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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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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林墨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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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林的书条石，总括起来就是《听雨楼藏帖》，其间的名人书迹可谓洋洋大观。秋日神清气爽，得暇自沪赴苏州，于狮子林园中品赏其间藏帖墨宝。狮子林一园归贝氏后，书条石被贝家视若珍宝，约在1918年至1921年期间，贝家在廊壁上增设《听雨楼帖》60余方，嵌于狮子林花园走廊之墙上，藏帖拓片收藏于狮子林指柏轩楼上。这批藏帖既丰富了园景，也带来厚重之人文气息。《听雨楼帖》为历代丛帖之一，是清乾隆年间云南藏家周于礼（号立崖，又号听雨楼主）所收藏的书法作品，有唐、宋、元各代书法家褚遂良、颜真卿、蔡襄、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赵孟頫等人的真迹。周立崖把这些作品分4卷钩勒入石，镌刻者为当时的刻石高手穆文、刘宏智。周立崖之后道光年间被苏州人南雅先生顾莼收藏，到了咸丰年间被沈宝谦所藏。民国初年辗转流入狮子林主人贝润生之手。《听雨楼帖》按书者年代先后顺序，从古五松园后廊开始，沿长廊呈逆时针方向排列。篇首“听雨楼藏帖”五个大字为吴昌硕所题。《帖》中收入唐书法家两人，一为褚遂良书、北周庾信撰写的《枯树赋》，《枯树赋》原迹已佚，仅刻本传世，此碑传神，丰艳流畅，变化多姿，彰显唐代开放之风，弥足珍贵；另一篇为《颜正卿自述访张长史请笔法》，又名《张长史十二意》，结构沉着，点画飞扬，凝练奇崛，真情流露，记叙了两位大师传授书艺的经验之谈。外界也无该帖的传本。《十二意》书法承载了当时书法史上一段佳话。据传，沈伊默先生对这段佳话曾有文记载:“张旭极精笔法，真草俱妙。后人论书，对于欧、虞、楮、陆都有异词，惟独于张旭没有非短过。真卿二十多岁时，曾游长安，师事张旭二年，略得笔法，自以为未稳，三十五岁时，又特往洛阳去访张旭，继续求教，真卿后来在写给怀素的序文中有这样一段追述‘夫草稿之作，起于汉代，杜度、崔瑗，始以妙用。迨乎伯英（张芝），尤擅其美。羲、献兹降，虞、陆相承，口诀心授，以至于吴郡张旭长史，虽姿性颠逸，超绝古今，而楷模精详，特为真正。真卿早岁常接游居，屡蒙激昂，教以笔法。’看了以上一段话，就可以了解张旭书法造诣何以能达到无人非短的境界，这是由于他得到正确的传授，功力又深，所以得到真卿的佩服，想要把他继承下来。张旭也以真卿是可教之材，因而接受了他的请求，诚恳地和他说：‘书之求能，且攻真草，今以授子，可须思妙。’思妙是精思入微之意。乃举出十二意来和他对话，要他回答，藉作启示。”宋代四大书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的作品在《帖》中占大成，苏轼的《九成台铭》淳厚浑朴，展现苏轼书法之沉着苍劲、豪放自如的特点，《游芙蓉城诗》未见收入各种版本的《苏东坡诗集》，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米芾的书条石有15块，大多集中在问梅阁后的西廊间，有《虹县旧题》《研山铭》和其他书札、题跋等，米芾的书法流畅活泼，结体轻松自如，呈现率性洒脱之风。蔡襄的书法则以功力深厚著称，廊间的《谢赐御书诗表》为其代表作之一，谨严端庄，淳淡婉美，米芾为其题跋，其真本在日本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摹本。立雪堂前有赵孟頫草书《锦画堂记》，其书法、刻工均属上乘。负责监督安装这《听雨楼藏帖》书条石的贝润生堂弟贝恒，在1921年工程即将完成之际，撰写300多字的跋，并请余杭褚德彝书写此跋文，镌刻镶嵌在南面游廊的尽头，即复廊的进入口。再读跋文对听雨楼藏贴的来龙去脉也就一目了然：汇刻集帖始于宋时，吾吴明代以来此风尤盛。文氏停云馆、华氏真赏斋，逮华亭之董、金坛之王领异标新，并为世人所重。顾周立崖为嘉庆时收藏家取所藏唐宋元书人真迹钩模入石，名听雨楼法帖。其抉择之精摹泐之善，足与同时千墨庵寒碧庄诸帖同为艺林宝爱。惟庚申劫后，原拓稀如星凤。近访知原石尚存郡中沈氏，为润生吾兄所知……狮子林的书条石中还有苏辙、倪瓒、范成大、吴宽、黄道周、米友仁等的书札、题跋。数量上虽不算广博繁多，但书艺与刻工各具千秋。游览狮子林，穿越历史风尘，遥想百年前贝润生的指柏轩收藏美事，令人齿香。

清泉

2020-11-23
清瓷上“西园雅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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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年2010年拍过一件清雍正青花西园雅集图笔筒，2011年又拍过一件清康熙青花西园雅集折沿碗。在清代瓷器上描绘“西园雅集”的故事一直是兴味盎然的题材，深受藏家喜爱。西园雅集说的是宋元祐年间，京中文人学士围绕在苏轼周围，拥戴他为文坛盟主。西园为北宋驸马都尉王诜之第，文人墨客多雅集于西园。元丰初，王诜曾邀同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蔡肇、李之仪、李公麟、晁补之、张耒、秦观、刘泾、陈景元、王钦臣、郑嘉会、圆通大师16人游园。米芾为记，李公麟作图二，一作于元丰初王诜家，一作于元祐元年赵德麟家。王诜请善画人物的李公麟（字伯时，号龙眠居士），把自己和友人苏轼、苏辙、黄鲁直、秦观、李公麟、米芾、蔡肇、李之仪、郑靖老、张耒、王钦臣、刘泾、晃补之以及僧圆通、道士陈碧虚画在一起，取名《西园雅集图》。主友16人，加上侍姬、书僮，共22人。松桧梧竹，小桥流水，极园林之胜。宾主风雅，或写诗、或作画、或题石、或拨弦、或看书、或说经，极宴游之乐。李公麟以他首创的白描手法，用写实的方式，描绘当时16位社会名流，在驸马都尉王诜府邸做客聚会的情景。这些文人雅士风云际会，挥毫用墨，吟诗赋词，抚琴唱和，打坐问禅，衣着得体，动静自然，书童侍女，举止斯文，落落大方。不仅表现出不同阶层人物的共同特点，还画出了尊卑贵贱不同人物的个性和情态。米元章的“西园雅集图记”记载了这一盛事：李伯时效唐小李将军为著色泉石，云物草木花竹皆妙绝动人，而人物秀发，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风味，无一点尘埃之气。其中着乌帽黄道服捉笔而书者，为东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坐观者，为王晋卿；幅巾青衣，据方几而凝伫者，为丹阳蔡天启；捉椅而视者，为李端叔；后有女婢，云环翠饰侍立，自然富贵风韵，乃晋卿之家姬也。孤松盘郁，上有凌霄缠络，红绿相间，下有大石案，陈设古器瑶琴，芭蕉围绕。坐于石磐旁，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执卷而观书者，为苏子由。团巾茧衣，秉蕉箑而熟视者，为黄鲁直……由于苏轼、苏辙、黄鲁直、李公麟、米芾等等都是千而年难遇的翰苑奇才，后人景仰之余，纷纷摹绘《西园雅集图》。著名画家马远、刘松年、赵孟頫、钱舜举、唐寅、尤求、李士达、原济、丁观鹏等，都曾画过《西园雅集图》。以致“西园雅集图”成了人物画家的一个常见画题。此后，历代文人画家，描绘“西园雅集”的题材一直未尝稍衰。如南宋马远，元代赵孟頫，明代李士达、仇英，清代顾洛等，他们有的白描，有的设色，有手卷，有挂轴等形式展现了这一桩风雅盛事。明清时期，绘画上的题材也逐渐在瓷器上体现，“西园雅集图”于是又成了帽筒、笔海等瓷器上的创作主题。

2014-10-15
明清文房中的追慕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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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桂梅书房，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寒窗苦读、著书立说、燕闲清赏、雅集畅叙之所，是其精神世界的外化体现；精美的文房器物不仅是实用的工具，也是文人精神上的良伴，蕴含着制作者的匠心巧技和使用者的审美追求。在翰墨飘香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文房四宝”是中国独具特色的文书工具，其发展历程不仅是一部文人墨客书写的文化史，也是一部大国工匠雕琢千年的文明史，还是一部中华民族奋斗不息的创业史。尽管现代文明创造了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具，“文房四宝”以及衍生出来的笔架、笔洗、墨床、砚滴、水呈、臂搁、镇纸、印盒、印章等各种文房器物，迄今仍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它们既反映了古代文人恬静风雅的艺术趣味和卓然于世的个性追求，也作为国家礼治和华夏文明的象征，在现代持续发挥着作用。文房器具悠悠历史长达千年，是重要的书房用具，亦是文人雅赏之物。中国古代文房器具的发展与中华文明的进程紧密相伴，考古发现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已经开始探索使用笔、墨（天然墨），至东汉，文房器具中笔墨纸砚已经初步定型，此后相继出现了不同形制和用途的水盂、水注、笔架、笔床等辅助用具。古有“蒙恬造笔”“蔡伦造纸”之说，随着书画艺术的发展，许多文人或书画家亲自参与书画材料的制作，例如韦诞制墨、张芝造笔、苏轼制墨等，进一步提升了文房器具的品质与文化内涵，同时也让文房用具与书画艺术结合得更加紧密。古代文人仰慕“先贤”“名士”的艺术成就与理想人格，临摹是他们学习的重要方法和悠久传统，文房器具也成为访其踪、承其志的重要载体。他们在文房器具中引入前代书画家与文学家的书法、诗词、典故，借以表达追慕之情，并从中寻找精神知己和心灵寄托。对明清时期的文人而言，历代文人雅士的书画名迹、奇闻逸事及其美学品位、对知识的探求、狂放豁达的性格，都是他们追慕的对象。北京艺术博物馆近期推出的“瓶花落砚香——明清文房雅器展”中，就有不少器物反映了明清文人对前代书法家的追慕之情。明清文人借文房器具之体，寻觅心灵空间中的契合与对话，也让今天的我们领略到别样雅趣。汪节庵集锦墨：摹王羲之书王羲之，字逸少，世称王右军，琅琊（今山东临沂）人，后移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淮南太守王旷之子。王羲之少学卫铄，后渡江北游名山，见到李斯等诸名家的书迹，又在洛阳看到蔡邕书写的石经三体书及张昶的《华岳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于是遍学众碑，书艺大进，创造了妍美流便的新风格，把草书推向全新的境界。王羲之素有“书圣”之誉，所写书法中，楷书以《黄庭经》《乐毅论》等最有名，行书以《快雪时晴帖》《丧乱帖》最出色，草书则以《十七帖》最传神，代表作《兰亭集序》更是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唐贞观十九年（645）二月，玄奘法师在印度求法17年后，携梵本佛典到长安，太宗见之甚喜。当年三月，玄奘奉命居弘福寺，并从事译经。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宗亲自为之撰序，皇太子李治作记，此序和记，由弘福寺沙门怀仁从唐内府所藏王羲之书迹及民间王字遗墨中集字，历时20余年，于咸亨三年（672）刻成《大唐三藏圣教序》。唐代以后，《圣教序》一直是研习书法尤其是行书公认的最佳范本之一，赵孟頫等名家都曾临习，清代文人也多追慕临摹其书法，查升、梁巘等均有传世作品。清代的汪节庵集锦墨，一套八锭，分别为仙露明珠墨、汉瓦墨、其德比玉墨、黄海松心墨、旃蒙大渊献墨、古龙香剂墨、寿墨、兰皋仿古墨，合装于黑漆盒中，盒面彩绘莲花图。其中，仙露明珠墨双面镂刻云纹，一面阴文填金行书“仙露明珠”；另一面阴文填金行书“王羲之书”4字。墨两侧分别是阳文楷书“新安汪函璞斋仿李廷珪万杵法造”“嘉庆乙亥康兰皋摹圣教序字”。汪节庵，安徽歙县人，清代歙派制墨业的代表人物，善制集锦墨，所制之墨，文雅与富丽风格兼而有之。据了解，此墨制于清嘉庆二十年（1815），为康绍镛任安徽布政使时向汪节庵定制。康绍镛，字兰皋，山西兴县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授兵部主事，充军机处章京。康绍镛仰慕王羲之书法，以“仙露明珠”“王羲之书”8字表达自己的推崇之情，此墨交由当时被誉为“四大墨家”之一的汪节庵定制，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挥毫落纸如云烟墨：引张旭之誉张旭，唐代书法家，字伯高，一字季明，擅长狂草，被后世尊称为“草圣”，其书法与李白诗歌、裴旻剑舞一起被称为“三绝”，传世作品有《肚痛帖》《古诗四帖》等。杜甫有一首名为《饮中八仙歌》的诗作，将当时号称“酒中八仙人”的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8人，从“饮酒”这个角度联系在一起，生动再现了盛唐时代文人士大夫乐观、放达的精神风貌。诗中，杜甫称张旭为“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清代的挥毫落纸如云烟墨，长10.5厘米、宽1.9厘米、高0.7厘米，委角长方形，双面起边框，墨面漱金，云纹底上阴文填蓝行书“挥毫落纸如云烟”，墨背雕云纹。此墨引用形容张旭书法的诗句，有托物言志之意，用以自勉，希望使用者以张旭之书法为楷模，书法造诣能够达到很高的水平。长方形抄手端砚：借苏轼之名宋人苏易简《文房四谱》云：“四宝砚为首，笔墨兼纸皆可随时取索，可与终身与俱者，惟砚而已。”明代陈继儒《妮古录》云：“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也，一生之中最相亲傍……”可见砚在中国文人心目中的地位之重。宋代，在文人的推动下，用砚、品砚、藏砚皆成时尚，砚的样式之丰富、制砚工艺之精湛、砚材质地之精美、砚文化积淀之深厚，特别是其中蕴含的文人意趣和美学思想之广博，为后世所推崇。在我国砚文化历史上，米芾是一位重要人物，他素有“砚痴”之名，所著《砚史》对砚石质地、砚台形制等方面都有比较系统的论述，并参与端砚的制作，对砚制作工艺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宋代另一位文豪苏轼，也颇为爱砚。据说，苏轼12岁那年，在家乡空闲之地玩耍时捡到一块淡绿色石头，细细观摩下竟发现闪闪银星，抚摸石质，坚实细腻、温润凝莹。他的父亲苏洵认为此石“是天砚也”，于是便制作了一方砚台交给苏轼，并嘱咐儿子好好保管。从此，苏轼开始了他的爱砚、藏砚之路，他曾在《次韵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三首》诗中说“我生无田食破砚”，还曾作《端砚诗》来赞誉端砚。明代长方形抄手端砚，长19.8厘米、宽11.8厘米、高8厘米，长方形抄手式，砚面平整，砚池狭窄，略呈一字形。砚左侧壁刻东坡居士砚铭“瀛洲著绩，翰墨云烟，别有天地，学士神仙”，镌“苏轼”篆文印；砚右侧壁篆书“苏氏之宝”；砚底刻“瀛洲家藏”4字篆文，随石眼雕17根高低错落的石柱。苏轼传世墨迹中所见钤印并不多，《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中只收得“眉阳苏轼”“耆得忠正”，苏轼跋王巩藏《烟江叠嶂图》，钤篆文“赵郡苏氏”“东坡居士”印文，未见有“苏轼”篆文印。综合砚式、钤印、铭文书风等因素分析，此砚为明人所制，托苏轼爱砚之典，表达对砚台的珍重与喜爱。（来源：中国文化报）

胡桂梅

2023-08-11
一方碑刻见证跨越国界的敬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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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公元897年，英林洪氏始祖十四朝奉公由河南光州固始入闽至泉，三迁而肇居英林，自此开枝散叶，瓜瓞绵绵。英林洪氏大宗（即洪氏大宗祠），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当时，旅居暹罗（今泰国）的巨贾、族人洪光弼带头捐资，首倡修建洪氏大宗。宗祠鼎成后，洪光弼跨越国界尊祖敬宗之举，遂成美谈。□本报记者吴拏云通讯员洪少霖文/图族群守墓已历千载在今天的泉州台商投资区张坂镇玉前村内，有一座气势浩大的陵墓，正好坐落于风景旖旎的白鹤湾湾畔。这座陵墓前临碧海，背靠青山，远眺数海里外的大坠岛，据晋江英林洪氏大宗理事会秘书长洪祖敬介绍，该墓为英林洪氏一世始祖十四朝奉公（即古淡公）之墓，穴名为“青草龙”。据《英林洪氏族谱》记：“一世始祖十四朝奉，妣郭氏恭人。公河南光州固始县人，缘黄巢、王仙芝作乱，唐昭宗乾宁三年丙辰(896年)，钱缪克复越州，时王审知自称福建留后，因以将军扈闽。越四年丁巳(897年)公偕二子从王审知入闽来泉，初居晋邑十四都湖北洪厝，公幼习诗书；谙熟山水……因见英林地脉揽英山之胜概，揖虺水之奇观，故三迁而肇基英林，是为英林洪氏之始祖。”由是可知，十四朝奉开基英林迄今已有1120年，他当时入泉还带着两个孩子，而选择英林肇基，则是钟情于英林山水之故。英林，俗称“乌篮”，乃摇篮之意，位于晋江南部，此地人文荟萃，乃洪氏一脉的重要发祥之地。自古以来，英林及其周围的数十个村庄，毗邻成片，聚居着洪氏族人。相传十四朝奉入泉时，用摇篮挑着孩子，正待择地定居，遇一风水先生说：“你挑孩子往前走，孩子到了哪里啼哭，就在那里定居。”得到指点后，十四朝奉出南门往前走，到了英林地界，孩子忽然哭了，于是便在英林定居，并以挑孩子的“摇篮”作为定居地名称。“摇篮”的闽南方言曰“乌篮”，故英林又叫“乌篮”；另有一说，英林东临龙、虺二湖，西屹小金、含武、豸角三峰，南耸雁塔，北依鹰哥山埔，四面地势高出，中部小盆地。同时，村庄四周有东山仔、西山仔、后山仔、鸡母石等四座小山丘，状似古式摇篮的四根柱。纵观村落全貌，英林形同一个古式大摇篮，故得名“乌篮”，沿用至今。十四朝奉既然是在英林开基，为何却葬于张坂镇玉前村（旧属惠安）呢？据族谱载：“（十四朝奉公）迨二子成立，遥念光州固始，乃以家事委二子，遂单骑而归。途中染病，卒于惠安，就地安葬在惠安县南山前乡（即今玉前村）湖坑山……”由于思念故园，十四朝奉骑马打算回光州固始探亲时，不料途经惠安时病倒，不幸辞世，于是便葬于惠安。据说，后来出于对始祖的崇敬，有一支洪氏族人特地迁至山前乡（今玉前村）来当十四朝奉公的“守墓人”，如今，千余年时光过去，这支背负守墓之责的族群，仍坚守在当地。闽南名祠巍峨壮观位于晋江市英林镇区的“英林洪氏大宗”，坐北朝南，英山为屏，虺水如带。该宗祠建筑按闽南古制，依坡带势，合理布局，巍峨壮观，分为后轩、大厅、东西厢、天井、东西直头、下厅、门廊、顶下埕等。整栋建筑为三开间两落硬山顶建筑，三川脊屋顶，并建有围墙。顶下埕内左右对开一侧门,结构严谨，为闽南名祠之一。左侧门有柱联：“英里开皇唐承先启大，林原发固始耀祖光宗”，上有额批“燉煌衍派”；右侧门也有柱联：“五福萃华门聿修厥德，三阳临吉地长发其祥”，额批为“宗基永固”。镜面墙精雕细镂，影雕、线雕、浮雕、透雕着各种吉祥图案。走近祠堂，只见前开三通大门，门廊并列4柱，阶前耸立1对青石狮子。大门上有青石匾镌“燉煌衍派”，其上方又悬黑底金字牌匾，上镌清代文状元、贵州人夏同和手书的“洪氏大宗”四字。左门匾镌“六桂传芳”，右门匾镌“三瑞流光”。大厅宽阔宏敞，厅内梁枋、笼扇、案桌皆朱漆鎏金。厅壁用红砖砌筑。梁枋间挂着匾额十数方，有“天王”、“第一丞相”、“大学士”、“刑部侍郎”等。厅中石柱皆镌联文，称颂历代先祖功德，如：“劾三奸，正国持纲，大宋尚书第；敦五族，安邦制策，皇清将相家”、“冷硎山志报君恩，峻节昭昭临大节；道州府身殉国难，忠心耿耿格天心”等。据介绍，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南安县古山村洪应心中恩科进士、授陈州通判时，回祖籍在英林洪氏大宗内祭祖，其拜祖祭文28句，每句4字，共计112字，无一字雷同，且文句优美、内涵丰富，族内便议定将之定为英林洪氏大家族的昭穆，即为“亶兹孙子，尔玉汝球。溯源我祖，肇于光州。瞻斯英里，乃奠厥攸。诗书礼乐，燕翼贻谋。分支析派，近远一俦。掇科取第，文采风流。忠孝廉节，令闻长悠。谟烈昭垂，亿万春秋。后昆踵武，仪式作逑。日昌载炽，克绍箕裘。敬勖来许，交勉家修。名题麟阁，身登瀛州。为国桢干，德业炳彪。永似以续，弗愧前猷”。此昭穆迄今仍在沿用。尊祖敬宗倡建大宗英林洪氏大宗东西直头墙壁上嵌有《皇清·大宗碑记》《英林洪氏大宗重建碑志》《英林洪氏大宗重建海外裔孙捐资芳名录》三方碑刻。《英林洪氏大宗重建碑志》上载称：“吾英林洪氏大宗始建于清康熙乙酉年（1717年）”，如此算来，英林洪氏大宗的建造历史已达300年。碑文还显示，洪氏大宗分别在光绪乙卯年（1879年）和1991年又进行了两次重修。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皇清·大宗碑记》上记载着清康熙年间，“自幼出游暹罗（今泰国）”的洪氏二十一世孙洪光弼（今龙湖镇仑上村人）带头倡建洪氏大宗的事迹。据英林洪氏大宗理事会成员介绍，洪光弼，讳束官，字公辅，为二十世洪斗琛次子，生卒年不详。洪光弼年少好学，后游学暹罗，成为异域之太学生。他才识过人，后来在暹罗创办实业，事业兴旺，得到当时暹罗国王的赏识，赐号“昭夸”(即国佐)，可“状游暹宫”，为暹罗一大商贾。洪光弼，“博施济众，恤孤怜寡，和乡睦族，敦善好义”，在洪氏族群中颇有声望。1714年，洪光弼自暹罗归乡，见时局稳定，族人安居乐业，但英林洪氏祖先无祠可供，春秋之节无堂可祀，便四处奔走，首倡兴建英林洪氏大宗祠。返回暹罗后，当获悉建祠工程因故拖延时，再捐重金，交代其长子自海外归乡，全力以赴协助族中耆老董理修祠事宜，几经周转，耗时数载，英林洪氏大宗终在1717年冬建成。洪光弼在《皇清·大宗碑记》里自述见到宗祠“庙貌聿新，前徽式廓，匪独慰于水源木本之思，尊祖敬宗之念，亦俾异日子孙瞻仰遗规，报本追远，时切春秋俎豆之感”，真挚地表达秉德循礼、尊祖敬宗的观念，拳拳赤子之心令人感动。才俊辈出经典遗世翻阅族谱，我们发现，英林洪氏家族，历代以来，仕宦蔚起，英贤辈出，有洪皓、洪天锡、洪富、洪世泽等众多才俊。南宋时，洪氏出了一位鼎鼎有名的、足以代表温陵风骨的“铁面御史”——洪天锡。洪天锡（1202年—1267年），号裕昆，别号阳岩，南宋晋江二十三都人（今石狮市宝盖后厅人），其祖从晋江英林迁居于二十三都。天锡耿介敢言，不畏强暴，他在担任监察御史时，屡次上书给宋理宗，直言“天下之患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甚至指名抨击当时皇帝的宠臣董宋臣、谢堂、厉文翁。南宋词人周密对他赞道：“近世敢言之士虽间有之，其终始一节，明目张胆言人所难，绝无仅有，惟温陵（泉州古称温陵）洪公一人”；《宋史·卷424·列传183·洪天锡》上载称：“天锡言动有准绳，居官清介，临事是非不可回折”。可见洪天锡刚直的个性与不屈的精神。洪天锡不仅官居高位，而且饱有学问，著有《经筵讲义》《通礼辑略》《味言发墨》《阳岩文集》等，《宋史》《八闽通志》《泉州府志》皆有其传。另据族谱载，洪氏先贤洪皓，“少有奇节，慷慨有经略四方志”。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洪皓以礼部尚书身份出使金国，被扣15年，艰苦备尝，持节不屈，终得放还，时人称之为“宋之苏武”。朝廷有感于他的气节，赐官徽猷阁直学士、右朝散大夫，封鄱阳郡开国侯。据《英林洪氏宗谱》（旧本）记载，英林洪氏五世祖文安公偕父经商，定居于安徽，又传四世至洪皓，“宋政和乙未科状元及第，官至徽猷阁大学士，纶音忠贯日月，三瑞流光”。英林洪氏大宗“三瑞流光”匾额正是缘于洪皓的事迹。洪皓还著有《帝王通要》《松谟纪闻》等书。洪皓有八子，尤以洪适、洪遵、洪迈闻名天下，世有“三洪”之称，与北宋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苏”齐名。洪适，字景伯，洪皓长子。累官至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官至右丞相。主要传世著作有《隶释》《隶韵》《砚说》《壶邮》《盘州文集》等。其中前四部是研究金石和训诂的作品，对后世影响很大，也是他作为金石大家对后世金石研究的一大贡献。他与欧阳修、赵明诚并称“宋代金石学三大家”；次子洪遵，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同知枢密院事、端明殿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位同宰相。著有《泉志》《订正〈史记〉真本凡例》《翰苑群书》《翰苑遗事》《谱双》等。《泉志》是一部研究中国历代钱币的著作，考疑证信，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三子洪迈官至翰林院学士、资政大夫、端明殿学士，官居一品。他是南宋著名文学家，学识渊博，著书极多，文集《野处类稿》、志怪笔记小说《夷坚志》，编纂的《万首唐人绝句》、笔记《容斋随笔》等，流传至今，颇有影响。据说，洪皓一族还留有《三瑞堂洪氏祖训》《三瑞堂洪氏家规》，以“孝以事亲，义以睦族，敬以持己，恕以及物”为核心要义，告诫洪氏子弟要以儒家理念立身行道，孝顺父母，周济族人，“于人须泛爱，周穷恤匮，尤亲其贤”。除此之外，明代洪氏族人洪富著有《易经浅说》，与蔡清的《易经蒙引》并行于世；清代的洪世泽著有《春秋订传》《仪礼辩说》，都对当世有着不小的影响。时光荏苒，岁月沧桑。英林洪氏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繁衍发展，如今已是宗生族攒。其支派、裔孙遍布于闽、浙、粤、赣、皖、鄂、豫、桂、滇、琼等地，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还有东南亚、欧美等地，人口近百万。奕叶流芳的景象，恰如英林洪氏大宗的廊柱上所镌联对：“英山胜概标名族，林海雄风蔚大宗”、“虺水波腾三尺浪，英山树发万年枝”。

2017-11-24
宋代贬官的渡海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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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海南日报记者单憬岗宋朝时期，海南岛与山东沙门岛并称为两大贬官目的地，因此有大量官员因各种罪名被贬谪到海南。而这些贬官们在到海南岛时，必须要渡过琼州海峡。对于千年农耕文化熏陶出来的中原人士，很少能有机会与海洋接触，更何况是要乘船渡海。因此，横渡琼州海峡往往成为他们贬谪途中记忆最为深刻的一段路程，现实的波涛与五味杂陈的思绪，往往交杂成一个个块垒，必须吐之而后快。宋代对贬官有相应的恩宥制度，除了死罪和永不放还者外，每遇大赦就会得到赦免，这样就使得他们有了第二次渡海的机会。因此，很多贬官在渡海前后常常会抒发自己的感慨，表达不一样的人生思考。因此，就有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特殊的小门类：渡海诗。为此，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郭庆财专门撰文《论宋代海南谪宦的渡海诗》，介绍了宋代贬官所作的渡海诗。据他介绍，仅宋代贬官们留下的渡海诗就有20余首之多，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与海相关的诗作。南下渡海，是由已知世界向未知世界的过渡，意味着远离中原文明、孤独困守的遥遥无期；北上渡海，则是海外生死考验的结束，意味着身体与精神两方面的解脱。南渡和北归，是生命的沦落与回归，形成了自由和羁束的强烈落差。因此宋代谪宦在渡海这一生死之际的转折中，激发起对人生、命运的终极思考，也影响和改变了他们的心态。这在他们的渡海诗中皆有所体现。渡海惊魂先祭海郭庆财认为，从地理环境上来说，海水的阻绝和分割，对谪宦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海南海北在自然环境、风土民情方面有着巨大差异，亲情、友情、各种讯息也为海峡所阻隔，他们常常怀有能否生还北归的疑惧。除此之外，惊险的渡海本身也是一道“鬼门关”。面对茫无际涯的凶险海潮，他们难免忌惮。苏轼在《伏波将军庙碑》中写道：“自徐闻渡海，适朱崖，南望连山，若有若无，杳杳一发耳。舣舟将济，眩栗丧魄。”宋朝时，海南贬官们一般都是由雷州半岛渡海到澄迈。《舆地纪胜》称朱崖“与徐闻对渡。北风举帆，一夕一日而至。”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流谪之人南渡时常有风波之灾。关于琼州海峡的凶险难渡，相关史料多有描述。北宋初期就有记载称“先是岁调雷、化、高、藤、容、白诸州兵，使辇军粮泛海给琼州。其兵不习水利，率多沉溺，咸苦之。”为此，琼州海峡一带形成了浓厚的海神崇拜情结，贬官们也大多不例外。唐代刘禹锡、李翱、李商隐等皆有祭马伏波庙文。不过，他们祭祀的目的仅在发抒贬谪之恨，这也是唐代歌咏马援的主旋律。宋代苏轼、李纲、李光等名宦祭伏波庙，则是敬人和敬神的统一，是集凭吊和祭祀行为于一的。他们耿耿孤忠的人格精神、遭谗被谤而沦落的境遇与马援颇为一致，故多借祭海发抒不平之鸣。苏轼赞马援曰：“生为人英没愈雄，神虽无言意我同。”李纲诗中也表达了与马援这位失路英雄的惺惺相惜：“戈舡下濑勋猷壮，马革裹尸心胆雄。顾我迂疏成远谪，赖神正直鉴孤忠。”凭吊先贤，向海神马援表白自己的心迹，有藉以浇平胸中块垒之意。祈神祭海，与海神精神的冥会，也给了他们平安渡海和顺利北归的双重精神支撑。因此他们在祈神顺风后，相信神灵确能助人化险为夷，其心中的欣悦可知。苏轼、李纲南渡与北归之前皆曾祭海且卜筮，李纲卜以11月25日南渡，一卜即吉，“乃知神之威灵，肸昭著若此。”正是缘于此，李纲虽乘船南下，却模仿东坡北归渡海之作，以啸傲沧海的精神压倒了恐惧：“夜半乘潮云海中，伏波肯借一帆风。满天星月光铓碎，匝海波涛气象雄。大舶凭陵真漭渺，寸心感格在精忠。”郭庆财表示，对神灵的敬奉和祈求，源于贬官们现实中的无能为力。因此，对深感人事多难、命途渺茫的贬官而言，祭海予其精神的寄托和慰藉，使忧愤、恐惧转为平和与旷达。从渡海之际祈神卜筮的茫然，到祭后迎来风平浪静、水云遄飞的欣悦，明显可以感受到从“惶惑”到“平和”的心理起伏，也体现了他们在茫然无助之余自我调节的努力。乘桴浮海却宽心虽然前途的吉凶莫测让谪宦内心充满不平和忧惧，这由贬官们对大海惊涛骇浪的恐惧中隐约可感；但同时浮于江海，远赴天涯，也意味着士人对险恶政治生活的远离和“江海之志”不期而然的实现。因此他们诗中亦多有对浩淼大海的亲近。苏轼与大多数南宋海南谪宦都体现了这样一种人生情怀，即对孔子“乘桴浮于海”精神的认同。海南贬官大多因为政治斗争落败而被谪，渡海之际，孔子“乘桴浮于海”的理想在他们那里引发了强烈的共鸣。苏轼将此理解为出尘高蹈，避世隐居。他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中写道：“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郭庆财认为，随遇而安，随宜所适，是苏轼和海南贬官们淡化痛苦、超越苦难的一种可贵的豁达，一种超然的道家智慧。这不但在士人渡海时形成内外映照，而且与其身处海南时的个人出处思考相一致。将个人生命置于宇宙背景之中来审视贬谪南海，使他们不再执着于个体生命存在，而是超然物外，淡化距离远隔带来的痛苦。苏轼即深受庄子齐物思想的影响，从而抹平海南海北的限隔，“吾道无南北，安知不生今。”因而进入海南和出离海南也并无本质区别，放逐虽是失，亦未必无所得。正是因为这样，苏轼北归时才有“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坦然和豪迈。南宋的贬官们学习苏轼，对被贬谪有了苦难的免疫因子。如胡铨就写下：“仲连蹈海徒虚语，鲁叟乘桴亦漫谈。争似澹庵乘兴往，银山千叠酒微酣。”李光也写下：“须知鲁叟乘桴兴，未似商岩济巨川。”李光的人生精神最接近于苏轼，他此前已被谪藤州3年之久，认为只要不执著于政治得失，不计较南北距离，以佛道的平等观视之，则来亦不惧，去亦欣然。因此南渡时，才有“三载藤江守药炉，身轻那复羡飞凫”的洒脱和超然。身在江海存魏阙郭庆财表示，被放逐于江海，既可以像孔子一样，怀有一种“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潇洒；也可以“身在江海，心存魏阙”，即眷念朝政，矢志不渝。北宋贬官大多是第一种，如丁谓：“今到崖州事可嗟，梦中常若在京华。”而任伯雨《述怀》则昭示了其忠心谋国的一腔血诚：“雅有江海志，仕宦特牵迫。一日偶遭际，用舍何敢必。但思忠邪分，于国系休戚。周嫠不恤纬，我意何穷极。漆女倚门啸，我情第堙郁。呜呼谋身者，所宜念阴骘。”虽投荒万里之外，而无个人生死之恤念，更多的是伤离之感和对朝廷失政之忧念。同是渡海北归，与苏轼不同。身处北宋即将灭亡之际，他面对多艰的国运很清醒，表现出直面现实的忧心。他豪迈的人格境界以国运的担当为内核，而又表现出潇洒超拔的精神超越。他的渡海诗写道：“平生奔走畏江湖，暮齿来乘海上桴。自哂井蛙真见小，望洋向若一卢胡。”因此，李纲这种“身在江海，心存魏阙”的忧患精神既不同于怅愤填膺的任伯雨，更与自安自适的李光形成了很大的反差。李纲北归后，即被除命湖广南路宣抚使，乃有诗云：“龚遂有心安渤海，谢安无计恋东山。”回头再看李光被谪海南昌化时的一首诗与之相应和：“胜欲哦诗追沈谢，不求名迹拟龚黄。”这样看来，李纲以谢安和龚遂自命，不愿贪恋安适的家园，而欲身赴国难。“不同的贬谪经历和自我修养，影响到宋代贬官们对世事的热心和淡漠，也使得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江海。虽然个人出处的思考不同，而李纲、李光皆不乏乐观、旷达的精神气象，这在渡海诗中已经显出端倪来了。”郭庆财说。

2015-03-02
传承三苏文脉　弘扬东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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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山日报全媒体记者罗端眉山素有“千载诗书城、人文第一州”的美誉。近年来，围绕东坡文化这张响亮的名片，眉山坚持把东坡文化融入城市建设，用东坡文化浸润城市文明，打造东坡文旅新热点，着力提升东坡文化影响力、文旅产品供给力、文旅产业竞争力。当前，以传承弘扬东坡文化为重点，眉山传承“三苏好家风”，进一步塑造坚定文化自信的“眉山载体”，奋力建设文化强市。文化已成为这座城市的标签，融入到奋进的血脉中，展现于崛起的细节里。以文塑城擦亮东坡文化“金字招牌”苏东坡在华夏乃至人类文学史中成就卓著，影响深远。眉山作为东坡故里，传承弘扬东坡文化是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2004年，眉山正式发布《关于建设中国诗书城的决定》，并响亮地提出了建设中国唯一的以三苏文化为底蕴又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化型城市，重建远景楼等标志性建筑，注册“诗书城”商标……以文化为根基，打响了城市品牌建设的第一枪。新时代的文化创新，奏响了时代强音。党的十八大以来，眉山始终坚定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重要指示精神，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将东坡文化融入城市建设，推动东坡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东坡精神积淀城市文明，让东坡文化真正走进民间。因三苏故里而闻名，眉山在东坡文化的传承和开发利用上作出了表率：坚持以文塑城，加快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颁布《眉山市三苏遗址遗迹保护条例》，加强眉州古城墙遗址、纱縠行等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打造“有古韵的建筑、有记忆的街区”；三苏文化研究院致力于三苏文化的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成果丰硕；东坡区成为全国唯一以“东坡”命名的县级行政区，以“三苏”命名的乡镇三苏镇坐落眉山；以东坡游历线路为名的眉州大道、东坡大道、杭州路、黄州路、儋州路等路段随处可见；苏母相夫教子、东坡圣泉寺（大旺寺）拜塔、东坡唤鱼联姻等传说流传千古，历久弥新……东坡文化逐渐成为眉山最重要的文化标志和城市名片。持之以恒的文化发展，亦成就了东坡故里的美丽蜕变。眉山以东坡文化为魂，先后建成了“远景楼”、东坡宋城、东坡城市湿地、东坡岛水街、苏洵公园等文化公园、广场、长廊20余个，完成了三苏祠灾后恢复重建、眉州古城墙保护维修。新建6所以三苏名字命名的中小学，打造东坡书院、东坡水街等新型城市文化空间，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各个环节，融入三苏印记、体现蜀风雅韵。赓续不断的各类文化遗产，形成了眉山城市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三苏祠、蟆颐观、连鳌山石刻、苏氏墓地、唐僖宗亲赐“书楼”二字的孙氏书楼、中岩唤鱼池等与东坡有关的历史遗迹被保护利用，开辟“东坡文化”旅游线路。与东坡有关的文化遗产历史记忆也在街头巷尾“活起来”：景仰苏轼的东坡大道，以“三苏”谥号命名的文安街、文忠街、文定街等，苏洵、苏母、苏轼、苏辙等文化主题公园……公园里、街巷间、城墙边，千年文脉随处可观可感，处处皆能感受东坡文化的流风余韵。以文育人凝聚强大根脉守护力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苏氏一脉代代相传的优良家风甚多，眉山高度重视家教家风建设，重点挖掘三苏家风中的精髓，用东坡精神引领社会风尚，广泛开展三苏家风家训传承活动，让无形的东坡精神形象表达，融入日常生活，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人们时时处处接受熏陶，增强对东坡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提升市民文明素养，涵养城市诗书气质。“东坡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丰富，是课堂教学和校本教材的宝贵资源。我们通过举办东坡传说故事大赛、三苏诗词经典诵读，开设东坡文化研学课程、主题夏令营，编印《苏东坡诗词文赋100篇》等普及读本，培养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市文广旅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同时，眉山用东坡精神激励党员干部，通过开展东坡廉政思想研究、举办东坡文化大讲堂等，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守其初心、始终不变”。走进苏辙小学，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扑面而来：大气精致的苏辙家风浮雕墙、随处可见的“三苏”经典名句和诗文、“四个自信”浮雕墙、象征“三苏”文脉的砚台小品、学生琅琅的经典诵读声……“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渗透的民族精神浸润、激励学生成长，让中华文脉代代延续。”苏辙小学校长周吉群表示，坚定中华文化自信，必须从小孩抓起，不断完善传统文化教育课程体系，把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好并发扬光大。坚持以文化人，眉山加快挖掘东坡精神的时代价值，用东坡精神滋养青少年，有效扩大东坡文化的感染力、影响力和渗透力，让这座文明城市不断积聚文化力量，推动着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为市民幸福加码。以文兴业推动东坡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眉山是苏东坡出生地、成长地、成才地、走向全国影响世界的发轫地，是三苏遗址遗迹最集中、最丰富、最具代表性的地方，见证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如何推动东坡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建设环成都文旅经济带新兴增长极？党的十八大以来，眉山聚焦文旅共兴，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入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市委、市政府深入实施“文化立市”战略，锚定“一心三地”目标，打造东坡文化传承发展中心，建设全球苏学研究高地、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基地、知名人文旅游胜地。完成三苏祠建祠以来最大规模保护维修并重新开馆，入选国家文物局主编的《文物建筑保用结合案例解读》，荣获“第三届全国十佳优秀文物维修工程”称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文化遗产保护荣誉证书。立足资源禀赋，文化旅游品牌不断提升——推出“一祠一馆、一山一水、一园一城、一镇一村”眉山新八景，打响“安逸走四川·好耍在眉山”文旅品牌，树立了眉山文旅新形象，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目前，全市有国家A级景区33家，省级旅游度假区2家，生态旅游示范区2家。洪雅县成功创建第二批天府旅游名县，东坡区荣获全国研学旅行基地；三苏祠、瓦屋山、七里坪获评“成渝十大文旅新地标”，瓦屋山获评“四川十大文旅新地标”，幸福古村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眉山被评为亚太地区新兴目的地挑战项目（二三线城市）首选旅游目的地、中国最美生态文化旅游城市，成为四川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首个主题市。坚持以文兴业，加快建设文化旅游强市——全国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支持项目现场会在眉山召开，民间众筹文化院坝建设经验全国推广；眉山与黄冈、惠州、儋州、诸城等地携手轮办东坡文化节，每年举办东坡文化学术高峰论坛，以中国苏轼研究会、三苏研究院为依托推进学术研究；大力实施苏轼作品外文翻译工程，增进与欧美、日韩等地苏学研究者的交往互鉴；依托东坡IP，坚持“文化+”，推动文旅共融共兴，打造话剧《苏东坡》、原创舞蹈《仕风》《千里共婵娟》，更好地传承创新东坡文化。当前，眉山正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巴蜀文旅走廊建设的重大历史机遇，奋力建设成都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新兴城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眉山将继续用活用好“东坡文化”这张烫金名片，让苏东坡穿越千年为眉山代言，将东坡大地打造成为巴蜀文旅走廊中璀璨耀眼的明珠。

罗端

2022-10-13
赵郡栾城与苏氏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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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俊岭近期，在一碑刻院内发现一通残碑，图片显示碑额写有“槐阳苏氏先德”文字，为元代至大年间所立。笔者查阅相关史料，查证该碑为元代判官苏恒之碑，原立于元氏县城东南十二里付村村东苏氏墓地。《元氏县志》人物传记载，苏恒，元氏县付村人。他是金代大中大夫、安武军节度使苏彝之曾孙。苏恒生性颖悟，他刚出生时，当时著名的学士李冶（栾城人）曾亲自给他起名：名恒，字德常。苏恒任吉州永丰主簿时，约束严明，威震狡横，均征赋税，纲纪为之一新。当时有个姓夏的草寇很有势力，拥有众多喽啰，常常骚扰民众，大家对他又恨又怕。当时镇守吉州的万户苏宣武就和苏恒商量，打算彻底消灭掉夏某，苏恒深思道：“据我所知，夏某的部下大都是被逼的，如果都杀掉他们，将是两败俱伤。”于是，苏恒就单枪匹马入贼寨，谕以祸福，感以德化，终于感化夏某，夏某率领全体人员向苏恒叩头流涕，束手降服。《元氏县志》对苏恒碑只有寥寥几句记载：“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征东行中书省参知政事王思廉撰文并书，开府仪同三司、集贤大学士、赵国公王颙篆额。”仅有节录碑文中诗词一首：“赵郡之苏族蝉嫣，自栾来鄗已有年。安武之光节赤然，俄而国步遭迍邅。槐阳卜筑又一迁，稍微更炽祐自天。诚斋有志解倒悬，永丰初仕政已传……”“赵郡之苏族蝉嫣，自栾来鄗已有年。”这两句诗，充分证明了元氏苏恒家族是从栾城迁移过去的。要说起这些，还要从苏氏源流说起。一苏氏宗族，在华夏大地上，经过几千年的繁衍生息，从最早的苏城(今河北临漳县)发祥地迁至洛阳，形成以苏秦为代表的苏氏宗族史上第一个兴盛时期；进入汉代，苏建开创武功派，形成苏氏家族史上第二个兴盛时期。苏建，系苏秦苗裔，生卒年史无可考，京兆杜陵(今西安市雁塔区、长安区境内)人，西汉将领，汉武帝时历任校尉、游击将军、右将军。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苏建以校尉随车骑将军卫青北击匈奴，收复黄河以南（今内蒙古伊克昭盟、河套一带地区），以军功封平陵侯。西汉在这一区域设置朔方郡与五原郡，从关东迁徙10万人屯垦朔方，并筑朔方城。苏建主持筑造朔方城事宜，并擢任卫尉。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与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苏建先后以游击将军、右将军多次随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后苏建曾出任代郡太守，死后葬于武功。苏建有三个儿子，长子苏嘉，次子苏武，少子苏贤。长子苏嘉，官至奉车都尉。三子苏贤，官至骑都尉。次子苏武，官至中郎将，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西汉时期杰出的外交家，民族英雄。苏武爱国忠贞的节操不仅使其名著当时，且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汉书》赞其“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据苏氏家谱记载，在西汉，以平陵侯苏建为先祖的苏氏武功一派，经长期发展逐渐成为地方望族，人才辈出，后世散居世界各地的苏氏遂以武功为郡望。因此武功也被称为“世苏之地”。苏建的六世孙，名叫苏纯。汉帝下昭，集结汉军北伐匈奴。苏纯奉命率师跟从奉车都尉出击北匈奴。苏纯率车骑部队英勇善战，一鼓作气把北匈奴打败，缴获战马数千匹，战车数千辆，并在长城以北建立了防御战线，保护边民的安全，保护北方边境安宁。由于出击北匈奴建功，汉帝加封他为陵乡侯，后又迁任为南阳太守。苏纯在治军、治政中都十分严厉，铁面无私，处事公道，一身正气，而又爱护部将，体恤士兵，有很高的声望。他性格倔强耿直，掌握对人物的评论毁誉，士人和友人都很敬畏他，都说“见到苏纯公，怕他滔滔不绝的教诲和批评，如见不到他又很想念”。长安附近的人尊称他为“大人”。在当时，“大人”用于尊称父母叔伯等长辈，而非官员。苏建的八世孙，也就是苏纯的孙子，名叫苏章。苏章，字孺文。他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通晓古典。七八岁时，文章就写得又快又好，十几岁就很有名气了。汉安帝时，他在武原县任太守，自恃才高，公正廉明，既不巴结权贵，又不欺压百姓。汉顺帝时，被调到冀州（治所在今柏乡、高邑一带）任刺史，他执法如山，公正廉明，百姓无不称颂。后来，苏章调任并州（今太原一带）任刺史，“以摧折权豪，忤旨，做免”。苏章就隐身乡里，不交当世，卒于家。据历代苏氏家谱记载“并州刺史章，功及于民，因家于赵郡栾城”。这一支苏姓就被称为赵郡苏氏。家在栾城，为何又叫赵郡苏氏呢？二早在东周时期，现在的邢台、石家庄一带，存在邢国、軧国等，一度在晋国管辖之下。当时，晋昭侯封其叔叔姬成师于曲沃之地，让当时的贤哲姬宾辅佐他。此时的姬成师已经58岁了，但按照辈分，姬宾是姬成师的叔祖，晋昭侯的曾祖。姬成师受封后，其后人成为曲沃桓侯。姬宾受封后，就另立宗庙，以受封的栾地为氏，世人称栾宾，栾姓由此而来。再后来，栾家出了一个彪炳史册的人——栾书。栾书，姬姓，人们将其称为栾伯，谥号栾武子。栾书的父亲栾盾是晋国六卿之一，爷爷栾枝是晋文公时期的大臣。栾枝的父亲是栾成，栾成的父亲是栾宾。公元前597年，栾书开始进入晋国朝堂的时候，担任了下军佐的职位，也是六卿之一。公元前589年，栾书从下军佐升任到下军将，参与了晋齐两国的鞍之战，且取得了胜利。公元前587年，栾书为正卿，位于众卿之首，栾氏发展到鼎盛。这一年，栾书受封于其先祖的封地栾邑。因栾书位居上卿，栾邑之称得以传承。此乃栾城县县治的肇始。春秋时期的栾邑，也就是俗称的古栾城，范围包括现在栾城区大部以及赵县、高邑、元氏、石家庄市裕华区等部分区域。古栾城境内有一条南北古驿道，设有驿站，是南北交通要冲。春秋末期，栾氏开始没落，栾邑这个称呼也开始式微。发展到秦汉时期，西汉在此设置关县，东汉始置栾城。现代的赵县，古称平棘、赵州、赵郡。栾城曾一度归属赵郡，赵郡栾城就成为这一带的代名词。因为当时冀州刺史的治所就在常山郡的鄗，即今高邑、柏乡一带，这里就是古栾城的一部分，苏章对栾城的风土人情十分欣赏，遂在告老返乡后将家安在了栾城。于是，这一支苏姓世世代代就在栾城繁衍生息，逐渐壮大起来，成为赵郡苏氏。到了唐代，苏家出了一位大善人，名叫苏昶，他的儿子名叫苏荣，官至四川梓州（今四川三台县）参军。父子二人饱读诗书，又心慈善良，深得周围各村乡邻的敬重。苏荣的儿子更了不得，他就是苏味道，苏味道少年中举，后三度官居武则天时期宰相之职。苏味道后因事被贬至四川眉州，二儿子苏份留在眉州。到了宋代，这一支苏氏又出了赫赫有名的“三苏”（苏洵、苏轼、苏辙）。所以，苏辙在其兄苏轼的碑文中写道：苏自栾城、西宅于眉。上文提到的苏恒，起源于赵郡苏氏，从栾城迁徙到高邑、元氏一带，应该是和“三苏”是同宗同脉的。至于具体代系辈分，还需要其他史料来确定。

郭俊岭

2023-09-17
三苏雕像（中）——见证城市地标诞生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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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绍蓁完成二分之一原大的泥塑造型。张绍蓁亲自在现场把关。创作中的《三苏纪念像》。张绍蓁创作阶段阅读的相关资料。张绍蓁和《三苏纪念像》合影。雕刻者说领悟三苏气韵“眉山作为三苏的家乡，当地人民强烈地感到弘扬三苏文化的责任，然而却少有关于三苏形象化的遗迹，于是首先规划在眉山城市中心修建一座具有三苏形象的城市雕塑。”张绍蓁回忆，1992年初，四川雕塑艺术院在接到眉山这项任务时，全院上下极为重视，认真部署，发动该院雕塑家深入领会创作要求，到现场进行环境勘察，创作了多种可供评审而又有较高水平的初选方案，经过复审，张绍蓁的方案入选。时隔多年，从张绍蓁的彩色效果图上，我们仍可以感受到他的创作激情，感受到三苏父子作为历史伟人的魄力，而由他一气呵成的这件大作初稿至今珍藏在他的书房。张绍蓁这件作品气韵雄厚，很好地表现了三苏父子的个性，苏东坡是宋词“豪放派”的开拓者，在中华文学史上取得了顶尖成就，于是在三苏父子群像中占位很高，且底座较高，呈昂首远望的姿态；苏洵处于构图的中间位置，在两个儿子中间，虽然没有苏轼和苏辙地位显赫，然作为父亲受到两个儿子敬仰是必须的；苏辙追寻父兄，所以排列在三苏父子群像的后面。三苏父子群像呈行进排列状态，也呈现出三苏父子一生喜欢游历祖国名山大川，寻奇觅异的豪放性格。张绍蓁满怀激情地在四川雕塑艺术院工作场地制作完成了50公分高的三苏父子雕像初稿。初稿完成后，原眉山县的相关部门领导到四川雕塑艺术院工作室进行了审稿，大家都对初稿表示很满意。当年3月份，张绍蓁完成了定稿。张绍蓁在定稿制作中，将三苏父子爱国爱民的高贵品质作为概括群像的形式基调，集中落笔在整体构图和人物气质的“仰面囁云霞，垂手抚百山，临风弄襟袖，飘然风中仙。”的灵魂风貌，让每一块泥土，每一根线条都富有这样的感染力；从侧面看，三苏父子呈现一种正在行进的状态，疏密有致，形态各异，表现出苏家三人宦海沉浮，亦表现出三苏父子永不改变的忠诚以及信念；三苏父子各自的目光中都表现出他们敏锐的洞察力，以及“以草木之微，当天地之泽”的博大胸怀；三苏父子衣带飘飘，展现了他们坎坷的人生经历，尤其是苏轼，频遭贬谪，一生历典八州，身行万里。于此同时，张绍蓁还分别刻画出三人相对不同个性特点“豪放东坡”，“凝炼老泉”，“冲雅颍滨”，增加群像刻画的深度，增强群像生动的艺术感染力。通过定稿，张绍蓁仿佛看到了一座雄伟高大的三苏雕像傲然屹立在眉州大地上。拔地而起指向城市未来定稿由玻璃钢翻制完成110厘米高，得到了各方一致好评，已经到了当年的6月了，按照严谨的大型雕塑的后期工程要求，张绍蓁又投入到艰苦的泥塑放大制作，直到当年8月，完成二分之一原大的泥塑造型。当石膏模型翻好后，张绍蓁立即运送到眉山建设现场。由于时间紧，工程量大，四川雕塑学院派一名副院长王光荣投入到后期工程制作，组织花岗石的采购、石雕工人队伍的组织，以及现场施工管理。数百方优质荣经红花岗岩如期运到现场，数十名富有经验、手艺高超的石雕工人也到位进场。由于时间紧，技术原始，大部分工作都是人力手工制作，为了保持整体一致性，雕刻技工将除头部以外的人物身躯切割，用模具分块进行，此间张绍蓁一直在现场进行艺术质量把关。数十块分形加工初步完成后，由人工起吊组合到位，再进一步深加工。雷农田回忆，8到9月的时间里，数十名石雕工匠居住现场工棚，日夜三班突击，几乎是昼夜不分24小时修建，工作异常艰辛。在修建过程中，虽然在施工现场围上了护栏，但由于群众十分期待这项工程的完工，所以都会在护栏外远远地驻足观看。功夫不负有心人。1992年国庆节前夕，11米高的三苏雕像拔地而起。“成功塑造三苏雕像既完成了眉山人民的重托，也圆了我的一个梦。”张绍蓁感慨地说，三苏父子勤学、敬业，心中装着人民的爱和期盼，这些都激励着他要植根于民族，在雕塑艺术上贡献出自己全部的才智和能量，报效祖国，服务于人民。而凝聚着张绍蓁以及众多匠人心血和汗水的三苏雕像也在等着一个华丽而庄重的亮相。同年的国庆节前，眉山举办了盛大的苏东坡诞生955周年庆典。上万人参加庆典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特色表演轮番上演。最令人期待的则是为三苏雕像举行的剪彩仪式，当红色的帷幕拉开的一刹那，当三苏群像映入人们眼帘，人们都被有着“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的三苏雕像的造型所深深地震撼，也预示着三苏精神将激励着眉山人以一种奋力向上的姿态而不断前进。

2017-09-03
夏日来临话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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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殿臣夏日来临，百果登市，岭南佳品，首称荔枝。壳丹肉晶，皮薄多汁，脍炙人口，甘甜如饴。它虽然主产于岭南和巴蜀，但由于现代交通发达，朝发夕至，北国冰城六月照样可以吃到新鲜的“百果之王”。荔枝以“形圆而色丹，肉晶而味美”驰名于世，要是能在赤日炎炎的夏天，吃上它三两颗，再哼上几句文绉绉的荔枝诗词，那无疑是夏日难得的一大快事。荔枝，也称荔支、丹荔、贵妃笑、十八娘等，别名很多。它是亚热带果树，高达五六丈，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四川等地；而荔枝则身居岭南“四大果品”之首。早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便有记载：“隐夫郁棣，褡遝荔枝，罗乎后宫，列乎北国。”《东观汉记》也载云：“匈奴南单于来朝，赐御食及橙桔龙眼荔枝。”可见，荔枝年代久远，历史悠长。晋嵇含《南方草木状》则对荔枝作了极为详尽的记述和描写：“荔枝树，高五六丈余，如桂树，绿叶蓬蓬，冬夏荣茂，青华朱实，实大如鸡子，核黄似熟莲，实白如肪，甘而多汁，似安石榴。”到了唐宋时期，荔枝越发受到人们喜爱，身价倍增，并且成功地进入文学，一些诗词文赋竞相记述和赞扬，乃至还有了《荔枝香》词牌，被人写入对联。最值得称道的是盛唐宰相张九龄，他曾写过一篇《荔枝赋》，序言开篇便说：“海南郡出荔枝，每至夏季，其实乃熟，状甚环诡，味特甘滋，百果之中，无一可比。”赋文对荔枝作了全面描写，总的评价则是“果之美者，厥有荔枝”。中唐时期大诗人白居易，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调任忠州（今重庆忠县）做刺史，第二年他命画工绘制了一幅“荔枝图”，他亲自作《荔枝图序》曰：“荔枝生巴蜀间，树形团团如帷盖，叶如桂，冬青；华如桔，春荣；实如丹，夏熟。朵如葡萄，核如琵琶，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雪，浆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实过之。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说得头头是道，白居易所居之地一定是出产荔枝，他只有细细品尝后，才会写出这样身临其境的文字。上述的《荔枝赋》和《荔枝图序》生动形象的铺陈描述，足可以使我们对荔枝有个大概的了解。至于吟咏荔枝诗词，更是随处可见，数不胜数。或借荔枝以咏史，或借荔枝以抒怀，或借荔枝以明理，或对荔枝直接描绘，无不各具特点，精彩动人。唐代大诗人杜甫，他在入蜀移居夔州期间，曾写组诗《解闷十二首》，其中后四首都是写荔枝的，以绝句形式出现，自由灵活。第九首写道：“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炎方每续朱樱献，玉座应悲白露团。”意思是说，皇帝和贵妃已经过世了，而地方进贡荔枝依旧继续，唐玄宗应该为此而感到悲哀。此诗明显地在批评朝廷令百姓快马传送荔枝的错误做法，远远早于杜牧。而第十首则是写他自己亲手摘荔枝：“忆过泸戎摘荔枝，青峰隐映石逶迤。京华旧见无颜色，红颗酸酣只自知。”往昔在京城看到的荔枝都变色了，这次自己摘的荔枝则红艳可口，自然是高兴的。人人都喜欢荔枝，但是杜甫反对的是，吃荔枝不能只为自己大饱口福，而不管百姓死活的恶劣行径。这种情况，后面还会谈到。唐代另一位喜欢荔枝的诗人是白居易，他不仅写咏荔枝的诗，而且最长的一首竟有28韵。先看他的绝句《种荔枝》：“红颗珍珠诚可爱，白须太守亦何痴。十年结子知谁在，自向庭中种荔枝。”一般诗人往往喜欢栽花，而白居易却自种荔枝，简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再看他的律诗《重寄荔枝与杨使君，时闻杨使君欲种植故有落句之戏》：“摘来正带凌晨露，寄去须凭下水船。映我绯衫浑不见，对公银印最相鲜。香连翠叶真堪画，红透青笼实可怜。闻道万州方欲种，愁君得吃是何年？”既给友人送荔枝，又担心友人吃不到自种的荔枝，这情感是何其深厚、诚挚啊！唐代著名女诗人薛涛有《忆荔枝》云：“传闻象郡隔南荒，绛实丰肌不可忘。近有青衣连楚水，素浆还得类琼浆。”食过荔枝，念念不忘，以回忆形式写入诗中，足见对此果的流连之情。晚唐诗人徐寅有二首《荔枝》七律，其一云：“日日薰风卷瘴烟，南园珍果荔枝鲜。灵鸦啄破琼津滴，宝器盛来蚌腹圆。锦里只闻消醉客，蕊宫惟合赠神仙。何人剌出猩猩血，深染罗纹遍壳鲜。”这首诗写得颇为细致，把荔枝简直是写“活”了，在诸多咏荔枝诗中，当为精品。在诸多写荔枝的诗词曲赋中，晚唐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之一最为驰名。它不仅有历史背景，而且描写形象，议论精彩，脍炙人口，影响甚大。《新唐书·杨贵妃传》载：“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递，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杨贵妃食荔枝是劳民伤财的事情，杜甫也曾写诗讽刺过，但却没有杜牧诗尖锐、深刻而又广为人知。且看杜牧的绝句：“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小诗不仅含蓄地揭露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恶劣行径，也抬高了荔枝的身价（这是诗人所未曾想到的)，“妃子笑”成为荔枝的一个著名品种，便来源于此诗。杨贵妃所食的荔枝到底来自何处?一说是来自岭南，即广东广西一带。而岭南离长安路途遥远，即使是快马加鞭，日夜兼程，五六天内也绝不会到达长安(西安)。所以有人通过地理考证，认为杨贵妃所食的荔枝是来自四川的涪州，这里离长安只有两千里左右，最多四天即可到达，荔枝不会有什么变化。《舆地纪胜》中就曾提到，涪州城四十五里地方，有妃子园，植有荔枝“百余株，颗肥肉肥，杨贵妃所喜。‘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谓此。”有趣的是，在这首诗之后，荔枝又多了个新品种，叫作“妃子笑”。清朝的陈鼎在《荔枝谱》载说：“妃子笑，产佛山，色如琥珀，有光，大如鹅卵。其味如蜜，其嗅如兰，皮薄而肉厚，核小如豆，浆滑如乳。啖之能使齿香经宿，宜乎妃子见之而笑也。”宋朝的荔枝文化也很兴盛，不仅有诸多荔枝诗，还出现了许多荔枝词，乃至还有专著《荔枝录》等。苏轼由于在岭南生活过，所以他的咏荔枝诗词近20首，既多且好。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官广东惠州，第一次吃到荔枝，他高兴至极，于是写了《食荔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桔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首诗前后，他还写了长诗《荔枝叹》，怒斥了唐玄宗为讨好杨贵妃，竟下令民间向宫中进贡荔枝，快马传递劳民伤财。诗中有这样两句：“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足可以和杜牧的名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一较高低。苏轼还写了好几首荔枝词，这是唐朝所没有的。其《减字木兰花·荔枝》云：“闽溪珍献，过海云帆来似箭。玉座金盘，不贡奇葩四百年。轻红瓤白。雅称佳人纤手擘。骨细肌香，恰似当年十八娘。”在肯定朝廷废除进贡荔枝的同时，热情洋溢地赞美了荔枝，结尾用了荔枝的雅称“十八娘”。宋曾巩《荔枝录》载：“十八娘荔枝，色深红而细长，闽(福建)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好食此，因而得名。女冢在福州城东报国院，冢旁犹有此木。或云，谓物之美少者为十八娘。”苏轼的弟弟苏辙《干荔枝》诗亦云：“红消白瘦香犹在，想见当年十八娘。”如果说“妃子笑”是荔枝中的珍品，那么“十八娘”则是荔枝中的神品，一般人是吃不到的。值得一提的是，宋朝皇帝宋徽宗也很喜欢荔枝，他命人在宫中栽植荔枝树。其《宣和殿荔枝》诗中有两句说：“密移造化出闽山，禁御新栽荔枝丹。”看来皇帝吃荔枝，也得在宫中栽种了。对此，陆游在其《老学庵笔记》卷三也记载说：“宣和中，宝和殿下种荔枝成实，徽宗手摘以赐燕帅王安中。”行文至此，我忽然想起清末爱国人士丘逢甲，他有百首荔枝诗。其中《咏荔枝》七绝相当高调，特引来以供欣赏，借此结束本文：“紫琼肤孕碧瑶浆，色味双佳更带香。若援牡丹花史例，荔枝原是果中王。”结句用典，唐人舒元舆《牡丹赋》中有“我案花品，此花第一”之句。

衣殿臣

2023-07-06
王安石没有救助过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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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群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四十九《读诗谳》：“……余顷年尝见章丞相《论事表》云；‘轼十九擢进士第，二十三应直言极谏科，擢为第一，仁宗皇帝得轼，以为一代之宝，今反置在囹圄，臣恐后世以谓陛下听谀言，而恶讦直也。’旧传元丰间，朝廷以群言论公，独神庙惜其才，不忍杀。大丞相王文公曰：‘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当时谳议，以公一言而决。呜呼！谁谓两公乃有是言哉、盖义理人心所同，初岂有异？特论事有不合焉。”（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卷七第2014页）上文中的丞相是章惇，章惇发声救苏轼，有《论事表》为证。当时谳议，指苏轼“乌台诗案”的最后定案，因王安石说了“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这话而‘一言而决’，但后面又说：“呜呼！谁谓两公有是言哉，盖义理人心所同，初岂有异？特论事有不合焉”，意思是谁说章惇和王安石这两人出言救助苏轼的呢，大概是因为人心相同，况且只是苏轼和王安石对新法的看法不合，这是“旧传”，是传闻之言，可信度未必高，此事在周紫芝之前或之后，都找不到同类的记载。（内山精也《东坡乌台诗案考》《传媒与真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06页）朱刚先生在他的著作中说：倘若真的将苏轼处死，这笔账一定会算到王安石的头上去，王安礼无论如何要及时表明态度，屡次为苏轼求情，有的史料记载，王安石本人也曾反对“诗案”，虽然关于此事的证据不足，但王安礼的态度大抵也可以代表他的哥哥。（《苏轼十讲·第三讲》上海三联书店，第106页），这段话站得住脚吗？他又在该书的第六讲“苏王关系”中说：“‘乌台诗案’的一个文本《诗谳》（《丛收集成》本）其末尾记载王安石可能为苏轼说过话：‘旧传元丰间朝廷以群言论公（苏轼），独神庙惜其才，不忍，大丞相王文公曰：‘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当时谳议以公一言而决。’这个旧传是否可靠，现在难以考见。”（第226页）这还是叫人难以信服。许多写王安石的著作都说在苏轼命悬一线时，王安石虽已罢相在金陵，听说苏轼性命危险，上书神宗皇帝，说“岂有圣世杀才士者乎？”而使得神宗皇帝不杀苏轼。《宋史·王安石传》和《宋史·苏轼传》对王安石救助苏轼皆无一字提及，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梁启超的《王安石传》，柯昌颐的《王安石评传》，研究王安石的专家邓广铭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康震的《王安石》，李一冰先生的遗著《苏东坡新传》等都没有提及王安石救苏轼一事。莫砺锋在《漫话苏轼》中也有这一说，但他没有举出证据。倒是与“乌台诗案”也许有关，王安石有一首《杨刘》诗，可以看出王安石对苏轼身陷“乌台诗案”的态度，这首诗是这样的：人各有是非，犯时为患害，唯诗以谲谏，言者得无悔。厉王昔监谤，变雅今尚载，末世忌讳繁，此理宁复在。南山咏种豆，议法过四罪。玄都观桃花，母子受颠沛，疑似已如此，况欲谆谆诲，事变固不同，杨刘可为戒。“杨刘”，杨指杨恽，他是司马迁的外孙，汉宣帝时，任左曹，因告发霍氏谋反，任中郎将，封平通候。后与太仆戴长乐失和，被告发他有不当言行，被免为庶人。在与友人孙会宗的信中表示不满，被认为大逆不道而腰斩。刘，指刘禹锡。唐贞元二十一年，刘禹锡参加了王叔文政治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朗州司马，到了元和十年（815）回到长安。刘禹锡写了《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借人们在长安玄都观中看花，讽刺了当时的朝廷新贵，他和柳宗元等又再度被贬。王安石这首诗实际上是暗说苏轼用诗歌来谤讪朝政，攻击新法，是同杨恽和刘禹锡一样的不识时务，得罪权贵，身陷牢狱，完全是咎由自取。你苏轼写诗来评论时政，只能“谲谏”，即委婉地规劝，而你却公开激烈地攻击新法，酿成大祸的原因就是你犯时，这是你致命的大忌。你苏轼须以杨恽，刘禹锡二人为戒。“乌台诗案”震动天下，退居在江陵的王安石不可能不知道，时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原因是反对派人士郑侠上“流民图”，控诉王安石变法引发天灾人祸，使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这引起神宗皇帝的恐慌和反对派的攻击，王安石被迫解职，心有不甘，恨极了反对新法之人。苏轼用诗歌激烈反对新法，王安石早就痛恨苏轼，曾对神宗皇帝说出对苏轼要“譬如调恶马，须减芻秣，加箠朴，使其服贴乃可用”的狠话。（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篇纪事本末》卷六十二）王安石还指使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劾苏轼丁忧归蜀时卖私盐等事，来构陷苏轼。（《宋史》卷二百九十五）古往今来，在中国高层的政治生态中，只要一有派系存在，或政见不合，或对权力构成威胁，政治上的倾轧是免不了的，历来党争都是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王安石性情狠逼，是个出名的“拗相公”，他会救助自己的政敌苏轼吗？王安石这首诗完全用教训的口气，在敲打苏轼，警告苏轼。“诗可以怨”是孔子肯定的，是儒家诗学观念。表达政见是一个人基本的权利。像刘禹锡这样用诗歌表达政见的诗人不可胜数，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受了惩罚，甚至丢了性命，那是统治者的狭隘和暴虐造成的。北宋开国皇帝不是立下“不杀言者”和“言者无罪”的规矩吗，言者委婉进谏，这当然最好，但语言切直，也未尝不可，只要你是真诚的，出于公心。嘉祐六年（1061）苏轼、苏辙等参加了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苏辙对语最切直，几位考官要黜免他，但仁宗皇帝不许，说：“以直言召入，而以直弃之，天下谓我何？”庆历七年（1047）王安石在《猎较诗并序》中，不也以诗刺仁宗较猎吗？（《临川先生文集》卷三十八）嘉祐四年（1059）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不也对几位皇帝均有指责吗？苏轼用诗讽刺新法，诗语再怎么“不逊”，毕竟是在为朝廷谋策，就算是尖刻酸冷的讥讽，也是出于对赵家皇朝的一腔热情，动机是没有丝毫恶意的，如果过激而有失偏颇，那也应该求同存异。王安石的亲弟弟王安国也激烈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后王安国因与郑侠的“流民图”事件有关连，被追毁生前所有文字，遣归田里。在整个过程中，王安石没有为亲弟弟说过一句求情的话。有人用这件事来证明王安石不营救亲弟弟，而为苏轼求情，显示了王安石的胸怀，我说这是王安石的法家的冷酷，自己的亲弟弟不救，他会救一个恨之入骨的苏轼吗？元丰七年（1084）苏轼特地绕道到江宁会见王安石，时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已是心灰意冷。此时的苏轼和王安石已没有政治上的对立了。从二人会面过程中，苏轼没有对王安石出言相救表示感谢，倒还是对王安石有所讥讽的，如果王安石真的救过苏轼，苏轼按常理应该表示感谢，至少要委婉地表示一下吧，可我看不出苏轼有这一点意思。有人说苏王二人“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虽然他们不是亲兄弟，但是现在总能算是知己了吧。”（康震《王安石》中华书局，第259页）说苏王不计前嫌，这还可以，但说他俩是知己，怕是未必。什么是知己，志同道合才能算知己吧，“道不同不相与谋”，这是含糊不得的。王安石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此言只是对苏轼才华的钦佩，仍只是以“才士”的眼光看待苏轼的。王安石也十分清楚，苏轼在治国理念和变法策略，是决不会与他达成共识的。君子和而不同，苏轼的胸襟和气度够大的了，他可以不计王安石当政时对他的恶毒攻击和无情打击，但苏轼在原则上也是个是非分明之人，他从始至终决不同意王安石的变法，苏轼是个重感情，讲感恩的人，在他身陷“乌台诗案”时，章惇曾出言相救。苏轼在贬到黄州后，写信给章惇表示感谢：“一旦有患难，无复相哀者，子厚平居遗我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救恤之，真与世俗异。”（《与章子厚参政书》）元丰七年（1084）神宗皇帝不顾蔡确，王珪等一些大臣的阻挠，用“皇帝手札”的特别手段，迁苏轼量移汝州，告词中有“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语，使苏轼低佪雒诵，非常感激。后来苏轼得知“人才实难，不忍终弃”之语，出自给事中王震（子发）的手笔，王震是苏轼好友王巩的六侄。元祐初，苏轼为翰林学士，与王震做了翰林院的同僚，次韵赠诗，有“清篇带月来霜夜，妙语先春以病颜”，即指此告词，喻为黑漆寒霜之夜里的明月，使枯槁的病人脸上顿时透露出了生气，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北归过赣州，重遇画家宋子房（汉杰），想起四十年前，自己任凤翔签判时，其父宋选为凤翔太守，对苏轼非常照顾，苏轼始终感念于心：“话及畴昔，良复慨然，三十余年矣，台隔晨耳，而前人凋丧略尽，仆亦仅能生还，人世一大梦，俯仰百变，无足怪者……”（《与宋汉杰书》）苏轼对照顾和帮助过自己的人，是终生感念于心的，如果他在“乌台诗案”中得过王安石的一言救助，他一定会铭记于心，没齿不忘的，但在苏轼的文集和其它资料中，我们没有发现王安石曾救助过苏轼的根据，也没有见过苏轼感谢王安石救助之语，所以说王安石曾出言救助过苏轼，是不确的，至少说缺少证据。我的看法是否有点武断，就教于大方之家。

陈志群

202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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