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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名人笔下的白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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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picResCount=0;□刘永加近日，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UCN）发布了一个令人痛心的消息，全球濒危物种红色目录更新报告，宣布白鲟灭绝，长江鲟野外灭绝。然而，在古代名人的笔下却留下了不少鲟鱼的踪影。鲟鱼最早叫鲔长江白鲟，又名象鼻鱼、琴鱼、朝剑鱼，在古代又被称为鲔。春秋时期，《诗经·周颂》有诗：“猗与漆沮，潜有多鱼。有鳣有鲔，鲦鲿鰋鲤。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就是说鳣鱼和鲔鱼，鲦鲿和鰋鲤，都是用来祭祀先祖，求得福祉的。而“鲔”，正是白鲟。在《礼记》中也有：“天子始乘舟，荐鲔于寝庙……鱼品多矣，荐必以鲔，为其特大者，谓之王鲔以此”的记载，王鲔就是一种特别大的白鲟，是特供品，献祭给祖先和鬼神，以保佑来年的风调雨顺。可见最早的时候，鲟鱼多是用来祭祀，足见其珍贵性。对于鲔鱼，三国吴陆机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解释道：“鲔鱼，色青黑，头小而尖，似铁兜鍪，口在颔下，其甲可以磨姜，大者不过七八尺。大者为王鲔，小者为叔鲔。”鲟鱼在古代还被称为鱏鱼，东汉著名经学家马融不仅博览典雅，精核数术，还性好音律，鼓琴吹笛，曾写下了《长笛赋》，其中就写到过鲟鱼：“鱏鱼喁於水裔，仰驷马而舞玄鹤。”在《淮南子》中有：“瓠巴鼓琴，鱏鱼出听。”后来《淮南子》另外版本将“鱏鱼”写作“淫鱼”，汉代高诱为其注释：“淫鱼长头身相半，长丈余，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颌下，似鬲狱鱼，而身无鱼鳞，出江中。”在《后汉书·马援传》中注鱏鱼口在颔下合﹐故《论衡》作鱏鱼。晋代文学家左思的《蜀都赋》也写到过：“吹洞箫，发櫂讴，感鱏鱼，动阳侯。”西晋刘逵注解说：“鱏鱼，出江中，头与身正半，口在腹下。”清李元《蠕范·物名》也写了：“曰秦皇鱼，长五六尺，腹胃有胡鹿刀塑之狀，出东海，与鱏鱼同名异种。”这些名人笔下的鱏鱼就是鲟鱼。白鲟主要分布于我国长江自宜宾至长江口的干支流中，钱塘江和黄河下游也有发现，春季溯江产卵。白鲟的长相很独特，它的身体呈梭形，前部稍平扁，中段粗壮，后部略侧扁。头极长，头长超过体长的一半，其上布有梅花状的陷器。吻的头部腹面，能自由伸缩。古书上有“鲔口在颌下，长鼻软骨者也”的记载，概括了将白鲟的生态特征。白鲟上下颌有尖细的小齿；吻须一对，短小，位于腹面。眼小，有细小须一对，位于吻的腹面。口裂大，弧形，具伸缩性，位于头部腹面。头、体背部和尾鳍呈青灰色，腹部白色。苏轼陆游看到过鲟鱼鲟鱼种类很多，除了长江里的白鲟、中华鲟，还有匙吻鲟，其吻长剑状，前端狭而平扁，基部肥厚。分布于长江干流，黄海、东海沿岸亦有发现，古时更能达到汾渭盆地。俗话说：“千斤腊子，万斤象。”千斤腊子指的是中华鲟，万斤象指的是白鲟。白鲟最大个体可达到7米，体重908公斤，被列入“世界十种最大的淡水鱼”。到了宋代，鲟鱼更是频频进入文人的视野，大诗人苏轼有《渼陂鱼（陂在鄠县）》一诗，写道：“霜筠细破为双掩，中有长鱼如卧剑。紫荇穿腮气惨凄，红鳞照坐光磨闪。携来虽远鬣尚动，烹不待熟指先染。坐客相看为解颜，香粳饱送如填堑。早岁尝为荆渚客，黄鱼屡食沙头店。滨江易采不复珍，盈尺辄弃无乃僭。”其中有“长鱼如卧剑”，写的就是白鲟，因为白鲟的吻就犹如长剑一般。而后面所写的黄鱼，则是指长江的中华鲟。“早岁尚为荆诸客，黄鱼屡食沙头店。”苏轼在嘉佑四年(1059)冬，同父苏询、弟苏辙自眉州顺三峡出川，取道荆沙、襄阳而赴汴梁，在荆沙逗留时，正是中华鲟溯江而上，到金沙江一带产卵的时期，苏轼在荆沙多次吃到了这种鱼，即是硕大无比十分珍贵的中华鲟。而南宋大诗人陆游，于乾道五年（1170）被朝廷任命为夔州（今重庆奉节）通判，他顺长江而下入川任职时，曾写了著名长篇日记《入蜀记》，其中他明确记载了自己两次看到长江里的鲟鱼。陆游在九华山附近的海根港（今安徽贵池县江段名），见到“巨鱼十数，色苍白，大如黄犊，出没水中，每出，水辄激起，沸白成浪，真壮观也。”根据陆游的记载来看，这应该是中华鲟，因为中华鲟最大体长可达七八米多，青黄色，腹白色，的确像陆游所看到的“黄犊”。中华鲟这是近代的一种学名，在古代不叫中华鲟，而且它的地方俗名颇多，如黄鱼、大腊子、玉版鱼、含光鱼等。晋代郭璞曾为《尔雅》作注：“鳣，大鱼，似鱏而短鼻，口在额下，体有邪行甲，无鳞，肉黄，大者长二三丈。今江东呼为黄鱼。”陆游还记载：离开鄂州后，“过谢家矶、金鸡洑……洑中有聚落，如小县。出鲟鱼，居民率以卖鮓为业。”这次，陆游专门记载看到的是鲟鱼，说明鲟鱼游到了水面。陆游两次看到鲟鱼，可见在宋代时长江中华鲟已经很常见了。据陆矶《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记载，这种鲟鱼，身形似龙，大者千余斤，肉可蒸为肉羹，又可为鮓，鱼子可以为酱。所以，陆游看到当地人们以捕捉鲟鱼，制作鱼子酱为业。古代鲟鱼是美味并具有药效白鲟与中华鲟一样，个体大，肉味鲜腴，且富含脂肪和高蛋白。正是由于其营养丰富，所以历来被人们视为食用珍品，江苏、上海一带把鲥、枪（白鲟）、鮠和甲（中华鲟）列为淡水四大名鱼。此外白鲟与中华鲟的药用价值也很高。明医学家李时珍对鲟鱼有专门的记载，有《本草纲目·鳞四·鲟鱼》专条，其中写道：“其状如鳣而背上无甲。其色青碧，腹下色白。其鼻长与身等，口在颌下，食而不饮。颊下有青斑纹，如梅花状，尾歧如丙。肉色纯白。食之补虚益气，令人肥健。”清代的诗人王士祯曾顺江而下，游历三峡，看到当地有捕卖鲟鱼的习俗，他在《西陵竹枝词》其中一首写道：“金钗系接髻丫枋，叉系年年聚此乡。江上夕阳归去晚，白苹花老卖鲟鳇。”“枋”是捕鱼的木栅器具，中华鲟每秋末冬初上溯西陵峡，到重庆以上江段和金沙江下游产卵，而后又顺江而下，白苹花开的季节正是捕卖鲟鱼的大好时机。清代作家罗宏备《峡中竹枝词》也写到此事，“九月鲟鳇上峡游，千钱一夜买矶收。家家解食生鱼子，一丈身长五尺头。”，可见在古代，捕卖食用鲟鱼，并制作鱼子酱是寻常的事，也说明那时鲟鱼是很常见的，易于捕捉到的。古代白鲟的形象也常出现在汉画像石及绘画上，在成都博物馆藏汉画像石上刻画了一条白鲟，形态逼真，特别是尖尖的、长长的鼻子。这证明在汉代，当地老百姓已对这种长鼻怪鱼非常熟悉了。而出土于距今3000多年的金沙遗址，也有两件刻画着鱼纹的金带，长长的吻部，前端往上翘，是夸张化的白鲟形象。明代画家郑重，是今安徽歙县人，长期居住在南京，他有幅名画叫《搜山图》，其中就生动地画出了白鲟的形象，因为他是长江沿岸的人，常能见到江中的白鲟，所以能生动画出白鲟像。现存的白鲟第一张照片是清同治十年（1871）外国人约翰·汤姆逊游览长江时拍摄的。1994年3月，我国曾发行过长江白鲟纪念邮票，一套四张，最大一张的票面是50分，这说明在28年前，白鲟在我国还是常见的。白鲟最后一次露面2003年1月24日，人们最后一次见到白鲟是在四川宜宾。这尾白鲟是在长江涪溪口一个乱石头积水处，被渔民刘龙华误捕。游到渔网中的白鲟受了惊吓，四处乱撞。当时宜宾市水产渔政局工作人员听闻后立刻赶到现场，看到三米多长的白鲟宛如一头牛，被套在渔船旁边，头部有一道二十公分长的伤口，尾鳍部分有擦伤。他们立即向长江水产研究所报告，协助从武汉而来的专家开展救助工作，在进行一系列的医疗救治后，第四天白鲟已恢复精神，专家们亲手将它放回长江。为了科研需要，他们在这头白鲟的鱼鳍上安装了声纳跟踪器，开始不断有信号传来，再后来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从1983年开始，我国已经禁止商业捕捞，同时为了解决中华鲟无法繁殖的问题，葛洲坝集团所属的中华鲟研究所当年起实施人工繁殖放流。1989年，长江白鲟、中华鲟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002年，长江下游地区开始试行为期3个月的春季禁渔期。2021年1月1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正式进入十年禁渔期。同年，《长江保护法》《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管理规定》等法律规定相继出台。我国禁渔政策自实施后就有成效，2021年11月第五届中国现代渔业暨渔业科技博览会“长江生态保护与渔业发展论坛”发布的相关初步监测结果表明，长江常见鱼类资源有恢复的趋势，长江生态环境尚存的小型受威胁鱼类种群有恢复的迹象。抚今追昔，白鲟作为长江特有物种，是距今1.5亿年前的白垩纪残存下来的极少数远古鱼类之一，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它的灭绝的确令人非常遗憾！这也启示人们必须花更大力气保护好长江的野生鱼类，否则的话，今后我们只能到古代名人的文字绘画中去寻觅鲟鱼的踪影了。

刘永加

2022-08-03
方言是值得重视和保护的地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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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笔者的朋友圈被一条关于眉山方言的内容刷屏。原来，今年7月，眉山被确定为中国语言文化资源库（国家库）建设工程首批建设地区后，通过征集志愿者的方式采集眉山方言。目前，眉山地方方言采集工作已正式完成。“吃义饭”“刹皮儿孩”……这些地道的眉山方言、俚语，引起大家共鸣。同时，也提醒我们方言不仅是一种交流语言，还承载着地方文化，值得重视和保护。方言不仅是一种语言，还是一种文化载体。比如一些地方曲艺，如川剧、花鼓戏、相声等，往往是依托于方言演唱表达，方能展现其特色与魅力，这是方言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正如专家所说，眉山作为三苏故里，历史地位非常重要，且眉山话属于西南官话，是岷江小片比较有代表性的方言。可见，眉山方言正是眉山地理文化、三苏文化的一个“文化密码”。丰富多彩的眉山方言反映了眉山的文化和历史，是本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包含着我们祖辈对物质、文化和精神的追求，让我们获得滋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方言是地方文化的脐带，能勾起人们的乡愁和乡情。城镇化加速推进，社会流动日益频繁，家乡方言如同故乡的山山水水，成为我们内心深处不可或缺的文化慰藉，成为人与人之间不可或缺的情感纽带。笔者了解到，此次方言采集采取了多种方式记录下眉山方言，同时也帮助人们对眉山的历史进程、经济发展等方面有了更全面的了解。这些所采录的数据将以数字化方式存入国家和省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永久保存，这是对方言的一种保护。而在我们生活中，可以抓住语言作为生活方式的真谛，从文明使用眉山话开始，保护眉山方言。当我们不使用方言中的不文明词汇、短语和句子，在使用方言中体现教养和礼仪，定能唤醒更多人找回曾经的生活感受，关注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2018-09-02
苏炳添是苏轼后代登上微博热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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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亚洲“短跑一哥”苏炳添是苏轼后代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记者发现，主持该微博话题的是一名粉丝上千万、名为“北岛”的加V博主，其认证为知名情感博主，IP属地为河北。8月9日18时35分该博主发布消息称，“苏炳添是苏轼后代，原来优秀也是一脉相承的，苏轼是大文学家，苏炳添是运动健将，苏家的基因真的很牛。”记者注意到，该博主同时发布的配图显示，“苏炳添是苏轼后代”这一消息疑来自其网络查询。随后，记者尝试联系该博主，希望求证其具体的消息来源，但截至发稿尚未获得其回复。8月10日，记者联系上苏炳添老家中山市古镇古一村村委会，一工作人员称村上不清楚，并未考究。当地苏氏祖祠理事会会长则告诉记者，根据族谱记载，苏炳添确系苏东坡29代孙。对此，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刘清泉表示，“苏炳添是苏轼后代”说法从现有史料证据上来说，尚待考证。在他看来，许多族谱即便是祖传，但因年代跨度久远、记录中断等原因，也未必全部可信。据澎湃新闻

2022-08-11
开启新时代眉山旅游发展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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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现场。本报讯（记者蒋萍文/图）为贯彻落实全省旅游工作会议和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回顾2017年市旅游业发展情况，安排部署2018年旅游发展工作，1月29日下午，全市旅游工作会在市会议中心召开。会上，市旅游局局长黄劲松围绕“眉山旅游怎么样”、“眉山旅游怎么看”、“眉山旅游怎么干”三大主题作了重要讲话。仁寿县旅游局、洪雅县旅游局做了工作交流。会议指出，2017年，在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各区县党委和政府以及市级各部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全市旅游产业发展继续保持了强劲的势头。全年接待游客4356.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56.6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6.3%、20.9%；完成旅游项目投资85.6亿元，占目标任务80亿元的107%；实现农村居民向三产经营者或从业者转变2.63万人，占目标2.6万人的101.15%。集中表现在：一是旅游产业已经成为发展新引擎。坚持以重大旅游节会为平台，锁定国内旅游优势企业，实施定向精准招商，实现协议引资450亿元。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我市荣获“四川旅游投资领先市州”十强，洪雅七里坪半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黑龙滩长岛度假中心有限公司荣获“四川旅游投资领军企业”十强。争取到国家对旅游厕所专项补助资金92万元，新建521座，改扩建356座。2017年全市完成新建改扩建旅游厕所52座。二是旅游产品有效供给有了新突破。编制了《眉山市“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启动了《眉山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和《三年行动计划》编制工作。眉山农业嘉年华创建国家4A级景区顺利通过初检，瓦屋山、老峨山等创建国家4A级景区，顺利通过省旅标评委组织的旅游景区资源和景观质量专家评审，品牌形象持续提升。洪雅县、丹棱县成功创建为省级乡村旅游强县，桂花湖成功创建为国家3A级景区，岷江农业公园乡村旅游项目成功申报省级乡村旅游提升项目。新建特色业态乡村旅游经营点15家。三是多措并举激发了旅游发展新潜能。抓整治促提升，在全省率先开展了“A级旅游景区质量提升百日整治行动”，全市17家A级景区集中100天时间，以环境卫生、市场秩序等为重点开展全面自查自纠整治行动，有力促进了景区转型升级和品质提升，整治经验得到省旅发委肯定。同时开展了“不合理低价游”专项整治、旅游市场春季整治行动、旅游市场综合治理暑期行动等旅游市场专项整治行动，扎实开展旅游安全大排查、大整治，继续保持旅游安全“零事故”，营造了良好的旅游市场环境，受到游客好评。抓会节促营销，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推进会在眉召开。在斯里兰卡、泰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举办了4场眉山文化旅游专场推介会，参与举办了首届樱花节、第九届中国泡菜节、第八届东坡文化节，组织参与第四届旅博会、春季旅游专场推介会、旅游摄影展等旅游节会活动70余个。首次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眉山旅游广告片，总频次达308次，在旅游卫视播出眉山旅游专题片2期。邀请了100名省内知名旅行商、30余家中央省市媒体、网红入眉踩线宣传，拓展了旅游市场。抓基础促发展，市游客中心、市智慧旅游应急监控平台建成投运，三苏祠、柳江古镇、七里坪等重点景区视频全面接入眉山智慧旅游应急监控管理系统，与省局智慧旅游平台实现了对接联通。举办了“旅游大讲堂”3期，市、县两级紧密配合，协同推进旅游行业人才教育培训，全年培训行业人员6500人次以上。会议强调，2018年的全市旅游产业发展，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市委建设繁荣富裕美好眉山的“135”发展战略，深入推进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实施“产业升级、融合发展、形象提升、服务优化”四大行动，着眼高端旅游发展，加快建设国际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确保实现旅游总收入390亿元，其中乡村旅游收入100亿元，完成旅游投入100亿元。第一、实施产业升级行动，增强竞争力。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聘请国内一流旅游规划团队，高标准编制《眉山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8—2030）》和《眉山市旅游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科学绘就眉山旅游国际化、高端化、差异化发展蓝图。强力推进恒大童世界、中铁生态城、瓦屋山国家森林公园综合开发、七里坪国际度假旅游综合开发、丹棱县国家乡村公园等20个省市重点旅游项目建设，确保重点项目完成投入77.5亿元以上。启动“三苏祠”国家5A级旅游景区创建，打造“三苏文化”旅游精品线路。推进瓦屋山、老峨山、岷江农业嘉年华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精心打造推出10条最美旅游线路、10条最美自驾线路、10类微度假产品、10个最美景点。第二、实施融合发展行动，催生新业态。深化文旅融合，深度挖掘三苏文化、长寿养生文化、忠孝文化、竹编文化内涵，加快构建主题公园+康养+旅游的文旅新格局。强化农旅融合，全力实施乡村旅游提升行动。大力发展高端民宿、现代观光农业示范园区、农业主题公园、休闲农业综合体等旅游业态。加快建设现代农业观光旅游“金三角”。推进工旅融合，要突出“东坡味道”，鼓励引导市内企业开发一批特色旅游商品。大力引进低空飞行、游乐设施等旅游装备制造企业，加快建设工旅融合示范园区。加强多业融合，要推进体育、教育、水务、农业、林业、交通、环保、美食、住宿+旅游等多业融合发展，打造多产业融合发展示范项目。第三、实施形象提升行动，扩大知名度。坚持以“三苏文化”“东坡味道”“乡村旅游”为重点，确立眉山旅游国际、国内形象核心和宣传口号，挖掘景区的唯一性，实施差异化发展。坚持以旅游节会活动为重点，与中央电视台、携程、四川新闻网等媒体开展全方位合作。深度参与第五届四川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中国国际旅交会、第十届中国泡菜展销会、眉山第二届樱花节等重大旅游节会等系列旅游活动。引进国际化营销策划团队，深入开展眉山旅游全球营销，策划举办“最美桌山·瓦屋山”全球营销系列活动，积极参与“东坡味道·香飘世界”系列宣传推广活动。第四、实施服务优化行动，提高美誉度。要持续推进“厕所革命”，完成新建改扩建旅游厕所40座。推进岷黑快速通道、大峨眉旅游西环线、洪雅至峨眉山旅游公路、丹蒲路改造等重点旅游交通项目建设，完善提升旅游设施。健全行业自律机制、旅游综合执法机制，开展A级旅游景区、旅行社、星级宾馆专项整治行动，依法严厉打击“不合理低价”、诱导欺骗强迫游客消费、价格欺诈等行为。开展旅游安全联合大排查、大整治，完善旅游应急、救援体系。加快智慧旅游应急管理平台与眉山城市智慧平台的对接，推广眉山智慧旅游手机APP、眉山旅游微博（微信）等线上旅游平台，鼓励旅游企业开办网上商城，实现线上线下“双向”高效便捷服务。会议由眉山市旅游局副局长毛林主持。市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分管领导、各县（区）旅游管理部门班子成员，部分重点旅游企事业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及市旅游局全体干部职工约100余人参加了会议。

2018-02-25
《木石图》是苏轼真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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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石图》谈晟广在秋拍前曾近距离观摩《木石图》11月26日晚，佳士得香港2018秋拍中，北宋文豪苏轼的《木石图》（又称《枯木怪石图》）以4.636亿港元成交，刷新中国古代书画拍卖最高历史纪录。《木石图》描绘了一株枯木和一颗形状怪异的石头旁，怪石后有几株矮竹，整幅画“若鱼龙起伏之势”。这件作品没有苏轼名款，但画后附有刘良佐、米芾等人的题跋，它是非常少见的“苏米合璧”之作。从这能看出此画的珍贵。甚至有说法认为，《木石图》是苏轼的唯一真迹。其实，在国内，还有几幅传为苏轼的作品，但历来说法不一。不管如何，那几件作品都不如《木石图》受到如此的关注，这也与《木石图》的坎坷旅程有莫大关系：整幅手卷上所见的41枚鉴藏印分别来自南宋、元、明的收藏家，唯独在清代，没有任何文献记载。直到北洋政府时期，这幅画才重新被提及。1937年，此画又流入日本，被日本著名藏家阿部房次郎所藏。时隔八十余年，这幅古画终于回归祖国。《木石图》拍出天价后，关于它的真假，也引起了巨大争议。不少专家学者从它的流传、题跋等角度，展开了论争。清华大学谈晟广博士，通过还原北宋时期的历史语境，为人们审视这幅作品提供了新的视角。早在今年8月，当《木石图》确定参加佳士得秋拍的消息传出来时，就在艺术界掀起过一股热潮。当时正在撰写《墨竹小史》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谈晟广老师，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激动。15年前，他在写关于苏轼画作的硕士论文时，苦于没有可以参照的资料，只能浅尝辄止。如今，《木石图》现身，谈晟广“不禁为之一振”。因为机缘巧合，他也得以到香港近距离观赏《木石图》原作。当“亲密”接触原作后，他对于这幅画的看法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这是到目前为止，最为接近苏轼的原作，至少目前，我们还找不到它是伪作的铁证。”谈晟广抛开围绕着这幅画的题跋以及藏印等方面的论争，直接从《木石图》这幅画本身说起。《木石图》的画面非常简单：一株枯木，屹立于形状怪异的石头旁，怪石后伸出星点矮竹。这是非常典型的“枯木墨竹”题材。根据文献记载，苏轼常以类似题材入画，他对这一题材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苏轼喜爱墨竹是受同时代的艺术大家文同（1018-1079）的影响。人们熟知的成语“胸有成竹”，就是源自苏轼对文同画竹的评价。墨竹当兴起于唐代，“墨竹自兴起，就带有强烈的仙道观念属性，而文同和苏轼同样深受道教的濡染。”竹子在数千年前，就被看做是龙的象征。东晋时期葛洪《神仙传》和《后汉书·方术列传》都记载了这样一个“竹龙互化”的故事：东汉汝南（今属河南）人费长房跟随仙翁学道未果而被遣归，仙翁赠其一根竹杖，费长房骑着它，一会便回到了家里，他又按照仙翁的说法，将竹杖投入到葛陂（竹丛）之中，费长房回头一看，杖化成一条龙飞去。这个故事在后世的很多诗文中被化用。因为竹的特殊意义，墨竹的形成和流传，可能和道教中的祈雨仪式有关。曾有明确记载，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少府监冯绍正开始画龙求雨。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季夏，京兆大旱，韩愈向竹林神求雨，作《祭曲江龙》和《祭竹林神文》二文。由于竹与龙之间的天然联系，比如竹笋被称为“龙孙”，后来渐渐在艺术作品中，以竹代龙。文同，号石室先生，石室就是仙室之意，他还与道士交游，服用丹药。文同如此虔诚，爱画竹可以理解，那么苏轼呢？谈晟广说，虽然苏轼受儒佛思想很深，但实际上，他从小便受到道教的濡染。苏轼八岁时，即以道士张易简为师，成年后，苏轼思想中一直带有浓重的道教倾向，也保持着与众多道士的往来。这幅《木石图》正是苏轼送给镇江一位冯姓道士的。同样，枯木也有非常强的仙道观念。在北宋时，“张骞乘槎（chá，枯树枝之意）过黄河源”的神话传说已经成为深入人心的典故。黄河源被认为是“天河”，枯槎便被视为龙的化身（龙角形似枯木）。北宋时，经文同之手，枯木与墨竹成为仙道思想的表现形式，苏轼将其定型。1080年，因为乌台诗案，苏轼被贬来到黄州。有一次，米芾路过黄州看望苏轼，“初见公，酒酣曰：君贴此纸壁上。观音纸也。即起作两枝竹，一枯树，一怪石，见与。”枯木、怪石以及竹子，开始成为苏轼失意之时借绘画抒发胸中块垒的常用意象。在不断的创作中，苏轼在画枯木墨竹图时，涌现出“前者未有此体也”的感受。根据同时代文人的记载，苏轼虽受文同的影响，但他的画法与文同又有区别，苏轼更喜欢以遣兴的方式来画竹，因此当时有人评论，“戏笔作枯株竹石，虽出一时取适，而绝去古今画格，自我作古”，也就是说苏轼的枯木墨竹开始自成一派。谈晟广说，“用这上面句话来形容《木石图》，非常贴切。但尚不能以此确定这就是东坡原作。只有将《木石图》放在枯木墨竹题材的传承中来观察，才能了解这幅画是东坡原作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大。”苏轼去世后不久，宋徽宗下召，苏轼“片纸只字，焚毁勿存”，“苏学”在北宋末期遭遇了巨大阻难。1127年，金军在攻破开封之后，收集了很多苏轼等人的文集、墨迹。此后，金代的北方，成为“苏学”的大兴之地，而南宋，成为程朱理学的主要阵地，后世有所谓“苏学盛于北，程学盛于南”之说。王庭筠（1151或1156-1202）是金朝极具代表性的文人，他的诗和墨竹皆学苏轼，他也被称做“金源之苏东坡”，王庭筠在艺术史上颇有盛名的《幽竹枯槎图》（现藏日本京都有邻馆），便是宋金元期间枯木墨竹题材承上启下的重要画作。金朝于1234年败亡后，蒙元时代的北方汉人基本承袭了北宋和金朝的文化和思想。在北方出生、成长的高克恭（1248-1310）和李衎（1245-1320）的艺术创作受王庭筠的影响，枯木墨竹这一谱系也得以延续。南宋灭亡后，高克恭和李衎南下为官，他们在艺术中所追求的源于王庭筠的旨趣，也伴随着他们政治影响逐渐扩大。与此同时，赵孟頫应召北上，他在京师参加北人的雅集，拓宽了视野，成为他后来艺术创作观念转变的因素之一。1300年，元代著名书法家鲜于枢在王庭筠《幽竹枯槎图》上作跋，赵孟頫也作跋一篇。受该画的启发，赵孟頫创作了《秀石疏林图》，他在自题中提出了闻名后世的“书画同源”理论。谈晟广介绍，现存可信的赵孟頫枯木竹石题材约有10件左右，无一不是以书法入画：石头用近乎草书的线条写出，古木便似笔力遒劲的篆书，竹子则像缓缓写出的隶书。枯木墨竹题材，经北宋文同、苏轼和金代王庭筠，到元代赵孟頫形成一个分水岭：在赵孟頫之前，有恣纵而无法度，纯游戏之作，如苏轼和王庭筠；在赵孟頫之后，艺术家便自觉地运用书写性线条以书入画。有了这种流传体系，再来看世面上如今传为苏轼的其他作品，就会发现《潇湘竹石图》（现藏中国美术馆，上世纪八十年代被认定为真迹，后来学界提出不同意见）的竹石，石头近乎飞白，竹子如八分写出，书写性太强；《六君子图卷》（现藏上海博物馆）中传为苏轼的《枯木丛篠》，画面虽然缺少书写性，但过于拘泥、死板，不太符合宋人文献记载的苏轼墨竹“一点成月，一抹成蛇”的曲尽妙趣；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传为苏轼的《古柏图》，徐邦达先生认为画法略为接近赵孟頫。只有《木石图》，技法性较弱，既符合苏轼所说的“前者未有此体也”，又符合宋人记载的苏轼墨竹的游戏性，且绝无赵孟頫以后墨竹的书写性。至此，谈晟广有一种畅然之感，“在整个枯木竹石题材的谱系中，《木石图》的时代坐标无疑是最早的，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这或许就是苏轼的原作呢？即便不是苏轼的原作，它能够如此契合当时的历史语境，也是非常重要的作品，值得好好研究。”姜宝君

2018-12-03
大雅堂、大雅文化内涵与黄庭坚书刻杜诗之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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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希平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稿，题为《大雅堂杜甫两川夔峡诗选》，由四川丹棱县老年诗书研究会大雅堂研究课题组的一批杜甫景仰者精心编选、细加注释而成，书稿完成付印之时，恰逢诗圣杜甫诞辰1300周年。编选者付出的艰辛的劳动和心血，可以说是以实际行动对诗圣杜甫最好的纪念，馨香一瓣，挚情悠悠，绵邈久远。此书的编撰，与四川丹棱重建大雅堂工作交相辉映，旨在弘扬杜甫诗风，传承博大精深的中国大雅文化精神内涵，同时也展现了四川丹棱人民继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建设和谐美好大雅家园的决心，令人感佩不已，心生敬意。一、大雅堂的由来与大雅文化基本内涵自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逃离动乱的长安秦陇地区入蜀，到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离开夔州（重庆奉节）出三峡赴湖湘，诗圣杜甫在四川巴蜀地区生活了9个年头，创作了近900首诗篇，占其一生所传约1400多首诗篇近三分之二。不仅数量众多，杜甫两川夔峡诗在思想内容向深度广度扩展和艺术升华，达到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高度，代表其诗歌最高成就，为后世诗坛所宝重，研究追仿者代有其人。那么，杜甫两川夔峡诗与四川丹棱大雅堂，其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不能不说到宋代著名诗人和书法家黄庭坚，正是由于其倡导和实质性的支持，才使二者产生了十分紧密的联系。北宋绍圣初（1095），一生景仰杜甫的黄庭坚贬谪到了四川。黄庭坚被后人列为江西诗派“三宗”之首，杜甫则被奉为“一祖”，入蜀后他对杜诗尤其是杜甫两川夔峡诗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体会，认为是真正的大雅之音，准备将其全部书写刻石。这一愿望得到四川丹棱名士杨素翁的热烈响应，由其募善工刻成诗碑三百方，杨素翁又出资修建堂宇加以保护，黄庭坚为之命名为“大雅堂”。在此期间，黄庭坚先后作序、文记叙其事。《刻杜子美巴蜀诗序》记载此事来历云：自予谪居黔州，欲属一奇士而有力者，尽刻杜子美东西川及夔州诗，使大雅之音久湮没而复盈三巴之耳。而目前所见，碌碌不能办事，以故未尝发于口。丹棱杨素翁拏扁舟，蹴犍为，略陵云，下郁邬，访余于戎州。闻之，欣然请攻坚石，募善工，约以丹棱之麦三食新而毕，作堂以宇之。予因名其堂曰“大雅”，而悉书遗之。此西川之盛事，亦使来世知素翁真磊落人也。其后又作《大雅堂记》，更对其良苦用心及其深远意义作了详细的说明，其文曰：丹棱杨素翁，英伟人也。其在州闾乡党有侠气，不少假借人，然以礼义不以财力称长雄也。闻余欲尽书杜子美两川夔峡诸诗，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粲然向余请从事焉；又欲作高屋广楹庇此石，因请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来四百余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随世所能，杰出时辈，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室家之好耶！余尝欲随欣然会意处，笺以数语；终以汩没世俗，初不暇给。虽然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耶！故使后生辈自求之，则得之深矣；使后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说而求之，则思过半矣。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鱼虫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素翁可并刻此于大雅堂中。后生可畏，安知无涣然冰释于斯文者乎！元符三年九月，涪翁书。说到大雅堂，一般人自然会想到“难登大雅之堂”的成语，字面意思是说难于登上大雅的厅堂，往往用来比喻文艺作品粗俗不堪，难于到达雅正之人的标准，不能通过其鉴赏法眼。同时又可引申为未见过大场面或不配参与大场面者。黄庭坚的大雅堂固然也含有此意，但又远远不止如此简单。这不单单是由于黄庭坚和杨素翁第一个将厅堂以“大雅”命名，使大雅堂由一个比喻性词语变为气势恢弘的建筑，更由于这客观具体的物质存在本身所承载着无比丰富的文化内涵，杜甫两川夔峡诗所蕴含的民族文化诗学与中国大雅文化精神，使其意义远远超出文学史范畴。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四川丹棱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丹棱大雅堂，已具有大雅文化乃至正宗中国文化标志的性质。为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大雅文化的基本内涵及其发展演变予以简单的回顾和梳理。在黄庭坚之前，大雅之堂确实是一个早已有之而又较为抽象的形容词。其来源应该有两个方面，一是大雅文化精神内涵，二是学问进展程度的比喻，所谓升堂入室。前者出自《诗经》，后者出自《论语》，皆由儒学密切相关，由此发端而逐渐演化为中国文化精神层面主流之意识。大雅之意滥觞于中华文学之源《诗经》，“雅”本为《诗经》六义之一，人们有多种解释，首先是“正”的意思，雅乐为规范的“正声”，不同于其他的地方音乐。或谓“雅”即“夏”也，指周朝直接统治的地区。此外还有音乐典雅之意。其实皆有所关联，具有正宗规范的含义。大雅还有另一层更为深刻的含义，与诗经六义中的“风”即国风紧紧相连，其意更加明白，内涵尤为丰富深刻，《诗大序》曰：“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即是说诗歌吟咏一个邦国的事，表现作者一人的内心情感，就叫做“风”；如果是说天下的事，表现的是四方风俗，就叫做“雅”。“雅”，就是正的意思，讨论的是王政之所以衰微兴盛的缘由。政事有大小之别，所以又可分有小雅和大雅。这是典型的儒家文化的宣言，风和雅一体，都缘于事，情动于中，关乎于风化。所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而雅包括的范围更广，天下王政。由于儒家文化的强调，诗歌的价值和功能也因此受到无比重视，“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也。”所谓诗言志，诗关教化，诗无邪也。同时还必须讲究艺术和方法，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仪，结合比兴手法形成典雅含蓄的风格，从而达到以诗干预时政，美刺讽喻的效果，经过屈原离骚与汉魏乐府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关注民生、心系天下的风雅精神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追求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有机统一，文质彬彬，完美结合，大雅与风骚，成为评判文学成就优劣的最高标准。大雅文化的核心是儒家的仁爱与忠义。二、历代对大雅文化的不懈追求与杜诗作为典范之传承弘扬数千年来，文人士大夫继承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为大雅文化的传承而欢欣鼓舞，为大雅精神的悖离缺失而痛苦嗟叹，梦寐思服，孜孜以求。礼赞不已，吟咏不绝。江淹《杂体诗嵇中散康言志》有“大雅明庇身。庄生悟无为。”自然也不乏附庸风雅者，如石崇就曾专门以大雅为题而作过《大雅吟》。作为中国诗坛的珠穆朗玛峰，一部唐诗的发展史可以说是追求大雅，追求至善至美的心灵史。大诗人李白有著名的《古风》59首，其第一首开宗明义地写道：“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其三十五又称“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正集中地体现了这一情绪，表达其不懈追求和志向。李白批评前代文风“陈王徒作赋，神女岂同归。好色伤大雅，多为世所讥。”（《感兴六首》其二），在《鸣皋歌，送岑征君》中则表达其“扫梁园之群英，振大雅于东洛”的期盼和自信。在整个唐诗中，以大雅为准绳的咏叹和礼赞不绝如缕。或自述其怀抱志向：“一生自组织，千首大雅言”。——孟郊《出东门》“落落出俗韵，琅琅大雅词。”——孟郊《答友人》“残篇续大雅，稚子托诸生。”——方干《过朱协律故山》或以之表达对名篇佳作的赞美欣赏：如王建《送张籍归江东》：“君诗发大雅，正气回我肠”。杜荀鹤《读友人诗》：“君诗通大雅，吟觉古风生。外却浮华景，中含教化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再如“能搜大雅句，不似小乘人。”——裴说《湖外寄处宾上人》“一室贮琴尊，诗皆大雅言。”——齐己《过陈陶处士故居》“礼乐中朝贵，文章大雅存。”——徐凝《送李补阙归朝》此外还有惭愧自谦之词：刘得仁《山中舒怀寄上丁学士》“五字投精鉴，惭非大雅词。”陆龟蒙《奉酬袭美先辈吴中苦雨一百韵》“歌谣非大雅，捃摭为小说。”可见大雅一词作为诗歌标准的性质。这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最直接传承并弘扬大雅精神者无疑是诗圣杜甫。与李白一样，诗圣屡屡呃声叹息，为大雅内涵的失落：“大雅何寥阔，斯人尚典刑。交期余潦倒，材力尔精灵。”（《秦州见敕目薛三璩授司议郎毕四曜除监察与二…凡三十韵》）；殚精竭虑，为恢复弘扬中国文化的真精神，“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其六）“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咏怀古迹五首》其五）从“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出口不凡，英气逼人的少年壮志，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的暮年悲歌，穷年忧黎民，避胡哀王孙。民胞物与，关爱天下，干预时政的精神贯穿始终，百折不挠，矢志不移。如宋人胡宗愈《成都草堂诗碑序》所评：“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在诗歌艺术方面，杜甫同样继承创新，“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新唐书本传》）如元禛所评“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文人之所独专。……苟以其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唐杜工部墓系铭》）真正具有集古今诗歌之大成的意义，谓其为古今第一诗人可也。星移斗转，岁月变迁，在对杜诗的接受过程中，后人对其精神内涵理解愈益深入，愈益敬佩和推崇。杜甫的地位亦愈见崇高，不仅被推为独一无二的诗中圣哲，有关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的研究逐步形成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杜诗学，被当代学者称其为民族的文化诗学（林继中《杜诗学——民族的文化诗学》），其意义已经远远不限于文学，也早已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体现着中国主体文化精神。历代评论者汗牛充栋，赞语不计其数，而闻一多先生一句概括性的评价似乎以最为凝练精确，影响广泛，得到普遍认可。在爱国诗人、民主斗士之外，闻先生另一个常被人忽视的身份是学者，其实这也是他十分重要的身份，他以数十年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对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整理，即使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也未曾一刻歇息，是一位涉猎领域广博、建树创获颇丰、在二十世纪影响深远的国学大师。他的学术生涯是从唐诗起步，第一篇文章便选中了杜甫，可见杜甫对他创作研究与人生的深刻影响。在这篇题为《杜甫》的传记文中，闻一多先生称杜甫是中国“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这里的庄严、瑰丽、永久其实就是善、美和真的同义语，闻一多先生是以诗意的语言赞美杜诗将人间正气、社会良知、至情至性艺术性的完美统一，诗圣杜甫作为真善美的化身，具有“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的艺术震撼力，可以担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也”的历史重任，无愧真正大雅的代表。李白、杜甫之后，人们每每叹息风雅道丧，大雅之音传人难觅，大雅文化难以为继。白居易《采石墓》：“渚苹溪草犹堪荐，大雅遗风不可闻。王建《寄李益少监兼送张实游幽州》：“大雅废已久，人伦失其常方干《寄杭州于郎中》：“大雅篇章无弟子，高门世业有公卿。”晚唐五代开始，人们提到杜甫，便将其与大雅文化紧密相连，视为大雅文化的嫡传之人。更有人通过对杜甫的怀念，表达对大雅复兴的急切期待之情。如唐人赵鸿《杜甫同谷茅茨》：t“工部栖迟后，邻家大半无。青羌迷道路，白社寄杯盂。大雅何人继，全生此地孤。孤云飞鸟什，空勒旧山隅。”晚唐裴说《经杜工部坟》说的更是态度决绝：“骚人久不出，安得国风清。拟掘孤坟破，重教大雅生。皇天高莫问，白酒恨难平。悒怏寒江上，谁人知此情。”杜甫作为大雅文化代表的地位由此可以想见。由五代到宋初，诗坛流行所谓太学体、晚唐体、西昆体，堆砌典故，追逐辞藻绮丽典雅，实则脱离现实，与真正的大雅传统渐行渐远，故杜甫也不再被主流文坛所提及，直到北宋中叶这种情况才逐渐改观。情绪延续到宋代，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中人们对杜甫精神理解的愈益深化，便有了王安石的《杜甫画像》诗中淋漓尽致的情感宣泄：“吾观少陵诗，为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寒飕飕。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死所羞。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恨不能与杜甫生于同时，这与晚唐裴说《经杜工部坟》“拟掘孤坟破，重教大雅生”的态度相近，但王安石作为宋代的政治家，却有了对杜甫人伦精神更为深刻的体悟，因而感情真挚，令人慨叹。宋代文化最杰出的代表无疑是出生于四川眉州的大文豪苏东坡，与王安石同为唐宋八大家，对杜甫同样十分尊崇，其评价对宋人有着巨大的影响。在为友人王定国诗集所做叙中，苏轼明确指出：“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王定国诗集叙》）又将杜甫作为中国诗歌最高成就的代表者，其《书吴道子画后》谓“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在《次韵张安道读杜诗》中，苏东坡系统地梳理了杜诗对大雅传统的恢复振兴，对其诗歌特色成就与丰功伟绩予以高度评价。“大雅初微缺，流风困暴豪。张为词客赋，变作楚臣骚。辗转更崩坏，纷纶阅俊髦。……谁知杜陵杰，名与谪仙高。……今谁主文字，公合把旌旄。”苏轼在此所作看似是一首唱和之作，但却是表达了由衷的见解。原作者张安道名方平，安道乃其字也。曾任参知政事，在西蜀任职时与三苏相识，苏轼对其十分尊敬，终身为师友。颇有见识，四库馆臣评其“能灼见事理，劓断明决，”其论事之文“豪爽畅达，洞如龟鉴。”张方平原作《读杜工部诗》云：“文物皇唐盛，诗家老杜豪。雅音还正始，感兴出离骚。……金晶神鼎重，玉气霁虹高。”对杜甫的评价与苏轼认识相近，故而引起共鸣，一拍即合，相得益彰。苏轼的座师欧阳修亦有《堂中画像探题得杜子美》：“风雅久寂寞，吾思见其人。杜君诗之豪，来者孰比伦。生为一身穷，死也万世珍。”均以杜诗为雅音之代表。

2016-09-27
吃货苏轼吃出来美食和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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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晔有幅联语说道“放开肚皮吃饭,立定脚跟做人”,我想这话拿来比作苏轼苏东坡倒也十分贴切。苏大文豪一生坎坷,几次遭贬,却笑看云卷云舒。他不管处于何种境界都能拿得起放得下,照吃照睡照作诗,甚至把吃都写入诗,且写得有滋有味。古人云:“食肉者鄙,未能远谋”,还有人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所以自古诗人笔下忌讳肉,怕让人说俗气。苏东坡就不听啦啦咕叫唤。宋人周紫芝《竹坡诗话》说,苏东坡最喜欢吃猪肉,他在被发配到黄州时亲自动手炖肉。据传他炖肉时先把带皮的五花猪肉切成方块,文火煮半日多,加豆腐乳和香料,吃起来肥而不腻,味道鲜美。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东坡肉”。前几年我也曾如法炮制,吃起来果然味道不错。他还作诗曰:“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食,贫者不解煮。漫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大概他这种吃法那时也被养生家非议,所以旷达的苏轼声明“穿衣戴帽,各有所好”,拜托了,您就免开尊口吧。明代王世贞的《调谑编》记有许多苏轼的轶事趣闻,其中“烧猪”条记载:“东坡喜食烧猪,佛印住金山时每烧猪以待其来。一日,为人窃食,东坡戏作小诗一首云:‘远公沽酒饮陶潜,佛印烧猪待子瞻。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吃不到肉,他只好拿佛印忽悠一番了。不过,一不小心“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竟成了后世的警句。看了上面几首诗你可能以为苏轼是个食肉迷,不厌腥荤。其实这位老兄嘴泼得很,什么都能吃,根本不忌口。同书“巧对”条中说,苏轼在黄州时,何秀才请他吃的油果(大概就是今天的油条)很酥脆,他问主人:“叫啥名?”主任回答说无名。苏轼又问:“为甚酥?”在座的客人都拍手叫好说:“就叫这个好了!”一位姓潘的长官明知苏轼不善饮酒,还常端出好酒来请他,他说:“此必错煮水也。”一天苏轼忽然想吃油果,便作诗求之:“野饮花前百事无,腰间唯系一葫芦。已倾潘子‘错注水’,更觅君家‘为甚酥’”。宋神宗元丰三年,苏轼被贬黄州做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曾写下一首《初到黄州》:“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他“平生为口忙”,即便被赶出京城做个闲差,也不忘鱼美笋香,照旧大饱口福。宋哲宗绍圣三年他在广东惠州作七绝《撷菜》,诗前小序说,他种菜不到半亩,而终年饱食。夜半酒醉撷菜煮食,“味含土膏,气饱风露,虽粱肉不及也。”从而感慨道:“人生须底物而更贪也?”诗曰:“秋来霜露满东园,芦服生儿芥有孙。我与何曾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芦服就是萝卜,芥就是芥菜。何曾,晋代大官僚,非常奢侈,更讲究吃喝,每天花费万钱用来吃喝,还说没法下筷子。诗的大意是萝卜芥菜味道也很美,我照样吃得饱饱的,与吃山珍海味没什么两样,何必非要吃鸡肉猪肉呢。有肉吃肉,没肉吃菜,反正这老兄不能亏了嘴。苏轼对于饮食往往作诗赋写,而且皆臻奇妙。他的《寒具》诗写道:“纤手搓来玉数寻,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无轻重,压扁佳人缠臂金。”什么是“寒具”?说白了就是今天的馓子。馓子可储存,寒食节禁烟火,便用馓子来代餐,所以叫寒具。当时有人忽出新意,用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俱佳。苏轼饱餐一顿后赋诗曰:“香似龙涎仍俨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将北海金齑绘,错比东坡玉糁羹。”他还在《仇池笔记》中说,江南人喜欢做“盘游饭”,把鲊、脯、鲙、炙等菜肴埋在饭中,土话就叫“掘得窖子”。有个陆道士吟一诗联:“投醪谷董羹锅内,掘窖盘游饭碗中。”说的就是此事。范成大则写得更明白:“毡芋凝酥敌少城,土薯割玉胜南京。合和二物归藜糝,新法侬家骨董羹。”看来这种食品是很受欢迎的。苏轼说:“街谈市语皆可入诗,但要人溶化耳。”苏轼爱吃,还吃出了脍炙人口的诗篇。正如他的吃一样,他的诗也有雅有俗,而且大俗大雅,非常人能所及。从他的吃和吃出的诗,反映出豁达人生态度,是一个活生生的可爱形象。难怪千百年来他是那么受到人们爱戴和尊崇。“微斯人,吾谁与归?”

朱晔

2021-07-16
只有苏轼敢在科举中杜撰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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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尧臣悄悄把苏轼叫到一边。“老弟，你策论中那个皋陶杀人的典故出自什么书？我和欧阳大人都没见过。”苏轼说：“不是典故，是我自己临时杜撰，想当然也。”梅尧臣哑然，改天和欧阳修一说，欧阳修放声大笑。敢在如此重要的考试场合忽悠全体考官，说明苏轼极度自信并且不走寻常路，这正是成为一代宗师的基本条件。苏轼科举中杜撰典故忽悠了全体考官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考试结束后，主考欧阳修和阅卷官梅尧臣等人对着一份试卷不知如何是好。试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这位考生引用了一个大家都没见过的典故。欧阳修问梅尧臣等人：“你们真的没有见过这个典故？”梅尧臣等摇头。梅尧臣字圣俞，欧阳修开玩笑说：“圣俞兄，你和皋陶同为‘尧臣’，连你也没听过这个典故，说明这位考生可能是自己杜撰。”梅尧臣说：“这可不一定。进士考试如此重要，我认为没人会拿自己的前程开玩笑，胡编乱造典故。这位考生学问渊博，雄辩滔滔，他很可能看过一些我们都没注意的古书。”欧阳修自言自语：“要是有一台过目不忘的机器，可以把所有的古书都装进去，查询典故的时候只需搜索几个关键词就能找到原始出处，那该有多好。”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在场的一位李姓考官牢牢记住这件事，回去赶紧立下遗嘱，千年之后他的子孙依靠开发中文搜索引擎一度成为中国首富。如果不考虑那个大家都没印象的典故，这篇文章肯定是所有考生作文的翘楚。欧阳修接着问：“我想把这位考生定为状元，你们什么意见？”梅圣俞说：“这个考生才气纵横，完全可以定为状元。”另一位考官不赞成，他说：“万一这个典故真是由他杜撰，我们作为考官不能分辨反而把他录为状元，只怕会成为千古笑谈。”宋朝进士考试为了防范舞弊，所有试卷在评阅前都请书吏重抄一遍，所以谁也不知道这份试卷的真正主人。欧阳修最后同意把这位考生录取为第二名。除了担心考生杜撰典故，他还怀疑这篇文章出自南丰曾巩之手。曾巩是他的门生，他必须避嫌。考试结果公布之后，大家才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来自四川眉山的苏轼。苏轼的弟弟苏辙同时考中进士。嘉祐二年进士考试的主考是欧阳修，考生除了曾巩和大苏小苏，还有苏氏兄弟的父亲苏洵。也就是说这次考试唐宋八大家有五位参与，绝对是科举史上空前绝后的盛事。三苏父子一夜成名之后，带着自己的文集分别拜访欧阳修、梅尧臣等考官。到了梅尧臣家，梅尧臣悄悄把苏轼叫到一边。“老弟，你策论中那个皋陶杀人的典故出自什么书？我和欧阳大人都没见过。”苏轼说：“不是典故，是我自己临时杜撰，想当然也。”梅尧臣哑然，改天和欧阳修一说，欧阳修放声大笑。敢在如此重要的考试场合忽悠全体考官，说明苏轼极度自信并且不走寻常路，这正是成为一代宗师的基本条件。欧阳修后来在给梅尧臣写信的时候承认，“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他还对自己的儿子欧阳棐说，你记住我的话，有苏轼在，三十年后世人就不会再提起我了。苏东坡的《饮湖上初晴后雨》让西湖定名嘉祐六年苏轼兄弟又双双通过制科考试。宋朝的进士考试比唐朝简单，但制科考试却堪称史上最严。参加制科考试的人必须由朝中大臣推荐，经过初试筛选，皇帝亲自出题并监督整个过程。南北两宋总共三百多年的历史，进士考试录取了超过四万名进士，而制科考试只进行过22次，成功通过的不过41人，是进士的千分之一。苏氏兄弟的同年进士一共有九百人，其中曾巩、曾布兄弟后来也大名鼎鼎，曾巩名列唐宋八大家，曾布官至宰相位极人臣，但是因为制科考试甄选太严录取太难，他们根本没有报名。宋朝制科取士和进士及第同样分为五等，不过制科考试的第一和第二等是虚设的荣誉等级，所以苏东坡虽然被考官定为第三等，但已经是王朝建立以来最好的成绩。此时距离北宋开国正好一百年，所以人称“百年第一”。苏辙也被考官之一的司马光定为三等，但其他考官认为他出言不逊，最后由皇帝钦定为四等。宋仁宗回到后宫对曹皇后说今天为后世子孙得到了两个可以做宰相的人才。曹皇后的祖父是宋朝开国大将曹彬。苏洵虽然没有考中进士，但欧阳修把他的《权书》《衡论》等二十二篇文章进献朝廷，士大夫争相传诵。三苏父子一夜之间天下知名。苏轼十九岁和王弗结婚，二十二岁金榜题名，二十六岁通过制科考试。正当他春风得意的时候，他的母亲程夫人、年仅二十七岁的爱妻王弗和父亲苏洵在几年之内相继病故。苏轼兄弟为了奔丧守灵，在故乡眉山和京城开封之间疲于奔命。王弗的堂妹王闰之长得和姐姐一模一样，苏轼忍不住频频张望，于是在苏氏兄弟回京之前，当年那个负责传递情书的小姑娘自己做了新娘。苏轼通过制科考试后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召试学士院，通过考试后以殿中丞直史馆，也就是以殿中丞的身份在史馆值班。久闻大名的宋英宗认为让苏轼参加考试是多此一举，考试是为了判断能否胜任，“如轼有不能邪？”后来苏东坡做中书舍人知制诰的时候，终于得到免试的待遇。宋英宗在位仅四年就去世了。宋神宗继位，后世习惯把司马光、欧阳修和苏氏兄弟划为旧党和保守派，其实当时差不多所有知名官员都是保守派。苏轼对新帝上任后的政治斗争不感兴趣，所以请求外放离京。熙宁四年（1071年），三十四岁的苏轼做了杭州通判。通判名义上可以和知州“同判”政务，实际上就是一闲职。他当时就想要疏浚西湖，可是没人把他的建议当回事。闲暇时苏轼常去西湖漫游，他那几首和西湖有关的著名诗词就写在做通判期间。“故乡无此好湖山”，他开始有了归隐江南的打算。在所有歌咏西湖的诗词中，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超越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和柳永的《望海潮》后来居上。柳永的《望海潮》曾经引发战争，苏轼的这首诗却让西湖定名定性。现在大家都以为西湖的名字和西施有关，杭州也被称为美女之城，其实春秋战国时西湖根本没有形成。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狩猎射杀一条狼后来才知道那是狼犬这年冬天苏轼带领军警出城祈雨狩猎，他亲自射杀一条老狼，当即填了一首《江城子》，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吹笛击鼓以为节。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左牵黄，右擎苍”是指牵着猎狗举着苍鹰。“孙郎”指三国东吴孙权，据《三国志·吴志》记载：“权将如吴，亲乘马射虎于凌亭。”“冯唐”是西汉大臣，主张赦免虚报军功的云中太守魏尚，汉文帝听从他的建议并派他持节云中。过了一段时间，苏轼想起自己打猎的雄姿，希望通判再次组织“军训”。通判推三阻四不肯答应。苏轼反复追问。通判只好承认上次的猎物都是当地百姓的家畜家禽，那条老狼实际是里正的狼犬。苏轼从此再也没有了打猎的雅兴。熙宁九年苏轼调任徐州刺史。中秋节这天，苏轼欢饮达旦。他和苏辙兄弟情深，如此美好的夜晚自然会填词问候。不过他主要是感慨人生，所以说“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首《水调歌头》“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继制科考试百年第一、《饮湖上初晴后雨》西湖诗词第一、《江城子》悼亡词第一之后，苏轼再次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2018-03-08
“苏轼文集”校注：苏轼研究史上的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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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说他写作《红楼梦》的辛勤过程是“十年辛苦不寻常”，今人也常用“十年磨一剑”来评说一部沉潜多年方告成书的著作，但是这两句话都不足以形容《苏轼全集校注》这部皇皇大著。2010年6月，由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三位先生主编的《苏轼全集校注》在河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此时距离该书编纂工作的启动已经二十四个春秋了。作为苏轼的热烈爱好者，笔者对这部著作企盼已久。去年打开寄书的纸箱初睹书脊上“苏轼全集校注”字样的激动心情，至今难忘。笔者虽然没有像北宋的章元弼那样在新婚之夜就急着阅读新刊的《眉山集》至于废寝，但也连忙清掉案头的其它书籍，开始阅读此书。《苏轼全集校注》的次序是诗集在前，词集次之，文集殿后。由于苏轼的诗集和词集都已有过多种全注本，而文集却是首次得到全面的校注，所以笔者以先睹为快的心情从文集开始阅读，本篇书评也仅以文集为评说对象。也许是由于卷帙浩繁的缘故，苏轼的文集从未有过完整的校注本。南宋苏文盛行，甚至出现了“苏文生，吃菜羹；苏文熟，吃羊肉”的俗谚，但并未有人对苏文进行全面的注释。郎晔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是南宋惟一的苏文注本，但此书选录苏文不足五百篇，文字时有疏漏，注释则甚为简略。到了后代，虽然苏文的刊刻络绎不绝，到了明代还出现了收罗相当完备的《苏文忠公全集》，但仍然无人为苏文作注。上世纪八十年代，孔凡礼先生广搜众本，精心校勘，完成了《苏轼文集》，堪称传世苏文最权威的全集。但是孔本虽然在校勘和辑佚方面贡献巨大，却未作注释，也未作编年，所以全集性质的苏文校注本仍付阙如。可以说，在《苏轼全集校注》的整个编纂工作中，《苏轼文集校注》的任务格外艰巨，因为它在注释方面几乎是白手起家，在编年方面也仅有部分篇目有前人论著可供参考（苏文的编年，以前只有清人王文诰的《苏诗总案》中有较多涉及，此外吴雪涛先生的《苏文系年考略》曾做过比较系统的工作，但是两书的编年皆不尽可靠，况且还有数百篇苏文未予编年。）与前人的注释已相当详尽、编年也相当完备的苏轼诗集、词集相比，苏轼文集的校注堪称是苏轼研究史上筚路蓝褛的重大事件。《苏轼全集校注》前言中说：“苏文除了略参考《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注释外，大多为首次自作新注，考订编年，探究本事，解释词义，都有所创获。”诚非虚言。下面分别就这三个方面来评说《苏轼文集校注》（下文简称为《文集》）的成就。一、考订编年首先，《文集》进行编年时往往广泛地搜求证据，例如卷一九《谷庵铭》，《文集》据《全宋文》所载孔宗翰《题东坡书谷庵铭后》以定此铭之作年。孔宗翰文名不著，此条材料可谓相当冷僻，要不是《文集》编写组的成员大多参加过《全宋文》的编纂工作，恐怕很难得知。有的苏文仅凭一条材料尚不足支撑准确的编年，《文集》就运用多种材料，反复推求，以求证据之充分与结论之周匝，有时一则校注竟等同于一篇短论。例如卷一九《远游庵铭》，正文并序不足三百字，关于编年的一则校注却长达一千余字，论证非常周密。对于此铭，《苏诗总案》系于绍圣三年（1096），其时苏、吴两人重逢于惠州；《文集》则系于熙宁十年（1077），其时苏、吴两人初识于济南，两种编年前后相差几二十年，所考定的写作地点则南北相去数千里。《文集》首先指出《总案》的编年是在臆改正文的基础上得出的，也即将原文中对编年起着关键作用的“今子野行于四方十余年矣”改成“三十余年”，而这种改动没有任何版本依据，不足为训。然后从四个方面证实旧说之谬：一是据苏轼在黄州、惠州时给庵主吴复古的书信考知两人初遇事在熙宁十年，又据苏辙答吴复古诗参证之；二是据苏轼在黄州与吴书及苏辙赠吴诗考知吴复古与苏轼在济南相别后随即南归潮州，与此铭所叙吴之行迹相合，故此铭当作于是时；三是以郑侠《岁寒堂记》叙及吴复古行迹及苏轼此铭之内容为旁证，证实此铭必作于苏轼贬谪黄州之前；四是据此铭中多处涉及吴复古南归而自己不能追随之句意，反证此铭不可能作于绍圣三年苏轼与吴复古重逢于惠州之时。总之，此条校注分别以铭文的内容、作者及庵主的行迹及交游、作者的其它作品、别人的相关作品为参证材料，既细究内证，又广搜外证，用多重证据细加考订，终于导出合理的结论。如果将它抽出来作为一篇独立的短文，也完全合格。其次，《文集》的编年体现出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故能对原有编年的舛误予以驳正。例如卷一一《净因院画记》，孔本此文之末句云“元丰三年端阳月八日苏轼于净因方丈书”，从表面上看，将此文系于元丰三年（1080）确凿无疑。然《文集》于不疑处有疑，先是指出：“然细绎文意，此文当作于文同出守陵州之前。元丰三年文同早已去世，又其年苏轼已贬赴黄州，而净因院在汴京城内，亦无于净因方丈作记之可能。今考宋施宿《东坡先生年谱》上，《苏诗总案》卷六，均言文同知陵州为熙宁三年（1070）事，则本文作于是年无疑。”然后又细究原文之异文：“西楼帖有此文，文末作‘□□三年十月初五日赵郡苏轼□，笔冻不成字，不讶。’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三载文同熙宁三年七月降一官，出知陵州当在七月后。苏轼《送文与可出守陵州》诗有‘素节凛凛欺霜秋’之句，可与西楼帖中时日相参证。……以此推测，此文当作于熙宁三年十月初五。”原来，孔本的末句是据《盛京故宫书画录》卷二所载而改，并以之置换了“□□三年十月初五日赵郡苏轼□，笔冻不成字，不讶”之句。虽说两种异文都有书录为根据，但是苏文的内容当然是最重要的内证。况且《文集》还细考文同与苏轼两人的行事，以及此事在苏诗中的反映，合而证之，遂成定谳。即使原有的编年曾见于数种文献，《文集》也决不人云亦云，而是本着穷究底蕴的精神细究其实。例如卷一二《方丈记》，南宋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苏诗总案》以及《韶州府志》均系于元符三年（1100），即苏轼从海南北归途经曲江时所作。然《文集》并不盲从，改系此文于绍圣元年（1094）苏轼南迁经过曲江之时。《文集》先引《曲江县志》卷二云：“月华寺，在城南一百里。……绍圣初重建，东坡为题梁曰……”然后案曰“县志所云，正为此文。可见此文实为曲江县月华寺重建方丈而作。绍圣元年苏轼适谪惠州，九月过曲江。县志谓‘绍圣初重建，东坡为题梁’，可知此文必作于是时”。如果说这仅是对史实作了不同的取舍，那么接下去的“以苏证苏”就是深入细密的考订了：“又诗集卷三八有《月华寺》诗一首，编于绍圣元年南迁途中。诗题下自注云：‘寺邻岑水场，施者皆坑户也。百年间盖三焚矣。’诗中亦云：‘月华三火岂天意，……暮施百镒朝千锾。’据此可知，月华寺所以重建者，乃因遭火焚之故，而坑户施捨者亦众。据县志，并参以苏诗，知苏轼南迁过月华寺，适逢该寺火后重建，故应寺僧所请，为其方丈题梁。”《文集》还进而对《鹤林玉露》等三书的错误进行剖析、驳议，从反面证实己说。第三，《文集》对原有的不同编年进行考辨取舍，例如卷一二《盐官大悲阁记》，《乌台诗案》与《东坡纪年录》俱系于熙宁八年（1075），《苏诗总案》则系于熙宁五年（1072），对此，《文集》取前而舍后。由于熙宁五年苏轼正任杭州通判，而八年则已改任密州知州，故《文集》指出：“考此记文中大谈科场今昔之变，且云‘余尝以斯语告东南之士矣’，显然其时苏轼已不在东南，故当以《乌台诗案》所言为是。《总案》意谓此记必作于游安国寺之时，遂加附会，今不从。”《文集》还进而指出《苏诗总案》曲解《东坡纪年录》的错误：“又《总案》卷一三亦引《纪年录》，而谓熙宁八年所作乃《成都大悲阁记》。今考《成都大悲阁记》，《全蜀艺文志》卷三八题为《大圣慈大悲圆通阁记》，苏籀《栾城先生遗言》则谓《大悲圜通阁记》为苏辙所作。是以知该文既无《大悲阁记》之简称，又无出自苏轼之明证。是以知《纪年录》所云《大悲阁记》，乃《盐官大悲阁记》，而非《成都大悲阁记》，《总案》不足为据。”无论是考核作者行事，还是探究篇题之异同，都可谓心细如发，故结论坚确可信。总而言之，《文集》对存世苏文进行了相当全面的编年，而且大多坚确可信，这为人们了解每篇苏文的写作背景以及苏轼古文创作的发展历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厥功甚伟。二、探究本事苏轼虽然不像王安石那样强烈地主张文贵致用，但也认为“有意而言，意工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策总叙》，《文集》卷八）。所以苏轼作文虽然善于想落天外，甚至无中生有，但从整体来说，苏文基本上都是有为而作的，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所以注释苏文，探究本事属于非常重要的内容，《文集》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首先，《文集》的注释非常详密，有些叙事性质的篇章尤其如此，例如卷一六《司马温公行状》，这是苏轼用力甚巨的大文章，传主司马光的事迹又非常复杂，文中涉及的史实、人名、地名，乃至制度（职官、朝仪等），都非常繁复，有些内容非注莫明。《文集》关于此文的校注多达388条，篇幅达128页，达到了应有尽有的程度。有了这些注释以后，读者不但省去了翻检之劳，而且增进了对传主生平的了解，因为有些注文中的内容是原文有意无意地省略的。这样的注释，其价值颇近《三国志》的裴松之注和《世说新语》的刘孝标注了。毋庸讳言，追求详尽也为《文集》的注释带来了一些缺点，主要体现在贪多求全，遂至引文过繁，例如卷二三《谢中书舍人表》中有“除书德音，又乏唐人之誉”一句，《文集》注云：“《旧唐书·杨炎传》：‘迁中书舍人，与常衮并掌纶诰。衮长于除书，炎善为德音。自开元以来言诏制之美者，时称常、杨焉。”此注相当准确，也堪称完备，但它接着又引《旧唐书·封敖传》中所载封敖为中书舍人时善为制诰，深为李德裕所赏之事，篇幅长于前段文字，其中又未出现“德音”一词，实为蛇足。当然，从整体来看，《文集》注释之详尽是瑕不掩瑜的。其次，《文集》在注解苏文本事时善于考订事实、辨析事理，体现出较强的学术功力和深入细致的学术作风。例如卷四七《贺韩丞相再入启》，郎晔旧注云韩丞相乃韩琦，《文集》则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籍考知韩琦生平未曾两度拜相，故此文所云之韩丞相应指韩绛。又如卷六八《书蜀僧诗》一文叙及“王中令既平蜀”之事，《苏诗总案》以为王中令即王彦超，因王彦超曾仕中书令。《文集》则指出王彦超生平无平蜀事，故注王中令为王全斌，此人宋初平蜀有功，卒赠中书令。又如卷五七《答刁景纯二首》，此文虽无旧注，但苏诗中屡次言及刁约字景纯者，其人为苏轼之忘年交，故读者很容易误以为即此人。《文集》则注云：“刁景纯，未详。”并据苏轼《哭刁景纯》、《刁景纯墓文》等诗文，考定其人已卒于熙宁十年（1077），而《答刁景纯二首》则作于黄州时期，故此人“当是与刁约同字者”，甚确。又如卷六一《与佛印十二首》之七，此书又见《苏轼佚文汇编》卷四，题作《与东林广慧禅师》，孔凡礼先生案曰：“未敢定为谁作，姑互见于此。”《文集》则指出此简内容与苏诗《赠东林总长老》一诗相符，而总长老即广慧禅师，故考定此简非与佛印者。又如卷六十《与人三首》，原本无注，读者无从得知收信人为谁。《文集》检出其第一简与卷五二《与赵德麟十七首》之八文字基本相同，又从而指出此三书内容均与赵德麟事迹相符，遂考定收信人为赵德麟，结论可信。从表面上看，上文所举的例子都是一些细枝末节，但它们直接有关对苏文写作背景的掌握，也有关对苏文内容的理解，所以非常重要。而且这种考辨虽然细小，难度却很大，因为它们往往始于对蛛丝马迹的敏锐察觉，终于大海捞针式的搜集证据，此类注释的写成，不但有赖于注者的学识和眼光，而且需要辛勤和耐心。例如下面一例：卷四七《与迈求婚启》，此书中仅有“贤小娘子，姆训夙成，远有万石之家法”一句涉及对方家庭，收信人究竟是谁呢？《文集》注云：“启中云‘远有万石之家法’，万石君指西汉石奋，故知所为求婚之家为石氏。近年出土之《苏符行状》云：‘父讳迈，母石氏，故中书舍人昌言之孙。’则知所求为石昌言家也。”应该说，注出对方姓石的难度不算太大，因为万石君石奋是较著名的历史人物，但是运用新出土的《苏符行状》作为旁证材料来考知对方为石昌言，就非深厚的学识积累不能办到。发表在1986年第二期的《中华文史论丛》上的曾枣庄先生的《三苏姻亲考》一文中即已用到这则材料，而曾枣庄先生曾任《苏轼全集校注》工作组的负责人，可见此类注释不是朝夕之功所能见效的。此外，《文集》在文献不足的情况下就存疑求阙，并不勉强求解。例如卷六八《记谢中舍诗》，此文中的“谢中舍”究系何人？《文集》注云：“未详。《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二有《送谢中舍二首》，或此人乎？不可考。”今检欧集，“谢中舍”乃指太子中舍人谢缜，但苏文中所记之“谢中舍”乃附魂于某人而吟诗者，并无生平可考，故《文集》虽注引欧集，但仍曰“不可考”，这种严谨的态度值得称许。三、解释词义注释的一大功用就是解释词义，当然，所谓“词义”不是仅指语词，而是与文意有关的所有文字，包括成语、典故、名物等内容。《文集》的注释多半与此有关，值得注意。首先，与前文所论的探究本事类的注释一样，《文集》解释词义的注释也是十分详尽的。例如卷一三《杜处士传》，此文的真伪尚难断定，但《文集》的注释则相当详尽，注中所解释的药名达八十种之多，引文出处除了《本草纲目》、《政和证类本草》、《金匮要略》等医药典籍外，还引及《博物志》、《梦溪笔谈》、《南方草木状》、《竹谱详录》、《古今注》等博物类典籍，以及《史记》、《汉书》、《后汉书》、《诗经》、《礼记》、《西京杂记》等文史典籍，连卷帙浩繁的《太平御览》都引用多次。要不是如此旁征博引的注释，此文真是很难索解。其次，更值得注意的当然是《文集》注解文意的准确性。比如苏文的用典，就给注者带来很大的困难，因为苏轼才高学富，苏文与苏诗一样，都是大量用典，典故出处则遍及群书，其中不乏出处相当冷僻者。此外，苏文中的典故有时并不是简单的直接运用，而是暗用，更增加了注释的难度。《文集》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需要多用一些篇幅予以说明。例如卷二三《到常州谢表》有句云：“今此管蒯之微，庶几簪履之旧。”《文集》注先引《韩诗外传》卷九：“孔子出游少源之野，有妇人中泽而哭，其音甚哀。孔子使弟子问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妇人曰：‘向者刈蓍薪，亡吾著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焉？’妇人曰：‘非伤亡簪也，盖不忘故也。’”又引贾谊《新书》卷七《谕诚》：“昔楚昭王与吴人战，楚军败，昭王走，屦决背而行，失之。行三十步，复旋取屦。及至于随，左右问曰：‘王何曾惜一踦屦乎？’昭王曰：‘楚国虽贫，岂爱一踦屦哉？思与偕反也。’自是之后，楚国之俗无相弃者。”由于苏文中把两个典故合成“簪屦”一个词汇，要是简单地运用电脑检索手段来作注，也许会引用《魏书·于忠传》中的“簪屦弗弃”，或是《旧唐书·高士廉传》中的“不遗簪屦”，便算完事。但是那样的注释无助于读者理解文意，而《文集》这种追索原始出处的注释才使苏文的旨意昭然若揭。苏文中还有一些典故既出于多种源头，又含有多重意蕴，若不明前者，则难解后者，例如卷六八《记郭震诗》云：“震将死，其友往问之。侧卧欹枕而言。其友曰：‘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岂可复替名哉！’虽平生诙谐之余习，然亦足以见其临死而不乱也。”这里的“正身”一语，如只从字面上理解，也可讲通，因为郭震“侧卧欹枕”，故其友戏使其摆正身体。但《文集》注云：“正身：端正自身；修身。《荀子·法行》：‘君子正身以俟。’另谓确系本人，非冒名顶替者。《通典·选举五》：‘故俗间相传云：入试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二三。此又弊之尤者。’”由此可见友人运用《荀子》之语，意含双关：既要郭震摆正姿势，又令其端正品行。而郭震则运用当时官场的俗谚来进行双关，意谓自己病重将归地下，此行不能如赴官者之冒名顶替也。这样一来，郭震与友人相与戏谑的情景栩栩如生，郭震的“平生诙谐之余习”及“临死不乱”也跃然纸上。要是没有《文集》的注释，读者很难领会苏文的运思之妙。正因《文集》对典故的注释有穷本探源之功，所以甚至能订正原文在文字上的舛误，例如卷六二《葬枯骨疏》：“起燋面之教法，设梁武之科仪。”此二句各本皆无异文，故孔本亦未出校。但是后句指梁武帝曾下诏掩埋枯骨，且曾制《慈悲道场忏法》之事，其义甚明，而前句所云之“燋面之教法”究竟何指？读之莫知所云，堪称苏文注释中的一大疑难。对此，《文集》指出“‘燋面’乃‘向雄’二字之倒且误”，且引《晋书·向雄传》：“司隶钟会于狱中辟雄为都官从事，会死无人殡敛，雄迎丧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责之……雄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当时岂先卜其功罪而后葬之哉！今王诛既加，于法已备。雄感义收葬，教亦无阙。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何必使雄违生背死以立于时！’”如此，不但此句的旨义获得了准确的解释，而且与下句对仗工整，原有的疑难迎刃而解。此类注释，体现了相当高的学术水准，堪称苏文之功臣。《文集》对字义的注释也颇有可圈可点之处，例如卷六一《与参寥子二十一首》之十七：“大略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却住一个小村院子，折足铛中，罨糙米饭便吃，便过得一生也得。”这是苏轼自表旷达乐观的生活态度的名言，《文集》引《传灯录》所载汾州无业国师之言为注：“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后，茅茨石室，向折脚铛子里煮饭，吃过三十二十年。”非常确切。此外，《文集》对“罨”字字义的注解也也值得注意。孔凡礼先生在校记中怀疑“‘罨’义似不通”，故正文取“”而不取“罨”。《文集》则注云：“‘罨’有久盖使熟之义，与‘折足铛’相应。”不但准确地注出了“罨”字的字义，而且有助于读者理解苏文原旨。四、其他上述三个方面都是传统的诗文注释应有的主要内容，也是《苏轼文集校注》的重要成就。此外，《文集》还有其他优点，不可忽视。首先，《文集》在阐释苏文旨意或考订苏文写作背景时常常运用“以苏证苏”的方法，也即注意在苏轼的其他作品中寻找内证。例如卷一二《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夫有思皆邪也。善恶同而无思，则土木也。云何能使有思而无邪，无思而非土木乎！”《文集》注引卷一九《思无邪斋铭叙》：“夫有思皆邪也。无思则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无所思乎！”且按曰：“其意可与此参见。”此注不但帮助读者理解本篇苏文的旨意，而且引导读者前后对照，从而认识苏轼思想的连贯性，大有裨益。又如卷一七《司马温公神道碑》：“异时薄夫鄙人，皆洗心易虑，务为忠厚。”《文集》注云：“‘虑’，底本从茅本作‘德’，误。案：‘德’不可易，‘易德’者难为忠厚也。文集卷八《策略二》云：‘盖自近岁，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涤虑。’正以‘心’、‘虑’并举互文。今从郎本卷五五作‘虑’。”从表面上看，此注仅为一条取舍异文的校记，但其中包含着两点有价值的思考：一是从字义自身来推敲斟酌，证明“易德”与“忠厚”自相矛盾。二是以另一篇苏文中的“心”、“虑”并举为文为据，以证明此处应作“虑”字。后者正是“以苏证苏”的妙用。《文集》的“以苏证苏”并未局限于苏文的范围，而是涉及苏诗乃至苏词，例如《司马温公神道碑》：“士大夫知之可也，农商走卒何自知之？”《文集》注引苏诗《司马君实独乐园》“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之句作为旁证。又如卷二一《李潭六马图赞》：“画师何从，得所以然？”《文集》注引苏诗《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野雁见人时，未起意先改。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无乃槁木形，人禽两自在？”不但符合原作旨意，而且得以简驭繁之妙。又如卷五九《与朱康叔二十首》之十三：“旧好诵陶潜《归去来》，常患其不入音律，近辄微加增损，作《般涉调哨遍》。”《文集》注引苏词《哨遍》之序言及黄州雪堂初成之事，遂考定此书作于元丰五年二月，甚确。其次，《文集》附录于正文之后的集评等材料也很有价值，例如卷一七《表忠观碑》，文末的集评多达二十二家，且选择精当。又如卷一一《石钟山记》，文末的集评有九家：刘克庄、李东阳、杨慎、茅坤、郑之惠、吕留良、沈德潜、方苞、刘大櫆，皆为历代著名文论家，其评语皆相当精到。集评之后又附有苏轼的《跋石钟山记》、罗洪先《石钟山记》、同准《石钟山记》，以及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与俞樾《春在堂随笔》中涉及石钟山的片断，这些材料不但有助于读者理解苏文，而且对苏文的内容颇有订补之功。又如卷一一《南安军学记》，文末集评虽仅三家四则，但是其中朱熹《朱子语类》一则指出苏文“使弟子扬觯而叙点者三”一句乃误解《礼记射义》中之人名“序点”为动作，《文集》之注释也随之指明苏轼此误，此种评语决非可有可无者。总而言之，《苏轼文集校注》是一部质量很高的古籍整理著作，它充分体现了当代苏文研究所达到的学术水平，值得重视。至于本书在校注方面的错误和缺点，当然也以难免，限于篇幅，笔者将另文论述。

莫砺锋

2012-04-04
徐丽：三苏祠里的文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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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徐丽，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文物部主任。18岁的徐丽成为三苏祠最早的一批讲解员之一。至今已在三苏祠工作40年，其间编著出版了《苏祠漫步》《名人与三苏祠》等著作。我在三苏祠博物馆（以下简称三苏祠）工作了近40年，亲身参与和见证了三苏祠的变迁，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今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省眉山市考察了三苏祠，了解当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情况。我有幸全程为总书记介绍三苏祠。我深深感受到党和国家对传统文化和文物保护的重视，这让我十分感动。三苏祠是我儿时最美好的记忆三苏祠是我国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元代改宅为祠，明末毁于战火，清康熙四年（1665）在原址恢复重建。 20世纪70年代初，我父亲调入三苏祠的前身三苏公园工作，那时我正上小学，三苏祠便成了我最美好的儿时记忆。春季海棠花开，夏季荷花满塘，秋季丹桂飘香，入秋银杏叶儿金黄，还有残荷听雨……四季皆是盛景。我也常穿梭在挂着匾额楹联、供奉陈列着三苏父子塑像的殿堂间，看父亲的同事们常常修缮屋檐梁宇，听他们偶尔为参观者讲述三苏故事……儿时的记忆中，三苏祠里时光漫漫，神秘静谧，有很多不为外人所知的苏家故事。 2013年4月20日，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距震中80公里的三苏祠也受到地震影响。此后，三苏祠维修保护工程被列入国家文物局灾后恢复重建首批重点项目，眉山市也把它作为“文化立市”战略的重点工程。这也是三苏祠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保护维修，对三苏祠16处古建筑进行了全面维修。与此同时，还对祠内路桥、山体、水系、驳岸、植被、管网、人文景点、附属建筑、保护性设施等进行了全面修缮和综合整治。2016年4月，闭馆修缮两年多的三苏祠重新开馆，焕发出了勃勃生机。研究、陈列和讲解三苏文物眉山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我自小就喜欢戏曲，喜爱传统文化。18岁承接父业，耳濡目染成为三苏祠第一批讲解员，似乎也是一种必然。工作时，三苏祠刚更名为三苏祠博物馆，我边学习边工作。而促使我能力迅速提升的一次学习经历，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通过市、省层层考试，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接受了两年的博物馆的进修学习。毕业时，正值纪念苏东坡诞辰950周年之际，学以致用，我便参与策划举办了“三苏生平及文学成就展”。此次的展出，让三苏祠博物馆不再是简单图片加文字的展出，而是开始有了系统的陈列。数十年间，文物展陈的变化让我记忆深刻。文物展陈是博物馆实现公共文化服务职能之一，随着我对三苏文化的了解，我从一名讲解员转为研究人员，参与到了三苏祠博物馆的展陈策划工作当中。研究、陈列和讲解成为我的工作内容。我对三苏祠的一砖一瓦、一桥一亭、一草一木都能如数家珍。半生得以在三苏祠与三苏文物相伴，了解它们，研究它们，展陈出来并讲出它们的故事。在三苏祠灾后修复中，也按照“祠堂区恢复故宅家庙，纪念馆现代手法布展”的原则，对三苏祠博物馆展陈及其对面的三苏纪念馆进行了改造。2006年新开辟的三苏纪念馆，专门陈列展示三苏生平事迹和文学成就。而古祠堂区的历史本貌再次完整展现了出来。今年年初，为纪念苏东坡诞辰985周年举办的“吾家东坡——苏轼题材文物特展·《苏轼书法全集》图录特展”，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展示了以苏东坡为代表的宋代文人的文学、书法、艺术、生活情趣和人生态度、生命价值，彰显了苏东坡的人格魅力，让东坡文化更好地走进了寻常百姓家。如今，占地106亩三苏祠，保存多处古建筑及苏家遗迹，收藏有数千件有关三苏的文物文献，陈列有三苏家训家风、生平成就、东坡书法碑林等较全面的内容。让文物“活”起来随着三苏祠的陈列内容愈加丰富，游客参观一般都需要讲解员的讲解才能更好地了解文物故事。翔实的讲解词、详细的讲解让文物“活”起来，对游客更具吸引力。记得最开始的讲解学习，基本是老师口授，笔记记录，没有完整的解说词。那时，本地群众到三苏祠来，大多是“逛公园”，外地游人也属匆匆过客，讲解只是简单陈述。 2016年三苏祠重建开馆后，来观展的群众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三苏祠开始了从“公园”到“博物馆”的变迁，渐渐地，我们能从大家的眼神中看出他们对三苏的热爱与赤诚。苏轼一生命运曲折，曾去过十余个地方，在很多地方都留有不朽的功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很多都能讲述一些苏轼在当地的故事，并在苏轼成长成才的三苏祠里，寻找他一生刚正不阿、清正廉明、兼济天下的根源。我们发现，游客参观三苏祠，最想在三苏祠里了解当年发生在故居里的故事，“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的三苏成就，让观展游客景仰，促使他们产生强烈的中华民族自豪之感。而三苏家风家教是游客最感兴趣、最让他们受益的内容，比如，苏轼曾祖父苏杲、祖父苏序的“扶危济困”的故事。苏洵发奋攻读、大器晚成的故事。苏母程夫人勤劳持家，教育苏轼、苏辙两兄弟不残鸟雀、不发宿藏、学史明志的故事……这些都激励着游客从中汲取智慧，践行于自身及家庭。近些年，我们在讲解培训工作中，也更加注重讲解员对家风家教内容的培训，如何向来三苏祠参观的家庭，生动讲述苏氏家风家教故事等亮点内容，以“润物细无声”的讲解方式浸润到群众生活中。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敬仰三苏，来到三苏祠拜谒三苏，这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我认同、自我肯定，是一种文化自信。对此，我根据自己的讲解经验和对三苏祠研究成果，编著了《苏祠漫步——三苏祠导览解说词》一书，2021年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既可为讲解工作人员做参考，也可满足群众想更深入全面了解三苏祠的需求。传承和传播好三苏文化，让三苏祠更好地折射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辉。这是我们文博工作者的使命，也是我个人的人生幸运。

■ 口述：徐丽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文物部主任 ■ 记录：任然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2022-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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