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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苏东坡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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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也是那个时代的弃儿。苏轼(1036—1101），号东坡居士，被誉为“千古第一文人”，他的出现划亮了宋朝文化的天空。20岁时走出故乡眉山，在京城（河南开封）赢得功名利禄，从此一脚踏入官场。然而，苏轼为官颇不顺利，一生可谓颠沛流离。人言“文章憎命达”，在坎坷历尽的人生里，苏轼将深厚的人生意味和历史意味投诸山水，即使在人生失意落魄的岁月中，他的足迹仍遍及大江南北，最北到达过燕赵平原定州，一路南下，辗转各地，经过山东密州（今山东诸城）、湖北黄州（今湖北黄冈）、安徽颍州（今安徽阜阳）、江苏徐州、浙江杭州，最南谪居于海南儋州……他的诗词文章也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山水烟渚，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是景致成就了苏轼，还是苏轼成就了一个地方？千百年后，我们选择沿着他的诗词地图求索，只因心静而更加深沉，追逐着东坡的脚步，时而陷入哲人般的幽思，时而奔腾着大江大河的气概。从北至南，从东向西，东坡文化洒满九州大地：平顶山的三苏墓、常州的东坡公园、杭州的苏公堤、眉山的三苏祠、惠州的白鹤峰东坡故居、儋州的东坡书院……我们在一次又一次与清风明月、历史陈迹的交汇中产生共鸣，在一次又一次与山川方物的对话中窥见了一位千年大文豪的内心波澜，一步步走近千百年前那个被贬谪的生命的源泉。苏轼游迹①眉山出世段然1036年12月19日，在西南蜀地的眉山县城诞生了中国“千古第一文人”苏东坡。20岁时他随父亲赴京赶考，从此这个他生活了20年的地方成为他再也没能回去的故乡。但他的到来与离开都为这座小城留下了永远的文化印记。我们乘车前往眉山的途中，高高低低的山峦不断后退，不时出现的溪流小河蜿蜒盘行，在稀稀落落的雨中，更显出几分蜀地独有的钟灵毓秀。这里就是眉山，坐落在岷江边上的一座宁静的小城，盆地与丘陵为伴，青衣江与通惠河相守，用“人杰地灵”形容这里再贴切不过。从眉山走出来的文人墨客数不胜数，南宋诗人陆游赞眉山为“千载诗书城”，但是只有苏轼成为如今眉山的文化代表，以苏东坡来命名已成为眉山人的一种习惯：东坡区、东坡湖、东坡公园、东坡鱼、东坡国际文化节，苏东坡已经渗透到眉山人的生活中。我们沿着东坡湖行走，水面甚是开阔，湖的西岸屹立着一座仿古建筑，名“远景楼”，这便是苏轼《眉州远景楼记》中的主角。远景楼始建于北宋，却两次惨遭毁坏，现在的远景楼是2004年建成的仿宋代风格的建筑，青瓦、白檐、褐柱彰显着典雅古朴，与两旁的“超然阁”与“醉月阁”浑然融合。细雨拍打着湖面，烟雨蒙蒙中，一楼一湖之景犹如海市蜃楼。遥想当年东坡企盼能在远景楼“登临览观之乐，山川风物之美”，如今，我们登上有着13层高的远景楼，凭栏远眺，岷江如白练穿过郁郁葱葱的眉山城，这般秀丽风光，还真让人有“酒酣乐作，援笔而赋之”的东坡情怀呢。在眉州最不能错过的便是他童年故居，现在的“三苏祠”。我们沿着眉山市中心的纱縠行街一路南行来到三苏祠，一探这座有着典型四川特色的古典式园林。三苏祠总建筑面积有6.5万平方米，亭台楼榭、绿水红墙，有着“三分水，二分竹”的“岛居”之称。我们从南门进入，只见祠内古木扶疏，茂密的竹林压低了身子，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拱形竹洞，遮天蔽日。石板路与脚步摩擦发出特有的“哒哒”声，让本是清幽的古祠愈发静谧。上三级垂带式台阶进入正殿，摆在殿中的是三苏父子石像，神态栩栩如生。在披风榭，有一处苏轼半卧的石像，头带学士帽，长须飘逸于胸前，神情怡然自得。走在三苏祠内，随处都能激起吟诗的冲动，一口布满青苔的古井，一座在水一方的抱月亭，一条曲折迂回的百坡亭长廊，好似藏满了诗趣与古韵。旅行小贴士：眉山境内没有机场，距离成都双流机场40公里，游客可以选择乘飞机到成都，再转乘大巴或火车抵达眉山。苏轼游迹②杭州筑堤田荣娟我们追寻他的足迹，来到杭州。苏东坡曾两度到杭州做官，分别任通判和太守之职，前后约五年时间，与杭州结下了不解之缘。公元1071年，为避开汴京政争的漩涡，他主动请求赴杭州任通判。在任期间，革旧创新，移风易俗，尽心尽力为百姓办好事。怀着一颗救世济民的心，苏东坡走遍了杭州的每一寸土地，这里的山山水水都印下他的足迹。我们乘车入城时，一排大字从眼前闪过：“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杭州是一座动静皆宜的城市，既有现代大都市车水马龙的一面，又有江南水乡婉约清静的氛围，当年苏东坡选择这座城，想必是被它的“静”所吸引。车子继续前行，身旁的一名当地人说：“我们现在走的路，叫‘学士路’，苏轼曾任翰林大学士，杭州人为纪念他，这条路就以此来命名。”穿过这条繁华的马路，他又热心地为我们介绍到：“再看前面那条路，叫‘东坡路’，也是为纪念苏轼而命名的。”我们随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如今的道路既宽广又整洁，两旁栽满花草树木，让人不由得联想到千年以前，东坡在这里风度翩翩、自在行走的画面。在东坡路的不远处便是远近闻名的西湖。我们难掩兴奋，几乎一路小跑到了西湖边。放眼看去，荡漾的水波，在太阳的映射下泛起粼粼波光，向远望，湖中央的亭台楼阁隐约可见。我们绕着湖心走在曲径通幽的小路上，顿感文意盎然，竟情不自禁地背诵起东坡的一首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景色，在游人眼中或许别无二致，在东坡笔下却变得醉人心脾。一阵迂回曲折之后，我们来到苏堤。恰逢盛夏时节，树木茂密，花团锦簇；长堤架于湖面之上，湖波如镜，被水包围的感觉让人忘记夏日的燥热。走在苏堤上，似在画中行，感念东坡之情油然而生。缓慢行走中，一位同行的杭州姑娘向我们讲述着“苏堤”的来历。“当年西湖沼泽化严重，苏轼带领杭州百姓疏浚西湖，如今的苏堤便是东坡带领百姓用挖掘出的淤泥筑起来的”，“再看那边的三座白塔，也是当年浚湖工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她所说的，便是众所周知的“三潭映月”。随后，我们来到距西湖不远处的望湖楼。这里的游客明显少很多，但仍不乏追寻东坡足迹而来一睹古楼风情的人们。凭栏远眺，西湖景色尽收眼底，想必东坡当年常在这里驻足、饮酒、作诗，“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这首名为《望湖楼醉书其一》的诗，便是东坡在望湖楼观雨所作。杭州，给予了苏东坡特殊的待遇，从道路、景观到著名的“东坡肉”等等，许多地方都因他命名；东坡，也为杭州留下了宝贵的印记，他的功绩、他的足迹，遍布杭州的角角落落。旅行小贴士：西湖徒步游览推荐路线：少年宫→涌金门→柳浪闻莺公园→长桥公园→雷峰塔→苏堤→跨虹桥（岳庙）→武松墓→西泠桥→平湖秋月→（断桥）少年宫苏轼游迹③密州问月田荣娟苏东坡一生颠沛流离，足迹遍布了大半个北宋疆域，每到一处，他都留下许多诗词与传奇故事。密州（今山东诸城）也是他人生旅途中的重要一程。公元1074年，苏东坡调任密州做太守。任职的几年间，东坡依然抱着一颗经世济民之心，为这里的百姓鞠躬尽瘁。密州是他大展身手之地，也是他回忆往事、感叹人生的地方。妻子王弗逝世十年后，苏轼在密州这片远离故乡的土地上，悼念亡妻，“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他对妻子的思念和对凄凉现状的悲叹，情真意切，催人泪下。纵如此，苏东坡依旧豪放旷达，他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意气风发，也有“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雄心壮志。追寻东坡在密州的足迹，必定绕不开超然台。超然台位于如今的诸城市内，苏东坡在密州时，对超然台情有独钟，还创作了《超然台记》以歌颂其壮观。据当地人讲述，《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便是在此台上一气呵成。“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句诗已成为中秋月圆夜时人们所吟咏的经典。站在高台上，我们只为俯瞰到的城市景象而惊叹不已，东坡却与明月对话，生发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愿景。手捧书卷诵其词，无法感同身受，唯有身临其境，才能更深刻地感知其词之荡气回肠，感人肺腑。这是我们追寻苏东坡足迹的缘由之一，也是我们继续重温历史并回到现场的源源动力。旅行小贴士：最佳旅游季节：3-5月；9-11月。苏轼游迹④黄州怀古耿鹏宇东坡谪地，乃词魂永驻之所。“心如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东坡居士一声喟叹，山河的真淳在繁华落尽后初显——车近黄州时，一些路段正在翻修，一路颠颠簸簸，让我不禁想到：千百年前，谪迁至此的苏轼，一定在这跌宕的逆旅中杂陈着不安与躁动吧。历史的天空下，黄州绝非乏善可陈：杜牧做过黄州刺史，苏轼做过黄州团练副使。从北周开始，黄州这个名字叫了1400多年，如今，人们叫它黄冈。我们直奔赤壁。到了东坡赤壁的门牌前，司机告诉我们，这就是了。果然，赭红的崖壁就在眼前。崖壁上有一段城墙，那就是黄州古城的汉川门。往前走，是赤壁公园，往里再走，就是赤壁山。二赋堂、酹江亭、坡仙亭、留仙阁、栖霞楼，沿着苏轼的脚步一路造访名胜，我却不由自主地注视起一块不知名的大石，它曾眼见流水浩浩荡荡从古至今东流而逝；它更是眼见苍茫萧瑟的东坡在滩涂上故国神游，那个“身长八尺三寸有余，为人宽大如海”的文豪，似乎仍在酹江而歌：“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赭红色的山石依旧陡峭，如方尖碑断锷般直耸入一片葱茏——历史的宏大与眼前的雄奇相交织，裹挟得我这个渺小如飘絮的旅人无所适从……旅行小贴士：景点基本都有公交车直达，非常方便。苏轼游迹⑤儋州讲学耿鹏宇听到“东坡不幸海南幸”的说法，细一品咂，所言有理。一生流放三次，一次比一次远，一次比一次艰难。儋州，是苏东坡一生中最后的一个流放地。一首《雨夜宿净行院》，诉尽苏子感伤——芒鞋不踏名利场，一叶轻舟寄渺茫。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然而，对儋州来说，苏东坡的到来却为幸事。在儋州，他教诲黎家子弟，使椰林深处书声琅琅。儋州州守张中和黎族读书人家黎子云兄弟共同集资，在黎子云住宅边建一座房屋，既可作苏东坡及其幼子苏过的栖身之处，也可作为以文会友的地方，苏东坡以“载酒问字”的典故为房屋取名“载酒堂”，“我来踏遍珠崖路，要览东坡载酒堂”，后世便演变为东坡书院。东坡书院就在中和镇东郊，朱砂红色的围墙苍朴古拙。桄榔林中有如此门庭，汉黎两族之融合可见一斑。书院门前有一方塘，据传，坡公与好友黎子云常在此垂钓，故得名东坡塘。进入书院大门，便是载酒亭，亭中悬挂一横匾题为“鱼鸟亲人”。“敛收平生心，耿耿聊自温。”落寞时，苏东坡常以鱼鸟自娱。载酒亭后为载酒堂，这里便是苏子讲学的地方。“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杯同”，在这里，东坡以诗书礼教转化黎民风俗，变化其人心，从此海南才有了考中进士的历史。有诗赞道：“谪居儋耳有三秋，轶事繁多史籍留。劝导庶民兴学馆，写成经义教名流。”姜唐佐就是苏轼培养出来的佼佼者。从载酒堂来到后院，我们看到了东坡祠，从碑文上得知：东坡祠，俗称大殿，其前身就是“桄榔庵”，是后人将其移建到这里的。走出东坡祠，复回院中，欣赏两棵高大的古树：一棵芒果，一棵凤凰，枝叶繁茂。儋州人讲：“饮水思坡老，甘泉育后英”，苏子对后人来说就像这两棵参天大树一样，芒果挂枝，其香四溢，人皆采掇；凤凰花开，其干挺拔，那风吹不倒雷打不断的枝干，顶天立地，其赤如火，即使在天涯海角，也放射着耀眼的光芒。《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段然

2014-08-01
苏轼的咏梅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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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和秦太虚梅花》：“西湖处士骨应槁，只有此诗君压倒。东坡先生心已灰，为爱君诗被花恼。多情立马待黄昏，残雪消迟月出早。江头千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孤山山下醉眠处，点缀裙腰纷不扫。万里春随逐客来，十年花送佳人老。去年花开我已病，今年对花还草草。不如风雨卷春归，收拾余香还畀昊。”此诗写于宋元丰七年（1084）春天，苏轼贬官黄州（今湖北黄冈）的最后一段时期。元丰二年（1079），御史何正臣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王安石变法，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等乘机构陷。东坡被收押问斩，后经宰相吴充和政敌王安石等求情，才免于一死，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贬往黄州期间，东坡还坐了103天的牢，受尽折磨。大量的研究已经表明这对东坡的创作来说是一重大转折，东坡的心境经过了乐、悲、旷的变化，由年轻时的名满天下、春风得意变为天涯沦落的悲苦孤寂。这一时期其作品风格由早期的豪健清雄向清旷简远、平淡自然过渡。而这一时期也是他咏梅的高产期，写了41首咏梅诗作。《和秦太虚梅花》是一首七言古风，自南朝鲍照、江总以来，咏梅很少用古风的，是与秦观《和黄法曹忆建溪梅花同参寥赋》的唱和之作，用的是仄声韵，前人多以“清真”“清峭”许之。全诗可分四个层次，每四句为一层。首四句赞美秦观的诗，次四句写赏看梅花，再四句写与梅花情缘，末四句忆旧游并发出感慨。全诗由梅及人、由人及梅，曲尽意致，感情沉郁。首层赞美秦观的诗。说西湖处士林逋死去已久“骨应槁”了，只有秦观这首梅花诗才压倒了他，而自己因遭受打击本来已“心如死灰”，不大容易起感情的波澜了。此时却因为喜爱秦观这首梅花诗，故而被梅花撩拨起了看花的兴致。“被花恼”，恼，撩拨。第二层写赏梅。“多情”句写自己期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那种意境，然而“残雪消迟月出早”，节令虽已届春季，但还有一部分残雪迟迟不曾消融；时正黄昏，月儿却早早地钻出了云缝。接着通过对比，用“江头千树”与“竹外一枝”做对比写梅，这看似东坡信手拈来，但又非常贴切自然。纪昀批《苏文忠公诗集》卷二十二说：“实是名句，谓在和靖（林逋谥号）‘暗香’‘疏影’一联之上，故无愧色。”《诗人玉屑》卷十七引范正敏《遯斋闲览》云：“东坡吟梅一句云‘竹外一枝斜更好’，语虽平易，然颇得梅之幽独闲静之趣。凡诗人咏物，虽平淡巧丽不同，要能以随意造语为工。”这里侧重勾画梅花斜倚修竹的幽独闲雅之神，这正暗合诗人自己的落寞情怀。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江边千树春花争奇斗艳，时近黄昏，几枝竹影中一枝老梅的瘦枝旁逸斜出，你说是幽独清寂也好，说是无所用心也好，总之它就那么看似不经意地在那里，与千树的春色格格不入，这种“无我之境”让人体味不尽。后来陆游赋予了它“无意苦争春”的品格，又似乎过于主观了。最后回忆旧游和抒发感慨。回忆熙宁四年（1071）至熙宁七年（1074）在杭州任通判任上游西湖的“醉眠处”，苔枝缀玉，色清香幽，梅花纷纷扬扬落满身上和地下。洒在身上的，如同是在装点他的裙腰；掉在地下的，多得不能扫、也不舍得去扫掉。“裙腰”，根据白居易《杭州春望》“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诗意，一般认为是用来借喻长着碧草的山腰，或是指孤山。看着它，诗人回想起当年在杭州通判任上，因为向往林逋“梅妻鹤子”赏梅的雅兴，公务之暇常常在孤山一带赏梅饮酒，在哪里醉了，就在哪里醉眠。接下来，“万里春随逐客来，十年花送佳人老。去年花开我已病，今年对花还草草”。草草，形容忧虑的样子。《诗经·小雅·巷伯》谓：“骄人好好，劳人草草。”王安石《示长安君》里也有“少年离别意非轻，老去相逢亦怆情。草草杯盘共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东坡在这里已经不是写梅了，而是写情怀。“万里”对“十年”，纪昀说：“悲壮似高岑口吻。”“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多少人生变故和悲凉都在这“病”和“老”啊！此二字是我们赏读这首诗的关键词，“生、老、病、死”四大苦在这里占了二，可以想见东坡此时的老病孤愁。逐客、佳人，都是诗人自喻，逐客指东坡被朝廷贬谪的身份。但东坡的感情又不止于老病孤愁，而是“不如风雨卷春归，收拾余香还畀昊”，不如趁着风雨和春一起归去，把余香还给上天，这是说要保持高洁独立的人格不自悲自弃，超然旷达对待命运的不公。余香，春尽花凋，唯留余香。畀，给予；昊，广大的天；畀昊，交给上天。《诗经·小雅·巷伯》有句：“投畀有昊。”诗至此黯然而结，语意沉痛，寄慨遥深。关于此诗，元代韦居安在《梅磵诗话》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是因为写出了“梅格”的缘故。全诗由梅及人、由人及梅，曲尽意致，感情沉郁。语多用典而不着痕迹，给人造语平易不事雕琢、一气呵成浑然自然之感，这也只有像苏轼这样的大手笔才能做到。（张先军，邵阳广播电视大学副教授、邵阳市诗词协会主席）

张先军

2020-12-08
文脉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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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雕像将与苏轼的光辉一起流芳百世。鲜花丛中的苏文忠公祠。苏轼《梅兰竹菊图》。东湖碑林。苏公祠大殿。在建中的凤翔东湖二期景观。本报记者吴晓斌文/图他就是一场文化盛宴，有苏轼的地方，总会“圈粉”无数。戊戌清明，记者在陕西省宝鸡市展览馆感受宝鸡八千年文明史，“炎帝神农”“伐纣灭商”“周公制礼”等一件件大事如雷贯耳。在该市选取的22件最有影响力的历史事件中，凤翔“东湖喜雨”占据一席——这是一代文豪苏轼的仕途起点。一个只做了三年“市长助理”的文化人，千年之后能在当地精挑细选的八千年厚重史事中一枝独秀，这就是苏轼的魅力。一代诗风励后人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十二月，苏轼初仕凤翔（今属陕西省宝鸡市），开始了他的签判官生涯。其《石鼓歌》诗云：“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我们看看苏轼头几天的日程：十四日到凤翔，十五日办完交接，十六日即去孔庙礼拜，留下了“礼孔崇儒”的千古佳话。凤翔乃秦之旧地，有名的古都，特别是与秦、唐有关的文物甚多。在参观了保藏在那里的石鼓及其他七处遗物景观后，嘉祐八年，苏轼写下了《凤翔八观》。记载了秦刻石鼓、秦碑诅楚文、王维吴道子画、唐塑维摩像、东湖、真兴寺阁、李氏园、秦穆公墓等八大景观。《石鼓歌》为“八观”开篇之作，可见其地位至傲。看到那些“漂流百战偶然存”的秦刻石鼓，苏轼如获至宝如饥似渴。他仔细推敲上面的文字，像当年韩愈一样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石鼓文字，有的“模糊”，有的“诘曲”，纵是苏轼“强寻偏旁推点画”，也只能“时得一二遗八九”，这或许是苏轼的谦词。六经委尘，九鼎沦泗，文物损毁，令人痛心；石鼓独存，幸运之至……他看到历史在他面前演进，一幕又一幕：兴亡百变，富贵一朝，人生和客观世界相比，太渺小了，太短促了。韩愈写过《石鼓歌》，苏轼也想好好将这一切记载下来，留给后世。石鼓文据说是周宣王时宣扬文治武功的遗迹，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到苏轼时代，已历经2000多年的沧桑。苏轼知道，这些石鼓是国之珍宝，民族财富。他首要之事就是安排对这种文化遗存的护佑，让人把石鼓送入庙中精心保护起来。今天，韩愈、苏轼看到过的这个石鼓，已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可慰苏轼护宝之心。在凤翔，苏轼遍访名胜古迹，继续为自己的文学筑魂。他曾无数次去凤翔城外的普门寺与开元寺，观摩吴道子和王维在寺壁上的画作，如痴如醉流连忘返，有时掌灯观看直到深夜才恋恋不舍离去。“何处访吴画，普门与开元。开元有东塔，摩诘留手痕。”《凤翔八观》中，《王维吴道子画》一诗称得上苏轼当时古诗成就“最高峰”。吴道子和王维的绘画世界，已经把东方美学推向了极致，再加一位“诗画相通”的苏轼，更不得了。苏轼此后多次书评王维和吴道子画作，锦上添花相得益彰，传下不少千古流芳的佳作。从清流蜿蜒的川西平原，来到气候干旱的黄土高原为官，眉山苏轼在陕西凤翔完成了文学升级的“临门一脚”，也为他的作品注入了新的活力。著名的“三记一论”，即《凤鸣驿记》《凌虚台记》《喜雨亭记》《思治论》（《喜雨亭记》和《凌虚台记》均被收入《古文观止》），以及《凤翔八观》《和子由渑池怀旧》《太白山早行》等130余篇诗文都成于凤翔，他的为学之风和诗文才情，影响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学子。百年笠屐寄黎民除去诗书画研习，在凤翔的日子里，作为一方官员的苏轼用了很多时间深入基层，访贫问苦。苏轼在《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诗中，深层次地阐释了当时危害百姓的弊政，使百姓深受其害、不堪重负的根源，以及自己力不能及的惭愧：“我诚愚且拙，身名两无谋。始者学书判，近亦知问囚。但知今当为，敢问向所由。士方其未得，唯以不得忧。既得又忧失，此心浩难收。……桥山日月迫，府县烦差抽。王事谁敢愬，民劳吏宜羞。……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渭水涸无泥，菑堰旋插修。对之食不饱，余事更遑求。……秋风迫吹帽，西阜可纵游。聊为一日乐，慰此百日愁。”不文过，不饰美，有陈述，有分析，更有为官者的百姓之忧，这是苏轼“述责述廉”的《宋代中国西北之农村调查报告》。初入仕途，苏轼就把“为官”的根须连接在“为民”上，并设身处地、力所能及地解决广大劳动人民的困难，这是一个伟大灵魂的人迈出的坚实的第一步。心中装有百姓，百姓也会感念不忘。难怪，在苏轼离开凤翔400年后，明代的凤翔百姓会在东湖岸边修建起苏文忠公祠，后又多次维护重建。有关资料显示，仅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年间就多次重修苏公祠，民国年间又两次重修。上世纪八十年代，凤翔县人民政府重建，近年又进行了修葺。今天的苏公祠前楹联为清朝凤翔知府白维清所撰，曰：“道学寓风流，当时帝许奇才，一代文章高北宋；宦游同石隐，此日人怀旧德，百年笠屐寄东湖。”苏公祠院深二进，正中为大殿，内有苏轼坐像。院内左侧为仝笑山房，右侧为鸣琴精舍，再现当年苏轼在凤翔王弗伴读和精舍抚琴的场景，内有苏轼读书和抚琴的蜡像。亭前楹联均为清人所撰，歌颂苏轼“少年已匹杜韩欧”，赞扬东湖“胜地何殊杭颍惠”，很高的评价了。正堂前的横批“气高天下”更是大气磅礴，唱尽了苏轼的气格高绝。想起东湖东门厅堂前，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所题那副楹联：“百顷汇泉源，偕周鼓秦碑共数八观雄右辅；千秋留宦迹，比颍川杭郡还应两地配西湖。”上联概述苏轼引流疏浚，修建东湖，使东湖与石鼓秦碑等一起，组成“凤翔八观”，名垂史册；下联说苏轼继凤翔签判任后，在颍州和杭州两地为官，凤翔的东湖和颍州的西湖，因为有了“苏轼元素”，都可以和杭州的西湖相媲美。苏轼在凤翔短短三年时间里，做了不少利于百姓，有益社稷的好事、实事。凤翔百姓建苏公祠，修望苏亭，希望把苏轼“留在凤翔”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我书意造本无法在苏公祠东侧有东湖碑林，上世纪九十年代创建。门前一联有意思：“我书意造本无法，此老胸中常有诗。”上联是苏轼“尚意”书风的经典，下联是陆游湖上寻梅的感慨，集合在一起，竟然毫无违和感地成了对苏轼的赞誉。跨进大门有一影壁，上面镌刻着《东坡笠屐图》，两边刻有苏轼醉笔对联：“斗酒纵观廿一史，炉香静对十三经”。几曲回廊中镶嵌着苏轼的诗文和绘画，及历代文人墨客诗词石刻150余通。在这里，记者惊奇地看到了苏轼的《楚颂帖》。和眉山三苏祠内一方碑刻不同的是，凤翔碑林采用了五幅石刻。用四幅石刻完成了原本，另有一幅放大的局部版。据介绍，这还算不得凤翔东湖碑林“镇碑之宝”，最为珍贵的是四通刻有《梅兰竹菊图》的画碑。一通碑面，刻有苏轼《老梅嫩枝图》和诗一首，诗为“孤山清趣压群芳，一阵风来一阵香，百卉不荣先此盛，诗成锦绣贺三阳。”一通刻苏轼《菊配兰竹石》和诗一首，诗为“品色般般间错栽，重阳烛为道林开。一丛香艳东篱下，笑舞寒风待我来。”一通刻苏轼《菊配竹松石》，和诗“嗟而精神不异常，敢于霜圃斗寒芳，丛板未许十分色，叶枯也沾一阵香。”一通刻苏轼《老梅盛开图》，和诗“升降阴阳上下交，地无弃我不相饶。乾坤多少真情趣，为写丹青看雪梢。”细看和诗及落款中有“东坡”“坡仙”字样，可以推之此画应为苏轼离开凤翔后所作。苏轼1079年底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团练副使，1082年躬耕黄州东面山坡，方有“东坡”之号。彼时，苏轼离开凤翔已近20年矣。东坡作品，收藏者众，此组画作是否为后来者辗转藏于凤翔，继后刻石，不得而知。但观四通画碑，立意深邃，格调高雅，画风独特，气韵不凡。诗画双绝，妙趣横生，当为苏轼手笔。作为美食家的苏轼，出京做官第一站自然不忘“舌尖上的记忆”。他在品尝了凤翔豆花泡馍后啧啧赞曰：“东湖柳，姑娘手，金玉琼浆难舍口，妙景、巧人、佳味，实乃三绝也！”如今的凤翔三绝，亦基本沿用苏轼命名：“东湖柳、姑娘手（凤翔剪纸）、西凤酒”。临别凤翔，我们专门去品尝了苏轼盛赞的豆花泡馍，离开了苏轼，也许味道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味。“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十二月，结束了“基层锻炼”的苏轼离开凤翔，回京师入“判登闻鼓院，直史馆”（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信访办和国家文史馆官员）。传奇苏轼的宦海沉浮正式启程，从20多岁做小官到50多岁做大官，60岁后还一贬再贬到海南，才有苏东坡的“黄州惠州儋州”，才有市民百姓的苏堤春晓、坡仙遗范……“千年英雄”苏东坡的历史长卷，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

2018-04-28
只有苏轼敢在科举中杜撰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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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尧臣悄悄把苏轼叫到一边。“老弟，你策论中那个皋陶杀人的典故出自什么书？我和欧阳大人都没见过。”苏轼说：“不是典故，是我自己临时杜撰，想当然也。”梅尧臣哑然，改天和欧阳修一说，欧阳修放声大笑。敢在如此重要的考试场合忽悠全体考官，说明苏轼极度自信并且不走寻常路，这正是成为一代宗师的基本条件。苏轼科举中杜撰典故忽悠了全体考官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考试结束后，主考欧阳修和阅卷官梅尧臣等人对着一份试卷不知如何是好。试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这位考生引用了一个大家都没见过的典故。欧阳修问梅尧臣等人：“你们真的没有见过这个典故？”梅尧臣等摇头。梅尧臣字圣俞，欧阳修开玩笑说：“圣俞兄，你和皋陶同为‘尧臣’，连你也没听过这个典故，说明这位考生可能是自己杜撰。”梅尧臣说：“这可不一定。进士考试如此重要，我认为没人会拿自己的前程开玩笑，胡编乱造典故。这位考生学问渊博，雄辩滔滔，他很可能看过一些我们都没注意的古书。”欧阳修自言自语：“要是有一台过目不忘的机器，可以把所有的古书都装进去，查询典故的时候只需搜索几个关键词就能找到原始出处，那该有多好。”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在场的一位李姓考官牢牢记住这件事，回去赶紧立下遗嘱，千年之后他的子孙依靠开发中文搜索引擎一度成为中国首富。如果不考虑那个大家都没印象的典故，这篇文章肯定是所有考生作文的翘楚。欧阳修接着问：“我想把这位考生定为状元，你们什么意见？”梅圣俞说：“这个考生才气纵横，完全可以定为状元。”另一位考官不赞成，他说：“万一这个典故真是由他杜撰，我们作为考官不能分辨反而把他录为状元，只怕会成为千古笑谈。”宋朝进士考试为了防范舞弊，所有试卷在评阅前都请书吏重抄一遍，所以谁也不知道这份试卷的真正主人。欧阳修最后同意把这位考生录取为第二名。除了担心考生杜撰典故，他还怀疑这篇文章出自南丰曾巩之手。曾巩是他的门生，他必须避嫌。考试结果公布之后，大家才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来自四川眉山的苏轼。苏轼的弟弟苏辙同时考中进士。嘉祐二年进士考试的主考是欧阳修，考生除了曾巩和大苏小苏，还有苏氏兄弟的父亲苏洵。也就是说这次考试唐宋八大家有五位参与，绝对是科举史上空前绝后的盛事。三苏父子一夜成名之后，带着自己的文集分别拜访欧阳修、梅尧臣等考官。到了梅尧臣家，梅尧臣悄悄把苏轼叫到一边。“老弟，你策论中那个皋陶杀人的典故出自什么书？我和欧阳大人都没见过。”苏轼说：“不是典故，是我自己临时杜撰，想当然也。”梅尧臣哑然，改天和欧阳修一说，欧阳修放声大笑。敢在如此重要的考试场合忽悠全体考官，说明苏轼极度自信并且不走寻常路，这正是成为一代宗师的基本条件。欧阳修后来在给梅尧臣写信的时候承认，“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他还对自己的儿子欧阳棐说，你记住我的话，有苏轼在，三十年后世人就不会再提起我了。苏东坡的《饮湖上初晴后雨》让西湖定名嘉祐六年苏轼兄弟又双双通过制科考试。宋朝的进士考试比唐朝简单，但制科考试却堪称史上最严。参加制科考试的人必须由朝中大臣推荐，经过初试筛选，皇帝亲自出题并监督整个过程。南北两宋总共三百多年的历史，进士考试录取了超过四万名进士，而制科考试只进行过22次，成功通过的不过41人，是进士的千分之一。苏氏兄弟的同年进士一共有九百人，其中曾巩、曾布兄弟后来也大名鼎鼎，曾巩名列唐宋八大家，曾布官至宰相位极人臣，但是因为制科考试甄选太严录取太难，他们根本没有报名。宋朝制科取士和进士及第同样分为五等，不过制科考试的第一和第二等是虚设的荣誉等级，所以苏东坡虽然被考官定为第三等，但已经是王朝建立以来最好的成绩。此时距离北宋开国正好一百年，所以人称“百年第一”。苏辙也被考官之一的司马光定为三等，但其他考官认为他出言不逊，最后由皇帝钦定为四等。宋仁宗回到后宫对曹皇后说今天为后世子孙得到了两个可以做宰相的人才。曹皇后的祖父是宋朝开国大将曹彬。苏洵虽然没有考中进士，但欧阳修把他的《权书》《衡论》等二十二篇文章进献朝廷，士大夫争相传诵。三苏父子一夜之间天下知名。苏轼十九岁和王弗结婚，二十二岁金榜题名，二十六岁通过制科考试。正当他春风得意的时候，他的母亲程夫人、年仅二十七岁的爱妻王弗和父亲苏洵在几年之内相继病故。苏轼兄弟为了奔丧守灵，在故乡眉山和京城开封之间疲于奔命。王弗的堂妹王闰之长得和姐姐一模一样，苏轼忍不住频频张望，于是在苏氏兄弟回京之前，当年那个负责传递情书的小姑娘自己做了新娘。苏轼通过制科考试后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召试学士院，通过考试后以殿中丞直史馆，也就是以殿中丞的身份在史馆值班。久闻大名的宋英宗认为让苏轼参加考试是多此一举，考试是为了判断能否胜任，“如轼有不能邪？”后来苏东坡做中书舍人知制诰的时候，终于得到免试的待遇。宋英宗在位仅四年就去世了。宋神宗继位，后世习惯把司马光、欧阳修和苏氏兄弟划为旧党和保守派，其实当时差不多所有知名官员都是保守派。苏轼对新帝上任后的政治斗争不感兴趣，所以请求外放离京。熙宁四年（1071年），三十四岁的苏轼做了杭州通判。通判名义上可以和知州“同判”政务，实际上就是一闲职。他当时就想要疏浚西湖，可是没人把他的建议当回事。闲暇时苏轼常去西湖漫游，他那几首和西湖有关的著名诗词就写在做通判期间。“故乡无此好湖山”，他开始有了归隐江南的打算。在所有歌咏西湖的诗词中，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超越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和柳永的《望海潮》后来居上。柳永的《望海潮》曾经引发战争，苏轼的这首诗却让西湖定名定性。现在大家都以为西湖的名字和西施有关，杭州也被称为美女之城，其实春秋战国时西湖根本没有形成。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狩猎射杀一条狼后来才知道那是狼犬这年冬天苏轼带领军警出城祈雨狩猎，他亲自射杀一条老狼，当即填了一首《江城子》，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吹笛击鼓以为节。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左牵黄，右擎苍”是指牵着猎狗举着苍鹰。“孙郎”指三国东吴孙权，据《三国志·吴志》记载：“权将如吴，亲乘马射虎于凌亭。”“冯唐”是西汉大臣，主张赦免虚报军功的云中太守魏尚，汉文帝听从他的建议并派他持节云中。过了一段时间，苏轼想起自己打猎的雄姿，希望通判再次组织“军训”。通判推三阻四不肯答应。苏轼反复追问。通判只好承认上次的猎物都是当地百姓的家畜家禽，那条老狼实际是里正的狼犬。苏轼从此再也没有了打猎的雅兴。熙宁九年苏轼调任徐州刺史。中秋节这天，苏轼欢饮达旦。他和苏辙兄弟情深，如此美好的夜晚自然会填词问候。不过他主要是感慨人生，所以说“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首《水调歌头》“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继制科考试百年第一、《饮湖上初晴后雨》西湖诗词第一、《江城子》悼亡词第一之后，苏轼再次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2018-03-08
苏轼与河北名石——雪浪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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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专家做客冀图讲坛：苏轼与河北名石——雪浪石苏东坡不仅是中国文坛的巨匠，他在中国赏石文化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雪浪石，作为产自河北的中国名石之一，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品牌，但是在中国古代，这个名称是一个特指，是现存于定州的“中国宋代名石之首”的苏东坡所发现并收藏的那块“雪浪石”。苏东坡不仅是雪浪石的发现者、命名者，同时也是它的推广和宣传者。6月3日，考古专家谢飞做客冀图讲坛，与大家分享他所了解的苏东坡与雪浪石之间的故事。□本报记者石雅彬苏家与河北深有渊源谢飞一直致力于河北考古和传统文化的发掘和推广。对于苏东坡和雪浪石这两个与河北密切相关的文化符号，他十分关注。苏东坡又称赵郡苏轼，其先祖苏味道是栾城人(今河北石家庄市栾城区)，年幼时在栾城有很多事迹，至今留有遗迹和传说。谢飞说：“苏家一直与河北有很深的渊源。他们家很多人都为河北做出过贡献。”苏轼本人、他的弟弟苏辙、他的大儿子、他的一个侄子叫苏适（kuò括）的还有苏轼的小儿子苏过，都曾在河北当过官。谢飞说：“苏轼虽然仅仅在定州做了半年官，但是他的贡献很大。”文献记载，元佑八年十月二十三日，苏轼到定州就任，到了第二年四月十一日，皇帝就把他贬到英州，即现在的广东，等到了十三日皇帝又下圣旨，再降一级，从此之后苏轼再没有任官职，开始流浪天涯。就这半年零几天在定州，苏轼干了不少实事。当时定州是北宋最北的边陲，面对辽国，苏轼是守边的。他首先整顿军纪，其次是恢复民兵制度，并且想了很多办法，做了很多事来救济百姓，解决吃饭问题。他还在这里就地取材发明了一种酒“松醪酒”，并且写了一篇赋叫《松醪赋》。据不完全统计，苏轼在定州任期内做了诗文118篇，其中有诗33首，词5首，赋1篇，文79篇。这些作品也为我们河北留下了珍贵的文学史料。除此之外，苏轼对河北的又一大贡献就是发现了“雪浪石”。苏东坡发现雪浪石苏东坡是地地道道的赏石大师，特别是在文人赏石上比著名的赏石名家米芾要更胜一筹。谢飞说：“苏轼在赏石文化上有几大贡献。”苏轼做了许多关于赏石的诗文。比如他47岁在黄州的时候作文《怪石供》，开创了将小石头放在盆子里供养玩赏的赏石方法，称为“怪石供”。苏轼49岁写了著名的《石钟山记》，写《登州石》是在50岁，到57岁做《仇池石》和《海中柏石》，58岁《北海十二石》和《雪浪石》。到59岁苏轼从定州南贬到湖口时，在友人家发现一块奇石，做了一首诗《壶中九华》。随后他被南贬到海南岛，等到8年后他回归经过湖口，发现“壶中九华”早已被别人买去。苏轼闷闷不乐，又作诗一首，表达了“尤物已随清梦断”的失望心情。这首诗传遍天下，使得这块石头也随之身价百倍。在赏玩过程中，苏轼还完善了赏石标准和相关理论。米芾总结了赏石的几大标准“皱、瘦、漏、透”，而苏轼坚持加上了“丑”这一标准。后来郑板桥也说过，“一丑则石之千态万状，皆从此出”。随着苏轼的影响和提倡，中国宋代文人赏石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层次，文人将赏石与诗文绘画艺术相结合，以石明志、比德、言情、状物，寄托理想。其中，苏轼对于雪浪石的推崇，也使得此石名气大振，曾被称为“宋代名石之首”。苏轼到定州就任后不久，在州衙后圃得黑质白脉的一块奇石，因为白脉像雪浪翻滚，所以命名为“雪浪石”，他将石置于书房前，将书房也命名为“雪浪斋”。苏轼还亲自到曲阳，定做汉白玉雪浪石盆，将雪浪石置于盆中，激水其上，观赏雪浪翻滚之纹理变化和雄姿。苏轼和友人做过几首有关雪浪石的诗，在诗中，苏轼将太行山形容得雄伟壮观，“太行西来万马屯，势与岱岳争雄尊。飞狐上党天下脊，半掩落日先黄昏……”谢飞认为这些诗句写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后来苏轼又做了一篇《雪浪斋铭》，清代以后人们称之为《雪浪石盆铭》，就刻在苏轼定制的雪浪石盆上。雪浪石的文化价值谢飞在一篇题为《定州雪浪淘千古》的文中写道：“雪浪石，形体浑圆，无棱角，当经河流冲刷磨蚀，当来自附近的河床，其母岩学名为混合片麻岩，其成分以黑色的基性物质为主，白色的酸性物质成脉状分布，形成自然奇妙纹理，状若流水潺潺，雪浪翻滚，巧夺天工。这种岩石形成于数十亿年的太古代，石质坚硬，构成了太行山的基本骨架，和泰山石同为一品。”如今雪浪石作为一种园林景观石，在全国几个地方都有出产，但是尤以太行山储量丰富、石质优良，曲阳雪浪石不仅外形美观，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苏轼立石作诗不久，便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他还到处写信给他的朋友们，请大伙来作诗歌咏雪浪石，保存至今的诗文有其胞弟苏辙的《和子瞻雪浪斋》，诗友张耒的《和定州端明雪浪斋》，秦观的《雪浪石》，晁补之的《次韵苏门下寄题雪浪石》，道潜的《次韵苏端明定武雪浪斋》和李之仪的《次韵东坡所和滕希靖雪浪石诗、古律各一》等诗作，成就了一番文化盛事。谢飞说：“因为苏轼被贬，雪浪石伴随着苏轼的贬谪和朝代演替、文化兴衰，时而文人汇聚，诗文沸扬，璀璨发光；时而清冷萧瑟，被人忘却，没入蒿莱。”到了清代乾隆时期，雪浪石文化迎来了第二个高潮。乾隆皇帝也是一位赏石大家，并且十分喜爱雪浪石。他曾六次到定州看雪浪石，并命宫廷画师在定州专门画雪浪石，还为雪浪石做了20多首诗，提了御笔，做出碑刻放在定州。后来有人发现一块太湖石，因为上面有两个篆字“雪浪”，乾隆皇帝就命人把它拉到定州，和苏轼的雪浪石放在一起，分别名为“后雪浪石”和“前雪浪石”。如今，苏轼的“雪浪石”仍被放置在定州某部队医院院内雪浪亭（北宋初年建）中，这里也是乾隆钦定修建的“众春园”故址。主讲人：谢飞考古专家，曾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所长，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长，现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员，河北师范大学泥河湾考古研究院院长

2017-06-08
苏洵为何被称为“文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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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安位于冀中腹地，自古就是水乡。与那些湖泊大淀不同，这里由于普遍地势较低而称作“大洼”，表征是水来变泽国，水去成陆地，百姓也耕也渔，随年景变身。翻阅文安史册，苏洵是个常被提起的名字，逐渐地人们口头就有了许多故事，比如他教人种水稻、教人种莲藕、教人熬鱼，等等。1066年，即宋神宗志平三年三月，由“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洵参与、用时四年的一部宋朝礼书《太常因革礼》编撰完成。一个多月后的四月二十五日，苏洵病逝于京城开封，虚年58岁。按照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郦波先生所说，“苏洵是从八品官职”。苏洵虽然职级不高，可凭借在文坛的斐然成就，其墓志铭由大文豪、副宰相（参知政事）欧阳修执笔，其墓表由他的挚友、朝廷重臣张方平所修，题为《文安先生墓表》。那么，张方平为什么称呼苏洵为“文安先生”呢？我们需要做一番梳理。一朝发奋痴心不移《三字经》里有这样的句子：“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苏老泉就是苏洵。从求学方面讲，二十大几算是不小的岁数，而苏洵一旦觉醒，就开始发奋，潜心苦读治学，终于成为一代大家。这是个广为推崇的励志故事。四川眉山市中心城区纱縠行南街，有个著名的三苏祠，“唐宋八大家”的三家苏洵、苏轼、苏辙都出生在这里。而作为父亲的苏洵，勇于从西南一隅走出，靠着积累的学问走进当时“居不大易”的政治文化中心京城开封，立足脚跟，无疑还扮演者着探路者的角色。在眉州城里，苏家本是官宦之家，祖上是河北栾城籍。苏辙后来为哥哥苏轼所撰墓志铭开篇讲道：“苏自栾城，西宅于眉。”河北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梁建章先生概括为“栾邑眉州一脉苏”，很是贴切。苏家宦海漂泊到了巴蜀之地，有名的是唐代的苏味道。苏味道作为政治家，官至宰相；作为文人，与杜审言、崔融、李峤并称为“文章四友”，载入史册。苏洵是苏味道的十世孙。苏家以经商为业，算得小康之家。“洵少年不学”，青年的苏洵颇有任侠之气，常年游荡在外，不务正业。其父苏序对他“纵而不问”，直到苏洵娶妻生子，过着安稳的生活。准确地说，苏洵幡然醒悟是在25岁，眼看着自己年龄的数字在叠加，志大才疏的苏洵对自己的不学无术有了悔意。他知错就改，立即改掉以往游手好闲的习性，开始系统地遍览群书。有了一定的知识积累后，接着他下融会贯通的功夫，又是一番钻研，除了与书为伍，还喜欢结交有学问的人士。这样苦读了五六年，他觉得自己可以写文章了，便提笔写起来，顿感文思泉涌，许多道理自然地从笔中表达出来，他更愿意在文章里考究古今治乱得失。关于思想转变，史料没有过多记述，我有两点推断：一是“诗书继世长”的书香门第家风唤醒。他的家族多出官宦，古代科举是“学而优则仕”，血脉自有文化基因涌动。二是岁数的积淀，他18岁结婚，而今早到了成家立业的岁数，一段时期的茫然后他必然会做出人生抉择。其实，苏洵终究不是白痴一个，还是有些求学底子的，他17岁学习了断句、作诗文，只是没有学精便搁置了。不仅如此，苏洵在青少年时代开始仿照着李白、杜甫等文人的样子，有了“行万里路”的游学经历，开阔了视野。此时的苏洵自恃才高，踌躇满志。不料在乡试中，他意外落第，这对他打击很大。须知当时要想博取功名，科举考试几乎是独木桥似的唯一出路，苏洵恰恰就缺少这样一个“文凭”。职位不高成绩不小1056年，已经47岁的苏洵做出一个人生重大抉择，他决定带着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苏轼、苏辙进京应试，并谒见爱才的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看到他的《衡论》《权书》《几策》等文章，大为赞赏，认为可与刘向、贾谊相媲美，并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苏洵文章，苏洵的文名因此大盛——京城“莫不知其名”，达官贵人都想结交他。然而，尽管欧阳修、张方平等人积极推荐，人事部门却表现得很冷淡，迟迟不用。加上家庭的变故，苏洵奔走在河南、四川之间，对考试制度不满，也因此一直没有得到官职。1057年，喜事传来，他的俩儿子苏轼、苏辙同榜应试及第，轰动京师。苏洵在欣喜之余，也大增被时代淘汰的感觉，不免有些消沉，虽有朝廷应招，没有接受。1060年，经宰相韩琦推荐，苏洵被安排做了秘书省校书郎，算是谋得个小职员。第二年的七月，52岁的苏洵在校书郎岗位上，被任命为霸州文安县主簿，算是有了官职。当月，苏洵被派到礼院修太常因革礼书，这就是《太常因革礼》，同时奉调的还有陈州项城县令姚辟，职位比他稍高。关于修《太常因革礼》的时间，史载是从嘉祐六年七月到治平二年九月，前后四年多。嘉祐六年（1061年），秘阁校理张洞认为编书需要抽调人选，就上疏奏请择用“幕职州县官文学该瞻者三两人置局”，命判寺一员担任负责人。张洞奏议的动机是不用现成的礼官操作其事，而是特设专门机构、任用专门人员编修礼文资料，这就需要寻找合适人选，苏洵进入他们的视野。于是项城县令姚辟和校书郎苏洵二人专门从事编纂礼书的工作，又选派判寺官员作督导。要说明的是，宋代俸禄包括正俸（钱）和物两种，物有禄粟（米）、职钱、公用钱、职田、茶汤钱、给卷（差旅费）、厨料、薪炭等种类繁多，任用苏洵为主簿，正是让他享受一种待遇。应该说，文安主簿是苏洵唯一的官职，也是最高官职。故此，欧阳修作《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张方平为他所修墓表题为《文安先生墓表》，都把他和文安联系在一起，张方平干脆称呼他为“文安先生”。苏洵是文安的骄傲苏洵是一代文学大家，其诗其文都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一席，著有《嘉祐集》二十卷，及《谥法》三卷。尤其他的散文，擅长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既古朴凝练，又生动形象，妙语连篇，内涵丰富。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苏洵与两个儿子在文学上被人并称“三苏”，成为继曹操、曹植、曹丕“三曹”之后的又一文学现象。苏洵在文安一直是人们乐道的人物。关于“从八品”职务，主簿相当于今天的县秘书长，也是朝廷命官，参照县令为七品官，主簿大致属于副县级序列。故此才有欧阳修、张方平对苏洵尊称“文安主簿苏君”“文安先生”。至于人们口头上挂起的县令是“七品芝麻官”，那是戏曲里那位诰命夫人向县令唐成叫板的贬语，不足为凭。苏洵究竟有没有到文安任职？我们要寻找可靠的资料证据。欧阳修在墓志铭里说，苏洵“会太常修纂建隆以来礼书，乃以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使食其禄。”意思是，苏洵赶上朝廷编纂礼书，就安排他做了文安主簿，让他享受相应的俸禄。张方平的墓表说，“俾就太常修纂建隆以来礼书，以为霸州文安县主簿。”意思是，让他在太常寺编修宋朝自宋太祖开国以来的礼法制度，就安排他做了主簿。这二位都是严谨的学者，又是苏洵故友，字里行间没有透露出苏洵到文安上任的表述。这里说明一点，宋朝的霸州作为州制，管辖文安、大城两个县，霸州是宋辽边界，对于宋朝属于偏远地区。还有一个考量，苏洵当月就去做了编修，一干就是四年，直到大功告成，一个月后去世。也正因于此，苏洵也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关于文安的文字，这是个小小的遗憾。无论怎么说，苏洵毕竟在文安名下挂职四年多。想想苏洵祖上为河北人，机缘巧合，他最后在河北任职，算是一个不错的归宿吧。千百年来，当地百姓也把这位“文安先生”视为文安人。渐渐地，就有了许多关于苏洵的传说，人们把种藕、熬鱼、种稻等等但凡和水有关的生产、生活和他产生关联，也属情理之中了，都是表达着一种美好愿望与崇敬之情。

2020-03-30
大雅堂、大雅文化内涵与黄庭坚书刻杜诗之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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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希平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稿，题为《大雅堂杜甫两川夔峡诗选》，由四川丹棱县老年诗书研究会大雅堂研究课题组的一批杜甫景仰者精心编选、细加注释而成，书稿完成付印之时，恰逢诗圣杜甫诞辰1300周年。编选者付出的艰辛的劳动和心血，可以说是以实际行动对诗圣杜甫最好的纪念，馨香一瓣，挚情悠悠，绵邈久远。此书的编撰，与四川丹棱重建大雅堂工作交相辉映，旨在弘扬杜甫诗风，传承博大精深的中国大雅文化精神内涵，同时也展现了四川丹棱人民继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建设和谐美好大雅家园的决心，令人感佩不已，心生敬意。一、大雅堂的由来与大雅文化基本内涵自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逃离动乱的长安秦陇地区入蜀，到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离开夔州（重庆奉节）出三峡赴湖湘，诗圣杜甫在四川巴蜀地区生活了9个年头，创作了近900首诗篇，占其一生所传约1400多首诗篇近三分之二。不仅数量众多，杜甫两川夔峡诗在思想内容向深度广度扩展和艺术升华，达到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高度，代表其诗歌最高成就，为后世诗坛所宝重，研究追仿者代有其人。那么，杜甫两川夔峡诗与四川丹棱大雅堂，其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不能不说到宋代著名诗人和书法家黄庭坚，正是由于其倡导和实质性的支持，才使二者产生了十分紧密的联系。北宋绍圣初（1095），一生景仰杜甫的黄庭坚贬谪到了四川。黄庭坚被后人列为江西诗派“三宗”之首，杜甫则被奉为“一祖”，入蜀后他对杜诗尤其是杜甫两川夔峡诗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体会，认为是真正的大雅之音，准备将其全部书写刻石。这一愿望得到四川丹棱名士杨素翁的热烈响应，由其募善工刻成诗碑三百方，杨素翁又出资修建堂宇加以保护，黄庭坚为之命名为“大雅堂”。在此期间，黄庭坚先后作序、文记叙其事。《刻杜子美巴蜀诗序》记载此事来历云：自予谪居黔州，欲属一奇士而有力者，尽刻杜子美东西川及夔州诗，使大雅之音久湮没而复盈三巴之耳。而目前所见，碌碌不能办事，以故未尝发于口。丹棱杨素翁拏扁舟，蹴犍为，略陵云，下郁邬，访余于戎州。闻之，欣然请攻坚石，募善工，约以丹棱之麦三食新而毕，作堂以宇之。予因名其堂曰“大雅”，而悉书遗之。此西川之盛事，亦使来世知素翁真磊落人也。其后又作《大雅堂记》，更对其良苦用心及其深远意义作了详细的说明，其文曰：丹棱杨素翁，英伟人也。其在州闾乡党有侠气，不少假借人，然以礼义不以财力称长雄也。闻余欲尽书杜子美两川夔峡诸诗，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粲然向余请从事焉；又欲作高屋广楹庇此石，因请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来四百余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随世所能，杰出时辈，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室家之好耶！余尝欲随欣然会意处，笺以数语；终以汩没世俗，初不暇给。虽然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耶！故使后生辈自求之，则得之深矣；使后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说而求之，则思过半矣。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鱼虫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素翁可并刻此于大雅堂中。后生可畏，安知无涣然冰释于斯文者乎！元符三年九月，涪翁书。说到大雅堂，一般人自然会想到“难登大雅之堂”的成语，字面意思是说难于登上大雅的厅堂，往往用来比喻文艺作品粗俗不堪，难于到达雅正之人的标准，不能通过其鉴赏法眼。同时又可引申为未见过大场面或不配参与大场面者。黄庭坚的大雅堂固然也含有此意，但又远远不止如此简单。这不单单是由于黄庭坚和杨素翁第一个将厅堂以“大雅”命名，使大雅堂由一个比喻性词语变为气势恢弘的建筑，更由于这客观具体的物质存在本身所承载着无比丰富的文化内涵，杜甫两川夔峡诗所蕴含的民族文化诗学与中国大雅文化精神，使其意义远远超出文学史范畴。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四川丹棱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丹棱大雅堂，已具有大雅文化乃至正宗中国文化标志的性质。为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大雅文化的基本内涵及其发展演变予以简单的回顾和梳理。在黄庭坚之前，大雅之堂确实是一个早已有之而又较为抽象的形容词。其来源应该有两个方面，一是大雅文化精神内涵，二是学问进展程度的比喻，所谓升堂入室。前者出自《诗经》，后者出自《论语》，皆由儒学密切相关，由此发端而逐渐演化为中国文化精神层面主流之意识。大雅之意滥觞于中华文学之源《诗经》，“雅”本为《诗经》六义之一，人们有多种解释，首先是“正”的意思，雅乐为规范的“正声”，不同于其他的地方音乐。或谓“雅”即“夏”也，指周朝直接统治的地区。此外还有音乐典雅之意。其实皆有所关联，具有正宗规范的含义。大雅还有另一层更为深刻的含义，与诗经六义中的“风”即国风紧紧相连，其意更加明白，内涵尤为丰富深刻，《诗大序》曰：“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即是说诗歌吟咏一个邦国的事，表现作者一人的内心情感，就叫做“风”；如果是说天下的事，表现的是四方风俗，就叫做“雅”。“雅”，就是正的意思，讨论的是王政之所以衰微兴盛的缘由。政事有大小之别，所以又可分有小雅和大雅。这是典型的儒家文化的宣言，风和雅一体，都缘于事，情动于中，关乎于风化。所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而雅包括的范围更广，天下王政。由于儒家文化的强调，诗歌的价值和功能也因此受到无比重视，“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也。”所谓诗言志，诗关教化，诗无邪也。同时还必须讲究艺术和方法，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仪，结合比兴手法形成典雅含蓄的风格，从而达到以诗干预时政，美刺讽喻的效果，经过屈原离骚与汉魏乐府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关注民生、心系天下的风雅精神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追求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有机统一，文质彬彬，完美结合，大雅与风骚，成为评判文学成就优劣的最高标准。大雅文化的核心是儒家的仁爱与忠义。二、历代对大雅文化的不懈追求与杜诗作为典范之传承弘扬数千年来，文人士大夫继承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为大雅文化的传承而欢欣鼓舞，为大雅精神的悖离缺失而痛苦嗟叹，梦寐思服，孜孜以求。礼赞不已，吟咏不绝。江淹《杂体诗嵇中散康言志》有“大雅明庇身。庄生悟无为。”自然也不乏附庸风雅者，如石崇就曾专门以大雅为题而作过《大雅吟》。作为中国诗坛的珠穆朗玛峰，一部唐诗的发展史可以说是追求大雅，追求至善至美的心灵史。大诗人李白有著名的《古风》59首，其第一首开宗明义地写道：“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其三十五又称“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正集中地体现了这一情绪，表达其不懈追求和志向。李白批评前代文风“陈王徒作赋，神女岂同归。好色伤大雅，多为世所讥。”（《感兴六首》其二），在《鸣皋歌，送岑征君》中则表达其“扫梁园之群英，振大雅于东洛”的期盼和自信。在整个唐诗中，以大雅为准绳的咏叹和礼赞不绝如缕。或自述其怀抱志向：“一生自组织，千首大雅言”。——孟郊《出东门》“落落出俗韵，琅琅大雅词。”——孟郊《答友人》“残篇续大雅，稚子托诸生。”——方干《过朱协律故山》或以之表达对名篇佳作的赞美欣赏：如王建《送张籍归江东》：“君诗发大雅，正气回我肠”。杜荀鹤《读友人诗》：“君诗通大雅，吟觉古风生。外却浮华景，中含教化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再如“能搜大雅句，不似小乘人。”——裴说《湖外寄处宾上人》“一室贮琴尊，诗皆大雅言。”——齐己《过陈陶处士故居》“礼乐中朝贵，文章大雅存。”——徐凝《送李补阙归朝》此外还有惭愧自谦之词：刘得仁《山中舒怀寄上丁学士》“五字投精鉴，惭非大雅词。”陆龟蒙《奉酬袭美先辈吴中苦雨一百韵》“歌谣非大雅，捃摭为小说。”可见大雅一词作为诗歌标准的性质。这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最直接传承并弘扬大雅精神者无疑是诗圣杜甫。与李白一样，诗圣屡屡呃声叹息，为大雅内涵的失落：“大雅何寥阔，斯人尚典刑。交期余潦倒，材力尔精灵。”（《秦州见敕目薛三璩授司议郎毕四曜除监察与二…凡三十韵》）；殚精竭虑，为恢复弘扬中国文化的真精神，“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其六）“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咏怀古迹五首》其五）从“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出口不凡，英气逼人的少年壮志，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的暮年悲歌，穷年忧黎民，避胡哀王孙。民胞物与，关爱天下，干预时政的精神贯穿始终，百折不挠，矢志不移。如宋人胡宗愈《成都草堂诗碑序》所评：“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在诗歌艺术方面，杜甫同样继承创新，“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新唐书本传》）如元禛所评“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文人之所独专。……苟以其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唐杜工部墓系铭》）真正具有集古今诗歌之大成的意义，谓其为古今第一诗人可也。星移斗转，岁月变迁，在对杜诗的接受过程中，后人对其精神内涵理解愈益深入，愈益敬佩和推崇。杜甫的地位亦愈见崇高，不仅被推为独一无二的诗中圣哲，有关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的研究逐步形成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杜诗学，被当代学者称其为民族的文化诗学（林继中《杜诗学——民族的文化诗学》），其意义已经远远不限于文学，也早已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体现着中国主体文化精神。历代评论者汗牛充栋，赞语不计其数，而闻一多先生一句概括性的评价似乎以最为凝练精确，影响广泛，得到普遍认可。在爱国诗人、民主斗士之外，闻先生另一个常被人忽视的身份是学者，其实这也是他十分重要的身份，他以数十年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对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整理，即使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也未曾一刻歇息，是一位涉猎领域广博、建树创获颇丰、在二十世纪影响深远的国学大师。他的学术生涯是从唐诗起步，第一篇文章便选中了杜甫，可见杜甫对他创作研究与人生的深刻影响。在这篇题为《杜甫》的传记文中，闻一多先生称杜甫是中国“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这里的庄严、瑰丽、永久其实就是善、美和真的同义语，闻一多先生是以诗意的语言赞美杜诗将人间正气、社会良知、至情至性艺术性的完美统一，诗圣杜甫作为真善美的化身，具有“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的艺术震撼力，可以担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也”的历史重任，无愧真正大雅的代表。李白、杜甫之后，人们每每叹息风雅道丧，大雅之音传人难觅，大雅文化难以为继。白居易《采石墓》：“渚苹溪草犹堪荐，大雅遗风不可闻。王建《寄李益少监兼送张实游幽州》：“大雅废已久，人伦失其常方干《寄杭州于郎中》：“大雅篇章无弟子，高门世业有公卿。”晚唐五代开始，人们提到杜甫，便将其与大雅文化紧密相连，视为大雅文化的嫡传之人。更有人通过对杜甫的怀念，表达对大雅复兴的急切期待之情。如唐人赵鸿《杜甫同谷茅茨》：t“工部栖迟后，邻家大半无。青羌迷道路，白社寄杯盂。大雅何人继，全生此地孤。孤云飞鸟什，空勒旧山隅。”晚唐裴说《经杜工部坟》说的更是态度决绝：“骚人久不出，安得国风清。拟掘孤坟破，重教大雅生。皇天高莫问，白酒恨难平。悒怏寒江上，谁人知此情。”杜甫作为大雅文化代表的地位由此可以想见。由五代到宋初，诗坛流行所谓太学体、晚唐体、西昆体，堆砌典故，追逐辞藻绮丽典雅，实则脱离现实，与真正的大雅传统渐行渐远，故杜甫也不再被主流文坛所提及，直到北宋中叶这种情况才逐渐改观。情绪延续到宋代，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中人们对杜甫精神理解的愈益深化，便有了王安石的《杜甫画像》诗中淋漓尽致的情感宣泄：“吾观少陵诗，为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寒飕飕。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死所羞。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恨不能与杜甫生于同时，这与晚唐裴说《经杜工部坟》“拟掘孤坟破，重教大雅生”的态度相近，但王安石作为宋代的政治家，却有了对杜甫人伦精神更为深刻的体悟，因而感情真挚，令人慨叹。宋代文化最杰出的代表无疑是出生于四川眉州的大文豪苏东坡，与王安石同为唐宋八大家，对杜甫同样十分尊崇，其评价对宋人有着巨大的影响。在为友人王定国诗集所做叙中，苏轼明确指出：“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王定国诗集叙》）又将杜甫作为中国诗歌最高成就的代表者，其《书吴道子画后》谓“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在《次韵张安道读杜诗》中，苏东坡系统地梳理了杜诗对大雅传统的恢复振兴，对其诗歌特色成就与丰功伟绩予以高度评价。“大雅初微缺，流风困暴豪。张为词客赋，变作楚臣骚。辗转更崩坏，纷纶阅俊髦。……谁知杜陵杰，名与谪仙高。……今谁主文字，公合把旌旄。”苏轼在此所作看似是一首唱和之作，但却是表达了由衷的见解。原作者张安道名方平，安道乃其字也。曾任参知政事，在西蜀任职时与三苏相识，苏轼对其十分尊敬，终身为师友。颇有见识，四库馆臣评其“能灼见事理，劓断明决，”其论事之文“豪爽畅达，洞如龟鉴。”张方平原作《读杜工部诗》云：“文物皇唐盛，诗家老杜豪。雅音还正始，感兴出离骚。……金晶神鼎重，玉气霁虹高。”对杜甫的评价与苏轼认识相近，故而引起共鸣，一拍即合，相得益彰。苏轼的座师欧阳修亦有《堂中画像探题得杜子美》：“风雅久寂寞，吾思见其人。杜君诗之豪，来者孰比伦。生为一身穷，死也万世珍。”均以杜诗为雅音之代表。

2016-09-27
真个是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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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永江1074年，对于苏轼和密州（今山东诸城）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一年的11月3日，苏轼由“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杭州赴“蝗旱相仍，盗贼渐炽”“公私匮乏，民不堪命”的密州，出任他一生中首个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此后的两年零一个月，跨过而立之年的门槛，迈往四十不惑的年华，苏轼不仅系好了历典八州的第一粒纽扣，而且是金钮扣，塑造了独树一帜的密州苏轼符号。超然高度因为苏轼，密州满月温情脉脉。苏轼密州任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民请命向神宗皇帝上《论河北京东盗贼状》。这份奏状，条分缕析，切中肯綮，显示了苏轼超凡的政治眼光与杰出的治世才能。人们常说，苏轼是一位极具现代性的古人，今天看来，其中蕴含的民本思想依然具有时代价值。为政之要首在安民。当时，影响社会安定的主要是旱灾和盗患，尤以河北京东两路为甚。宋时的河北路，约当现今河北中南部（熙宁六年分为河北东、西两路）；京东路，约当现今山东全境及江苏北部徐州等地（熙宁七年分为京东、西两路）。密州属京东东路。苏轼从历史的滚滚风烟中，淘漉出真金白银，直陈掌控河北、京东的重要，“自上世以来，为腹心根本之地，其与中原离合，常系社稷安危。”现实的情状却是“北方之民，流移相属，天灾谴告，甚于四方。”而朝廷是如何应对的呢？“今流离饥馑，议者不过欲散卖常平之粟，劝诱蓄积之家。盗贼纵横，议者不过欲增开告赏之门，申严缉捕之法。”全然头疼医头、脚痛医脚。苏轼一针见血地指出，“皆未见其益也。”苏轼透彻把握社会动荡与天灾人祸之间的关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免除灾区百姓赋税；减免盐税；散财于民，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申严法令、区别对待，惩处凶残之党又劝人向善。苏轼雷厉风行、药到病除，短短四五个月时间，复现“密州风土事体皆佳”。盗患既除，灭蝗成为当务之急。苏轼在赴密州途中，已经洞见了密州蝗灾的严重。面对“农夫拱手但垂泪，人力区区固难御”的困境，苏轼没有退避三舍，而是责无旁贷、勇毅前行，及时据实向朝廷奏报实情，请求下拨救灾粮；迅速组织僚属，率领民众，采取焚烧和掘土掩埋的方法斩草除根。他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积极投入灭蝗战斗，手和脚上满布厚茧。为了充分调动群众灭蝗积极性，苏轼以工代赈，奖励捕蝗，捕蝗多的得粮就多。上下同心、其利断金，蝗灾得到有效狙击。当时，密州为宋朝边防要塞。除做好日常繁重的行政事务外，苏轼特别重视保境护民。他很早就认识到了军事准备之于宋王朝的重要性，提出了“教战守、定军制、训军旅、蓄材用、练军实、倡勇敢”等军事主张。居安思危、防患未然，面对强虏敢于亮剑，厉兵秣马只为山河无恙，其远见卓识超越了他同时代的许多人。1075年冬的密州出猎，苏轼的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力透纸背：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从亲射虎到射天狼，气势如虹，一豪到底。自觉两宋三百二十年间，惟辛稼轩“千古风流今在此，万里功名莫放休。君王三百州”和岳武穆“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可以相激越。这场沙场点兵，荡气回肠的不仅是词开豪放的格局和境界，更在于它所呈现的雄浑场景和苏轼的英雄气概、男儿本色、浩然正气。苏轼的文韬武略，使之勇于任事、敢于担责、精于制策、擅于决断、果于施行，达到了古之能臣良吏为官行政的新高度。苏轼万古，密州超然。超然高峰因为苏轼，密州明月蕴藉丰厚。1075年正月二十日，苏轼梦见已去世十年的爱妻王弗，写下了“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陈师道语）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明月夜，短松冈”，密州夜空中流泻下的清辉，是洒向千里关山外的泪千行。天人永隔，还只能在梦中千里明月寄相思，其中的创深痛巨刻骨铭心，难怪后人要称之为“千古第一悼亡词”。1076年的中秋，苏轼与宾客相聚于超然台，欢饮达旦。大醉之后，思亲之情油然而生，写下了口口相传的“水调歌头兼怀子由”。苏轼请郡东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辙时任齐州（治所在今山东济南）书记，他想俩弟兄靠得紧些再紧些。这首“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引得无数人书画不尽、演绎不断，誉之为苏轼中秋词一出，“余词尽废”。爱情、亲情、友情、无尽的乡愁，是苏轼心目中恒久的诗和远方。“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十年生死两茫茫”，家喻户晓、耳熟能详。他的另外一首《江城子》同样脍炙人口、令人过目难忘。1076年12月上旬，苏轼被朝廷任命了新的职务。在离开密州之前，他最后一次登上超然台，远眺时隐时现于晚云之间寒烟乍起、归鸟翩跹的马耳九仙山，写下了：前瞻马耳九仙山。碧连天。晚云间。城上高台，真个是超然。莫使匆匆云雨散，今夜里，月婵娟。小溪鸥鹭静联拳。去翩翩。点轻烟。人事凄凉，回首便他年。莫忘使君歌笑处，垂柳下，矮槐前。苏轼的目光穿越千山万水，落在了千里万里之外孕奇蓄秀、崇仁尚义的故乡。母亲亲授以书的往事，历历在目。苏轼十岁的时候，程夫人教他读《汉书·范滂传》，为范滂的凛然气节感慨不已，侍立旁边的苏轼激动万分：“倘若我也要做范滂一样的人，母亲您会同意吗？”程夫人回答说：“你如果能做范滂，我怎么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呢？”在母亲言传身教下，苏轼从小就立下了“奋厉当世忠诚有为，报国之心死而后已”的宏愿，并且“守其初心，始终不变”。“莫使匆匆云雨散”“莫忘使君歌笑处”两句，尤其动人心魄。苏轼的诗词文赋之所以受到普遍喜爱，根本就在于深沉、真挚的感情。密州两年零一个月，苏轼把故乡哺育他的高尚道德和美好情操发扬光大，把对故乡的深厚感情深深地扎根于他为官行政、贬谪流放的大地之上、人民之中。以天下为己任，他乡即故乡。只有故乡，才会有这样的不舍，才会有如此深情款款的嘱咐。他在密州的创新创造、呕心沥血之作，使之成为一座光彩照人的文化高峰。密州夜、婵娟美，万古超然。超然高地因为苏轼，密州月亮生机盎然。1076年11月，苏轼将北魏时所建城台修复扩建。台是成了，何以名之？“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苏轼首先想到的就是请苏辙取名。苏辙成竹在胸，欣然命名“超然台”，并即兴作《超然台赋》，在序中阐述了其来历：“《老子》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尝试以‘超然’命之，可乎？”果然心有灵犀，苏轼眉欢眼笑，一气呵成《超然台记》：“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这篇充满哲思的美文，其核心思想在于超然物外、无往而不乐。苏轼以自己亲身经历和体验告诉世人，物质和精神是能够充分调适的，只要用平常心、赤子情来对待和认识事物，人是可以在物质世界中获得极大精神享受的。他同时期创作的《后杞菊赋》记载，苏轼仕宦十九年，家庭却日益贫困，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每天与属僚刘庭式沿着古城废圃，寻找气味苦涩的杞菊聊以度日，依然能够“扪腹而笑”。他的这种旷达乐观、潇洒自适的哲学思想在《宝绘堂记》中有了全新的表达：“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最终升华为《前赤壁赋》中的：“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此后，无论生活怎样狼狈不堪，苏轼都能安之若素、处之泰然。寓居僧舍、布衣疏食、随僧一餐的黄州，衣食渐窘、尊俎萧然、多病鲜欢的惠州，生活日窘、尽卖酒器、以供衣食的儋州，他总是满心欢喜，满目青翠：“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从39岁到41岁，年富力强、豪气干云，苏轼在密州的时候，生活和事业蒸蒸日上、未来可期，当此炙手可热、一言九鼎位置，不少人自我膨胀、自我迷失，他却能我自岿然、低调内敛，从善如流、廉洁自律，始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对物质和欲望保持了充分的清醒、警惕和拒止，清欢自洽、行藏自由，为后世垒筑起一块思想高地。人生缘何快乐多，爱上苏轼笑呵呵。对苏轼的敬仰，对密州的向往，那是由衷的。密州苏轼，真个是万古超然！

方永江

2022-12-15
王安石没有救助过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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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群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四十九《读诗谳》：“……余顷年尝见章丞相《论事表》云；‘轼十九擢进士第，二十三应直言极谏科，擢为第一，仁宗皇帝得轼，以为一代之宝，今反置在囹圄，臣恐后世以谓陛下听谀言，而恶讦直也。’旧传元丰间，朝廷以群言论公，独神庙惜其才，不忍杀。大丞相王文公曰：‘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当时谳议，以公一言而决。呜呼！谁谓两公乃有是言哉、盖义理人心所同，初岂有异？特论事有不合焉。”（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卷七第2014页）上文中的丞相是章惇，章惇发声救苏轼，有《论事表》为证。当时谳议，指苏轼“乌台诗案”的最后定案，因王安石说了“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这话而‘一言而决’，但后面又说：“呜呼！谁谓两公有是言哉，盖义理人心所同，初岂有异？特论事有不合焉”，意思是谁说章惇和王安石这两人出言救助苏轼的呢，大概是因为人心相同，况且只是苏轼和王安石对新法的看法不合，这是“旧传”，是传闻之言，可信度未必高，此事在周紫芝之前或之后，都找不到同类的记载。（内山精也《东坡乌台诗案考》《传媒与真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06页）朱刚先生在他的著作中说：倘若真的将苏轼处死，这笔账一定会算到王安石的头上去，王安礼无论如何要及时表明态度，屡次为苏轼求情，有的史料记载，王安石本人也曾反对“诗案”，虽然关于此事的证据不足，但王安礼的态度大抵也可以代表他的哥哥。（《苏轼十讲·第三讲》上海三联书店，第106页），这段话站得住脚吗？他又在该书的第六讲“苏王关系”中说：“‘乌台诗案’的一个文本《诗谳》（《丛收集成》本）其末尾记载王安石可能为苏轼说过话：‘旧传元丰间朝廷以群言论公（苏轼），独神庙惜其才，不忍，大丞相王文公曰：‘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当时谳议以公一言而决。’这个旧传是否可靠，现在难以考见。”（第226页）这还是叫人难以信服。许多写王安石的著作都说在苏轼命悬一线时，王安石虽已罢相在金陵，听说苏轼性命危险，上书神宗皇帝，说“岂有圣世杀才士者乎？”而使得神宗皇帝不杀苏轼。《宋史·王安石传》和《宋史·苏轼传》对王安石救助苏轼皆无一字提及，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梁启超的《王安石传》，柯昌颐的《王安石评传》，研究王安石的专家邓广铭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康震的《王安石》，李一冰先生的遗著《苏东坡新传》等都没有提及王安石救苏轼一事。莫砺锋在《漫话苏轼》中也有这一说，但他没有举出证据。倒是与“乌台诗案”也许有关，王安石有一首《杨刘》诗，可以看出王安石对苏轼身陷“乌台诗案”的态度，这首诗是这样的：人各有是非，犯时为患害，唯诗以谲谏，言者得无悔。厉王昔监谤，变雅今尚载，末世忌讳繁，此理宁复在。南山咏种豆，议法过四罪。玄都观桃花，母子受颠沛，疑似已如此，况欲谆谆诲，事变固不同，杨刘可为戒。“杨刘”，杨指杨恽，他是司马迁的外孙，汉宣帝时，任左曹，因告发霍氏谋反，任中郎将，封平通候。后与太仆戴长乐失和，被告发他有不当言行，被免为庶人。在与友人孙会宗的信中表示不满，被认为大逆不道而腰斩。刘，指刘禹锡。唐贞元二十一年，刘禹锡参加了王叔文政治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朗州司马，到了元和十年（815）回到长安。刘禹锡写了《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借人们在长安玄都观中看花，讽刺了当时的朝廷新贵，他和柳宗元等又再度被贬。王安石这首诗实际上是暗说苏轼用诗歌来谤讪朝政，攻击新法，是同杨恽和刘禹锡一样的不识时务，得罪权贵，身陷牢狱，完全是咎由自取。你苏轼写诗来评论时政，只能“谲谏”，即委婉地规劝，而你却公开激烈地攻击新法，酿成大祸的原因就是你犯时，这是你致命的大忌。你苏轼须以杨恽，刘禹锡二人为戒。“乌台诗案”震动天下，退居在江陵的王安石不可能不知道，时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原因是反对派人士郑侠上“流民图”，控诉王安石变法引发天灾人祸，使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这引起神宗皇帝的恐慌和反对派的攻击，王安石被迫解职，心有不甘，恨极了反对新法之人。苏轼用诗歌激烈反对新法，王安石早就痛恨苏轼，曾对神宗皇帝说出对苏轼要“譬如调恶马，须减芻秣，加箠朴，使其服贴乃可用”的狠话。（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篇纪事本末》卷六十二）王安石还指使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劾苏轼丁忧归蜀时卖私盐等事，来构陷苏轼。（《宋史》卷二百九十五）古往今来，在中国高层的政治生态中，只要一有派系存在，或政见不合，或对权力构成威胁，政治上的倾轧是免不了的，历来党争都是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王安石性情狠逼，是个出名的“拗相公”，他会救助自己的政敌苏轼吗？王安石这首诗完全用教训的口气，在敲打苏轼，警告苏轼。“诗可以怨”是孔子肯定的，是儒家诗学观念。表达政见是一个人基本的权利。像刘禹锡这样用诗歌表达政见的诗人不可胜数，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受了惩罚，甚至丢了性命，那是统治者的狭隘和暴虐造成的。北宋开国皇帝不是立下“不杀言者”和“言者无罪”的规矩吗，言者委婉进谏，这当然最好，但语言切直，也未尝不可，只要你是真诚的，出于公心。嘉祐六年（1061）苏轼、苏辙等参加了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苏辙对语最切直，几位考官要黜免他，但仁宗皇帝不许，说：“以直言召入，而以直弃之，天下谓我何？”庆历七年（1047）王安石在《猎较诗并序》中，不也以诗刺仁宗较猎吗？（《临川先生文集》卷三十八）嘉祐四年（1059）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不也对几位皇帝均有指责吗？苏轼用诗讽刺新法，诗语再怎么“不逊”，毕竟是在为朝廷谋策，就算是尖刻酸冷的讥讽，也是出于对赵家皇朝的一腔热情，动机是没有丝毫恶意的，如果过激而有失偏颇，那也应该求同存异。王安石的亲弟弟王安国也激烈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后王安国因与郑侠的“流民图”事件有关连，被追毁生前所有文字，遣归田里。在整个过程中，王安石没有为亲弟弟说过一句求情的话。有人用这件事来证明王安石不营救亲弟弟，而为苏轼求情，显示了王安石的胸怀，我说这是王安石的法家的冷酷，自己的亲弟弟不救，他会救一个恨之入骨的苏轼吗？元丰七年（1084）苏轼特地绕道到江宁会见王安石，时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已是心灰意冷。此时的苏轼和王安石已没有政治上的对立了。从二人会面过程中，苏轼没有对王安石出言相救表示感谢，倒还是对王安石有所讥讽的，如果王安石真的救过苏轼，苏轼按常理应该表示感谢，至少要委婉地表示一下吧，可我看不出苏轼有这一点意思。有人说苏王二人“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虽然他们不是亲兄弟，但是现在总能算是知己了吧。”（康震《王安石》中华书局，第259页）说苏王不计前嫌，这还可以，但说他俩是知己，怕是未必。什么是知己，志同道合才能算知己吧，“道不同不相与谋”，这是含糊不得的。王安石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此言只是对苏轼才华的钦佩，仍只是以“才士”的眼光看待苏轼的。王安石也十分清楚，苏轼在治国理念和变法策略，是决不会与他达成共识的。君子和而不同，苏轼的胸襟和气度够大的了，他可以不计王安石当政时对他的恶毒攻击和无情打击，但苏轼在原则上也是个是非分明之人，他从始至终决不同意王安石的变法，苏轼是个重感情，讲感恩的人，在他身陷“乌台诗案”时，章惇曾出言相救。苏轼在贬到黄州后，写信给章惇表示感谢：“一旦有患难，无复相哀者，子厚平居遗我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救恤之，真与世俗异。”（《与章子厚参政书》）元丰七年（1084）神宗皇帝不顾蔡确，王珪等一些大臣的阻挠，用“皇帝手札”的特别手段，迁苏轼量移汝州，告词中有“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语，使苏轼低佪雒诵，非常感激。后来苏轼得知“人才实难，不忍终弃”之语，出自给事中王震（子发）的手笔，王震是苏轼好友王巩的六侄。元祐初，苏轼为翰林学士，与王震做了翰林院的同僚，次韵赠诗，有“清篇带月来霜夜，妙语先春以病颜”，即指此告词，喻为黑漆寒霜之夜里的明月，使枯槁的病人脸上顿时透露出了生气，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北归过赣州，重遇画家宋子房（汉杰），想起四十年前，自己任凤翔签判时，其父宋选为凤翔太守，对苏轼非常照顾，苏轼始终感念于心：“话及畴昔，良复慨然，三十余年矣，台隔晨耳，而前人凋丧略尽，仆亦仅能生还，人世一大梦，俯仰百变，无足怪者……”（《与宋汉杰书》）苏轼对照顾和帮助过自己的人，是终生感念于心的，如果他在“乌台诗案”中得过王安石的一言救助，他一定会铭记于心，没齿不忘的，但在苏轼的文集和其它资料中，我们没有发现王安石曾救助过苏轼的根据，也没有见过苏轼感谢王安石救助之语，所以说王安石曾出言救助过苏轼，是不确的，至少说缺少证据。我的看法是否有点武断，就教于大方之家。

陈志群

2022-01-12
苏东坡三次张望西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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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永超因“乌台诗案”，苏东坡被贬谪黄州；因黄石是黄州近邻，苏东坡得以三次张望西塞山，写下的诗歌，丰富了黄石文化的内涵，留下了千古不灭的美好回声。苏东坡第一次张望黄石西塞山，也有对话，对话的内容无关西塞山，有关亲情、人生。“乌台诗案”后，苏东坡弟弟苏辙也连累遭贬到江西筠州，担任酒监。公元1080年5月，苏辙赴任前，他奉嫂命，到黄州看望兄长。五月榴花照眼红。苏辙从河南商丘启程，渡淮河，进扬州，出九江，过西塞，恰遇风雨大作，长江白浪滚滚。人不留客天留客，冥冥中注定苏辙要在黄石逗留，注定一段文坛佳话以黄石为载体千古流传。苏辙来了。他的扁舟拐进磁湖镇旁的湖江接口，摇进磁湖，系泊船石（后称“苏公石”）。苏东坡在黄州闻讯，悲喜交加，追怀陈州之别，几已半年，兄弟俩又将在黄州重见，一切恍恍惚惚，如在梦中，作诗代简，倩人往迎：“惊尘急雪满貂裘，泪洒东风别宛邱。不向邯郸道中见，却来云梦泽南游。睽离动作三年计，牵挽当为十日留。早晚青山映黄发，相看万事一时休。”读罢此诗，苏辙见兄长的心情越发迫切，赶紧作答诗，并在小序中说：“舟至磁湖，以风浪留二日不得进。子瞻以诗见寄，作诗答之。”诗曰：惭愧江淮东北风，扁舟千里得相从。黄州不到六十里，白浪俄生百万重。自笑一生浑类此，可怜万事不由侬。深夜魂梦先飞去，风雨对床闻晓钟。苏辙生发的是一番被命运捉弄的感慨，对哥哥的思念之情、担忧之义跃然纸上。两天后，风浪过去了。苏东坡抵挡不住亲情的诱惑，欣喜万丈，走出黄州，急急赶路，即于5月27日黎明，坐船到离黄州20里地的巴河口迎接他们。坐在船上，细细欣赏晨光熹微中的江水，浩淼的水面上笼罩着蒙蒙烟雾，显出一片宁静，小舟轻盈前进，犹如划破千顷碧绿色的玻璃。置身在这样自由美好的天地里，禁不住想起去年在御史台狱囚房里的生活，“去年御史府，举动触四壁。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他就在这井底，颤颤惊惊地过了一百多天——“余生复何幸，乐事有今日”。他可以和家人团聚了，可以享受久违的亲情。亲情真好。亲情是一剂良药，填补那失落的心，然后重整旗鼓，这是一种勇气；亲情是一阵轻风，吹去那杂乱的思绪，然后平和释然，这是一种境界。在这样的氛围中，苏东坡想到弟弟《舟至磁湖》中的诗句，“好语似珠”，不难体会出一股暖暖的新意，与这种暖意相表里，是苏辙这首诗所表现出的血浓于水的挂念。他也想起了巴河下游的那座“山形依旧枕寒流”的西塞山，那个周瑜操练水军的散花洲，那个西塞山边钓台上蹲坐着一杆鱼钩、一顶草帽的烟波钓徒。他系好船缆，拾级而上，站一处高地，朝下游方向，打着凉棚凝望：江水茫茫，两地相隔，他在巴河这头，西塞山在下游江南那头……苏东坡第二次张望西塞山，大概是公元1082年。这年他的处境比刚来那会儿好多了。吃住基本解决，州官徐君猷仰慕苏东坡人才，不但时常接济，而且对他的行动多是睁只眼闭只眼。相对自由，让他打开了一扇窗户，朋友向他走来，山川河流向他走来。苏东坡是个喜欢结交朋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他的存在就是为朋友而存在的，没有朋友他会憋死。家居大冶虾子地的名贤程师德，就是苏东坡好朋友。《大冶县志》（同治版）载：“苏轼尝与之游，多轼墨迹”。这年正月，苏东坡从长江过黄石港沿磁湖，乘船前往程师德家叙旧。扁舟顺流而下，苏东坡站在木船上，他的心思不在长江两岸的景色，而在黄州赤壁。他在心灵深处吐纳赤壁之下长江波涛的节奏、与之相关联的三国故事、旷达之心所关注的历史、人生。艄公不忍心惊扰苏东坡，木船行到了黄石港，就吱呀一声闪入磁湖。苏东坡突然“依哦”一声，他知道他又错过与西塞山面对面对话的机会。他赶紧回望：西塞山依旧、散花洲依旧……依旧用其张力，震撼人心，点化民族的精灵；依旧用其脆亮的鸣响，充填天下文人雅士疏朗的胸襟。苏东坡此次大冶之行，再次与西塞山擦肩而过，没有留下诗句。令人欣慰的是，他路过桃花嘴（今大冶市罗桥街办桃花嘴村柯渡湾），喝过桃花茶，留下了《问大冶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周诗记苦荼，茗饮出近世。初缘厌粱肉，假此雪昏滞。嗟我五亩园，桑麦苦蒙翳。不令寸地闲，更乞茶子蓺。饥寒未知免，已作太饱计。庶将通有无，农末不相戾。春来冻地裂，紫笋森已锐。牛羊烦诃叱，筐筥未敢睨。江南老道人，齿发日夜逝。他年雪堂品，空记桃花裔。更令人欣慰的是，这年7月，他的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横空出世。中国文化史拥有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华夏文学又一座高峰由此奠基。苏东坡第三次与西塞山相见，大概在公元1084年。这年，刀下留人的宋神宗进一步醒了，终于明白苏东坡是一个千古难得的人才，不用实在可惜。于是他亲自书写手诏，对苏东坡的官职、品级不动，还是团练副使，还在本州安置，还是不许签书公事，但是地方挪了，挪到京城开封附近的汝州。小小的变动，意味着“乌台诗案”破天荒地以喜剧收场，意味着苏东坡仕途中亮起了曙色。同年4月，苏东坡带着夫人孩子，从黄州出发，一路向汝州开拔。首站是江西的筠州，他要看望苏辙。与弟弟黄州一别，也有4年多未谋面。他们兄弟情深，至死不渝，宋史说：“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又有人评价：“从来兄弟埙篪之乐，未有过于二苏者”。二苏的感情基于血缘又超越血缘，他们是相濡以沫的手足，更是心心相印的知音。一想到苏辙，苏东坡的情更切。他远行的木船即将解缆，送行的人还不停地握住他手细细叮咛。他们的声音像青铜一样，在黄州码头上空飘荡回响……由黄州到筠州，长江是必经之路，西塞山也是必经之路；从黄州到西塞山，就60里长的水路，但这里汇聚的力度和美色，长久地不会让人厌倦。苏东坡一身长袍，高高地站在船头。暖意的江风，舞动着他长长的飘衣带，绚丽的太阳，抚摸他的脸颊和全身，他整个人都沐浴在光色流荡之中。黄州时期的苏东坡，经历了牢狱之灾，又经过不断的自我反省，使他对政治、人生都有了重新的认识，对待现实便以一种闲适旷达的心情处之，形成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生活的打击从未使他真正绝望，他有深重的苦难感，又有轻松的超脱感。他终究是个儒生，他的内心始终是矛盾的，仕与隐，进与退，儒与道，快乐与痛苦永远并存。当代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在其著作《美的历程》中说：“苏轼一生并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更深刻沉重。”梦的虚幻感与乐观进取的精神，旷达超脱的情怀交织在一起，使苏东坡既轻松释然，又悲沉肃穆。苏东坡这种形象好极了，像玉一样光洁温润，但不刺眼；像茶一样香满人间，却不炫耀；像轻风一样为人送爽，却不声张。只等西塞山、散花洲张开双臂迎接他。当西塞山和散花洲夹道欢迎苏东坡的时候，他的木船并没有靠岸，而是在两者之间的江面上，回旋了一圈又一圈，打量了一回又一回。他在寻找他的先辈韦应物、刘禹锡、皮日休们吟唱的西塞山、散花洲，更在寻找这里沉淀的太多太多的历史。这是一种感召。不高的西塞山、不宽的散花洲，以它厚实的人文底蕴铸成民族心底一种彩色梦幻、一种永久的向往。这是一种仪式。儒、佛、道的理义已被提纯，剩下的是洁净和高超。只要是知道它的人，都会虔诚而来，接受熏陶。苏东坡来了。是否登临西塞山、是否流连散花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将它们摄入自己的视野，而且在他的精神疆域里，有了它们的切实存在。果真，对话西塞山的千古精灵苏东坡，以《浣溪沙·西塞山前白鹭飞》完成了他的心路旅程：西塞山边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鳜鱼肥。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同一个渔父，从张志和词的世外桃源中走出来，走进苏词景境中，已换了一副面目，换了一种心境。这首“隐括词”的上片，摹写黄石西塞山、散花洲一带的山——水——洲的画卷，静中有动，动中有静。青山、绿水、绿洲与白鹭、鳜鱼、白帆，构成一种素雅恬淡的田园生活图，色泽鲜明但又显得柔和，气氛宁静但又充满活力，反映了他高远、冲澹、悠然脱俗的意趣。下片表露心迹，他效法张志和，追求“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的超然自由的隐士生活。“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勾画出了一个典型的渔翁形象。“斜风细雨不须归”，描绘着“一蓑烟雨任平生”乐而忘归的田园生活情调，烘托了他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胸襟：这不是说走就走的旅行，而是彻底地走心的回归……不管怎么说，长江经过西塞山、散花洲，流入的是大海。西塞山、散花洲离入海口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走过之后，就会离终极目标更近。苏东坡从西塞山、散花洲继续出发，自然离他心目中的大海也近了。苏东坡不仅是中国文化的高峰，而且还是大海。号子声声，白帆点点，来去的都是满载。西塞山脚下、散花洲旁的江流，也随之走得更加忙碌、欢快。苏东坡就在前头……

吕永超

2023-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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