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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苏轼行走宜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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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大文豪苏轼，曾与宜兴结下不解之缘。他把在宜兴生活养老视作一种幸福，在《菩萨蛮》中写道：“买田阳羡吾将老，从初只为溪山好。来往一虚舟，聊从物外游。有书仍懒著，且漫歌归去。筋力不辞诗，要须风雨时。”他多次游览宜兴，在宜兴城里写过《楚颂帖》，为蛟桥题过词，在和桥闸口栽过海棠，游过蜀山游过张公洞，在国山碑前叹过兴亡，还捐玉带造过桥……宜兴处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斯人已逝，今人却可沿着苏东坡先生在宜兴的足迹，感受宜兴历史的厚重、文化的丰富，缅怀先贤，领略宜兴山水胜景。宜城观帖现在，一般游客都是从无锡、常州、上海、苏州方向或者从杭州、湖州方向进宜兴。这两个方向，也是历史上苏东坡进出宜兴的路线，他从常州到宜兴更多一些。宜兴苏东坡文化旅游第一站可以是“宜城观帖”，即到宜兴城区参观苏轼当年在宜兴和为宜兴写的书法。苏东坡有两件墨宝与宜兴城有关，在宜兴城小住时写的《楚颂帖》，以及为宜兴蛟桥题的词。宜兴城可能不是苏轼先生第一次到宜兴的落脚之地，但却是苏轼学士必到之地。宜兴北门外旧有“迎恩亭”，据说那就是苏东坡到宜兴来停船上岸进城的地方。宜兴百姓和地方上为了纪念苏东坡先生到宜兴来，就称其为“苏亭”。直到上世纪50年代，宜兴还把原十里牌乡的塘河西边划分为“苏亭乡”。苏轼关于宜兴的书法最为著名的有两件作品《楚颂帖》和《阳羡帖》，都是精品。据《重刊宜兴县旧志》记载，宋元丰七年苏轼来宜兴，住在城里通真观巷郭家，于十月二日写此帖：“吾来阳羡，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逝将归老，殆是前缘。……阳羡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当买一小园，种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橘颂》，吾园若成，当作一亭，名之曰‘楚颂’。”首辅大学士徐溥，在成化年间看到书法家友人长洲李应祯收藏了苏轼《楚颂帖》，非常重视，立即借来摹刻成石，送回宜兴。但是，此帖现在何处？不得而知。现在，徐阁老根据原帖摹刻的碑石弥足珍贵。目前，徐溥楚颂帖刻石由宜兴市文管办保管。另外，在周王庙、东坡书院也有此帖碑石可供欣赏。再说蛟桥。苏东坡曾在诗文中多次写到周处：“荆溪父老愁三害，下斩长蛟本无赖。平生倔强韩退之，文字犹为鳄鱼戒。”“临风慨想斩蛟灵，长桥千载犹横跨。”（一说为宋代贺铸所作）可见苏东坡对周处除三害的浩然正气的感佩之情。蛟桥又称长桥。苏东坡到宜兴后，曾为此桥题词：“晋周孝侯斩蛟之桥”，后刻石立于长桥旁的碑亭内。因朝中御史告发苏轼以诗讪谤朝政，苏轼受到处分，他为长桥的题词碑石也被沉到了长桥河里。后来，东坡先生又为此桥重新题词——“晋征西将军周孝公斩蛟之桥”，其手迹于南宋绍定年间为浙江天台谢采伯珍藏，后其子谢亦珍为官宜兴，乃将坡公题书重新勒石，置于桥南左首碑亭内。清康熙六年（1667），拓浚城河，修茸长桥时，河中石碑复出。乾隆十一年（1746）重建长桥时，将两碑分别嵌砌在蛟桥南堍石阶壁中和东侧桥栏壁内。现蛟桥北堍西南角蛟桥河口的碑亭内，便立有苏轼为蛟桥题书刻石。从旅游的角度看，宜兴城就是个大风景区，其余还有古代荆溪十景周侯古祠、阳羡茶泉、铜峰叠翠、蛟桥夜月等旧迹可寻，铜官山天池、南岳寺、东西氿风光等多处游览地。此外，还可以参观游览宜兴市文化中心、宜园、龙背山森林公园等新兴景区景点。闸口赏花到宜兴一定要看苏东坡种的海棠花，这花也许是苏东坡留给后人唯一的“活文物”了。宜兴原有三大名花，永定村的海棠、大潮山的牡丹、善行洞的杜鹃，现在只剩闸口村的这株木本海棠了。这株海棠花，珍贵就珍贵在是苏轼从四川老家带来栽在永定村邵家花园里的。东坡海棠栽在永定村上从未移动，邵氏家谱及有关古籍都有记载，流传有据。宋嘉祐二年（1057），苏东坡在皇帝宴请新科进士的琼林宴上结交了宜兴青年蒋之奇和单锡，并定下卜邻之约。后来苏东坡就经常来宜兴，游览山水胜景。他在宜兴购置田产，一度子女家眷也来到宜兴。苏轼又结识了闸口青年邵民瞻，与他亦师亦友。邵民瞻出生于宜兴闸口邵氏，邵氏也是宜兴望族，苏轼还托邵民瞻买田买房。在苏轼遭受打击、排挤的时候，邵民瞻更是热情相待，令苏轼十分感动。东坡先生就从四川老家带来良种海棠，栽在永定村邵家园中。苏轼还为邵氏题“天远夕阳远”句，后来邵氏就以“天远堂”为邵氏宗祠堂名。现在，每到清明时节，“东坡海棠”繁花似锦，春光灿烂，满树才情，熠熠生辉。闸口赏花犹如看到苏学士不畏艰辛、潇洒伟岸的身影。近年来，闸口村出钱出力整修了“海棠园”，当代草圣林散之先生“海棠无恙”的题词在海棠园中光彩夺目。在文物部门和各方面的支持下，闸口村重修了“邵氏宗祠”。抗日战争时期，邵氏宗祠是“太滆工委”驻地，还是新四军16旅成立地。“苏轼旅游专线”可以闸口赏花为一中心点，向整个和桥镇辐射。和桥镇原就有“小无锡”之称，不妨一游。海棠园附近北渠村有著名画家吴冠中的出生地及故居纪念馆。原南新乡滆湖塘头有“东坡别业”等遗迹可寻。丁蜀问陶元丰年间，苏轼在朋友陪同之下到宜兴丁蜀一带游览。蜀山原称独山，苏轼看到此山感慨“此山似蜀”。从那以后，独山就改名为“蜀山”。丁山，原称“鼎山”，其实是这三座山组成：红旗厂西“羊角山”、电影院后“乌龟山”、“山头上”即丁山。取三足鼎立之意总称“鼎山”，后改为丁山。羊角山曾发现宋代古窑。历史上，苏东坡的丁蜀游踪是最宝贵的文化积淀之一。蜀山南麓依山傍水，相传东坡公在此曾有买田构筑书堂之意。至明代，工部侍郎沈晖赎出地产，建东坡书院，亦为纪念苏轼而立，至清代已经成为县内最大最好、经费最多的书院。东坡书院在废除科举后改为东坡小学。东坡书院是保存至今的结构最为完整的清代书院建筑。1924年冬，郭沫若曾住宿东坡小学。1960年原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游览东坡书院后，曾作《蜀山怀东坡》诗：“累年谪官悯荒寒，不独苏堤足锁澜。更喜此山真似蜀，陶乡风物得长安。”1982年原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也为之题词：“学东坡、赶东坡、塑造东坡性格；想四化、干四化、培养四化人才。”东坡书院内还保存有关于书院的明清碑刻，清代“东坡买田处”“似蜀堂”“讲堂”牌匾，以及世上最大的紫砂苏轼塑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多次重修东坡书院，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东坡书院的西面是“潘家祠堂”、蜀山古南街，再往西有宜兴紫砂博物馆。东坡书院东面有蜀山“娘娘庙”，再往东有前墅古龙窑。蜀山古南街是一条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古老街道，是蜀山陶瓷手工业发展而形成街镇的历史见证，是丁蜀地区“细货”陶瓷的主要产区。蜀山老街是紫砂艺术大师的摇篮，保存有许多大师故居。现在古南街又活泛起来，紫砂商店和作坊鳞次栉比，常常使人流连忘返。蜀山海拔59.05米，其周围曾经有龙窑数十条。南京博物院以及宜兴、无锡的考古工作者曾对古窑址组织发掘，挖到了明代后期的地层。前墅古龙窑，从古至今已经烧了600余年，象征着千年陶都的薪火传承。紫砂博物馆大约是世上最大的紫砂专业博物馆，紫砂艺术的名人名作几乎让人目不暇接。其中有一款“东坡提梁壶”，相传为东坡先生所创。苏轼有名句：“松风竹炉，提壶相呼。”他喝茶时，手里可是提的这款壶？湖公式探洞苏轼与湖公式单锡、杨巷蒋之奇为同榜进士，相交甚笃。据记载，苏轼到宜兴多次到湖公式单家小住。单锡曾娶苏轼“甥女”为妻。单锡的兄弟单锷是水利专家，曾作《吴中水利书》，苏轼非常看重，为此特别写了报告向朝廷推荐。单锡、蒋之奇等都为苏轼筹划过买田之事。湖公式张公洞为宜兴名胜。元丰年间，苏轼召集了一次张公洞之游，苏轼诗并序：“初归阳羡，子由从歙溪来，与邵梁父子、单锡兄弟同游张公洞，惜别子由。”诗云：“鸭头春水浓如染，水面桃花弄春脸。衰翁送客水边行，沙衬马蹄乌帽点。昂头问客几时归，客道秋风黄叶飞。系马绿杨开口笑，傍山依约见斜晖。”苏辙、单锡、单锷也留有张公洞诗篇。湖公式镇为著名山镇，名胜古迹很多，资源丰富，为宜兴旅游之最。张公洞为道教福地，洞前洞灵观原有唐代常州太守李栖筠“茶舍”、制作阳羡贡茶的工场。“廿三湾”上有举行贡茶开采仪式的“境会亭”。附近玉女潭被唐代大臣权德舆推崇为“阳羡佳山水此为首也”。湖公式金沙寺还曾留下了苏东坡竹符调水的佳话。湖公式还有崇恩寺、洞灵观、西施洞、慕蠡洞、竹海风景区、溪山小镇、东坡阁等景观。善卷访碑善卷洞风景区“国山碑”是三国吴国唯一的封禅碑，是宜兴市第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宋代欧阳修收藏了国山碑拓片。古荆溪十景中的“国山烟寺”，就是国山碑、善卷洞、善卷寺等的总称。苏轼游览后作《念奴娇·阳羡国山碑怀古》一词：“离墨山上，望烟寺茫茫。悄然神物。僧指孙吴封禅处，漫说银象玉璧，紫气黄盖。一壑云树，杳杳归啼血。周郎应叹，枉煞江东豪杰。天公无意作弄，昏遗慵儿，说甚灵异发。犹恐仲谋适还在，也难逃此湮灭。野岭荆蛮，千古风雨，蜕落少年发。鸦惊暮钟，策筇寻径踏月。”此地周边与苏轼相关的故事还有很多，如张渚镇祝陵村的玉带桥，相传为苏轼捐玉带所建。《宜兴县旧志》载：“玉带桥，在县西南六十里祝陵埠，相传苏文忠公捐玉带助建。”玉带桥始建于宋代元丰年间。苏东坡时卜居宜兴，过祝陵河，苦等多时，才由罱泥船渡河。他念当地百姓往来之不便，身上又无钱，亦无值钱的东西，唯皇上赐的玉带才值些钱，于是毅然捐玉带，助乡人造桥。后人为纪念苏东坡之德，名桥“玉带”。宜兴善卷洞和张公洞是宜兴现代旅游的发祥地。善卷洞是世界三大奇洞之一。1934年11月11日，宜兴乡贤、爱国人士储南强先生在张公洞和善卷洞同时举行“善张公路”通车典礼，开创了宜兴现代旅游。抗战以前，沪宁杭地区以到宜兴游洞为时尚。抗战时期，善卷洞一度成为抵御日本侵略军的战场。善卷洞风景区是“梁祝文化”的发源地，遗址遗迹颇多，有碧鲜庵、英台阁、祝英台琴剑冢等景观。多古今名人题咏。上海老作家周瘦鹃诗云：“英台遗迹认依稀，莫管他人说是非。难得情痴痴到死，化为蝴蝶也双飞。”邓拓诗云：“普天儿女哭英台，泪尽相思百代哀。琴剑沉埋心不死，千年封建化尘埃。”善卷风景区文化底蕴深厚。善权寺茶叶载入了陆羽《茶经》，善卷洞还有吴自立大石，还有珍稀植物“银缕梅”等。

2021-05-20
徐丽：三苏祠里的文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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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徐丽，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文物部主任。18岁的徐丽成为三苏祠最早的一批讲解员之一。至今已在三苏祠工作40年，其间编著出版了《苏祠漫步》《名人与三苏祠》等著作。我在三苏祠博物馆（以下简称三苏祠）工作了近40年，亲身参与和见证了三苏祠的变迁，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今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省眉山市考察了三苏祠，了解当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情况。我有幸全程为总书记介绍三苏祠。我深深感受到党和国家对传统文化和文物保护的重视，这让我十分感动。三苏祠是我儿时最美好的记忆三苏祠是我国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元代改宅为祠，明末毁于战火，清康熙四年（1665）在原址恢复重建。 20世纪70年代初，我父亲调入三苏祠的前身三苏公园工作，那时我正上小学，三苏祠便成了我最美好的儿时记忆。春季海棠花开，夏季荷花满塘，秋季丹桂飘香，入秋银杏叶儿金黄，还有残荷听雨……四季皆是盛景。我也常穿梭在挂着匾额楹联、供奉陈列着三苏父子塑像的殿堂间，看父亲的同事们常常修缮屋檐梁宇，听他们偶尔为参观者讲述三苏故事……儿时的记忆中，三苏祠里时光漫漫，神秘静谧，有很多不为外人所知的苏家故事。 2013年4月20日，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距震中80公里的三苏祠也受到地震影响。此后，三苏祠维修保护工程被列入国家文物局灾后恢复重建首批重点项目，眉山市也把它作为“文化立市”战略的重点工程。这也是三苏祠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保护维修，对三苏祠16处古建筑进行了全面维修。与此同时，还对祠内路桥、山体、水系、驳岸、植被、管网、人文景点、附属建筑、保护性设施等进行了全面修缮和综合整治。2016年4月，闭馆修缮两年多的三苏祠重新开馆，焕发出了勃勃生机。研究、陈列和讲解三苏文物眉山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我自小就喜欢戏曲，喜爱传统文化。18岁承接父业，耳濡目染成为三苏祠第一批讲解员，似乎也是一种必然。工作时，三苏祠刚更名为三苏祠博物馆，我边学习边工作。而促使我能力迅速提升的一次学习经历，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通过市、省层层考试，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接受了两年的博物馆的进修学习。毕业时，正值纪念苏东坡诞辰950周年之际，学以致用，我便参与策划举办了“三苏生平及文学成就展”。此次的展出，让三苏祠博物馆不再是简单图片加文字的展出，而是开始有了系统的陈列。数十年间，文物展陈的变化让我记忆深刻。文物展陈是博物馆实现公共文化服务职能之一，随着我对三苏文化的了解，我从一名讲解员转为研究人员，参与到了三苏祠博物馆的展陈策划工作当中。研究、陈列和讲解成为我的工作内容。我对三苏祠的一砖一瓦、一桥一亭、一草一木都能如数家珍。半生得以在三苏祠与三苏文物相伴，了解它们，研究它们，展陈出来并讲出它们的故事。在三苏祠灾后修复中，也按照“祠堂区恢复故宅家庙，纪念馆现代手法布展”的原则，对三苏祠博物馆展陈及其对面的三苏纪念馆进行了改造。2006年新开辟的三苏纪念馆，专门陈列展示三苏生平事迹和文学成就。而古祠堂区的历史本貌再次完整展现了出来。今年年初，为纪念苏东坡诞辰985周年举办的“吾家东坡——苏轼题材文物特展·《苏轼书法全集》图录特展”，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展示了以苏东坡为代表的宋代文人的文学、书法、艺术、生活情趣和人生态度、生命价值，彰显了苏东坡的人格魅力，让东坡文化更好地走进了寻常百姓家。如今，占地106亩三苏祠，保存多处古建筑及苏家遗迹，收藏有数千件有关三苏的文物文献，陈列有三苏家训家风、生平成就、东坡书法碑林等较全面的内容。让文物“活”起来随着三苏祠的陈列内容愈加丰富，游客参观一般都需要讲解员的讲解才能更好地了解文物故事。翔实的讲解词、详细的讲解让文物“活”起来，对游客更具吸引力。记得最开始的讲解学习，基本是老师口授，笔记记录，没有完整的解说词。那时，本地群众到三苏祠来，大多是“逛公园”，外地游人也属匆匆过客，讲解只是简单陈述。 2016年三苏祠重建开馆后，来观展的群众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三苏祠开始了从“公园”到“博物馆”的变迁，渐渐地，我们能从大家的眼神中看出他们对三苏的热爱与赤诚。苏轼一生命运曲折，曾去过十余个地方，在很多地方都留有不朽的功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很多都能讲述一些苏轼在当地的故事，并在苏轼成长成才的三苏祠里，寻找他一生刚正不阿、清正廉明、兼济天下的根源。我们发现，游客参观三苏祠，最想在三苏祠里了解当年发生在故居里的故事，“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的三苏成就，让观展游客景仰，促使他们产生强烈的中华民族自豪之感。而三苏家风家教是游客最感兴趣、最让他们受益的内容，比如，苏轼曾祖父苏杲、祖父苏序的“扶危济困”的故事。苏洵发奋攻读、大器晚成的故事。苏母程夫人勤劳持家，教育苏轼、苏辙两兄弟不残鸟雀、不发宿藏、学史明志的故事……这些都激励着游客从中汲取智慧，践行于自身及家庭。近些年，我们在讲解培训工作中，也更加注重讲解员对家风家教内容的培训，如何向来三苏祠参观的家庭，生动讲述苏氏家风家教故事等亮点内容，以“润物细无声”的讲解方式浸润到群众生活中。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敬仰三苏，来到三苏祠拜谒三苏，这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我认同、自我肯定，是一种文化自信。对此，我根据自己的讲解经验和对三苏祠研究成果，编著了《苏祠漫步——三苏祠导览解说词》一书，2021年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既可为讲解工作人员做参考，也可满足群众想更深入全面了解三苏祠的需求。传承和传播好三苏文化，让三苏祠更好地折射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辉。这是我们文博工作者的使命，也是我个人的人生幸运。

■ 口述：徐丽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文物部主任 ■ 记录：任然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2022-08-25
“苏轼文集”校注：苏轼研究史上的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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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说他写作《红楼梦》的辛勤过程是“十年辛苦不寻常”，今人也常用“十年磨一剑”来评说一部沉潜多年方告成书的著作，但是这两句话都不足以形容《苏轼全集校注》这部皇皇大著。2010年6月，由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三位先生主编的《苏轼全集校注》在河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此时距离该书编纂工作的启动已经二十四个春秋了。作为苏轼的热烈爱好者，笔者对这部著作企盼已久。去年打开寄书的纸箱初睹书脊上“苏轼全集校注”字样的激动心情，至今难忘。笔者虽然没有像北宋的章元弼那样在新婚之夜就急着阅读新刊的《眉山集》至于废寝，但也连忙清掉案头的其它书籍，开始阅读此书。《苏轼全集校注》的次序是诗集在前，词集次之，文集殿后。由于苏轼的诗集和词集都已有过多种全注本，而文集却是首次得到全面的校注，所以笔者以先睹为快的心情从文集开始阅读，本篇书评也仅以文集为评说对象。也许是由于卷帙浩繁的缘故，苏轼的文集从未有过完整的校注本。南宋苏文盛行，甚至出现了“苏文生，吃菜羹；苏文熟，吃羊肉”的俗谚，但并未有人对苏文进行全面的注释。郎晔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是南宋惟一的苏文注本，但此书选录苏文不足五百篇，文字时有疏漏，注释则甚为简略。到了后代，虽然苏文的刊刻络绎不绝，到了明代还出现了收罗相当完备的《苏文忠公全集》，但仍然无人为苏文作注。上世纪八十年代，孔凡礼先生广搜众本，精心校勘，完成了《苏轼文集》，堪称传世苏文最权威的全集。但是孔本虽然在校勘和辑佚方面贡献巨大，却未作注释，也未作编年，所以全集性质的苏文校注本仍付阙如。可以说，在《苏轼全集校注》的整个编纂工作中，《苏轼文集校注》的任务格外艰巨，因为它在注释方面几乎是白手起家，在编年方面也仅有部分篇目有前人论著可供参考（苏文的编年，以前只有清人王文诰的《苏诗总案》中有较多涉及，此外吴雪涛先生的《苏文系年考略》曾做过比较系统的工作，但是两书的编年皆不尽可靠，况且还有数百篇苏文未予编年。）与前人的注释已相当详尽、编年也相当完备的苏轼诗集、词集相比，苏轼文集的校注堪称是苏轼研究史上筚路蓝褛的重大事件。《苏轼全集校注》前言中说：“苏文除了略参考《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注释外，大多为首次自作新注，考订编年，探究本事，解释词义，都有所创获。”诚非虚言。下面分别就这三个方面来评说《苏轼文集校注》（下文简称为《文集》）的成就。一、考订编年首先，《文集》进行编年时往往广泛地搜求证据，例如卷一九《谷庵铭》，《文集》据《全宋文》所载孔宗翰《题东坡书谷庵铭后》以定此铭之作年。孔宗翰文名不著，此条材料可谓相当冷僻，要不是《文集》编写组的成员大多参加过《全宋文》的编纂工作，恐怕很难得知。有的苏文仅凭一条材料尚不足支撑准确的编年，《文集》就运用多种材料，反复推求，以求证据之充分与结论之周匝，有时一则校注竟等同于一篇短论。例如卷一九《远游庵铭》，正文并序不足三百字，关于编年的一则校注却长达一千余字，论证非常周密。对于此铭，《苏诗总案》系于绍圣三年（1096），其时苏、吴两人重逢于惠州；《文集》则系于熙宁十年（1077），其时苏、吴两人初识于济南，两种编年前后相差几二十年，所考定的写作地点则南北相去数千里。《文集》首先指出《总案》的编年是在臆改正文的基础上得出的，也即将原文中对编年起着关键作用的“今子野行于四方十余年矣”改成“三十余年”，而这种改动没有任何版本依据，不足为训。然后从四个方面证实旧说之谬：一是据苏轼在黄州、惠州时给庵主吴复古的书信考知两人初遇事在熙宁十年，又据苏辙答吴复古诗参证之；二是据苏轼在黄州与吴书及苏辙赠吴诗考知吴复古与苏轼在济南相别后随即南归潮州，与此铭所叙吴之行迹相合，故此铭当作于是时；三是以郑侠《岁寒堂记》叙及吴复古行迹及苏轼此铭之内容为旁证，证实此铭必作于苏轼贬谪黄州之前；四是据此铭中多处涉及吴复古南归而自己不能追随之句意，反证此铭不可能作于绍圣三年苏轼与吴复古重逢于惠州之时。总之，此条校注分别以铭文的内容、作者及庵主的行迹及交游、作者的其它作品、别人的相关作品为参证材料，既细究内证，又广搜外证，用多重证据细加考订，终于导出合理的结论。如果将它抽出来作为一篇独立的短文，也完全合格。其次，《文集》的编年体现出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故能对原有编年的舛误予以驳正。例如卷一一《净因院画记》，孔本此文之末句云“元丰三年端阳月八日苏轼于净因方丈书”，从表面上看，将此文系于元丰三年（1080）确凿无疑。然《文集》于不疑处有疑，先是指出：“然细绎文意，此文当作于文同出守陵州之前。元丰三年文同早已去世，又其年苏轼已贬赴黄州，而净因院在汴京城内，亦无于净因方丈作记之可能。今考宋施宿《东坡先生年谱》上，《苏诗总案》卷六，均言文同知陵州为熙宁三年（1070）事，则本文作于是年无疑。”然后又细究原文之异文：“西楼帖有此文，文末作‘□□三年十月初五日赵郡苏轼□，笔冻不成字，不讶。’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三载文同熙宁三年七月降一官，出知陵州当在七月后。苏轼《送文与可出守陵州》诗有‘素节凛凛欺霜秋’之句，可与西楼帖中时日相参证。……以此推测，此文当作于熙宁三年十月初五。”原来，孔本的末句是据《盛京故宫书画录》卷二所载而改，并以之置换了“□□三年十月初五日赵郡苏轼□，笔冻不成字，不讶”之句。虽说两种异文都有书录为根据，但是苏文的内容当然是最重要的内证。况且《文集》还细考文同与苏轼两人的行事，以及此事在苏诗中的反映，合而证之，遂成定谳。即使原有的编年曾见于数种文献，《文集》也决不人云亦云，而是本着穷究底蕴的精神细究其实。例如卷一二《方丈记》，南宋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苏诗总案》以及《韶州府志》均系于元符三年（1100），即苏轼从海南北归途经曲江时所作。然《文集》并不盲从，改系此文于绍圣元年（1094）苏轼南迁经过曲江之时。《文集》先引《曲江县志》卷二云：“月华寺，在城南一百里。……绍圣初重建，东坡为题梁曰……”然后案曰“县志所云，正为此文。可见此文实为曲江县月华寺重建方丈而作。绍圣元年苏轼适谪惠州，九月过曲江。县志谓‘绍圣初重建，东坡为题梁’，可知此文必作于是时”。如果说这仅是对史实作了不同的取舍，那么接下去的“以苏证苏”就是深入细密的考订了：“又诗集卷三八有《月华寺》诗一首，编于绍圣元年南迁途中。诗题下自注云：‘寺邻岑水场，施者皆坑户也。百年间盖三焚矣。’诗中亦云：‘月华三火岂天意，……暮施百镒朝千锾。’据此可知，月华寺所以重建者，乃因遭火焚之故，而坑户施捨者亦众。据县志，并参以苏诗，知苏轼南迁过月华寺，适逢该寺火后重建，故应寺僧所请，为其方丈题梁。”《文集》还进而对《鹤林玉露》等三书的错误进行剖析、驳议，从反面证实己说。第三，《文集》对原有的不同编年进行考辨取舍，例如卷一二《盐官大悲阁记》，《乌台诗案》与《东坡纪年录》俱系于熙宁八年（1075），《苏诗总案》则系于熙宁五年（1072），对此，《文集》取前而舍后。由于熙宁五年苏轼正任杭州通判，而八年则已改任密州知州，故《文集》指出：“考此记文中大谈科场今昔之变，且云‘余尝以斯语告东南之士矣’，显然其时苏轼已不在东南，故当以《乌台诗案》所言为是。《总案》意谓此记必作于游安国寺之时，遂加附会，今不从。”《文集》还进而指出《苏诗总案》曲解《东坡纪年录》的错误：“又《总案》卷一三亦引《纪年录》，而谓熙宁八年所作乃《成都大悲阁记》。今考《成都大悲阁记》，《全蜀艺文志》卷三八题为《大圣慈大悲圆通阁记》，苏籀《栾城先生遗言》则谓《大悲圜通阁记》为苏辙所作。是以知该文既无《大悲阁记》之简称，又无出自苏轼之明证。是以知《纪年录》所云《大悲阁记》，乃《盐官大悲阁记》，而非《成都大悲阁记》，《总案》不足为据。”无论是考核作者行事，还是探究篇题之异同，都可谓心细如发，故结论坚确可信。总而言之，《文集》对存世苏文进行了相当全面的编年，而且大多坚确可信，这为人们了解每篇苏文的写作背景以及苏轼古文创作的发展历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厥功甚伟。二、探究本事苏轼虽然不像王安石那样强烈地主张文贵致用，但也认为“有意而言，意工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策总叙》，《文集》卷八）。所以苏轼作文虽然善于想落天外，甚至无中生有，但从整体来说，苏文基本上都是有为而作的，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所以注释苏文，探究本事属于非常重要的内容，《文集》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首先，《文集》的注释非常详密，有些叙事性质的篇章尤其如此，例如卷一六《司马温公行状》，这是苏轼用力甚巨的大文章，传主司马光的事迹又非常复杂，文中涉及的史实、人名、地名，乃至制度（职官、朝仪等），都非常繁复，有些内容非注莫明。《文集》关于此文的校注多达388条，篇幅达128页，达到了应有尽有的程度。有了这些注释以后，读者不但省去了翻检之劳，而且增进了对传主生平的了解，因为有些注文中的内容是原文有意无意地省略的。这样的注释，其价值颇近《三国志》的裴松之注和《世说新语》的刘孝标注了。毋庸讳言，追求详尽也为《文集》的注释带来了一些缺点，主要体现在贪多求全，遂至引文过繁，例如卷二三《谢中书舍人表》中有“除书德音，又乏唐人之誉”一句，《文集》注云：“《旧唐书·杨炎传》：‘迁中书舍人，与常衮并掌纶诰。衮长于除书，炎善为德音。自开元以来言诏制之美者，时称常、杨焉。”此注相当准确，也堪称完备，但它接着又引《旧唐书·封敖传》中所载封敖为中书舍人时善为制诰，深为李德裕所赏之事，篇幅长于前段文字，其中又未出现“德音”一词，实为蛇足。当然，从整体来看，《文集》注释之详尽是瑕不掩瑜的。其次，《文集》在注解苏文本事时善于考订事实、辨析事理，体现出较强的学术功力和深入细致的学术作风。例如卷四七《贺韩丞相再入启》，郎晔旧注云韩丞相乃韩琦，《文集》则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籍考知韩琦生平未曾两度拜相，故此文所云之韩丞相应指韩绛。又如卷六八《书蜀僧诗》一文叙及“王中令既平蜀”之事，《苏诗总案》以为王中令即王彦超，因王彦超曾仕中书令。《文集》则指出王彦超生平无平蜀事，故注王中令为王全斌，此人宋初平蜀有功，卒赠中书令。又如卷五七《答刁景纯二首》，此文虽无旧注，但苏诗中屡次言及刁约字景纯者，其人为苏轼之忘年交，故读者很容易误以为即此人。《文集》则注云：“刁景纯，未详。”并据苏轼《哭刁景纯》、《刁景纯墓文》等诗文，考定其人已卒于熙宁十年（1077），而《答刁景纯二首》则作于黄州时期，故此人“当是与刁约同字者”，甚确。又如卷六一《与佛印十二首》之七，此书又见《苏轼佚文汇编》卷四，题作《与东林广慧禅师》，孔凡礼先生案曰：“未敢定为谁作，姑互见于此。”《文集》则指出此简内容与苏诗《赠东林总长老》一诗相符，而总长老即广慧禅师，故考定此简非与佛印者。又如卷六十《与人三首》，原本无注，读者无从得知收信人为谁。《文集》检出其第一简与卷五二《与赵德麟十七首》之八文字基本相同，又从而指出此三书内容均与赵德麟事迹相符，遂考定收信人为赵德麟，结论可信。从表面上看，上文所举的例子都是一些细枝末节，但它们直接有关对苏文写作背景的掌握，也有关对苏文内容的理解，所以非常重要。而且这种考辨虽然细小，难度却很大，因为它们往往始于对蛛丝马迹的敏锐察觉，终于大海捞针式的搜集证据，此类注释的写成，不但有赖于注者的学识和眼光，而且需要辛勤和耐心。例如下面一例：卷四七《与迈求婚启》，此书中仅有“贤小娘子，姆训夙成，远有万石之家法”一句涉及对方家庭，收信人究竟是谁呢？《文集》注云：“启中云‘远有万石之家法’，万石君指西汉石奋，故知所为求婚之家为石氏。近年出土之《苏符行状》云：‘父讳迈，母石氏，故中书舍人昌言之孙。’则知所求为石昌言家也。”应该说，注出对方姓石的难度不算太大，因为万石君石奋是较著名的历史人物，但是运用新出土的《苏符行状》作为旁证材料来考知对方为石昌言，就非深厚的学识积累不能办到。发表在1986年第二期的《中华文史论丛》上的曾枣庄先生的《三苏姻亲考》一文中即已用到这则材料，而曾枣庄先生曾任《苏轼全集校注》工作组的负责人，可见此类注释不是朝夕之功所能见效的。此外，《文集》在文献不足的情况下就存疑求阙，并不勉强求解。例如卷六八《记谢中舍诗》，此文中的“谢中舍”究系何人？《文集》注云：“未详。《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二有《送谢中舍二首》，或此人乎？不可考。”今检欧集，“谢中舍”乃指太子中舍人谢缜，但苏文中所记之“谢中舍”乃附魂于某人而吟诗者，并无生平可考，故《文集》虽注引欧集，但仍曰“不可考”，这种严谨的态度值得称许。三、解释词义注释的一大功用就是解释词义，当然，所谓“词义”不是仅指语词，而是与文意有关的所有文字，包括成语、典故、名物等内容。《文集》的注释多半与此有关，值得注意。首先，与前文所论的探究本事类的注释一样，《文集》解释词义的注释也是十分详尽的。例如卷一三《杜处士传》，此文的真伪尚难断定，但《文集》的注释则相当详尽，注中所解释的药名达八十种之多，引文出处除了《本草纲目》、《政和证类本草》、《金匮要略》等医药典籍外，还引及《博物志》、《梦溪笔谈》、《南方草木状》、《竹谱详录》、《古今注》等博物类典籍，以及《史记》、《汉书》、《后汉书》、《诗经》、《礼记》、《西京杂记》等文史典籍，连卷帙浩繁的《太平御览》都引用多次。要不是如此旁征博引的注释，此文真是很难索解。其次，更值得注意的当然是《文集》注解文意的准确性。比如苏文的用典，就给注者带来很大的困难，因为苏轼才高学富，苏文与苏诗一样，都是大量用典，典故出处则遍及群书，其中不乏出处相当冷僻者。此外，苏文中的典故有时并不是简单的直接运用，而是暗用，更增加了注释的难度。《文集》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需要多用一些篇幅予以说明。例如卷二三《到常州谢表》有句云：“今此管蒯之微，庶几簪履之旧。”《文集》注先引《韩诗外传》卷九：“孔子出游少源之野，有妇人中泽而哭，其音甚哀。孔子使弟子问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妇人曰：‘向者刈蓍薪，亡吾著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焉？’妇人曰：‘非伤亡簪也，盖不忘故也。’”又引贾谊《新书》卷七《谕诚》：“昔楚昭王与吴人战，楚军败，昭王走，屦决背而行，失之。行三十步，复旋取屦。及至于随，左右问曰：‘王何曾惜一踦屦乎？’昭王曰：‘楚国虽贫，岂爱一踦屦哉？思与偕反也。’自是之后，楚国之俗无相弃者。”由于苏文中把两个典故合成“簪屦”一个词汇，要是简单地运用电脑检索手段来作注，也许会引用《魏书·于忠传》中的“簪屦弗弃”，或是《旧唐书·高士廉传》中的“不遗簪屦”，便算完事。但是那样的注释无助于读者理解文意，而《文集》这种追索原始出处的注释才使苏文的旨意昭然若揭。苏文中还有一些典故既出于多种源头，又含有多重意蕴，若不明前者，则难解后者，例如卷六八《记郭震诗》云：“震将死，其友往问之。侧卧欹枕而言。其友曰：‘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岂可复替名哉！’虽平生诙谐之余习，然亦足以见其临死而不乱也。”这里的“正身”一语，如只从字面上理解，也可讲通，因为郭震“侧卧欹枕”，故其友戏使其摆正身体。但《文集》注云：“正身：端正自身；修身。《荀子·法行》：‘君子正身以俟。’另谓确系本人，非冒名顶替者。《通典·选举五》：‘故俗间相传云：入试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二三。此又弊之尤者。’”由此可见友人运用《荀子》之语，意含双关：既要郭震摆正姿势，又令其端正品行。而郭震则运用当时官场的俗谚来进行双关，意谓自己病重将归地下，此行不能如赴官者之冒名顶替也。这样一来，郭震与友人相与戏谑的情景栩栩如生，郭震的“平生诙谐之余习”及“临死不乱”也跃然纸上。要是没有《文集》的注释，读者很难领会苏文的运思之妙。正因《文集》对典故的注释有穷本探源之功，所以甚至能订正原文在文字上的舛误，例如卷六二《葬枯骨疏》：“起燋面之教法，设梁武之科仪。”此二句各本皆无异文，故孔本亦未出校。但是后句指梁武帝曾下诏掩埋枯骨，且曾制《慈悲道场忏法》之事，其义甚明，而前句所云之“燋面之教法”究竟何指？读之莫知所云，堪称苏文注释中的一大疑难。对此，《文集》指出“‘燋面’乃‘向雄’二字之倒且误”，且引《晋书·向雄传》：“司隶钟会于狱中辟雄为都官从事，会死无人殡敛，雄迎丧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责之……雄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当时岂先卜其功罪而后葬之哉！今王诛既加，于法已备。雄感义收葬，教亦无阙。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何必使雄违生背死以立于时！’”如此，不但此句的旨义获得了准确的解释，而且与下句对仗工整，原有的疑难迎刃而解。此类注释，体现了相当高的学术水准，堪称苏文之功臣。《文集》对字义的注释也颇有可圈可点之处，例如卷六一《与参寥子二十一首》之十七：“大略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却住一个小村院子，折足铛中，罨糙米饭便吃，便过得一生也得。”这是苏轼自表旷达乐观的生活态度的名言，《文集》引《传灯录》所载汾州无业国师之言为注：“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后，茅茨石室，向折脚铛子里煮饭，吃过三十二十年。”非常确切。此外，《文集》对“罨”字字义的注解也也值得注意。孔凡礼先生在校记中怀疑“‘罨’义似不通”，故正文取“”而不取“罨”。《文集》则注云：“‘罨’有久盖使熟之义，与‘折足铛’相应。”不但准确地注出了“罨”字的字义，而且有助于读者理解苏文原旨。四、其他上述三个方面都是传统的诗文注释应有的主要内容，也是《苏轼文集校注》的重要成就。此外，《文集》还有其他优点，不可忽视。首先，《文集》在阐释苏文旨意或考订苏文写作背景时常常运用“以苏证苏”的方法，也即注意在苏轼的其他作品中寻找内证。例如卷一二《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夫有思皆邪也。善恶同而无思，则土木也。云何能使有思而无邪，无思而非土木乎！”《文集》注引卷一九《思无邪斋铭叙》：“夫有思皆邪也。无思则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无所思乎！”且按曰：“其意可与此参见。”此注不但帮助读者理解本篇苏文的旨意，而且引导读者前后对照，从而认识苏轼思想的连贯性，大有裨益。又如卷一七《司马温公神道碑》：“异时薄夫鄙人，皆洗心易虑，务为忠厚。”《文集》注云：“‘虑’，底本从茅本作‘德’，误。案：‘德’不可易，‘易德’者难为忠厚也。文集卷八《策略二》云：‘盖自近岁，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涤虑。’正以‘心’、‘虑’并举互文。今从郎本卷五五作‘虑’。”从表面上看，此注仅为一条取舍异文的校记，但其中包含着两点有价值的思考：一是从字义自身来推敲斟酌，证明“易德”与“忠厚”自相矛盾。二是以另一篇苏文中的“心”、“虑”并举为文为据，以证明此处应作“虑”字。后者正是“以苏证苏”的妙用。《文集》的“以苏证苏”并未局限于苏文的范围，而是涉及苏诗乃至苏词，例如《司马温公神道碑》：“士大夫知之可也，农商走卒何自知之？”《文集》注引苏诗《司马君实独乐园》“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之句作为旁证。又如卷二一《李潭六马图赞》：“画师何从，得所以然？”《文集》注引苏诗《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野雁见人时，未起意先改。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无乃槁木形，人禽两自在？”不但符合原作旨意，而且得以简驭繁之妙。又如卷五九《与朱康叔二十首》之十三：“旧好诵陶潜《归去来》，常患其不入音律，近辄微加增损，作《般涉调哨遍》。”《文集》注引苏词《哨遍》之序言及黄州雪堂初成之事，遂考定此书作于元丰五年二月，甚确。其次，《文集》附录于正文之后的集评等材料也很有价值，例如卷一七《表忠观碑》，文末的集评多达二十二家，且选择精当。又如卷一一《石钟山记》，文末的集评有九家：刘克庄、李东阳、杨慎、茅坤、郑之惠、吕留良、沈德潜、方苞、刘大櫆，皆为历代著名文论家，其评语皆相当精到。集评之后又附有苏轼的《跋石钟山记》、罗洪先《石钟山记》、同准《石钟山记》，以及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与俞樾《春在堂随笔》中涉及石钟山的片断，这些材料不但有助于读者理解苏文，而且对苏文的内容颇有订补之功。又如卷一一《南安军学记》，文末集评虽仅三家四则，但是其中朱熹《朱子语类》一则指出苏文“使弟子扬觯而叙点者三”一句乃误解《礼记射义》中之人名“序点”为动作，《文集》之注释也随之指明苏轼此误，此种评语决非可有可无者。总而言之，《苏轼文集校注》是一部质量很高的古籍整理著作，它充分体现了当代苏文研究所达到的学术水平，值得重视。至于本书在校注方面的错误和缺点，当然也以难免，限于篇幅，笔者将另文论述。

莫砺锋

2012-04-04
从千年三苏祠感悟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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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走进三苏祠的游客，会首先读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重要讲话。2022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四川省眉山市三苏祠，了解当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等情况。三苏祠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三苏父子”的故居。穿越千年，百亩古祠缘何能够映照中华文化？先贤智慧怎样启迪新时代的哲思？观照古今，答案清晰而坚定。今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了这种文化认同，我们怎能不自豪，又怎会不自信这段时间，三苏祠从早上9点开门就是客流满满。“宦迹渺难寻，只博得三杰一门，前无古，后无今，器识文章，浩若江河行大地；天心原有属，任凭他千磨百炼，扬不清，沉不浊，父子兄弟，依然风雨共名山。”这副斑驳的对联，默默讲述着“三苏父子”浓墨重彩的人生经历。一门三父子位列唐宋八大家，绝无仅有。此地元代改宅为祠，明末毁于兵火，清康熙四年（1665年）在原址上摹拟重建，是蜀中最负盛名的名人祠堂和古典园林。“今年以来，至少提前一周才能预约到讲解员，有时候单日仅学生就超过1000名，春节期间更是一天上万人，团队讲解都约不过来。”三苏祠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徐丽对三苏祠的新热度有着切身感受。前厅、飨殿、启贤堂、来凤轩……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时的足迹，人们徜徉在三面环水的悠悠古祠中，驻足在意味深长的匾额楹联前，感叹着“一门三杰”的旷世才情，折服于“孝慈仁爱、厚人薄己”的淳厚家风。“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要推动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才。”牢记总书记在三苏祠考察时的嘱托，徐丽和同事们对各类古籍进行全面整理，不断推出面向大众的展览、读物。少时曾“游荡不学”的苏洵发誓读透经史并教子成龙。在他和妻子程氏的悉心培育下，苏轼、苏辙兄弟二人金榜题名，名震天下。此后，“三苏父子”以天下为己任，尤其是苏轼，哪怕命运多舛、岁月磨蚀，依然坚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文学造诣与人格精神流芳千古。“苏氏一门秉承清廉正直的家风家教，养的是浩然正气，这就是中华的脊梁。”指着高悬在飨殿里的那块“养气”匾额，眉山本土苏学专家王晋川为偶遇的游客志愿讲解。习近平总书记在三苏祠考察时强调，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白做人、勤俭齐家、干净做事、廉洁从政，管好自己和家人，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宦海沉浮，几经贬黜，苏轼的一生虽跌宕起伏、忧患不断，却从未放弃对生命的欢歌……追溯一代文豪的人生轨迹，人们不禁感慨万千。“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文化所蕴含的哲理、智慧，多次引用苏轼等古代贤哲的名言来阐明治国理政的理念。“三苏文化从来没有过时，东坡精神更是与当代国人同频共振。”回忆成功举办“高山仰止·回望东坡——苏轼主题文物特展”的经历，四川博物院副院长谢丹难掩自豪。即使受疫情影响，展览依然创造了开展不到10天观展人数较2021年同期增长约10倍的纪录。“苏东坡的一生鲜活地印刻在你我的心中，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应有的志气、骨气、底气。”观众的留言热烈回应着展览的设计者，也深刻印证着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作出的鲜明宣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展览序厅中的苏轼原句‘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和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不忘初心’遥相辉映，激起广泛共鸣。我们今天所弘扬的时代价值，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一脉相承、历久弥新。”谢丹说。“坚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透过一砖一瓦、一诗一画，今天的国人更加确信，这片土地上曾经真实存在这样的人：他们饱经风霜却从不屈服，历尽沧桑仍风骨如初。“我们是在这块土地上的文明培育出来的，全党全民族都要敬仰我们自己的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回忆习近平总书记在三苏祠的深情寄语，三苏祠博物馆馆长陈仲文深有感触，“总书记的话语唤起了我们深深积淀在民族记忆中的文化认同，有了这种文化认同，我们怎能不自豪，又怎会不自信？”有了这种情感纽带，文化自信就有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治国理政更具坚实可依的承载基因从未枯竭的古井旁，人们虔诚地掬起一捧清水，净手净心；并蒂丹荔的根木前，树木长成即归乡的未了夙愿又令多少人热泪盈眶……“这种心灵感触正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古尊崇的家国情怀。”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研究室主任、10年来从事三苏家风研究的刘清泉说，“它从来不是生硬死板的说教，而是藏在祖祖辈辈身体力行的操守中，最终印刻在我们的骨血中，成为一种生命哲学。”这种无声而默契的传承责任正在被更多的年轻人扛起。四川人民艺术剧院的一群“80后”艺术家，将话剧《苏东坡》打造成了剧场版、文旅驻场版和文博融合版。“一边是极致要求的艺术性，一边是大众喜爱的普及性，在这种碰撞交融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在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制作人邓滢说，“有的观众追着剧场版的全国巡演看了8遍，他们的认可更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为了将话剧和旅游深度融合，文旅驻场版《苏东坡》的运营负责人魏鑫开通了话剧演出与三苏祠游览的“文旅直通车”服务，一个曾经少人问津的剧场从此跻身一票难求的网红打卡地，观众的自发宣传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传播矩阵。“小孩看故事，大人看人生。”“看一次苏东坡，为孩子立下一座人生的灯塔”……经过轻量化的改编，文旅驻场版《苏东坡》以单元剧的形式串联起众多历史人物，观众边看剧、边学习，在社交媒体上掀起评论热潮，又反过来激发了主创者的灵感。“最初我主要是研究台词，演到30多场后才渐渐体会到苏东坡笑中带泪的心境，这个过程漫长而又痛苦。我力求抓住更多的细节，让东坡精神在高度浓缩的2个多小时里真正走进观众的心。”饰演苏轼的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演员李东昌说。“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好东西传下去，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的满足感就是文化自信。”仍在执着打磨剧场版话剧的副导演唐钟说，“这就是我们生活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每个人都有的文化自信。”把微话剧引入“高山仰止·回望东坡——苏轼主题文物特展”现场的制作人杨宇说，当你看到穿着汉服的群众和演员融为一体，就会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这种文化基因就是以苏东坡为代表的中国人不沉沦、不厌世、不颓废的一种原动力。饱经风霜未曾褪色，光阴流逝更添厚重。在外媒评选的12名“世界千年英雄”中，苏东坡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广泛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能封闭僵化，更不能一切以外国的东西为圭臬”，习近平总书记在三苏祠考察时的这番话，激发当代学者的思考。在梳理、编纂资料和文献过程中，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戴路不禁感叹，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世界研究者对三苏文化倍加青睐，不少当代学者正在通过研究东坡文化，了解东方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东坡文化就是一个生动体现。”戴路说，“今后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广泛汲取中外优秀文化的精华，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此心安处是吾乡”，苏东坡的千古名句，道出了多少人心中浓浓的乡愁，而他的人生故事，又承载着中华民族多么深厚的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被记录在文字里，镌刻在石碑上，成为连接我们的情感纽带。可以是“小轩窗，正梳妆”的夫妻恩爱，可以是“岂是吾兄弟，更是贤友生”的兄友弟恭，可以是“农功各已收，岁事得相佐”的乡邻友好，也可以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自在洒脱……有了这种情感纽带，社会风尚就有协商互让的和谐基础，文化自信就有取之不竭的根脉源泉，治国理政更具坚实可依的承载基因。有了这种薪火相传，三苏文化将继续焕发强大的生命力，浩荡于时代的洪流穿行在三苏祠，时光仿佛跟随先人的节奏慢了下来。水波潋滟间，踏入湖心茶坊，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李倩身着素色茶服端坐在案几前，为慕名前来的民众公益讲授宋代茶道。只见她先将茶压辗成粉末放入茶盏，环盏注水，再将茶末快速搅拌，浮出雪乳般的泡沫，清香伴着微风弥散开来……“一路上遇到许多像自己一样热爱茶文化的人，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油然而生。”近年来，领办国家级茶艺技术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李倩踏上了向世界推广中国茶文化的道路，就在不久前，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宣介了自己编撰的《中华茶艺》英文版。“在中国，茶叶往往生长在贫瘠的土地上，却是我们实现脱贫攻坚、走向共同富裕的主要产业之一，当我讲到这里，国际友人都竖起大拇指。”李倩说，这是茶之品格、东坡之品格，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兼济天下之品格。在眉山先后举办的五届眉山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上，来自多个国家的专家表示，对三苏文化的尊崇绝不限于中国人，这饱含东方古韵的独特风景同样属于呼唤多元的世界文明。可登大雅之堂，亦可入寻常人家。以东坡故事命名的眉山美食、衍生的动漫产业、打造的旅游景点……先人的生活美学与人生志趣，早已融入街谈巷议、化作人间烟火。“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广场上，东坡小学的孩子们跳起独创的东坡诗词操，边诵读边放松。教室内，同学们正在展陈最新的剪纸作品，追寻着“学承东坡、道臻至善”的理想。“校园的每一面墙壁、每一处文字都传递着浓浓的诗情古意，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像苏东坡一样，成为一个仁爱、乐观、勤奋、博学的人。”眉山市东坡小学校长杜科说。“传统文化只有被大众认知、参与和传播，才能活起来、火起来。”眉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广旅局局长王枫说，近年来，各方力量协同推进东坡文化进校园、进社区，迄今已开发出碑廊传拓技艺体验、楹联艺术欣赏、宋代文人四雅“焚香、点茶、挂画、插花”体验、东坡竹文化体验等10门面向成人的研修课程。既有距离美，又有亲切感，传统文化激活久远的文明，点亮心灵的炬火。“我们在努力寻找同先贤对话的方式。”眉山歌舞剧院院长袁潇说，主创团队历经近一年的沉浸式创作，推出舞蹈诗剧《东坡》，融合了诗词文学、绘画、书法、音乐、戏曲等艺术元素，相信会带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四川广播电视台和眉山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的纪录片《千古风范苏东坡》在主流媒体热播后，正在积极向海外输出版权。“苏轼足迹所至，逐一追随探访。他对人间疾苦的深切体悟，对壮丽山河的无比热爱，都化成今人的一种精神动力。”该纪录片的制片人张馨月说，“或许挂一漏万，但我们无比敬仰和虔诚。”三苏祠的门口，一棵古榕树与两棵银杏树相望成景，仿佛“三苏父子”伟岸伫立。绿荫庇护之下，“德耀眉州”的楷模海报，吸引了游人驻足凝视。是对过去的守望，亦是对未来的奔赴。“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昭示着新的使命担当。有了这种薪火相传，三苏文化将继续焕发强大的生命力，浩荡于时代的洪流。（记者:王丁、任硌、车玉明、吴晶、童芳）（新华社成都6月9日电）

2023-06-10
东坡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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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飞苏轼，是中国名副其实的大文豪，可以说无人不晓；但苏轼也是中国赏石文化之巨匠，则鲜为人知。苏轼祖籍河北栾城，他在定州任职时，发现了中华第一名石“雪浪石”，并作文铭之。所以说，苏轼与河北、与赏石文化的“缘”，深厚而长远。苏轼祖籍栾城，因唐宋时期归赵州管辖，故常以“赵郡苏轼”自谓。苏轼、苏辙与父亲苏洵被尊称为“三苏”，同在唐宋八大家行列。“三苏”从没忘记祖籍赵州，为表达对故乡的怀恋，苏洵在自己著作《嘉祐集》中署名赵郡苏洵，苏轼常以“赵郡苏子瞻”“赵郡苏轼”“赵郡苏氏”署名，苏辙则把自己平生所作命名为《栾城集》《栾城后集》《栾城三集》和《栾城应诏集》。苏轼曾担任定州知州，劝农、治军、整边功勋卓著，受百姓爱戴。他在治理定州期间，在州衙后圃得黑石白脉奇石，命名为“雪浪石”，置于书房前。苏轼还亲自到曲阳，定做汉白玉雪浪石盆，将雪浪石置于盆中，激水其上，观赏雪浪翻滚之纹理变化和雄姿。苏轼命好友、同僚滕希靖赋《雪浪石》诗，自己次韵。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辛酉日，苏轼作《雪浪斋铭》，并将其铭刻于芙蓉盆口沿上。雪浪石，又称“东坡雪浪石”“前雪浪石”。雪浪石，被赋予悠久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燕赵豪气，堪称中华第一名石。苏轼的赏石情怀，既受到了前代文人名士的感染，也受到了家庭的熏陶。石头是人类最早认识和利用的自然资源之一。除去作为工具使用，很多石头也散发着迷人的魅力。目前，学者们大多认为，中国赏石文化雏形形成于商周时期，到魏晋南北朝则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开始从皇家贵胄走向寻常百姓，寄情山水，崇尚隐逸，淡泊明志，返璞归真成为众多文人墨客的追求。唐宋时期，伴随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园林的繁荣与发展，赏石文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也成为了中国赏石文化的鼎盛时期。恰恰，苏轼赶上了这一如火如荼的赏石文化的洪流，并投身其中。苏轼的赏石情怀，既受到了前代文人名士的感染，也受到了家庭的熏陶。陶渊明曾经有一块大石，常常醉卧其上，进入梦乡，因而命名为“醒石”。作为赏石名家的白居易，不仅写下了著名的《太湖石记》，还首次提出“怪且丑”的赏石观。这些，都对苏轼赏石观起到激励作用。苏轼赏石，自幼就受到其父苏洵的熏陶。十二岁时，苏轼在自家宅隙中挖到一块美石，苏洵谓之“天砚”，遂做成砚而赐予苏轼。此砚在苏轼的幼小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他一生珍爱此砚，随身多年，并以其为传家之宝赠以儿孙。苏轼与石头的缘分自天砚始。苏轼一生赏石的例子很多，其赏石经历和成就，对中国赏石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苏轼《怪石供》的创新，不仅在赏石方式，同时在赏石理论上也作出了巨大贡献。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居黄州贬所。在赤壁江边小儿手中换取到很多细美的河卵石，回到雪堂把玩，他发现将这些怪石放在盆中，再注入清水，其纹理更加清晰，美观与灵性骤现，认定这是此类怪石玩赏的最好方法。于是，他选择了298枚怪石，放在铜盆中，注水以供佛印，并作《怪石供》一文。之后，又收集250枚并二石盘，作《后怪石供》。苏轼还曾将这些怪石盛在石斛中，寄给朋友鲁元翰，并赋诗一首，其中广为流传的名句有“清池上几案，碎月落杯盘”“坚姿聊自儆，秀色亦堪餐”。元丰八年（1085年），苏轼在登州，仅任五日州守。在繁忙的公务之余，还挤时间到蓬莱阁下，东海之岸，收集到很多白色卵石，并用之养菖蒲。并欣然写下“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的佳句，展现了其坚韧的品质和广阔的胸怀。这种用怪石养植物花卉的赏石行为，也被后人所青睐和效仿。自从苏轼将细小河卵石用作怪石供及诗赋传出后，这类怪石遂成为爱石者追捧和寻觅的目标，相继有黄州石、齐安石、赤壁石、六合石、五色石、纹石、绮石、灵岩石、雨花石等新的怪石名称出现。实际上，这些繁杂的名称同属一类，只是质地有别，纹饰有变，产地有异而已。同时，也涌现出一批热衷于此类怪石赏玩的名家。对于苏轼的发明创造，社会给予了充分的认可，自古至今的石谱、著作、论文大都给予了很高评价。宋代杜绾《云林石谱》称之为“黄州石”，言“顷因东坡先生以饼饵易于小儿，得大小百余枚，作《怪石供》，以遗佛印，后甚为士大夫所采玩”。清代收藏黄州石（齐安石）的宋荦曾言：“齐安怪石名天下，自苏子瞻始。”杨复吉为沈心《怪石录》所作跋云：“怪石之名昉于《禹贡》及《山海经》，迨苏文忠公作《怪石供》，遂成艺林佳话。”中国赏石对象，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一是体量较大，不可移动，天然生长的风景名胜石，如河北承德的磬锤峰和蛤蟆石、路南石林的“万年灵芝”等。二是广泛用于园林中筑山、叠石，以及点缀于园林景观的孤赏石等园林用石，如上海豫园的“玉玲珑”、苏州刘园的冠云峰等。三是供石，是个体小巧，可移动的精美奇石，即通常所称石玩、观赏石、雅石等。供石适于陈设于室内厅堂、案几之上，可贴近观瞻，信手把玩。苏轼首先开启的怪石供，是一种较为特殊的赏石方式，被归于供石类。因此，苏轼怪石供的创新，不仅在赏石方式，同时在赏石理论上也作出了巨大贡献。石虽不能言，而大美在焉，审美是赏石文化的灵魂。山石之美，在于山石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于人们心灵对山石及其环境的认知和品评，即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世界观和人生观。具有至美和灵性的奇石可喻人，可喻物，可喻诗，可喻画，人们欲在追求其孤傲的情操和坚韧不拔的品质。石之坚韧，风吹浪打，岿然不动；石之孤傲，不攀不附，不媚不俗；石之秀灵，淡泊清雅，诗情画意；石之含蓄，触景生情，托物明志；石之丑怪，怪则稀奇，丑则雄秀。苏轼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赏石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无石不雅”已是社会和各个阶层人士的共识和期待。在赏石行为极大普及，赏石品味不断提升的状态下，赏石文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需要认真地总结与提高，首先面对的是赏石的标准问题。米芾有旷世之才，琴棋书画无一不精，还是宋代最知名的鉴赏家。米芾堪称石痴，一生癖石如命，酷爱灵璧石、太湖石，其拜石抢砚，传为妇孺皆知的佳话。在前人赏石的基础之上，米芾总结出的皱、瘦、漏、透的赏石标准，为世人普遍认可，这是他为赏石文化理论做出的重大贡献。苏轼大米芾十几岁，基本生活在同一时代，二人也是志同道合的好友。苏轼作《咏怪石》诗时，米芾还不到十岁，由此可知，苏轼涉足赏石的时间早于米芾。米芾首见苏轼，系元丰四年（1081年）于黄州东坡雪堂，米芾自长沙过黄州来访。之后，米芾在评论苏轼的《枯木怪石图》时曾言：“子瞻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看来，米芾对苏轼赏石画石的感受是非常深刻的。苏轼在青年时期所作《咏怪石》诗，是他赏石诗文的开篇之作，诗中“天地之生我，族类广且蕃”“居海岱者充禹贡，雅与铅松相差肩”“吾闻石言愧且谢，丑状歘去不可攀”等诗句，不仅阐释怪石分布广，品类多，往往似禹贡铅松怪石，留名青史，更为重要的是明确赞赏丑石观。在苏轼之后的诗文中，这一观念不时得到充实完善。苏轼的丑石观并不是他的发明创造，而是借鉴前人所得。白居易《双石》诗曰：“苍然两片石，厥状怪且丑。”诚然，其“怪且丑”的丑石观被苏轼继承并发展了，“丑”字成为赏石的标准之一。后“丑石观”被历代文人和赏石名家传承下来，在皱、瘦、漏、透之后加一丑字，成为赏石标准之共识。清代郑板桥对苏轼的丑石观极为赞赏，并予以发扬光大，他在《板桥题画兰竹》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东坡曰，石文而丑，一丑字则石之千态万状，皆从此出，彼元章但知好之为好，而不知陋劣之中有至妙也，东坡胸次，其造化之炉冶乎，燮画此石，丑石也。丑而雄，丑而秀。”郑板桥赏石“丑而雄，丑而秀”的观念，无疑是对苏轼赏石理论的阐释与发展，拓宽了赏石的视野，提高了赏石的品位。苏轼是以诗文咏石的集大成者。至今，似乎还没有他人能够超越，其影响力亦无人可及。苏轼继承发展了唐以来文人赏石的文化传统，他将诗文和绘画艺术与赏石行为融会贯通，以文咏石，以画咏石。白居易不仅写出了第一部山石专著《太湖石记》，提出“怪且丑”的赏石观，还是赏石诗作最多的伟大诗人，他的《双石》《太湖石》《磐石铭并序》等诗为其代表之作。江油市李白纪念馆移来一具牛石，李白曾赋生动而形象的《咏石牛》诗：“怪石巍巍巧似牛，山中高卧数千秋。风吹遍体无毛动，雨打浑身有汗流。芳草齐眉难入口，牧童扳角不回头。自来鼻上无绳索，天地为栏夜不收。”宋徽宗酷爱书画、园林、怪石。他以举国之财建造的“寿山艮岳”，怪石林立，玲珑满目。宋徽宗在成千上万的怪石中，挑选六十五枚，御题刻铭，依形绘图，定名为《宣和六十五石》。宋徽宗的所作所为，影响极大，对中国赏石文化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宋徽宗收集天下奇石，被认为是劳民伤财之举，使得人民怨声载道而误国。元代郝经留有“中原自古多亡国，亡宋谁知是石头”的诗句。苏轼是以诗文咏石的集大成者。至今，似乎还没有他人能够超越，其影响力亦无人可及。苏轼依托《怪石供》《仇池石》和《雪浪石》而营造的三次赏石文化盛事，在中国赏石文化史上影响深远。苏雪痕先生曾对苏轼赏石的特质做出过较为客观的评价，他说：“苏轼的赏石，不在乎石本身如何……以明志、比德、言情、状物，借之寄托情思，把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融糅在一起，处处表现着他的人生观、宇宙观与生死观，借赏石发挥之。”但是，苏轼的赏石诗文，也对赏石文化产生了更深层次的影响。试想，如果没有诸如陶渊明、白居易、李白、苏轼等文人诗情画意的表白和颂扬，赏石文化的内涵及品质绝不会如此高远。在苏轼赏石诗文中，确实能够找到许多例子。例如，苏轼经常以怪石寄托思乡之情，在《仇池石》诗中的“但见玉峰横太白，便从鸟道绝峨眉”与《雪浪石》诗中的“离堆四面绕江水，坐无蜀士谁与论”等诗句，都抒发了他对家乡的留恋和思念。同时，苏轼的赏石诗中，其坚韧不拔，淡泊明志，归隐山林的思想无处不在。苏轼作为极具个性、独具风骚的赏石名家，其在“石文化”上的巨大成就，被他深邃豪放的文学成就淹没了。苏轼更大的贡献，是将赏石、诗文、绘画融为一体，开创了以绘画艺术为赏石文化服务的先河，这一崭新途径的开辟，对赏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绘画史上，苏轼是第一个提出“文人画”的绘画大师，他极力赞赏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绘画风格，提倡诗画相通，本为一律的文风。“文者，无形之画；画者，有形之文。二者异迹而同趋，以其皆能传生写似，为世之所贵珍”。苏轼绘画，多以竹、石、枯木为题材，作为文人画的引领者，坚持写意而不求神似的风格。单国强先生对苏轼的《枯木怪石图》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主体形象之一就是一块颇为独特的怪石，石状尖峻硬实，石皴却盘旋如涡，方圆相兼，既怪又丑。他并非如实的应物象形，但也不是凭空臆造，而是画家借熟悉的奇石之姿抒写‘胸中盘郁’，并将怪石与同样盘折奇倔的枯木画在一起，更鲜明地表露了作者耿耿不平的内心。”苏轼画枯木怪石多，人们对他的画作评论也很多。宋孔武仲《东坡居士画怪石赋》云：东坡居士“观于万物，无所不适，而尤得意于怪石之嶙峋。或凌烟而孤起，或绝渚而罗陈，端庄丑怪，不可以悉状也”。苏轼对自己画作也非常得意，他在郭祥正家做客，酒醉画壁题诗曰：“枯肠得酒芒角出，肺肝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留，写向君家雪色壁。”此后的元、明、清各朝，文人山水画一直占据主流，画法日趋多样化。尤其明清两朝，既是赏石的普及时代，也是文人画提高创新时期。其中，郑板桥的赏石观和竹石画作最具代表性。郑板桥不仅以墨竹著称，也喜爱藏石，善画怪石，还是苏轼文人画继承光大者。坊间流传着郑板桥在石砚上题“难得糊涂”的故事。据说，那一年板桥去莱州文峰山观郑文公碑，日暮借宿山间茅屋。主人是一儒雅老翁，出语不俗，自云“糊涂老人”。其室中一方桌面大的砚台，质、刻俱佳，板桥大喜。老人请板桥题名，板桥便题了“难得糊涂”四字，钤“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印。因砚石大，留白过多，板桥便请老人写一段跋文。老人挥毫立就，写道：“得美石难，得顽石尤难，由美石而转入顽石更难。美于中，顽于外，藏野人之庐，不入富贵之门也。”也用一印，印文是“院试第一乡试第二殿试第三”。板桥大惊，方知老人是一位退隐官员。有感于糊涂老人的雅号和跋文，板桥又补写了一段：“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郑板桥“难得糊涂”无人不晓，但知其为砚铭者却不多见，知其题铭过程与赏石相关者更少。苏轼作为极具个性、独具风骚的赏石名家，其在“石文化”上的巨大成就，被他深邃豪放的文学成就淹没了。元丰五年（1082年），四十五岁的苏轼在赤壁下，雪堂中，既写下了赏石三部曲《记赤壁》《怪石供》和《后怪石供》，也创作了赤壁三咏《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和《后赤壁赋》。前者默默无闻，后者妇孺皆知。由此看来，苏轼的赏石观、赏石精神和品质，均亟待发掘和弘扬。

2018-06-01
又有3家A级景区恢复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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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王春生本报讯昨天，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传来消息，继前段时间我市16家A级旅游景区恢复开放后，近期我市又有昭平湖景区、燕山趣园景区、三苏园景区等3家A级旅游景区恢复开放，目前已开放景区19家。我市共有A级旅游景区35家，此前已开放的有鲁山县尧山景区、画眉谷景区、墨子古街景区、阿婆寨景区、秘洞景区、龙潭峡景区、尧山大峡谷漂流景区；舞钢市二郎山景区、灯台架景区、祥龙谷景区；平顶山博物馆、白龟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景区、市文化艺术中心；叶县县衙景区、叶公园景区；宝丰县宝丰酒业旅游园区等16家景区。五一长假即将到来，根据相关规定，鲁山县尧山景区、画眉谷景区、墨子古街景区；舞钢市二郎山景区、灯台架景区；郏县三苏园景区等属于当地热点景区，将执行分时段预约政策。

王春生

2020-04-28
重新认识王安石，再析变法利弊与“荆公新学”

报纸

王安石是广涉四部、具有恢宏格局的文化巨子，但又是生前和死后聚讼纷纭、毁誉参半的争议性人物。其变法活动是争论的焦点。检阅一部王安石研究史，无论政治评价、思想考虑、文学论析均为变法问题所左右，而意图前置的泛政治化成为王安石研究史上的一个突出倾向。这影响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不仅不能正确认识王安石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也不能正确认识“荆公新学”和他的诗词文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具有转型意义的朝代，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呈现出不同于此前统一王朝的种种特征。北宋知识精英的社会身份，大都是集官僚、学者、文士三者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这与宋朝偏重文治的政治取向息息相关。宋太祖时还致力于征伐、平定各个地方政权，太宗时开始确立文治的方向，真宗承袭继踵，但未成熟。至第四代仁宗时，才彬彬大盛，崇儒尊道，对传统文化吸收、整合，呈现恢宏的气象。仅以宋古文六家而言，欧阳修生于1007年，苏辙年少，死于1112年，前后贯串一个世纪，也可以说，11世纪的北宋，是一个精英人才井喷式涌现的时期。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他们都是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是比较严格意义上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出现这一现象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除了个人的秉赋、勤奋以外，实是适应了当时社会政治的需求。宋神宗欲重用王安石，唐介出面反对，神宗为其回护道：“文学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经术不可任耶？”（《宋史》卷三一六《唐介传》）俨然规定了这三条任人标准。宋代又是一个成熟的科举社会，历年所取进士成了官僚队伍的主要来源，由此形成文官政府。科举诸科最重进士科，而进士考试的科目可概括为三类：一类为诗、赋，一类为论、时务策，一类为贴经及墨义（或经义）。这与宋神宗的三项任人标准一一对应，若合符节。北宋举士69次，其中以嘉祐二年（1057）最为“得士”，录取进士388名，其中以文学见优者有苏轼、苏辙、曾巩，宋古文六家中，一举而占其半；又有号称“关中三杰”的程颢、张载、朱光庭，同时中式，其首倡的“洛学”“关学”均为北宋显学；政坛人物则有吕惠卿、曾布、王韶、吕大钧等，为王安石新党和元祐旧党的重要人物（吕惠卿等三人为新党，吕大钧为“元祐更化”主要人物吕大防之弟）。他们虽各有偏至，实均兼综文学、思想、政治之域。苏轼曾称赞他的同年友、状元章衡，也突出他“文章之美，经术之富，政事之敏”三项（《送章子平诗叙》）。时代精英的理想标准是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的统一，这已成为宋代士论的共识和士人的终身追求。因此，为这批精英人物编纂“全集”，就不能只局限于传统目录学中的“集部”，而应囊括经、史、子、集四部，才能贴切反映他们全面的精神遗产和文化创造。这对王安石而言尤显重要。王安石自称“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答曾子固书》），以博学多才、器局宏大而闻名于世。但由于他遭遇不公，著作严重散佚，仅传的《临川先生文集》（或《王文公集》），与他的实绩相距甚大。《四库全书》收录欧阳修著作十三种，司马光十五种，苏轼八种，而王安石仅《周礼新义》《临川集》（另有著录的《王荆公诗注》已包括在《临川集》中）《唐百家诗选》三种，远不能反映王安石著作的全貌。这套新编的《王安石全集》采取经、史、子、集的传统书目分类方法，收入王氏著作共13种，包括经部六种（《易解》《周礼新义》《尚书新义》《诗经新义》《礼记发明》《字说》），史部、子部三种（《熙宁日录》《老子注》《楞严经解》），集部两种（《临川先生文集》及文集补遗、《唐百家诗选》），王氏现存著作汇于一书，真正做到了“全集”之“全”；在辑佚方面用功尤深，融合两岸学术力量，汲取前贤已有成果，对目前尚少注意的《易解》《礼记发明》《老子注》《楞严经解》等，倾力而为，尽可能完善地恢复王氏著作的原貌；对于一直有成本流传的诗文集部分和《唐百家诗选》也进行了详校、广辑与汇注。我们相信，在王安石集的编纂史上，这部新编的《全集》算得上一个创举，便于展示王氏精神创造的整体风貌，为认识和评价王安石这位“百科全书式”人物，提供了真实可信的基础文献。当然，我们也期待它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得到补益和完善。再析“变法”之利弊王安石是广涉四部、具有恢宏格局的文化巨子，但又是生前和死后聚讼纷纭、毁誉参半的争议性人物。其变法活动是争论的焦点。检阅一部王安石研究史，无论政治评价、思想考虑、文学论析均为变法问题所左右，而意图前置的泛政治化成为王安石研究史上的一个突出倾向。这影响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不仅不能正确认识王安石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也不能正确认识“荆公新学”和他的诗词文学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果说，王安石当年和司马光、苏轼等人的矛盾还属于政见不同之争，彼此不失道德人格上的互相尊敬；至北宋末南渡后，王安石即被定性为北宋灭亡的祸首。洛党杨时在靖康国难当头之际，首倡“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的说法，嗣后口诛笔伐，一片骂声。诚如鲁迅所说，此一论调已成为“北宋末士论之常套”（《中国小说史略》）。尤为怪异的，曾被陆九渊评为“洁白之操，寒于冰霜”的王安石，沈与求却在绍兴年间上奏朝廷，认为“丧乱之际，甘心从伪，无仗节死义之风，实安石倡之”，要求治罪，其证据竟只是王安石曾说过扬雄和冯道的好话，这连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也以为“此论前未之及也”。在这样的社会舆论笼罩下，要实事求是地研究王安石，是不可能的。直到清中期以降，才出现过平反辩诬的呼声，褒贬立场虽异，但思想方法仍未完全脱离意图前置的泛政治化倾向。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和梁启超的《王荆公》是两部代表性的翻案之作。蔡谱材料翔实，考证缜密，然而过度强烈的辩诬目的夹杂着乡邦之谊的情绪化色彩，使不少论断失之偏颇；梁氏之“传”从大处着墨，影响深远，但显有借古喻今、为戊戌变法申雪张目的印痕，也损害了其学术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王安石被置放于崇高的地位，列宁说的“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一时成为研究的基础和社会的共识。其实，列宁这句话是他的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中的一个注解，内容是肯定王安石主张“土地国有化”；但我们知道，中国自古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只是划分户等、均定税役的一项新政，并不涉及土地所有制的国有或私有问题。但列宁的这条注解，却使王安石研究避免了“左”倾思潮“大批判”之风的干扰，从而使研究论著和文本资料的出版颇为丰富，不像苏轼研究一度成了禁区。到了“文革”大搞“评法批儒”时期，王安石被派定为大法家，一束束耀眼的光环阻挡了人们对他的认识，正如苏轼被强扣上一顶顶“投机派”“保守派”“两面派”帽子而被弄得面目全非一样，或荣或辱，都偏离了学术研究的正途。从学术研究的自身立场而言，无论是对王安石的肆意攻击，或是无限拔高，都是不正常的，都无法科学地认识和评价这位历史人物的实际面目和历史地位，也无法揭示他于当下社会的意义和价值。新时期以来，学术研究迎来“春天”，对王氏的肯定评价仍是主流，也有不同的声音，但均属于正常的学术探讨，有助于认识的深入和发展。公元960年，后周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王朝，继梁、唐、晋、汉、周以后，演出了又一场武臣夺权的新剧。如何力免沦为承袭五代的第六代，成为宋朝君臣理国治政的关心焦点，不久发生的“杯酒释兵权”事件就是重要的标志。开国君主们殚精竭虑设计的种种“祖宗家法”，目的即为维护和巩固赵宋政权，防止篡权政变，其核心即在建立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把军权、政权、财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皇帝手中。朱熹说过：“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朱子语类》卷一二八）这对巩固宋朝的统一、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和抵御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侵扰，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北宋未发生过一次政变、兵变，也未发生过动摇其政权根基的民变，出现了“百年无事”的表面承平局面。但同时存在着消极因素，而且越到后来越严重。在军权集中方面，北宋王朝为了防范武人跋扈擅权，把军队交由文臣统率，又立“更戍法”，士兵经常轮换驻防，终年来往道路，致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这就造成军队训练不良，战斗力薄弱；兵种复杂，禁兵、厢兵、乡兵、藩兵重叠设置，造成严重的“冗兵”之弊。在政权集中方面，北宋王朝在制度上削弱相权，相位常年缺额，厉行权力制衡，鼓励“异论相搅”；规定地方长官由中央官吏兼摄，加强对地方的各种监视；但又优待官吏，所谓“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五“宋制禄之厚”），使得官僚机构庞大臃肿，腐败无能；“任子”封荫，差遣、寄禄官重叠，造成严重的“冗官”之弊。在财权集中方面，规定地方财赋绝大多数上交中央，又刺激了上层统治集团的穷奢极欲，挥霍享乐。到宋仁宗时，国库空虚，“惟存空簿”。再加上每年向辽、西夏输纳大量“岁币”（银、绢），“冗费”之弊日趋严重，酿成了“积贫积弱”的危机。因而，改革弊政的呼声日益高涨，包括后来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士子，都加入这一行列。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在宋神宗的重用下，以参知政事而位居权力中枢，登上了全国性变法运动的大舞台，可谓应运而生。他是位有志于改革的政治家，在多年地方官任上已试行过若干改革措施，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变法理论和具体方案。针对“积贫积弱”的危机，王安石以“理财”和“整军”为两大目标，提出了颇具系统性的“新法”设计。属于理财的有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属于整军的有减兵并营、将兵法、保马法、保甲法等。此外，他又改革科举制度，以便为推行新法提拔人才。“理财”和“整军”针对“积贫”和“积弱”两大弊病，而成为王安石变法重要的两翼，其重点是理财。王安石经济思想要点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也就是调动人们的劳动创造力，向自然界开发资源，创造财富，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他理财的总目标是“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是开源和节流的结合。司马光却认为，“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司马光《迩英奏对》，见《传家集》卷四二），把天下财富看作停滞不变的常数，否认人们不断创造能力，这不合常识。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财富再分配，如青苗法把原属高利贷者的四分利息转归“公家”，“民间”的借贷农民减负舒困，单从政策设计本意而言，是合情合理的。从变法理论和具体方案的层面来看，王安石不愧为治国经邦的实干家，既有敏锐的经济头脑，又有周密的通盘擘画。然而，问题在于实践，如何使“良法美意”收到富国惠民的预期成效，王安石面临三大困境：一是声势强大的反对派。比之“庆历新政”，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更有力度和深度的改革运动，首先激起一批元老重臣的反对，变法开始后，韩琦、欧阳修、富弼等纷纷上奏指斥，随后形成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面对这一严峻形势，王安石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策略，力争化解矛盾，变消极负面因素为正面支持力量。这种转化工作虽不一定有望成功，但存在很大的可能性：一是他们之间纯属政见不同的君子之争，忠君体国，不谋私利，且反对派中不少是庆历、嘉祐时期主张或参与改革的中坚人物，并非顽固颟顸之徒；二是王氏与他们均有私交，有的相知甚深，欧阳修甚至把王安石视作文坛盟主的接班人，期许很高；三是旧党中也有主张新旧两党应该调和这种的思潮，司马光指令苏轼起草的王安石赠太傅制称颂王氏“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乃至“建中靖国”年号的拟定，即是显证。然而，王安石却显出“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姿态，司马光于熙宁三年连续给他三通信函，细说新法推行过程中的流弊，娓娓剖析，长达三千余言，而王氏的《答司马谏议书》仅以不足三百字回复，话锋犀利，不容置喙，对这位比他年长的老友，确属“卤莽”了，尽管这是一篇古今传诵的名文。富弼、韩琦、文彦博、司马光先后被罢免，苏辙退出“三司条例制置司”，忌讳苏轼被神宗重用，倾力排挤，都见出他急于求成，以致容人胸襟之狭隘，无法与反对派沟通与合作，直接造成他无人可用、无机构可倚的难题。执行机构的仓猝建置和办事官吏们良少莠多，是王安石面临的另一困境。以理财为重点的变法，本应由三司即户部司、度支司、盐铁司等机构来负责推行。但宋朝的三司脱离相权而独立，直接向皇帝负责。于是，王氏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名义上仅是制定条例，实际上是主持新法的新的权力机构。草创伊始，百废待兴，行政运作不容许有走上正轨的准备期，熙宁二年二月成立，四月即派遣刘彝、谢卿材等八人巡行全国，考察农田水利、赋役，企求事繁而速成，于是大批新锐之士纷纷加入执行新法的队伍；不得不依靠原有的地方行政管理机器，又未经整顿和训练，官吏差役上下其手，因缘为奸，弊端丛生。陆佃从越州归，面告王氏：“法（新政）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如青苗法，地方州县以多散为功，有钱者不愿借而“抑配”强借，无钱者患其无力偿还而拒贷；偶获贷款，又在城中挥霍一空，难怪苏轼要写诗加以讥讽：“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山村》）三是推行进度缓急的把握。王安石明白，当时积弊深重，不下猛药已无法疗救；他更清楚，他推行新法的权力仅仅来自宋神宗对他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具有不确定性，宋神宗可以随时收回权力，事实上他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已暴露出君臣之间的疏远。这都是王安石采取激进方式的深层次原因。至于他个人性格上的急躁执拗，只是次要的因素。熙宁二年他刚受命任参知政事，就在七、九、十一月，下令推行均输、青苗、农田水利三法，每法之颁行仅隔两个月，这些新法均涉及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民生，实非长时间的缜密试点、逐步推广不可，如此密集推行新政，超出了全社会的承受能力，更无论具体执行机构和办事官吏能否跟进，种种乱象的产生遂势不可免。王安石变法长达16年（王氏亲自主持者近七年，其他时间由神宗独自主持），其效果如何，迄无定论。大致说来，国家财政有所增加，社会生产力有所提高，西北边防形势有所起色（王韶收复河、岷，拓境二千余里），积贫积弱的局势有所扭转。至于章惇、蔡京等人在崇宁直至靖康长达二十多年所推行的“新法”，实已变质，演成残民以逞的工具，排斥异己、倾轧报复的招牌，倒行逆施，国势日危，蔡京等人才是真正的亡国祸首。这与王安石无关，应作历史的划分。元祐元年，当新法逐一废罢的消息传到病居金陵的王安石耳中，他还“夷然不以为意”，及至听说免役法也被取消，他“愕然失声曰：‘亦罢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终不可罢。安石与先帝议之二年乃行，无不曲尽。’”（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六之二“丞相荆国王文公”）他满怀悲愤，赍志而殁，我们对他的报国雄心、理国智慧、奋斗精神，尤对他悲剧性的一生，油然产生敬意为“荆公新学”翻案与对王安石变法评价的不公密切相关、甚或互为表里，王安石的学术思想也备受贬抑，充满曲解与误解，歪曲了他作为杰出思想家的历史真相。近年来，它自然地成为学术界拨乱反正的讨论议题，逐渐形成了共识。邓广铭先生在《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一文中，明确指出，“从其对儒家学说的贡献及其对北宋后期的影响来说，王安石应为北宋儒家学者中高踞首位的人物”，赋予他以崇高的历史地位。具有很大学术话语权的《宋元学案》却以程朱理学作为整个宋代学术思想的主轴线，不仅把“荆公新学”列于全书之末（卷九八），表露出将其边缘化之旨趣，又以“荆公新学略”题名，不得与其他诸子之“学案”同列，就隐含有视之为异端邪说之意了。这是思想家王安石评价史中的重要一笔，尖锐地提出两个问题：“荆公新学”在当时居于主流还是边缘？它代表宋学发展的正途还是邪路？王安石“荆公新学”有个开创、发展与终结的过程。宋仁宗庆历初，他中举后出任淮南判官，广交同好，切磋经学，并于庆历二年至四年撰成《淮南杂说》十卷。此书今佚，但“当时《淮南杂说》行于时，天下推尊之，以比孟子”（《元城语录》卷上）。蔡卞也记述：“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郡斋读书志》卷一二引）标志着“新学”之滥觞，起点甚高。我们知道，王安石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早于程颢、张载、苏轼等人15年，王安石正式登上学术史坛坫之时，二程洛学、张载关学、苏轼蜀学均未成型，声名不彰，即使被《宋元学案》列为首位的胡瑗，在宋学中地位突出，但其重要性及社会影响力远不及后起之秀王安石，因此，王安石应属于开创宋学方向的先驱人物之一。及至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王安石奉旨设立经义局，主持三经新义的修撰；熙宁八年书成奏上，颁行全国，作为衡文取士的标准，一跃而为官方哲学，其他宋学诸子均瞠乎其后，已不可同日而语了。晚年退居金陵，王安石仍孜孜于《字说》的著述，试图从文字的“字画奇耦横直”中，去推究“深造天地阴阳造化之理”，“与《易》相表里”（蔡卞语，见《郡斋读书志》引）。元祐更化时期，“新学”一度受压，到北宋哲宗、徽宗时期，在特定的政治局势影响下，又掀起力度更强、广度更大的崇王高潮。诚如陈瓘《四明尊尧集》所言：“臣闻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王安石之精义也，有《三经》焉，有《字说》焉，有《日录》焉，皆性命之理也……故自（蔡）卞等用事以来，其所谓‘国是’者，皆出于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动摇也。”陈渊在《十二月上殿札子》中更概括说：“自王氏之学达于天下，其徒尊之与孔子等”，“行之以六十余年”。可以说，在北宋中后期的六十多年间，王氏新学高踞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顶层，居于无可抗衡的中心地位。即使南宋以后，程朱理学盛行，也无法摆脱王氏新学无所不在的持续的影响力，进入所谓“后王安石时代”，其发挥的正面或对立面作用，适足展示出宋学的多元性、丰富性和复杂性。王氏新学的影响力时间延续长久，辐射区域广大，不像其他诸子往往冠以地域限制之语，而它是笼罩政坛、学林全局的“新学”。还有一个现象也值得注意，即作为学派群体的规模与格局。据《荆公新学研究》一书的精密考证，新学门人人数众多，堪与“欧门”“苏门”相匹，甚或过之。王安石在庆历时即有孙适、马仲舒、胡舜元等人向他问学，英宗治平年间及晚年隐退金陵时，均聚徒授学，门户隆盛。班班可考列入“王门”者有王无咎、陆佃、沈凭、龚原、郏侨、张仅、吴点、杨训、杨骥、丘秀才、王伯起、晏防、王沇之、王迥、华峙、郭逢原、沈铢、汪澥、张文刚、方惟深、李定、董必、杨畏、成倬、周种、鲍慎由、侯叔献、蔡渊、蔡肇、薛昂、叶涛、韩宗厚、许允成、陈祥道、郑侠、蔡卞、吕希哲、钱景谌、吴悊、吴颐、陈度、王雱、刘发、徐君平等，他们有数十种著作问世，亦可一一考知，只是由于“变法”遭遇不公的原因，湮没在茫茫典籍大海之中，连同这个学派的人物也大都沉晦不闻，似乎在历史上不曾存在过。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中肯定韩愈“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乃是“开启宋代新儒学家治经之途径者”，其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奖掖后进，开启来学”，形成“韩门”，而“‘韩门’遂因此而建立，韩学亦更缘此而流传也”，揭示出学术群体与学术流传的因果关系。“王门”在当时人多势众，既是王氏新学极强社会影响力与号召力的结果，也是其社会地位和历史定位的可靠标志。王氏新学能够居于社会意识形态的中心，乃是因为它得风气之先，较早体现出“宋学”即宋代新儒学的特质和特征，引导了宋学发展和演进的方向。王安石坚持以义理之学、道德性命之学取代繁琐的章句之学，以经世致用取代空谈蹈虚，更以“内圣外王”等形式取得两者的“相反相成”，获得彼此推进，取得平衡和统一。王氏新学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性。熙宁二年王安石对神宗说：“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宋史》王安石本传）在他看来“经术”与“治世”是密不可分的互为推毂、互为表里的关系。经世济时的原则、方法均已蕴含在传统经典之中，儒家经典中存在着无限的新的意义世界，后人的责任在于阐明、诠释，加以实践推行，《三经新义》即着眼于“新义”的呈现。王安石以极大的精力从事《周礼》《诗经》《尚书》这三部经典的训解，《诗义》由其子王雱“训其辞”，他自己“训其义”，《书义》由他父子合力撰写，惟有《周礼义》由他独力完成，见出他对此书的特殊关注。《周礼》或名《周官》，是关于周朝官制、礼制的典籍，王安石关注此书，正是由于它与当时推行的新法理论和实践关系最为紧密，青苗法、方田均税法等都能从中找出历史依据，《三经新义》实际上是王安石变法的有机组成的一环，经术与治世合二为一。王安石学以致用的原则自然是正当合理的，一种学术自身发展的升降盛衰也取决于它是否适应社会需要与政治诉求。但是政治和学术的关系错综复杂，学术发展又要求独立自主，要求个性化、自由度和多元性，这一学术的自身规律也必须得到充分的尊重。王安石为达到“一道德、同风俗”的政治目的，把学术部分地变成了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这又造成颇为严重的负面效果。苏轼在《王安石赠太傅制》中说：“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尽管是为朝廷代言，但评价尚称平允。而在多封给友人的信函中，苏轼又予以严厉批评：“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答张文潜县丞书》）苏轼的这个批评比起他代表官方所作的“盖棺定论”来，包含更深的意义与教训。王安石的文学思想王安石是位具有强烈个性的文学家，兼擅散文、诗、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的一席。他的文学创作历来受到的评价，褒多贬少，相对于政治、学术评价，较为公允，这也表明政治与文学能保持一定疏离的空间，但王安石的文学创作其实仍然显示出鲜明的政治目的性。王安石的文论，以重道崇经、济世致用为核心，强调“文”与“道”“经”“政”的一致性。庆历六年（1046），他在汴京为献文而作的四封书简，即《与祖择之书》《上张太博书》二首、《上人书》，是他文学思想最早的集中体现。他开宗明义地说：“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上人书》），“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与祖择之书》），把“文”直接归结为“礼教治政”“治教政令”的载体。在他的心目中，“文”与“道”“经”“术”“治政”之类是完全融合为一的，并把这看成“圣人作文之本意”。但是，王安石重内容、轻形式的观点还没有导致对辞章技巧的完全否定。在《上人书》中也接着补充道：“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这里对辞章技巧等艺术形式作了明确的肯定，即“未可已也”，是不能或缺的；但比之内容毕竟又是第二位的，未能认识到它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王安石的这些观点在我国散文理论史中并非罕见，其本身说不上具有特殊的文学理论价值，对内容和形式关系的理解也有片面性、机械性。但是，它却是当时社会政治改革思潮的产物，有着相应的时代背景。这些观点与其说是散文理论，毋宁说是政治改革的主张。一是为了反对“时文”，即当时科场流行的空洞无物的诗赋贴经墨义；二是为了反对西昆体追求华靡的诗文。作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他的写作实践更不是按照这些理论观点而亦步亦趋地进行的，其作品不是刻板的官方文件、政策图解、高头讲章、道德说教，他所创作的在中国散文史上一大批名篇佳作，完全是按照美的法则，遵循散文艺术规律而写成的。它们所呈现的广阔多彩的社会现实生活，所表现的散文风格和高超技巧，以及对辞章之美的倾心追求，确乎说明王安石已达到了散文大师的艺术水平。王安石的各体散文都取得很高的成就，尤以论说、书序、记、墓铭、祭文为突出，并形成拗折刚劲、简古瘦硬的个人风格。《王安石全集》（全十册），王水照/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9月第一版，880.00元

王水照

2017-03-29
一方碑刻见证跨越国界的敬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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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公元897年，英林洪氏始祖十四朝奉公由河南光州固始入闽至泉，三迁而肇居英林，自此开枝散叶，瓜瓞绵绵。英林洪氏大宗（即洪氏大宗祠），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当时，旅居暹罗（今泰国）的巨贾、族人洪光弼带头捐资，首倡修建洪氏大宗。宗祠鼎成后，洪光弼跨越国界尊祖敬宗之举，遂成美谈。□本报记者吴拏云通讯员洪少霖文/图族群守墓已历千载在今天的泉州台商投资区张坂镇玉前村内，有一座气势浩大的陵墓，正好坐落于风景旖旎的白鹤湾湾畔。这座陵墓前临碧海，背靠青山，远眺数海里外的大坠岛，据晋江英林洪氏大宗理事会秘书长洪祖敬介绍，该墓为英林洪氏一世始祖十四朝奉公（即古淡公）之墓，穴名为“青草龙”。据《英林洪氏族谱》记：“一世始祖十四朝奉，妣郭氏恭人。公河南光州固始县人，缘黄巢、王仙芝作乱，唐昭宗乾宁三年丙辰(896年)，钱缪克复越州，时王审知自称福建留后，因以将军扈闽。越四年丁巳(897年)公偕二子从王审知入闽来泉，初居晋邑十四都湖北洪厝，公幼习诗书；谙熟山水……因见英林地脉揽英山之胜概，揖虺水之奇观，故三迁而肇基英林，是为英林洪氏之始祖。”由是可知，十四朝奉开基英林迄今已有1120年，他当时入泉还带着两个孩子，而选择英林肇基，则是钟情于英林山水之故。英林，俗称“乌篮”，乃摇篮之意，位于晋江南部，此地人文荟萃，乃洪氏一脉的重要发祥之地。自古以来，英林及其周围的数十个村庄，毗邻成片，聚居着洪氏族人。相传十四朝奉入泉时，用摇篮挑着孩子，正待择地定居，遇一风水先生说：“你挑孩子往前走，孩子到了哪里啼哭，就在那里定居。”得到指点后，十四朝奉出南门往前走，到了英林地界，孩子忽然哭了，于是便在英林定居，并以挑孩子的“摇篮”作为定居地名称。“摇篮”的闽南方言曰“乌篮”，故英林又叫“乌篮”；另有一说，英林东临龙、虺二湖，西屹小金、含武、豸角三峰，南耸雁塔，北依鹰哥山埔，四面地势高出，中部小盆地。同时，村庄四周有东山仔、西山仔、后山仔、鸡母石等四座小山丘，状似古式摇篮的四根柱。纵观村落全貌，英林形同一个古式大摇篮，故得名“乌篮”，沿用至今。十四朝奉既然是在英林开基，为何却葬于张坂镇玉前村（旧属惠安）呢？据族谱载：“（十四朝奉公）迨二子成立，遥念光州固始，乃以家事委二子，遂单骑而归。途中染病，卒于惠安，就地安葬在惠安县南山前乡（即今玉前村）湖坑山……”由于思念故园，十四朝奉骑马打算回光州固始探亲时，不料途经惠安时病倒，不幸辞世，于是便葬于惠安。据说，后来出于对始祖的崇敬，有一支洪氏族人特地迁至山前乡（今玉前村）来当十四朝奉公的“守墓人”，如今，千余年时光过去，这支背负守墓之责的族群，仍坚守在当地。闽南名祠巍峨壮观位于晋江市英林镇区的“英林洪氏大宗”，坐北朝南，英山为屏，虺水如带。该宗祠建筑按闽南古制，依坡带势，合理布局，巍峨壮观，分为后轩、大厅、东西厢、天井、东西直头、下厅、门廊、顶下埕等。整栋建筑为三开间两落硬山顶建筑，三川脊屋顶，并建有围墙。顶下埕内左右对开一侧门,结构严谨，为闽南名祠之一。左侧门有柱联：“英里开皇唐承先启大，林原发固始耀祖光宗”，上有额批“燉煌衍派”；右侧门也有柱联：“五福萃华门聿修厥德，三阳临吉地长发其祥”，额批为“宗基永固”。镜面墙精雕细镂，影雕、线雕、浮雕、透雕着各种吉祥图案。走近祠堂，只见前开三通大门，门廊并列4柱，阶前耸立1对青石狮子。大门上有青石匾镌“燉煌衍派”，其上方又悬黑底金字牌匾，上镌清代文状元、贵州人夏同和手书的“洪氏大宗”四字。左门匾镌“六桂传芳”，右门匾镌“三瑞流光”。大厅宽阔宏敞，厅内梁枋、笼扇、案桌皆朱漆鎏金。厅壁用红砖砌筑。梁枋间挂着匾额十数方，有“天王”、“第一丞相”、“大学士”、“刑部侍郎”等。厅中石柱皆镌联文，称颂历代先祖功德，如：“劾三奸，正国持纲，大宋尚书第；敦五族，安邦制策，皇清将相家”、“冷硎山志报君恩，峻节昭昭临大节；道州府身殉国难，忠心耿耿格天心”等。据介绍，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南安县古山村洪应心中恩科进士、授陈州通判时，回祖籍在英林洪氏大宗内祭祖，其拜祖祭文28句，每句4字，共计112字，无一字雷同，且文句优美、内涵丰富，族内便议定将之定为英林洪氏大家族的昭穆，即为“亶兹孙子，尔玉汝球。溯源我祖，肇于光州。瞻斯英里，乃奠厥攸。诗书礼乐，燕翼贻谋。分支析派，近远一俦。掇科取第，文采风流。忠孝廉节，令闻长悠。谟烈昭垂，亿万春秋。后昆踵武，仪式作逑。日昌载炽，克绍箕裘。敬勖来许，交勉家修。名题麟阁，身登瀛州。为国桢干，德业炳彪。永似以续，弗愧前猷”。此昭穆迄今仍在沿用。尊祖敬宗倡建大宗英林洪氏大宗东西直头墙壁上嵌有《皇清·大宗碑记》《英林洪氏大宗重建碑志》《英林洪氏大宗重建海外裔孙捐资芳名录》三方碑刻。《英林洪氏大宗重建碑志》上载称：“吾英林洪氏大宗始建于清康熙乙酉年（1717年）”，如此算来，英林洪氏大宗的建造历史已达300年。碑文还显示，洪氏大宗分别在光绪乙卯年（1879年）和1991年又进行了两次重修。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皇清·大宗碑记》上记载着清康熙年间，“自幼出游暹罗（今泰国）”的洪氏二十一世孙洪光弼（今龙湖镇仑上村人）带头倡建洪氏大宗的事迹。据英林洪氏大宗理事会成员介绍，洪光弼，讳束官，字公辅，为二十世洪斗琛次子，生卒年不详。洪光弼年少好学，后游学暹罗，成为异域之太学生。他才识过人，后来在暹罗创办实业，事业兴旺，得到当时暹罗国王的赏识，赐号“昭夸”(即国佐)，可“状游暹宫”，为暹罗一大商贾。洪光弼，“博施济众，恤孤怜寡，和乡睦族，敦善好义”，在洪氏族群中颇有声望。1714年，洪光弼自暹罗归乡，见时局稳定，族人安居乐业，但英林洪氏祖先无祠可供，春秋之节无堂可祀，便四处奔走，首倡兴建英林洪氏大宗祠。返回暹罗后，当获悉建祠工程因故拖延时，再捐重金，交代其长子自海外归乡，全力以赴协助族中耆老董理修祠事宜，几经周转，耗时数载，英林洪氏大宗终在1717年冬建成。洪光弼在《皇清·大宗碑记》里自述见到宗祠“庙貌聿新，前徽式廓，匪独慰于水源木本之思，尊祖敬宗之念，亦俾异日子孙瞻仰遗规，报本追远，时切春秋俎豆之感”，真挚地表达秉德循礼、尊祖敬宗的观念，拳拳赤子之心令人感动。才俊辈出经典遗世翻阅族谱，我们发现，英林洪氏家族，历代以来，仕宦蔚起，英贤辈出，有洪皓、洪天锡、洪富、洪世泽等众多才俊。南宋时，洪氏出了一位鼎鼎有名的、足以代表温陵风骨的“铁面御史”——洪天锡。洪天锡（1202年—1267年），号裕昆，别号阳岩，南宋晋江二十三都人（今石狮市宝盖后厅人），其祖从晋江英林迁居于二十三都。天锡耿介敢言，不畏强暴，他在担任监察御史时，屡次上书给宋理宗，直言“天下之患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甚至指名抨击当时皇帝的宠臣董宋臣、谢堂、厉文翁。南宋词人周密对他赞道：“近世敢言之士虽间有之，其终始一节，明目张胆言人所难，绝无仅有，惟温陵（泉州古称温陵）洪公一人”；《宋史·卷424·列传183·洪天锡》上载称：“天锡言动有准绳，居官清介，临事是非不可回折”。可见洪天锡刚直的个性与不屈的精神。洪天锡不仅官居高位，而且饱有学问，著有《经筵讲义》《通礼辑略》《味言发墨》《阳岩文集》等，《宋史》《八闽通志》《泉州府志》皆有其传。另据族谱载，洪氏先贤洪皓，“少有奇节，慷慨有经略四方志”。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洪皓以礼部尚书身份出使金国，被扣15年，艰苦备尝，持节不屈，终得放还，时人称之为“宋之苏武”。朝廷有感于他的气节，赐官徽猷阁直学士、右朝散大夫，封鄱阳郡开国侯。据《英林洪氏宗谱》（旧本）记载，英林洪氏五世祖文安公偕父经商，定居于安徽，又传四世至洪皓，“宋政和乙未科状元及第，官至徽猷阁大学士，纶音忠贯日月，三瑞流光”。英林洪氏大宗“三瑞流光”匾额正是缘于洪皓的事迹。洪皓还著有《帝王通要》《松谟纪闻》等书。洪皓有八子，尤以洪适、洪遵、洪迈闻名天下，世有“三洪”之称，与北宋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苏”齐名。洪适，字景伯，洪皓长子。累官至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官至右丞相。主要传世著作有《隶释》《隶韵》《砚说》《壶邮》《盘州文集》等。其中前四部是研究金石和训诂的作品，对后世影响很大，也是他作为金石大家对后世金石研究的一大贡献。他与欧阳修、赵明诚并称“宋代金石学三大家”；次子洪遵，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同知枢密院事、端明殿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位同宰相。著有《泉志》《订正〈史记〉真本凡例》《翰苑群书》《翰苑遗事》《谱双》等。《泉志》是一部研究中国历代钱币的著作，考疑证信，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三子洪迈官至翰林院学士、资政大夫、端明殿学士，官居一品。他是南宋著名文学家，学识渊博，著书极多，文集《野处类稿》、志怪笔记小说《夷坚志》，编纂的《万首唐人绝句》、笔记《容斋随笔》等，流传至今，颇有影响。据说，洪皓一族还留有《三瑞堂洪氏祖训》《三瑞堂洪氏家规》，以“孝以事亲，义以睦族，敬以持己，恕以及物”为核心要义，告诫洪氏子弟要以儒家理念立身行道，孝顺父母，周济族人，“于人须泛爱，周穷恤匮，尤亲其贤”。除此之外，明代洪氏族人洪富著有《易经浅说》，与蔡清的《易经蒙引》并行于世；清代的洪世泽著有《春秋订传》《仪礼辩说》，都对当世有着不小的影响。时光荏苒，岁月沧桑。英林洪氏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繁衍发展，如今已是宗生族攒。其支派、裔孙遍布于闽、浙、粤、赣、皖、鄂、豫、桂、滇、琼等地，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还有东南亚、欧美等地，人口近百万。奕叶流芳的景象，恰如英林洪氏大宗的廊柱上所镌联对：“英山胜概标名族，林海雄风蔚大宗”、“虺水波腾三尺浪，英山树发万年枝”。

2017-11-24
读书正业志存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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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市）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著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等。苏轼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以文学著称于世，世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历经坎坷，其词大气豪放，其人豁达乐观又不乏柔情。苏轼的家风源于曾祖父苏杲、祖父苏序的“扶危济困”，继承了父亲苏洵的“诗书传家”“志存高远”，在传承家族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展现了读书正业、孝慈仁爱、为政以德之风。明理知信，亲民爱民苏轼出生于眉山一个书香之家。“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高树红消梨，小池白芙蕖。常呼赤脚婢，雨中撷园蔬”，这首诗便是苏轼对家的描绘。父亲苏洵常常游学在外，家庭教育的责任主要落在了母亲程氏的肩上。她知书明理，善学善教，常常利用古文古人教导孩子。有一次，她教苏轼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东汉名士，学问气节皆受敬重。读后苏轼问：“如果我做范滂这样的人，母亲答应吗？”程氏夫人回答：“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年少的苏轼就立下远大志向，为理想而奋斗。苏轼的母亲天性善良，悲天悯人。苏家庭院中有很多鸟雀来筑巢，程氏夫人不让家人捕鸟取卵，天长日久，来苏家的鸟儿就越来越多，而且都不怕人。苏轼就常常和小伙伴们围在鸟儿旁边，给它们喂食。这些场景，可见于苏轼的诗《异鹊》。苏轼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的影响也至关重要。苏洵对孩子是十分严格的，苏轼小时候贪玩，父亲在家时对功课都有具体的安排，并会严厉催促，这就让苏轼从小就饱读诗书。在苏轼的《夜梦》中，就回忆了父亲监督自己读书的场景：“夜梦嬉戏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粗及桓庄初。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父亲常常游历名山大川，回到家中便会给苏轼和苏辙两兄弟讲述旅途见闻，这也让苏轼从小便见识不凡，胸怀天下。苏轼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及第，宋神宗时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虽几遭贬斥、命运多舛，但在担任官职时，一直都关心民生，扶危济困，勤勉尽责。初到凤翔任职时，苏轼发现一项叫“衙前”的差役，主要职责是运送官府所需的物资，如果不慎丢失就要以家财赔偿，甚至会倾家荡产。这让他深感沉痛，于是马上写信给宰相反映情况，提出这一差役“破荡民业，忽如春冰”，希望引起朝廷重视，并积极寻求破解之道。在徐州工作时，面对洪水来袭，他对百姓说：“只要有我在，水决不能败城”，整天身披蓑衣，脚穿草鞋，亲自指挥抗洪抢险的艰苦战斗，过家门而不入，晚上也住在城墙之上，随时处理突发情况，最终取得了胜利。到杭州上任后，苏轼竭力应对饥荒和疾疫，并兴修水利、疏浚两河、整治六井，使得“西湖甘水，殆遍一城，军民相庆”，解决了饮水难的问题。后来又应百姓请求，克服重重困难，全面治理西湖，让湖水焕然一新，也促进杭州更加繁荣昌盛。因此，杭州百姓将新筑的长堤称为“苏堤”，苏堤春晓至今仍是“西湖十景”之一。当今日人们漫步西湖时，还是常常会想到苏轼治理西湖的功绩。纵观苏轼的一生，无论身居何处，其舍身为国、亲民爱民之心从未改变。这与其从小的家风家教，显然是分不开的。兄友弟恭，患难与共苏轼与弟弟苏辙的感情被后人称为“史上最深兄弟情”，并肩携手、患难与共的手足亲情，几乎贯穿他们的一生。兄弟二人之间的情谊，是在从小一起读书、一起成长的过程中培养出来的。在故乡时，他们俩从小跟随父亲学习，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日日刻苦攻读。学成之后又跟随父亲出川，双双高中进士，一直到入仕之后才不得不分开。二人天各一方时，充满了对彼此的思念。熙宁九年中秋节，苏轼在密州想起他与苏辙已经7年未见，渴望与其团圆，但未能如愿。于是，他以月起兴，抒发自己内心的思念之情，写下千古传诵的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发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感叹。之后一有机会，兄弟俩就会争取见上一面。苏轼和苏辙可谓志同道合，在价值观、兴趣爱好等方面颇为一致，因此后人感叹：岂独是兄弟，更是贤友生。身处异地多年，二人以书信往来，交流读书、作文等诸多方面的体会，起到了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作用。在仕途、文学两方面，二人都取得了斐然的成就。他们同科进士、同朝为官，在朝中被传为美谈。而在文学方面，二人皆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苏轼一生存诗近2800首，苏辙一生存诗亦有1700余首。诚然，苏轼的文学造诣和名气比苏辙大很多，但不可忽视的是，苏辙也有很多优秀的作品存世，给人以很高的艺术享受。漫长的岁月中，面对事业和生活中的坎坷，兄弟二人均能互相鼓励、互相支持。“乌台诗案”苏轼罹祸下狱后，苏辙呈上奏折《为兄轼下狱上书》，提到“臣愿与兄轼洗心改过，粉骨报效，惟陛下所使，死而后已”，愿免除自身官职为苏轼赎罪。后来苏轼被贬到黄州，苏辙也受到牵连，被贬为监筠州盐酒税，五年不得升调，可谓同进退。苏轼在黄州时生活困苦，苏辙的几位女婿总是轮流去探望他。苏轼对苏辙的生活关怀备至。苏辙在雷州生活时，由于吃不下腥膻之物，仅十来天就瘦得“帽宽带落惊僮仆”。苏轼就劝告弟弟，一定要入乡随俗，适应当地的生活，努力让他振作起来，给了苏辙很大的慰藉。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去世。临终时，苏轼最大的遗憾是未能见苏辙一面。他对朋友说：“惟吾子由，自再贬及归，不及一见而诀，此痛难堪！”并留下遗言，要苏辙把他葬在嵩山之下。苏辙更是悲痛不已，在为兄长所作的墓志铭中提到：“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兄友弟恭，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一，在这一点上，苏轼和苏辙二人可谓典范。情深义重，安贫乐道苏轼的结发妻子王弗是乡贡进士王方之女，16岁即与苏轼成婚。王弗“敏而谨，慧而谦”，二人的婚姻美满恩爱。王弗初到苏家时，并未说自己读书识字，只是在做完家务后，常常来到书房静静地陪伴苏轼。有一次，苏轼背书时卡壳了，十分着急，这时王弗轻轻一笑，背了一两句提示他，令苏轼大吃一惊，刮目相看。王弗知道苏轼性格耿直，特别留意他在外行事。每当有人来拜访苏轼，她便经常立在屏风后面倾听谈话，事后告诉苏轼她对某人性情为人的看法，结果无不言中，可谓苏轼绝佳的贤内助。王弗对待公婆亦十分孝顺，就像侍奉自己的双亲一样，深得苏洵和程氏夫人的喜爱。王弗在27岁时因病去世，苏轼悲痛万分，他的千古名篇《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正是为怀念亡妻王弗而作：“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苏轼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虽没有过人的才华，但勤俭持家，安贫乐道，不购买奢华的服饰，不贪恋物质的享受。苏轼也始终过着淡雅简朴的生活，即便是回到荣华富贵的官场也未改变，并且为人大方，乐于助人。在这一点上，夫妻二人是相互影响、高度契合的。苏轼每每拿家里的钱物帮助别人时，王闰之从未表示不满。苏轼一生起伏不定，往往是刚贬到一地没待上几年，又迁移到另一地，生活上的艰难可想而知，但王闰之一直陪伴，无怨无悔。同时，她对王弗的孩子也如同己出。苏轼对这一点特别感激，夸其“母仪甚敦”。正所谓“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王闰之与苏轼同甘共苦、相濡以沫25年，在46岁时离开人间。苏轼对她的思念挥之不去，久而弥坚。言传身教，平等关爱苏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提到：“子三人：长曰迈，雄州防御推官，知河间县事，次曰迨，次曰过，皆承务郎。”苏轼一生几经荣辱，他的三个儿子也跟随父亲经历沉浮。虽然难能安定为学，但他们在优良的家风中耳濡目染，从幼年到成年时时接受着父亲的教导，个个勤奋好学、知书达理、孝顺仁爱、善于诗文。《宋史·苏轼传》载：“轼三子，迈、迨、过，俱善为文。”苏轼并不像苏洵一样严格，他可谓一位慈父。在孩子们小的时候，他喜欢与他们一起嬉玩，稍有好一点的表现，便予以称赞鼓励。全家一起闲坐聊天时，苏轼来了兴致便会与儿子一起作诗，并毫无顾忌地公开夸赞诗写得好。被贬黄州时，苏轼带着家人早起种田，夜间织布，过起农家生活，“虽劳苦却亦有味”。苏轼新垦的荒地就在黄州东门之外，将其取名“东坡”，其号“东坡居士”就来源于此。重视家庭生活、乐于陪伴家人，是苏轼这一历史人物的鲜明特质。苏轼对孩子们的关爱不仅体现在陪伴上，更体现在教育其做人上。长子苏迈携家眷赴德兴任县尉时，苏轼送给他一方砚台，并作铭文教他为官之道：“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在苏轼年逾六旬再遭贬斥、苏迈要顶立门户时，苏轼写给苏迈一封书信：“慎言语，节饮食，晏寝早起，务安其形骸为善也。”俗语说，子不教，父之过。苏轼作为父亲，对孩子们的教导从没有停止过。在良好家风家教的影响下，孩子们也养成了优良的品格。苏迈幼年便随父沉浮，侍奉父亲游历各地。在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时，时年21岁的苏迈徒步相随，陪伴父亲斡旋于险难之中。苏轼被投入监狱后，其饮食供应和生活所需皆由苏迈操持。在黄州凄苦的生活中，苏迈也未废家学，常常与父亲像小时候那样作诗联句，以此为乐。次子苏迨幼年努力求学，后曾跟随父亲外任地方、入职京师，直至苏轼去世，始终与苏迈同进同退，相互扶持。苏迨的作品有《正蒙序》《洛阳论议》等。三子苏过曾陪同父亲一路南行。在惠州时，为了适应当地气候和习惯，苏过负责父亲的饮食器用，学习做地炉取暖，在艰苦的生活中亦能安之若素。在兄弟3人中，苏过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小东坡”，著有《斜川集》20卷，在惠州所作名篇有《飓风赋》《思子台赋》等。他还常常作画，绘枯木竹石图，苏轼称其“时出新意作山水”。由于历史和自身的原因，苏轼的后代无法扬名于朝，只能耕读传家。虽然湮没于乱世，但受到父亲、受到家庭、受到家风的影响，他们的内心亦是丰盈富足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的诗词名篇泽被后世，其展现的价值观念、心路历程，无不与他的家庭、家风密不可分。纵然到今天，苏轼的爱国爱民、超然达观，还会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作者单位：中国环境报社）《东坡笠屐图》局部/张大千

2020-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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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晚，2021中国农民丰收节诗歌大会暨“中国·罗江诗歌节”在四川省德阳市开幕。在开幕式上，由《星星》诗刊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十大农民诗人”评选结果揭晓，诗人段新强成为我市唯一入选者。段新强，栾川县庙子镇威池村人，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洛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洛阳文学院第三届签约作家，主要作品有诗集《活在青山绿水间》《风吹草低》，评论集《词语的回声》等，曾获首届河南文学期刊奖、首届三苏诗歌奖、第三届中华宝石文学奖新人奖、第六届中华宝石文学奖诗歌提名奖、第四届大地文学奖诗歌提名奖等。（记者余子愚）

余子愚

2021-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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