭就是由苏峤的祖父苏过题盖、苏峤的父亲苏籥书丹。“沧海何曾断地脉。”徐州是苏轼的任职地，郏县是苏轼的长眠地，黄冈是苏轼的贬谪地，眉山是苏轼的出生地。可以说，徐州老土此举，使漂泊海外宋刊《东坡集》今天终于回“家”！●内阁文库藏宋刊《东坡集》列为“日本重要文化财”苏轼曾孙苏峤刊印的《东坡集》四十集分为十行十八字版和十行二十字版两种，是现存最早苏轼作品集残帙。其中十行十八字版，日本国天皇的皇家藏书机构宫内厅书陵部（缺卷三十四至三十六）、北京图书馆（残存者有三十卷）各藏一套；十行二十字版日本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残存有二十三卷）、上海图书馆各存一套，上海图书馆藏《东坡集》仅七页半。四处藏本“合璧”可补为全本。北宋末年“元祐党争”，苏轼诗文曾两次遭禁，刊版亦被焚毁。南宋苏文弛禁之后，苏轼曾孙苏峤守建安时据家传旧本刊刻，宋孝宗于乾道九年（1173）还特地“御制（苏轼）文集赞并序”，“书赐苏峤”。建安本当刻于孝宗乾道九年或淳熙（1174-1189）初。当为最接近苏轼诗文原貌的刻本。建安（今福建建阳）与临安、眉山并称南宋三大刻书中心，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速售”著称，史称建本或建安本。今保存在内阁文库的宋刊十行二十字版《东坡集》列为“汉籍门”“特四十一类”，编号10222，函号为“重2”。这标志着《东坡集》列为“日本重要文化财”保存。“日本重要文化财”相当于我国的一级文物。据严绍璗先生考证，内阁文库有九种宋刊列为“日本重要文化财”，宋刊十行二十字版《东坡集》是其九种之一，受到《日本文化财保护法》的保护。●宋刊《东坡集》在日本收藏的流布宋刊十行二十字版《东坡集》共十二册。第一册《序目》卷首钦有“仁政侯长昭黄雪书屋鉴藏图书之印”“昌平坂学问所”“浅草文库”“日本政府图书”“内阁文库”五颗藏书印，卷末有“文化新元甲子七月廿二日黄雪山人识”的手识文。其余各册首末“昌平坂学问所”“浅草文库”“日本政府图书”“内阁文库”四颗藏书印。第十二册末有市桥长昭的跋文。各册卷首题下有手书“西禅寺常住”字样。黄雪山人“识文”如下：“此书原藏洛阳西禅寺，其后归于妙心寺大龙院僧懒庵之插架，标上录见几册失几册，其笔迹非百年以来人所为，盖懒庵手书。懒庵距今垂二百年，其插架之日，即系阙本。以古版难获，不问散佚，当时尚为秘籍也。予获之于都下书肆，伏水卯兵。文化新元甲子七月廿二日，黄山雪人识。”第十二册末有市桥长昭《寄藏文庙宋元刻书跋》，全文如下：“长昭夙从事斯文经十余年，图籍渐多。意方今藏书家不乏于世，而其所储大抵属挽（晚）近刻书，至宋元椠盖或罕有焉。长昭独积年募求，乃今至累数十种。此非独在我之为艰，而即在西土抑或不易，则长昭之苦心可知矣。然而物聚必散，是理数也，其能保无散委于百年之后乎？孰若举而献之于庙学，获籍圣德以永其传，则长昭之夙愿也，虔以宋元椠三十种为献，是其一也。”跋文落款为“文化五年二月”，“下总守市桥长昭谨志，河三亥书”。“黄山雪人”是日本江户时代近江西大路（今日本滋贺县辖内）总守市桥长昭的号，封“仁政侯”。河三亥是日本富山潘主儒臣市河宽斋之子。文中的“洛阳”，乃江户时代人对日本京都的雅称。“新元甲子”公元纪年为1803年，即清嘉庆八年。从这篇识文可以看出，宋刊十行二十字版《东坡集》传入日本后，藏“洛阳西禅寺”，其后归于妙心寺大龙院，“即系阙本。”大龙院僧懒庵在各册封面上手书“见几册失几册”，“懒庵距今垂二百年”，当为明万历年间。这样《东坡集》传入日本，当在明万历年间或在万历年间之前。收藏在“洛阳西禅寺”应有一段时间，姑各册卷首题下有手书“西禅寺常住”字样的印记。《东坡集》从妙心寺大龙院后流入京都书肆。市桥长昭从书肆中发现后收藏，这就是有了“仁政侯长昭黄雪书屋鉴藏图书之印”的藏书印。文化五年（1808）二月，市桥长昭将包括《东坡集》在内的宋元椠三十种汉籍古书捐献江户汤岛圣堂的昌平坂学问所。●清末民初著名学者赴日访书“书运”即“国运”，流传海外的古籍折射百年沧桑。清末民初，著名学者远涉重洋，几赴日本展开访书之旅。赴日访书第一人杨守敬。杨守敬（1839-1915），湖北省宜都市陆城镇人。光绪六年（1880），应驻日公使何如璋之邀，东渡扶桑，任公使随员。第二年，版本学家、藏书家黎庶昌接任公使，杨守敬继履原职。公使随员。此时日本正值明治维新之际，西风东渐，举国士大夫弃古书如敝屣。得日本汉学家森立之的《经籍访古志》抄本，此书收编日本六十多家藏书处的汉籍善本。杨守敬遂不惜重金，按目访书。杨守敬在日本逗留四年，得书万卷，宋刊十行二十字本《东坡集》在《经籍访古志》卷六中有载，虽见到原书却未能购得。杨守敬千方百计支持因家贫无力的森立之刊刻，促成《经籍访古志》光绪十一年（1885）初刻成书。光绪十四年（1888）杨守敬携所购船载运归国，特意在湖北黄冈赤壁北筑藏书楼，名邻苏园，取意谓与苏东坡为邻之意，自号邻苏老人，自编有《邻苏老人年谱》。光绪十六年（1890），成都杨寿昌任黄冈知县时，故将县署西侧辟为景苏园，委托邻苏园主杨守敬经手选刻苏轼书法102块镶嵌园内，编为《景苏园帖》。2003年6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将《经籍访古志》列入《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第一辑再版。董康赴日本访书。董康，字授经，自署诵芬室主人，江苏武进人，进士，清末民初一直任高级司法官，曾与梁启超共办《时务报》。董康和当年许多士大夫一样，公职之余是常逛厂肆的。董康曾七次到日本，居停间访书不辍。民国二十四年（1935）5月6日，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终于在内阁文库中看到这套宋刊十行二十字版《东坡集》，并辨出首页副页的楷书朱文木记一字有误。傅增湘赴日访书。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四川江安县人，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现当代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因得宋、元两部珍版《资治通鉴》，名其藏书楼为“双鉴楼”，晚年所居有山石花木之胜，取苏轼《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中的“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又名之“藏园”。受杨守敬、董康的影响，“知沧瀛咫尺，古籍多存，目想神游，卅年于兹矣。”1929年秋，傅增湘挂职故宫图书馆馆长后，至日本作了一次访书畅游，得见这套宋刊十行二十字版《东坡集》。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三载：东坡集四十卷，宋苏轼撰。缺卷三至六，十一、十二，十五至十八、二十一至二十三，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六、三十七，共存二十三卷。宋刊本，大本。版心高七寸七分，宽五寸八分。半叶（页）十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白口，左右双阑。版心上鱼尾下记“东坡集第几”，次记页数，下记刻工姓名，有王政、王璋、朱富、朱贵、李政、李忠、李政、李询、李时、李宪、李师正、李师顺、周彦、周宜、沈懋、洪坦、宋圭、宋昌、陈用、陈兴、陈昌、陈绍先、徐高、高彦、卓允、许昌、叶青、黄常、蔡中等人。前有乾道九年御制序，半页八行，行十六字。分卷次第与别本同。按：此本行款版式与余所见宋刊数本皆不同，审其结体方整、雅近率更，自是南渡以后浙杭风度。陈氏《直斋书录解题》述《东坡集》有杭本、蜀本、吉本之别，此断为杭本无疑。此为市桥下总守献书之一。“纸寿千年”，也就是说，纸张顶多保存大约一千年时间。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著名学者刘尚荣、杨忠、曾枣庄、安平秋先后撰文对宋刊《东坡集》的文献学和版本学价值给予很高的评价，引起国内学界的高度关注，随着散佚海外的一册《永乐大典》入藏国家图书馆，流传海外的古籍何时能够回“家”的呼声再次高涨。（本文图片均由刘继增提供）宣纸仿印本宋刊《东坡集》共12册此本序行款版式为半页八行，行十六字苏轼文化爱好者徐州老土所赠

2016-02-03
“时名谁可嗣父子尽贤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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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人：曾枣庄演讲地点：四川省眉山市纪念苏洵诞辰1000年报告会一提起“三苏”，人们都会想到他们是文学家；一提起苏轼，人们就会想到他是通才。其实，“三苏”都是通才、全才，父子三人不仅在文学史，而且在政治史、思想史、史学史、艺术史上都有巨大的成就，崇高的地位，只是苏轼的贡献更大，影响更深远而已。《宋史·苏辙传》说：“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但世上没有什么“无不相同”的人和事，三苏父子的性格、政治态度、学术思想及文学风格的差异都很大，苏辙政治主张的激烈、学术思想的复杂都超过了苏轼。这里，我想比较全面地讲述他们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其异同。大器晚成与少年得志苏洵年近五十才成名，成名后的他地位也很低。苏轼一生八典名郡，地方政绩显著，在朝廷官至礼部尚书。苏辙一生的政绩主要表现在元祐年间，由一个小小的县令升至副相，比苏轼的官位还高。苏洵(1009-1066年)字明允，少不喜学，而喜欢游览祖国的名山大川。他二十七岁才开始发愤读书，但应进士及茂材异等试皆不中。如果说苏洵初举进士不中可能与他“少不喜学”分不开，那么他二十九岁再举进士不中，特别是三十七岁举茂材异等亦不中，就要怪科举考试制度窒息人才了。苏洵在《广士》中说：“人固有才智奇绝，而不能为章句、名数、声律之学者，又有不幸而不为者。苟一之以进士、制策，是使奇才绝智有时而穷也。”“不能为”，是说不长于此道；“不幸而不为”，是说不屑于此道。苏洵兼有二者，结果他这位“奇才绝智”之人就难免“有时而穷”了。苏洵的可贵就在于，他没有继续让自己去适应不合理的科举考试制度。相反，在“举茂材异等不中”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此不足为学也”(欧阳修《苏洵墓志铭》)，于是决心走自己的路。他在《上韩丞相书》中说：“及长，知取士之难，遂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他在二十七岁后“发愤”于科举，而在三十七岁后则开始“发愤”于学术。这是苏洵生活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他告别了科举考试，烧掉了为应付考试而作的数百篇文章，开始凭兴趣读书，想读什么就读什么。过去是为应付科举考试不得不为文而文，没话找话说，现在是“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才著《几策》、《权书》、《衡论》数十篇，系统提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的革新主张。苏洵48岁那年，他送苏轼兄弟入京应试，知益州张方平向欧阳修极力举荐苏洵。张方平与欧阳修是有矛盾的。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说：“张安道（方平）与欧文忠素不相能。……嘉祐初，安道守成都，文忠为翰林。苏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将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为重，其欧阳永叔（修）乎！’不以其隙为嫌也。乃为作书办装，使人送之京师谒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书，亦不以安道荐之非其类，大喜曰：‘后来文章当在此。’即极力推誉，天下于是高此两人。”欧阳修上其书于朝，公卿士大夫争传诵之，苏轼兄弟又于次年同科及第，父子三人遂名动京师，苏氏文章遂擅天下。苏洵可说是大器晚成，年近五十才成名。但他成名后的地位也很低，“爵不过于九品”，只做过试秘书省校书郎、霸州文安县主簿、礼院编修，相当于现在的科级干部。苏轼兄弟的经历与苏洵刚好相反，是少年得志而一生坎坷。进士及第，名动京师时，苏轼二十二岁，苏辙才十九岁，五年后又同举制科入等。苏轼一生八典名郡，先后知密、徐、湖、登、杭、颍、扬、定八州，地方政绩显着，在朝廷官至礼部尚书。苏轼《应制举上两制书》自称他参加制科考试的策论是“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而苏辙的《御试制科策》比苏轼更加激列、尖锐，矛头直接对准了年老的仁宗，指责仁宗“沉湎于酒，荒耽于色，晚朝早罢，早寝晏起，大臣不得尽言，小臣不得极谏。左右前后惟妇人是侍，法度正直之言不留于心，而惟妇言是听”。结果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苏轼制科考试“入三等”。宋王朝的制科考试，一二等都是虚设，从没有人入一二等，因此三等实为一等，在此以前只有吴育一人入过三等。司马光参与崇政殿复试，认为苏辙在应试者中最为切直，也第以三等。初考官胡宿认为，苏辙之策以致乱之君况盛世，力请黜之。但仁宗不同意，他说：“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苏辙《遗老斋记》)仁宗同时还读到苏轼的《制科策》，高兴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史·苏轼传》)于是以苏轼入第三等，苏辙入第四等次。但斗争还没有结束。苏辙既入等，于是以他为试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今陕西商县)军事推官。知制诰王安石认为苏辙袒护宰相，专攻人主，不肯撰制词。苏辙深感失望，奏乞留京侍父，辞不赴任。这当然只是表面理由，正如苏轼的《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所说：“答策不堪宜落此。”《御试制科策》对苏辙一生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迫使他当时辞官，而且使得他“自是流落凡二十余年”(《遗老斋记》)，一直担任幕职，直至神宗去世前不久才任绩溪(今属安徽)县令。苏辙一生的政绩主要表现在元祐年间，由一个小小的县令升至副相，比苏轼的官位还高。南宋何万在《苏文定公（苏辙）谥议》中说：“元祐九年之间，朝廷尊，公路辟，忠贤相望，贵幸敛迹，边陲绥靖，百姓休息，君子谓公之力居多焉。”这段话对元祐之政虽有过份美化之嫌，但对苏辙在元祐之政中的作用的估计，是大体符合实际的。苏辙的政治才能只在哲宗元祐年间才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北宋变法前后的政论家、政治家苏洵虽被誉为“王佐才”，但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只能算作政论家。苏氏兄弟是“言之者而又行之者”，都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苏洵虽被誉为“王佐才”，但从未成为“王佐”，也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只能算作政论家。苏氏兄弟是“言之者而又行之者”，都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在政治上，北宋王安石力主变法时，三苏强调革新吏治。在苏洵生前，王安石变法还未开始，但争论已经开始。苏洵在《衡论》中已经提出了“政之失，非法之罪”的观点。嘉佑三年(1058)，苏洵与王安石分别有《上皇帝书》和《上仁宗皇帝言事》。他们未必看到过对方的上书，故很难说是谁反驳谁。但比较一下这两篇上书的内容，便能看出苏、王分歧的实质。王安石认为，当时形势危急的原因是“患在不知法度”，出路在于“变革天下之弊法”。苏洵却认为，“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济之以至诚。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苏洵在《上皇帝书》中才大谈改革吏治，主张重爵禄，罢任子，严考课，尊小吏，复武举，信大臣，重名器，专使节，停郊赦，远小人。其中除停郊赦一条外，其余九条都谈的是吏治改革。苏轼兄弟后来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实为苏洵与王安石分歧的的继续。熙宁二年初，兄弟二人守父丧期满返京时，王安石变法已经开始，以苏轼为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以苏辙为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王安石以吕惠卿起草的青苗法向苏辙征求意见。苏辙说：“以钱货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援救民之困，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重法不可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之费；及其纳（还）钱，虽富家不免违限。如此，则鞭棰必用，自此恐州县事不胜繁也。”王安石变法期间还加强盐禁，严禁私人煮盐贩盐。王安石也曾同苏辙讨论这个问题。苏辙说：“利之所在，欲绝私贩，恐理难也。”王安石有办法，他说，一村百家俱贩私盐，败者止一二，故贩不止；“若二十家至三十家败，则不敢贩矣!”苏辙回答道：“如此，诚不贩矣。但恐二三十家坐盐而败，则起为他变矣!”(苏辙《龙川略志》卷三)熙宁二年八月，他写了《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对新法作了全面批评，同时要求外任，免去他在条例司检详文字的职务。为人“谨重”的苏辙，上书反对新法比苏轼早四个月，而要求离京外任比苏轼将近早两年。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准备变科举，兴学校。神宗对此有些怀疑，征询意见，苏轼上《议学校贡举状》。神宗对苏轼的意见很重视，他说：“吾固疑此，得轼议，意释然矣。”神宗立即召见苏轼，问“方今政令得失”，并说：虽朕过失，指陈可也。苏轼也不客气，批评神宗“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神宗当即表示：“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并鼓励苏轼说：“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宋史·苏轼传》)故苏轼又有《上神宗皇帝书》，对王安石变法作了全面批评。变法派于是下决心把他赶出朝廷。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诬奏苏轼扶父丧返川时，曾在舟中贩运私盐，并追捕当时船工进行拷问，想获得“罪”证。苏轼“实无其事”，不屑同这些人争辩，只求出任地方官避祸。于是被命通判杭州。苏轼一生多次被诬陷，这是其中的第一次。对元祐之政的态度，也表明苏辙在政治上往往比苏轼更激烈。苏辙在元祐元年二月至十一月担任右司谏期间共上奏章七十四篇(苏轼同期所上奏章为二十篇)，几乎涉及当时所有的重大政治问题。他主张严惩推行新法的朝廷大臣，而对执行新法的小臣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八次上书要求责降右仆射韩缜，三次乞诛窜吕惠卿，并一论章惇，再论安焘，五论蔡京。大家都知道，苏轼草拟的《吕惠卿责授节度副使制》是一篇著名的制词，却不一定知道这篇制词主要是根据苏辙的《乞诛窜吕惠卿状》起草的。此状历数吕之过恶说：“吕惠卿赋性凶邪、罪恶山积。自熙宁以来所为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簿法(手实法)皆出于惠卿之手”；“兴起大狱，以恐胁士人”；“排击忠良，引用邪党，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为人更加阴狠险毒：“(王)安石之于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师之义。方其求进则胶固为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权位既均，势力相轧，反眼相噬，化为仇敌。”以致“发其私书，”“其一曰‘无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与安石出肺腑，托妻子，平居相结，唯恐不深。故虽欺君之言，见于尺牍，不复疑问。惠卿方其无事，已一一收录，以备缓急之用。一旦争利，遂相抉择，不遗余力，必致死地。此犬彘之所不为，而惠卿为之曾不愧耻。”苏辙主张对这样的人应“略正典刑，纵未以污鈇锧，犹当追削官职，投畀四裔”。苏轼兄弟在元祐年间的主张也不尽相同。例如苏轼只是私下劝告章惇说，司马光“时望甚重”，“不可慢”(《亡兄子瞻墓志铭》)。苏辙却上章要求罢免章惇枢密使之职。在役法问题上，苏轼认为：“差役免役，各有利害”，“以彼易此，民未必乐”。苏辙却认为，“差役可行，免役可罢，不待思虑而决”(《论罢免役钱行差役法状》)。司马光恢复诗赋取士，苏轼作《复改科赋》称美此事，但苏辙比哥哥冷静得多，他虽然不反对司马光恢复诗赋取士，但主张推迟一届施行，并因此得罪了司马光，“君实(司马光)始不悦矣”(《颍滨遗老传》)。三苏都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三苏都名列唐宋八大家。苏洵的散文“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对改变北宋文坛风气起了巨大作用。苏轼具有多方面的文学艺术才能，在各个领域都富有创造性，都是开派的人物。苏辙的诗文成就也较高。苏洵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太玄论》），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强调文贵自然，反对为文而文，认为不能不为之文才是“天下之至文”(《仲兄字文甫说》)；强调文贵有用，要“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诗集叙》），如五谷可以疗饥，药石可以伐病。他的散文“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欧阳修《荐布衣苏洵状》)，对改变北宋文坛风气起了巨大作用，“士争传诵其文，时文为之一变。”(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南宋朱熹从正统儒家观点出发，斥苏氏父子兄弟之学为“杂学”，但对苏洵文章却很佩服，称“老苏文雄浑”(《朱子语录》卷一三九)。元人朱夏《答程伯大论文》说：“老苏之文，顿挫曲折，苍然郁然，镵刻削厉，几不可与争锋。”苏洵存诗不多，但诸体皆备，尤以五、七古诗见长。叶梦得《避暑录话》称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其五古《欧阳永叔白兔》诗，结构谨严，形象生动，意味隽永；七古《赠陈景回》诗，波澜起伏，活泼跌宕而又情致委婉。《九日和韩魏公（琦）》更是洵诗压卷之作：“晚岁登门最不才，萧萧华发映金罍。不堪丞相延东阁，闲伴诸儒老曲台。佳节久从愁里过，壮心偶傍醉中来。暮归冲雨寒无睡，自把新诗百遍开。”前两句写参加韩琦重阳节的家宴；三四句感谢韩琦以他为太常寺礼院编纂，曲台指太常寺，但从“闲伴诸儒老曲台”的“闲”、“老”二字，也不难看出他那郁郁不得志之情；五六句写得最好，“佳节久从愁里过”，可见他一直不得志；“壮心偶傍醉中来”，可见他仍雄心勃勃，希望有所作为；末二句写宴后归来的心情，暮色沉沉，寒雨萧萧，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给人以凄凉之感，表现了他壮志不酬的苦闷。苏轼具有多方面的文学艺术才能，在各个领域都富有创造性，都是开派的人物。他的散文平易自然，笔力纵横，挥洒自如，雄辩滔滔，与欧阳修一起并称欧苏。他的诗内容丰富，境界开阔，格调清新，与黄庭坚一起并称苏黄。他的词一洗五代绮丽柔靡的词风，成为豪放词派的创始人，并提高了婉约词的境界，对后世影响很大，与辛弃疾一起并称苏辛。苏轼存词三百多首，苏辙存词仅四首，写得最好的是《水调歌头·徐州中秋》：“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去年东武（今山东诸城）今夕，明月不胜愁。岂意彭城（今江苏徐州）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载《凉州》。鼓吹弄清赏，鸿燕起汀州。坐中客，翠羽帔，紫绮裘。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今夜清樽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从此词可知，苏辙并非不能作词，只是不喜作词罢了。此词上阙从长年离别写到今朝欢聚。一、二句写兄弟离别之久，从熙宁四年颍州之别至熙宁十年，已经整整七年了。“去年东武今夕”二句指苏轼为怀念苏辙而写的《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懐子由》（“明月几时有”）。苏辙词的后五句写今朝“同泛清河古汴”，《凉州》指《凉州词》，此代指唱曲的歌女。他们一面泛舟，一面欣赏歌女唱曲，惊起群群汀州鸿雁，够快乐了。但好景难长，下阙从今朝欢聚，想到明朝离别，发出一片悲凉之音。前三句写“坐中客”的装束，四五句感叹光阴易逝，盛时难再。接着以“今夜清樽对客”的欢聚之乐，反衬“明夜孤帆远驿”的别离之苦，而展望未来更不堪想象，恐怕只能像三国时王粲那样“相对永登楼”了。这个“永”字，语重千斤。苏轼《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说：“子由相从百余日，过中秋而去，作此曲以别，……其语过悲。”“悲”而且“过”就在于下阙，特别是结尾数句，太伤感了。苏轼在《中秋月寄子由》中回忆当时情景说：“歌君别时曲，满座为凄咽!”莫说那时的当事者，就是今天的读者读到这首词，也有催人泪下之感。苏轼觉得弟弟太伤感了，在和词中安慰道：“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上，扶病入西州。”并想象弟兄双双相亲相爱同返故里的情景说：“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苏轼这一功成名遂之后弟兄同归故里的愿望，一生从未实现过；后来实现的是兄弟二人“扶病”去雷州、儋州贬所。苏辙的诗文成就也较高。关于苏氏兄弟诗文的优劣，历来有不同看法。苏轼说：“子由诗过吾远甚。”(《记子由诗》)又说：“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答张文潜书》)这并不是什么自谦之词，而是苏轼的真心话。苏轼论诗论文都追求“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辙《子瞻和陶诗引》)、“外枯中膏，似淡而实美”(苏轼《评韩柳诗》)的艺术风格，苏辙“汪洋澹泊”的艺术风格正符合他的审美趣味。秦观《答傅彬老简》同意苏轼的看法：“中书（苏轼）尝自谓‘吾不及子由’，仆窃以为知言。”陆游、周必大也有类似的看法，周必大《跋子由〈和刘贡父省上示坐客〉诗》载，周向陆请教学诗之法，陆要周读苏辙诗。周“退取《栾城集》观，殊未识其旨趣”，后来才觉得辙诗“温雅高妙，如佳人独立，姿态易见。然后知务观（陆游）于此道真先觉也”。

2010-04-08
劳动能手苏轼将生活过成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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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苏轼（1037—1101）才华横溢、学富五车，是历史上公认的文学大家，但他没有一些读书人常有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书生病”，而是一个全才，在各个领域都有卓越的贡献。尤其可贵的是，他还是一个勤劳乐观的劳动能手，他热爱劳动、享受劳动，无论为官从政，还是受到贬谪，他都怀着一颗乐观向上的心，歌颂劳动诗赞丰收。植树造林绿化环境苏轼的劳动首先体现在植树造林绿化环境上。从少年时代起，苏轼就有很强的植树情结，那时他年年在家乡栽植松树，十多年里，苏轼亲手栽的松树有数万株。《东坡杂记》载：“予少年颇知种松，手植数万株，皆中梁柱矣。”此后，无论是在什么环境下、无论是到哪个地方，苏轼都能坚持植树造林，打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北宋元丰二年（1079），苏轼被贬到黄州做团练副使时，看到当地的生态环境非常恶劣，便带头并发动民众植树造林，绿化黄州。他筑室东坡，自号“东坡雪堂”，在住宅四周广种柳、桑、竹、枣、栗等树木，并诗记之：“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他在《东坡八首》中也写道：“我在东坡下，躬耕三亩园”“种枣期可剥，种松期可斫。事在十年外，吾计亦已悫”。这些都是苏轼投身植树绿化环境的真实记载。苏轼被贬为定州刺史时，仍不忘植树造林。他鼓励百姓改良土壤、治理荒滩，广为植树造林。苏轼尤其推荐百姓种植北方的槐树，其木质坚实、枝叶茂盛，春季里槐花满枝清香怡人，并且耐严寒抗风雪。苏轼在定州他的“雪浪斋”院里亲手栽种了两棵槐树。苏轼不仅亲自植树，而且无论走到哪里就把植树造林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做到哪里。大量的植树造林体验使苏轼对改善生态环境有了深刻的认识。为了保护森林、倡导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苏轼在《凤翔八观·真兴寺阁》诗中指名道姓抨击了当地权贵王彦超大兴土木、滥伐林木的行为：“当年王中令，斫木南山赪。”这是苏轼对于滥伐森林导致生态环境恶化行为的愤慨和抨击。与此同时，苏轼还写了《万松亭并叙》，同样对麻城县令张毅早年植树遭到后人破坏的行为予以谴责，叙中说：麻城县令张毅，植万松于道周以芘行者，且以名其亭。去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伤来者之不嗣其意也，故作是诗。十年栽种百年规，好德无人助我仪。县令若同仓庾氏，亭松应长子孙枝。天公不救斧斤厄，野火解怜冰雪姿。为问几株能合抱，殷勤记取角弓诗。正因为深知植树造林保证成活很不容易，苏轼才发出了这些感慨，诗句体现了苏轼的森林生态保护思想。深耕细作笔耕不辍苏轼的劳动还体现在开荒种粮上。元丰三年，苏轼在黄州因为官俸停发，加之家中并无什么积蓄，所以一大家人吃饭成了难题。于是，苏轼把夫人王闰之离京前变卖的些许家产换成铜钱，每月初取出四千五百钱分成三十份，每份一串分挂在屋梁的三十颗铁钉上，每天早上用画叉挑下一串做当天的生活费，然后将画叉藏起。当时黄州米价约二十钱一斗，他家日用米约二斗，每天需要米钱约三四十钱，剩下一百余钱用来买菜买鱼买肉。当日倘有盈余，则丢进另行准备的一个大竹筒里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或招待宾客。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苏轼在城东坡弄到一片营防废地，但多瓦砾杂草丛生，不宜耕种。苏轼就带领全家老小清除瓦砾，刈割荆棘，深挖细整，终于整理出50亩田园，他冬种麦，夏种稻，还种了一些蔬菜瓜果自用。由于这块荒地不是农田，尽管苏轼一家很努力去耕种，收成仍然不是很好。第一季种大麦，勉强还收了一些，第二年种水稻，收成很不好，打下来的稻子刚刚够全家人糊口。有了亲自耕种的体验和收获的喜悦，苏轼有感而发写下了《东坡八首》，他在序中写道：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勤，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这个序言把苏轼开荒种粮的经过说得很全面了。不只如此，苏轼在劳动之余，还笔耕不辍。我们知道，“笔耕”这种脑力劳动也是非常辛苦的。我国知名画家、作家蒋勋说过：“这段时间是苏轼最难过、最辛苦、最悲剧的时候，同时也是他生命最领悟、最超越、最升华的时候。”就这样，苏轼在黄州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努力耕作、刻苦读书、勤奋写作，不仅收获了粮食蔬果，其文学创作更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四年来，他写诗200多首、词66首、赋3篇、文章（包括小品）170多篇、书信280多封。还写了9卷《易传》、5卷《论语说》。兴修水利躬身为民苏轼的劳动还体现在为百姓打井找水兴修水利上。苏轼的命运的确是多舛，屡次遭到贬谪。绍圣三年（1096），已经被贬到惠州两年的苏轼，接到广州太守王敏仲的来信，得知广州人苦于饮用水含碱。对此，苏轼针对当时广州实际地形及水源情况，建议“于岩下作大石槽，引以五管大竹，续处以麻缠漆涂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苏轼还建议不论贫富均可享受，由专人管理，并推荐勤于事务的罗浮山道士邓守安为工程“总官”。王敏仲十分重视苏轼的意见，立即将此建议付诸实施。苏轼虽远在惠州，但他仍然很关心工程进展。不久，他又写信给王敏仲建议，引水的竹竿“每竿上，须钻一小眼，如绿豆大，以小竹针窒之，以验通塞”。因为引水路远，日久肯定会出现堵塞的情况，而有了这些小孔，就可以查知堵塞位置，而不至于盲目地拆除竹竿来检查。于是广州人吃上了“自来水”。这应该是我国最早的自来水工程，它是苏轼设计的。在惠州，苏轼更是关心身边百姓的吃水问题。当时苏轼在白鹤峰上买了几亩地，自建了20间房子，解决了住所问题。由于苏轼所住的白鹤峰是一个制高地，从峰顶下到东江河挑水也很艰难，地高水远，许多百姓吃水都不方便，苏轼经过勘探，雇人一起凿了一口水井，一举解决了许多人吃水难的问题，并作诗记之：今朝僮仆喜，黄土复可抟。晨瓶得雪乳，暮瓮停冰湍。我生类如此，何适不艰难。一勺亦天赐，曲肱有余欢。不想绍圣四年，苏轼再次被贬到更偏远的海南岛儋州。漂洋过海来到儋州后，苏轼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育人才，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据载当时的儋州“饮食百物艰难”“百井皆咸”，当地百姓多饮沟渠腐水，常因饮水不洁而患病。目睹此状的苏轼十分难过，他经过一番考察，在桄榔庵旁择地带头凿井。清冽甜美的井水从此源源涌流，直到今日井水尚清。据《儋县志》载，东坡寓居桄榔庵时，曾“夜与诸生王霄携壶汲水于此”。乡亲们为了纪念苏轼便把这口井命名为“东坡井”，九百多年来，清甜的井水从未干涸过。不仅如此，苏轼还带领当地百姓开荒地、建桥梁、搞卫生，等等，至今在儋州还流传有东坡村、东坡田、东坡桥、东坡帽等。后来，苏轼离开儋州后，听闻当地又迎来了一个丰收年，欣喜之时提笔写下了一首《儋耳》诗：霹雳收威暮雨开，独凭栏槛倚崔嵬。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野老已歌丰岁语，除书欲放逐臣回。残年饱饭东坡老，一壑能专万事灰。诗中野老之喜，是指苏轼初到儋州时，遇上连年灾害，直到元符三年(1100)儋州的粮食喜获丰收，苏轼怎么能不高兴呢？苏轼歌颂劳动歌唱丰收的心情溢于言表。苏轼一生曾担任过凤翔、密州、徐州、湖州、杭州、颍州等地方行政主官，他每到一地，都要躬身为民，重视农业，治理水利，抗洪救灾，先后留下了治理凤翔东湖、杭州西湖、颍州西湖的佳话，这些地方至今仍是当地著名的景区。可以说，苏轼是一路风雨兼程，一路歌唱劳动和丰收，将劳动生活过得诗意盎然。

陈保琳

2020-05-04
跋苏轼《留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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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培军一张良为圯上老人拾履的故事，是见载于《史记》的。这件事当然很奇，读起来也甚有趣，但若追究起来，其真实性却是可疑的。苏轼有一篇《留侯论》，为自来传诵的名篇，坊间流行的《古文观止》也收入了——借此大发其议论，以为“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方可成就大事。这样的持说，虽不无掉弄之嫌，却也不妨一听。但另外的一段，就非得加以驳正不可了：“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据中华书局本《苏轼文集》，第一册104页）说得凿凿如见，乍读之下，字字在理，你不能不首肯，但一经查考，就知其实是想当然的谬悠之说，经不起覆按。老人让张良“下取履”，《留侯世家》中明明说“良愕然，欲殴之”（此六字《汉书》并同，《史记集解》引徐广所见的古本，作“良怒，欲骂之”），只“为其老，彊忍”了而已，而苏轼却说是“油然而不怪”！真可谓咄咄怪事。尤其那一句“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为大谬不然的话。张良的年岁，虽然史无明言，不能确知，但据《留侯世家》的所记，是可以估算的。在逢圯上老人之时，张良早已不是什么“少年”了。《留侯世家》开头云：留侯张良者，其先韩人也。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岁，秦灭韩。良年少，未宦事韩。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中华书局本，第六册2033页）按张良之祖父张开地（《史记索隐》引王符、皇甫谧说，以为子房为韩之公族，本姬姓，以秦购索急，变名姓为张良，故开地不姓张。此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近人王叔岷《史记斠证》说，姑以张字冠之），为韩相的时间，最迟不晚于昭侯二十六年，即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年，据《韩世家》、《六国年表》。陈梦家《六国纪年表》作“釐侯二十九年”，釐侯即是昭侯；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则作“昭侯三十年”。其为昭侯的最后一年，及在显王三十六年，则并无不同）；可能的时间，则为昭侯二十三年（前336），因为据《韩世家》及《老子韩非列传》，昭侯八年至二十二年，韩相为申不害（按钱穆以不害相韩，前后得十九年，见《先秦诸子系年》七七《申不害考》；以其无确据，姑仍从《史记》）。其为韩相的时间下限，最晚可至襄王的最后一年，即襄王十六年、周赧王十九年（前296）。假设开地初为相时，年三十岁，至襄王十六年，他也就是年近七十的老人了，按人世的一般情形，其孙张良也已在抱了。可是历史不凑巧，偏偏是小概率，那时张良并未出生。何以言之呢？很简单，因为前230年韩为秦所灭，张良正“年少”。张良若在前296年已生，则至前230年时，其年已六十七，皤然一公，何得谓之“年少”？那么，张良之生究在何年，为有最大的可能？据张良之父张平，为韩相而卒之年，是在悼惠王二十三年（前250年。《韩世家》、《六国年表》作“桓惠王”），可知张良之生，再晚也不得晚于此年；前230年秦灭韩，《留侯世家》明言其“年少，未宦事韩”，以此上推，至前250年，其间凡二十年，换言之，也就是韩灭之际，张良若二十岁，谓之为“年少”，是可以的。所以以最保守的算法，张良必不晚于前250年而生，考虑张良另有一弟，若其年长弟仅一岁，则张良之生，最晚也必在前251年，而不得更晚于此年了。若张良最晚生于前251年，那么在其雇力士用一百二十斤的大铁棰行刺秦始皇时，是多大的年岁？刺始皇的具体时间，《留侯世家》中未言及，《留侯世家》只说“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但这是可以考得的。据《史记·始皇本纪》及《六国年表》，其事在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始皇本纪》云：“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狼沙中，为盗所惊。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史记正义》云：“狼音浪。”“博狼”即“博浪”，《汉书·张良传》正作“博狼”，不过是古字的异写而已。此虽未及张良之名，但合《留侯世家》以观之，可知为一事。从前218年溯至前251年，为三十三年，换言之，张良在与力士刺始皇的时候，已是古人例以虚岁算的三十四岁的中年人了。这还是最保守的算法。如放宽五六年，实在说来，这也是最有可能也最接近历史之实际的，——因为假设张良之父生于前333年，也就是其祖父初为相时，那么到前251年，张良之父也就有八十余岁了，以八十余岁的老人而生子，在医学上是有绝大困难的，所以张良之父的生年必须后移，而张良的生年则须前移，如此才接得上——则彼时张良四十岁。对于年已四十的张良，苏轼还能说他是“少年刚锐之气”么？晚于苏轼近九十年的洪迈，在其《容斋五笔》卷八“白苏诗纪年岁”条讨论及苏轼诗中的年岁之感云：白乐天为人诚实洞达，故作诗述怀，好纪年岁。因阅其集，辄抒录之：“此生知负少年心，不展愁眉欲三十”，“莫言三十是少年，百岁三分已一分”，“何况才中年，又过三十二”，“不觉明镜中，忽年三十四”，“我年三十六，冉冉昏复旦”，“非老亦非少，年过三纪余”，“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鸾”，“我今欲四十，秋怀亦可知”，“行年三十九，岁暮日斜时”，“忽因时节惊年岁，四十如今欠一年”，……苏公素重乐天，故间亦效之，如“龙钟三十九，劳生已强半，岁暮日斜时，还为昔人叹”，正引用其语。又“四十岂不知头颅，畏人不出何其愚”，“我今四十二，衰髮不满梳”，“忆在钱塘正如此，回头四十二年非”。（上海古籍出版社本，893-895页）人生不过百年，三十三岁，为百年的三分之一，就算从宽算作“少年”，四十岁的或者至少三十四岁以上的张良，也不可能是“少年”了。其实，洪迈所引的白居易的诗，不是也把“过三十二”，算作“中年”了吗？而“三纪余”，也就是三十六七，——一纪为十二年——不更明言是“非老复非少”？苏轼本人的诗，在三十九岁时，也就自叹“岁暮日斜时”了。从洪迈所引的这些诗，不难看出人生的年岁，在苏轼意中的分别，如果他意识到张良在为老人拾履之时，已大于三十四岁，而极可能是四十岁时，料想他不至于写出那一句“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的。尤其是，在嘉祐六年（1061）作《留侯论》而大发议论的苏轼，据孔凡礼《苏轼年谱》（中华书局本，上册93页），其本人也才二十六岁，要非说是“少年”，苏轼是更合适些的，但想来苏轼本人一定不同意。他二十七岁作的诗，就在未老而屡屡言老了，如嘉祐七年（1062）写的：“明年纵健人应老，昨日追欢意纵违”（《壬寅重九，不预会，独游普门寺僧阁，有怀子由》）；“愁肠别后能消酒，白发秋来已上簪”（《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二首》之一）；“万事悠悠付杯酒，流年冉冉入霜髭”（《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之三）。及至熙宁二年（1069），苏轼也到了三十四岁，他诗里就更写着“如今各衰晚，那更治刑名”（《次韵子由初到陈州二首》之一）了。所以，苏轼若知张良此时比其作文时要大得多，他是必不如此着笔的，他只是犯了未考据的错，而想当然地逞其聪明了。二也许有人要说，《史记》中圯上老人对张良本有“孺子，下取履”、“孺子可教矣”、“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之类的话，所以《留侯论》中说：“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苏轼也是语出有据，不能算错的。其实呢，苏轼所以有此误谬，就在“孺子”一词。他读《留侯世家》，一定是以为“孺子可教也”的“孺子”，就是指小孩子。按“孺子”作小孩子解，固是通义，《孟子·公孙丑上》：“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离娄上》：“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两处的“孺子”，都是指小孩。这也是苏轼自幼所烂熟的。但是，若只作小孩之解，那就不能以之称呼成年人的张良了。古人之用“孺子”，另有其义。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二“孺子”条云：今人以孺子为童稚之通称，盖本于《孟子》。考诸经传，则天子以下嫡长为后者乃得称孺子。《金縢》、《洛诰》、《立政》之孺子，谓周成王也。《晋语》里克、先友、杜原款称申生为孺子，里克又称奚齐为孺子。晋献公之丧，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称为孺子，而舅犯亦称之，是时秦欲纳之为君也。孺子☐之丧，哀公欲设拨，亦以世子待之也。齐侯荼已立为君，而陈乞鲍牧称为孺子，其死也谥之曰安孺子，则孺子非卑幼之称矣。栾盈为晋卿，而胥午称为栾孺子。《左传》称孟庄子曰孺子速、武伯曰孺子泄。庄子之子秩虽不得立，犹称孺子，是孺子贵于庶子也。齐子尾之臣称子良曰‘孺子长矣’，韩宣子称郑子齹曰‘孺子善哉’，皆世卿而嗣立者也。《内则》：‘异为孺子室于宫中，母某敢用时日，祇见孺子。’亦贵者之称。唯《檀弓》载有子与子游立，见孺子慕者，《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此为童子通称，与《孟子》同。又《左传》季桓子之妻曰南孺子，则又以为妇人之称。（上海书店本，25-26页；“秦穆公使人吊”句，原误标作“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称为孺子”，今改）钱大昕的这一条考辨，引证甚博，发明亦确，但于一般读者，必须加些注，才能读得明白。如“《金縢》、《洛诰》”那一句，凤凰出版社本的《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七册69页，将其标作了“《金縢洛诰》‘立政之孺子’”，就是错得厉害的。这可见虽在专家，也有读不懂处。大概言之，钱大昕此节所言，是以为“孺子”一词，除指小孩之外，在经传古籍中，还可指年轻的或不年轻的嗣君，以及贵家的妇女。指年轻的嗣君，如《尚书·金縢》：“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孺子，幼少之称，谓成王也”（见《尚书正义》598页，上古本）。《洛诰》、《立政》中，也都有“孺子”，所指并同（可参看《尚书校释译论》第三册1236页、1475页及第四册1687页）。指不年轻的嗣君，则重耳之称孺子是。这是见于《国语·晋语二》及《礼记·檀弓下》的。据《史记·晋世家》及《十二诸侯年表》，晋献公二十一年，杀太子申生，次年又欲杀重耳，重耳出亡，“是年重耳年四十三”。献公之丧，在二十四年（前651），那时重耳四十五岁，而穆公称之为“孺子”。这是不年轻的嗣君，称为“孺子”的古例。虽然如此，但无论作钱氏的哪一义，也还不能移注圯上老人的称呼张良。《汉语大词典》第四册252页“孺子”条又云：犹小子、竖子，含藐视轻蔑意。《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吾事之去留在张君，孺子岂有客习于相君者哉？”司马贞索隐引刘氏云：“盖谓雎为小子也。”按《索隐》所引刘氏，指唐学者刘伯庄，其解亦非是。《大词典》就更不足为据了。范雎更名姓为张禄，去秦国为相、封应侯，前后凡五年，须贾使秦，赠以绨袍的事，是在周赧王四十九年（前266），揆之事理，范雎就是再年轻，也必在三十外了。一般说来，较为可能的，应是在四五十间。以如此年岁的故人，而呼之为“孺子”，则“孺子”之称，在当时的社会，是不至有什么轻蔑的。不然，既有前仇，又加此辱，范雎便放不过他了。范雎说的：“公之所以得无死者，以绨袍恋恋，有故人之意。”绨袍之赠，固然是可念，但其口中的“孺子”，若为轻蔑藐视之称，则所谓的“故人之意”，也就大打折扣，不值得多感了。以范雎的为人，其事之不如此作了，可想而知。《史记》中另有一处，亦涉及“孺子”之称，可为旁证；《陈丞相世家》云：（陈平）少时家贫，好读书，……及平长，可娶妻，……平既娶张氏女，赍用益饶，游道日广。里中社，平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中华书局本，第六册2051-2052页）按陈平及长而娶，为分肉均故，得父老称“善”，而亦呼之为“孺子”，这就可见不是“藐视”，也非语带“轻蔑”了。此正如须贾对范雎之称，为彼时的一种通行的称谓，可为老人施之于晚辈的成年男子，且是颇客气的，至少在《太史公书》中，是必如此的。圯上老人之呼张良，也当作如是解。《汉语大词典》的那个义训，亟须修订。而所以有此一称谓，猜想起来，或即缘于嗣君之称“孺子”。古时的不少称谓，皆自上而下，僭窃而用之，一般人之乐于此，就仿佛妇女的“梳头学京都样”，这也就使得这些称呼，往往失去原义。“孺子”一词，自是其一例。《史记·淮阴侯列传》中的漂母，呼落魄的韩信为“王孙”，则另是一例。“王孙”为美称，所以那时的人，就多取名作“王孙”，如专研《周易》的周王孙、田王孙及文君之父卓王孙、与田蚡合传的窦王孙、以裸葬著名的杨王孙等，都是。而名字“孺子”的，也屡见于史，最有名的，则是那位“下陈蕃之榻”的徐孺子了。以此而言，“孺子”之为佳称，是可以无疑的。三附带提一下。《太平广记》卷六引杜光庭《仙传拾遗》改写张良此事云：“张子房，名良，韩国人也。避地于南阳，徙居于沛，后为沛国人焉。童幼时，过下邳圯桥，风雪方甚，遇一老叟，着乌巾、黄单衣，坠履于桥下，目子房曰：‘孺子为我取之。’子房无倦色，下桥取履以进，老叟引足以纳之。子房神意愈恭，叟笑曰：‘孺子可教也。’”（中华书局本，第一册38页）改作“童幼”，固可与“孺子可教也”一句照应了，但顾此失彼，却忘了张良童幼时，韩国还没有亡，以张良的家世，他又何至徙居于楚国的沛呢？杜光庭到底也还是不解“孺子”之称，不仅可呼童子，也可以施之成人，他所犯的错，是和苏轼差不多的。据说读了七遍《汉书》的翦伯赞，在《秦汉史》中叙项羽之死云：“项王走至乌江之滨，乌江的亭长，檥船以待，劝项王渡江。……于是这一位‘一声叱咤，千人皆废’的少年英雄，就用了带着敌人鲜血的宝剑，自刭而死了。”（北京大学出版社，115页）把项羽称作“少年英雄”，虽可表示“于项羽不胜其钦佩”之意，但现代的读者读了，一定是要疑怪的。项羽的年岁，是经前人考定了的，自刎时年三十一，确切无疑（见《史记集解》：“徐广曰：汉五年之十二月也。项王以始皇十五年己巳岁生，死时年三十一。”），并有虞姬在侧，如何可称得“少年”？不记得哪本书，说李肖聃痛恨白话文，学生作文若用“青年”，他必代改为“少年”，并批之云：‘“青年”两字不见经传，故改。’”《秦汉史》不是古文写的，还不能援此为例，不写“青年”两个字，也不能比于苏轼所仰的白居易，可以说三十还是“少年”。

2022-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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