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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献推动地方经济跨越发展--屈原文化对三峡库区秭归县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
会议论文
秭归秀丽的自然风光滋生了地方文献,历史人物的足迹使地方文献更具魅力,民俗民风为地方文献增加色彩,地方文献促进地方经济跨越发展,因此要大力保护、利用、发展地方文献,图书馆有着责无旁贷的责任,因为地方文献承担了搜集、抢救、储存地域民族地方文化的职责。地方文献工作者应做好这些文化遗产的记录保存工作,把本地区的地方文化资源继承好、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把地方文化的保护放在地方文献工作的首位。为了让地方文化的发掘整理更为彻底,应建立特色地方文献专藏,秭归县图书馆就建立起一个屈原文化、移民文化、三峡文化特色地方文献专藏,可以更方便地积累资料,为秭归的文化产业开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许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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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庄子》与《楚辞》的逍遥境界比较
会议论文
<正>《庄子》与屈原等人创作的《楚辞》,是上古时代楚文学的精华和代表,都反映出楚文化的某些属性。其中逍遥一词,在《庄子》和屈原的辞作中均多次出现,但是,由于二者赋予逍遥的具体内涵并不相同,逍遥境界表现出明显的异态特征,从而使同受楚文化影响的《庄子》和《楚辞》,又展现出丰富的个性色彩。
贾学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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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左传》《国语》与星象有关的故事
会议论文
在还没有历法的古代,人们根据和天象,特别一些显赫恒星在黄昏或清晨出现于天空的景象,来定农业生产和民居生活的时令。春秋时代,虽已有历法,但还很粗疏,列国用历也各不同,于是观星象定时令还很普遍。《春秋左传》《国语》里就不少与星象有关的历史故事。本文选其中一些,转述于下,从中可以看出古人是怎样用星象来定时令和重要节日的;星象在古人观念中,不仅是计时器,同时是人间行为必须遵循的“天道”;星象与人间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因而“顺时行事”成为根植于农耕社会的一种传统。
曾景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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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人月心相印——读李白《峨眉山月歌》
期刊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这是李白走出夔门离开西蜀之前写下的绝句。历经千余载时光的淘洗,它依然鲜活如新,脍炙人口。其魅力何在?我想。
钟林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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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赋类前三种分类义例再考释
期刊
《汉志》屈原赋之属的分类与著录是以屈原及楚辞为着眼点,以与屈原及楚辞有密切关系的作者为单位进行分类与著录;《汉志》(《七略》)出于数量上平衡的需要,将屈原赋之属之外的赋作分为陆贾赋之属与孙卿赋之属,前者著录的是文辞较佳的赋作,后者著录的则是文辞不如前者的赋作。探讨屈原赋之属等赋分三类问题,应充分考虑到如下方面:其一,屈原赋之属与刘向所编《楚辞》之间的高度对应关系;其二,《汉志》(《七略》)的目录学特点;其三,汉人的赋作评价观。分类及著录时的"不严谨"及偶然性,以及刘歆包括班固在内的个人偏好,也应在考虑的范围之内。
孙振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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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天下奇才张方平
报纸
张方平(1007一1091年),字安道,晚号乐全居士,北宋中期南京(今河南商丘)人。主要生活在仁宗、英宗、神宗年间。少年时,就被当时名臣蔡乔、宋绶目为“天下奇才”,(《宋史》卷三一八)后历仕三朝,成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理论家和文学家。今有《乐全集》四十卷传世。张方平生于封建官吏家庭。高祖、曾祖做过地方官。祖峤,太宗时进士,官至都官员外郎。父尧卿,博通六经,但奉佛不仕。母嵇氏,出身书香门第,贤明知书。方平出世那年,随父流寓扬州,等知向学,家产及尽。方平髻齿英秀,敏慧过人,孩童时得到母亲的精心教诲。十三岁回乡,居外氏家,入应天书院读书。舅父嵇颖,是当时应天书院的名师,他受嵇颖的影响很大。读书颖悟绝人,凡书一阅终身不再读,属文未尝起草,千言立就。仁宗天圣四年,范仲淹因服丧忧居南京,执教于应天书院,方平接受了他的变革思想。二十一岁首次应举不第。仁宗明道二年,宋绶、蔡齐、范仲淹、范讽、共列名荐方平茂才异等,景祐元年中选,授校书郎,知昆山县,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方平四十余年的官场生涯,正是北宋王朝由盛至衰的转折关头。朝内有志的士大夫,他们在寻求、探索救世药方,张方平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景祐元年六月至宝元元年七月,张方平在江苏昆山做知县,使他有机会接触下层人民,看到了农民的疾苦。他在昆山最卓著的政绩是平息了十年的田讼,使贫民得到好处。另外,他对北宋以来的历史和眼前的社会现状,进行了深刻地反思,写出了他的名著《刍尧论》十卷。这部长文以韩非法家学说为灵魂,以儒家的经义为外衣,借汉代晁错因“变古易常”而惨遭杀害为发端,痛斥了“务苟且”、“贵因循”,不知通权达变,一味守祖宗之成法的保守派。庆历元年至庆历八年间,张方平仕途比较顺利。庆历元年自睦州召入京师,除直集贤院,不久就迁太常丞,知谏院。第二年以右正言知制诰,担任了多种工作。庆历六年拜谏议大夫,为御史中丞,年底权三司使,直到庆历八年,他总揽了北宋的经济大权。王巩《张方平行状》中说他,“外论边事,内正典型”。“当国者虽恶其切直,然赖以肃中外”。“惟日孜孜以思补益大旨。”首先他主张中书、枢密合一,使政令统一以简少牵制;主张兵在精不在多,应简少冗兵,反对招募毫无战斗力的市人为额外弓手;又主张沿边四路应各司专职,革除将不知兵、兵不知战的弊病。其次,有力配合了范仲淹的革新。庆历七年二月,仁宗下诏问治,方平从七个方面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即“冗兵措置之宜”、“国计盈虚之本”、“仕进多门之滥”、“牧守乏人之由”、“将帅简擢之体”、“西北预备之术”,(《乐全集》卷十八)皆切时务,可看作范仲淹所新政的延续。庆历八年八月,三司判官杨仪以请托被劾,方平坐与杨厚善而罢职,出知潞州。以后三年中,历知江宁府、杭州府,因母丧解官。直到皇祐五年七月,才以龙图阁学士判流内全铨,上言京畿地区人民赋税太重,请减税三分。至和元年以礼部侍郎知滑州,七月改户部侍郎移镇西蜀。自李顺、王小波在四川领导农民起义后,蜀地一直动荡不安,时四川西南部邛川首领煽动谣言,说南蛮侬智高要来寇蜀。四川守将惊慌失措,纷纷调兵遣将,发民筑城,乡下地主争迁城中,“男女婚会不复以年”,(苏轼:《张文定公墓志铭》)贱卖粮布,埋藏金银,蜀人大惊扰。朝廷也慌了手脚,马上调陕西步骑兵戍蜀,兵仗络绎于道,并命张方平赶快赴任,许便宜行事。张方平分析了形势,认为南诏去蜀二千里,道路险阻,其间少数民族杂居,寇蜀根本不可能。遂采取“以静镇之”的策略,将道中戍卒兵仗,全部遣还,晓谕边境:“寇来我自挡,妄言者斩”。(苏轼:《张文定公墓志铭》)又全部归屯边兵,散遣弓手,罢筑城役夫。正月十五观灯,大开城门,昼夜不闭,又查出造谣者斩首示众,很快稳定了四川局势。嘉祐元年,张方平以三司使从四川回京。在四川时,深知战争给四川人民带来的灾难,遂奏免两蜀横赋“四十万减铸铁钱十余万”。(苏轼:《张文定公墓志铭》)前主计三司使,京师有三年粮,马粟有六年储蓄。张方平再领此职,马粟仅足一年用,粮已减半。方平遂画《漕运十四策》,得到宰相富弼和仁宗的支持。嘉祐四年,张方平因眼疾求外任,迁尚书左丞,知南京。这以后历知秦州、陈州、郓州、徐州,直到英宗治平三年正月,才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京师。方平自庆历六年从学士出领御史中丞,这时再入禁林,已经二十年。年已六十。且社会越来越糟,他渐渐失去了壮岁时那种刻意进取的锐气。并且张方平的父亲就是一个忠实的佛教徒,方平也深受佛老思想的影响。这时消极情绪已在这位勇敢者的心里,蒙上了暗淡的色彩。《再入禁林即事》诗云:“重到金坡二十春,闲思出处一伤神。略行大地山川遍,再睹青天日月新。疏籁岂知谐律吕,散材无意入辕轮。何时却出都门去,静掩岩扉老此身。”他已有退官归隐的念头了。不过英宗对方平极赏识,对当时的执政者多次称赞方平的《刍尧论》及其对策。但英宗在位仅三年。神宗即位,对方平也较信任。神宗是一个较有为的君主,对方平早年的改革主张很欣赏,即位之初,就问计方平,方平遂上书论国计,神宗很快任方平为参知政事,准备大用。这时,作为保守派的司马光站出来反对,说方平“奸邪贪猥”、“不协众望”,(《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另外,作为激进派的王安石已经崛起,而求治心切的神宗,却更加欣赏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再加上老父病重,方平虽身践要位,却难以施展抱负,在位仅两个月,因父丧就解官归里了。神宗熙宁元年至元丰二年的十余年,可断为张方平的为官后期,这一时期,他主要是站在保守派的立场上,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张方平的救世药方虽然不同于司马光,但与王安石在改革的方针和途径上存在分歧。他把改革的矛头主要指向冗官、冗兵,而王安石不仅这些,还指向社会上的大地主、大商人。张方平并不愿彻底触动宋朝的大法,而王安石则主张从“大法”上着眼来变革法度以达到治世目的。这就形成了二人政治上的对立。张方平由于与王安石政见不合,遂出知陈州。在陈一年多,倍受冷落。他请求回到家乡南京做一个闲散的官,遂迁南都御史台。到南京后,“扫舍掩关,罕所接通,坐忘遗照,游方外矣!”建“构虚堂”,题曰“乐全”,自号“乐全居士”,取庄子“乐全之谓得志之意”,(王巩:《张方平行状》)熙宁七八年间,曾留京师归宣徽院供职,后又回到南部,终于在元丰二年七月,七十三岁的张方平,结束了他的仕途生涯,以太子少师宣徽南院使致仕。张方平离开复杂的政治舞台,开始并没完全忘情政治。致仕的这年秋,苏轼因作诗讽刺新法,被捕下狱。方平冒险论救,结果不但没救出,反被连坐罚金。方平见世不可为,以后就屏居一斋,醉心于佛、道的修身养性之术了。在最后十二年的退居生活中,方平仍然好学不倦。八十岁时的一首诗写到:“八十不扶杖,看书每夜深,自言非服药,无事可关心。景为诗曾爱,花因醉尚簪”,形象地描绘了他晚年生活的一个侧面。元祐六年,哲宗下诏起用方平为宣徽南院使,章四上不拜,这年十二月去世,享年八十五岁。苏辙请于朝,赠司室,谥文定。时苏轼官颖州,于僧舍举丧,以师徒之礼缌麻三月,又别为文祭其柩。张方平在宋代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配合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张方平对北宋文风的革新做了重大贡献。宋初文坛沿袭晚唐五代的浮艳文风,范仲淹在提出改革文风,主张“兴复古道,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仁宗于天圣七年曾下诏书,介除“浮华”。张方平未仕时就追随石延年、刘潜诸人起来反对浮靡文风,大倡两汉古文及推崇杜甫的诗。庆历二年知制诰,借亲手撰写政府诏诰制令之机,扭转了官文中的浮薄风向。王巩《张方平行状》中说:“西掖辞制”,“唐末历五代国朝鲜及五言之体,公文既尔雅,济济雄澹,号令风采,焕然一新,庶及西汉之遗韵矣,至今天下推服。范仲淹赞扬他:“深于教化,妙于文辞。”庆历六年,方平知贡举,又借机大倡朴厚文风。他在《贡院请戒励天下举人文章》一疏中说:时文“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烦为瞻,逾越规矩,或误后学”,虽朝廷下诏书戒励,但“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如不改革,“轻乱旧章,重亏雅俗。驱煽浮薄,忽上之所令”。在仁宗的支持下,方平将所奏大书榜于贡院前,使社会文风得到了初步改变。在四川时,张方平识拔了三苏父子,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又作出了一大贡献。张方平初至成都,就求访贤才,得知苏洵,就有“思见之意”。(《乐全集》卷三十九)苏洵写了《上张益州书》,到成都拜见方平。二人一见相知。他读了苏洵所献的《几策》、《衡论》、《权书》,更觉得他的文章“如大云之出于山,忽布四方,倏散无余;如大川之滔滔东至于海,源也委蛇,其无间断也”。并高兴地对苏洵说:“左丘明《国语》、司马迁善叙事,贾谊之明王道,君兼之矣!”(《乐全集》卷三十九)“独置一榻,不延余宾。”(《东坡后集》卷十六)因苏洵的关系,苏轼、苏辙得拜于门下,方平一见“以国士相许”。(《栾城三集》卷一)建议父子到京师猎取功名,并给欧阳修写了推荐苏洵的信,为之准备鞍马行装,派人送他们入京。方平与苏洵撰的墓表中记载:“至京师,永叔一见大称叹,以为未始见夫人也,目为孙卿子。献其书于朝,自是名功天下,士争传送其文,时文为之一变。”来京师的第二年,欧阳修知贡举,得苏轼兄弟和曾巩诸人,彻底打击了“险怪奇涩之文”,使平实朴素的文风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取得了诗文革新运动的彻底胜利。张方平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遗产。他除编著《唐书·乐书》、《嘉祐禄令》、《驿令》、编选《唐书奏御》外,著作有《玉堂集》二十卷,《乐全集》四十卷。方平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在散文方面。他的散文长于议论,文笔简洁雄丽,善用排比,文章很有气势。苏轼认为方平的文章有一种“英伟豪杰之气”,“简而尽直而不肆”,能“独以迈往之气,行正大之言”。苏轼在《乐全集序》中记载这样一件事:“公在人主前论天下事,他人终日反复不能尽者,公必数言而决,灿然成文,皆可成诵也。”他的文章确如其人,干净利落,英气勃勃。《四库全书总目》说他:“善为文,数千言立就。才气本什伯于人,而其识又能灼见事理,专断明决,故集中论事诸文,无不豪爽畅达,洞如龟鉴。”这些评论是较中肯的。方平的诗学杜甫,又受佛老思想影响,风格清新淡远,雄俊流丽。他常将历史的启迪,人生的哲理寓于诗中,给人以教益。但不少是应酬之作,内容比较单薄,有不少诗写佛理禅语。但也不乏好诗,如《送客游衮海》、《过沛题歌风台》及一些古诗。
王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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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庄子·天下》篇'内圣外王'本意发微
会议论文
uot;内圣外王"出于《庄子·天下》篇,本是一个道家术语,但在今日学术界却被广泛用来指称儒家.文章介绍了以往学术界对《庄子·天下》篇“内圣外王”的理解,分析了《庄子·天下》篇的作者问题,最后对《庄子·天下》篇“内圣外王”进行疏解以及对《庄子·天下》篇“内圣外王”进行述要。
梁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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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在眉山,一阕一阕地寻找苏东坡(组章)
期刊
三苏祠里遍地词牌古眉州的月亮还未撤退,照耀一阕宋词,千年未眠。月光还是太浅,罩不住一座三苏祠。此刻,天上宫阙接近于一座古祠的内心。用一个词牌牵引三苏祠的月光,牵出宫商角徵羽,曲调时而悠扬,时而豪放。怀中月,杯中酒,心中愁,怎能'也无风雨也无晴'?月光下,三苏祠里遍地词牌——红墙环抱,关不住《一剪梅》;绿水萦绕,诗词《浪淘沙》;古木扶疏,盛开《木兰花》;苏宅古井,传出《水龙吟》;三苏塑像,犹如《临江仙》;登上云屿楼。
胡云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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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宋词声乐作品的音乐分析与演唱诠释--以《如梦令》《青玉案·元夕》为例
期刊
文章立足于宋韵文化的大背景之下,对宋词声乐作品进行了简要分析,以较有代表性的《如梦令》《青玉案?元夕》为例,对这两首宋词声乐作品进行音乐分析与演唱诠释,从中得出有益经验,提出相关建议,做到在声乐领域弘扬宋韵文化。
宁艺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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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深情最数峨眉月——读李白《峨眉山月歌》
期刊
孙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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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到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