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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中国纳米技术应用研讨会组织委员会
2010国际数字科技博物馆论坛秘书处
2018’中国土地资源科学创新与发展暨倪绍祥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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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文豪苏轼与临潼的不解之缘
报纸
临潼华清宫雕像临潼是中外驰名的旅游胜地,也是古今有名的人文荟萃之地,不说“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也不说“北京时间”来源于临潼“中国科学院授时中心”,单一个华清池、骊山就有说不完的历史故事。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又被誉为词圣,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又是豪放派诗词的代表人物之一。这样一个大文豪,在历史上与临潼有哪些交集呢?我是临潼人,又喜欢苏轼,所以就在相关史料方面有所涉猎。细数之下,苏轼一生总共来过临潼四次。第一次是公元1056年(嘉祐元年),苏轼与苏辙在父洵的带领下,离家赴京师参加礼部秋试,他们到了长安,然后出关(潼关)。苏洵作了《途次长安上都漕傅谏议》。他们父子三人乘马行至河南,临潼是出潼关的必经之地,这是苏轼第一次到临潼。按苏轼好游之秉性,路过可能会顺便游览一下,可惜没有留下诗作文章。第二次是公元1061年,是年冬,苏轼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赴任,又路过临潼。“十一月苏轼与父亲、弟弟告辞,子由送至郑州”告别。“十二月经长安,十四日到凤翔府就任签判”。这次从郑州到长安再到凤翔就任,又必然路过临潼,也没有诗词文章留下来。顺便说一下,他这次带着夫人王弗,不是一人赴任的。第三次,是公元1064年(治平元年),“十二月十七日,苏轼罢去签判任,自凤翔赴长安”。公元1065年,“苏轼自凤翔罢任还朝,与子由同侍其父于南园”。这中间,只是十几天空当,苏轼在长安期间抽空与好友陈睦游览了临潼,有诗作《骊山三绝句》,有词《华清引》存世。第四次,公元1068年(熙宁元年),“十一月,苏轼娶王介幼女王润之字季璋为妻”“十二月,苏轼与子由还朝,携家至京师”。这是第四次途经临潼,也没有诗作。至于在这四次之外,苏轼还来过临潼没有,比如其母去世后,匆匆回家料理丧事和丁忧,是什么路线?晚年给蓝田四吕的吕与叙题写《吕与叙学士挽词》时,是否来蓝田临潼,还有待探究。而苏轼与临潼有关的诗词,诗有《骊山三绝句》:其一,功成惟欲善持盈,可叹前王恃太平。辛苦骊山山下土,阿房才废又华清。其二,几变雕墙几变灰,举烽指鹿事悠哉。上皇不念前车戒,却怨骊山是祸胎。其三,海中方士觅三山,万古明知去不还。咫尺秦陵是商监,朝元何必苦跻攀。写《骊山三绝句》时间,按《诰案》中解释:“宋时,朝元阁犹存,公罢任至长安,与陈睦游骊山,饮于朝元阁上,乃赋诗时也。按《合注》,三诗皆咏唐玄宗,故首章言华清,次章言上皇,末章言朝元阁也。”苏轼与临潼有关的词是《华清引·感旧》:平时十月幸兰汤。玉甃琼梁。五家车马如水,珠玑满路旁。翠华一去掩方床。独留烟树苍苍。至今清夜月,依前过缭墙。值得一提的是,有学者认为,在苏轼以前,没有“华清引”这个词牌,是苏轼写了《华清引·感旧》之后,才创造了一个新的词牌形式。另外要谈谈苏轼与临潼有关的两首诗,一首是《次韵和子由欲得骊山澄泥砚》,此诗应是苏轼在凤翔签判任上,子由闻知其兄苏轼得王夫子(王颐,字正父,时为武功县令)送苏轼澄泥砚后,欲得之而寄诗,苏轼随后和诗。对于子由诗“报君湘竹笔身斑”句,我与陕西师大教授霍有明的理解稍有差别外,对于写诗的时间,应是苏轼在凤翔期间所写,认识是一致的。还有一首诗是,《送陈睦知潭州》,有“华清缥缈浮高栋,上有缬林藏石瓮”的句子。这首诗提到石瓮,应是石瓮寺,华清应是华清宫,客观上印证了《骊山三绝句》和《华清引》的创作时间以及在二十三年之后,苏轼对临潼的深刻印象。斗转星移。近千年后,为写这篇文章,我上骊山考察游览苏轼此前的踪迹,见朝元阁已在别处新建。到旧迹,见考古队正在发掘考察。我脑海里有了这样的印象:“夕阳乱石天色暗,朽木寒鸦挡道间”,抚今追昔,不胜叹惜。
2021-01-06
凤翔于雍——陕西凤翔访苏轼(上)
报纸
樱花掩映凌虚台。官榷予民改善漕运改革衙规礼孔崇儒王弗伴读像。纪念苏轼苏辙兄弟情深的雁南亭。本报记者吴晓斌文/图写在前面“千年英雄”苏轼,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标杆,而且是世界文明史上一个符号性人物。理解一个符号性人物的最好方式之一就是到他生活过的地方走走。清明小假,记者专赴凤翔,探访苏轼的仕途起步之地,在宝鸡市博物馆、中华石鼓园,凤翔县博物馆、苏文忠公祠、东湖碑林等地细寻先生足迹,故有此记。地处关中平原的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南扼巴蜀,西控甘青,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曾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关中西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凤翔古称雍,项羽封章邯为雍王,即此地。在汉、唐、宋、元时期,凤翔一直是府治所在地。往前推到秦代,这里是秦国的都城,先秦20位王公在此建都327年。再上溯,这里还是西周的发祥之地,《禹贡》中记载的华夏九州之一雍州之名就来自于此地的雍山、雍水。秦置雍县,沿用千年。北魏时的平秦郡、岐州,隋代的扶风郡,治所均设于雍。因“凤凰鸣于岐、翔于雍”的传说,唐至德二年(757年)改为凤翔府。在这样一个历史文化背景显赫的地方,北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来了一位为官三载却又流芳百世的青年才俊。这位年轻人就是“眉山苏轼”,他也许并没想到,千年后会成为“世界东坡”。凤翔于雍,苏轼于此翱翔,开始了他的“地方官”生涯。苏轼与两任知府1061年岁末,虚岁26的苏轼,通过制科御试,以大理寺评事赴任凤翔府签书判官,辅助州官掌管文书。这是他于嘉祐二年22岁中进士后第一次出京师为官。苏轼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和政治抱负,于寒冷的冬季启程,十二月十四日到达凤翔,在这个凤舞九天的地方正式踏上荣辱不定、政治风波迭起的坎坷仕途。说来与凤翔有缘,北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赴汴京(今河南开封)应试,由老家眉山出川北上,途经凤翔。时隔5年,嘉祐六年(1061年)他又来凤翔。所不同的是,前次是赴京赶考的学子,这时已是朝廷的命官。两到凤翔,感触别样。嘉祐元年初经此地时,供来往官吏和考生歇脚的驿馆破败不堪,苏轼“不可居而出”。这次途经所见,驿馆已被比他先到任几个月的凤翔知府宋选修葺一新。苏轼感而作《凤鸣驿记》。在记中,苏轼指出,只有踏踏实实地从一件件小事上着手,才可以治好天下。他说:“古之君子,不择居而安,安而乐,乐而喜从事,使人而皆喜从事,则天下何足治欤?后之君子,常有所不屑,苟有所不屑,则躁,否则惰,躁则妄,惰则废,则天下之所不治者常出于此,而不足怪”。字里行间含有警戒提示官员们认真做事、廉洁奉公之意。苏轼在入仕之初,就从宋选身上学到了一种勤勉务实的精神。嘉祐八年(1063年)正月,陈希亮(字公弼)接替了宋选的职务。说来也巧,陈公弼也是眉山(青神)人。同乡为官,按理应该水乳交融,可有段时间他们的关系却相当紧张。陈公弼待下很严,威震旁郡,僚吏不敢仰视。当年的苏轼年少气盛,就不免行诸辞色,每与他争论一点不肯屈就退让。陈公弼也有意要压制这个锋芒太露的后辈,便出现了打(旁人)板子(震慑)、改稿子、罚铜、做讽刺诗等你来我往称得上佳话的“励志故事”。苏轼写《凌虚台记》,成为他们僵硬关系的终点。陈公弼于官署后圃,筑造一座凌虚台,以望终南山,请苏轼作记。苏轼满口应承,本想借此讽喻顶头上司,却不小心成就了一篇千古名作。苏轼的《凌虚台记》,先写凤翔的地理形势,又将凌虚台的建造原委、结构特征做了必要的铺陈,然后发起议论来了。议论当然指向明确:如“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苏轼这通议论,显然是对陈公弼之讽诫:官高位显并不足持久。谁知当陈公弼读过《凌虚台记》后,不易一字,吩咐上石,并且慨然道:“吾视苏明允,犹子也;某(苏轼),犹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耶!”苏轼此时方知,这位刻板的上司处处刁难竟是为了磨练自己,太志得意满,在官场是要吃亏的(苏轼真没少吃这样的亏)。苏轼虽然出了一口气,却也惭愧不已。他后来在《陈公弼传》中说:“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颜色,已而悔之。”苏轼与凤翔百姓三次科场角逐,连夺佳绩;二十五篇《策问》,轰动朝庭;一篇《御试制科策》,洋洋六千言,在崇政殿对答如流。以至于宋仁宗回宫后高兴地说:“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这两人就是苏轼苏辙兄弟。苏轼以相才出任凤翔签判,风华正茂的他怎样开始出京师后初为“地方官”的社会人生呢?作为凤翔府“秘书长”,26岁的苏轼,任签书判官,掌管五曹(兵、吏、刑、水、工)文书。这些工作跟诗情无关,跟画意无关,跟汪洋恣肆的精神世界无关。苏轼踌躇满志,处事干练,一心想成就一番事业,实现出仕济世的抱负。苏轼初到凤翔,就深入民间体察民情,发现他的工作最难办的就是衙前之役。凤翔府每年要定时将秦岭南山的木材通过水路运往汴京。木筏经渭河进入黄河后,水流湍急,经三门峡之险,翻船的事经常发生,衙吏多为之倾家荡产。苏轼见此情况,深入调查事故缘由,向执政韩琦上书,希望朝廷改变不合理的做法;改革衙前役制度,准许衙吏们自选水手,根据黄河水势,按时令“编木筏竹”。采取这些措施之后,灾害减少一半以上。苏轼为农民做的另一件好事是减税。他发现自元昊叛乱后,老百姓非常贫穷,苛捐杂税、徭役负担甚重,于是上书给当时担任三司使的蔡襄,要求酌情减免。他认为陕西一带的百姓经过元昊之变,元气大伤,需要各种利民政策出台,帮助百姓恢复元气,他甚至主张把茶、酒、盐等生活必需品由官卖变为民卖,限制官府的专利、垄断,使百姓收入增加。不仅如此,在凤翔任上,他查决讼案减决囚犯、赈济灾荒,为百姓除害;他倡导发展酒业,扩大规模,让百姓从中获得实惠;他主张治国要先定计划而后实施,常写诗作文为百姓请谏。苏轼刚直敢为的性格和勤政爱民的情怀,被百姓誉为“苏贤良”,成为后世为官者学习的榜样。在今天的凤翔街头,随处可见苏轼在凤翔任职期间官榷予民、公正司法、疏浚东湖、改善漕运、礼孔崇儒等典故版画、人物镌刻,形态迥异,风物相宜,精神照人,使观者驻足犹闻当年苏轼在凤翔呕心沥血心系百姓的事迹。凤翔于雍,才有后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英雄气慨。苏轼与至亲至爱第一次任“地方官”,苏轼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有胸怀壮志憧憬未来为国效力的凌云壮志,又有难以排遣的乡愁离绪。“忆弟泪如云不散,望乡心与雁南飞”就是他当时心情的写照。苏轼一生,宦海沉浮飘摇不定,与弟弟苏辙间的那份情谊,却是浓墨重彩始终如一,为弟弟而作的诗词更是数不胜数。林语堂先生曾说:“往往为了子由,苏东坡会写出最好的诗来。”嘉祐六年(1061年)十一月中,苏轼启程赴凤翔。苏辙一路相送,直到140里外的郑州,才一步一回头地返回汴京。当苏辙的身影就要在远方消失时,苏轼忍不住纵马奔向山岗,再一次遥望……“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弟弟诗句犹言在耳,苏轼的伤感在加深,此地一别不知何时再能相见。五年前,苏轼兄弟赴京赶考,途经渑池,曾墙壁留诗。这次出任凤翔签判,苏轼再次经过此地,却发现物是人非。刚刚和弟弟分别,想起弟弟那首《怀渑池寄子瞻兄》诗,苏轼感慨系之,作了一首《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在苏轼所写的数千首诗歌里,这是最早一首广受好评且流传久远的诗作。全篇圆转流动,一气呵成。诗歌抒发了人生踪迹无定和对往事旧迹的深深怀念,“雪泥鸿爪”成为点睛之笔。年轻的苏轼诗歌中已经浑然有禅意。从此和弟弟频繁的书信往来、诗词唱和,相互关心、相互鼓励,后人称之为“岐梁唱和”。特别是苏轼写《凤翔八观》,反映凤翔风物共八首诗,苏辙每篇和之,兄弟深情,可见一斑。在凤翔的日子里,除了和弟弟的交流,妻子王弗的陪伴更是苏轼莫大的安慰。苏轼初仕,携夫人王弗同来凤翔。青神人王弗是苏轼结发之妻,性格聪颖沉静,且知书达理。苏轼对王弗有敬有爱,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苏轼读书时,王弗“终日不去”,既陪读又督学;苏轼会客时,王弗“立屏间,听之”,客去,王弗指其该说不该说,当说不当说,苏轼一一领受。王弗的悉心缜密,弥补了苏轼大大咧咧的缺点,成为苏轼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依赖。可是苏轼万没想到,凤翔岁月,竟是妻子在世间陪伴自己的最后路程。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他们离开凤翔不到半年,年仅26岁的王弗就撒手而去,留下一子苏迈。对于爱妻的不幸离世,苏轼悲痛万分。他在《亡妻王氏墓志铭》里说:“君与轼琴瑟相和仅十年有一。轼于君亡次年悲痛作铭,题曰‘亡妻王氏墓志铭’。”于平静语气下,寓绝大沉痛。熙宁八年(1075年),东坡来到密州(今山东诸城),这一年正月二十日,他梦见爱妻王弗,醒来已泪流满面。“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苏轼满怀悲情地写下了感天动地的悼亡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这是后话。初仕凤翔的苏轼现在正忙于做一件浩大的工程,在西北这个干旱少雨的地方疏浚扩池,引水植柳,修亭台,建轩榭,给凤翔留下了一处千秋胜迹——东湖。下期请关注陕西凤翔访苏轼·中篇《东湖喜雨》。
2018-04-15
持此一念静
报纸
亓龙北宋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苏轼在惠州作《和陶杂诗十一首》,其二云:“故山不可到,飞梦隔五岭。真游有黄庭,闭目寓两景。室空无可照,火灭膏自冷。披衣起视夜,海阔河汉永。西窗半明月,散乱梧楸影。良辰不可系,逝水无留骋。我苗期后枯,持此一念静。”此时的苏轼想到了遥远的故乡眉山,但即便飞梦而去也有五岭隔阻。所以无论醒时还是梦中都不可能回归故土了,于是只能闭目凝神寄寓于内外之景,作道观之游。室内照明的灯火已经熄灭,全身上下都感到清冷。披衣起来看那漫漫长夜,只能见到宽阔的大海和遥远的天河。窗外那弯弯的明月照着梧桐和楸树,留下散乱的身影。这美好的时光不可留,逝去之水不可游。看来期待神游天道、向死之生,只能把握每一个念头的宁静并丢弃杂念。静,本义为彩色分布适当。五色分布,疏密有章,则虽绚烂之极,而没有垢浊不鲜,称为静。引申为不受外在滋扰而坚守初生本色、秉持初心。一言一事必求理义之必然,则虽緐劳之极而无纷乱,亦曰静。静,是寂,是道,也是淡然的超脱。佛家认为: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砂一极乐,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一念一清静。自古以来,崇尚静成为文人的一种精神寄托和选择,静也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唐代诗人王籍在《入若耶溪》一诗中,描绘了若耶溪的深幽清净,使人感受到一个幽静的王国:“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李白《夜宿山寺》诗云:“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这里极言夜晚的寂静,令人不敢大声说话,恐怕惊动天上的神仙。王维《鸟鸣涧》诗云:“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全诗紧扣一个静字着笔,用花落、月出、鸟鸣等活动着的景物,显示月夜春山的幽静,勾勒出一蝠“鸟鸣山更幽”的诗情画意图。但这还仅仅是表层的静,古代文人真正欣赏的则是内心的静。正所谓“心静我静”、“心静则万物莫不自得”。《管子内业篇》云:“形不正,德不来;中不静,心不治。正形摄德,天仁地义,则淫然而自至神明之极,照乎知万物。中义守不忒,不以物乱官,不以官乱心,是谓中得。”意思是说,外形不端正的人,是因为德没有养成;内里不虚静的人,是因为心没有治好。端正外形,修伤内德,如天之仁,如地之义,那就将渐渐到达神明的最高境界,明彻地认识万物。内心守静而不生差错,不让外物扰乱五官,不让五官扰乱内心,这就叫作“中有所得”。心静,就是心不动念,养心养慧。宋代学者晁迥所撰《昭德新编》曰:“水静极则形象明,心静极则智慧生。”宋代诗人张抡《阮郎归·豪家大厦敞千楹》词云:“如何安此身,元来一念静无尘。”都是说的这个道理。正所谓心静如水者,像陶潜荷锄种菊,李白饮酒赏月,苏轼藤床春睡,能够以清静的心灵驻守在纷纷扰扰的世界上。苏轼所谓“持此一念静”,就是指心之宁静,他对静心非常推崇。其《送岑著作》诗云“懒者常似静,静岂懒者徒。拙则近于直,而直岂拙欤。夫子静且直,雍容时卷舒。”这里言明,懒惰的人常常给人以好像很安静的浮表印象,但真正能静心养慧的人,也绝对不是懒惰的碌碌无为之徒。同时也赞美曾任秘书省著作佐郎的岑象求正直,进退显隐都是那样雍容闲雅。在《颍州初别子由二首》中,苏轼还称赞弟弟子由:“念子似先君,木讷刚且静。寡词真吉人,介石乃机警。”其《雪后至临平与柳子玉同至僧舍见陈尉列》亦感叹:“静士素寡言,相对自忘忧。”他在《雪堂记》中也说:“以雪观春,则雪为静,以台观堂,则堂为静。静则得,动则失。”古人认为静对于养生非常重要。《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云:“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意思是说,思想上安闲清静,不贪不求,使体内真气和顺,精神内守,这样,疾病又怎么会侵袭你呢?所以那时的人都能心态安闲少欲望,心境安定不忧惧,形体劳动而不疲倦,真气从容而顺调,每个人都感到自己的愿望得到了满足,所以都能以自己所食用的食物为甘美,所穿着的衣服为舒适,所处的环境为安乐,不因地位的尊卑而羡慕嫉妒,这样的人民才称得是朴实。苏轼也很注重以静养生。其《静常斋记》云:“独漠然而自定,吾其命之曰静。”具体表现就是“幅巾危坐,终日不言,明目直视,而无所见。”达到的境界是“无古无今,无生无死,无终无始,无后无先,无我无人,无能无否,无离无著,无证无修。”他还在《胎息法》中说:“养生之方,以胎息为本。”胎息,又称“脐呼吸”、“丹田呼吸”,即像婴儿一样用脐呼吸。胎息也是一种心性与命所达到无念无为的表现。“持此一念静”,说来容易,做起来很难。苏轼本人也认为自己尚有差距,他在《九日袁公济有诗次其韵》诗中感叹:“古来静治得清闲,我愧真常也一班。”真常是道教用语,大意为本性。道教著作《常清静经》云:“真常应物,真常得性。”“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静矣。”熙宁九年,苏轼在密州时所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其中有句:“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意为我想要乘御清风回到天上,又恐怕在美玉砌成的楼宇,受不住高耸九天的寒冷。这就反映了他既向往天上,又留恋人间的矛盾心理。之所以有这种惆怅,还是由于心念不静。元丰七年,苏轼贬居黄州时,一日夜间听歌女调琴,作了一首《减字木兰花·神闲意定》,词云:“神闲意定。万籁收声天地静。玉指冰弦。未动宫商意已传。悲风流水。写出寥寥千古意。归去无眠。一夜余音在耳边。”在安闲宁静的气氛中,琴女全神贯注地用玉指抚弄琴弦。琴声如悲凉的风吹过,似潺潺的水流淌,带来悠远寂寥的千古情愫。这琴声,给苏轼带来的一夜无眠,余音在耳。看来所谓神闲意定,乃是指琴女弹琴的片刻。由此可见,一念之静,何其不易。正因为如此,苏轼才“此身分付一蒲团,静对萧萧竹数竿。”的确,苏轼心静里程也是经历了痛苦修炼的。他在《黄州安国寺记》中记述了自己贬居黄期间的生活及思想变化:初到黄州“舍馆粗定,衣食稍给”之后,便关起院门扫除庭宇,把惊魂招回来,居于室内静静地求索自新的方法。寻访到安国寺后,就每隔一两天到寺中去一趟,点起香烛默然打坐,深深地反省自己,确实做到了物我两忘,感到身心都进入了虚空的境界。没想到心中一念清静下来,内心污垢自然掉落,表里畅然通达,不杂以任何俗念。自己早去晚回,一连五年都是如此。苏轼在文中告诉人们,世事的纷扰是无处不在的,心灵的淡定只能靠自己来营造。正所谓“一念清净,染污自落”,“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念静是一种超脱、一种修养,也是一种境界、一种气质。这种静,是得失后的平和,是诱惑时的恬淡。需要一颗心淡定、从容、修为,达到出神入化。需要摆脱外界虚名浮利的诱惑,从而丰富自己内在的精神世界。而要想持有一念之静,则必须看淡名利,摆脱喧嚣,摈弃浮躁,做到心无旁骛,宠辱不惊,独善其身。
2021-12-27
欲把西湖比西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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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利忠/文“居杭积五岁,自忆本杭人。故山归无家,欲卜西湖邻。"杭州称得上是苏轼的第二故乡,他一生曾两度赴杭,第一次是在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任通判之职,历时三年,于熙宁七年(1074)九月去任;第二次是在元祐四年(1089)七月,任知州之职,直到元祐六年(1091)六月回京。苏轼在杭州的这五年时光,过得相对较为舒心。初到杭州,苏轼就写诗抒感:“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杭州湖山的面面有情,包容了苏轼潇洒的性情和不拘小节的胸襟,他在这里度过了最快乐的日子。风情万种的西湖,曾令天才如苏轼,亦有难描难画之慨:“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传。"但他还是写下了大量传世之作,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是他任杭州通判时写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首诗写的不是西湖一时一地之景,而是西湖的写神全貌,概括性特别强,可以说是自古迄今歌咏西湖诗中的绝唱。诗的前两句既写了西湖的水光山色,也写了西湖的晴姿雨态。那在晴日照射下荡漾的潋滟湖波,以及笼罩在迷蒙雨幕中的缥缈山影,都是如此美好奇妙。后两句诗人则遗貌取神,并没有紧承前两句,进一步描摹形容西湖水光山色的晴好雨奇,而是用了一个既空灵又贴切的妙喻,借以传达西湖的风姿神韵。“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相对于西湖抑或西子,无论晴雨,淡妆还是浓抹,都无改其美,而只能增添其美。也许,是“西湖"和“西子"同有一个“西"字,让诗人一时心与景会,有了这个伟大的灵感。但这妙手偶得的神来之笔,正如陈衍在《宋诗精华录》中所说,“遂成为西湖定评"。从此,人们常以“西子湖"作为西湖的别称。世之所谓相得益彰,或者指的就是苏轼来到了西子湖吧?人们大多知道,诗有六义,也即“风"“雅"“颂"“赋"“比"“兴"。“比"作为六义之一,用朱熹的解释即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就很多,如在《卫风·硕人》中,诗人为了形容庄姜之美,用了一连串的比喻:“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人将生活中的习见之物,信手拈来,取其形色以比之,便活脱脱刻画出一个美人来。由此可见,比喻这一修辞手法,在创作时如能精妙运用,能使诗句显得生动形象。对于将西湖之美,妙喻为西子之美,苏轼本人也颇感自得,曾在诗中多次运用,如《次韵刘景文登介亭》诗有“西湖真西子,烟树点眉目"句,《次前韵答马忠玉》诗有“只有西湖似西子,故应宛转为君容"句。至于后人,则倍感失语的压迫,譬如南宋江湖诗人武衍就曾在《正月二日泛舟湖上》诗中感叹:“除却淡妆浓抹句,更将何语比西湖?"最有意思的是,晚清杭州有一家“藕香居"茶室,曾将这句与苏轼的另一名句“从来佳茗似佳人"集为一联:“欲把西湖比西子,从来佳茗似佳人。"此联令人叹为观止,很有一种天造地设之感,诵之能令湖山生色。
2019-07-23
忠厚传家久 诗书继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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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椰网/海拔新闻记者牛志远常有人提起,“一门三父子,唐宋八大家”。《渑水燕谈录》中记载,“苏氏文章擅天下,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也”,唐宋八大家中,苏氏一门就占了三位,“一门父子三词客”的也因此成为美谈。事实上,除了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苏轼的曾祖父苏杲、祖父苏序,皆以乐善好施、行侠仗义而于乡里间闻名,苏轼的伯父苏涣也曾为(宋仁宗天圣二年)进士。由此可见,眉山苏氏一门可谓是贤能辈出,一家出了三个大文豪自然是绝非偶然,与其良好的家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作为“一门父子三词客”中名气最大的一个,透过苏轼几经起伏的一生,可观苏氏一门家风。从入朝为官到几次贬谪,宦海沉浮当中,苏轼的身上既有祖父苏序般“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爱民之心,也承继了父亲苏洵“诗书传家”“志存高远”的文人之志。在优良家风影响下,苏轼可谓是兼具孝慈仁爱、勤政爱民的优良品行,与父母、兄弟、爱人也都有着深厚的情谊。回顾苏轼的一生,不难发现,良好的家风及家人的支持,正是他能够成为文章大家、坦然面对各种困厄的原因之一。诗书传家志存高远老而好学言行教子的贤父苏氏一门的家风可以说是“祖传”,苏洵的祖父苏杲和父亲苏序都是乐善好施之人,常救危扶困,在家乡有着很好的口碑,为子孙后代树立了榜样。苏轼少时的启蒙教育主要得益于父亲苏洵及母亲程夫人。苏轼的父亲苏洵在少时由于家境殷实,没有养家糊口的压力,因此常外出游学,并不好读书。《三字经》中记载,“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这一句记载的便是苏洵二十七岁开始发奋读书,求取功名的故事。而苏洵也在《嘉祐集》中自述:“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从二十五岁开始知道读书到二十七岁开始发奋读书,苏洵自觉为时已晚,他也在首次乡试落第后感慨:“吾今之学,乃犹未之学也!”或许是出于自身经历的原因,苏洵对于孩子们的教育十分重视。在苏洵的言传身教之下,苏轼、苏辙两兄弟从小耳濡目染,既熟读史书,也时常跟随父亲外出游学,饱览名山大川,可谓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北宋嘉祐初年(公元1056年),二十一岁的苏轼与苏洵、苏辙三人一行进京应试,并与苏辙同榜及第,轰动京师。“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苏轼、苏辙两兄弟登科时,父亲苏洵对自己屡试不第而深感遗憾。但事实上,苏洵虽从未进士及第,才华斐然却并不依赖于一纸功名,苏洵在谱学、散文、诗作方面造诣都很高。“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这是少年苏轼的豪言壮志,其背后还有一则故事。据苏东坡历史文化艺术馆讲解员张宏天介绍,相传苏东坡年少时自负其才,且酷爱读书,有一次,他自撰了一副春联,并书于大门上:“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有一天来了一个老者,一边拿出几本书,一边对苏东坡说:“听说你要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今天特来请教。”苏东坡接过书一看,顿时就愣了,因为书上的字他一个都不认识!于是当时年龄尚小的苏轼发觉,联中“识遍”与“读尽”,未免口气太大,而人世间的学问是无止境的,于是将对联改为:“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愿做“范滂之母”的程夫人苏轼幼时好学,志存高远,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其母亲程夫人的影响。史学家司马光所作《苏主簿夫人墓志铭》对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夫人姓程氏,程氏富而苏氏极贫。夫人入门,执妇职,孝恭勤俭。族人环视之,无丝毫鞅鞅骄倨可讥可状。喜读书,且皆识大义……”程夫人是名门之后,知书明理。苏洵外出游学期间,苏轼、苏辙的教育均由程夫人负责。程夫人谆谆教诲,勉励他们“奋厉有当世志”,“立乎大志,不辱苏门,也不悔于国家。”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追忆了在苏轼十岁那年,母亲程夫人曾教导苏轼读书的往事。“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太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一次,程夫人教苏轼读《后汉书》,读到《范滂传》时,感慨很深,不知不觉地就叹息起来。范滂是东汉名士,学问气节皆受敬重,却遭人陷害,即将赴死。苏轼问母亲自己如若成为如范滂一般的义士怎么样?程夫人则回答道:那我就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吗?也正因如此胸襟,后人提及程夫人,常将其与岳飞之母、孟子之母同论。由此可见,程夫人胸中怀天下,家国情怀可见一斑。就是在这样极具家国意识的启蒙教育之下,苏轼逐渐成长起来。在父母的引导下,读书的习惯就这样根植在苏轼的骨子里,即便是在儋州谪居的三年他也依旧不忘读书。当时儋州有一位乡贤名为黎子云,居住在城郊,也酷爱读书,家中收藏有《柳宗元文集》等作品,还十分擅长诗文创作。相传,东坡初到儋州时,一度陷入“无书可读”的境地,听闻黎子云家中藏书甚多,东坡十分羡慕,便时常向黎子云借书读,久而久之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当时的儋州,教育基础薄弱,读书对于不少家庭来讲是个难事。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海南省苏学研究会副会长海滨介绍:“一日,东坡到了当地政府兴办的学校,非常开心,兴致勃勃地走进去,但是进去一看,残垣断壁,只有老师,没有学生,也听不到读书的声音,他就觉得内心很失落。”后来东坡在搬家过程中,突然听到耳畔传来朗朗读书声,“东坡非常兴奋,写下了‘儿声自圆美,谁家两青衿’这句诗,他就觉得这里居然有人在读书,一下子就开心了。”在海南时,除了自己坚持读书写作外,苏轼还督促陪伴在身边的儿子苏过好好读书。在苏轼的悉心教导下,苏过表现出过人的才华,时人称之为“小坡”。就连苏辙也感慨地说:“吾兄远居海上,惟成就此儿能文。”兄弟情深家庭和睦“史上最深兄弟情”苏轼很幸运的一点是,不论是他的原生家庭还是与王弗、王闰之、朝云组成的小家,都有着极其和睦的家庭氛围。比起弟弟苏辙,苏轼的仕途遭遇更为曲折,所以苏辙经常在想办法营救哥哥。常有人戏称苏辙是为了“捞”哥哥而一路官至副宰相。苏轼、苏辙的感情也被后人称为“史上最深兄弟情”。很少有人知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首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其实是苏轼写给弟弟苏辙的。当时,苏轼自请任密州太守,其中一个就是想离弟弟苏辙近一点,二人可以常相聚,但事与愿违,那个中秋佳节却没有与弟弟苏辙见面,只好借词传达想念之情。元丰二年,“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辙呈上奏折《为兄轼下狱上书》,愿免除自身官职为兄赎罪。苏轼下狱后因为自觉生死未卜,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借着长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的机会暗中约好,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送鱼暗示,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朋友代劳,却忘记告诉朋友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朋友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给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生死关头,苏轼想到的还是弟弟苏辙,足可见兄弟之间情深意重。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苏轼被贬海南儋州,苏辙被贬广东雷州。苏轼渡海到海南前,苏辙一直送到海边。不料,此番一别,便是永诀。居儋期间,苏轼和弟弟书信往来,诗词唱和不断,字里行间,尽是牵挂。约三年后,苏轼在北归途中病逝于常州,他临死前最大的遗憾就是未能再见弟弟一面。苏辙哭着为哥哥写祭文,其中“手足之爱,平生一人”一句,和苏轼当年在“乌台诗案”中以为自己必死无疑时写下的“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一样令人万分动容!不思量自难忘贤内助“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苏轼一生有三段感情经历,第一任妻子王弗是四川眉州乡贡进士王方之的女儿,婚后两人感情甚笃。但好景不长,1065年,年仅27岁的王弗便去世了。王弗去世后,苏轼手植三万棵松树以纪念亡妻,还写下了这首千古悼亡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苏轼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熙宁元年(1068),对亡妻念念不忘的苏轼,在为王弗守孝三年后,才正式迎娶了王弗的堂妹王闰之为妻。不同于堂姐的才华卓然,王闰之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家庭妇女,但她勤劳善良,对姐姐所生的儿子苏迈和自己后来所生的苏迨、苏过一样好。在苏轼长年被贬的艰难岁月里,王闰之和苏轼患难与共,相濡以沫,是苏轼身后难得的贤内助。常有人会好奇,为何苏轼是在从儋州北归的途中病逝于常州,为何会葬于河南郏县。据记载,王闰之死后百日,苏轼请来著名画家李龙眠,为她画了一张罗汉像,并立下遗嘱:将来惟有与你同穴而葬,才能履行一同归去的诺言。苏轼死后,苏辙将他与王闰之合葬,实现了祭文中“惟有同穴”的愿望,而王闰之葬在的地方正是河南郏县。“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苏轼在39岁时,遇到了12岁的朝云,当时的朝云家里一贫如洗,已经无法养得起她了,她便自请跟随苏轼。再后来,朝云成为了苏轼的侍妾。苏轼在《惠州荐朝云疏》中提到,“有侍妾王朝云,一生辛勤,万里随从。”这个年龄比苏轼小许多的侍妾,在苏轼看来却是最了解自己的人。相传,一天,苏轼指着自己的肚皮问侍妾们:“你们说我的肚子里装的是什么?”有人说是“锦绣文章”,有人说是“满腹才华”,苏轼听后都摇摇头,只有朝云打趣地说:“您一肚子装的都是不合时宜。”苏轼听后,大笑道:“知我者,唯朝云也!”孝慈仁爱为政以德伴父渡海至纯孝子心除了兄弟、爱人,苏轼与孩子们相处得也十分融洽。“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一生三次经历贬谪,黄州、惠州、儋州的谪居生活均有孩子陪伴。元丰二年,苏轼正身处“乌台诗案”的旋涡中,正在准备进士考试的长子苏迈放下手中事务,乌台诗案发后,每日探监送饭菜,非常辛苦,还四处奔走托人营救,并约定“鱼狱之灾”的暗号。苏轼被贬黄州后,苏迈又陪同父亲一起前往黄州。苏轼被贬惠州后,苏迈又主动向朝廷请求到韶州(今广东韶关)任职,以方便照顾父亲。苏轼从海南北归时,苏迈自广州陪伴父亲北上,直到常州。苏轼一生共有四子,长子苏迈,次子苏迨,三子苏过,幼子苏遁。然苏遁未满周岁而夭,苏过即算是小儿子。苏轼被贬海南后,苏迈照顾苏家留在惠州家眷,照顾父亲苏轼的责任落到了苏过身上。不同于苏迈,苏过自小便常年生活在父亲身边,但“乌台诗案”发生时,苏过年仅七岁,苏过的少年时光可以说是在跟随父亲漂泊当中度过的。公元1097年,苏轼被贬至儋州,在苏轼的笔下,当时的海南“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且不论是语言、习俗还是气候都与内地迥异。苏过当时年仅二十五岁,正是考取功名的好年华,并且已有妻儿。但他担心年逾六旬的父亲不能适应异乡的生活,只好妻儿留在惠州,托付兄嫂照料,独自挑着书担,跨越大海,随父亲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在当时还是荒蛮之地的儋州。“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奶更全新。莫将南海金齑脍,轻比东坡玉糁羹。”海南省儋州市烹饪协会“十大名厨”之一的厨师陈生强的拿手好菜之一便是“东坡玉糁羹”,而东坡玉糁羹正是苏轼被流放海南时,苏过为给父亲补充营养所创。“当时,苏轼过得很清苦,和当地乡民一样日以山芋充饥,儿子苏过想弄点好吃的给父亲享受,没有别的东西,就拿芋羹想办法。”陈生强说:“芋头、萝卜,使用的都是很简单的食材,但苏东坡吃得眉飞色舞,便即兴作诗一首,形容玉糁羹色香味俱全,连金齑脍都比不了。”陈生强说:“制作这道东坡玉糁羹只需要十几分钟,食材简单,但孝心可贵,所以这道菜也一直传承至今。”苏轼北归后,病逝于常州。在苏轼去世安葬于河南汝州后,苏过为了看守父亲坟墓,更是举家迁往汝州。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苏过病逝,被安葬于汝州东坡墓地之东南,继续陪伴父亲。“以民为本”的初心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屡次应试落第,科举入仕之路并未成行。但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喜谈政论军,他自己也说为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而苏轼、苏辙得益于他的言传身教,皆为官刚正,廉政爱民。“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曾在《六事廉为本赋》写下“功废于贪,行成于廉”,主张“保民生”“与民同乐”。在苏轼的政治生涯中,经历过三次被贬,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贬谪地距离当时的汴梁首都可谓是越来越远,其仕途坎坷可见一斑,但不论身份如何变迁,官职高低,苏轼自始至终保有“以民为本”的初心。正所谓“东坡不幸海南幸”,东坡在海南期间,劝学、劝耕、劝医、劝和,不仅为海南培养出第一位举人和第一位进士,也实实在在地造福了海南人民。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被贬至琼州昌化军(今海南省儋州市)安置。海南岛自隋代方始设郡,至宋代时还是一片蛮荒之地。初到海南时,苏轼“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即便条件艰苦,东坡却仍坚守“以民为本”的初心,帮助疗救百姓疾病,带领百姓弃旧习、务农桑,开辟学府、讲学明道,还引导不同民族的人们和谐相处。当时,苏轼在儋耳,如今的儋州生活期间,发现当地百姓饮用的并非淡水,也由于水质问题,常年患病。于是,他力劝大家改变这种习惯,并带领百姓勘察水脉,挖了一口地下井,取井水饮用。在东坡的普及之下,远近百姓纷纷效仿,改变了直接饮用沟渠积水的习惯,百姓们因饮用不洁水源生病的情况大大减少。在医药领域,当时的海南医药紧缺,医术普及程度不高。如遇家人生病的情况只得求助巫医。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苏轼普及内地的医术并探索海南的中草药。在农耕领域,据记载,苏东坡贬谪至海南时,当地百姓主要以狩猎为生,经常食不果腹,而土地却大量荒芜。苏轼创作了诗歌《和陶劝农六首》,劝说百姓改变“不麦不稷”“朝射夜逐”的落后生活方式,带领百姓改进农具,开垦荒地,教之以种植水稻等农作物之术,也改善了当地百姓吃不饱饭的状况。儋州市中和镇七里村党支部书记何耀助近日在采访时称:“传说东坡曾带领儋州的百姓改造农具,并使用耕牛,这在当时极大地提高了耕种效率。”在民族关系上,苏轼认为“咨尔汉黎,均是一民。”他将汉族和黎族视为一体,苏轼贬谪至海南的三年里,劝导黎汉融合,这对于促进黎族和汉族两族的交好确有重要的意义。在教育领域,自隋朝开科取士以来,整个海南从无一人考中举人或进士,直到苏东坡的出现打破了这种现状。宋哲宗绍圣五年,苏轼开始在儋州的载酒堂内讲学,传道授业解惑,使“蛮荒之地”的海南渐渐出现朗朗读书声。可谓是“东坡不幸海南幸”,东坡谪居海南的经历,为海南的文化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连线专家问:在海南流放期间,苏轼“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为什么仍然坚持读书?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海南省苏学研究会副会长海滨:苏家家教甚严,苏轼和弟弟苏辙都将父亲苏洵称作父师,即苏洵既是父亲,也是老师。在海南流放时,60多岁苏轼还梦到被父亲提问背诵《春秋》,结果从梦中惊醒,“犹如挂钩鱼”。由此可见,读书俨然已经成为他的一种习惯,成为了他生活中的一部分,而这离不开从小到大他所受到的教育。问:苏轼虽以诗书闻名,在仕途当中却几经贬谪,但为何能够一直坚守初心,“以民为本”?海滨:大家熟悉的“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个词,在苏轼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朝中政局动荡时,苏轼经常请求外放。苏轼杭州任满的时候,朝廷说需要他回来,而苏轼上书说:“能不能不回去,给我再安排一个地方官员,哪怕偏远一点,小一点也可以,但也不要回去,因为我是一个不能忘了我初心的人,一旦我回到朝廷上,我的初心让我看到问题我就要指出来,就会受到别人的攻击打击。”在我看来,苏轼坚守初心的特点固然跟他长期读书有关系,但我觉得从根本上讲是跟他的家风家教还是有关系。而他的这种优秀不仅来源于父母和家族的熏陶——苏洵教诫孩子要“诗书传家”“志存高远”,苏母程氏也鼓励儿子从小立志;这也要靠他一生当中王弗、王闰之、朝云这3位女性的成全。问:东坡是怎么培养和教育自己的孩子的?好学善读的家风得到了怎样的弘扬?海滨:苏轼要求儿子每天早上起来开始读书、抄书、看书。苏轼曾说:“我一听到苏过在这里读诗的样子,我就想起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当时是怎么读书的,我的父亲又是如何要求的。”同时,苏轼还特别擅长“褒奖式教育”,会主动赞美儿子读书声音好听。所以苏氏家庭的这样一种鼓励式的教育是一以贯之的,宽严相济,细致入微。
牛志远
2023-02-27
苏轼的植树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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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不仅是文学家和政治家,而且还是“绿化大师”。他曾在多地任职,每到一地都不忘植树,也因此为后世留下了不少人文景观。凤翔东湖柳嘉祐六年,朝廷任命苏轼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是他第一次赴地方任职。二十四岁的苏轼被任命为太守的助手,可以说是春风得意。他协助太守处理政务尽心尽职,体察民情,治理水灾,减轻赋税等,样样干得很出色。作为文人雅士,工作之余,苏轼常到凤翔的名胜古迹游玩,饮酒赋诗。城东有饮凤池,“入门便清奥,恍如梦西南”。每到此游览,都有回到家乡的感觉。据《凤翔县志》记载,苏轼到任的第二年,就带领民众对饮凤池进行疏浚改造,扩大面积,开渠引水。在池中种植莲藕,在岸上栽植柳树,建亭修桥,筑楼成阁,并改名为“东湖”。苏轼在其《凤翔八观》中把东湖作为一景,写道:“但见苍石螭,开口吐清甘。借汝腹中过,胡为目眈眈。新荷弄晚凉,轻棹极幽探。飘摇忘远近,偃息遗佩篸。深有龟与鱼,浅有螺与蚶。曝晴复戏雨,戢戢多于蚕……”其弟苏辙作有和诗云:“不到东湖上,但闻东湖吟。诗词已清绝,佳境亦可寻……”苏轼在东湖植柳带了个好头,后来的历任官员、名人雅士多在此栽植柳树,作诗吟诵,以致岸边柳树成荫,绿绦拂堤,枝叶婆娑,成为东湖一大景观,“东湖柳、西凤酒、姑娘手”被称为“凤翔三绝”。后来,人们为纪念苏轼,在东湖岸边立一石碑,上书“东坡植柳处”。西湖苏堤春晓元祐四年,苏轼任杭州太守,这是他第二次来杭州任职。苏轼刚到任,就遇上杭州大旱,饥馑瘟疫一起发生。苏轼向朝廷请求,减免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又得到赐给剃度和尚的度牒,换成大米救济百姓。此时的西湖由于长期得不到治理,杂草丛生,湖水干枯,葑田已占西湖之半,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上任的第二年,苏轼上书朝廷,要求疏浚西湖。凭着朝廷给他的100道僧人的“度牒”,采用以工代赈的方法募民开湖,花了20多万人工,清除湖中杂草,挖走淤泥,并废物利用,用杂草和淤泥筑起了一条长堤。《宋史·苏轼传》记载:“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杭人名为‘苏公堤’。”苏堤南起南屏山麓,北到栖霞岭下,全长近三公里。堤旁遍种花木,有垂柳、碧桃、海棠、芙蓉、紫藤等四十多个品种。一年四季,姹紫嫣红,五彩缤纷。每逢阳春三月,堤上垂柳初绿、桃花盛开之时,游人漫步堤上,看晓雾中西湖苏醒,岸上花红柳绿,春风荡漾,湖山胜景如画图般展开,令人心旷神怡,此景被誉为“苏堤春晓”。苏轼有诗描写道:“我在钱塘拓湖渌,大堤士女急昌丰。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忽惊二十五万丈,老葑席卷苍云空。”“苏堤春晓”为西湖十景之首。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苏轼为杭州西湖留下了“东风二月苏堤路,树树桃花问柳花”的醉人景色。定州东坡双槐元祐八年九月,苏轼任定州太守。他到定州任职仅有半年时间,却留下了许多勤政爱民的业绩:整顿军纪,疏通民意,引进稻种,整编秧歌,植树造林。在北方的树木中,苏东坡最喜槐树,这种树木质坚实,枝叶茂盛,夏季花香满园,严冬耐寒抗雪。苏轼曾有《槐》诗云:“忆我初来时,草木向衰歇。高槐虽经秋,晚蝉犹抱叶。淹留未云几,离离见疏荚。栖鸦寒不去,哀叫饱啄雪。破巢带空枝,疏影挂残月。岂无两翅羽,伴我此愁绝。”正因为喜爱槐树,苏轼在定州文庙前院亲手栽种了两棵槐树。两槐东西并立,历经近千年而不衰,被称为“东坡双槐”。春夏时节,枝繁叶茂、浓荫蔽日,树冠直径都在10米开外,似两个巨大的绿色伞盖。居东者树根凸露,如巨大的龙爪匍匐于地,躯干粗大,五六个人手拉手不能合围;居西者躯干分裂成板条状的两部分,各向东西,中空,七八岁的小孩在里面可卧可立。《定州志》记载,“东者葱郁如舞凤”,“西者虬枝如神龙”,因此又叫“龙凤双槐”。前些年,“东坡双槐”成功入选“中华人文古树保护名录”。植松三万悼爱妻元祐元年,苏轼回京任翰林学士知制诰。他的朋友贾讷也将到他的故乡眉州做官,苏轼作诗《送贾讷倅眉》:“老翁山下玉渊回,手植青松三万栽。父老得书知我在,小轩临水为君开。试看一一龙蛇活,更听萧萧风雨哀。便与甘棠同不剪,苍髯白甲待归来。”诗中提到的“老翁山”即是苏洵与程夫人的墓地所在,苏轼的亡妻王弗也葬于此。苏轼委托贾讷看顾父母、妻子坟园,并问候家乡父老。其中的“青松三万栽”正是20年前安葬亡妻王弗时所栽。至和元年,苏轼十八岁与年方十六的王弗结婚。王弗天生丽质,贤德温淑,侍亲甚孝,受人尊爱。二人婚后情深意笃,恩爱有加。治平二年,王弗卒于京师开封,葬于眉州,距苏洵夫妇墓西北八步。王弗去世,对苏轼是巨大身心打击,成为一生之痛。苏轼满含深情撰写《亡妻王氏墓志铭》,表达了夫妻之间超乎寻常的深厚感情。为纪念亡妻,苏轼特地在墓地的山岗上栽植松树三万株。“三万株”虽然是虚指,但足见苏轼在山上栽植松树规模之大。松柏青翠,表达了他对妻子深深的思念之情。熙宁八年,苏轼来到密州任太守。一个冷清孤寂之夜,他梦见了爱妻王弗和山岗上茂密的松树。醒后,苏轼写下了千古传诵的悼亡词《江城子》。此词情意缠绵,字字血泪,表现了绵绵不尽的哀伤和思念。尤其是词的下阕,成为悼亡诗词的绝唱:“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郑言
2022-03-13
东坡到处有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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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特约撰稿林冠群苏轼一生似乎与西湖有不解之缘,这其中有杭州西湖、颍州西湖、惠州西湖,都留下过他的足迹与政绩,并曾在鉴赏风月,流连光景方面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可贵的文学遗产。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苏轼前后两次逗留杭州西湖。前一次为36岁时任杭州通判,后一次为55岁时出任杭州知州。苏轼任通判期间正值王安石变法,苏轼因政见不同,因此政务之余,表现颇为消极,除“因法便民”,在法纪许可的范围内为百姓多做好事实事外,就是纵情诗酒,与僧道往还,诗词唱和,儒雅风流,过起天下名士的逍遥生活。他日夕与友人畅游于西湖周边,赏花观景,写下不少名篇。如《吉祥寺赏牡丹》:“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廉半上钩。”醉态朦胧,簪花过市,三十多岁年纪虽算不上“老”,但这“风流太守”的姿态确是招人叹羡,十里长街,都卷帘观看了。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五首其一)又如《望海楼晚景》:“横风吹雨入楼斜,壮观应须好句夸。雨过潮平江海碧,电光时掣紫金蛇。”(五首其二)以最生动的比喻,最精当的笔墨抒写西湖的景致,让古今叹赏不置。而最为出名的莫过于那首《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将西湖拟人化,与古代出身于江浙的美女西施相比,想象出奇,空灵蕴藉,成了古今绝唱。此诗一出,西湖之美已无人能有此神来之笔所能道尽。钱钟书先生将以上诸诗收入他的《宋诗选注》时也特别指出“苏轼似乎很自负这首诗”(指“西子”诗)。苏轼的另一首咏西湖的律诗《有美堂暴雨》:“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风雨过江来。十分潋滟金樽凸,千杖敲铿羯鼓催。唤起谪仙泉洒面,倒倾鲛室泻琼瑰。”也被认为是苏轼以壮浪豪放风格抒写西湖的得意之作。如果说,苏轼第一次到杭州西湖以诗闻名,则他第二次到杭州则以治理西湖的政绩而闻名于世。由于他治理西湖的成功,至今杭州西湖处处有苏轼的文化遗存,而其中的“苏公堤”更是古今游人们不能忘怀的美景。苏轼36岁通判杭州,以西湖为抒写对象,创造了别具一格而传颂千古的“西湖诗”,而他对西湖的治理却寓托了他对杭州西湖美景的深厚情感。在近三年的通判任上,他还于三十九岁那年收下了年仅十二岁的王朝云作为侍女,陪伴他直到流放途中的惠州西湖。不是湖光胜杭颍,那教留冢葬名姝苏轼到惠州西湖时是以朝廷的罪臣身份出现的。这时他的前两任妻子均已去世,身边只有王朝云作为侍妾陪伴左右。这种相濡以沫、生死与共的患难生涯使暮年的苏轼对于王朝云充满了感激与爱恋之情。在这期间,他多次写诗词赞美朝云,表达他内心对朝云的敬慕与怜爱。初到惠州即写有《朝云诗》:“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络秀不同老,天女维摩总解禅。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因缘。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这首诗的叙里借用唐代诗人白居易(乐天)晚年与侍妾杨柳、樊素别离的故事,赞美朝云在苏轼落难时犹不离不弃,相依为伴的高尚情怀。诗中“通德伴伶玄”也是借用东汉时大臣伶元(玄)与侍妾通德相依相守的故事赞美朝云。而“舞衫歌扇”句则以歌舞传情表达对昔日红颜知己的知遇情怀。相传,有一次,苏轼食饱散步,扪着肚子笑问一旁的几位侍儿,“你们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什么?”有的答“里面都是学问”,有的答“里面装的是智慧”,苏轼都摇摇头,不以为然,独朝云应声答道:“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深为叹赏,引为知己。而如今流落岭海,孤寂无聊之际亦唯有这一红颜知己陪侍身边,永不言去。这一番情义,苏轼自然倍加珍惜。他写有一首《殢人娇》词,题为赠朝云:“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碍。朱唇筯点,更髻鬟生彩。这些个,千生万生只在。好事心肠,著人情态。闲窗下、敛云凝黛。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将才子佳人深入骨髓的恋慕之情刻画得淋漓尽致。可惜好景不长,朝云到惠州后,在苏轼身边只陪伴了一年多,便因感染疫病不幸身亡,年仅三十四岁。苏轼悲痛之情难以言表,写了一首《悼朝云》诗:“苗而不秀岂其天,不使童乌与我玄。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唯有小乘禅。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归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仙。”从诗叙里知道,苏轼为她选择了葬地,将她安葬于惠州西湖边上的栖禅寺松林中。旁有大圣塔,作为夜夜为她祈祷的依归。后来,又写了一首《西江月》词:“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将朝云的美丽和节操深沉地展现在难忘的思念之中。后人对苏轼在惠州西湖三年遗泽的景仰与怀念,不仅因为他曾经为西湖的建设奉献过心力、财力,不仅因为他在这里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传诵不衰的诗文,也因为他与朝云的故事为人世间真挚的爱情留下了一个另类的样板。至今,惠州西湖朝云墓已经成为一大景点,供游人观赏,也供历代文人墨客们抒发感情。清人何绛诗:“试上山头奠桂浆,朝云艳骨有余香。宋朝陵墓皆零落,嫁得文人胜帝王。”这其中的意蕴不是挺耐人寻味的么?而台湾诗人丘逢甲诗:“东坡到处有西湖,老尚湖堤遗姓苏。不是湖光胜杭颍,那教留冢葬名姝。”更从另一个侧面强化了诗的主题。西湖虽小亦西子,萦流作态清而丰杭州西湖、惠州西湖都说过了,还有一个颍州西湖。苏轼到颍州西湖其实是在到惠州以前。元祐六年,正当苏轼受到宣仁太皇太后的重用,仕途上大有作为的当头,政敌们又蜂拥而上,以莫须有的罪名纷纷弹劾苏轼兄弟。苏轼自知不是这些奸恶小人的对手,再三申请到地方任职,离开朝廷。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自公去后,事尤可骇。平生亲友言语往还之间,动成坑阱。极纷纷也,不敢复形于纸笔。不过旬日,自闻之矣。得颍藏拙,余年之幸也。自是刳心钳口矣。”一班小人专在朝廷上以言语文字告讦,上纲上线,罗织人罪,连苏轼这样敢于直言进谏的人也从此要“刳心钳口”,可见政局的混乱。苏轼到颍州,这里恰好也有一个西湖。相较而言,颍州西湖可没有杭州、惠州西湖那么出名,但历史渊源却又早于上述二湖,春秋时期便已号称西湖了。苏轼在这里逗留的时间很短,前后仅半年左右。但在这半年多时间里,苏轼却为这里的西湖做了不少好事。首先,他称道颍州西湖的美,与杭州西湖一样把她比作西子:“西湖虽小亦西子,萦流作态清而丰。”(《再次韵赵德麟新开西湖》)“西湖真西子”(《次韵刘景文登介亭》)“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与赵德麟同治西湖》)其次,常与好友陈履常、赵德麟等泛舟湖中,宴饮吟诗,短短半年间留下了不少好诗,供后人鉴赏。如刚到颍州,遇到西湖水涸,便发动群众,将受困的鱼群从东池转移到西池,为此写了《戏作放鱼》诗,描摹精到,刻画传神,为后人所称道。更为难得的是,在短短的半年间,他主持开浚西湖,让行将洇涸的颍州西湖得以新生,并且工程的进展、群众的受益都显著优于当时北宋的许多大型水利工程。为此,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还写了一则《苏堤始末》的诗话,特地将苏轼治理杭州西湖、颍州西湖的功绩与王安石主持治理黄河工程的败绩作比较,批评道:“甚矣!宋之君臣愚且戆也。视东坡杭湖、颍湖之役,不数月之间,无糜百金而成百世之功,其政事之才,岂止十倍时流乎!”以上为有确切记载的苏轼与西湖的故事,另外也有一些近似杜撰的传说。如有的文章说苏轼被贬琼州时,曾与弟弟子由“醉游”雷州西湖,并说此西湖原名罗湖,因为苏轼兄弟的醉游而更名。考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18“罗湖水”条,记曰:“在海康县西一里,今曰西湖。”并无苏轼兄弟畅游的记录。《舆地纪胜》是专写文人墨客游览各地名胜古迹并题咏赋诗的专书,像苏轼这样的大名士若真的游览过这一西湖,那决不会遗漏失记。而且更重要的是,据清王文诰《苏诗总案》考,苏轼南迁时,与弟弟在雷州相聚仅四天时间,即六月五日到雷,六日应郡守张逢的宴请,在驿站休息,七日与张逢为弟弟子由租屋之事奔走不遂,八日即离开雷州。行程如此逼促,哪有“醉游”的机会与兴趣?又据苏轼的诗文所载,他到雷州后,痔疮发作,彻夜呻吟,曾写有《和陶止酒》诗,叙中言“五月十一日”与子由相遇于藤州,“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别渡海”,诗中又言“相逢山谷间,一月同卧起”,则从藤州跋涉至雷州,花了近一月的时间,到雷州后,哪有时间再游西湖?可见苏轼游雷州西湖之事未见于南宋时人的记载,又查清康熙本《海康县志·山川》,有“西湖”条,注云“位于城西,故名。”并没有“因苏轼兄弟醉游而更名”的说法,应是后人所杜撰。
2016-10-31
苏轼对石鼓文研究的学术价值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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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从师学徐浩起,即钟爱于石鼓文的学习和研究,“首钩”石鼓文全本并有音释,之后每到一处有古文刻石必认真学习和研究,存世有两处篆书书迹。一处位于山东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市)。北宋神宗时期的熙宁七年(1074)苏轼知密州,除政务外,非常重视金石文化的研究和学习,其中苏轼对秦篆刻石的研究学习在赵明诚《金石录》卷十三《秦琅邪台刻石》跋记:“右《秦琅邪台刻石》,在今密州。其颂诗亡矣,独从臣姓名及二世诏书尚存,然亦残缺。熙宁中,苏翰林守密,令庐江文勋模拓刻石,即此碑也。”熙宁九年,苏轼见秦刻石磨泐严重,为留存史迹和便于学习研究,即请“文勋摹秦篆,刻秦始皇颂德刻石,置之超然台上。正月七日,作《刻秦篆记》”。苏轼刻石至明代已佚。幸至清道光五年(1825)由当任知县方观国重刻,苏轼所命刻秦刻石至清代重刻于超然台上,今刻石存藏于诸城博物馆。另一处位于滕县(今山东省滕州市)。北宋熙宁九年(1076)岁末,苏轼知密州任满,改调河中府,后又改调徐州,至熙宁十年四月到徐州任上,时其好友范纯粹为滕州(时徐州所辖)任上,《文集》卷十一载:“(十月)二十二日,为滕令范纯粹作《滕县公堂记》。纯粹替去,交代新任王安上立石。”此刻石现存滕州市木石镇墨子故里博物馆。该碑刻“高190厘米,宽80厘米,厚22厘米”。内容为赞范纯粹修县公署一事。其碑额“滕县公堂记”五字篆书是苏轼存世少有之字,受石鼓文大篆影响,金石气十足。可见其对篆书不仅重研究,在多种书体创作上也都有所借鉴。石鼓文在宋代是金石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苏轼有“首钩”摹本并音释,因未见其正式拓本而未引起学者重视,然从现存的耀州刻本与史载著述的对比可证为苏本无疑,其亦是现存字数最多的石鼓文“钩摹本”。苏轼从文学及文字角度来研究石鼓文亦是其专长之处,其七言诗作《石鼓歌》,叙写石鼓文的现状,追述石鼓文原委及石鼓独存而引发的思考等。长诗大篇运用了多种比喻,状难状之物,栩栩如生,使“籀史变蝌蚪”鲜活而生动,诗文一出即引起社会传诵,又加石鼓文本身的“篆籀”魅力,士大夫们纷纷学习研究石鼓文。苏轼从文学角度出发,完成了最重要的前两个方面“补缀残字,写定释文”,同时研究石鼓文寻求最佳拓本又是五者的基础,而苏轼处于北宋初期,既最有可能见到唐拓本,又曾任职于石鼓所在地达三年之久,从唐旧本的钩摹到石鼓的实物勘察椎拓,世间唯有苏轼有此文缘。苏轼“首钩”石鼓文摹本及音释“具备”著述之作,对后世研究石鼓文的影响及学术价值就不言而喻了。杨慎《石鼓文音释》、陶时雨《石鼓文正误》等较多引用和参考苏本进行研究和论述,后来的李日华《六研斋笔记》、李中馥《石鼓文考》、冯惟讷(1512—1572)《古诗记》等都有相关论述和记载,清代及近代也多有论述和参考,虽然后人包括近代的郭沫若等学者有不同观点并有存疑,但这并不影响其学术研究价值,结合现存有关宋拓本进行深入的研究,依然意义深远。宋代金石学热潮背景下的石鼓文研究,苏轼是参与较“石鼓何逢逢,千年不闻响。唯留大史名,斑剥青苔上。读之不能终,望古独遐想。”尤侗的诗也表达了千百年来石鼓文研究有识之士的心声,正如民国时期王国维所评包括苏轼在内的宋代士大夫们:“亦各有相当之素养,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此种精神于当时之代表人物苏轼……诸人著述中,在在可以遇之。”苏轼对石鼓文的研究也仅是其金石、书画、诗词之一:“其对古金石之兴味,亦如其书画之兴味,一面赏鉴的,一面研究的也。”时至今日,学者们对石鼓文的研究,在参照宋代留存拓本的基础上,也对苏轼“首钩本”及音释多有借鉴和参考,其影响可谓深远。——本文摘录自《西泠艺丛》总第84期“‘两宋金石学与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粹”专题,《苏轼石鼓文研究考》,文/王仁海
2022-01-29
苏轼的植树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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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不仅是文学家和政治家,而且还是“绿化大师”。他曾在多地任职,每到一地都不忘植树,也因此为后世留下了不少人文景观。凤翔东湖柳嘉祐六年,朝廷任命苏轼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是他第一次赴地方任职。二十四岁的苏轼被任命为太守的助手,可以说是春风得意。他协助太守处理政务尽心尽职,体察民情,治理水灾,减轻赋税等,样样干得很出色。作为文人雅士,工作之余,苏轼常到凤翔的名胜古迹游玩,饮酒赋诗。城东有饮凤池,“入门便清奥,恍如梦西南”。每到此游览,都有回到家乡的感觉。据《凤翔县志》记载,苏轼到任的第二年,就带领民众对饮凤池进行疏浚改造,扩大面积,开渠引水。在池中种植莲藕,在岸上栽植柳树,建亭修桥,筑楼成阁,并改名为“东湖”。苏轼在其《凤翔八观》中把东湖作为一景,写道:“但见苍石螭,开口吐清甘。借汝腹中过,胡为目眈眈。新荷弄晚凉,轻棹极幽探。飘摇忘远近,偃息遗佩篸。深有龟与鱼,浅有螺与蚶。曝晴复戏雨,戢戢多于蚕……”其弟苏辙作有和诗云:“不到东湖上,但闻东湖吟。诗词已清绝,佳境亦可寻……”苏轼在东湖植柳带了个好头,后来的历任官员、名人雅士多在此栽植柳树,作诗吟诵,以致岸边柳树成荫,绿绦拂堤,枝叶婆娑,成为东湖一大景观,“东湖柳、西凤酒、姑娘手”被称为“凤翔三绝”。后来,人们为纪念苏轼,在东湖岸边立一石碑,上书“东坡植柳处”。西湖苏堤春晓元祐四年,苏轼任杭州太守,这是他第二次来杭州任职。苏轼刚到任,就遇上杭州大旱,饥馑瘟疫一起发生。苏轼向朝廷请求,减免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又得到赐给剃度和尚的度牒,换成大米救济百姓。此时的西湖由于长期得不到治理,杂草丛生,湖水干枯,葑田已占西湖之半,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上任的第二年,苏轼上书朝廷,要求疏浚西湖。凭着朝廷给他的100道僧人的“度牒”,采用以工代赈的方法募民开湖,花了20多万人工,清除湖中杂草,挖走淤泥,并废物利用,用杂草和淤泥筑起了一条长堤。《宋史·苏轼传》记载:“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杭人名为‘苏公堤’。”苏堤南起南屏山麓,北到栖霞岭下,全长近三公里。堤旁遍种花木,有垂柳、碧桃、海棠、芙蓉、紫藤等四十多个品种。一年四季,姹紫嫣红,五彩缤纷。每逢阳春三月,堤上垂柳初绿、桃花盛开之时,游人漫步堤上,看晓雾中西湖苏醒,岸上花红柳绿,春风荡漾,湖山胜景如画图般展开,令人心旷神怡,此景被誉为“苏堤春晓”。苏轼有诗描写道:“我在钱塘拓湖渌,大堤士女急昌丰。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忽惊二十五万丈,老葑席卷苍云空。”“苏堤春晓”为西湖十景之首。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苏轼为杭州西湖留下了“东风二月苏堤路,树树桃花问柳花”的醉人景色。定州东坡双槐元祐八年九月,苏轼任定州太守。他到定州任职仅有半年时间,却留下了许多勤政爱民的业绩:整顿军纪,疏通民意,引进稻种,整编秧歌,植树造林。在北方的树木中,苏东坡最喜槐树,这种树木质坚实,枝叶茂盛,夏季花香满园,严冬耐寒抗雪。苏轼曾有《槐》诗云:“忆我初来时,草木向衰歇。高槐虽经秋,晚蝉犹抱叶。淹留未云几,离离见疏荚。栖鸦寒不去,哀叫饱啄雪。破巢带空枝,疏影挂残月。岂无两翅羽,伴我此愁绝。”正因为喜爱槐树,苏轼在定州文庙前院亲手栽种了两棵槐树。两槐东西并立,历经近千年而不衰,被称为“东坡双槐”。春夏时节,枝繁叶茂、浓荫蔽日,树冠直径都在10米开外,似两个巨大的绿色伞盖。居东者树根凸露,如巨大的龙爪匍匐于地,躯干粗大,五六个人手拉手不能合围;居西者躯干分裂成板条状的两部分,各向东西,中空,七八岁的小孩在里面可卧可立。《定州志》记载,“东者葱郁如舞凤”,“西者虬枝如神龙”,因此又叫“龙凤双槐”。前些年,“东坡双槐”成功入选“中华人文古树保护名录”。植松三万悼爱妻元祐元年,苏轼回京任翰林学士知制诰。他的朋友贾讷也将到他的故乡眉州做官,苏轼作诗《送贾讷倅眉》:“老翁山下玉渊回,手植青松三万栽。父老得书知我在,小轩临水为君开。试看一一龙蛇活,更听萧萧风雨哀。便与甘棠同不剪,苍髯白甲待归来。”诗中提到的“老翁山”即是苏洵与程夫人的墓地所在,苏轼的亡妻王弗也葬于此。苏轼委托贾讷看顾父母、妻子坟园,并问候家乡父老。其中的“青松三万栽”正是20年前安葬亡妻王弗时所栽。至和元年,苏轼十八岁与年方十六的王弗结婚。王弗天生丽质,贤德温淑,侍亲甚孝,受人尊爱。二人婚后情深意笃,恩爱有加。治平二年,王弗卒于京师开封,葬于眉州,距苏洵夫妇墓西北八步。王弗去世,对苏轼是巨大身心打击,成为一生之痛。苏轼满含深情撰写《亡妻王氏墓志铭》,表达了夫妻之间超乎寻常的深厚感情。为纪念亡妻,苏轼特地在墓地的山岗上栽植松树三万株。“三万株”虽然是虚指,但足见苏轼在山上栽植松树规模之大。松柏青翠,表达了他对妻子深深的思念之情。熙宁八年,苏轼来到密州任太守。一个冷清孤寂之夜,他梦见了爱妻王弗和山岗上茂密的松树。醒后,苏轼写下了千古传诵的悼亡词《江城子》。此词情意缠绵,字字血泪,表现了绵绵不尽的哀伤和思念。尤其是词的下阕,成为悼亡诗词的绝唱:“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据《西安晚报》)
2022-03-15
东坡到处有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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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友娟绘图颍州西湖虽小亦西子,萦流作态清而丰杭州西湖、惠州西湖都说过了,还有一个颍州西湖。苏轼到颍州西湖其实是在到惠州以前。元祐六年,正当苏轼受到宣仁太皇太后的重用,仕途上大有作为的当头,政敌们又蜂拥而上,以莫须有的罪名纷纷弹劾苏轼兄弟。苏轼自知不是这些奸恶小人的对手,再三申请到地方任职,离开朝廷。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自公去后,事尤可骇。平生亲友言语往还之间,动成坑阱。极纷纷也,不敢复形于纸笔。不过旬日,自闻之矣。得颍藏拙,余年之幸也。自是刳心钳口矣。”一班小人专在朝廷上以言语文字告讦,上纲上线,罗织人罪,连苏轼这样敢于直言进谏的人也从此要“刳心钳口”,可见政局的混乱。苏轼到颍州,这里恰好也有一个西湖。相较而言,颍州西湖可没有杭州、惠州西湖那么出名,但历史渊源却又早于上述二湖,春秋时期便已号称西湖了。苏轼在这里逗留的时间很短,前后仅半年左右。但在这半年多时间里,苏轼却为这里的西湖做了不少好事。首先,他称道颍州西湖的美,与杭州西湖一样把她比作西子:“西湖虽小亦西子,萦流作态清而丰。”(《再次韵赵德麟新开西湖》)“西湖真西子”(《次韵刘景文登介亭》)“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与赵德麟同治西湖》)。其次,常与好友泛舟湖中,宴饮吟诗,短短半年间留下了不少好诗,供后人鉴赏。如刚到颍州,遇到西湖水涸,便发动群众,将受困的鱼群从东池转移到西池,为此写了《戏作放鱼》诗,描摹精到,刻画传神,为后人所称道。更为难得的是,在短短的半年间,他主持开浚西湖,让行将洇涸的颍州西湖得以新生,并且工程的进展、群众的受益都显著优于当时北宋的许多大型水利工程。为此,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还写了一则《苏堤始末》的诗话,特地将苏轼治理杭州西湖、颍州西湖的功绩与王安石主持治理黄河工程的败绩作比较,批评道:“甚矣!宋之君臣愚且戆也。视东坡杭湖、颍湖之役,不数月之间,无糜百金而成百世之功,其政事之才,岂止十倍时流乎!”以上为有确切记载的苏轼与西湖的故事,另外也有一些近似杜撰的传说。如有的文章说苏轼被贬琼州时,曾与弟弟子由“醉游”雷州西湖,并说此西湖原名罗湖,因为苏轼兄弟的醉游而更名。考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18“罗湖水”条,记曰:“在海康县西一里,今曰西湖。”并无苏轼兄弟畅游的记录。《舆地纪胜》是专写文人墨客游览各地名胜古迹并题咏赋诗的专书,像苏轼这样的大名士若真的游览过这一西湖,那决不会遗漏失记。而且更重要的是,据清王文诰《苏诗总案》考,苏轼南迁时,与弟弟在雷州相聚仅四天时间,即六月五日到雷,六日应郡守张逢的宴请,在驿站休息,七日与张逢为弟弟子由租屋之事奔走不遂,八日即离开雷州。行程如此逼促,哪有“醉游”的机会与兴趣?又据苏轼的诗文所载,他到雷州后,痔疮发作,彻夜呻吟,哪有时间再游西湖?可见苏轼游雷州西湖之事未见于南宋时人的记载,又查清康熙本《海康县志·山川》,有“西湖”条,注云“位于城西,故名。”并没有“因苏轼兄弟醉游而更名”的说法。①3摘自《海南日报》杭州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苏轼前后两次逗留杭州西湖。前一次为36岁时任杭州通判,后一次为55岁时出任杭州知州。苏轼任通判期间正值王安石变法,苏轼因政见不同,因此政务之余,表现颇为消极,除“因法便民”,在法纪许可的范围内为百姓多做好事实事外,就是纵情诗酒,与僧道往还,诗词唱和,儒雅风流,过起天下名士的逍遥生活。他日夕与友人畅游于西湖周边,赏花观景,写下不少名篇。如《吉祥寺赏牡丹》:“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廉半上钩。”醉态朦胧,簪花过市,三十多岁年纪虽算不上“老”,但这“风流太守”的姿态确实招人叹羡,十里长街,都卷帘观看了。如《望海楼晚景》:“横风吹雨入楼斜,壮观应须好句夸。雨过潮平江海碧,电光时掣紫金蛇。”以最生动的比喻,最精当的笔墨抒写西湖的景致,让古今叹赏不止。而最为出名的莫过于那首《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将西湖拟人化,与古代出身于江浙的美女西施相比,想象出奇,空灵蕴藉,成了古今绝唱。此诗一出,西湖之美已无人能有此神来之笔所能道尽。钱钟书先生将以上诸诗收入他的《宋诗选注》时也特别指出“苏轼似乎很自负这首诗”(指“西子”诗)。苏轼的另一首咏西湖的律诗《有美堂暴雨》:“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风雨过江来。十分潋滟金樽凸,千杖敲铿羯鼓催。唤起谪仙泉洒面,倒倾鲛室泻琼瑰。”也被认为是苏轼以壮浪豪放风格抒写西湖的得意之作。如果说,苏轼第一次到杭州西湖以诗闻名,则他第二次到杭州则以治理西湖的政绩而闻名于世。由于他治理西湖的成功,至今杭州西湖处处有苏轼的文化遗存,而其中的“苏公堤”更是古今游人们不能忘怀的美景。苏轼36岁通判杭州,以西湖为抒写对象,创造了别具一格而传颂千古的“西湖诗”,而他对西湖的治理却寓托了他对杭州西湖美景的深厚情感。在近三年的通判任上,他还于三十九岁那年收下了年仅十二岁的王朝云作为侍女,陪伴他直到流放途中的惠州西湖。惠州不是湖光胜杭颍,那教留冢葬名姝苏轼到惠州西湖时是以朝廷的罪臣身份出现的。这时他的前两任妻子均已去世,身边只有王朝云作为侍妾陪伴左右。这种相濡以沫、生死与共的患难生涯使暮年的苏轼对于王朝云充满了感激与爱恋之情。在这期间,他多次写诗词赞美朝云,表达他内心对朝云的敬慕与怜爱。初到惠州即写有《朝云诗》:“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络秀不同老,天女维摩总解禅。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因缘。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这首诗的叙里借用唐代诗人白居易(乐天)晚年与侍妾杨柳、樊素别离的故事,赞美朝云在苏轼落难时犹不离不弃,相依为伴的高尚情怀。诗中“通德伴伶玄”也是借用东汉大臣伶元(玄)与侍妾通德相依相守的故事赞美朝云。而“舞衫歌扇”句则以歌舞传情表达对昔日红颜知己的知遇情怀。相传,有一次,苏轼食饱散步,扪着肚子笑问一旁的几位侍儿,“你们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什么?”有的答“里面都是学问”,有的答“里面装的是智慧”,苏轼都摇摇头,不以为然,独朝云应声答道:“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深为叹赏,引为知己。而如今流落岭海,孤寂无聊之际亦唯有这一红颜知己陪侍身边,永不言去。这一番情义,苏轼自然倍加珍惜。他写有一首《殢人娇》词,题为赠朝云,将才子佳人深入骨髓的恋慕之情刻画得淋漓尽致。可惜好景不长,朝云到惠州后,在苏轼身边只陪伴了一年多,便因感染疫病不幸身亡,年仅三十四岁。苏轼悲痛之情难以言表,写了一首《悼朝云》诗:“苗而不秀岂其天,不使童乌与我玄。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唯有小乘禅。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归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仙。”从诗叙里知道,苏轼为她选择了葬地,将她安葬于惠州西湖边上的栖禅寺松林中。旁有大圣塔,作为夜夜为她祈祷的依归。后来,苏轼又写了一首《西江月》词,将朝云的美丽和节操深沉地展现在难忘的思念之中。后人对苏轼在惠州西湖三年遗泽的景仰与怀念,不仅因为他曾经为西湖的建设奉献过心力、财力,不仅因为他在这里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传诵不衰的诗文,也因为他与朝云的故事为人世间真挚的爱情留下了一个另类的样板。至今,惠州西湖朝云墓已经成为一大景点,供游人观赏,也供历代文人墨客们抒发感情。清人何绛诗:“试上山头奠桂浆,朝云艳骨有余香。宋朝陵墓皆零落,嫁得文人胜帝王。”这其中的意蕴不是挺耐人寻味的么?而台湾诗人丘逢甲诗:“东坡到处有西湖,老尚湖堤遗姓苏。不是湖光胜杭颍,那教留冢葬名姝。”更从另一个侧面强化了诗的主题。
2016-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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