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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货苏轼吃出来美食和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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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晔有幅联语说道“放开肚皮吃饭,立定脚跟做人”,我想这话拿来比作苏轼苏东坡倒也十分贴切。苏大文豪一生坎坷,几次遭贬,却笑看云卷云舒。他不管处于何种境界都能拿得起放得下,照吃照睡照作诗,甚至把吃都写入诗,且写得有滋有味。古人云:“食肉者鄙,未能远谋”,还有人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所以自古诗人笔下忌讳肉,怕让人说俗气。苏东坡就不听啦啦咕叫唤。宋人周紫芝《竹坡诗话》说,苏东坡最喜欢吃猪肉,他在被发配到黄州时亲自动手炖肉。据传他炖肉时先把带皮的五花猪肉切成方块,文火煮半日多,加豆腐乳和香料,吃起来肥而不腻,味道鲜美。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东坡肉”。前几年我也曾如法炮制,吃起来果然味道不错。他还作诗曰:“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食,贫者不解煮。漫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大概他这种吃法那时也被养生家非议,所以旷达的苏轼声明“穿衣戴帽,各有所好”,拜托了,您就免开尊口吧。明代王世贞的《调谑编》记有许多苏轼的轶事趣闻,其中“烧猪”条记载:“东坡喜食烧猪,佛印住金山时每烧猪以待其来。一日,为人窃食,东坡戏作小诗一首云:‘远公沽酒饮陶潜,佛印烧猪待子瞻。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吃不到肉,他只好拿佛印忽悠一番了。不过,一不小心“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竟成了后世的警句。看了上面几首诗你可能以为苏轼是个食肉迷,不厌腥荤。其实这位老兄嘴泼得很,什么都能吃,根本不忌口。同书“巧对”条中说,苏轼在黄州时,何秀才请他吃的油果(大概就是今天的油条)很酥脆,他问主人:“叫啥名?”主任回答说无名。苏轼又问:“为甚酥?”在座的客人都拍手叫好说:“就叫这个好了!”一位姓潘的长官明知苏轼不善饮酒,还常端出好酒来请他,他说:“此必错煮水也。”一天苏轼忽然想吃油果,便作诗求之:“野饮花前百事无,腰间唯系一葫芦。已倾潘子‘错注水’,更觅君家‘为甚酥’”。宋神宗元丰三年,苏轼被贬黄州做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曾写下一首《初到黄州》:“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他“平生为口忙”,即便被赶出京城做个闲差,也不忘鱼美笋香,照旧大饱口福。宋哲宗绍圣三年他在广东惠州作七绝《撷菜》,诗前小序说,他种菜不到半亩,而终年饱食。夜半酒醉撷菜煮食,“味含土膏,气饱风露,虽粱肉不及也。”从而感慨道:“人生须底物而更贪也?”诗曰:“秋来霜露满东园,芦服生儿芥有孙。我与何曾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芦服就是萝卜,芥就是芥菜。何曾,晋代大官僚,非常奢侈,更讲究吃喝,每天花费万钱用来吃喝,还说没法下筷子。诗的大意是萝卜芥菜味道也很美,我照样吃得饱饱的,与吃山珍海味没什么两样,何必非要吃鸡肉猪肉呢。有肉吃肉,没肉吃菜,反正这老兄不能亏了嘴。苏轼对于饮食往往作诗赋写,而且皆臻奇妙。他的《寒具》诗写道:“纤手搓来玉数寻,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无轻重,压扁佳人缠臂金。”什么是“寒具”?说白了就是今天的馓子。馓子可储存,寒食节禁烟火,便用馓子来代餐,所以叫寒具。当时有人忽出新意,用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俱佳。苏轼饱餐一顿后赋诗曰:“香似龙涎仍俨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将北海金齑绘,错比东坡玉糁羹。”他还在《仇池笔记》中说,江南人喜欢做“盘游饭”,把鲊、脯、鲙、炙等菜肴埋在饭中,土话就叫“掘得窖子”。有个陆道士吟一诗联:“投醪谷董羹锅内,掘窖盘游饭碗中。”说的就是此事。范成大则写得更明白:“毡芋凝酥敌少城,土薯割玉胜南京。合和二物归藜糝,新法侬家骨董羹。”看来这种食品是很受欢迎的。苏轼说:“街谈市语皆可入诗,但要人溶化耳。”苏轼爱吃,还吃出了脍炙人口的诗篇。正如他的吃一样,他的诗也有雅有俗,而且大俗大雅,非常人能所及。从他的吃和吃出的诗,反映出豁达人生态度,是一个活生生的可爱形象。难怪千百年来他是那么受到人们爱戴和尊崇。“微斯人,吾谁与归?”

朱晔

2021-07-16
路过阳朔“桃花源”(外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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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桃花源的所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在湖南武陵，有人说在浙江天台，有人说在江西庐山，有人说在福建龙溪。我虽一处都未曾到过，可也算是个有缘人，在广西桂林的阳朔踏寻了一处叫世外桃源的地方，是阳朔县在白沙镇附近开发的一个旅游景区。记得当时在去往世外桃源的路上，心情很迫切，只是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是为了学生时代的几篇田园诗文，为了那个仕途不达的落魄文人，还是为了那许许多多难以言表的点点滴滴。世外桃源的行程，是从一汪池水边开始的。小木船一路向东摇曳，不多时，走进一个山洞，因洞口有两块燕子状的奇石，故而这个洞叫燕子洞，那汪池水叫做燕子湖。穿过了燕子洞，便是与桃花源记的描述相吻合的境地，眼前豁然开朗，桃花湖水相映，木制水车吱吱呀呀地摇着岁月，吟唱着乡村古老的歌谣，一些手拿木棍、身披兽皮、头发很长、皮肤黝黑的年轻男女或叉鱼、或对唱，或跳着原始舞蹈，身后的木屋柱子上挂满他们信奉的图腾，远方群山隐隐，村树含烟，阡陌纵横，屋宇错落。沿着燕子湖的另一边返回时，导游给我们介绍说，那些桃花是从东南亚引进的一种叫“四季桃”的品种，是景区的创意，为的是让不同季节前来的游人都能看到桃花，而那些装扮成不知魏晋的渔人则是当地农民，是谋求生计的另一种渠道。说不清什么原因，瞬间突然有一种莫名的失落，世外桃源根本就不曾存在，数百年来寻踪探源的人，追求的只是一种理想境界。于是我想，多年来在经意不经意间想起世外桃源，无非是羡慕那份恬静，那份悠然，那份乐融融的与世无争，或许是因为对人生路上艰难而无助的跋涉感到疲惫，或许是因为对名利场上熙熙攘攘的纷争感到厌倦，或许是因为看不清漫漫前路感到茫然。归根结底，只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情结，期中也有或多或少的挣扎与纠结，就像陶渊明一样。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相当森严，士族地主阶级与庶族地主阶级相互倾轧，上层统治政权被士族地主操纵，一般的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出身寒微的平民知识阶层想进入仕途实现兼济天下的愿望，极其艰难。陶渊明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先后五次出仕，又五次归隐，最终在仕与隐的抉择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价值。如今，那次桂林阳朔的旅游已成为往事，看到照片或是旅游宣传时，偶尔想起有那么一个地方，记得那天离开的时候天色已晚，夕阳下的乡村一片恬静。多年过去，路过了世外桃源的我，依然是渴求世外桃源的我，为了生计而在车水马龙的嘈杂城市穿梭的我，一路风尘仆仆行色匆匆的我。只是在茶余饭后，时常想起唐代李翱的诗《赠药山高僧惟俨》：练的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话，云在青天水在瓶。据说，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翱多次派人请药山禅师进城供养，均被拒绝，李翱亲自上山，登门问“道”，药山禅师伸出手指指上指下，李翱未懂，禅师便做了解释，听到“云在青山水在瓶”时，李翱顿悟，从此淡泊名利，修身正道。其实，世间的许多事情就是这么简单而真实，就像雨滴应数给屋檐，而钟声应敲给寺院，不同之处只在于各有其位。踏访眉山“三苏祠”大凡祠堂、故居、纪念馆，往往都从一副对联开始。三苏祠是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的故居，门柱对联“北宋高文名父子，南州胜迹古祠堂”。久远的中式庭院，古木扶疏，翠竹掩映，屋宇典雅，堂廊相接。因为对苏轼父子有所了解，故而没有跟着导游小姐的脚步在亭台廊榭之间穿梭，只在大殿看了三苏父子像，然后顺着石板路悠然前行，之后便驻足在东坡盘陀塑像前。苏东坡坐于磐石上，面带微笑，三绺胡须飘洒胸前，世事的沧桑，人生的旷达，跃然眼前。我自言自语，这难道真是被他的贤内助王朝云说成“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苏轼？苏轼的结发妻子王弗很早就离世了，之后最懂苏轼的人应该就是王朝云了。那么她所说的“不合时宜”，究竟是什么？我猜想，莫过于从政不刻意逢源、做文不刻意收敛、为人不刻意入俗。史料记载，苏轼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当时苏轼的政见与王安石主张的新法南辕北辙，他不去违心地支持新政也就罢了，就是保持沉默，都不愿为之，这就决定了他势必成为新党的政敌，结果自然是外遣。无独有偶，宋哲宗即位后，打压新党，旧党司马光为相，苏轼回到朝廷，可是他又对旧党压制新党的行为强烈抨击，认为是一丘之貉，朝廷依然难容，苏轼自求外调，二次上任杭州太守。后来哲宗再次起用新党，苏轼被一路南贬，经广东惠州到海南儋州，当时，流放天涯海角，仅次于满门抄斩。就这样，苏轼在遣遣返返中几乎走遍了当时的中国。太多的心结，让苏轼写下了大量诗词歌赋，可就是这些豪放不羁的诗文，却给了政敌机会，众所周知的乌台诗案后，苏轼从黄州起，一贬再贬，官职越来越小，收入微薄的苏轼，只得开垦荒坡聊补家用。至于苏轼为人处事的“不合时宜”，举一例便足以说明。当年王安石刚刚主持新政时，常常引导皇上专断，皇上因此也只信任他一人。按说，作为为官之人，对王安石紧紧趋之才是，而苏轼却偏偏相反，借着任开封府主考官的机会，出了一个题目，大意是晋武帝因为专断而平定东吴，而符坚在伐晋的时候却因为专断而灭亡，春秋时齐桓公只信任管仲而称霸，燕王哙却因为只信任子之而导致败亡，同样专断,为何有不同的结果？记得苏轼是22岁那年入仕的，同时中进士的还有弟弟苏辙，宋仁宗主持完殿试后激动地给太后说：我为子孙得了两个宰相。谁料，此后40多年间，苏轼南遣北返，起起落落，仕途蹭蹬，一生坎坷，直至徽宗继位，因文人惺惺相惜而复任朝职。可惜，苏轼在北归途中走完了他的人生……有时候也想，假如苏轼没有那么多“不合时宜”的政见想法，没有那么多“不合时宜”的才华外溢，没有那么多“不合时宜”的苏世独立，会是啥样的结局？可细细想来，莫说人生没有假如，即使有假如且假如成真，历史就不会给后世留下一个千古绝唱苏东坡。这样相比，有了那些个“不合时宜”，又有什么不好。

2015-01-16
王安石没有救助过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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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群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四十九《读诗谳》：“……余顷年尝见章丞相《论事表》云；‘轼十九擢进士第，二十三应直言极谏科，擢为第一，仁宗皇帝得轼，以为一代之宝，今反置在囹圄，臣恐后世以谓陛下听谀言，而恶讦直也。’旧传元丰间，朝廷以群言论公，独神庙惜其才，不忍杀。大丞相王文公曰：‘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当时谳议，以公一言而决。呜呼！谁谓两公乃有是言哉、盖义理人心所同，初岂有异？特论事有不合焉。”（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卷七第2014页）上文中的丞相是章惇，章惇发声救苏轼，有《论事表》为证。当时谳议，指苏轼“乌台诗案”的最后定案，因王安石说了“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这话而‘一言而决’，但后面又说：“呜呼！谁谓两公有是言哉，盖义理人心所同，初岂有异？特论事有不合焉”，意思是谁说章惇和王安石这两人出言救助苏轼的呢，大概是因为人心相同，况且只是苏轼和王安石对新法的看法不合，这是“旧传”，是传闻之言，可信度未必高，此事在周紫芝之前或之后，都找不到同类的记载。（内山精也《东坡乌台诗案考》《传媒与真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06页）朱刚先生在他的著作中说：倘若真的将苏轼处死，这笔账一定会算到王安石的头上去，王安礼无论如何要及时表明态度，屡次为苏轼求情，有的史料记载，王安石本人也曾反对“诗案”，虽然关于此事的证据不足，但王安礼的态度大抵也可以代表他的哥哥。（《苏轼十讲·第三讲》上海三联书店，第106页），这段话站得住脚吗？他又在该书的第六讲“苏王关系”中说：“‘乌台诗案’的一个文本《诗谳》（《丛收集成》本）其末尾记载王安石可能为苏轼说过话：‘旧传元丰间朝廷以群言论公（苏轼），独神庙惜其才，不忍，大丞相王文公曰：‘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当时谳议以公一言而决。’这个旧传是否可靠，现在难以考见。”（第226页）这还是叫人难以信服。许多写王安石的著作都说在苏轼命悬一线时，王安石虽已罢相在金陵，听说苏轼性命危险，上书神宗皇帝，说“岂有圣世杀才士者乎？”而使得神宗皇帝不杀苏轼。《宋史·王安石传》和《宋史·苏轼传》对王安石救助苏轼皆无一字提及，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梁启超的《王安石传》，柯昌颐的《王安石评传》，研究王安石的专家邓广铭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康震的《王安石》，李一冰先生的遗著《苏东坡新传》等都没有提及王安石救苏轼一事。莫砺锋在《漫话苏轼》中也有这一说，但他没有举出证据。倒是与“乌台诗案”也许有关，王安石有一首《杨刘》诗，可以看出王安石对苏轼身陷“乌台诗案”的态度，这首诗是这样的：人各有是非，犯时为患害，唯诗以谲谏，言者得无悔。厉王昔监谤，变雅今尚载，末世忌讳繁，此理宁复在。南山咏种豆，议法过四罪。玄都观桃花，母子受颠沛，疑似已如此，况欲谆谆诲，事变固不同，杨刘可为戒。“杨刘”，杨指杨恽，他是司马迁的外孙，汉宣帝时，任左曹，因告发霍氏谋反，任中郎将，封平通候。后与太仆戴长乐失和，被告发他有不当言行，被免为庶人。在与友人孙会宗的信中表示不满，被认为大逆不道而腰斩。刘，指刘禹锡。唐贞元二十一年，刘禹锡参加了王叔文政治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朗州司马，到了元和十年（815）回到长安。刘禹锡写了《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借人们在长安玄都观中看花，讽刺了当时的朝廷新贵，他和柳宗元等又再度被贬。王安石这首诗实际上是暗说苏轼用诗歌来谤讪朝政，攻击新法，是同杨恽和刘禹锡一样的不识时务，得罪权贵，身陷牢狱，完全是咎由自取。你苏轼写诗来评论时政，只能“谲谏”，即委婉地规劝，而你却公开激烈地攻击新法，酿成大祸的原因就是你犯时，这是你致命的大忌。你苏轼须以杨恽，刘禹锡二人为戒。“乌台诗案”震动天下，退居在江陵的王安石不可能不知道，时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原因是反对派人士郑侠上“流民图”，控诉王安石变法引发天灾人祸，使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这引起神宗皇帝的恐慌和反对派的攻击，王安石被迫解职，心有不甘，恨极了反对新法之人。苏轼用诗歌激烈反对新法，王安石早就痛恨苏轼，曾对神宗皇帝说出对苏轼要“譬如调恶马，须减芻秣，加箠朴，使其服贴乃可用”的狠话。（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篇纪事本末》卷六十二）王安石还指使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劾苏轼丁忧归蜀时卖私盐等事，来构陷苏轼。（《宋史》卷二百九十五）古往今来，在中国高层的政治生态中，只要一有派系存在，或政见不合，或对权力构成威胁，政治上的倾轧是免不了的，历来党争都是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王安石性情狠逼，是个出名的“拗相公”，他会救助自己的政敌苏轼吗？王安石这首诗完全用教训的口气，在敲打苏轼，警告苏轼。“诗可以怨”是孔子肯定的，是儒家诗学观念。表达政见是一个人基本的权利。像刘禹锡这样用诗歌表达政见的诗人不可胜数，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受了惩罚，甚至丢了性命，那是统治者的狭隘和暴虐造成的。北宋开国皇帝不是立下“不杀言者”和“言者无罪”的规矩吗，言者委婉进谏，这当然最好，但语言切直，也未尝不可，只要你是真诚的，出于公心。嘉祐六年（1061）苏轼、苏辙等参加了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苏辙对语最切直，几位考官要黜免他，但仁宗皇帝不许，说：“以直言召入，而以直弃之，天下谓我何？”庆历七年（1047）王安石在《猎较诗并序》中，不也以诗刺仁宗较猎吗？（《临川先生文集》卷三十八）嘉祐四年（1059）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不也对几位皇帝均有指责吗？苏轼用诗讽刺新法，诗语再怎么“不逊”，毕竟是在为朝廷谋策，就算是尖刻酸冷的讥讽，也是出于对赵家皇朝的一腔热情，动机是没有丝毫恶意的，如果过激而有失偏颇，那也应该求同存异。王安石的亲弟弟王安国也激烈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后王安国因与郑侠的“流民图”事件有关连，被追毁生前所有文字，遣归田里。在整个过程中，王安石没有为亲弟弟说过一句求情的话。有人用这件事来证明王安石不营救亲弟弟，而为苏轼求情，显示了王安石的胸怀，我说这是王安石的法家的冷酷，自己的亲弟弟不救，他会救一个恨之入骨的苏轼吗？元丰七年（1084）苏轼特地绕道到江宁会见王安石，时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已是心灰意冷。此时的苏轼和王安石已没有政治上的对立了。从二人会面过程中，苏轼没有对王安石出言相救表示感谢，倒还是对王安石有所讥讽的，如果王安石真的救过苏轼，苏轼按常理应该表示感谢，至少要委婉地表示一下吧，可我看不出苏轼有这一点意思。有人说苏王二人“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虽然他们不是亲兄弟，但是现在总能算是知己了吧。”（康震《王安石》中华书局，第259页）说苏王不计前嫌，这还可以，但说他俩是知己，怕是未必。什么是知己，志同道合才能算知己吧，“道不同不相与谋”，这是含糊不得的。王安石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此言只是对苏轼才华的钦佩，仍只是以“才士”的眼光看待苏轼的。王安石也十分清楚，苏轼在治国理念和变法策略，是决不会与他达成共识的。君子和而不同，苏轼的胸襟和气度够大的了，他可以不计王安石当政时对他的恶毒攻击和无情打击，但苏轼在原则上也是个是非分明之人，他从始至终决不同意王安石的变法，苏轼是个重感情，讲感恩的人，在他身陷“乌台诗案”时，章惇曾出言相救。苏轼在贬到黄州后，写信给章惇表示感谢：“一旦有患难，无复相哀者，子厚平居遗我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救恤之，真与世俗异。”（《与章子厚参政书》）元丰七年（1084）神宗皇帝不顾蔡确，王珪等一些大臣的阻挠，用“皇帝手札”的特别手段，迁苏轼量移汝州，告词中有“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语，使苏轼低佪雒诵，非常感激。后来苏轼得知“人才实难，不忍终弃”之语，出自给事中王震（子发）的手笔，王震是苏轼好友王巩的六侄。元祐初，苏轼为翰林学士，与王震做了翰林院的同僚，次韵赠诗，有“清篇带月来霜夜，妙语先春以病颜”，即指此告词，喻为黑漆寒霜之夜里的明月，使枯槁的病人脸上顿时透露出了生气，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北归过赣州，重遇画家宋子房（汉杰），想起四十年前，自己任凤翔签判时，其父宋选为凤翔太守，对苏轼非常照顾，苏轼始终感念于心：“话及畴昔，良复慨然，三十余年矣，台隔晨耳，而前人凋丧略尽，仆亦仅能生还，人世一大梦，俯仰百变，无足怪者……”（《与宋汉杰书》）苏轼对照顾和帮助过自己的人，是终生感念于心的，如果他在“乌台诗案”中得过王安石的一言救助，他一定会铭记于心，没齿不忘的，但在苏轼的文集和其它资料中，我们没有发现王安石曾救助过苏轼的根据，也没有见过苏轼感谢王安石救助之语，所以说王安石曾出言救助过苏轼，是不确的，至少说缺少证据。我的看法是否有点武断，就教于大方之家。

陈志群

2022-01-12
文脉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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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雕像将与苏轼的光辉一起流芳百世。鲜花丛中的苏文忠公祠。苏轼《梅兰竹菊图》。东湖碑林。苏公祠大殿。在建中的凤翔东湖二期景观。本报记者吴晓斌文/图他就是一场文化盛宴，有苏轼的地方，总会“圈粉”无数。戊戌清明，记者在陕西省宝鸡市展览馆感受宝鸡八千年文明史，“炎帝神农”“伐纣灭商”“周公制礼”等一件件大事如雷贯耳。在该市选取的22件最有影响力的历史事件中，凤翔“东湖喜雨”占据一席——这是一代文豪苏轼的仕途起点。一个只做了三年“市长助理”的文化人，千年之后能在当地精挑细选的八千年厚重史事中一枝独秀，这就是苏轼的魅力。一代诗风励后人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十二月，苏轼初仕凤翔（今属陕西省宝鸡市），开始了他的签判官生涯。其《石鼓歌》诗云：“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我们看看苏轼头几天的日程：十四日到凤翔，十五日办完交接，十六日即去孔庙礼拜，留下了“礼孔崇儒”的千古佳话。凤翔乃秦之旧地，有名的古都，特别是与秦、唐有关的文物甚多。在参观了保藏在那里的石鼓及其他七处遗物景观后，嘉祐八年，苏轼写下了《凤翔八观》。记载了秦刻石鼓、秦碑诅楚文、王维吴道子画、唐塑维摩像、东湖、真兴寺阁、李氏园、秦穆公墓等八大景观。《石鼓歌》为“八观”开篇之作，可见其地位至傲。看到那些“漂流百战偶然存”的秦刻石鼓，苏轼如获至宝如饥似渴。他仔细推敲上面的文字，像当年韩愈一样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石鼓文字，有的“模糊”，有的“诘曲”，纵是苏轼“强寻偏旁推点画”，也只能“时得一二遗八九”，这或许是苏轼的谦词。六经委尘，九鼎沦泗，文物损毁，令人痛心；石鼓独存，幸运之至……他看到历史在他面前演进，一幕又一幕：兴亡百变，富贵一朝，人生和客观世界相比，太渺小了，太短促了。韩愈写过《石鼓歌》，苏轼也想好好将这一切记载下来，留给后世。石鼓文据说是周宣王时宣扬文治武功的遗迹，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到苏轼时代，已历经2000多年的沧桑。苏轼知道，这些石鼓是国之珍宝，民族财富。他首要之事就是安排对这种文化遗存的护佑，让人把石鼓送入庙中精心保护起来。今天，韩愈、苏轼看到过的这个石鼓，已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可慰苏轼护宝之心。在凤翔，苏轼遍访名胜古迹，继续为自己的文学筑魂。他曾无数次去凤翔城外的普门寺与开元寺，观摩吴道子和王维在寺壁上的画作，如痴如醉流连忘返，有时掌灯观看直到深夜才恋恋不舍离去。“何处访吴画，普门与开元。开元有东塔，摩诘留手痕。”《凤翔八观》中，《王维吴道子画》一诗称得上苏轼当时古诗成就“最高峰”。吴道子和王维的绘画世界，已经把东方美学推向了极致，再加一位“诗画相通”的苏轼，更不得了。苏轼此后多次书评王维和吴道子画作，锦上添花相得益彰，传下不少千古流芳的佳作。从清流蜿蜒的川西平原，来到气候干旱的黄土高原为官，眉山苏轼在陕西凤翔完成了文学升级的“临门一脚”，也为他的作品注入了新的活力。著名的“三记一论”，即《凤鸣驿记》《凌虚台记》《喜雨亭记》《思治论》（《喜雨亭记》和《凌虚台记》均被收入《古文观止》），以及《凤翔八观》《和子由渑池怀旧》《太白山早行》等130余篇诗文都成于凤翔，他的为学之风和诗文才情，影响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学子。百年笠屐寄黎民除去诗书画研习，在凤翔的日子里，作为一方官员的苏轼用了很多时间深入基层，访贫问苦。苏轼在《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诗中，深层次地阐释了当时危害百姓的弊政，使百姓深受其害、不堪重负的根源，以及自己力不能及的惭愧：“我诚愚且拙，身名两无谋。始者学书判，近亦知问囚。但知今当为，敢问向所由。士方其未得，唯以不得忧。既得又忧失，此心浩难收。……桥山日月迫，府县烦差抽。王事谁敢愬，民劳吏宜羞。……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渭水涸无泥，菑堰旋插修。对之食不饱，余事更遑求。……秋风迫吹帽，西阜可纵游。聊为一日乐，慰此百日愁。”不文过，不饰美，有陈述，有分析，更有为官者的百姓之忧，这是苏轼“述责述廉”的《宋代中国西北之农村调查报告》。初入仕途，苏轼就把“为官”的根须连接在“为民”上，并设身处地、力所能及地解决广大劳动人民的困难，这是一个伟大灵魂的人迈出的坚实的第一步。心中装有百姓，百姓也会感念不忘。难怪，在苏轼离开凤翔400年后，明代的凤翔百姓会在东湖岸边修建起苏文忠公祠，后又多次维护重建。有关资料显示，仅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年间就多次重修苏公祠，民国年间又两次重修。上世纪八十年代，凤翔县人民政府重建，近年又进行了修葺。今天的苏公祠前楹联为清朝凤翔知府白维清所撰，曰：“道学寓风流，当时帝许奇才，一代文章高北宋；宦游同石隐，此日人怀旧德，百年笠屐寄东湖。”苏公祠院深二进，正中为大殿，内有苏轼坐像。院内左侧为仝笑山房，右侧为鸣琴精舍，再现当年苏轼在凤翔王弗伴读和精舍抚琴的场景，内有苏轼读书和抚琴的蜡像。亭前楹联均为清人所撰，歌颂苏轼“少年已匹杜韩欧”，赞扬东湖“胜地何殊杭颍惠”，很高的评价了。正堂前的横批“气高天下”更是大气磅礴，唱尽了苏轼的气格高绝。想起东湖东门厅堂前，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所题那副楹联：“百顷汇泉源，偕周鼓秦碑共数八观雄右辅；千秋留宦迹，比颍川杭郡还应两地配西湖。”上联概述苏轼引流疏浚，修建东湖，使东湖与石鼓秦碑等一起，组成“凤翔八观”，名垂史册；下联说苏轼继凤翔签判任后，在颍州和杭州两地为官，凤翔的东湖和颍州的西湖，因为有了“苏轼元素”，都可以和杭州的西湖相媲美。苏轼在凤翔短短三年时间里，做了不少利于百姓，有益社稷的好事、实事。凤翔百姓建苏公祠，修望苏亭，希望把苏轼“留在凤翔”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我书意造本无法在苏公祠东侧有东湖碑林，上世纪九十年代创建。门前一联有意思：“我书意造本无法，此老胸中常有诗。”上联是苏轼“尚意”书风的经典，下联是陆游湖上寻梅的感慨，集合在一起，竟然毫无违和感地成了对苏轼的赞誉。跨进大门有一影壁，上面镌刻着《东坡笠屐图》，两边刻有苏轼醉笔对联：“斗酒纵观廿一史，炉香静对十三经”。几曲回廊中镶嵌着苏轼的诗文和绘画，及历代文人墨客诗词石刻150余通。在这里，记者惊奇地看到了苏轼的《楚颂帖》。和眉山三苏祠内一方碑刻不同的是，凤翔碑林采用了五幅石刻。用四幅石刻完成了原本，另有一幅放大的局部版。据介绍，这还算不得凤翔东湖碑林“镇碑之宝”，最为珍贵的是四通刻有《梅兰竹菊图》的画碑。一通碑面，刻有苏轼《老梅嫩枝图》和诗一首，诗为“孤山清趣压群芳，一阵风来一阵香，百卉不荣先此盛，诗成锦绣贺三阳。”一通刻苏轼《菊配兰竹石》和诗一首，诗为“品色般般间错栽，重阳烛为道林开。一丛香艳东篱下，笑舞寒风待我来。”一通刻苏轼《菊配竹松石》，和诗“嗟而精神不异常，敢于霜圃斗寒芳，丛板未许十分色，叶枯也沾一阵香。”一通刻苏轼《老梅盛开图》，和诗“升降阴阳上下交，地无弃我不相饶。乾坤多少真情趣，为写丹青看雪梢。”细看和诗及落款中有“东坡”“坡仙”字样，可以推之此画应为苏轼离开凤翔后所作。苏轼1079年底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团练副使，1082年躬耕黄州东面山坡，方有“东坡”之号。彼时，苏轼离开凤翔已近20年矣。东坡作品，收藏者众，此组画作是否为后来者辗转藏于凤翔，继后刻石，不得而知。但观四通画碑，立意深邃，格调高雅，画风独特，气韵不凡。诗画双绝，妙趣横生，当为苏轼手笔。作为美食家的苏轼，出京做官第一站自然不忘“舌尖上的记忆”。他在品尝了凤翔豆花泡馍后啧啧赞曰：“东湖柳，姑娘手，金玉琼浆难舍口，妙景、巧人、佳味，实乃三绝也！”如今的凤翔三绝，亦基本沿用苏轼命名：“东湖柳、姑娘手（凤翔剪纸）、西凤酒”。临别凤翔，我们专门去品尝了苏轼盛赞的豆花泡馍，离开了苏轼，也许味道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味。“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十二月，结束了“基层锻炼”的苏轼离开凤翔，回京师入“判登闻鼓院，直史馆”（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信访办和国家文史馆官员）。传奇苏轼的宦海沉浮正式启程，从20多岁做小官到50多岁做大官，60岁后还一贬再贬到海南，才有苏东坡的“黄州惠州儋州”，才有市民百姓的苏堤春晓、坡仙遗范……“千年英雄”苏东坡的历史长卷，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

2018-04-28
夏日来临话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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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殿臣夏日来临，百果登市，岭南佳品，首称荔枝。壳丹肉晶，皮薄多汁，脍炙人口，甘甜如饴。它虽然主产于岭南和巴蜀，但由于现代交通发达，朝发夕至，北国冰城六月照样可以吃到新鲜的“百果之王”。荔枝以“形圆而色丹，肉晶而味美”驰名于世，要是能在赤日炎炎的夏天，吃上它三两颗，再哼上几句文绉绉的荔枝诗词，那无疑是夏日难得的一大快事。荔枝，也称荔支、丹荔、贵妃笑、十八娘等，别名很多。它是亚热带果树，高达五六丈，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四川等地；而荔枝则身居岭南“四大果品”之首。早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便有记载：“隐夫郁棣，褡遝荔枝，罗乎后宫，列乎北国。”《东观汉记》也载云：“匈奴南单于来朝，赐御食及橙桔龙眼荔枝。”可见，荔枝年代久远，历史悠长。晋嵇含《南方草木状》则对荔枝作了极为详尽的记述和描写：“荔枝树，高五六丈余，如桂树，绿叶蓬蓬，冬夏荣茂，青华朱实，实大如鸡子，核黄似熟莲，实白如肪，甘而多汁，似安石榴。”到了唐宋时期，荔枝越发受到人们喜爱，身价倍增，并且成功地进入文学，一些诗词文赋竞相记述和赞扬，乃至还有了《荔枝香》词牌，被人写入对联。最值得称道的是盛唐宰相张九龄，他曾写过一篇《荔枝赋》，序言开篇便说：“海南郡出荔枝，每至夏季，其实乃熟，状甚环诡，味特甘滋，百果之中，无一可比。”赋文对荔枝作了全面描写，总的评价则是“果之美者，厥有荔枝”。中唐时期大诗人白居易，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调任忠州（今重庆忠县）做刺史，第二年他命画工绘制了一幅“荔枝图”，他亲自作《荔枝图序》曰：“荔枝生巴蜀间，树形团团如帷盖，叶如桂，冬青；华如桔，春荣；实如丹，夏熟。朵如葡萄，核如琵琶，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雪，浆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实过之。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说得头头是道，白居易所居之地一定是出产荔枝，他只有细细品尝后，才会写出这样身临其境的文字。上述的《荔枝赋》和《荔枝图序》生动形象的铺陈描述，足可以使我们对荔枝有个大概的了解。至于吟咏荔枝诗词，更是随处可见，数不胜数。或借荔枝以咏史，或借荔枝以抒怀，或借荔枝以明理，或对荔枝直接描绘，无不各具特点，精彩动人。唐代大诗人杜甫，他在入蜀移居夔州期间，曾写组诗《解闷十二首》，其中后四首都是写荔枝的，以绝句形式出现，自由灵活。第九首写道：“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炎方每续朱樱献，玉座应悲白露团。”意思是说，皇帝和贵妃已经过世了，而地方进贡荔枝依旧继续，唐玄宗应该为此而感到悲哀。此诗明显地在批评朝廷令百姓快马传送荔枝的错误做法，远远早于杜牧。而第十首则是写他自己亲手摘荔枝：“忆过泸戎摘荔枝，青峰隐映石逶迤。京华旧见无颜色，红颗酸酣只自知。”往昔在京城看到的荔枝都变色了，这次自己摘的荔枝则红艳可口，自然是高兴的。人人都喜欢荔枝，但是杜甫反对的是，吃荔枝不能只为自己大饱口福，而不管百姓死活的恶劣行径。这种情况，后面还会谈到。唐代另一位喜欢荔枝的诗人是白居易，他不仅写咏荔枝的诗，而且最长的一首竟有28韵。先看他的绝句《种荔枝》：“红颗珍珠诚可爱，白须太守亦何痴。十年结子知谁在，自向庭中种荔枝。”一般诗人往往喜欢栽花，而白居易却自种荔枝，简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再看他的律诗《重寄荔枝与杨使君，时闻杨使君欲种植故有落句之戏》：“摘来正带凌晨露，寄去须凭下水船。映我绯衫浑不见，对公银印最相鲜。香连翠叶真堪画，红透青笼实可怜。闻道万州方欲种，愁君得吃是何年？”既给友人送荔枝，又担心友人吃不到自种的荔枝，这情感是何其深厚、诚挚啊！唐代著名女诗人薛涛有《忆荔枝》云：“传闻象郡隔南荒，绛实丰肌不可忘。近有青衣连楚水，素浆还得类琼浆。”食过荔枝，念念不忘，以回忆形式写入诗中，足见对此果的流连之情。晚唐诗人徐寅有二首《荔枝》七律，其一云：“日日薰风卷瘴烟，南园珍果荔枝鲜。灵鸦啄破琼津滴，宝器盛来蚌腹圆。锦里只闻消醉客，蕊宫惟合赠神仙。何人剌出猩猩血，深染罗纹遍壳鲜。”这首诗写得颇为细致，把荔枝简直是写“活”了，在诸多咏荔枝诗中，当为精品。在诸多写荔枝的诗词曲赋中，晚唐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之一最为驰名。它不仅有历史背景，而且描写形象，议论精彩，脍炙人口，影响甚大。《新唐书·杨贵妃传》载：“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递，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杨贵妃食荔枝是劳民伤财的事情，杜甫也曾写诗讽刺过，但却没有杜牧诗尖锐、深刻而又广为人知。且看杜牧的绝句：“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小诗不仅含蓄地揭露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恶劣行径，也抬高了荔枝的身价（这是诗人所未曾想到的)，“妃子笑”成为荔枝的一个著名品种，便来源于此诗。杨贵妃所食的荔枝到底来自何处?一说是来自岭南，即广东广西一带。而岭南离长安路途遥远，即使是快马加鞭，日夜兼程，五六天内也绝不会到达长安(西安)。所以有人通过地理考证，认为杨贵妃所食的荔枝是来自四川的涪州，这里离长安只有两千里左右，最多四天即可到达，荔枝不会有什么变化。《舆地纪胜》中就曾提到，涪州城四十五里地方，有妃子园，植有荔枝“百余株，颗肥肉肥，杨贵妃所喜。‘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谓此。”有趣的是，在这首诗之后，荔枝又多了个新品种，叫作“妃子笑”。清朝的陈鼎在《荔枝谱》载说：“妃子笑，产佛山，色如琥珀，有光，大如鹅卵。其味如蜜，其嗅如兰，皮薄而肉厚，核小如豆，浆滑如乳。啖之能使齿香经宿，宜乎妃子见之而笑也。”宋朝的荔枝文化也很兴盛，不仅有诸多荔枝诗，还出现了许多荔枝词，乃至还有专著《荔枝录》等。苏轼由于在岭南生活过，所以他的咏荔枝诗词近20首，既多且好。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官广东惠州，第一次吃到荔枝，他高兴至极，于是写了《食荔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桔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首诗前后，他还写了长诗《荔枝叹》，怒斥了唐玄宗为讨好杨贵妃，竟下令民间向宫中进贡荔枝，快马传递劳民伤财。诗中有这样两句：“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足可以和杜牧的名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一较高低。苏轼还写了好几首荔枝词，这是唐朝所没有的。其《减字木兰花·荔枝》云：“闽溪珍献，过海云帆来似箭。玉座金盘，不贡奇葩四百年。轻红瓤白。雅称佳人纤手擘。骨细肌香，恰似当年十八娘。”在肯定朝廷废除进贡荔枝的同时，热情洋溢地赞美了荔枝，结尾用了荔枝的雅称“十八娘”。宋曾巩《荔枝录》载：“十八娘荔枝，色深红而细长，闽(福建)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好食此，因而得名。女冢在福州城东报国院，冢旁犹有此木。或云，谓物之美少者为十八娘。”苏轼的弟弟苏辙《干荔枝》诗亦云：“红消白瘦香犹在，想见当年十八娘。”如果说“妃子笑”是荔枝中的珍品，那么“十八娘”则是荔枝中的神品，一般人是吃不到的。值得一提的是，宋朝皇帝宋徽宗也很喜欢荔枝，他命人在宫中栽植荔枝树。其《宣和殿荔枝》诗中有两句说：“密移造化出闽山，禁御新栽荔枝丹。”看来皇帝吃荔枝，也得在宫中栽种了。对此，陆游在其《老学庵笔记》卷三也记载说：“宣和中，宝和殿下种荔枝成实，徽宗手摘以赐燕帅王安中。”行文至此，我忽然想起清末爱国人士丘逢甲，他有百首荔枝诗。其中《咏荔枝》七绝相当高调，特引来以供欣赏，借此结束本文：“紫琼肤孕碧瑶浆，色味双佳更带香。若援牡丹花史例，荔枝原是果中王。”结句用典，唐人舒元舆《牡丹赋》中有“我案花品，此花第一”之句。

衣殿臣

2023-07-06
从千年三苏祠感悟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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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开栏的话：今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战略高度，多次在地方考察时调研当地特色文化和历史古迹，对中华文化自信自强、中华文明永续发展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6月9日起，新华社开设“习近平的文化足迹”栏目，记录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推动文化建设的故事，反映新时代全国各地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画卷，凝聚起新征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磅礴力量。“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走进三苏祠的游客，会首先读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重要讲话。2022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四川省眉山市三苏祠，了解当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等情况。三苏祠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三苏父子”的故居。穿越千年，百亩古祠缘何能够映照中华文化？先贤智慧怎样启迪新时代的哲思？观照古今，答案清晰而坚定。今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了这种文化认同，我们怎能不自豪，又怎会不自信这段时间，三苏祠从早上9点开门就是客流满满。“宦迹渺难寻，只博得三杰一门，前无古，后无今，器识文章，浩若江河行大地；天心原有属，任凭他千磨百炼，扬不清，沉不浊，父子兄弟，依然风雨共名山。”这副斑驳的对联，默默讲述着“三苏父子”浓墨重彩的人生经历。一门三父子位列唐宋八大家，绝无仅有。此地元代改宅为祠，明末毁于兵火，清康熙四年（1665年）在原址上摹拟重建，是蜀中最负盛名的名人祠堂和古典园林。“今年以来，至少提前一周才能预约到讲解员，有时候单日仅学生就超过1000名，春节期间更是一天上万人，团队讲解都约不过来。”三苏祠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徐丽对三苏祠的新热度有着切身感受。前厅、飨殿、启贤堂、来凤轩……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时的足迹，人们徜徉在三面环水的悠悠古祠中，驻足在意味深长的匾额楹联前，感叹着“一门三杰”的旷世才情，折服于“孝慈仁爱、厚人薄己”的淳厚家风。“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要推动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才。”牢记总书记在三苏祠考察时的嘱托，徐丽和同事们对各类古籍进行全面整理，不断推出面向大众的展览、读物。少时曾“游荡不学”的苏洵发誓读透经史并教子成龙。在他和妻子程氏的悉心培育下，苏轼、苏辙兄弟二人金榜题名，名震天下。此后，“三苏父子”以天下为己任，尤其是苏轼，哪怕命运多舛、岁月磨蚀，依然坚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文学造诣与人格精神流芳千古。“苏氏一门秉承清廉正直的家风家教，养的是浩然正气，这就是中华的脊梁。”指着高悬在飨殿里的那块“养气”匾额，眉山本土苏学专家王晋川为偶遇的游客志愿讲解。习近平总书记在三苏祠考察时强调，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白做人、勤俭齐家、干净做事、廉洁从政，管好自己和家人，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宦海沉浮，几经贬黜，苏轼的一生虽跌宕起伏、忧患不断，却从未放弃对生命的欢歌……追溯一代文豪的人生轨迹，人们不禁感慨万千。“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文化所蕴含的哲理、智慧，多次引用苏轼等古代贤哲的名言来阐明治国理政的理念。“三苏文化从来没有过时，东坡精神更是与当代国人同频共振。”回忆成功举办“高山仰止·回望东坡——苏轼主题文物特展”的经历，四川博物院副院长谢丹难掩自豪。即使受疫情影响，展览依然创造了开展不到10天观展人数较2021年同期增长约10倍的纪录。“苏东坡的一生鲜活地印刻在你我的心中，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应有的志气、骨气、底气。”观众的留言热烈回应着展览的设计者，也深刻印证着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作出的鲜明宣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展览序厅中的苏轼原句‘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和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不忘初心’遥相辉映，激起广泛共鸣。我们今天所弘扬的时代价值，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一脉相承、历久弥新。”谢丹说。“坚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透过一砖一瓦、一诗一画，今天的国人更加确信，这片土地上曾经真实存在这样的人：他们饱经风霜却从不屈服，历尽沧桑仍风骨如初。“我们是在这块土地上的文明培育出来的，全党全民族都要敬仰我们自己的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回忆习近平总书记在三苏祠的深情寄语，三苏祠博物馆馆长陈仲文深有感触，“总书记的话语唤起了我们深深积淀在民族记忆中的文化认同，有了这种文化认同，我们怎能不自豪，又怎会不自信？”有了这种情感纽带，文化自信就有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治国理政更具坚实可依的承载基因从未枯竭的古井旁，人们虔诚地掬起一捧清水，净手净心；并蒂丹荔的根木前，树木长成即归乡的未了夙愿又令多少人热泪盈眶……“这种心灵感触正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古尊崇的家国情怀。”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研究室主任、10年来从事三苏家风研究的刘清泉说，“它从来不是生硬死板的说教，而是藏在祖祖辈辈身体力行的操守中，最终印刻在我们的骨血中，成为一种生命哲学。”这种无声而默契的传承责任正在被更多的年轻人扛起。四川人民艺术剧院的一群“80后”艺术家，将话剧《苏东坡》打造成了剧场版、文旅驻场版和文博融合版。“一边是极致要求的艺术性，一边是大众喜爱的普及性，在这种碰撞交融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在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制作人邓滢说，“有的观众追着剧场版的全国巡演看了8遍，他们的认可更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为了将话剧和旅游深度融合，文旅驻场版《苏东坡》的运营负责人魏鑫开通了话剧演出与三苏祠游览的“文旅直通车”服务，一个曾经少人问津的剧场从此跻身一票难求的网红打卡地，观众的自发宣传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传播矩阵。“小孩看故事，大人看人生。”“看一次苏东坡，为孩子立下一座人生的灯塔”……经过轻量化的改编，文旅驻场版《苏东坡》以单元剧的形式串联起众多历史人物，观众边看剧、边学习，在社交媒体上掀起评论热潮，又反过来激发了主创者的灵感。“最初我主要是研究台词，演到30多场后才渐渐体会到苏东坡笑中带泪的心境，这个过程漫长而又痛苦。我力求抓住更多的细节，让东坡精神在高度浓缩的2个多小时里真正走进观众的心。”饰演苏轼的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演员李东昌说。“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好东西传下去，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的满足感就是文化自信。”仍在执着打磨剧场版话剧的副导演唐钟说，“这就是我们生活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每个人都有的文化自信。”把微话剧引入“高山仰止·回望东坡——苏轼主题文物特展”现场的制作人杨宇说，当你看到穿着汉服的群众和演员融为一体，就会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这种文化基因就是以苏东坡为代表的中国人不沉沦、不厌世、不颓废的一种原动力。饱经风霜未曾褪色，光阴流逝更添厚重。在外媒评选的12名“世界千年英雄”中，苏东坡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广泛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能封闭僵化，更不能一切以外国的东西为圭臬”，习近平总书记在三苏祠考察时的这番话，激发当代学者的思考。在梳理、编纂资料和文献过程中，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戴路不禁感叹，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世界研究者对三苏文化倍加青睐，不少当代学者正在通过研究东坡文化，了解东方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东坡文化就是一个生动体现。”戴路说，“今后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广泛汲取中外优秀文化的精华，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此心安处是吾乡”，苏东坡的千古名句，道出了多少人心中浓浓的乡愁，而他的人生故事，又承载着中华民族多么深厚的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被记录在文字里，镌刻在石碑上，成为连接我们的情感纽带。可以是“小轩窗，正梳妆”的夫妻恩爱，可以是“岂是吾兄弟，更是贤友生”的兄友弟恭，可以是“农功各已收，岁事得相佐”的乡邻友好，也可以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自在洒脱……有了这种情感纽带，社会风尚就有协商互让的和谐基础，文化自信就有取之不竭的根脉源泉，治国理政更具坚实可依的承载基因。有了这种薪火相传，三苏文化将继续焕发强大的生命力，浩荡于时代的洪流穿行在三苏祠，时光仿佛跟随先人的节奏慢了下来。水波潋滟间，踏入湖心茶坊，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李倩身着素色茶服端坐在案几前，为慕名前来的民众公益讲授宋代茶道。只见她先将茶压辗成粉末放入茶盏，环盏注水，再将茶末快速搅拌，浮出雪乳般的泡沫，清香伴着微风弥散开来……“一路上遇到许多像自己一样热爱茶文化的人，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油然而生。”近年来，领办国家级茶艺技术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李倩踏上了向世界推广中国茶文化的道路，就在不久前，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宣介了自己编撰的《中华茶艺》英文版。“在中国，茶叶往往生长在贫瘠的土地上，却是我们实现脱贫攻坚、走向共同富裕的主要产业之一，当我讲到这里，国际友人都竖起大拇指。”李倩说，这是茶之品格、东坡之品格，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兼济天下之品格。在眉山先后举办的五届眉山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上，来自多个国家的专家表示，对三苏文化的尊崇绝不限于中国人，这饱含东方古韵的独特风景同样属于呼唤多元的世界文明。可登大雅之堂，亦可入寻常人家。以东坡故事命名的眉山美食、衍生的动漫产业、打造的旅游景点……先人的生活美学与人生志趣，早已融入街谈巷议、化作人间烟火。“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广场上，东坡小学的孩子们跳起独创的东坡诗词操，边诵读边放松。教室内，同学们正在展陈最新的剪纸作品，追寻着“学承东坡、道臻至善”的理想。“校园的每一面墙壁、每一处文字都传递着浓浓的诗情古意，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像苏东坡一样，成为一个仁爱、乐观、勤奋、博学的人。”眉山市东坡小学校长杜科说。“传统文化只有被大众认知、参与和传播，才能活起来、火起来。”眉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广旅局局长王枫说，近年来，各方力量协同推进东坡文化进校园、进社区，迄今已开发出碑廊传拓技艺体验、楹联艺术欣赏、宋代文人四雅“焚香、点茶、挂画、插花”体验、东坡竹文化体验等10门面向成人的研修课程。既有距离美，又有亲切感，传统文化激活久远的文明，点亮心灵的炬火。“我们在努力寻找同先贤对话的方式。”眉山歌舞剧院院长袁潇说，主创团队历经近一年的沉浸式创作，推出舞蹈诗剧《东坡》，融合了诗词文学、绘画、书法、音乐、戏曲等艺术元素，相信会带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四川广播电视台和眉山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的纪录片《千古风范苏东坡》在主流媒体热播后，正在积极向海外输出版权。“苏轼足迹所至，逐一追随探访。他对人间疾苦的深切体悟，对壮丽山河的无比热爱，都化成今人的一种精神动力。”该纪录片的制片人张馨月说，“或许挂一漏万，但我们无比敬仰和虔诚。”三苏祠的门口，一棵古榕树与两棵银杏树相望成景，仿佛“三苏父子”伟岸伫立。绿荫庇护之下，“德耀眉州”的楷模海报，吸引了游人驻足凝视。是对过去的守望，亦是对未来的奔赴。“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昭示着新的使命担当。有了这种薪火相传，三苏文化将继续焕发强大的生命力，浩荡于时代的洪流。（新华社成都6月9日电）

2023-06-10
“大家”齐聚畅谈三苏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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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传承三苏家风涵育家国情怀”研讨会在我市举行。时值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莅眉视察一周年，本次研讨会旨在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与会嘉宾围绕“传承三苏家风涵育家国情怀”主题，深入研究阐释三苏家风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积极探讨推动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意义和方法路径。研讨会上，四位学者的主旨报告引人深思，“一门三父子”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的优良家训家风打动了全场嘉宾。□眉山日报全媒体记者林琳/文廖波/图陈才智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宋代蜀人赵夔在《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序中写道，诵东坡先生诗文，“其初如涉大海，浩无津涯，孰辨淄渑泾渭，而鱼龙异状，莫识其名，既穷山海变怪，然后了然无有疑者”。6月8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才智现身研讨会，以《自江而海，从家到国——走进如海的苏东坡世界》为题，作了主旨演讲。陈才智在现场引经据典畅聊三苏家风传承与苏东坡的家国情怀的联系时，从苏东坡接受的家庭教育谈到他的家风传承又如何影响了这千年以来的中华文明。陈才智在“苏海”拾起一片片闪耀着智慧光辉的“贝壳”，为大家徐徐展开了一幅完整无瑕的“苏门家风”画卷。“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陈才智说，就传承三苏家风、涵育家国情怀而言，苏轼接受并传承的家庭教育的经验，家国情怀与教育理念、实践的影响，早已超越一朝一代，随着其浩荡的才情、渊博的学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与宝贵财富，就像大海一样，吸引着每一位“苏粉”。谈到家风与国风、家事与国事的联系时，陈才智表示，宋代家族多以文学世家而知名，或处于文坛中心，或与文坛中心人物交往密切，创作风尚与家族文学息息相关。家族因血缘、地域和师承等多层关联，对宋代国家层面的文学和学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整体效用。陈才智在研究中对苏轼家风传承的经验，以及教育学理念和实践上的贡献进行了思考。他说：“今天，对于传承三苏家风、涵育家国情怀而言，苏轼接受的家庭教育的经验，家国情怀与教育理念、实践的影响，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与宝贵财富。在数字化时代里，在后现代语境中，一代坡仙参与今日社会的可能越来越多。”陈才智相信，站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之下，苏轼与苏轼研究将迎来前所未有的突破之机，“这位千古英雄其人其文的魅力，也将获得新的理解与认知。”李公羽家风建设是家国情怀的重要根基主旨演讲中，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理事长、高级编辑李公羽着重探讨了如何“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他认为，良好的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是新时代共产党人家国情怀的重要根基；家国情怀是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方向和目标。李公羽表示，中国有三苏，主要是苏氏家庭世代传承的家国情怀和人生态度，是我们“这块土地上的文明培养出来的”，体现和展示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例证。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三苏祠强调“要推动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意义和深刻背景。什么是家国情怀？李公羽说，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之一，是一个人从家庭角度出发，对自己国家的高度认同感、归属感和使命感，是个体对共同体的认同与责任的集中体现。家国情怀的基本内涵立足于诚信、修身、齐家，其理想追求定位为治国、平天下，其行为规范包括自身修养、涵育家风、孝敬慈爱、敬业明德、爱国奉献、天下为公等。新时代家国情怀是青少年成长、人才培养、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基础，是增强民族自信力、凝聚力、战斗力的内在动能，也是面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应当具有的民族姿态与共同价值。李公羽认为，学习传承三苏文化重在涵育家国情怀。他说，三苏的世界，既有仰望星空的哲理思考和审美享受，又有脚踏实地的治国理政理论和从政实践，生动体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苏氏家庭家教家风的养成与传承，对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具有十分重要的教育启迪和激励警示作用。“今天，我们注重家风家教，古为今用、成风化人，能更好地涵养浩然正气、滋养百姓精神、培养子孙后代。”李公羽认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以三苏家风家训为榜样，清白做人、勤俭齐家、干净做事、廉洁从政，与国家休戚与共，以天下为己任。同时，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人类文明新形态，三苏文化代表和含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是“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和纽带。舒大刚“利民”就是坚持以人为本三苏父子，特别是苏轼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价值也是多方面的。研讨会上，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儒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舒大刚以《人本、情本、民本苏轼的家国情怀》为题，从“人本”“情本”“民本”三个维度，解析了苏东坡的家国情怀——人本，即苏东坡的宇宙观，坚持以人为中心，注重人的修为。情本，就是苏东坡的人生观。舒大刚直言，苏东坡判断是非，讨论政事利钝，常用是否合乎“人情”做判断，而这个“人情”正是“民情”。民本，则是苏东坡的社会观。苏东坡认为“民命是天命之本”，他推崇“天下为公”，认为良好的政治就是天下为公，寻找“政权”与“民权”间的最大公约数。“苏东坡认为，‘德政’不是空头、虚伪的，而是要‘利民’。”“苏轼一生都持传统的民本思想，在世界观中他是‘人本’主义的，在政治观中他是‘民本’主义的，在个人性情论上他是‘情本’主义的。同时，其留下的影响深远的‘东坡精神’，其内核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在国家治理、社会管理和个人价值观培养的各个层面，都能给予人启发。”舒大刚说。在民本思想上，苏轼坚持“人为道本”“民命即天命”“民为邦本”“利民即德政”“皇极即民极”，这些传统的民本思想做统率，苏轼在从政治理方面能更多地考虑民众利益，尽可能地为民办事。“苏轼虽然一生几经贬谪，真正为民办实事的时间和机会不太多，但是他到各地都是爱民如子的“父母官”，革除积弊，政绩斐然，深受爱戴。”舒大刚说。舒大刚说，苏轼是一位才情与见识俱佳的奇才，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具有完善的宇宙观、社会观、道德观等“家国情怀”，其中最明显的标志就是重视人、情、民，体现了其集人本主义、情本主义、民本主义于一身，这是他获得最广泛认可和尊敬的根本原因。正因如此，苏轼才取得了超越时代、超越阶层的巨大成就。因为只有人民才是永恒的，为人民谋福利才是真正的成功；也只有做人民的朋友才具有永恒的口碑，才会获得不朽的英名。潘殊闲领导干部要以“清廉东坡”为榜样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潘殊闲在研讨会上以《家风熏育下的民本情怀》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他在演讲中介绍了家与国的逻辑关联，“家与国是两个独立的概念，但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却是紧密相连的一组关系，它们之间的任意组合，都是相通的。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家是社会文明的细胞，是文明国家的基础。”潘殊闲说，苏氏家风是三苏前后几代人在家庭内部形成的一种具有苏氏特色的为人、为事、为生、为学、为家的风格与风尚。苏氏家教更多的是身教，是一种道德文章的积淀与熏染，是崇教崇礼崇仁崇义的具化与践行。有零星的诫子篇札，无长篇的家训专著，但这丝毫无损苏氏家族的道德高度。潘殊闲在演讲中谈到了“女性在家风建设与传承中的重要作用”。他说，对苏氏家族来说，程夫人是苏氏家族见诸记载的第一位知书达礼的才女，在苏氏家族的历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发挥了相当重要的影响。程夫人本身受过良好教育，“生而志节不群，好读书，通古今，知其治乱得失之故”。她不仅为苏氏家族生养了苏轼、苏辙，带来了家族的繁盛，而且还以柔弱的肩膀扛起家庭的重担，帮助丈夫卸掉治家治生的烦恼而得以安心向学，使丈夫二十七岁之后尚能发愤图强而终成大名。潘殊闲对三苏家风和“清廉东坡”作了当代阐释。家与国的关系，实际上是小与大的关系，是点与面的关系。家道与国道、家运与国运紧密相连。没有良好的家风，难以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难以培养有益于国家、民族和社会的栋梁之材。这就是典型的修身、齐家、治国的家国同构观。在潘殊闲的心目中，苏东坡博学多才、博爱谦逊，有民本思想，关心困难群体，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创新精神，其丰富的阅历和人生，“清廉”的人格魅力，展现出了浩然正气。而这样的苏东坡，给当下的人们带来了很多启示。潘殊闲寄语领导干部：“要做知识型官员、学习型官员，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这样就可以使自己视野宏阔，拥有大境界、大气魄、大格局。要努力做清官，做有责任、有担当、爱民惠民的好官。要敬畏天地、敬畏自然、敬畏科学、敬畏法律、敬畏生命。要有事业良知、家庭良知、社会良知。要慎独、慎交、慎得、慎名。”

林琳文廖波图陈才智

2023-06-09
遗爱湖公园景区和建筑命名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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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爱湖是黄冈市区的一座城中湖，紧邻长江，自然天成。遗爱湖公园占地面积5.03平方公里，其中水面2.94平方公里，环湖岸线29公里。公园自2006年启动建设，至2018年全部建成，历时12年。遗爱湖公园是一座集生态环保、文化传承、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生态文化主题公园，集中展现东坡文化。苏东坡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谪居黄州四年多时间，写下了700多篇诗词文赋和大量书法作品，给黄州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说：“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因此，用一座5余平方公里的公园来诠释东坡文化，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适得其所、恰如其分。苏东坡谪居黄州期间写下《遗爱亭记》，赞颂时任太守徐君猷“去而人思之，此之谓遗爱”，是一位将大爱遗留黄州、百姓爱戴的好官。遗爱湖因此而得名，遗爱湖公园也就当仁不让地承担起表现“遗爱”主题的重任。围绕“东坡文化，遗爱主题”，遗爱湖公园构建了一个完整、系统、有机的命名体系。这个体系分三个层级。第一层，将整个公园以半岛、孤岛、自然地貌为单元划分为十二个景区，集苏东坡诗词赋之佳句，采遗爱湖形、景、物之灵气，以四字命名法，分别命名为：遗爱清风、临皋春晓、东坡问稼、一蓑烟雨、琴岛望月、红梅傲雪、幽兰芳径、江柳摇村、水韵荷香、大洲竹影、霜叶松风、平湖归雁。十二景名中包含了春夏秋冬、松竹梅兰、风花雪月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第二层，景区里重要景点、重要建筑以三字命名，以显庄重大气。此类命名又分桥和地面建筑两类。桥的命名主要考虑其方位、造型和功能，如菱湖桥、连湖桥等，给人朴实厚重、沉稳牢固之感；地面建筑突出艺术气质和文化意境，如遗爱亭、芸香阁等。第三层，小品建筑和次要建筑以两字命名，如斜阳、幽独等，显得简洁明了、诗意盎然。十二个景区集东坡文化之大成，构成一个完整体系。每一个景区又分别表达、自成系统。景区四字命名或取自苏东坡的作品，或由地理方位与文学作品合并而成，都有一个鲜明的次级主题。景区里的植物、展馆、建筑、雕刻等都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同一种意境和主题。各景区一般突出一种植物，对应苏东坡创作于黄州的一篇诗词文赋。比如大洲竹影景区，以竹为主体植物，对应小品文《记承天寺夜游》，景区里种植几十种竹类，紫竹馆、竹声、竹影、竹露等亭台楼阁都表现了竹的主题。下面按照景区分述如下（除特别说明外，命名所有引用作品都源自苏东坡）。遗爱清风遗爱清风是遗爱湖公园的主景区，位列十二景区之首，理所当然应该表现“遗爱、清风”的主题。苏东坡《赤壁赋》中写道：“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苏东坡纪念馆集中展示苏东坡的黄州岁月和东坡文化，是整个遗爱湖公园的画龙点睛之笔，由余秋雨题写馆名。遗爱亭来源于《遗爱亭记》。遗爱亭原址在黄州安国寺内，此亭为异地重建。临皋春晓“临皋”意为临水边的高地。此处原为湖边一处高地。苏东坡谪居黄州期间，在江边临皋亭居住三年之久，写下大量诗词赋。《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中写道“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用“临皋春晓”描绘此处湖光春色。流光阁源自《赤壁赋》：“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苏公堤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学家、书法家。元丰三年（1080），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留下许多佳话和诗词文赋。为纪念苏东坡，将此堤、桥、亭分别命名为苏公堤、苏公桥、苏公亭。徐公堤徐君猷，名大受，北宋黄州太守。他与苏东坡一见如故，对苏东坡关照有加。他被百姓认为“是一位不折腾、不扰民的好官”。苏东坡为他写下《遗爱亭记》。为纪念徐太守，将此堤、此桥、此亭分别命名为徐公堤、徐公桥、徐公亭。东坡问稼《东坡》云：“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苏轼谪居黄州期间，获得城东一面坡地，自此躬耕东坡，问稼于农，以解生活之困，以达闲适之境。子瞻渡以苏轼的字“子瞻”命名此渡口，与本景区“东坡问稼”之“东坡”相一致，并与位于霜叶松风景区里的“子由渡”（“子由”系苏轼弟苏辙的字）遥相呼应。东坡桥此桥连接东坡问稼景区。“东坡”既是地名，也是人名。一蓑烟雨苏东坡在《定风波》一词中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此景区三面环水，半岛伸入湖中，常常烟雨蒙蒙。取名“一蓑烟雨”，既是此处景观的描绘，又是苏东坡人生的写照。芸香阁源自《临江仙·诗句端来磨我钝》词句：“应念雪堂坡下老，昔年共采芸香。”回忆他和弟弟苏辙过去风雨对床、共采芸香的快乐日子。寒食林此为生态书法碑林，雕刻当代书法名家作品66幅。以“天下第三行书”——苏东坡《黄州寒食帖》命名。景苏苑此四合院为一书画沙龙，取名于《景苏园帖》。被世人誉为“国宝”的《景苏园帖》全套石刻126块，囊括了苏东坡一生中不同时期书法作品72件，自清光绪十六年（1890）至十九年（1893）摹刻面世之后，就被世人尊奉为“集苏书之大观”的经典巨制。现藏于黄州东坡赤壁碑阁内。快哉亭源自《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词句：“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九曲桥连接一蓑烟雨和红梅傲雪景区的石拱桥。顾名思义，桥有九个曲折。琴岛望月琴岛是遗爱湖中的一座小岛，从空中看酷似一把小提琴，故名“琴岛”。“望月”源自《赤壁赋》中“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和《后赤壁赋》中“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置身岛上，月光、湖光、云影交相辉映，宛若仙境。望月亭源自《赤壁赋》：“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后赤壁赋》：“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红梅傲雪此景区种植数千株梅花。苏东坡酷爱梅花、善写梅花。豪放如《梅花二首》“春来幽谷水潺潺，灼烁梅花草棘间。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渡关山”，婉约如《红梅三首》“怕愁贪睡独开迟，自恐冰容不入时”。苏东坡崇尚梅花的品格，对黄州梅花怀有至爱之情，在黄州就有咏梅诗十三首。红梅馆此为专题梅花馆，展示梅花的科普知识和咏梅艺术作品。傲雪亭源自《红梅三首·其一》诗句：“故作小红桃杏色，尚余孤瘦雪霜姿。”疏影亭源自北宋林逋《山园小梅》：“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句诗描绘出梅花清幽香逸的风姿，被誉为千古咏梅绝唱。香雪轩源自《忆黄州梅花五绝·其一》：“邾城山下梅花树，腊月江风好在无？争似姑山寻绰约，四时常见雪肌肤。”连心桥连接市区道路和湖心路、西湖和菱角湖的一座桥。香径一条园中小径。取自北宋晏殊《浣溪沙》“小园香径独徘徊”。水韵荷香此景区以荷花为主题。莲心禅韵，妙法莲花，莲与佛关联。苏东坡谪居黄州期间，写下《黄州安国寺记》，“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黄州安国寺使苏东坡完成了从黑暗、到黎明、到天亮的心路历程的转换，成就了他人生和艺术的巅峰。爱莲馆此为专题荷花馆，展示荷花的科普知识和咏莲艺术作品。馆名取自北宋周敦颐《爱莲说》。风露亭源自《念奴娇·中秋》词句：“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风雨廊源自《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词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月香亭源自咏莲诗《莲》：“旋折荷花剥莲子，露为风味月为香。”三苏亭“三苏”指北宋散文家苏洵和他儿子苏轼、苏辙，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清代宰相张鹏翮撰联赞三苏“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廊桥为连接水韵荷香和大洲竹影景区的一座拱桥，因桥上的风雨木廊而得名。大洲竹影此景区广种竹子。《记承天寺夜游》中写道：“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此处原名大洲岛，借文中“竹影”二字命名此岛，以彰显竹的品格和风范。紫竹馆此四合院落为专业竹馆，集中展示竹科普知识和竹文化，是大洲竹影景区的灵魂，尤其适合明月之夜体验《记承天寺夜游》的意境。潇湘桥苏东坡偏爱竹石题材。《潇湘竹石图》是其绘画艺术的代表作品之一。整幅画作以潇湘二水的交汇点为中心，远山烟水，风雨瘦竹，让人在窄窄画幅内如阅千里江山。双虹桥此为一堤二桥的合称。因形拱似虹，故名“双虹”。月转廊源自《海棠》诗：“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笋香源自《初到黄州》诗句：“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修竹源自《安国寺浴》诗句：“披衣坐小阁，散发临修竹。”竹声源自《雪后到乾明寺遂宿》诗句：“更须携被留僧榻,待听摧檐泻竹声。”翠竹源自《西山诗和者三十余人，再用前韵为谢》诗句：“寒溪本自远公社，白莲翠竹依崔嵬。”苍竹源自《雨晴后，步至四望亭下鱼池上，遂至乾明寺前东冈上归，二首》诗句：“市桥人寂寂，古寺竹苍苍。”竹露源自《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二首》诗句：“江云有态清自媚，竹露无声浩如泻。”竹影源自《记承天寺夜游》：“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幽兰芳径大别山为野生兰花之乡。此景区以兰花为植物特色。苏东坡《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幽兰芳径”旨在营造幽兰暗香、步移景异的意境。幽兰馆此为兰花专题馆。集中展示兰花知识和兰花艺术，是本景区主题的高度浓缩。宜兰居为兰花种植室，营造一个适宜兰花生长的自然空间。曲水亭源自王羲之《兰亭集序》：“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惠风亭源自王羲之《兰亭集序》：“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君子渡/君子桥为遗爱湖三个主要渡口码头（君子、子瞻、子由）之一。兰花为花中君子，三苏为人中君子。故名。君子桥亦取同意。湖心桥连接湖心路的桥。兰舫为一固定的石木船结构。周边幽兰飘香，故名“兰舫”。霜叶松风此景区面积为十二景区之首，达1300亩，约占遗爱湖公园绿地面积的五分之二。景区以原生态为主，保留大片湿地和茂密森林，尤以松林和色叶植物为特色。苏东坡有诗“自知醉耳爱松风，会拣霜林结茅舍”。独立寒秋，感受松风阵阵，观赏层林尽染，则物我皆忘。弱柳廊源自《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二首》诗句：“已惊弱柳万丝垂，尚有残梅一枝亚。”三养亭苏东坡自言有三养，曰：“安分以养福，宽胃以养气，省费以养财。”松风亭源自《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二首》诗句：“自知醉耳爱松风，会拣霜林结茅舍。”醉耳亭源自《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二首》诗句：“自知醉耳爱松风，会拣霜林结茅舍。”半酣亭苏东坡饮酒从来反对泥醉，而主张“半酣”，以真切地进入飘然若仙的恬适畅达之境。满庭芳“满庭芳”为词牌名。苏东坡在黄州写下3首满庭芳词。满庭芳也寓意此处原黄冈林校曾经满园芳华、人才辈出。不染亭源自周敦颐《爱莲说》之“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千章亭源自《临江仙·诗句端来磨我钝》词句“应念雪堂坡下老,昔年共采芸香。功成名遂早还乡。回车来过我,乔木拥千章”。大材曰章。“千章”既指林木高大茂盛，又寓意众多林校毕业生成为栋梁之才。子由渡以苏辙的字“子由”命名此渡口，与位于东坡问稼景区的“子瞻渡”遥相呼应。霜叶轩是霜叶松风景区的压题建筑。听雨榭源自《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词句：“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逍遥台《与子由弟四首》的信中写道：“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无别胜解。”表达了他厚自养练、深自省察的体会。菱湖桥位于菱湖和东湖的分界线上，连接江柳摇村、平湖归雁景区与霜叶松风景区的通道。观杉桥看水杉风景的良好去处。林校桥连接老林校的人行桥。五孔桥/十一孔桥遗爱湖公园内唯一的五孔桥、十一孔桥，形象直观,简单易记。苇花源自《满江红·江汉西来》词句：“空洲对鹦鹉，苇花萧瑟。”玉骨源自《洞仙歌·冰肌玉骨》词句：“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烟雨源自《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词句：“一蓑烟雨任平生。”斜阳源自《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词句：“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秋风源自《满庭芳·归去来兮》词句：“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朝露源自《戏作种松》诗句：“夜风波浪碎，朝露珠玑香。”飞霜源自《戏作种松》诗句：“釜盎百出入，皎然散飞霜。”霜雪源自《与子由同游寒溪西山》诗句：“层层草木暗西岭，浏浏霜雪鸣寒溪。”雾谷源自《生日，王郎以诗见庆，次其韵，并寄茶二十一片》诗句：“不嫌雾谷霾松柏，终恐虹梁荷栋桴。”修柏源自《访散老不遇》诗句：“古殿依修柏，寒花对暮云。”寒花源自《访散老不遇》诗句：“古殿依修柏，寒花对暮云。”苍龙源自《柏石图诗》诗句：“苍龙转玉骨，黑虎抱金柅。”秋鸿源自《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诗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幽独源自《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诗句：“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寻幽沿柴扉小径，寻觅幽独。江柳摇村此景区广植柳树。苏东坡有诗云“十日春寒不出门，不知江柳已摇村。”“江柳摇村”即源于此。苏东坡离开黄州之际，写下了著名的《满庭芳·归去来兮》，其中有“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表达了对黄州依依不舍的亲情友情乡情。柔柯亭源自《满庭芳·归去来兮》词“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黄州桥/岷峨桥/洛水桥三座桥名都取自《满庭芳·归去来兮》词里的三个地名。苏东坡是眉山（岷峨）人，谪居黄州四年四个月后，即将离开赴汝州（今临汝，洛水边），写下了《归去来兮》。平湖归雁《西江月·点点楼头细雨》“点点楼头细雨，重重江外平湖”，又有《调笑令·归雁》“归雁。归雁。饮啄江南南岸”。此景区视野通透，湖面开阔，大雁归来，飞越平湖，定格平湖归雁的美景。连湖桥连接东湖、西湖的一座桥。遗爱湖是大自然馈赠黄州的一颗明珠，苏东坡是历史带给黄州的一座宝藏。遗爱湖公园将二者融为一体，好似陈酿美酒，历久弥香。

2018-05-30
《木石图》是苏轼真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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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石图》谈晟广在秋拍前曾近距离观摩《木石图》11月26日晚，佳士得香港2018秋拍中，北宋文豪苏轼的《木石图》（又称《枯木怪石图》）以4.636亿港元成交，刷新中国古代书画拍卖最高历史纪录。《木石图》描绘了一株枯木和一颗形状怪异的石头旁，怪石后有几株矮竹，整幅画“若鱼龙起伏之势”。这件作品没有苏轼名款，但画后附有刘良佐、米芾等人的题跋，它是非常少见的“苏米合璧”之作。从这能看出此画的珍贵。甚至有说法认为，《木石图》是苏轼的唯一真迹。其实，在国内，还有几幅传为苏轼的作品，但历来说法不一。不管如何，那几件作品都不如《木石图》受到如此的关注，这也与《木石图》的坎坷旅程有莫大关系：整幅手卷上所见的41枚鉴藏印分别来自南宋、元、明的收藏家，唯独在清代，没有任何文献记载。直到北洋政府时期，这幅画才重新被提及。1937年，此画又流入日本，被日本著名藏家阿部房次郎所藏。时隔八十余年，这幅古画终于回归祖国。《木石图》拍出天价后，关于它的真假，也引起了巨大争议。不少专家学者从它的流传、题跋等角度，展开了论争。清华大学谈晟广博士，通过还原北宋时期的历史语境，为人们审视这幅作品提供了新的视角。早在今年8月，当《木石图》确定参加佳士得秋拍的消息传出来时，就在艺术界掀起过一股热潮。当时正在撰写《墨竹小史》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谈晟广老师，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激动。15年前，他在写关于苏轼画作的硕士论文时，苦于没有可以参照的资料，只能浅尝辄止。如今，《木石图》现身，谈晟广“不禁为之一振”。因为机缘巧合，他也得以到香港近距离观赏《木石图》原作。当“亲密”接触原作后，他对于这幅画的看法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这是到目前为止，最为接近苏轼的原作，至少目前，我们还找不到它是伪作的铁证。”谈晟广抛开围绕着这幅画的题跋以及藏印等方面的论争，直接从《木石图》这幅画本身说起。《木石图》的画面非常简单：一株枯木，屹立于形状怪异的石头旁，怪石后伸出星点矮竹。这是非常典型的“枯木墨竹”题材。根据文献记载，苏轼常以类似题材入画，他对这一题材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苏轼喜爱墨竹是受同时代的艺术大家文同（1018-1079）的影响。人们熟知的成语“胸有成竹”，就是源自苏轼对文同画竹的评价。墨竹当兴起于唐代，“墨竹自兴起，就带有强烈的仙道观念属性，而文同和苏轼同样深受道教的濡染。”竹子在数千年前，就被看做是龙的象征。东晋时期葛洪《神仙传》和《后汉书·方术列传》都记载了这样一个“竹龙互化”的故事：东汉汝南（今属河南）人费长房跟随仙翁学道未果而被遣归，仙翁赠其一根竹杖，费长房骑着它，一会便回到了家里，他又按照仙翁的说法，将竹杖投入到葛陂（竹丛）之中，费长房回头一看，杖化成一条龙飞去。这个故事在后世的很多诗文中被化用。因为竹的特殊意义，墨竹的形成和流传，可能和道教中的祈雨仪式有关。曾有明确记载，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少府监冯绍正开始画龙求雨。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季夏，京兆大旱，韩愈向竹林神求雨，作《祭曲江龙》和《祭竹林神文》二文。由于竹与龙之间的天然联系，比如竹笋被称为“龙孙”，后来渐渐在艺术作品中，以竹代龙。文同，号石室先生，石室就是仙室之意，他还与道士交游，服用丹药。文同如此虔诚，爱画竹可以理解，那么苏轼呢？谈晟广说，虽然苏轼受儒佛思想很深，但实际上，他从小便受到道教的濡染。苏轼八岁时，即以道士张易简为师，成年后，苏轼思想中一直带有浓重的道教倾向，也保持着与众多道士的往来。这幅《木石图》正是苏轼送给镇江一位冯姓道士的。同样，枯木也有非常强的仙道观念。在北宋时，“张骞乘槎（chá，枯树枝之意）过黄河源”的神话传说已经成为深入人心的典故。黄河源被认为是“天河”，枯槎便被视为龙的化身（龙角形似枯木）。北宋时，经文同之手，枯木与墨竹成为仙道思想的表现形式，苏轼将其定型。1080年，因为乌台诗案，苏轼被贬来到黄州。有一次，米芾路过黄州看望苏轼，“初见公，酒酣曰：君贴此纸壁上。观音纸也。即起作两枝竹，一枯树，一怪石，见与。”枯木、怪石以及竹子，开始成为苏轼失意之时借绘画抒发胸中块垒的常用意象。在不断的创作中，苏轼在画枯木墨竹图时，涌现出“前者未有此体也”的感受。根据同时代文人的记载，苏轼虽受文同的影响，但他的画法与文同又有区别，苏轼更喜欢以遣兴的方式来画竹，因此当时有人评论，“戏笔作枯株竹石，虽出一时取适，而绝去古今画格，自我作古”，也就是说苏轼的枯木墨竹开始自成一派。谈晟广说，“用这上面句话来形容《木石图》，非常贴切。但尚不能以此确定这就是东坡原作。只有将《木石图》放在枯木墨竹题材的传承中来观察，才能了解这幅画是东坡原作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大。”苏轼去世后不久，宋徽宗下召，苏轼“片纸只字，焚毁勿存”，“苏学”在北宋末期遭遇了巨大阻难。1127年，金军在攻破开封之后，收集了很多苏轼等人的文集、墨迹。此后，金代的北方，成为“苏学”的大兴之地，而南宋，成为程朱理学的主要阵地，后世有所谓“苏学盛于北，程学盛于南”之说。王庭筠（1151或1156-1202）是金朝极具代表性的文人，他的诗和墨竹皆学苏轼，他也被称做“金源之苏东坡”，王庭筠在艺术史上颇有盛名的《幽竹枯槎图》（现藏日本京都有邻馆），便是宋金元期间枯木墨竹题材承上启下的重要画作。金朝于1234年败亡后，蒙元时代的北方汉人基本承袭了北宋和金朝的文化和思想。在北方出生、成长的高克恭（1248-1310）和李衎（1245-1320）的艺术创作受王庭筠的影响，枯木墨竹这一谱系也得以延续。南宋灭亡后，高克恭和李衎南下为官，他们在艺术中所追求的源于王庭筠的旨趣，也伴随着他们政治影响逐渐扩大。与此同时，赵孟頫应召北上，他在京师参加北人的雅集，拓宽了视野，成为他后来艺术创作观念转变的因素之一。1300年，元代著名书法家鲜于枢在王庭筠《幽竹枯槎图》上作跋，赵孟頫也作跋一篇。受该画的启发，赵孟頫创作了《秀石疏林图》，他在自题中提出了闻名后世的“书画同源”理论。谈晟广介绍，现存可信的赵孟頫枯木竹石题材约有10件左右，无一不是以书法入画：石头用近乎草书的线条写出，古木便似笔力遒劲的篆书，竹子则像缓缓写出的隶书。枯木墨竹题材，经北宋文同、苏轼和金代王庭筠，到元代赵孟頫形成一个分水岭：在赵孟頫之前，有恣纵而无法度，纯游戏之作，如苏轼和王庭筠；在赵孟頫之后，艺术家便自觉地运用书写性线条以书入画。有了这种流传体系，再来看世面上如今传为苏轼的其他作品，就会发现《潇湘竹石图》（现藏中国美术馆，上世纪八十年代被认定为真迹，后来学界提出不同意见）的竹石，石头近乎飞白，竹子如八分写出，书写性太强；《六君子图卷》（现藏上海博物馆）中传为苏轼的《枯木丛篠》，画面虽然缺少书写性，但过于拘泥、死板，不太符合宋人文献记载的苏轼墨竹“一点成月，一抹成蛇”的曲尽妙趣；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传为苏轼的《古柏图》，徐邦达先生认为画法略为接近赵孟頫。只有《木石图》，技法性较弱，既符合苏轼所说的“前者未有此体也”，又符合宋人记载的苏轼墨竹的游戏性，且绝无赵孟頫以后墨竹的书写性。至此，谈晟广有一种畅然之感，“在整个枯木竹石题材的谱系中，《木石图》的时代坐标无疑是最早的，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这或许就是苏轼的原作呢？即便不是苏轼的原作，它能够如此契合当时的历史语境，也是非常重要的作品，值得好好研究。”姜宝君

2018-12-03
惊喜不断三苏祠维修过程中的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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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的古井。清代瓦片。古荔枝树树根。古井、千年历史的荔枝树、同治年间小青瓦……三苏祠闭馆维修，至今已近3年，这期间有着许多新发现。这些新发现在给人们惊喜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刷新着人们对三苏祠的新认识，说不定沿着这些新发现，我们真能挖掘出三苏父子在三苏祠的一些趣事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这些新发现吧！900年前荔枝树根竟是苏轼乡情信物“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荔枝待我归。荔枝已丹吾发白，犹作江南未归家。”众所周知苏东坡喜欢吃荔枝，为了让他在家乡也能吃到荔枝，他的好友在眉山栽种了荔枝树，相约待荔枝结果之时一同品尝。可是，苏东坡友人栽种的荔枝树在何处，至今是否安好？人们却无从知晓！在三苏祠闭馆维修过程中，一株已死亡的900多岁荔枝树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经专家考证，这株荔枝树就是苏东坡当年诗中所写的荔枝树，只不过现在只剩下“丫”状树干。“这棵荔枝树寄托了眉山人对苏东坡的思念之情，所以，即使它已经枯死，我们也要将它好好地保护起来。”3月30日，三苏祠基建部主任林小平轻轻地抚摸着硕大的“丫”状枯木墩，感慨地说道。据相关文献记载：苏东坡老友所栽种的荔枝树就在三苏祠里的古井旁，按理说来，荔枝树是亚热带果树，在眉山一带基本上不能存活，然而，这棵荔枝树仿佛听懂了眉山人的心声，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在这片土地上足足生活了900多年。到了上世纪80年代，这棵老荔枝树再也支撑不住，渐渐地枯萎了，面临着死亡。为了拯救这棵荔枝树，三苏祠专门成立了工作组，林小平就是其中之一。“树木都是有生命的，老荔枝树是属于正常死亡。”林小平回忆，当时三苏祠请来了不少的专家来为荔枝树诊断，并想办法积极挽救了一年多，但到了第二年，荔枝树还是死了。出于对苏东坡的思念，也出于对老荔枝树本身的敬重，经过讨论，三苏祠的工作人员将老荔枝树的根挖起来，作为苏东坡遗物存放馆内，供游人参观。东坡读书处古井现真身说到三苏祠里的古井，大家或许并不陌生，它是苏家留下的唯一遗迹，距今一千年，游人到了三苏祠必不可少的就是和古井合影留念。令人惊喜的是，在此次三苏祠闭馆维修过程中，施工方在来凤轩正后方原来的平地上又发现了一口井口直径50厘米的古井。如今，该古井成为了古祠堂中一个新的景点。回忆起古井发现的过程，林小平清晰地记得去年的1月21日下午，他和工人一起，准备清理来凤轩（苏轼、苏辙两兄弟读书的地方）背后一片乱土，在这里栽一些树。正在清理时，工人发现，土下面埋了一口井，用一块1平方米的木板盖住，上面铺了泥土。莫非又是一口古井！激动不已的林小平连忙找来了测量工具，经过测量发现此井口直径50厘米，近似圆形，井缘宽约20厘米，部分井缘已残损，井深约7米，水深近4米。2015年3月13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进驻工地开始发掘，4月15日全部发掘结束。后据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出具的《三苏祠来凤轩遗址完工简报》介绍：井台与井栏由红砂石构成，井壁由青砖与石块共同构成……根据井的开口层位，结合井内出土遗物及井砖的形制，推测其年代为清代晚期。“初步判断是清代，但我观察后发现，和苏宅古井对比，两个井口大小几乎一致，所用的材质都是红砂石，造型基本一致，所以年代可能会更久远。”林小平说，“目前井内浅层发掘出的碎片都属明清时期，但再往深处，不排除有年代更久远的物品。”清代瓦片或修正三苏祠重建时间在三苏祠闭馆维修的过程中，维修人员还意外发现两片清代瓦片，这将帮助人们重新认识三苏祠的重建时间。说起这两片瓦的发现过程，三苏祠保护维修工程现场工作人员钟昆也是非常激动。2014年1月中旬，工人在维修三苏祠前厅时，意外发现几种瓦规格不同，在仔细清理过程中，发现一片瓦上刻有“大清同治十三年”字样。3月30日，记者在三苏祠采访时也看到了这两片瓦，只见两片瓦上分别用楷书竖行刻了“大清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向山良”字样。“据民国时期的《眉山县志》所载：三苏祠前厅的修建时间是清同治十年（1870），之后也一直沿用这个时间，但两片瓦片的发现，让人们对修建时间产生了新的疑问。”三苏祠博物馆保管陈列研究部主任徐丽认为，这两片瓦上刻有时间和工匠名字，非常真实可信，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若以实物为证，这个时间段应当是修建前厅的时间，那么就有可能三苏祠重建是从同治十年持续到了同治十三年，也有可能是同治十三年对前厅开始进行维修，又或者就是以往文献记载有误，需要进一步研究才有会有新的发现。

本报记者张玉文/图

2016-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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