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日期范围

-

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学术论文

找到15765条数据

东坡习射

报纸

●赵建国一“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是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苏轼在密州知州任上所作《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的词句，自信满满，豪气冲天。这并非苏太守的酒后狂言。他一生与山林风月为友，诗文书画做伴，却并非文弱书生。他专心学过射箭，并且能射善射，堪称神射手。嘉祐六年（1061年）底，二十四岁的苏轼在进士及第、制科“百年第一”后，被派往陕西凤翔担任签判。公务之余，他没有沉浸在科场得志的赞誉里，也没有成天泡在故纸堆中，而是走出书房，去学射箭。他写诗告诉弟弟：“迩来又学射，力薄愁官笴”，并特地加了一句小注，“官箭十二把，吾能十一把耳”。意思是，近来学射箭，虽然力不足射不远，但是射得准，十二把箭能射中十一把。接到弟弟和诗《闻子瞻习射》后，他意犹未尽，写下《次韵和子由闻予善射》，再次强调自己“善射”而非仅仅“习射”“穿杨自笑非猿臂，射隼长思逐马军”，自己臂力离弯弓射隼差一点，但百步穿杨没问题，自得中甚至有些自负。苏轼学射，当与其时北宋面临的形势有关。北宋“守内虚外”，国家日渐“积弱”，西北和北面烽烟四起，朝廷屡战屡败，先是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以岁币与契丹成和，庆历元年（1041年）增加给契丹的岁输金帛，三年后再以岁赐银绢等名义与西夏成和，而边境却并未得到完全的安宁。嘉祐六年，苏轼向朝廷进献《教战守策》《定军制策》，提出“使士大夫尊武尚勇，讲习兵法”“使平民皆习于兵”，减省朝廷禁兵，训练郡县土兵。刚到凤翔，他还想象自己以使臣身份出使西夏谋求政治解决，“近买貂裘堪出塞，忽思乘传问西琛”，然而西夏侵扰不断，治平元年（1064年）秋，“夏人出兵秦凤、泾原，抄熟户，扰边塞弓箭手，杀掠人畜以万计。”国家遭侮辱，百姓被砍杀，财物被掠夺，使他对“庙谟虽不战，虏意久欺天”更有深切感受。在给弟弟的信中，他义愤填膺，以他人“千金买战马，百宝妆刀环”抒自己胸臆，希望追随前往，“何时逐汝去，与虏试周旋”。报国情切，由此可见。运筹帷幄、驰骋疆场是苏轼一直以来的愿望。在“颇好言兵”的父亲苏洵影响下，苏轼年幼时不仅熟读五经诗文，也曾研读兵书，一起读书的弟弟在诗中称他“旧读兵书气已振”“才高应自敌三军”可以为证。苏轼在制科考试前撰写的《孙武论》一文，在总结孙子兵法基础上，提出带兵者要“廉静而信”“使天下乐战而不好战”，才是真正的善于用兵，尤其发人深省。到凤翔后，他格外关注地理，多次到斜峪关这个兵家必争之地察看形势，上书宰相韩琦，指出凤翔京兆两地位置的重要性，提请朝廷关注，“此两郡者，陕西之囊槖。今使有变，则缘边被兵之郡，知战守而已。”苏轼后来还担任过两三个月的兵部尚书，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与辽接界的定州担任知州时，抓边防，整军纪，修营房，严练兵，上奏朝廷建议大力推行弓箭社，对“带弓而锄，佩剑而樵”的百姓进行有序组织，以防止辽人犯境。二古人主张张弛并举，文武兼修。射箭，作为一项技能，早在周朝，就和礼、乐、御、书、数一起成为士人必须学习的六种技艺。射箭排在礼乐之后，并具体分为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等五种射技，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最早的学校如序、校等，其实也是习射的地方，是通过学习射礼来提高人文修养的地方。“弦木为弧，剡木为矢”“终日射侯，不出正兮”“射则贯兮，四矢反兮”“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易经》《诗经》《论语》中大量关于君子射箭的描述，无不是当时普及射箭的记载。不过，秦代收缴销毁民间武器，汉代独尊儒术，长期以来入学、教学、考试、选拔多以儒家经典为主，宋代察觉弊端，将武学列入国子监必修科目，教育家胡瑗“分斋教学”，将“兵战”纳入教学内容，文武兼修的传统才慢慢得以恢复。苏轼在《次韵和子由闻予善射》一诗中说“共怪书生能破的，也如骁将解论文”，对同僚关于自己善射的赞叹和惊奇发出感慨，指出无论书生还是将军都应当文武兼修。这其实也是对宋朝开国以来重文轻武的善意批评，是他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报国情怀使然。遗憾的是，与其从政才能一样，苏轼的文韬武略并没有得到充分施展。他一生没有带兵上过战场，对兵法的研习只能落在纸上，精湛的射技我们也只能在密州出猎时才得以略窥一斑。不过，从学射这件小事，我们看到的同样是极具仁者情怀的苏轼。他开始学射，心里想的是靶子，眼睛盯的是靶子，结果十支侥幸能中一支。后来“反求诸身”，方知关键不是靶子，而是动作，“四肢百体，皆有法焉”“手持权衡，足蹈规矩”，使手法、步法乃至于射箭有关的肢体动作都合乎规矩，这样一段时间后，姿势到位，自然力量用足，准心不失，射箭水平大幅提升。这正是他前诗中“官箭十二把，吾能十一把耳”的诀窍所在。万事万物皆有仁的意涵。仁者，人也。仁不仅是解决人与他人关系的方法和途径，推而广之，也是处理人与社会、国家，甚至与草木虫鱼等世间一切关系的方法和途径。要达到仁的境界，为仁而仁无异缘木求鱼，只有在放下欲念、破除执念、端正自身、去除瑕疵的过程中才能逐步唤回良知接近光明，换言之，其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着力点不在他处，而在处理好人与自身的关系。苏轼从射箭中体悟到的“害于仁者尽，则仁不可胜用矣”，是对孔子“克己复礼”、孟子“仁者如射”的真切领悟。“一不如礼，在我者甚微，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仁字当头，为政利民，这个学射心得，伴随苏轼走过四十多年的从政生涯，历尽劫难，始终未变。这一点，正是苏轼魅力的内核所在。

赵建国一

2020-08-17
苏东坡：梦中却到龙泓口

报纸

■石念文苏轼与乐山的联系，除了他自己写的几首诗外，并无多少见诸史籍。尽管如此，乐山人对这位文化巨擘，仍然怀有特殊的感情：为他建楼，为他塑像；镌刻他的诗文，演绎他的故事。直到今天，乐山境内还能寻到与他有关的纪念遗迹不下10处。每每谈及这位大师，犹如谈及自家亲人，乐山人总是一脸自豪。苏轼自号“东坡居士”，生于眉州（今眉山市），长于眉州。苏轼所在的北宋，眉州与嘉州（今乐山市）是各自独立的行政区。从南北朝至今1500多年，眉州与嘉州时分时合，两地的辖区也多有交集。即便是在10多年前，眉州的区县还全部归属于乐山管辖。由此可见，乐山人把苏轼当作乡亲来纪念，并非为了攀附名人。除了地缘情结的关系，乐山人对于苏东坡，更看重他写的一首诗，一首送别友人的古体诗。在这首诗中，不仅能读出晚年东坡的豁达与彻悟，更能深切地体味诗人对嘉州的一往情深：生不愿封万户侯，亦不愿识韩荆州。但愿身为汉嘉守，载酒时作凌云游。虚名无用今白首，梦中却到龙泓口。浮云轩冕何足言，惟有江山难入手。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谪仙此语难解道，请君看月时登楼。谈笑万事真何有，一时付与东岩酒。归来还受一大钱，好意莫违黄发叟。宋哲宗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时任杭州太守的苏东坡，得知好友张伯温即将赴任嘉州太守，羡慕之情油然而生。想到魂牵梦绕的峨眉山月、平羌三峡、龙泓口与东岩酒、凌云山与碧津楼，想到青少年时期在那儿度过的美好时光，不由得情动于衷，文思泉涌，写下了这首传世经典《送张嘉州》。年少之时，苏轼从故乡眉州顺岷江而下，来到青神县境的瑞草桥，跟随先生王方读书。瑞草桥所在的那段岷江，紧邻下游的平羌三峡和凌云大佛，水流平缓，清澈见底，当地人称“玻璃江”；岷江东岸的中岩寺，山高林密，溪水绕殿，有“川南第一林泉”之美誉。在这里，苏轼不仅学到了先生的学问，而且收获了甜蜜的爱情，演绎出一段“唤鱼联姻”的佳话。仁宗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年仅20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由水路辗转进京应试。船行至三江汇流处，父子3人为嘉州的山水所陶醉，观景揽胜，逗留数日，并分别写下《初发嘉州》的诗作。这是苏轼首次与嘉州结缘。此后不久，苏轼母亲病故，返乡治丧，并为母亲守孝三年。闲暇之余，再度游历嘉州胜迹：龙泓借宿，凌云载酒，苏稽稽古，板桥泛舟；流连于楼台亭榭，纵情于绿水青山。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父亲苏洵去世，苏轼扶柩回乡，为父守孝。其间，苏轼的游踪遍及眉、嘉，特别是雄险奇秀的峨眉山，更是令这位青年才俊诗情喷发。他泼墨挥毫，为龙门飞瀑题字，为白水寺洞作诗；他抒写在洞中的人生感悟，感叹金顶的广寒世界：“但得身闲便是仙，眼前黑白漫纷然”，“峨眉山西雪千里，北望成都如井底”。从仁宗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被任命为凤翔判官（相当于助理知县），到哲宗元佑四年（公元1089年）出任杭州太守，其间经历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4朝皇帝，苏轼在官场也几经浮沉。因为对王安石操之过急的变法新政持有异议，苏轼由京官被贬为杭州通判（太守副职）。因为被奸佞诬告“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以文字毁谤君相”，身陷囹圄，被酷刑侍候100余天，险些被砍头。好在有高太后求情，王安石发话，神宗皇帝也还算清醒，苏轼才得以死里逃生。几十年的宦海浮沉，见识了太多的权臣宵小，见识了太多的世态炎凉，苏轼对官场已心生厌倦，不再奢求仕途显贵。孤寂苦闷之时，难免会追怀了无牵挂的青葱岁月，难免会思念千里之外的故土亲人。“忆弟恨如云不散，望乡心切雨难开”；每遇朋友入蜀为官，总要作诗相赠，以解乡愁：“不羡三刀梦蜀都,聊将八咏继东吴。卧看古佛凌云阁，敕赐诗人明月湖……”眼下的苏轼为高太后器重，安排他补了杭州太守的美缺，但苏轼的心里并不快乐，仍然向往着嘉州的山水：“生不愿封万户侯，亦不愿识韩荆州。但愿身为汉嘉守，载酒时作凌云游。”显赫尊贵的“万户侯”，他不屑一顾；位高权重的“韩荆州”，他无心巴结。只想做个嘉州太守，回到龙泓渡口，豪饮东岩老酒；邀朋结友三江泛舟，凌云山前把酒临风。什么功名利禄，什么达官显贵，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半生的追逐，如今只剩下银丝满头。人生难得是江山美景，特别是李白吟唱的峨眉山月，平羌江水；那倩影，那秋意，那江天一色的明丽与辽阔，不登高楼如何能体味？只可惜，如此美景自己现在无福消受，只能寄希望于将为嘉州太守的张伯温兄，能够像当年的会稽太守刘宠一样，清正廉洁，造福一方。将来离任之际，也得获得嘉州百姓的礼敬与馈赠。经过近千年的吟诵与传唱，《送张嘉州》一诗历久弥新，已经成为名城乐山的文化名片，深深地烙印在人们心中。

石念文

2014-01-12
苏轼的中秋

报纸

公元1076年八月，苏轼度过了他人生中的第40个中秋。那一年的中秋，月亮很圆，像一面立体的明镜悬挂在浩瀚的天体之上。对于天性浪漫潇洒的苏轼来说，中秋月圆之夜，美食不能少，美酒不能少，文朋诗友更不能少。那天晚上，苏轼与亲朋好友欢饮达旦，豪迈又忧伤。幻想中的琼楼玉宇与现实中的朱阁绮户交织在他的眼前。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群山披上了白纱，树木沐浴在牛乳之中，大地呈现出静穆之美。只是圆月不解人意，像欢快的孩童，转朱阁，低绮户，让诗人彻夜无眠。半醉半醒的苏轼，或者是亦醉亦醒的苏轼，怀着无比复杂的心情，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时，苏轼在密州，是因为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而被贬谪至此的。遭受贬谪后的苏轼，因为有儒、释、道三家思想打底，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中，他形成了自己特殊的人生观，故而其人生态度不同寻常。忧伤之中含通达，通达之中有超然。肉体凡胎的苏轼，与佛系的苏轼和仙气飘飘的苏轼合而为一，成了一个另类的文化符号，活跃在中华艺术的宝库里。此前一年，也就是1075年，在密州，他壮怀激烈，意气风发，搞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狩猎活动，惹得全城百姓倾城而出。那一天，他的心情很好，他的气概他的行为，犹如驰骋沙场的武将，大有当年孙郎射虎的风范。酒酣胸张之后，他挥笔写下《江城子·密州出猎》，其中就有“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言壮语。猛虎要杀，天狼须射，只是，这样的宏伟抱负，于他而言，只能是一个梦想。梦醒后的苏轼，又一次回到被贬谪的现实中来。所以，在1076年的中秋月圆之夜，苏轼怀着复杂难名的心情，同朋友们饮酒赏月伤离别。这一年，他的弟弟苏辙在齐州为官，兄弟二人已有七年未曾见面。兄弟间的离别，仕途上的失意，让他陷入痛苦之中：一方面，消极遁世，想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另一方面，宽慰自己，不应有恨，悲欢离合，自古难全，只要所念之人健康长久，即便相隔千里，也会同沐一轮明月。第二年，兄弟二人终于相见，并且一起在徐州过了中秋。苏轼为此写了一首《阳关曲》：“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暮云，清寒，玉盘高挂，在诗人心中却非好夜。苏辙写了一首《水调歌头·徐州中秋》：“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去年东武今夕，明月不胜愁。岂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载凉州。鼓吹助清赏，鸿雁起汀洲。坐中客，翠羽帔，紫绮裘。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词中虽有美好回忆，亦有高朋满座，美酒笙箫，但难敌离别与忧愁。兄弟两人在离别七年之后的月圆之夜相聚，彼此诗文唱和，面对人生中的聚少离多，他们都是分外伤感。无论苏轼的《阳关曲》，还是苏辙的《水调歌头》，都在表达一种“明月明日何处看”的忧伤。月圆人不圆，月圆终究是残缺。1078年，是苏轼在徐州为官的第二年，这一年中秋，他却病倒了。病中对月感怀，更加思念弟弟，于是写下三首五言诗。溶溶月光之中，想起去年中秋与弟弟同在徐州观月，如今却天各一方，“回顾坐上人，聚散如流萍”。洒脱达观的苏轼，面对亲人离散，也是这般脆弱伤感。所谓人生豪迈，终究是抵不住兄弟别离之伤。“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这寄托了相思的月，这象征着团圆的月，从古到今，一直就都在撕扯着你我感伤易碎的心。洒脱豪迈的苏轼，在兄弟聚散上也是如此多愁善感，何况你我。是不是因为我们太过在乎，故而面对明月如此多愁善感？照亮过苏轼的明月，现在依然照亮着我们；忧伤过苏轼的明月，也依然会忧伤我们。从杜甫感慨“月是故乡明”，到邓丽君歌唱“月亮代表我的心”，月亮在我们心中的分量一直没有变。变了的，只是大家对感情的态度。1079年，苏轼被卷入“乌台诗案”，经历了生死考验，同年被贬黄州。在黄州，苏轼生死突围，涅槃再生，写出了名垂千古的“赤壁”系列诗文。这些诗文，无论文学性还是思想性，都是震古烁今，也让我们见识到了一个豁达大度洒脱乐观的苏轼。可是，在这一时期写中秋的几首诗词中，只要一涉及兄弟离别，依然是多愁善感。“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在感受苏轼悲伤情感的同时，我们也分外清晰地感受到了他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就像我们无法忘记他的豪放洒脱一样，我们同样忘不掉他的天真烂漫真性情。天真烂漫真性情，是苏轼悬挂在我们心中的一面明镜。

2023-09-29
穿越千年的肝胆相照

报纸

四十年来，于坚顺江东下，又溯流而上，去往苏轼抵达过的地方。苏轼所到之处，以诗会友，以大地为擘画之处。于坚写昆明，写建水，写巴黎，甚至写印度，都不稀奇。昆明是他的故乡，建水是他寄托古典乡愁的地方，巴黎是他一次又一次朝圣的世界艺术之都，印度是他的神性之旅的目的地。这些都是城市。但写人，于坚只写了苏轼。于坚以一只乌鸦开篇，在很多时候，乌鸦象征着死亡、恐惧和厄运。但在远古时代，乌鸦是一种吉祥鸟、报喜鸟，被认为是与太阳相关的鸟类。在苏轼的年代，乌鸦或还被称为神鸟。诗人于坚用一只乌鸦掠过云层，飞向地平线的镜头语言，将我们带回到900多年前的开封。他要去见诗人苏轼所在的开封。“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相互劝酬。”“万街千巷，尽皆繁盛浩闹。”从书中引用的《东京梦华录》的片断不难看出，于坚还是要从城市着手的，要从当年繁盛日久的大宋京城开封说起。“天空、大地、人生，其乐融融。在世，生活，生活是这个世界的唯一目的，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创造已达极致。此后的中国生活，都将以此为榜样了。”语境忽转，于坚道出乌鸦来自开封的御史台，也作“乌台”。元丰二年（1079）八月十八日，苏轼在此被关押。900年后，于坚来到开封，乌台早已沦为尘土，开封城到处在拆迁，“中国有形的故乡已经成为抽象的乡愁”。繁闹仍在，却少了东京风物，少了悲怆却豪迈的诗人。苏轼一生中到过太多地方。嘉祐二年（1057年），与弟弟同中进士，离开眉山去京都。宋神宗时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乌台诗案”坐牢103天，贬去黄州做团练副使，写下《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由黄州改迁汝州团练副使，过九江时写下《题西林壁》。宋哲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宗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病卒于常州，后葬于汝州，实现与弟弟苏辙相聚的愿望，且寄思乡之念，因汝州神似故土眉山。苏轼的一生跌宕起伏，不是被贬官，就是在被贬官的路上。死后27年才恢复官职，宋高宗时追赠太师，宋孝宗时追谥“文忠”。“留诗不忍写，苦泪渍纸笔。”（苏轼《晓至巴河口迎子由》）即使如此，他仍活成了我们向往的“远方”。诗人于坚要去朝圣苏轼的故乡眉山，这是他的夙愿。朝圣之路“结结实实地蜿蜒在大地上，无论那是耶路撒冷、麦加、梵蒂冈、瓦拉纳西，还是曲阜、秭归、江油……人们必须越过河流、山岗、树木、村庄、果园、集镇、城市，最后抵达某个地址”。于坚用诗人惯有的语言去描述苏轼笔下的故土，“也许那块圣地在千秋万代之后，面目全非，原址随风而去。但那块地还在，天空还在，盐巴还在；某种诞生过圣者的气象、氛围、土色、味道、日光、星光还在……‘明月夜，短松冈’（苏轼《江城子》）还在；‘春江水暖鸭先知’（苏轼《惠崇春江晚景》）还在；‘缺月挂疏桐’（苏轼《卜算子》）还在……”他看到三苏祠一墙之隔，苏家的邻居们躺在藤椅上纳凉，打麻将，喝茶，喝豆花，附近的饭馆里卖着东坡肉。大概这就是生活吧。苏轼的文章令人大觉大悟，总是热爱着生活。这些悉数被于坚用相机摄下，放在书中。文图结合，正是他近年致力的一种现代“文章”，以摄影代画，并主张现代写作要回到“文”。文人，就是写一切，不拘形式，随物赋形。这是于坚对“文人”一词的认识：以文章为世界文身。《在东坡那边：苏轼记》诞生之前，于坚浏览了千年来关于苏轼的文章、传记和逸事等。“历史试图塑造一部苏轼传奇，流放者、直谏之臣、坚贞不二的丈夫、慈祥的兄长等等，我则对苏轼如何作为中国中世纪的最后一位文人更感兴趣。”因为同为诗人，同为文人，于坚有更多的感同身受。四十年来，于坚顺江东下，又溯流而上，去往苏轼抵达过的地方。苏轼所到之处，以诗会友，以大地为擘画之处。这种思想影响了后人，也影响了当下的诗人于坚。于坚写道：“今日诗人之间的交往，差不多还是这样。写诗，那就是朋友，即刻肝胆相照。我们每每谈及苏轼，大家语气之间似乎都有一个动作，就像基督徒提到圣父圣子之名那样要合个十字，只是没做出来而已。”“寓居杭州的诗人方闲海也打的穿过杭州城来看我……我们在酒吧里长谈，没有提到苏轼。”没有提到苏轼，但各自心里都住着一个苏轼。

孙衍

2021-08-25
琼崖无限事都聚一祠中

报纸

文/本刊特约撰稿周泉根图/海南日报记者李幸璜编者按在海南文明历史的演进中，唐宋上承两伏波所开、冼夫人所定的江山基础，下启明清琼州人文日新、粲然大备的瀛海胜景，可谓海南文化的播种期、培育期。而其主要的播种者、培育者便是那些万里投荒的贬官们。贬官文化也因此成了海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海口“五公祠”则是贬官文化的集中展览馆。“古今多少事，雅聚一祠中”。藉今年海口市政府批准海口五公祠较大规模改造扩建之契机，海南周刊从本期起陆续推出“五公祠”史话系列专题：将军引弓、伏波开琼———两伏波与伏波祠”、“功成北阙、魂断南溟———五公之一李德裕”、“海南万古真吾乡———苏轼与苏公祠”、“我泛鲸波岂足悲———五公之二李纲”、“气作山河壮本朝———五公之三赵鼎”、“十年忧患扫还空———五公之四李光”、“崎岖万里天涯路———五公之五胡铨”以及五公祠建筑名物笔谈等，以飨读者。从河之南、淮之南到周之南、召之南，再到江之南、岭之南，又从江之南、岭之南到海之南以及北回线那边的日之南，“南”就像中国各个时代的文化边界，一圈一圈地往外荡漾传播。站在中原往南眺望，“海之南”有中华宝岛的“南溟奇甸”，“日之南”有美丽的天涯海角和辽阔的蔚蓝海疆。周代只是荒服之表、秦皇之世亦不过象郡外徼的海之南、日之南，今天已然万国宾朋纷至沓来。那么，海南是如何从孤悬海外的炎炎遐方，到明清两代竟有“海滨邹鲁”之艳誉，今天又进一步变成万众登临的旅游胜地呢？这与海南的贬官文化息息相关。贬官文化：海南历史文化的关键要素流贬乃是中国古代法治和吏治的重要惩罚手段。据《尚书·尧典》载，帝尧就曾“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作为一种手段，“流”与“贬”有区别，兹不计较。但“流”最初的立法精神是“放”，以前只是替代性的执行手段，直到西周流放才成为一种独立的刑法。自西周以后，流贬的故事便不绝于史，且流贬之地也随中原政权的统治圈的扩大而与朝递远。王权之鞭长所及便是流人贬官之足迹所届。屈原放逐，不韦迁蜀；屈贾谊于长沙，窜杨纶与天涯，皆童蒙习闻。而今天史籍所见，贬谪海南的第一人乃是隋宗室滕穆王杨纶。随后李唐代隋，李孝恭、李靖于武德四年（621年）率军南下。次年，冼夫人之孙冯盎接受招抚，岭南遂归于一统。海南大规模流贬的历史也自此掀开，万里投荒、凄风苦雨，一直到明中才渐渐结束。珠崖山水入图画，几度谪人学士家。两伏波开琼后，冼夫人再抚而定之，中原文化随之北风南渐。但这期间海南蛮荒无文，仅见“朱庐执刲”四字还只是印章，且到隋代才有第一个名姓俱全的岛籍人物王万全见诸史册。可以这么说，唐以前中原礼乐文化对海南影响非常小。《太平广记》载：“自广南祭海十数州，多不立文宣王庙。有刺史不知礼，将释奠，即署一胥吏为文宣王亚圣，鞠躬候于门外。或进止不如仪，即判云：‘文宣、亚圣决若干下’。”（《太平广记》卷261《南海祭文宣王》）另据明代海南历史名人钟芳记载：“自唐以前学校之政未立，造士之方多阙。”（明·钟芳《琼州府学科目题名记》，《钟筠溪集·记》）可见，当时岛上没有学校，岛民也不知孔孟为何许人也。但到了明清，却文化灿烂，仅有明一代，举人595人，进士62人，几乎可与一些中原江南望郡相埒。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中间主要隔着唐宋，而唐宋正是大量贬官谪琼的历史。据笔者检索各类正史、方志、笔记、典志、家谱、碑铭等史料，发现仅唐朝流贬海南的官吏就有近七十个，且多数为高官宗室，宰相则不下十五人。综合五代宋元，明文史载的贬官不下一百三十个，且不少是道德典范、文章巨擘。我们可以说，唐宋是海南文化由蛮荒到焕然的过渡阶段，而唐宋贬官是海南文化关键播种者和主要的培育人。海南本土诗文始见于篇籍要到唐太宗贞观二十年（646年）才出现，而这篇文献也正是贬谪儋州吉安县（今昌江县）县丞王义方的祷海之词。他也是史料可查考的海南历史上的第一个教育者。据载，王义方安全抵达昌江后，目睹田野荒芜、道路梗塞，人民梗悍不驯，无礼法秩序。以传播儒学为己任的他，上任后便召集地方首领共商文教事宜，说服各黎峒首领，举可造之才入学，教化荒俗。（《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三《王义方传》）可以这么说，贬官文化是海南历史文化的关键要素。而“五公祠”则是贬官文化的集中展览馆。“五公祠”：贬官文化集中展览馆五公祠位于海口市海府路与红城湖路交汇处，是一组古建筑群的总称。这组古迹群是自北宋绍圣四年（1097）苏东坡被贬来琼借寓金粟庵（即今五公祠内）留存遗迹以来，宋、元、明、清及民国历朝不断在其周围毁兴、迁改、增建、重修的结果。今天广义的五公祠包括：海南第一楼（又称“五公祠”）、学圃堂、观稼堂、西斋(即“五公精舍”)、东斋、苏公祠、两伏波祠、泂酌亭、浮粟泉、琼园和新建的五公祠陈列馆。内有数量不一的井泉、雕塑、碑刻、牌坊及古钟、铜炮等文物。我和周娟受现任馆长张健平先生之邀请制作的“海南历史名人百贤展”和“渡琼始祖展”常年在西斋和观稼堂展出。环境清幽，草木滋荣，美舍河从中蜿蜒穿过，西南角一些泉眼，经年地无声惜细流。占地面积66000平方米，建筑面积6800平方米。2001年被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进行了历史上的第五次大维修。今年海口市政府又批准其较大规模的改造扩建，这也正是我们做“五公祠”史话系列的缘起。狭义的“五公祠”只是特指“海南第一楼”。这种语境下，“五公”也就只特指唐代的李德裕和宋代的李纲、赵鼎、李光和胡铨五个贬官了。而宽泛意义的五公祠则是一组建筑群。建筑群的真正地理依托、文化背景则是东南的千载府城、北边的龙歧村和西边的红城湖。太多的祭祀纪念性建筑在这一带随着历史打转，诸如二贤祠、五贤祠、九贤祠、十贤祠都出现过。红城湖南畔就曾经有规模较大的祭祀苏轼、邱濬和海瑞的三贤祠。而两伏波庙据《正德琼台志》记载本“在郡城北六里龙岐村”。民国五年（1916年）琼崖道尹朱为潮才将其迁建于今五公祠的位置。而这个位置原本是清嘉庆年间自府城迁来的昭忠祠的基址。昭忠祠主要本是祭奠海南历代阵亡将士英灵的。即使是迁建这里的两伏波祠也曾为照顾中越关系而被实用主义地改成另一主题的纪念馆。总之，今天的五公祠，其中所祀英魂，除五公之外还有两伏波和苏轼父子，这九位名贤背后，又有众多乡贤、名宦和无名将士。而这一切，加上那些名人、琼公展以及各有身世的文物、碑刻，一并凝缩成一个象征性的概念“五公”。所以，“五公祠”承载的是整个海之南、甚至日之南的纷繁复杂的历史信息。正如海南学者曾庆江先生在与笔者合著的《海南历代贬官研究》一书中所说：“苏公祠里供奉的苏轼和五公祠里供奉的‘五公’，加上历代的碑刻，反映了一部千年的海南文化史。”这部文化史之所以最后能象征性地凝聚在五个贬官身上，也说明了贬官之于海南文化的意义和分量。海南贬官文化的核心精神两伏波、苏轼和五公，他们在时空上虽然相互处在历史的错层，但却可以在他们之间的精神联系中看出贬谪文化所维系的历史大线索。苏轼贬琼途次徐闻时，就径往二伏波庙祭拜祈祷，三年后，遇赦北归又到琼州府城北郊的龙岐村再拜岛上的伏波庙。平安北归后还写下了《伏波将军庙碑记》一文。后来贬谪海南的李纲也祭祀祈祷伏波庙，还在自书的《武威庙碑阴记》记载了苏轼做碑记的事：“故翰林学士承旨苏公谪儋耳，既北归，作《汉伏波将军庙碑》，言两伏波皆有功于岭表，庙食海上，为往来济者指南。辞意瑰伟。”李纲祭祀伏波的同时，也是在缅怀苏轼。虽都写于雷州，事却皆在琼州。李德裕贬谪途行至汨罗水时赋“远谪南荒一病身，停舟暂吊汨罗人”以凭吊屈原。（李德裕《汨罗》，《全唐诗》卷475—131）到海南后又吊宪宗朝因“二王八司马”事件被贬珠崖的宰相韦执谊。而李德裕在崖州无人拯恤的窘境，又被后来南宋的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提及，并将他与南宋初贬谪海南的宰相赵鼎做比较。（《李卫公别集》卷六和《容斋随笔》卷第一）李纲在往返海南的途中也著文纪念李德裕。五公之一的李光一方面充分肯定前辈苏轼等劝学的成效，使琼州“学者彬彬，不殊闽浙”，（李光《迁建儋州学记》）且疏浚礼赞苏轼的“指凿二泉”，并说“地偏无俗辙，景胜赖前贤”（《泂酌亭》），“非苏公一顾之重，则斯泉之委于荒榛蔓草间，饮牛羊而产蛙鲋矣”（《琼州双泉记》）。同时，还同情并景仰同贬海南的赵鼎那光风霁月的情操，说：“幽人一枕梦魂清，风鼓寒潮夜有声。海色天容本澄静，年来应为不平鸣。”（《次韵赵丞相海鸣》）李光还不断与同在天涯的胡铨酬唱共勉，甚至因此被加重处罚，移往昌化军安置。胡铨则以主战派的同僚知己的心态给李光写了《寄参政李光》：“海风飘荡水云飞，黎婺山高日上迟。千里孤身一壶酒，此情唯有故人知。”他还直接拜访过李光，并写有《别琼州和李参政韵》：“肯悔从前一念差，崖州前定复何嗟。万山行尽逢黎母，双井浑疑似若耶。行止非人十载梦，废兴有命一浮家。此行所得诚多矣，更愿从公泛此槎。”胡铨这种无怨无悔，以能与李光同贬海南为愿的刚健气息，绝不是“同是天涯沦落人”之间互相安慰取暖，或者涸辙之鲋的相濡以沫，而是一种大丈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士君子不可不弘毅的写照。陆游曾记载李光与其父陆宰共饭时的壮烈言行，李光说：“谪命下，青鞋布袜行矣，岂能作儿女态耶！”说话时“目如炬，声如钟，其英伟刚毅之气，使人兴起”。（陆游《跋李庄简公家书》）我们讲述李德裕、苏轼等对屈原、两伏波、韦执谊等人凭吊，讲述赵鼎、李纲、李光、胡铨对李德裕、苏轼的景仰和彼此之间的共勉，乃是要指出，这些人之间有一种精神联系，有一股共同的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坚持理想、弘毅坚韧的血气，并最终形成了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就是海南的贬官文化的核心精神。谪琼贬官并非没有罪有应得者，但唐宋时期的海南仍是非常落后蛮荒之地，流放左降海南者，往往是巨大政治事件中的失败者。巨大政治事件往往牵涉到各个利益集团的博弈。皇权、相权、主权、民生等等，身处各种权力集团交织的漩涡中心的位高权重者的弄潮儿难免要沉覆于风口浪尖。而在皇权专制的时代，注定多数是正面人物遭遇政治坎陷。海南的贬官中，有宗室，有宰相，多至几十位，这些大人物遭贬的背景多是集中在唐宋两朝大的政治巨变时期，如“中宗复辟”、“韦后擅权”、“安史之乱”、“两税制改革”、“永贞革新”、“牛李党争”、“反宦官斗争”，“宋初皇储之争”、“庆历改革”、“熙宁变法”、“两宋战和之争”等等。正是因为“改革元勋多首罪”，才有了“崖州地望重”的说法。流贬崖州司户的北宋宰相丁谓回去后，曾与人论天下州郡，他开玩笑说，堂堂宰相去做崖州司户，可见崖州最雄盛。（《宋稗类钞》卷六）这玩笑话其实别有道理。在各种权利斗争中的失败者，往往位置越高，被打击的力度也越大，就流放而言，也就流放得最远。唐宋君王非寡恩琼崖人民有奇缘宦海波翻，贬途迢递，贬谪者心路也同样复杂多面。我们不妨从李德裕一唱三叹的委屈之作《谪岭南道中作》中探悉总结之，诗云：“岭水争分路转迷，桄榔椰叶暗蛮溪。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五月畲田收火米，三更津吏报潮鸡。不堪肠断思乡处，红槿花中越鸟啼。”（《全唐诗》卷475）与柳宗元贬后的诗句“射工巧伺游人影，飓母偏惊旅客船”（《岭南江行》，《全唐诗》卷352）一样，都是语涉双关，言在此而意在彼。诗中的毒雾、蛇草、沙虫等等显然都别有所指。这种寓意繁重、旨意遥深的笔法，正是流贬者失落、离恨、忧惧、谴责、怀乡、迷茫、坚韧和弘毅等复杂心理的体现！当代中国鲜有的具有原创思考力的张志扬教授曾有过一段诗性而哲理的感慨，大意是说海南地处边缘，有意外的人文性质，重力不重，气压不压，阳光、沙滩、海浪净化着文明的烟尘。然而，这些贬谪往事，显然不是那么轻松的。他们的苦难心路于海南文化发展而言，显得格外的弥足珍贵。海口五公祠的一副对联“唐宋君王非寡恩，琼崖人民有奇缘”，也正道出了贬官文化的另一种解读维度，即千年的沧桑、贬官的坚韧却换来了海南的文明飞跃。这千年往事象征性地浓缩在这五公身上。“唐嗟末造，宋恨偏安，天地几人才？置诸海外”，他们“只知有国，不知有身，任凭千般折磨，益坚此志”。这种历史意气，又凝聚在这“琼台胜景”、“瀛海人文”的五公祠里，“道契前贤，教兴后学，乾坤留正气，在此楼中”，“先其所忧，后其所乐，但愿群才奋起，莫负斯楼”。（上引四句乃五公祠对联）岂能忘怀，岂敢辜负！借用张宣题倪云林画的诗句“江山无限景，都聚一亭中”，我们不妨说“琼台多少事，都聚一祠中”。海口五公祠内浮粟泉

2012-04-23
人生如逆旅　应学苏轼心

报纸

苏轼我们现在经常提到一个词——逆商。人的一生,谁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而一个人在逆境中的表现,不仅能够体现他的修为和素养,更能体现他的耐力与担当,甚至能够决定他的一生的命运走向。是辉煌闪耀还是暗淡消沉?北宋年间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文人,他是唐宋八大家的名家之一,苏家“一门父子三词客”就是形容他们家的文化氛围,他的挚友有秦观还有佛印,还有据说像才女苏小妹那样的家人。可见,无论从正史记载还是民间流传的说法来看,他的文化教育水平都颇高,被称为大学士。然而,在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他并不像有些人那样平步青云,而是遭遇逆境不断,仕途坎坷。他的爱妻亦早亡,终其一生,犹如一本逆境教科书,告诉我们在逆境中,如何成就自己,不负人生,苦难之于苏轼来说,仿佛是用一百摄氏度滚烫的沸水去泡茶,才能激发出最纯正的茶香般的人生境界。一,真挚爱情之心爱人王弗与千古绝唱《江城子》王弗十六岁便嫁给苏轼,这位挚爱给了苏轼一生的记忆与怀念。王弗慧眼识人,隔着屏风能帮苏轼分析苏轼来往官场之人的利害,所以,苏轼最初的青云直上,与聪慧的王弗密不可分。而且夫妻感情很好,可以说是苏轼人生最快乐、最无忧无虑的时光。然而,情深多不寿,犹如李清照与赵明诚,苏轼与王弗这对封建社会的模范夫妻也没有一起走到最后。王弗才二十七岁就去世了,留下了苏轼一个人。苏轼曾一度不想再娶。苏轼的感情终于在妻亡十年后,化成一首《江城子》,这首充满怀念和眷念之情的千古绝唱。这首词极具画面感,以记梦为线索,“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我不禁联想到时下的许嵩唱的《清明雨上》,“东瓶西镜放,恨不能遗忘。”起初我一直不懂这句词是什么意思,后来查过资料,再加上自己的思考,才恍然大悟。古时徽州人习惯在家中木桌东边摆放瓶,象征丈夫,西边摆放镜,象征妻子,这便是琴瑟和鸣般的传统摆设。而在《清明雨上》中,痛失爱人,还是坚持以往常“东瓶西镜”的方式摆放家居,以此慰藉自己,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切跟从前一样,都会好的。但身为性情中人,怎么可能忘掉过往。苏轼也是一样,想必清明时节,当他看着爱人曾用过的青梳与胭脂,如今安静地沉睡在角落,似乎又想起她一边梳妆一边说笑的样子,那一颦一笑仿佛就在眼前,却早已远走天边。他的泪水霎时夺眶而出,恨不能遗忘。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表面上是梦境,实际上是心境。同样的经历,相似的情景,只能用这样的方式进行怀念。苏轼的情感是那么真挚,人品是那么正直,后来,他续娶了王弗的堂妹——王闰之。到了晚年,王朝云只是他的侍妾,一方面是出于对王弗的尊重,另一方面,王朝云只照顾他的饮食起居,永远都无法代替爱妻的地位。二,热爱生活之心苏堤与东坡肉——“独名专利”竟然毫无违和感西湖美景三月天,除了白娘子,我想杭州还不能忘记的一个真实的人物,那便是苏公——苏轼。苏堤与东坡肉,一物一食,从行到吃,都与苏轼有关,最绝的是,竟然冠以其名,成了他的独名专利。一雅一俗,竟然毫无违和感。都是苏轼的“发明创造”。苏轼就这样还成了一位美食家。苏轼在杭州做官,主持修建一大堤解决水患问题,百姓命名苏公堤,后简称苏堤。当时的百姓那个感动啊,纷纷把家里最好的,舍不得吃的猪肉送给苏轼,以表示尊敬和感激之情。而热爱生活的苏轼脑洞大开,把它用独特的方法烧制出来,且品相味道极好,苏轼不独享,把肉又分给百姓吃,深受百姓喜爱和爱戴,加上苏轼为官造福百姓,也有一定的名人效应,那红烧猪肉遂得美名——东坡肉(苏轼,号东坡居士)。看来,人要有一颗热爱生活之心,无论走到哪里,人生都不会落寞,反而能如一束光芒——当光亮时,能造福四方；光微弱时,也可惠及身旁。三,豁达赤诚之心仕途不顺,屡次遭贬——浩然正气存天地我在初中的时候就从课本中读到过苏轼——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被贬岭南,地势低湿,生活条件极差,但苏轼还是那么乐观豁达,那么热爱生活,有一颗赤子之心,天天以能吃到荔枝为乐,读起来不觉让人笑中也有泪。苏轼居然最远甚至被贬到过海南岛,差点跑到天涯海角的尽头。然而,即使那么不幸的苏轼,还有朋友,还在不停地安慰别人,一贬再贬,让诗人的才思大放异彩,且不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名篇,更不用说“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老当益壮。单看“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就让苏轼的豁达与才情齐飞,正气共长天一色。那不仅仅是光说自己,还是在安慰朋友啊,那是苏轼和张偓佺同样被贬黄州之时,二人惺惺相惜,苏轼便写水调歌头一词相赠,并把张偓佺所修之亭命名为“快哉亭”。有苏轼这样的朋友,张偓佺何其有幸!只要有浩然正气,便可立于天地之间,这是何等的豁达!苏轼这样的情怀,终其一生的时间跨度,他都可以豪迈如初,至死不渝。掩卷而思,透过苏轼的诗词和人生,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怀的人。读历史,读诗词,读的,是诗人的心；品的,是诗人不灭的情怀。是的,在爱情上,即使作为男子的苏轼,在封建社会也能做到洁身自好,感情真挚,留下美名,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在生活中,他又乐于助人,造福一方百姓,并且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颇有生活情趣,是一个有趣的人。在官场仕途中,他屡遭不幸、贬官,但却仍然能够做到豁达大度,拥有乐观的好心态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你可以砍掉他生命中所有的鲜花,但是你无法阻止春天的到来。命运不曾厚待他,仕途坎坷不平；但命运也没有辜负他,诗意才情豪迈。因为苏轼只有一个——名垂千古,胜过无数所谓的达官贵人。人生如逆旅,在苏轼看似绝望的逆境人生中,我们看到的是坚韧的品格,是化腐朽为神奇的那么一股力量,是悲天悯人的旷达之心与乐观的情怀。这种品格,这种力量,这种情怀,即使在今天,透过历史,通过诗词,我们也能看到他的人性的光芒在熠熠生辉,耀世长存。

2020-04-01
“徐州煤炭发现和利用始自苏轼”

报纸

本报讯（徐报融媒记者张瑾）6月19日，由徐州市政府、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主办，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中国矿业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承办的第24届中国苏轼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矿大举行，国内从事苏轼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180余人围绕“弘扬苏轼文化，加强城市交流”主题深入进行学术研讨。此届年会是继1999年第11届、2009年第16届全国苏轼学术研讨会以来，徐州第三次主办这一全国性会议。四川大学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周裕锴说：“徐州是一座光荣的历史文化名城，苏轼在徐州留下的政绩和诗文词，更给这座城市增添了光彩。我们今天在徐州纪念苏轼，研讨他豁达的人生观、高尚的价值观以及不同流俗的艺术观念，为当下社会提供积极健康的文化资源。”市苏轼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张本刚介绍：“苏轼在徐州做知州的两年任内，是他一生不多见的为官为文的一段明媚时光。徐州苏轼文化的丰富遗存是苏学研究的基础，市苏轼文化研究会自2008年成立以来，苏学研究成果丰硕，重点课题取得突破，社教活动也很丰富，近年通过杏花诗会、东坡杯书画大赛等活动，苏轼文化获得了广泛的弘扬和传播。”历时一天的学术研讨包括一场主旨演讲与四场分组讨论，专家们从苏轼文献考证、精神探究、传世影响、现实意义等多方向、多层次表述了各自的学术观点。中国矿业大学党委副书记蔡世华认为，徐州煤炭的发现和利用始自苏轼，这是苏轼在徐州任内的重要事件，对于研究中国煤炭史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刘清泉总结徐州苏轼符号的生成、提炼是源于苏轼忠于职守的担当、危机应对的果断和凝心聚力的协商精神；眉山市检察院高级检察官彭林泉从法治的角度对苏轼在徐州治理匪盗、保一方平安的做法进行了分析，展示了苏轼出众的行政才能和治理能力。大会共收到论文132篇，内容涉猎广泛，其中苏轼与徐州的论文43篇，研究苏轼思想文化方面的论文44篇，研究苏轼诗文书画的论文45篇，共约100余万字，作者中有老专家也有在校大学生。所有论文分三卷集结成册，免费提供给参会者交流研究。会议还向每位与会者赠送了11套苏学专著，包括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赠送的《苏学概论》《苏轼民本学说简论》《苏轼守徐州史话》《苏轼知徐州札记》《古今诗人咏黄楼》《从楹联读苏轼》《黄楼诗友咏苏轼》，中国矿业大学苏轼研究院赠送的三部苏学专著《遗爱千载苏徐州》《苏轼徐州诗文辑著》《徐州苏轼诗文名篇赏析》，四川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赠送的《三苏文化研究资料索引》，展现了近年来最新的苏轼文化研究成果。研讨会后，与会者于次日集体考察了徐州市区的苏轼遗迹，包括黄楼公园的镇河铁牛、苏公行迹壁画，云龙山的黄茅冈、东坡石床、放鹤亭、饮鹤泉，云龙湖畔的圆梦园、苏公塔、苏轼纪念馆等。专家对徐州在苏轼文化的弘扬与景区打造所做的工作赞不绝口，认为苏轼文化已积淀成为徐州厚重而珍贵的城市文化基因，让徐州城更加美丽。徐报融媒记者周杰摄短评以务实精神弘扬徐州苏轼文化◎张瑾苏轼在徐州任知州两年，勤于政务、爱民为民，创作诗词文300余首（篇），为后世留下了黄楼、快哉亭、放鹤亭等众多胜迹。怀着对苏轼的无比崇敬，当下的徐州人发扬苏轼的勤政务实精神，在弘扬和传承苏轼文化的道路上书写下新的篇章。此次学术研讨会规模大、论文多、成果丰，180余位高校教授、在校大学生、各行业的文史爱好者济济一堂，演讲内容体现了文化活动的深度与广度，并将苏轼研究和徐州地域文化紧密结合，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相得益彰。市苏轼文化研究会成立13年来，聚集了一批学识渊博、乐于奉献的专家学者。令人感动的是，本次论坛编辑集结了百万字的三卷论文，参与此项工作的研究会研究员陆明德和谭敦容都是耄耋老人。在徐州，像这样为擦亮徐州苏轼文化名片而不遗余力耕耘的人士还有很多。历史文化是一座城市的根脉与灵魂，挖掘传承苏轼文化离不开政府、高校、民间的持续合力，立足本土文化富矿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推动苏轼文化在古彭大地焕发新的时代光芒，有识之士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正以务实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地培厚徐州的文化土壤，推动徐州打造淮海经济区的文化高地。

张瑾周杰短评

2021-06-28
报纸

临城贬谪途中的短暂停靠北宋元佑八年，苏轼58岁，身为礼部尚书的他，面对朝堂上风起云涌的险恶局势，想到了退避，他上书哲宗皇帝赵煦，请求外任越州。他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赵煦，这个在太后羽翼之下压抑过久的青年，一旦有了机会，便要释放心中的宿怨。对曾为自己老师的苏轼老学士，赵煦不是不愿意外贬，而是不愿意他想去哪儿就让他去哪儿，就让他想得美吧！数日之后，苏轼被诏告“除知定州”。赴任前，交接期间，接二连三的变故，让苏轼身心疲惫。金秋十月，苏轼定州上任。在任期间，他整顿官风吏治，垦荒种麦，兴修水利，发展生产，还派人从南方买来稻种，向农民传授种稻技术。但，在定州不及八个月，苏轼接到了二次被贬的诏书，他再一次遭遇弹劾，“坐席未暖，召节已行”“难进易退我不如”。苏轼再一次感到无奈，新的一个贬谪地惠州，是南国一个遥远之所。元佑九年闰四月，苏轼启程，从定州赶赴岭南，一路风餐露宿，鞍马劳顿，但这些都不能成为苏轼发现生活之美的障碍。路经邢台西北角的临城、内丘时，连阴几天的天气忽然转晴，他的心情一下子好起来。西望太行，草木葱茏，冈峦俊秀。他忽然想起去年始赴定州时的情景，那时正值万木萧疏，连日大风沙，使那青青如黛、蜿蜒北去的太行被黄沙无情掩盖，身边景物一片昏黄。苏轼在心里感叹：这难道是一个祥瑞的征兆吗？像那韩退之从贬所北还，路经衡山，天气由阴转晴。而自己行走至此，天气也忽然转晴。他触景生情，不禁口占一绝《过太行——临城道中作》，诗中写道：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应愚谷能留柳，可独衡山解识韩。大意是：我一个遭贬的人没人愿意看上一眼，只有这千里太行送我到南方赴任。我不会像柳宗元那样长期困在贬所愚谷，而会像韩愈那样很快返回衡山。不应只有衡山了解韩愈，太行山也同样了解我苏轼。苏轼怀着“莫言西蜀万里，且到南华一游“的自我宽解心情，在临城小住，他游览了普利寺、普利寺塔，驾舟楫环游了泜河风光。入夜，下榻普利寺院，与方丈对灯而坐，谈古论今，好不投机。翌日，苏轼谢绝方丈挽留，将手书的《念奴娇·前赤壁赋》，赠与方丈，拱手告别。明朝万历二十五年，临城知县程鹏抟在一场抗洪救灾之后，嘱人立碑记之，并令石匠在碑阴凿刻了苏轼的《前赤壁赋》全文，立于泜河大堤南端。上世纪90年代，开发崆山白云洞，建立碑林时，那块方形石碑被迁于园中，供人参观。一方记载着苏东坡大学士洋洋文思的石碑，让人时时忆起他在临城短暂停靠的一站，他给临城留下的诗文美谈。“后雪浪石”来自于临城的玲珑奇石在定州任上，苏轼勤于政事，励精图治，繁忙的公务之余，意外得到了一块能与生命对话的白脉黑石。他情不自禁地惊叹其美，并决心用心守护这美；恰在曲阳又寻得一块汉白玉石，“白石曲阳，为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斋”，并作“雪浪石诗”“雪浪石铭”。这块石竟然在文坛引起不小的轰动，文人墨客争相赋诗，艺林画师纷纷摹刻，成为宋朝的赏石文化盛事。定州的另一“雪浪石”，曰“后雪浪石”，系石灰岩，又称北太湖石，上有“雪浪”二字篆刻。这块石头，来自邢台地面。乾隆年间，赵州太守李文耀在临城县衙大门前意外挖掘出来一块奇石，外观玲珑，瘦、露、皱、透，高丈许，且镌刻有篆书“雪浪”二字。李文耀知道乾隆皇帝酷爱古董，尤喜雪浪石，便请直隶总督方观承奏闻清高宗，请移置皇苑。乾隆皇帝闻奏果然龙颜大悦，他亲自考证，写出了《御制雪浪石记》。乾隆皇帝认为，这块石头是片石，跟苏轼“雪浪石”石质不同；既然撰有“雪浪”题记，不应放置北京，而应该放置在定州众春园雪浪石之后。最终，乾隆皇帝将苏轼发现的雪浪石御题为“前雪浪石”，临城发现的雪浪石御题为“后雪浪石”，前后摆放在了众春园内。王氏兄弟跌宕生涯中的忠实跟随苏轼一生宦海浮沉，三次被贬，身边却常有两类可以交心的朋友，一类朋友不会说话，却有他能听得懂的语言，诸如一石一水一松一鹤一风一月，一类朋友可以倾诉与倾听，如米芾、黄庭坚、秦少游、王氏二兄弟。王适、王遹二兄弟，为临城两口村人，北宋重臣官至工部侍郎、知枢密院事王鬷的孙辈。熙宁十年，王适兄弟求学于苏轼，那时苏轼正在徐州任职，两年以后，苏轼被罢免徐州，转湖州，连连遭贬，苏轼的亲朋好友们也大多怕牵连唯躲之而不及，风瑟瑟兮将行，送行的人寥寥无几，而二王兄弟却不为所惧。送别老师，他们又返回来，将苏轼家眷护送至湖州，一直恭谨陪伴。苏轼转任湖州，闲暇时，常常携二王兄弟赏游赋诗，在为王适题写的《与王郎夜饮井水》一诗中，他写道：“吴兴六月水泉温，千顷菰蒲聚斗蚊，此井独能深一丈，凛然如我亦如君。”师生之间肝胆相照，不与世俗苟合的情趣隐隐显露在文字之间。到湖州不久，苏轼的谢恩奏章又一次刺痛了朝中小人，御史中丞李定、御史何正臣等人，他们本来对苏轼嫉恨得要命，想通过打倒苏轼诛杀异己，这一下又找到了机会。他们早已把刀磨好了，现在苏轼居然来送死，真是不请自来啊。他们诬陷苏轼谤讪朝政，派皇甫遵到湖州勾摄苏。行前，苏轼自知凶多吉少，与妻子诀别，人们更是避之如瘟神，这次只有王适兄弟将老师送出郊外，他们安慰老师说：“死生祸福，天也，公其如天何？”史上一场亘古罕见的文字狱——“乌台诗案”就此爆发了。“乌台”是御史台监狱的名称。苏轼被迅速送进御史台的皇家监狱审问。条条罪状都置他于死地，严刑审问长达四个多月。苏轼认为自己必死无疑，连遗书都写好了。王适兄弟一边在京城湖州往返打点，一边照顾着苏轼的家人。然而仅凭他们的微薄力量，哪有回天的能力呢？在这个时期，王适认识了苏辙，苏辙深为年轻人“秀而和”的气度折服，也为他对自己兄长的笃实跟随而感动。苏辙也毅然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但是不但没有获准，却触怒神宗皇帝，一道被贬,监筠州盐酒税。当时，太后病得奄奄一息，神宗想大赦犯人来为她求寿，她说：“用不着去赦免天下的凶犯，放了苏轼一人就够了！”太后还说：“这都是小人跟他做对。他们没法子在他的政绩上找毛病，现在想由他的诗入他于罪，你可别冤屈好人。”当时朝臣范镇、张方平不怕受到牵连，也上奏说，他在文学上“实天下之奇才”，希望宽大；当朝左相吴充也对神宗说：“曹操猜忌心那么重还容得下祢衡，陛下怎么容不下一个苏轼呢？”在这种情势下，神宗不顾反对派的阻挠，亲自下诏书释放了苏轼，把他贬往黄州，官位降低，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也无权签署公文。元丰三年，苏轼离京谪贬黄州，路经陈州（今河南省淮阳县）时，弟弟苏辙赶来劝导说：“哥哥总以君子之心度人，可不要忘了有人总以小人之心度哥哥呀！”苏轼深深感叹兄弟说的有道理。在送别宴会上，苏轼向弟弟推介王适，说这个年轻人“贤而有文，喜怒不见，得丧若一”，说感觉王适跟弟弟的性格特别类似，很投缘。交谈中话题自然转向王适的婚事，苏轼便代王适向苏辙求亲。苏辙慨然应允，将二女儿许配给了时年23岁的王适。王适弟兄从此作别恩师，投奔苏辙。在苏家，王适既是苏辙的女婿，也是他的学生。当时，苏辙曾经写文赞他：“其于妻子也，严而有恩，和而有礼，未尝有过。”苏辙赞叹说：你不但是我的女婿，还是我的朋友啊！元祐四年，苏轼以龙图阁大学士任杭州知府，十二月十五日，王适卒。苏轼得知王适下世，悲痛不已，作《苦王子立次儿子迨韵三首》。在诗中，苏轼从十几年前认识王适开始回忆，赞扬其诗文秀丽，礼学尽然。叙说王适不年而亡，可悲可叹。回忆十多年前与王适交往之事，历历在目，如同秋风中的黄叶，一逝而过，只能深切地留在记忆中。王适死后的第四年，王遹将其尸骨葬于临城龙门乡两口村先茔之侧。王适身后留有一女，史称“第十四小娘子”，绍圣四年，由苏轼亲自求亲，嫁于其孙苏符。临城于苏轼，只是转瞬间偶尔的一瞥，比起定州、黄州、惠州来，他在邢台的时日和经历，都匆匆又匆匆。但这一瞥，是困顿失意之中的一抹惊喜，是昏黄懵懂中的几许清澈。邢州，是他萌生希望之地。千年的雨雪风霜，多少名胜和故事烟消云散，而《过太行——临城道中作》还被人们津津乐道，《前赤壁赋》还在碑刻上洋洋洒洒，邢州的“后雪浪石”还在期望着他赏玩。它们，可是在等待，等待那个伟大的诗魂，溯水而来。在静夜里故地重游，再吟新词？

2019-12-14
报纸

提到上周，传统元宵节和西方情人节是同一天，再赶上咱云龙湖的湖东路改造，引发的一系列新闻，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引出的一段故事，是和它们有交集的。这个地方就叫同心池。同心池位于云龙湖苏公塔西侧，池边的山岩镌刻“情缘”两个大字。同心与情缘，涵盖着一则经典爱情。以苏公塔为核心的金山公园，又名圆梦园。《圆梦园记》碑文写到苏轼的一个梦想，“如能引上游丁塘湖、金钟湖之水灌入此湖，则此湖可与西湖媲美，而徐州俨若杭州”。当今云龙湖的引水工程远远超越苏公的美梦，从前簸箕洼旱涝不匀的沼泽地已成为云龙湖，并与杭州西湖结亲姊妹湖。苏轼来徐州做官920周年(1997年)纪念日期间，又在这里易地重建了同心池。该池原址在彭城路1号，原徐州府署后院苏轼故居院内（古时的逍遥堂附近），以此纪念苏轼和爱妾王朝云忠贞不渝的恋情。□张成珠文图1、有缘千里来相会苏轼是在熙宁十年（1077年）来徐州上任知州的，朝云随他而来。苏轼跟朝云的结识，是在六年前去杭州做通判的时候。王朝云自幼沦落在歌舞班中，后成伺候富人的舞妓。有一天，其主人邀请苏轼到西湖游览宴饮，欣赏歌舞时见到高雅脱俗、楚楚动人的朝云。苏轼为之动情，当即赋诗一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友人发现苏轼对其家的舞妓有如此好感，便将朝云送给苏轼做了侍女，后成侍妾。苏轼曾有妻妾三人，朝云年纪虽然最小，却是个最为理解苏轼的心意人。曾有这样的故事：苏轼性格开朗，敢于直言，常于不经意间得罪了当朝权贵，招惹祸害。一次退朝回家，苏轼指着自己的腹部询问妻妾：“有谁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一个说是“装满了文章”，一个说是“装满了见识”，苏轼一概摇头否认。而朝云的回答“一肚子的不合时宜”，当即获得苏轼的连口称赞：“知我者，唯有朝云也。”常言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相见不相识。”王朝云浙江钱塘人，因家境贫寒做侍女为生，苏轼四川眉山人，朝廷任命的州官，任凭俩人相距遥远、门第悬殊，竟然无妨结成伉俪，恩爱终生。2、王朝云跟随苏轼在徐州生活过两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苏轼先后在徐州、杭州、惠州做官，在三州修筑过三条苏堤，三州湖泊的生态环境，共同见证他的辉煌政绩。而于此同时，三州亦留下他和王朝云的爱情踪迹。朝云跟随苏轼，在徐州生活虽然不足两年，却亲历目睹苏轼毕生政绩最光辉的一页，那是抗洪保城与百姓共患难的事迹，古苏堤是在当年始建的。那年月，面临黄河泛滥，洪水倾城之危，他俩共同经受过生死的考验。后来苏轼重返杭州任知州时，疏浚西湖又筑苏堤，此后至惠州做官再次构筑苏堤改善该州的西湖环境，屡屡善举，朝云皆是相随见证之人。此间，还曾有发生“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趣事：苏轼到来惠州之前，那里的西湖上没有堤防，湖边只有一座破旧不堪的木桥，交通十分不便，行人往返两岸，需乘船摆渡或涉水而过。苏轼念及民众疾苦，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竟然梦见已经病故的妻子王朝云。她葬于湖边的孤山，留下的婴儿没奶吃，整日啼哭。苏轼卧床入眠，蒙胧中忽见浑身湿透的亡妻前来给婴儿喂奶，心疼不已，问道：“你是怎么被水浸泡湿透的？”朝云说是因为涉水过湖而来。被恶梦惊醒的苏轼，更加惦记百姓涉水过湖的苦衷，于是资助栖禅寺僧人希固操办筑堤修桥之事。竣工时，惠州官民设宴庆贺，苏轼有诗记述当时的庆祝场面：“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3、徐杭惠三州，由名人效应产生的“亲缘”关系苏轼刚正不阿，得罪了当朝的权贵。因“乌台诗案”打入牢狱。这是一场文字狱，由御史中丞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的语句和此前所作的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苏轼，百般折磨，痛苦不堪。其弟苏辙奔走营救，奏请朝廷赦免兄长，愿免一身官职为兄长赎罪。出狱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副使，因职位低微，生活十分清贫，他只能于公事之余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荒地，靠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便是他这时的别号。历经磨难，妻妾陆续散去，唯有朝云始终紧紧相随，无怨无悔，精心照料他的生活。苏轼曾有诗说：“枝上柳絮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可见他对妻妾的离散不是多么的在意，但他自始至终唯独对朝云相依不舍，疼爱不已。苏轼被贬往惠州时，已近花甲之年。朝云又跟苏轼生下一子，产后身体虚弱，不久病逝，年仅三十四岁。朝云死后，苏轼将她葬在惠州西湖畔的孤山南麓，栖禅寺僧人在墓上建筑一座六如亭以资纪念。亭柱上镌有一副苏轼亲书的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字里行间不仅有对其一生坎坷际遇的感叹，更寄寓他对红颜知己的无限深情。王朝云总在苏轼深受窘迫，特需安慰的时候，自愿付出巨大牺牲，跟随苏轼颠沛流离，与之患难与共的。这般知遇之恩特别深厚，远远胜过他的前两任妻子。他俩的相处，无愧为中国古代才子佳人的爱情典范。朝云凭着对艺术生活的理解和体验，对恋人的忠贞不渝，走入苏轼感情世界的深处，让苏轼感受情真意切的高尚与甜蜜。苏轼曾为她赋诗一首，诗前有序：“予家有数妾，四五年间相继辞去，独朝云随予南迁，因读乐天诗，戏作此赠之。”诗句的大意是说，唐代诗人白居易待到年老体衰时，曾深受其宠的美妾樊素却弃他而离去，白居易因而有诗云“春随樊子一时归”。朝云与樊素同为舞妓出身，然而性情迥异。朝云的坚贞相随，让暮年的苏轼倍感欣慰。徐杭惠三州，由于名人效应产生城际间的“亲缘”关系，演绎不同的精美故事。苏轼与朝云是以其爱情经历，表明“相恋要素在知心，厮守至终最可贵。”在徐州同心池的碑石上，由著名书法家冯亦吾题书，“同心”二字揭晓了经典爱情的真谛。链接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宋代重要的文学家，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嘉祐（宋仁宗年号，1056～1063）进士。曾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诗讽刺新法而下御史狱，贬黄州。宋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多惠政。卒谥文忠。学识渊博，喜奖励后进。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其文纵横恣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欧阳修并称“欧苏”。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又工书画。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

2014-02-20
蚝说

报纸

湛江三面环海，海岸线长达1500多公里，全市有港湾101处之多，享有“中国海鲜美食之都”的美誉。到湛江，第一个要吃的当然是大名鼎鼎的湛江生蚝。湛江生蚝肥大肉滑、细嫩软脆，成为湛江的一张美食名片！生蚝，被誉为“海中牛奶”，吃法很多：煲、烤、煎、焗等。其中烤的又有蒜香烧蚝、原味烧蚝、雀巢脆炸生蚝、火焰蚝、水果芝士蚝、桑拿蚝、青芥芝士烤蚝、法式万那汁烤蚝、榴莲芝士烤蚝、火炙蒜蓉烧蚝、三色剁椒烧蚝、豆豉烧蚝、柠檬陈皮烧蚝、姜蓉烧蚝等，色香味俱全，令人垂涎欲滴。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一篇经典短篇小说《我的叔叔于勒》中，对蚝的吃法也有描述：用小刀一下撬开了它的壳子交给男搭客们，他们跟着又交给那两个女搭客。她们用一阵优雅的姿态吃起来，一面用一块精美的手帕托起了牡蛎，一面又向前伸着嘴巴免得在裙袍上留下痕迹。随后她们用一个很迅速的小动作喝了牡蛎的汁子，就把壳子扔到了海面去。从古至今，蚝（牡蛎）都是倍受人们喜爱的食材。发现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1万年前的贝冢显示，在史前时代，牡蛎便是人类重要的食物来源。而日本列岛上的土著至少在公元前2000年时期便已经开始养殖牡蛎。早在古罗马时代，牡蛎就是罗马美食的象征，也是罗马军团的主要军粮之一。拿破仑曾经有过和生蚝有关的豪言：“生蚝是我征服敌人的最好武器。”驰名世界的法国大餐以海鲜为最，而其中最值得称道的便是生蚝。我头一次吃蚝是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时候我还在念小学。一天晚上，劳作一天归来的母亲神秘的对我说“今晚给你吃一样你从没吃过的东西。”我好奇地问母亲：“妈妈，是什么东西？好吃吗？”母亲故意卖个关子说：“好不好吃，等一会你就知道了。”我看到母亲拿着一小袋个头饱满，色泽奶白的东西在小心的洗了几遍，但每一次洗完的水，母亲都舍不得倒掉。记得那晚母亲给我做了一道爆炒生蚝，还没端出来就以香味扑鼻，放在嘴里轻轻一咬，肥美的蚝汁满嘴，满齿留香，那种香美无法言喻。母亲在一旁甜蜜的看着我吃，她的表情比她自己吃的还满足。“妈妈、妈妈你也吃啊。”我说。“孩子，你吃吧，妈妈喜欢喝汤。”原来母亲把洗蚝水里面的沙呀、壳呀掏干净，放进韭菜，煮出乳白色的汤。多年以后，我对蚝的味道还停留在那个晚上。冬日的夜晚，三五好友聚在一起，烤一份生蚝、来一打啤酒，可令一天的疲劳烟消云散。因为生蚝壳壁上有七个菱形，凹凸不平，沿海居民可用蚝壳来制作生蚝屋生蚝墙，既实用又环保。被誉为宋诗的开山祖师梅尧臣，曾专门为吃生蚝写了一首《食蚝诗》：“薄宦游海乡，雅闻归靖蚝。咸卤日与滋，蕃息依江皋。中厨烈焰炭，燎以莱与蒿。委质以就烹，键闭犹遁逃。稍稍窥其户，清襕流玉膏。”说到蚝，不得不提苏轼。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仕途坎坷，但其对美味的追求并不因此而受影响。清朝刘熙载曾经有这样的评价：太白长于风，少陵长于骨，昌黎长于质，东坡长于趣。苏轼第一次被贬黄州，那年四十四岁，他亲自教当地居民做肉吃，这就是后来的“东坡肉”，还特地写了一篇《猪肉颂》。第二次被贬惠州，那年他五十八岁，是宋朝第一个被流放到岭南的人；但到了岭南，他又爱上了荔枝，写下了名篇《惠州一绝食荔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在惠州时，友人以生蚝款待，他从此便又爱上外表粗犷、内里嫩滑的生蚝，隔三岔五托人买生蚝解馋。第三次被贬儋州，那年他已年过花甲。宋朝的海南乃瘴雾蛮烟的荒凉之地。当时的生活“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十分艰难困苦，然而在最窘迫、最困难的时候，他却发现“食蚝而美”，自得其乐。在苏轼被流放到海南两年后，曾写给小儿子苏过的一封书信《食蚝》，文中写道：“己卯冬至前二日，海蛮献蚝。剖之，得数升，肉与浆入水，与酒并煮，食之甚美，未始有也。又取其大者炙热，正尔啖嚼，又益囗煮者。海国食囗蟹囗螺八足鱼，岂有献囗。每戒过子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文中提到蚝的两种食法：其一、与浆入水，与酒并煮；其二、取其大者，炙熟，正尔啖嚼，又益煮者。苏轼在信的最后还嘱咐儿子：你可千万不要把生蚝的事情说出去，要是这个秘密被透露了，恐怕那些北方人听说这里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就该学我，求着把他们贬到海南来，跟我抢这天下的美味。普普通通的生蚝，能够令在荒凉之地的苏轼，仍感受到生活的美好，而忘掉所处的困境；落到如此境遇之中的苏轼，居然还有如此幽默的心态，这是何种率直乐观！在苏轼的眼中，蚝的鲜美足可让他将蛮荒艰苦的海南过成“诗和远方”。无论贬谪到什么地方，苏轼都能写出优异的作品，都能吃出名堂，都能活得实实在在、有滋有味。有人说，苏东坡的口福，是他在坎坷生活中的一笔精神财富，他能把人生的不幸都消化到美食里，放飞了自己热爱美食的心灵，即便身处蛮荒，事业受挫，却依然能够发现身边的美好，让自己快乐悠然，把别人眼中的落魄，过成了充满情趣的“度假”。这份达观坦然、纯净豁达的生活态度和人生境界值得品味和感悟。据了解，湛江生蚝是目前唯一没有人工投料养殖的生态海鲜产品。我相信，生蚝将让更多的人认识湛江、爱上湛江。

黎振华

2022-05-09

到底了

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