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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名作与一个县名的南迁——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的文化解读

会议论文

＜正＞与中原文化向周边扩散同步,地名也是由中心区向边缘地扩散,其中由北至南的移动最为突出,由于中国地域广阔,北名南移,并不是替换式的,不完全是以北方地名替换南方地名,往往是南北同时共用同一地名。南方取用北方地名,往往也是依据两地一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与相关度有很多偶然性。以下所论就是一首名诗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

查屏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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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9
李白与五松山关系三考——兼论唐代诗人对后世文学地图意识的影响

会议论文

＜正＞文学地理学是人文地理中的一个地理现象,它涉及文学作品产生的地理环境以及文学作品的接受效应对人们地理意识的影响。后者可使某一地理空间在读者眼中着上特定的文学色彩。特定的地理空间既增加了接受者对文学作品的具体的想像因素,又赋予了特定地理空间的人文色彩并成为特定的文学化的地理记

查屏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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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5
浅谈《易经》文化的先进性

会议论文

《易经》作为一种源头文化，具有文化的先进性，本文对《易经》文化先进性的五个鲜明特征：源头活水、至简至易、以人为本、海纳百川及与时皆行进行了阐述。

殷旵;殷珍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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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3
《苏轼苏辙研究》

期刊

二苏联璧,以文章、学问、言行延誉于古今,成为近世以来众多文人学者无法绕过的审视对象。该书著者自博士学位论文《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1997)即对二苏有所探讨,后又与王水照合著《苏轼评传》(2004)、《苏轼诗词文选评》(2004),并撰写《新译苏辙文选》(2008)、《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2013)、《苏轼十讲》(2019)等相关著作与学术论文,译有《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2005)、《庙堂与江湖一宋代诗学的空间》(2017)等书籍,对二苏的研究长达二十余年,成果突出。

王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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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2
苏轼诗词中的饮食文化研究——评《中国饮食文化》

期刊

苏轼作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在诗词创作方面具有极高的造诣,并且他好交友、好美食,创造出了众多的饮食精品。在苏轼诗词鉴赏中,我们能够了解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饮食文化。苏轼在游览山林的同时,会积极主动地去体验和享受各地饮食文化的熏陶,并进行自我的创新创造,然后以诗词创作的方式记载和歌咏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特点,起到了良好的弘扬独特地域饮食文化的作用。由邵万宽编著的《中国饮食文化》一书不仅详细地描述了中国饮食文化的辉煌历史,同时又凸显出了当代饮食文化的重要特征。

郭雪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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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9
关于李白与安徽的五个问题考论

会议论文

李白一生来往游历安徽的次数最多,中间几次寓居在这里,并在这里走到人生的终点。李白在安徽写作的诗文最多,留下的遗迹和后人建造的纪念景点也最多。李白为安徽奉献了一份丰厚的价值无比的文化遗产,对今天安徽的文化建设、旅游开发发挥着特别重大的作用。对这份遗产,安徽各地各界都进行了深入地开发、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获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在

汤华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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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7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报纸

■商报全媒体/椰网/海拔新闻记者牛志远常有人提起，“一门三父子，唐宋八大家”。《渑水燕谈录》中记载，“苏氏文章擅天下，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也”，唐宋八大家中，苏氏一门就占了三位，“一门父子三词客”的也因此成为美谈。事实上，除了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苏轼的曾祖父苏杲、祖父苏序，皆以乐善好施、行侠仗义而于乡里间闻名，苏轼的伯父苏涣也曾为（宋仁宗天圣二年）进士。由此可见，眉山苏氏一门可谓是贤能辈出，一家出了三个大文豪自然是绝非偶然，与其良好的家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作为“一门父子三词客”中名气最大的一个，透过苏轼几经起伏的一生，可观苏氏一门家风。从入朝为官到几次贬谪，宦海沉浮当中，苏轼的身上既有祖父苏序般“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爱民之心，也承继了父亲苏洵“诗书传家”“志存高远”的文人之志。在优良家风影响下，苏轼可谓是兼具孝慈仁爱、勤政爱民的优良品行，与父母、兄弟、爱人也都有着深厚的情谊。回顾苏轼的一生，不难发现，良好的家风及家人的支持，正是他能够成为文章大家、坦然面对各种困厄的原因之一。诗书传家志存高远老而好学言行教子的贤父苏氏一门的家风可以说是“祖传”，苏洵的祖父苏杲和父亲苏序都是乐善好施之人，常救危扶困，在家乡有着很好的口碑，为子孙后代树立了榜样。苏轼少时的启蒙教育主要得益于父亲苏洵及母亲程夫人。苏轼的父亲苏洵在少时由于家境殷实，没有养家糊口的压力，因此常外出游学，并不好读书。《三字经》中记载，“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这一句记载的便是苏洵二十七岁开始发奋读书，求取功名的故事。而苏洵也在《嘉祐集》中自述：“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从二十五岁开始知道读书到二十七岁开始发奋读书，苏洵自觉为时已晚，他也在首次乡试落第后感慨：“吾今之学，乃犹未之学也！”或许是出于自身经历的原因，苏洵对于孩子们的教育十分重视。在苏洵的言传身教之下，苏轼、苏辙两兄弟从小耳濡目染，既熟读史书，也时常跟随父亲外出游学，饱览名山大川，可谓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北宋嘉祐初年（公元1056年），二十一岁的苏轼与苏洵、苏辙三人一行进京应试，并与苏辙同榜及第，轰动京师。“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苏轼、苏辙两兄弟登科时，父亲苏洵对自己屡试不第而深感遗憾。但事实上，苏洵虽从未进士及第，才华斐然却并不依赖于一纸功名，苏洵在谱学、散文、诗作方面造诣都很高。“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这是少年苏轼的豪言壮志，其背后还有一则故事。据苏东坡历史文化艺术馆讲解员张宏天介绍，相传苏东坡年少时自负其才，且酷爱读书，有一次，他自撰了一副春联，并书于大门上：“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有一天来了一个老者，一边拿出几本书，一边对苏东坡说：“听说你要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今天特来请教。”苏东坡接过书一看，顿时就愣了，因为书上的字他一个都不认识！于是当时年龄尚小的苏轼发觉，联中“识遍”与“读尽”，未免口气太大，而人世间的学问是无止境的，于是将对联改为：“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愿做“范滂之母”的程夫人苏轼幼时好学，志存高远，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其母亲程夫人的影响。史学家司马光所作《苏主簿夫人墓志铭》对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夫人姓程氏，程氏富而苏氏极贫。夫人入门，执妇职，孝恭勤俭。族人环视之，无丝毫鞅鞅骄倨可讥可状。喜读书，且皆识大义……”程夫人是名门之后，知书明理。苏洵外出游学期间，苏轼、苏辙的教育均由程夫人负责。程夫人谆谆教诲，勉励他们“奋厉有当世志”，“立乎大志，不辱苏门，也不悔于国家。”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追忆了在苏轼十岁那年，母亲程夫人曾教导苏轼读书的往事。“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太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一次，程夫人教苏轼读《后汉书》，读到《范滂传》时，感慨很深，不知不觉地就叹息起来。范滂是东汉名士，学问气节皆受敬重，却遭人陷害，即将赴死。苏轼问母亲自己如若成为如范滂一般的义士怎么样？程夫人则回答道：那我就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吗？也正因如此胸襟，后人提及程夫人，常将其与岳飞之母、孟子之母同论。由此可见，程夫人胸中怀天下，家国情怀可见一斑。就是在这样极具家国意识的启蒙教育之下，苏轼逐渐成长起来。在父母的引导下，读书的习惯就这样根植在苏轼的骨子里，即便是在儋州谪居的三年他也依旧不忘读书。当时儋州有一位乡贤名为黎子云，居住在城郊，也酷爱读书，家中收藏有《柳宗元文集》等作品，还十分擅长诗文创作。相传，东坡初到儋州时，一度陷入“无书可读”的境地，听闻黎子云家中藏书甚多，东坡十分羡慕，便时常向黎子云借书读，久而久之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当时的儋州，教育基础薄弱，读书对于不少家庭来讲是个难事。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海南省苏学研究会副会长海滨介绍：“一日，东坡到了当地政府兴办的学校，非常开心，兴致勃勃地走进去，但是进去一看，残垣断壁，只有老师，没有学生，也听不到读书的声音，他就觉得内心很失落。”后来东坡在搬家过程中，突然听到耳畔传来朗朗读书声，“东坡非常兴奋，写下了‘儿声自圆美,谁家两青衿’这句诗，他就觉得这里居然有人在读书，一下子就开心了。”在海南时，除了自己坚持读书写作外，苏轼还督促陪伴在身边的儿子苏过好好读书。在苏轼的悉心教导下，苏过表现出过人的才华，时人称之为“小坡”。就连苏辙也感慨地说：“吾兄远居海上，惟成就此儿能文。”兄弟情深家庭和睦“史上最深兄弟情”苏轼很幸运的一点是，不论是他的原生家庭还是与王弗、王闰之、朝云组成的小家，都有着极其和睦的家庭氛围。比起弟弟苏辙，苏轼的仕途遭遇更为曲折，所以苏辙经常在想办法营救哥哥。常有人戏称苏辙是为了“捞”哥哥而一路官至副宰相。苏轼、苏辙的感情也被后人称为“史上最深兄弟情”。很少有人知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首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其实是苏轼写给弟弟苏辙的。当时，苏轼自请任密州太守，其中一个就是想离弟弟苏辙近一点，二人可以常相聚，但事与愿违，那个中秋佳节却没有与弟弟苏辙见面，只好借词传达想念之情。元丰二年，“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辙呈上奏折《为兄轼下狱上书》，愿免除自身官职为兄赎罪。苏轼下狱后因为自觉生死未卜，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借着长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的机会暗中约好，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送鱼暗示，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朋友代劳，却忘记告诉朋友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朋友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给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生死关头，苏轼想到的还是弟弟苏辙，足可见兄弟之间情深意重。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苏轼被贬海南儋州，苏辙被贬广东雷州。苏轼渡海到海南前，苏辙一直送到海边。不料，此番一别，便是永诀。居儋期间，苏轼和弟弟书信往来，诗词唱和不断，字里行间，尽是牵挂。约三年后，苏轼在北归途中病逝于常州，他临死前最大的遗憾就是未能再见弟弟一面。苏辙哭着为哥哥写祭文，其中“手足之爱，平生一人”一句，和苏轼当年在“乌台诗案”中以为自己必死无疑时写下的“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一样令人万分动容！不思量自难忘贤内助“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苏轼一生有三段感情经历，第一任妻子王弗是四川眉州乡贡进士王方之的女儿，婚后两人感情甚笃。但好景不长，1065年，年仅27岁的王弗便去世了。王弗去世后，苏轼手植三万棵松树以纪念亡妻，还写下了这首千古悼亡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苏轼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熙宁元年(1068)，对亡妻念念不忘的苏轼，在为王弗守孝三年后，才正式迎娶了王弗的堂妹王闰之为妻。不同于堂姐的才华卓然，王闰之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家庭妇女，但她勤劳善良，对姐姐所生的儿子苏迈和自己后来所生的苏迨、苏过一样好。在苏轼长年被贬的艰难岁月里，王闰之和苏轼患难与共，相濡以沫，是苏轼身后难得的贤内助。常有人会好奇，为何苏轼是在从儋州北归的途中病逝于常州，为何会葬于河南郏县。据记载，王闰之死后百日，苏轼请来著名画家李龙眠，为她画了一张罗汉像，并立下遗嘱：将来惟有与你同穴而葬，才能履行一同归去的诺言。苏轼死后，苏辙将他与王闰之合葬，实现了祭文中“惟有同穴”的愿望，而王闰之葬在的地方正是河南郏县。“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苏轼在39岁时，遇到了12岁的朝云，当时的朝云家里一贫如洗，已经无法养得起她了，她便自请跟随苏轼。再后来，朝云成为了苏轼的侍妾。苏轼在《惠州荐朝云疏》中提到，“有侍妾王朝云，一生辛勤，万里随从。”这个年龄比苏轼小许多的侍妾，在苏轼看来却是最了解自己的人。相传，一天，苏轼指着自己的肚皮问侍妾们:“你们说我的肚子里装的是什么？”有人说是“锦绣文章”，有人说是“满腹才华”，苏轼听后都摇摇头，只有朝云打趣地说:“您一肚子装的都是不合时宜。”苏轼听后，大笑道:“知我者，唯朝云也!”孝慈仁爱为政以德伴父渡海至纯孝子心除了兄弟、爱人，苏轼与孩子们相处得也十分融洽。“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一生三次经历贬谪，黄州、惠州、儋州的谪居生活均有孩子陪伴。元丰二年，苏轼正身处“乌台诗案”的旋涡中，正在准备进士考试的长子苏迈放下手中事务，乌台诗案发后，每日探监送饭菜，非常辛苦，还四处奔走托人营救，并约定“鱼狱之灾”的暗号。苏轼被贬黄州后，苏迈又陪同父亲一起前往黄州。苏轼被贬惠州后，苏迈又主动向朝廷请求到韶州（今广东韶关）任职，以方便照顾父亲。苏轼从海南北归时，苏迈自广州陪伴父亲北上，直到常州。苏轼一生共有四子，长子苏迈，次子苏迨，三子苏过，幼子苏遁。然苏遁未满周岁而夭，苏过即算是小儿子。苏轼被贬海南后，苏迈照顾苏家留在惠州家眷，照顾父亲苏轼的责任落到了苏过身上。不同于苏迈，苏过自小便常年生活在父亲身边，但“乌台诗案”发生时，苏过年仅七岁，苏过的少年时光可以说是在跟随父亲漂泊当中度过的。公元1097年，苏轼被贬至儋州，在苏轼的笔下，当时的海南“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且不论是语言、习俗还是气候都与内地迥异。苏过当时年仅二十五岁，正是考取功名的好年华，并且已有妻儿。但他担心年逾六旬的父亲不能适应异乡的生活，只好妻儿留在惠州，托付兄嫂照料，独自挑着书担，跨越大海，随父亲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在当时还是荒蛮之地的儋州。“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奶更全新。莫将南海金齑脍，轻比东坡玉糁羹。”海南省儋州市烹饪协会“十大名厨”之一的厨师陈生强的拿手好菜之一便是“东坡玉糁羹”，而东坡玉糁羹正是苏轼被流放海南时，苏过为给父亲补充营养所创。“当时，苏轼过得很清苦，和当地乡民一样日以山芋充饥，儿子苏过想弄点好吃的给父亲享受，没有别的东西，就拿芋羹想办法。”陈生强说：“芋头、萝卜，使用的都是很简单的食材，但苏东坡吃得眉飞色舞，便即兴作诗一首，形容玉糁羹色香味俱全，连金齑脍都比不了。”陈生强说：“制作这道东坡玉糁羹只需要十几分钟，食材简单，但孝心可贵，所以这道菜也一直传承至今。”苏轼北归后，病逝于常州。在苏轼去世安葬于河南汝州后，苏过为了看守父亲坟墓，更是举家迁往汝州。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苏过病逝，被安葬于汝州东坡墓地之东南，继续陪伴父亲。“以民为本”的初心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屡次应试落第，科举入仕之路并未成行。但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喜谈政论军，他自己也说为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而苏轼、苏辙得益于他的言传身教，皆为官刚正，廉政爱民。“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曾在《六事廉为本赋》写下“功废于贪，行成于廉”，主张“保民生”“与民同乐”。在苏轼的政治生涯中，经历过三次被贬，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贬谪地距离当时的汴梁首都可谓是越来越远，其仕途坎坷可见一斑，但不论身份如何变迁，官职高低，苏轼自始至终保有“以民为本”的初心。正所谓“东坡不幸海南幸”，东坡在海南期间，劝学、劝耕、劝医、劝和，不仅为海南培养出第一位举人和第一位进士，也实实在在地造福了海南人民。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被贬至琼州昌化军（今海南省儋州市）安置。海南岛自隋代方始设郡，至宋代时还是一片蛮荒之地。初到海南时，苏轼“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即便条件艰苦，东坡却仍坚守“以民为本”的初心，帮助疗救百姓疾病，带领百姓弃旧习、务农桑，开辟学府、讲学明道，还引导不同民族的人们和谐相处。当时，苏轼在儋耳，如今的儋州生活期间，发现当地百姓饮用的并非淡水，也由于水质问题，常年患病。于是，他力劝大家改变这种习惯，并带领百姓勘察水脉，挖了一口地下井，取井水饮用。在东坡的普及之下，远近百姓纷纷效仿，改变了直接饮用沟渠积水的习惯，百姓们因饮用不洁水源生病的情况大大减少。在医药领域，当时的海南医药紧缺，医术普及程度不高。如遇家人生病的情况只得求助巫医。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苏轼普及内地的医术并探索海南的中草药。在农耕领域，据记载，苏东坡贬谪至海南时，当地百姓主要以狩猎为生，经常食不果腹，而土地却大量荒芜。苏轼创作了诗歌《和陶劝农六首》，劝说百姓改变“不麦不稷”“朝射夜逐”的落后生活方式，带领百姓改进农具，开垦荒地，教之以种植水稻等农作物之术，也改善了当地百姓吃不饱饭的状况。儋州市中和镇七里村党支部书记何耀助近日在采访时称：“传说东坡曾带领儋州的百姓改造农具，并使用耕牛，这在当时极大地提高了耕种效率。”在民族关系上，苏轼认为“咨尔汉黎，均是一民。”他将汉族和黎族视为一体，苏轼贬谪至海南的三年里，劝导黎汉融合，这对于促进黎族和汉族两族的交好确有重要的意义。在教育领域，自隋朝开科取士以来，整个海南从无一人考中举人或进士，直到苏东坡的出现打破了这种现状。宋哲宗绍圣五年，苏轼开始在儋州的载酒堂内讲学，传道授业解惑，使“蛮荒之地”的海南渐渐出现朗朗读书声。可谓是“东坡不幸海南幸”，东坡谪居海南的经历，为海南的文化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连线专家问：在海南流放期间，苏轼“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为什么仍然坚持读书？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海南省苏学研究会副会长海滨：苏家家教甚严，苏轼和弟弟苏辙都将父亲苏洵称作父师，即苏洵既是父亲，也是老师。在海南流放时，60多岁苏轼还梦到被父亲提问背诵《春秋》，结果从梦中惊醒，“犹如挂钩鱼”。由此可见，读书俨然已经成为他的一种习惯，成为了他生活中的一部分，而这离不开从小到大他所受到的教育。问：苏轼虽以诗书闻名，在仕途当中却几经贬谪，但为何能够一直坚守初心，“以民为本”？海滨：大家熟悉的“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个词，在苏轼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朝中政局动荡时，苏轼经常请求外放。苏轼杭州任满的时候，朝廷说需要他回来，而苏轼上书说：“能不能不回去，给我再安排一个地方官员，哪怕偏远一点，小一点也可以，但也不要回去，因为我是一个不能忘了我初心的人，一旦我回到朝廷上，我的初心让我看到问题我就要指出来，就会受到别人的攻击打击。”在我看来，苏轼坚守初心的特点固然跟他长期读书有关系，但我觉得从根本上讲是跟他的家风家教还是有关系。而他的这种优秀不仅来源于父母和家族的熏陶——苏洵教诫孩子要“诗书传家”“志存高远”，苏母程氏也鼓励儿子从小立志；这也要靠他一生当中王弗、王闰之、朝云这3位女性的成全。问：东坡是怎么培养和教育自己的孩子的？好学善读的家风得到了怎样的弘扬？海滨：苏轼要求儿子每天早上起来开始读书、抄书、看书。苏轼曾说：“我一听到苏过在这里读诗的样子，我就想起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当时是怎么读书的，我的父亲又是如何要求的。”同时，苏轼还特别擅长“褒奖式教育”，会主动赞美儿子读书声音好听。所以苏氏家庭的这样一种鼓励式的教育是一以贯之的，宽严相济，细致入微。

牛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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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7
老子思想对高等学校管理的启示

会议论文

本文从无为而治、人本管理、柔性管理、创造安定团结的学校环境、领导者的个人能力和修养等几个方面分析老子思想对高等学校管理的借鉴作用。

盖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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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5
再论黄庭坚诗学思想和书法理论的互通与互补

会议论文

笔者曾与王水照教授于2006年第3期《南昌大学学报》上发表《论黄庭坚诗学思想和书法理论的互通与互补》（以下简称《初论》）一文，对黄庭坚的诗学思想与书法理论互通与互补作了初步探讨。对于黄庭坚追求以免“俗”、重“韵”来形成独具一格之诗、书风格，以及其晚年书法、诗歌及词的创作等问题，《初论》一文尚未能进行深入分析，本文就此若干问题予以进一步阐释。

由兴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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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1
《诗经》祝辞考

会议论文

祝辞系文学属于文艺诸形态尚未完全分化的《诗经》时代,与原始巫术宗教结合紧密,具体表现为祈祷、祝颂、诅咒等多种特征。周初祝官制度对《诗经》祝辞系文学的形成具有决定意义。本文首先对周代祝官制度及其职司范围进行研究;其次对《诗经》祝辞系文学进行分门别类的归纳整理。随着原始宗教信仰的淡薄,祝辞系文学由正统地位跌落回民间形态, 并与愚昧迷信结合在一起。

张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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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0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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