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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苏轼巡边文安县足迹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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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他一生屡经坎坷。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22岁的苏轼进士及第，26岁步入仕途。出知定州修筑营房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58岁，这一年九月初三，“元祐更化”的主持者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宋廷政治情势急变，新党再执政权，元祐诸臣相继获罪。虽然苏轼曾为宋哲宗侍读五年，仍被17岁的哲宗帝视为旧党、后党，进而遭到冷落。于是，苏轼不得不再度请求外放。宋哲宗批准了苏轼的请求，却诏令他知定州。出知州郡，是苏轼的请求，但出知“重难边郡”定州，不是本愿。当出知定州诏命到达后，苏轼即刻奏请改知越州，然而宋哲宗没有答应。就在此时，妻子王润之去世，苏轼“临老遇此灾，怀抱可知。摧剥衰羸，殆不能支……”勉强北行。在肃杀的社会环境中，苏轼怀着与贤妻死别的悲凉心情，于元祐八年（1093年）十月二十三日到达宋代北部缘边定州治所。虽然政局对自己不利，家庭又遭变故，但苏轼“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没有因个人恩怨而懈怠，也没有因心情悲伤而消沉。毕竟，苏轼是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的官职出知定州，可以主管军、州大事。于是，苏轼在定州干了几件实实在在的事情。一是严惩恶吏，整饬军纪。定州为边防重地。苏轼帅定时，契丹的势力虽日益衰微，且正受到女真族的威胁，但边地并非太平无事。契丹入境劫掠事情经常发生，可是宋朝边备却很松弛，将骄卒惰，军纪涣散，军校贪污，克扣粮饷。面对边备的疲弱、混乱，苏轼积极采取措施，整顿军纪。首先，苏轼对贪赃枉法的惯犯严加惩处，他把盗窃官物获赃的贼人绳之以法，收入监狱，又严惩偷盗者、侵斫禁山者、饮酒聚赌者。经过整顿，“军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军衰少，贼盗亦稀”。加强军事训练，以提高军队战斗力，帅定第二年元祐九年（1094年）春天，举行了自庆历末韩琦帅定后中断了四十多年的阅兵典礼。二是修筑营房，改善兵士生活条件。苏轼到定州后，曾派出幕官“遍往诸营点检”，发现“营房大段损坏，不庇风雨”“诸营军号，例皆暗敝。妻子冻馁，十有五六”。于是，他上《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向朝廷申请经费，修缮和新建所需营房计七千九百七十一间，并发足粮饷。三是赈灾度荒，救济百姓。元祐八年，河北诸路雨水为害，收成减半，定州一路更是遭受严重水灾，秋税依然繁重，百姓苦不堪言。苏轼估计到第二年“春夏新陈不接之际，必致大段流殍”，便向朝廷上《乞减价粜常平米赈济状》，解决百姓买粮、吃粮问题。四是乞增修弓箭社，加强边备，保境安民。澶渊之盟后，宋朝每年按规定给辽国输送大量银两绢匹，同时在处理与辽国的边境关系上，一方面大量压缩军队，一方面处处忍让，小心翼翼，不敢惹出事端。辽国却失信于宋，军队常常越过边境，偷盗抢劫，宋朝沿边百姓深受其害。到定州后，苏轼很快发现，澶渊之盟以来数十年的和平环境，使得宋朝沿边诸郡在军事上放松了对辽国的警惕，并且，这一带军队的武艺和军事装备远远落后于陕西、河东。沿边禁军（朝廷正规军）虽然经过整顿，但由于缺乏训练，将士多胆小力弱，实际战斗力不强，宋朝边境驻军成了摆设。如果出现紧急情况，一定很难应对。苏轼认为，要恢复禁军的战斗力需要时间，为了加强边防，又不让辽国产生戒备，在加强军政管理的同时，可以恢复原有的沿边民间武装——“弓箭社”。弓箭社，是澶渊之盟后边界成立的一种地方保卫组织，在宋仁宗时期就已经产生。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苏轼在《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二首》中写道：“今河朔西路被边州军，自澶渊讲和以来，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户出一人。”但是，在宋神宗时期，因推行保甲法，这种民间自卫组织有所削弱。而苏轼认为，“弓箭社实为边防要用，其势决不可废”。苏轼奏议加强这种地方民间武装组织，从而弥补禁军之不足。苏轼认为，弓箭社这一地方武装不仅可以抵抗北方辽朝的进攻和侵扰，还能够用来抓贼捕盗，维护地方治安。可惜，苏轼的奏议没有得到朝廷的认可。巡边文安巩固边防虽然苏轼有时思想保守，但他并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保守派，而是一位稳健的革新者。主政地方时，他总是在忠君爱民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采取稳妥的办法兴利除弊。苏轼所处的宋代时期，文安县属河北东路管辖，而苏轼所知的定州，属于河北西路管辖。按照管辖范围，苏轼不需要到文安县巡视边防，由于他发现当时宋代整个北部极边的军事防御问题太多，所以主动到冀中边城、边寨进行实地查勘，并提出防范措施。他巡查的目的是为了筹备弓箭社，加强边防力量。苏轼来文安巡边的史实信息，包含在他在定州时所写的《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二首》《与孙知损运使书》《与友人一首》（也称《病逊贴》）《与刘仲冯六首》等奏议、书信里。下面把有关内容逐一引述：“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苏轼状奏：“臣窃谓陕西、河东弓箭手，官给良田以备甲马，今河朔沿边弓箭社，皆是人户祖业田产，官无丝毫之给，而捐躯捍边，器甲鞍马，与陕西、河东无异，苦乐相逢，未尽其用。近日霸州文安县及真定府北寨，皆有北贼惊劫人户，捕盗官吏，拱手相视，无如之何，以验禁军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县逐处皆有弓箭社人户致命尽力，则北贼岂敢轻犯边寨，如入无人之境。”（《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二首》）“元祐八年十一月，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苏轼状奏：右臣近奏乞修完极边弓箭社条约，已详具利害，于今月十一日入递去讫。臣自到任以来，不住令主管衙前引到北人访问事宜，虽虚实难明，然前后参验，亦可见其略……及又据北平军中据勾当事人李坚等体探得，北界昨差往西北路去者兵士并百姓等，近有逃背落草四十余人，马二十匹，见在狼山西头君市等村乞食，窃虑来南界别作过犯。虽未见的实，然去岁之冬霸州文安县被北贼杀人劫物，朝廷已知其详，及真定府北寨于去年八月、今年二月两次被北贼群众打劫……若边臣坐观，不先事设备，则边民无由安居，亦恐更生意外之患。”（《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二首》）“文安北城，如涉无人之境，其渐可虞。庙堂已留意，兵久骄惰，自合警策之，数年乃见效。惟极边弓箭社射生极得力，虏所畏惮，公必旧知之矣。以数勾集一月，村堡几虚，公私惴惴。北贼亦多相时生心，社人亦苦勾集劳费。此出入守望，与虏长技同，亲戚坟墓所在，人自为战，不忧其不闲习也……备御之策，惟安养弓箭社，及稍加优异，使当淬砺，以待小寇，策无良于此者矣。”（《与孙知损运使书》）“戎主病逊之事……初报十二月三日已殂，秘而未发，近乃知其未也……轼体问得一事，胡雏若得志，必有崄薄贪利之臣出而为之谋，虽未敢逾盟称兵，必须时遣三二十人钞劫边民，若得利而归，我不能制，其来必频，人数渐多，其利愈博……此必然之势也。近霸州文安县贼是矣。必已知其详。捕盗官吏但防护他出境而已。轼谓此一事最近最切，当深留意。官军近骄惰，带甲行十余里便喘汗，见贼一二十人解走者，即是精兵，此等决不可恃也。惟有缘边人户，自相团结，为弓箭社。此人饮食长技与虏同，守护亲戚坟墓，人人自为战，虏独畏此耳。”（《与友人一首》）“某近奏弓箭社事，必已降下。旦夕又当奏乞修军营。频渎朝听，悚息待罪。利害具状中，此不缕陈。邻近诸路，皆时有北贼，小小不申报者尤多，民甚患之。惟武定一路绝无者，以有弓箭社人故也。”（《与刘仲冯六首》）上述文章主要记录苏轼在宋代北部极边定州路、真定府、霸州文安县等地，深入军营、边地、村寨进行查访，从而提出增修“弓箭社”措施的过程。通过文中的“访问”“参验”“体问”“临近诸路”等词语，我们可以断定苏轼经常带领将士到各处探访、查验边防情况。在上面引述的几篇奏议、书信中，苏轼先后四次提及“文安县”，可见他对当时霸州文安县边防情况十分关注。特别是在《与孙知损运使书》中，开篇就说：“文安北城，如涉无人之境，其渐可虞”。基于这样的表述，我们可以推断：苏轼曾亲自到文安县北部边寨地区巡边，时间在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前后。具体日期、地点和行程还需进一步考证。此外，上述与苏轼巡边文安县有关的《与友人一首》（也称《病逊帖》），其墨迹现保存在宋拓《西楼苏帖》中，这是苏轼留存至今写有“文安县”的书法精品。苏轼知定州刚刚半年时间，绍圣元年（1094年）闰四月初，朝廷降旨，苏轼落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罢定州任，降充左承议郎，远知英州（今广东英德）。从此一路南行，直至又贬至今广东惠州、海南儋州，最终，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在常州病逝。定州，成为苏轼政治生涯中一任主政地，而苏轼的文安巡边之行，是在他人生旅程的最北端留下的历史足迹。

刘清华

2022-03-08
宋人对苏轼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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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国唐宋以降，士大夫文人雅士的称呼比以前要丰富得多。除了姓名和字外，往往还有号、官职、家乡郡望等称谓，有的以字行，有的以号称，等等，各有偏重，不一而足。但很少有人能像苏轼那样，在同朝人笔下即有那么多称法的，唐朝的李白、杜甫比不上，同朝的司马光、欧阳修、王安石等也都望尘莫及。苏轼作为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名政绩卓著的官员、文人和风流蕴藉之士，可谓人中龙凤、万里无一。正因为其“真名士自风流”的独特品性，苏轼生平掌故、逸事被人所津津乐道，赢得了宋人的普遍尊敬。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里说：“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范祖禹评道：“苏轼文章为时所宗，名重海内，忠义许国，遇事敢言。如轼者，岂宜使之久去朝廷？”宋宁宗赵昚《御制苏文忠公集序》：“故赠太师谥文忠苏轼，忠言谠论，正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三位宋人很好代表了苏轼的亲人、同僚和最高统治者对其的盖棺评价。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轼的大名在宋人的诗文、笔记里十分常见，他们对苏轼的称谓也五花八门，绝大多数都很亲切，足见苏轼被广泛认同。宋人对苏轼的称谓大致以姓名、字、号为多，但又不仅限于此。姓名及其衍生出来的称谓。苏轼姓苏名轼，称呼时直接叫“苏轼”是再自然不过的。米芾《廷议帖》：“芾老矣！先生勿恤廷议，荐之曰：‘襄阳米芾，在苏轼、黄庭坚之间，自负其才，不入党与。’”孟元老《武林旧事》卷七：“引注湖水，景物并如西湖。其西又建大楼，取苏轼诗句，名之曰‘聚远’。”均直接称其姓名。但出于对苏轼的敬重，很多人都没有直呼其名，而是在“苏”姓后加一“公”字以示尊敬。如何薳《春渚纪闻》卷六：“晁丈无咎言：‘苏公少时，手抄经史皆一通。’”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五：“又谒姜唐佐，唐佐不在，见其母。母迎笑，食予槟榔。予问母：‘识苏公否？’母曰：‘识之。’”《金史·承晖列传》：“吾师司马而友苏公。”又因为苏轼姓苏，父子三人又都名气很大，所以当时人分别以“老”“大”“小”冠姓相区分。如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才识》：“于是，父子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也。”陆游《醉中歌》“元祐大苏逝不返，庆历小范今谁”，便以“大苏”称呼苏轼。字号及其衍生出来的称谓。古人称呼他人，往往称其字或号，以示尊重。苏轼才华横溢、风格高标，世人提起他时称其字、号的情况十分普遍。如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苏子瞻元丰间赴诏狱，与长子迈俱行，与之期，送食惟菜与肉。”佚名《道山清话》：“李觏，字泰伯，盱江人。贤而有文章，苏子瞻诸公极推重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五：“时月出于东南，林影在地，公（王安石）展读于风檐，喜见眉须，曰:‘子瞻，人中龙也，然有一字未稳。’”可见，于苏轼有姓加字称“苏子瞻”的，也有省略姓氏直接称字“子瞻”。苏轼的大名流传最广的恐怕还是号，民间至今连菜肴、食品都有“东坡肉”“东坡饼”之称，宋人称苏轼号的频率也最高。朱熹《朱子语录》：“苏东坡子过、范淳夫子温皆出梁师成门。”何薳《春渚纪闻》卷五：“张平子后身为蔡伯喈，邹阳后身为东坡居士，即其习气，似皆不诬也。”罗大经《山静日长》：“人能真知此妙，则东坡所谓‘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亦多乎!”周紫芝《竹坡诗话》：“东坡游西湖僧舍，壁间见小诗。”王明清《挥麈录》有“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草札颇工”。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三：“歌者袁绹，乃天宝之李龟年也。宣和间，供奉九重。尝为吾言:‘东坡公昔与客游金山，适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无际。’”有称“东坡居士”“东坡先生”“东坡”“东坡公”等不一而足。而且还有亲切叫“坡”者，一个“坡”字即可让人知道指的是苏轼，可见苏轼的号在宋代识别度之高了。如周密《癸辛杂识·寡欲》：“坡翁云：‘服气养生，难在去欲。’”刘过《沁园春·寄稼轩承旨》：“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坡仙老，驾勒吾回。”朱弁《风月堂诗话》：“参寥曰:‘老坡牙颊间别有一副炉鞲，他人岂可学耶？’座客无不以为然。”“坡翁”“坡仙老”“老坡”，不难看出，这几个称呼充满着对苏轼的亲近、敬重和向往了。以其官职、谥号、家乡相称。两宋中通过科举而当过各种殿学士的人数不胜数，“学士”这么个辨识性很差的官职较少用在某人身上，而偏偏大家都非常喜欢叫苏轼为“苏学士”，讲苏学士不加附注，世人一看便知指的是苏轼。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五:“其（李方叔）母叹曰:‘苏学士知贡举,而汝不知名,复何望哉!’抑郁而卒。”再如端明殿学士，自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复置以后，不少文人都当过，如蔡襄、苏辙等，可只有苏轼配有“端明即苏轼”的资格。如沈作喆《寓简》卷六：“苏端明平生寝卧时，已就枕，则安然不复飜动，至于终夕。”郑侠有诗《上苏端明》、苏辙有《祭亡兄端明文》。苏轼的谥号为文忠，故而也有称其为“苏文忠”的，如宋宁宗《御制苏文忠公集序》，但总的来说这种称法太过正经严肃，宋人不大多用，在诗文、笔记中较为少见。苏轼乃四川眉山人，因此也有以眉山称呼他的，如王若虚《滹南集》“苏门四学士之一晁无咎云：‘眉山公之词短于情，盖不更此境耳。’”，称苏轼为“眉山公”，但这种称呼也仅一二见而已。苏轼在南北宋的称呼大致以上述几种为主，宋代以后人们对苏轼的称呼也有新增的，如叫他“苏长公”等，但主流不外乎宋人已有称法而已。

陈宝国

2021-03-16
三苏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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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眉山熊朝东苏洵几次科考失败后，把通过科考博取功名，实现人生大志，以雪冤屈耻辱的希望寄托在苏轼、苏辙二子身上。中国还有句古语：自古英雄多磨难。苏洵是位英雄。这位英雄不仅遭遇科场一而再再而三的磨难，而且在生儿育女方面也是一波三折。他19岁与程氏结婚后不久便得一女，本可使科场失败的沮丧心情得到宽慰，但还未来得及取名，便天折了。真是雪上加霜，心情懊恼。接着还有更大的不幸。几年间程氏夫人又生了一子二女，可是有一子一女又先后病死，只剩下幼女八娘。这对苏洵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于是他开始进庙，求神祈子。有一次，苏洵在成都玉局观见一个算命瞎子拿着一幅张仙图像，他想世人都说张仙善解人意，专门为人间驱邪免灾，何不求张仙降子于我呢？于是，苏洵解下腰间的玉佩从算命瞎子手中换回张仙图像，回家后挂在书房里，早晚拜祭。不久，张仙果然显灵，先降一子与苏洵，三年后又降一子。这件事在当时眉州人中传为佳话。明朝年间，眉山人还在城东的山上修建了一座张仙楼，塑张仙像，供善男信女们祷告求子。苏洵先后得此二子，可以想象他的心情是何等激动。他依据两个儿子的面相和性情，为长子取名轼，字子瞻；次子取名辙，字子由，并特意作《名二子说》，以表其期望之情。苏洵的幼女八娘，比苏轼大一岁，从小聪明好学，知书达理，为文亦往往可喜，苏洵爱如掌上明珠，16岁嫁与程夫人的哥哥程浚之子程正辅。当时表哥表妹结亲被认为是亲上加亲的好事，在眉山有“乡人婚姻重母族”的习俗，苏洵本不同意这门亲事，但还是拗不过乡里习俗，哪知八娘嫁入程家，犹如羔羊掉入狼窝。程浚本是有功名的人，可道德品质很坏，其夫人也不善良，儿子程正辅亦是个“狂狠”之徒。程浚经常妻妾杂处，父子同戏，乡邻皆知其臭名，只是迫于程家势力，不敢言语。八娘身处其境，终日以泪洗面，不是遭到公公的调戏，就是遭到婆婆的谩骂，更让八娘难以忍受的是丈夫程正辅的拳头和辱骂。原来聪明活泼的八娘到程家一年多，人瘦去一圈，身体愈来愈差，重病倒于床，程家不但不医治，还三天不给水喝，不给饭吃，活活将八娘折磨致死。八娘死时，只有18岁。苏洵对女儿的冤死悲痛欲绝，悔恨自己当初没有坚定决心，才使爱女落入狼窝，遭此不幸。苏洵对程家充满愤恨，在祖坟侧筑一亭子，写了一篇《苏氏族谱亭记》，刻在石碑上，并召集苏氏族人和乡邻于石碑前，当众严厉谴责程浚将哥哥遗子赶出家门，独霸祖家产业，被侄子告上官府以致声名狼藉的无人性、无骨肉亲情的恶劣德行；严厉揭露程浚以势欺人，大肆敛财，贪得无厌，不择手段，且妖言惑众，以掩饰其种种罪恶的行径。从这件事中，苏洵激愤刚烈、嫉恶如仇的性格可见一斑。八年后，51岁的苏洵仍对爱女冤死程家深感自责，自责没有为爱女找到一个好婆家，自责自己当初没有坚决拒绝程家的求婚。想到这，苏洵充满对爱女的愧疚和失女之痛，写下一首《自尤》诗。诗的最后两句：“嗟哉此事余有罪，当使天下重结婚！”告诫天下所有做父母的，对待儿女婚事一定要慎之又慎。此次入京，苏洵父子走的是陆路，在成都与张方平告别后，从褒斜谷出川，直奔京师而去。苏洵对两个儿子的前景十分看好，充满必胜的信心。他很清楚自已在闭户苦读的十年间，同时对两个儿子进行了精心培养。苏洵对于自己此次入京能否得到朝廷重用，看得倒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用十年心血凝结而成的济世安邦之术能否为朝廷所用。在途经长安时，苏洵写了一首《途次长安上都漕傅谏议》诗，诗中表达了他此次入京的思想：“丈夫正多念，老大不自安。居家不能乐，忽忽思中原。”苏洵的有志于当世，并非谋求一官半职，他在诗中说：“贫贱吾老矣，不复苦自叹。富贵不足爱，浮云过长天。”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如过往云烟，他有志于当世，是能为国家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献谋进策。他对自己一整套安边治国的谋略充满自信，虽然已被张方平、雷简夫所赏识和肯定，但还未能让朝廷所识，此行的目的就是要让朝廷所识所用，这便是苏洵的有志于当世。苏洵父子三人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嘉祐元年（1056）五月到达京师开封。不巧天降暴雨，数日不断，导致蔡河决堤，酿成京城水灾，祸及生灵。直至入秋，大水退去，苏洵才持张方平、雷简夫的推荐信去求见欧阳修。（熊朝东，四川眉山人，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主要著作有《苏东坡传奇》《悠悠乡情》《苏轼词选析》《熊朝东散文》《明月几时有》《芳草天涯路》《苏东坡养生谈》《眉山苏辙》《大写三苏》《苏轼人生风范》《密州出猎》《千古第一文人——苏东坡》等。）

四川眉山熊朝东

2023-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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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潇夜雨是古诗词中的常客，它成就了一首首好诗，更温润了一颗颗心灵。公元759年春天，“诗圣”杜甫自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与卫八处士久别重逢，“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一顿家常饭菜，尽显了老朋友间的淳朴情谊。“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的一场好雨，又让客居成都的杜甫喜不自禁，眉锁顿开。即便是茅屋为秋风所破，“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他依然表现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博大胸怀。“山中一夜雨，树杪（miǎo）百重泉。”读王维的诗作，眼前总像铺展着一幅运笔天然的美丽画卷，从这两句即可见一斑。而孟浩然的“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寥寥数语，作者的一片怜香惜玉之情溢于言表。爱极而惜，惜花即是爱春。同样，“昨夜雨疏风骤”，亦使李清照知觉到次日海棠树“绿肥红瘦”的必然，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春夜之雨固然足喜，夏夜之雨更堪可人。受尽了热浪滚滚，听厌了蝉声聒噪，夜里忽然下了一场透雨，气温骤降，凉爽立至，则其欣喜何如？是时闻夜雨，自会有丝竹管弦一般动听，正像范成大在诗中所写的那样：“夜雨洗烦蒸，晓风荐清穆。”“乡心忽向烛前动，夜雨先从竹里来。”连绵的巴山夜雨，使秋池之水暴涨，也使李商隐思归念妇之心陡增，“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聊将当前别离的苦寄托于未来相聚的欢乐之中，读之令人动容。《红楼梦》大观园中的潇湘馆是林黛玉的住所，里面遍植绿竹，每当秋霖脉脉的夜晚，就会让主人触动身世之悲，遂有《秋窗风雨夕》之哀词。大家都知道苏轼、苏辙手足情深，苏轼对弟弟的思念之情，不仅体现在中秋节，也体现在无数个雨夜。对此，苏轼曾不止一次地在诗词中写道：“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孤负当年林下意，对床夜雨听萧瑟”“对床定悠悠，夜雨空萧瑟”……特别是他在《狱中寄子由二首》里，更是把此情抒发得淋漓尽致：“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读罢使人泪目。陆游也许是古代写夜雨最多的诗人了，连他自己都说：“吾诗满箧笥（qièsì），最多夜雨篇。”其中既有“纵无夜雨何曾寐，不为秋风也自愁”的哀伤，也有“多情今夜雨，先洗马蹄尘”的喜悦，更有“游山夜雨眠僧院，沽酒秋风上钓船”的洒脱。而最让人击赏的诗句，当属“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慷慨悲壮，拳拳报国心，读来令人感奋不已。黄庭坚说：“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文天祥亦云：“潇湘一夜雨，湖海十年云。”其实，十年的比喻还是太少了。潇潇夜雨，会永远飘洒在诗人的心头，未有竟歇之时。深夜煮雨，诗句凝香，滋润了岁月，馨香了流年……

2020-04-24
蟒蛇的智慧与鸽子的温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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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眉山王曾玉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命运多舛，却才华卓著，诗、词、文，皆如苍穹之星辰，熠熠闪烁，千年过去，历久弥新。有人说，苏轼诗词的基调是旷达，是清雄，有人认为苏轼婉约作品数量多，意境新。其实苏轼诗词气象万千，风格多变。因才之所达，各种体裁，信手拈来，皆能“新天下耳目”。一、怀古感时，豪迈旷达李白有诗云“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苏轼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气势丝毫不输谪仙人。辛弃疾曰“鲸饮未吞海，剑气已横秋”（《水调歌头·和马叔度游月波楼》），苏轼写到“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同样的英武豪迈，气概非凡。浪漫主义的老祖先屈原说他要上天入地“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离骚》），苏轼向往司马微子“有云驾、骖风驭。行尽九州四海”（《水龙吟·古来云海茫茫》）。年轻的苏轼赴考京都，蟾宫折桂，春风得意马蹄疾，“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孤馆灯青》）。他以西晋陆云陆机两位兄弟奇才自比，踌躇满志，怀揣着在政治上大显身手、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直至中年贬谪黄州，他还写下豪放词《快哉亭作》，留下“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千古佳句。中年入秋易伤悲，重阳节时，苏轼却写道“强染霜髭扶翠袖，莫道狂夫不解狂，狂夫老更狂”（《十拍子·暮秋》）。这个狂，不似杜甫“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的狂。杜甫是在“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情况下，强颜欢笑的“狂”。而苏轼的“狂”是一次次自我博弈之后的超脱与旷达，是洞悉生命真谛的洒脱，是超然物我牵累的彻悟。二、寄妻赠姬，柔情婉转提到苏轼的深情，我们马上会想到那篇千古第一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首怀念亡妻王弗的词，开篇便是千古名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超越从《诗经·绿衣》到元稹的《遣悲怀》《离思》、陆游的《沈园》、贺铸的《鹧鸪天·重过阊门万事非》等所有悼亡诗词。词以入梦和梦醒对比书写，表达对亡妻蚀骨的怀念和悲痛之情，读之无不潸然泪下。王国维曾赞李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而苏轼此词，则是以泪书者。苏轼一生有妻妾三人，有人评价王弗、王润之、王朝云在苏轼生命中的角色分别是：你是爱，你是暖，你是人间四月天。王弗聪明伶俐，满腹才情，是苏轼毕生的真爱。而王朝云是苏轼的灵魂知己，了解他满肚子的“不合时宜”。苏轼曾有《殢人娇·或云赠朝云》曰“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这些个，千生万生只在”。说他们的情爱千辈子万辈子仍在。无疑，苏轼也是爱朝云的。而我们很多人心里理解到的王润之，只是苏轼人生的“暖”，是堂姐王弗去世后的填房，是陪伴苏轼度过颠沛流离岁月的一个家庭妇女。仿佛她与苏轼才华不搭，灵魂不契合，苏轼并不爱她。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读完苏轼诗词会发现，他写给王润之的情书是最多的。有《南乡子·有感》云：“冰雪透香肌，姑射仙人不似伊”。苏轼眼中的王润之，肌肤冰雪般洁白细嫩并散发着微微香气，即使姑射山中的神女，也赶不上她的美貌。苏轼妻妾三人中，到底谁的颜值最高，无人求证过，但在诗词中被苏轼如此赞扬体态外貌的，仅王润之一人。真实的王润之不仅美貌，而且颇有才华。苏轼曾因奉命赈济灾民，八个月没有回家，收到王润之寄来的家书后，喜极而狂，当即写下一首《减字木兰花·得书》曰：“晓来风细。不会鹊声来报喜……香笺一纸，写尽回文机上意。欲卷重开。读遍千回与万回。”苏轼夸妻子言辞清雅，文词俱佳，才华过人，堪比窦滔之妻苏氏，他把书信读了千遍万遍也舍不得卷起来。（王曾玉，笔名曾玉，眉山洪雅人。在《中华诗词》《星星》《扬子江诗刊》《草堂》《四川作家》《四川诗人》等报刊发表作品。出版诗集《我喜欢的寂静》）

四川眉山王曾玉

2023-09-24
《木石图》是苏轼真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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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石图》谈晟广在秋拍前曾近距离观摩《木石图》11月26日晚，佳士得香港2018秋拍中，北宋文豪苏轼的《木石图》（又称《枯木怪石图》）以4.636亿港元成交，刷新中国古代书画拍卖最高历史纪录。《木石图》描绘了一株枯木和一颗形状怪异的石头旁，怪石后有几株矮竹，整幅画“若鱼龙起伏之势”。这件作品没有苏轼名款，但画后附有刘良佐、米芾等人的题跋，它是非常少见的“苏米合璧”之作。从这能看出此画的珍贵。甚至有说法认为，《木石图》是苏轼的唯一真迹。其实，在国内，还有几幅传为苏轼的作品，但历来说法不一。不管如何，那几件作品都不如《木石图》受到如此的关注，这也与《木石图》的坎坷旅程有莫大关系：整幅手卷上所见的41枚鉴藏印分别来自南宋、元、明的收藏家，唯独在清代，没有任何文献记载。直到北洋政府时期，这幅画才重新被提及。1937年，此画又流入日本，被日本著名藏家阿部房次郎所藏。时隔八十余年，这幅古画终于回归祖国。《木石图》拍出天价后，关于它的真假，也引起了巨大争议。不少专家学者从它的流传、题跋等角度，展开了论争。清华大学谈晟广博士，通过还原北宋时期的历史语境，为人们审视这幅作品提供了新的视角。早在今年8月，当《木石图》确定参加佳士得秋拍的消息传出来时，就在艺术界掀起过一股热潮。当时正在撰写《墨竹小史》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谈晟广老师，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激动。15年前，他在写关于苏轼画作的硕士论文时，苦于没有可以参照的资料，只能浅尝辄止。如今，《木石图》现身，谈晟广“不禁为之一振”。因为机缘巧合，他也得以到香港近距离观赏《木石图》原作。当“亲密”接触原作后，他对于这幅画的看法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这是到目前为止，最为接近苏轼的原作，至少目前，我们还找不到它是伪作的铁证。”谈晟广抛开围绕着这幅画的题跋以及藏印等方面的论争，直接从《木石图》这幅画本身说起。《木石图》的画面非常简单：一株枯木，屹立于形状怪异的石头旁，怪石后伸出星点矮竹。这是非常典型的“枯木墨竹”题材。根据文献记载，苏轼常以类似题材入画，他对这一题材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苏轼喜爱墨竹是受同时代的艺术大家文同（1018-1079）的影响。人们熟知的成语“胸有成竹”，就是源自苏轼对文同画竹的评价。墨竹当兴起于唐代，“墨竹自兴起，就带有强烈的仙道观念属性，而文同和苏轼同样深受道教的濡染。”竹子在数千年前，就被看做是龙的象征。东晋时期葛洪《神仙传》和《后汉书·方术列传》都记载了这样一个“竹龙互化”的故事：东汉汝南（今属河南）人费长房跟随仙翁学道未果而被遣归，仙翁赠其一根竹杖，费长房骑着它，一会便回到了家里，他又按照仙翁的说法，将竹杖投入到葛陂（竹丛）之中，费长房回头一看，杖化成一条龙飞去。这个故事在后世的很多诗文中被化用。因为竹的特殊意义，墨竹的形成和流传，可能和道教中的祈雨仪式有关。曾有明确记载，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少府监冯绍正开始画龙求雨。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季夏，京兆大旱，韩愈向竹林神求雨，作《祭曲江龙》和《祭竹林神文》二文。由于竹与龙之间的天然联系，比如竹笋被称为“龙孙”，后来渐渐在艺术作品中，以竹代龙。文同，号石室先生，石室就是仙室之意，他还与道士交游，服用丹药。文同如此虔诚，爱画竹可以理解，那么苏轼呢？谈晟广说，虽然苏轼受儒佛思想很深，但实际上，他从小便受到道教的濡染。苏轼八岁时，即以道士张易简为师，成年后，苏轼思想中一直带有浓重的道教倾向，也保持着与众多道士的往来。这幅《木石图》正是苏轼送给镇江一位冯姓道士的。同样，枯木也有非常强的仙道观念。在北宋时，“张骞乘槎（chá，枯树枝之意）过黄河源”的神话传说已经成为深入人心的典故。黄河源被认为是“天河”，枯槎便被视为龙的化身（龙角形似枯木）。北宋时，经文同之手，枯木与墨竹成为仙道思想的表现形式，苏轼将其定型。1080年，因为乌台诗案，苏轼被贬来到黄州。有一次，米芾路过黄州看望苏轼，“初见公，酒酣曰：君贴此纸壁上。观音纸也。即起作两枝竹，一枯树，一怪石，见与。”枯木、怪石以及竹子，开始成为苏轼失意之时借绘画抒发胸中块垒的常用意象。在不断的创作中，苏轼在画枯木墨竹图时，涌现出“前者未有此体也”的感受。根据同时代文人的记载，苏轼虽受文同的影响，但他的画法与文同又有区别，苏轼更喜欢以遣兴的方式来画竹，因此当时有人评论，“戏笔作枯株竹石，虽出一时取适，而绝去古今画格，自我作古”，也就是说苏轼的枯木墨竹开始自成一派。谈晟广说，“用这上面句话来形容《木石图》，非常贴切。但尚不能以此确定这就是东坡原作。只有将《木石图》放在枯木墨竹题材的传承中来观察，才能了解这幅画是东坡原作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大。”苏轼去世后不久，宋徽宗下召，苏轼“片纸只字，焚毁勿存”，“苏学”在北宋末期遭遇了巨大阻难。1127年，金军在攻破开封之后，收集了很多苏轼等人的文集、墨迹。此后，金代的北方，成为“苏学”的大兴之地，而南宋，成为程朱理学的主要阵地，后世有所谓“苏学盛于北，程学盛于南”之说。王庭筠（1151或1156-1202）是金朝极具代表性的文人，他的诗和墨竹皆学苏轼，他也被称做“金源之苏东坡”，王庭筠在艺术史上颇有盛名的《幽竹枯槎图》（现藏日本京都有邻馆），便是宋金元期间枯木墨竹题材承上启下的重要画作。金朝于1234年败亡后，蒙元时代的北方汉人基本承袭了北宋和金朝的文化和思想。在北方出生、成长的高克恭（1248-1310）和李衎（1245-1320）的艺术创作受王庭筠的影响，枯木墨竹这一谱系也得以延续。南宋灭亡后，高克恭和李衎南下为官，他们在艺术中所追求的源于王庭筠的旨趣，也伴随着他们政治影响逐渐扩大。与此同时，赵孟頫应召北上，他在京师参加北人的雅集，拓宽了视野，成为他后来艺术创作观念转变的因素之一。1300年，元代著名书法家鲜于枢在王庭筠《幽竹枯槎图》上作跋，赵孟頫也作跋一篇。受该画的启发，赵孟頫创作了《秀石疏林图》，他在自题中提出了闻名后世的“书画同源”理论。谈晟广介绍，现存可信的赵孟頫枯木竹石题材约有10件左右，无一不是以书法入画：石头用近乎草书的线条写出，古木便似笔力遒劲的篆书，竹子则像缓缓写出的隶书。枯木墨竹题材，经北宋文同、苏轼和金代王庭筠，到元代赵孟頫形成一个分水岭：在赵孟頫之前，有恣纵而无法度，纯游戏之作，如苏轼和王庭筠；在赵孟頫之后，艺术家便自觉地运用书写性线条以书入画。有了这种流传体系，再来看世面上如今传为苏轼的其他作品，就会发现《潇湘竹石图》（现藏中国美术馆，上世纪八十年代被认定为真迹，后来学界提出不同意见）的竹石，石头近乎飞白，竹子如八分写出，书写性太强；《六君子图卷》（现藏上海博物馆）中传为苏轼的《枯木丛篠》，画面虽然缺少书写性，但过于拘泥、死板，不太符合宋人文献记载的苏轼墨竹“一点成月，一抹成蛇”的曲尽妙趣；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传为苏轼的《古柏图》，徐邦达先生认为画法略为接近赵孟頫。只有《木石图》，技法性较弱，既符合苏轼所说的“前者未有此体也”，又符合宋人记载的苏轼墨竹的游戏性，且绝无赵孟頫以后墨竹的书写性。至此，谈晟广有一种畅然之感，“在整个枯木竹石题材的谱系中，《木石图》的时代坐标无疑是最早的，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这或许就是苏轼的原作呢？即便不是苏轼的原作，它能够如此契合当时的历史语境，也是非常重要的作品，值得好好研究。”姜宝君

2018-12-03
方言是值得重视和保护的地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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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笔者的朋友圈被一条关于眉山方言的内容刷屏。原来，今年7月，眉山被确定为中国语言文化资源库（国家库）建设工程首批建设地区后，通过征集志愿者的方式采集眉山方言。目前，眉山地方方言采集工作已正式完成。“吃义饭”“刹皮儿孩”……这些地道的眉山方言、俚语，引起大家共鸣。同时，也提醒我们方言不仅是一种交流语言，还承载着地方文化，值得重视和保护。方言不仅是一种语言，还是一种文化载体。比如一些地方曲艺，如川剧、花鼓戏、相声等，往往是依托于方言演唱表达，方能展现其特色与魅力，这是方言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正如专家所说，眉山作为三苏故里，历史地位非常重要，且眉山话属于西南官话，是岷江小片比较有代表性的方言。可见，眉山方言正是眉山地理文化、三苏文化的一个“文化密码”。丰富多彩的眉山方言反映了眉山的文化和历史，是本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包含着我们祖辈对物质、文化和精神的追求，让我们获得滋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方言是地方文化的脐带，能勾起人们的乡愁和乡情。城镇化加速推进，社会流动日益频繁，家乡方言如同故乡的山山水水，成为我们内心深处不可或缺的文化慰藉，成为人与人之间不可或缺的情感纽带。笔者了解到，此次方言采集采取了多种方式记录下眉山方言，同时也帮助人们对眉山的历史进程、经济发展等方面有了更全面的了解。这些所采录的数据将以数字化方式存入国家和省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永久保存，这是对方言的一种保护。而在我们生活中，可以抓住语言作为生活方式的真谛，从文明使用眉山话开始，保护眉山方言。当我们不使用方言中的不文明词汇、短语和句子，在使用方言中体现教养和礼仪，定能唤醒更多人找回曾经的生活感受，关注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2018-09-02
惠州苏东坡祠陈列布展将对外“借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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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讯（记者/徐乐乐实习生/李文轩）第六届东坡文化节暨第八届惠州旅游节12月2日继续升温。当天上午，东坡文化研究成果信息发布会暨东坡文化专题座谈会在中信汤泉拉来序幕。惠州市政府副市长刘冠贤出席活动，并向儋州、黄冈、眉山三市代表赠送《2000—2014年苏东坡研究成果信息和新编东坡寓惠集》。检索苏轼研究成果专著100多本文献6035篇作为本届苏东坡文化节的东道主和承办方，惠州当天正式发布了苏东坡文化研究成果信息。此次发布的成果信息主要关注的是2000年至2014年有关期刊、报纸、博硕士学位论文、国内国际会议论文中关于苏轼的研究成果及相关专著，由惠州文化遗产研究所会同惠州慈云图书馆共同收集完成，主要以中国知网、维普科技期刊数据库、OPAC检索系统为依据。经过选取“苏轼”“苏东坡”等关键词，分别通过主题检索、分类检索、跨库检索，并经过初步查重、筛选，最终检索到各类图书专著100多本，文献6035篇，包括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和公开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献四种类型，整理而成。惠州市文广新局局长罗川山在信息汇总点评时表示，通过此次检索整理发现，目前国内东坡文化研究呈现多元化趋势，东坡研究的文献指数分布居于平衡。国内对苏东坡思想、文学、艺术、中医理论及中医养生学等各领域均有涉猎，并且关于东坡佛学思想、政绩方面的研究近年也逐渐增长。此外，举办东坡文化节的4个城市在研究文献上也较为突出，眉山、儋州、惠州、黄冈四地以苏东坡为主题的论文共有252篇，其中又以黄冈居多。罗川山表示，国内东坡文化研究文献资料庞杂，研究主题、视野进一步多元化，希望通过此次集中检索和整理，对惠州及各地东坡文化学习研究提供一定的信息指引，进一步拓展选题视野，推动东坡文化研究成果深化。聘请专家把关惠州苏东坡祠布展陈列大纲编制作为国内唯一可以明确考证的苏东坡亲自筹建的故居场所，惠州苏东坡祠12月1日迎来重修动工庆典。据了解，该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3.36万平方米，总投资约为5.3亿元，计划一年后完成一期工程。景区内增设东坡纪念馆，纪念馆整体风貌与东坡祠风格相协调，采用岭南建筑风格。将林婆酒家、东坡祠核心区、东坡纪念馆规划在一条东西向主轴线上，在空间上形成一组强烈的景观序列，将建设成为集东坡生平事迹和文物陈列、国内外专家学者进行苏学研究和文化创意园区为一体的综合性纪念馆。动工仪式后，惠州市四套班子主要领导随即召开碰头会，要求提前做好文史资料征集工作，在项目重修的同时，同步有序开展陈列布展设计工作。记者了解到，由于惠州市目前专业研究队伍有限、研究能力相对不足，要高质量完成布展陈列设大纲编制仍是一大难题。当天，惠州正式对外发出“邀请函”，广泛邀请社会力量、专家献计献策。据介绍，征集内容不仅包括惠州东坡祠布展陈列设计及布展陈列大纲编写的意见建议，还包括以捐赠、购买、借展、复制、调剂等多种方式征集关于东坡具有标志性和典型意义的物质和非物质形态物品，如文物史料，各种版本的东坡诗词著作、书画，专家学者的手稿、专著、书画作品等东坡文化研究成果，以及反映宋代士大夫精神风貌的服饰等生产、生活物品，宋代岭南地区生活、生产工具、物品等。同时，为了提高东坡祠的“软件”水平，惠州将聘请一批苏学研究专家、学者作为惠州苏东坡祠布展陈列大纲编制工作的顾问团队，加强与眉山、黄冈、儋州等地市以及国内苏学研究团队、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共同做好东坡文化资源挖掘工作，把惠州苏东坡祠项目打造成能够呈现东坡珍贵遗迹、反映东坡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成为岭南地区东坡文化传习中心。众专家阐述东坡文化的现代意义当天，东坡文化专题座谈会同步召开，邀请了国内众多知名苏学研究专家学者，共同研讨东坡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柳春蕊，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四川）副秘书长刘清泉，海南省苏东坡文化研究会会长苏子营，眉山、儋州、黄冈以及惠州本地专家学者代表悉数到场。座谈会上，结合苏东坡寓惠事迹，众专家畅所欲言，围绕东坡人文精神、东坡品牌建设等主题作了交流。袁济喜结合东坡寓惠经历，从宋型文化、人生论与美学精神、现代人文价值三方面详细阐述了东坡文化的现代意义。他说，苏轼不仅追求人生境界与世俗精神的统一，而且享受生命的永恒性与当下性，苏轼的人生哲学相对于老庄与魏晋间的阮籍、嵇康，外表似乎没有他们那么高远超离，而从内在意义来说，却是更为超脱，独立性也更强了，并演化成一种真正的孤独悲凉，由此而获得思想与精神的自我解放与解脱，即“心安便是吾乡”，这给后人留下了极宝贵的精神财富。柳春蕊则把苏东坡的人生态度比喻为如水一般流动，认为东坡旷达的情怀和豁达人格应进一步发掘和研究。他同时表示，苏东坡惠民的政治思想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于改善了当地的民风民俗，这对于商业化的现代社会更具现实意义，建议应切实做好乡镇县的文化教育推进工作，推动地方文化、民俗民风建设。

徐乐乐;李文轩

2015-12-03
苏轼在洪雅、仁寿与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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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屋山。王雪梅摄“卓筒井”示意图。□本报记者陈甜刘寅苏轼到过洪雅吗？“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苏轼《寄黎眉州》“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这是苏轼关于瓦屋山与峨眉山最著名的诗句，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不过苏轼是否真的去过这两座山，史料上并无直接证据。这首《寄黎眉州》，也是苏轼于密州任上寄给时任眉州太守黎希声的。但据著名苏学专家王晋川所言：苏轼生平几乎没有过凭空作诗，若非他亲眼所见，是绝不会正面描写的。如《眉州远景楼记》，苏轼时在徐州，自然没见过远景楼，于是通篇都在写眉州的民风民俗……那么苏轼笔下的瓦屋与峨眉，到底从何而来呢？翻阅历史文献，我们得知，在苏轼18岁左右，父亲带着他和弟弟前往雅州（即雅安），拜访雅州太守雷简夫。雷简夫对三苏相当欣赏，便将之举荐给了益州（即成都）太守张方平，最后由张方平将苏轼与苏辙举荐给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可见苏洵为了儿子们的前程，着实费了一番苦心。另据王晋川介绍：古时眉州人前往雅安，大多会取道洪雅，过竹箐关。竹箐关一带，离瓦屋与峨眉都已经很近了。其时正值初春，山上冰雪消融，万物竞生，如此良辰美景，苏轼是否会登上山去，好好游览一番呢？有一点是肯定的。结合苏轼的诗作，我们可以确定他到过洪雅。不论他是否登上过瓦屋与峨眉，至少他亲眼目睹了两座仙山绝美的春景，以至于20多年后依然历历在目，方能写下如此佳句。苏轼到过仁寿吗？“蜀去海远，取盐于井。陵州井最古，清井、富顺监亦久矣。”苏轼——《蜀盐说》众所周知，古时的陵州便是今日的仁寿，其下辖的井研县（今属乐山）是蜀地重要的产盐地。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位大文豪，事实上苏轼对于各类工程水利同样精通，他与北宋大科学家沈括曾为好友。著名的《蜀盐说》一文中，苏轼详细阐述了蜀地“井盐”的制法，其中提到蜀地特有的“筒井（即卓筒井）”，更被后世誉为“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陵州是蜀地的产盐地区，苏轼在其诗文中亦多次提及，那么苏轼果真去过陵州吗？答案是肯定的。苏轼的表兄、大画家文同曾出任陵州太守，苏轼赋诗相送：“江边乱山赤如赭，陵阳正在千山头。”文同不可一日不作画，而陵州缺水，苏轼再作文相告：“砚大如四砖许，而陵州在高山上，至难得水，故以找之。”可见苏轼对陵州的山川地貌了如指掌，他当然去过陵州，且绝不只是“匆匆路过”。宋代陵州人文荟萃，先后走出了130多位进士。苏轼往陵州，或求学，或会友，皆在情理之中。可龙里：苏轼断肠处夫人以嘉祐二年四月癸丑终于乡里，其年十二月庚子葬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享年四十八。——司马光《武阳县君程氏墓志铭》1057年，苏轼与苏辙双双高中进士，但他们来不及感受金榜题名的喜悦，老家眉山就传来了噩耗：程夫人因病去世。三苏父子昼夜兼程两个月，回到老家眉山丁忧，将程夫人安葬在了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今属东坡区富牛镇）。对苏轼来说，程夫人亦母亦师，在他的成长道路上起了非常大的影响。然而，就在苏轼兄弟考上进士时，程夫人去世了，这该是怎样的遗憾。丁忧结束以后，苏轼带着妻子王弗一同前往了汴京，等到制科考试后，苏轼被任为凤翔签判，二人又一起去了凤翔。但1065年，年仅27岁的王弗因病离世，更加不幸的是，次年，苏洵离世，距王弗逝世仅11个月。苏轼带着父亲和爱妻的寒骨，返回眉山，同葬于可龙里。在丁忧的三年里，苏轼手栽了三万棵松苗，希望这些长青不衰的树可以代替他，陪在父亲、母亲、妻子身边。“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葬着三位至亲尸骨的可龙里，对苏轼来说，毫无疑问是一处刻骨铭心、不可忘记的地方。

陈甜

2019-08-25
苏轼与徐州汉文化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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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谭敦容苏轼与徐州汉文化二三事吾州下邑生刘季北宋熙宁十年（1077）四月二十一日，苏轼来到徐州任知州。徐州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故乡，是汉文化的发源地。苏轼早在青年时代就写过著名的史论《汉高帝论》，认为“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识天下之势者，无如高帝”，对刘邦有很高的评价。他对自己有机会主政徐州颇感自豪，在《答范淳甫》诗中写道：吾州下邑生刘季，谁数区区张与李。重瞳遗迹已尘埃，惟有黄楼临泗水。而今太守老且寒，侠气不洗儒生酸。犹胜白门穷吕布，欲将鞍马事曹瞒。(《苏东坡全集》第622页)刘季即刘邦（刘邦字季），下邑：小县。张与李：张指张建封，贞元四年（788）拜徐泗濠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李指李光弼，封临淮郡王。张与李均系唐代名臣，皆镇守徐州。范诗以张、李誉苏轼，苏轼写此诗戏答。重瞳指项羽。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吕布为三国时名将，白门指吕布被曹操生擒之处白门楼（白门楼遗址在今徐州市睢宁县古邳镇境内）。曹瞒指曹操。在苏轼知徐期间所写的作品中，除《答范淳甫》外，还有多处提到刘邦。如《送郑户曹》一诗中有“隆准飞上天，重瞳亦成灰”之句。隆准即指刘邦，语出《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此句的意思是，刘邦做了皇帝，项羽兵败垓下，在乌江拔剑自刎。当然，此句也可以理解为二者都已灰飞烟灭的意思。在《徐州上皇帝书》中提到：“汉高祖，沛人也。”苏轼知徐州时，徐州的管辖范围为五县一监：彭城、滕、沛、萧、丰县和利国监。今天我们知道刘邦的出生地是丰县金刘寨村，但今天丰县的地域和苏轼知徐州时是否相同，我们一时难以弄清楚，只好留待历史学家们去研究了。送君直过楚王山元丰二年(1079)二月，蜀人张师厚从四川来到徐州。他此行的目的是希望得到苏轼的举荐，赴京殿试。张师厚是四川眉州人，苏轼的同乡，经由张方平介绍来到徐州拜谒苏轼。苏轼是个很重乡情的人，他离开家乡很多年了，现在有家乡的青年才俊远道求见，自然要热情相待。张师厚离徐时，苏轼在放鹤亭为他饯行，并写了《送蜀人张师厚赴殿试二首》。第一首云：忘归不觉鬓毛斑，好事乡人尚往还。断岭不遮西望眼，送君直过楚王山。(《苏东坡全集》第933页)楚王山原名同孝山，因楚元王刘交葬于此而得名。该山位于徐州市西北约20里，在今铜山区大彭镇境内。彭城（今徐州市）是汉代楚国和彭城国的治所。西汉时共封十二代楚王；东汉重设楚国，至第二代时改为彭城国，共传六代。刘交是刘邦的同父异母弟。刘邦兄弟四人，大哥刘伯早死，二哥刘仲在家侍奉父亲，只有刘交随刘邦转战南北，先被封为文信君，高祖六年（前202年）被封为楚王，在位23年，谥元王。刘交作为第一代楚王，是刘邦死后刘氏家族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由于元王特殊的政治地位，加之楚国多山，他选择了依山为陵的葬制。从此，十二代楚王皆仿之，使得徐州周围出现了数量众多的汉墓，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汉墓群。楚王山不仅因为有楚元王墓而闻名于世，还盛产用于祭祀的五色土，故又名“赭土山”。古代帝王、诸侯有祭祀土神和谷神的习俗。“五色土”为青、赤、白、黑、黄五色，用以象征东、南、西、北、中五方之土，称之为“社”，“稷”代表所有谷物，有了土地和五谷，就有了天下，因此，“社稷”成为国家的代称。“稷”易得，“五色土”难寻。《尚书·禹贡》在记载九州贡品时说：“徐州厥贡惟五色土”。《汉书·郊祀志》中有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命“徐牧岁贡五色土各一斗”的记载。远愧知己穆生醴元丰元年（1078）十月，杭州著名诗僧道潜来徐州看望苏轼。一天，苏轼和道潜坐在泗水岸边，欣赏百步洪的壮观景色。有渔民送鱼给苏轼，以表敬意。苏轼却令人将鱼放入了河中。道潜对此举十分赞赏，赋诗一首予以赞颂。苏轼写了一首和诗《次韵潜师放鱼》：法师说法临泗水，无数天花随尘尾。劝将净业种西方，莫待梦中呼起起。哀哉若鱼竟坐口，远愧知几穆生醴。况逢孟简对卢同，不怕校人欺子美。疲民尚作鱼尾赤，数罟未除吾颡泚。法师自有衣中珠，不用辛苦泥沙底。(《苏东坡全集》第627页)苏轼写诗好用典故，在此诗中连用十个典故，在古今诗歌中是比较少见的。为节省篇幅，本文只解释第三联：“哀哉若鱼竟坐口，远愧知几穆生醴。”作者在这里感叹自己如鱼坐在锅口，处境很不妙(苏轼因与王安石政见相左，在朝廷受到排斥)。远愧不如古代见机而作的穆生。为此，苏轼专门写了一篇杂文《穆生去楚王戊》述说此事(《苏东坡全集》第2174页)，大意为：楚元王刘交好书，多才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刘交被封为楚王后，任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对他们非常尊重，穆生不耆酒，每置酒时，常为穆生设醴（醴为甜酒或甜美的泉水）。刘交死后，儿子刘郢客继位。刘郢客仍像父亲刘交一样尊重他们三人。刘郢客死后，儿子刘戊继位。刘戊是个酒色之徒，开始还能尊重穆生等三位老者，后来就不再给穆生设醴了。穆生认为，这是忘道的表现，他以老病为由先行离去，白生和申公继续留下。他们发现刘戊与吴王刘濞串通图谋不轨，实行劝谏，刘戊不但不听，反而让他们两个穿上囚服，在集市上用棒槌捣臼舂米。汉景帝三年（前154年），刘戊因参与七国之乱，兵败自杀。申公感到很耻辱，就回到鲁国，传授学业，闭门不出。后来赵绾与王臧向汉武帝介绍他，于是他被武帝征召入京。王臧等人因得罪窦太后而入狱，被迫自杀。申公最终因与王臧的关系而获罪。他由于病重被免予处罚，几年后便死去了。穆生在灾祸还未萌生之前就能远远地避开，但申公却在已经悔恨之后仍然眷顾留恋官职。有人说连老天都难以躲避或接近祸福，看来未必正确。苏轼认为这件事可以作为座右铭，引起士君子们的终身警戒。楚人恣食黄河鱣熙宁十年（1077）七月十七日，黄河在澶州（今河南濮阳）曹村埽决口。八月二十一日，大水抵达徐州城下,苏轼率领全城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洪斗争，终于战胜洪水，保住了城池。在大水逐渐退去时，苏轼写了《河复》一诗：君不见西汉元光元封间，河决瓠子二十年。钜野东倾淮泗满，楚人恣食黄河鳣。万里沙回封禅罢，初遣越巫沉白马。河公未许人力穷，薪刍万计随流下。吾君仁圣如帝尧，百神受职河神骄。帝遣风师下约束，北流夜起澶州桥。东风吹冻收微渌，神功不用淇园竹。楚人种麦满河淤，仰看浮槎栖古木。(《苏东坡全集》第606页)诗的前两联，向人们披露了西汉年间，徐州曾连续遭受过二十多年大水灾的历史。《史记·河渠书》：“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于是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自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岁因以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汉书·武帝纪》：元光三年（前132）“河水决濮阳，泛郡十六。”元封二年（前109），“还祠泰山，至瓠子，临决河。”自元光三年至元封二年，共二十四年。瓠子：地名。在今河南濮阳县南。徐州地处泗水之滨，正是属于重灾区。“楚人恣食黄河鳣”，鳣：大鱼，大者长二、三丈。人任大鱼吞食，灾情之惨，可想而知。牵挂着王陵母墓与刘向墓苏轼任职徐州期间，本打算为王陵母墓与刘向墓修筑祠堂，但一直没有顾得上。离开徐州后，心里仍牵挂着这两件事。元丰二年（1079），他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谪居黄州时，对此事仍念念不忘。他写信给徐州教授李昭玘说：“徐州城外有王陵母、刘子政（刘向字子政）二坟，向欲为作祠堂，竟不暇，此为遗恨。近已告莘老，不知有意作否。若果作，当有记文。莘老若不自作者，足下当为作也。”(《苏东坡全集》第3525页)这里的“莘老”指时任徐州知州的孙觉（字莘老）。元祐元年（1086）六月，杨绘知徐州，苏轼又写信给杨绘：“城北有刘子政墓。昔欲为起一祠堂，以水大不果。公若有余力，为成之，亦佳。”(《苏东坡全集》第3852页)

2016-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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