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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苏”与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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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像宋版《东坡集》（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书影苏辙像北宋的苏洵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苏氏父子在唐宋八大家中独占其三，堪称我国文坛的千古佳话，而“二苏”即指苏轼与苏辙兄弟二人。《宋史·常安民传》载：“董敦逸再为御史，欲劾苏轼兄弟，安民谓‘二苏’负天下文章重望，恐不当尔。”北宋著名文学家黄庭坚《和答子瞻和子由常父忆馆中故事》诗曰：“二苏上连璧，三孔立分鼎。”诗题中的“子瞻”为苏轼的字，“子由”为苏辙的字。由是可见，“二苏”之称宋已有之。苏轼与苏辙兄弟二人一生手足情深。在仕途上，二人大道相同，进退一致。在性格上，二人迥然相异，苏轼恃才傲物，耿介直率；苏辙恭谨内敛，深沉稳重。二人学养丰厚，才高八斗，毕生相持相依，顺则彼此成就，不羡不妒，逆则患难与共，互藉互助。特别是苏轼一生数迁，屡遭贬谪，而“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人生寄一世，骨肉能几人？况乎“二苏”兄弟间的这种亦师、亦友、亦知己的友爱之情，堪为古往今来兄弟之典范，无怪乎人们常常感慨“惟愿此生此世，有兄如轼，有弟如辙，足矣”。史载，苏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少年时“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苏辙曾夸苏轼“自信老兄怜弱弟，岂关天下无良朋。”苏轼去世后，苏辙在为亡兄所作的墓志铭中深情地说子瞻“抚我则兄，诲我则师”。苏轼亦曾说苏辙“岂独为吾弟，更是贤友生”“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在乌台诗案中，苏轼入狱险些丧命，在狱中作诗以遗子由“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兄弟二人风神俊秀，各有千秋，芝兰同芳，相得益彰。苏轼的才华自不待言，他的诗豪放自然，开创了豪放词派，他的文章行云流水，随物赋形。而苏辙的诗词“意境闲澹，情趣悠远”，文章“论事精确，修辞简严”。数十年间，苏轼与苏辙兄弟俩宦游在外，聚少离多，“自尔宦游四方，不相见者，十尝七八”（苏轼《感旧诗·序》）。两人只能以诗代书，锦笺频递，鸿雁传讯，唱和成趣，洋洋洒洒，传为佳话。据不完全统计，二人往来的诗词多达200余首，仅苏轼以“子由”为题的诗词作品即超过100余首。鲜为人知的是，苏轼与苏辙之间有一组唱和诗与商州（北宋商州辖境约相当于今商洛市）渊源颇深。北宋嘉祐六年（1061）秋，已于四年前进士及第的苏轼、苏辙兄弟俩又同时参加了制科考试。宋代科举考试分为两种，一种是常设的进士科考试，我们常说的科举考试一般就是指进士科考试；另一种则是不长设的制科考试，是由皇帝下诏临时设置的“制举无常科”考试科目，目的在于选拔各类特殊人才。北宋仁宗一朝的制科考试设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详明吏理可从政科等10科。制科考试参加者首先向两制（即掌内制、外制的翰林学士、知制诰、中书舍人）呈送平时所作策论50篇，两制选取词理俱优者参加阁试。阁试试题为试论6篇，目的是考察应试人的学识，“盖欲探其博学”。题目通常取自经史，每篇要求500字以上，一日之内完成六论。阁试合格者才能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御试，题目通常都是试策问一道，要求应试者就皇帝所问提出对策，当日内完成一篇3000字以上的策论。通过皇帝御试后，就算完成了制举，其成绩分五等，第一、第二等从未授予任何人，形同虚设，实际上只有第三至第五等。黜落者不入等，因此入第五等即为登科。在这次制科考试上，苏轼的策论“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苏轼《应制举上两制书》），最终入三等（苏轼之前仅有吴育一人曾入）。而苏辙却在其策论《御试制科策》中对当朝仁宗皇帝赵祯颇多指责，历数其施政之得失，“极言得失，而于禁廷之事，尤为切至”，其中如“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忧乐之节易矣”“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陛下无谓好色于内而不害外事也”“陛下择吏不精”“陛下赋敛繁重”“臣恐陛下以此得谤，而民心之不归也”“臣以为陛下惑于虚名，而不知为政之纲也”“臣观陛下之意，不过欲使史官书之，以邀美名于后世耳”等语比比皆是，并连用历史上的六位昏君以喻宋仁宗，直指时弊，正气凛然。策入，苏辙自谓“必见黜”。果然，苏辙这篇无所顾忌的策论在朝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考官司马光以苏辙“其指陈朝廷得失无所顾虑，于（参加御试）四人之中最为切直”，主张列入三等，而蔡襄也曰：“吾三司使也，司会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考官胡宿却认为苏辙以致乱之君况当今之盛世，文辞不逊，故力主黜落。然而，宋仁宗赵祯却并不同意，他说：“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其谓我何？”（以上引自《宋史·苏辙传》）。关于这段，苏辙自己也记忆犹深：“上独不许，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苏辙《遗老斋记》）。非但如此，宋仁宗甚至为得遇贤才而喜不自胜，“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史·苏轼传》）。最终，苏辙入了第四等。其实由此来看，遇到宋仁宗这样宽厚的皇帝，苏辙无疑是幸运的。作为一名封建皇帝，宋仁宗对苏辙的狂悖直言多所包容，并未怪罪甚至治罪，其“为政宽仁”也可见一斑，故有史家所谓之“仁宗盛治”。“二苏”制科高中，曾为其二人嘉祐二年（1057）中进士时主考官的欧阳修闻之欣喜不已，“苏氏昆仲连名并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欧阳修《与焦殿丞〈千之〉书》）。制科及第之后，朝廷授予官职，苏轼获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府治在今宝鸡市凤翔区）判官，取得京朝官身份。大理评事是掌管刑狱的京官，为正八品，签书判官是州府幕职，掌管文书，佐助州官。嘉祐六年（1061）12月，苏轼赴凤翔上任。苏辙则获授试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军事推官。校书郎专司校勘宫中所藏典籍诸事，为从八品，军事推官是州府幕职，助理军政，佐助州官。孰料，余波并未就此平息，知制诰王安石“疑辙右宰相，专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为词。”意思是说，王安石认为，苏辙的策论偏袒宰相，而一味抨击皇帝，他就像是依附权臣的西汉大臣谷永一样，因此拒绝为他撰写制词（即任命文书）。宰相“韩琦笑曰：‘彼策谓宰相不足用，欲得娄师德、郝处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遘。遘亦考官也，乃为之辞。”（以上引自《杨畋年谱》。娄师德、郝处俊均为唐代大臣，二人为官清廉，以功名善终，“世之言长者”，称“娄郝”）。最终，改由考官沈遘为苏辙撰写了制词。其时，已是嘉祐七年（1062）秋。然而，苏辙却并未就此赴商州上任。“是时，父洵被命编修《礼书》，而兄轼出签书凤翔判官，旁无侍子，辙乃奏乞养亲。诏从之。”（以上引自《苏颍滨年表》，苏辙晚号“颍滨遗老”）。意思是说，当时，苏辙的父亲苏洵被朝廷安排编修《礼书》，他的哥哥苏轼又远在陕西凤翔任职，如果苏辙再去商州上任，将无人侍奉父亲，于是苏辙要求留在京城（开封）奉养父亲，得到了朝廷准许。其实，苏辙是对朝廷不容直言感到失望，故而辞不赴任的，“养亲”并非主要原因，不过是他的托词罢了。苏轼在凤翔判官任上对弟弟颇为挂念，仅任期内与苏辙唱和的诗作就多达70余首，占其一生寄怀子由诗的三成左右。嘉祐七年（1062）初冬，远在凤翔的苏轼闻知弟弟苏辙未赴商州上任一事后，抱病连写了3首诗寄赠弟弟，这就是著名的《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其一病中闻汝免来商，旅雁何时更著行。远别不知官爵好，思归苦觉岁年长。著书多暇真良计，从宦无功漫去乡。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商”即指商州。“著行”即排列成行。“王城”指都城，北宋都城为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市），苏辙时与其父苏洵居于此。制科考试后，苏辙的任命诏书迟迟未下，故而一直滞留都城。这首诗的尾联，也是这组诗中最著名的一联“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便是指弟弟隐于都城之意，这既是对苏辙行为的解读，同时，将其解读为“大隐隐于市”也是一个慰藉性的诠释，即唐代白居易《中隐》诗所谓“大隐住朝市”。其二近从章子闻渠说，苦道商人望汝来。说客有灵惭直道，逋翁久没厌凡才。夷音仅可通名姓，瘿俗无由辨颈腮。答策不堪宜落此，上书求免亦何哉。作者于诗后自注：“章子，惇也。”由此可知，“章子”即指章惇。史载，章惇，字子厚，为北宋中期著名政治家、改革家、书法家，与“二苏”兄弟为嘉祐二年（1057）同榜进士（该科名士辈出，如张载、曾巩等），时任商洛（北宋时商州所辖县）县令。北宋著名理学家、数学家、诗人邵雍在商隐居期间，曾与章惇过从甚密，其《伊川击壤集》中即有《和商洛章子厚长官早梅》诗。可惜苏辙未能来商就任，否则，此三人间必将往来唱和，留下更多的吟商诗文和趣闻雅事。“渠”为方言，指他，在此即指章惇。苏轼似是从商洛县令章惇处首先得知苏辙未赴商州就任一事的。“商人”即指商州人。“二苏”兄弟素负盛名，故而商州人期待着苏辙来商就任。“说客”本指游说之士，在此当指战国纵横家张仪，其人曾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诈楚绝齐。“逋翁”本指避世之人、隐士，在此当指商山四皓。史载，秦末汉初之际，东园公、夏黄公、绮里季、甪里先生四人隐居商山，以避秦乱。“夷音”指这里的人口音较重，方言难辨。商州自古多移民，加之地兼南北，所谓“南蛮北侉”，口音驳杂。“瘿俗”指一些人长有“瘿瓜瓜”（山区水中缺碘，人们脖子上常长有球状赘生物，即地方性甲状腺肿，系一种地方病）。颈联两句夸张说明商州其时条件之艰苦。“答策”自然是指苏辙制科御试时所上策论《御试制科策》，“上书”则是指苏辙“奏乞养亲”辞不赴任一事。其三辞官不出意谁知，敢向清时怨位卑。万事悠悠付杯酒，流年冉冉入双髭。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忧家有师。此外知心更谁是，梦魂相觅苦参差。“策”依然是指苏辙的策论，“易”则指《周易》。苏洵对《周易》颇有研究，曾“作《易传》百余篇”（苏洵《上韩丞相书》），惜之未成，遗命苏轼继书，苏轼承其衣钵，著《东坡易传》传世。当然，这是后话。在此，苏轼建议弟弟向贤父苏洵学《周易》，既是治学，亦资“忘忧”。尾联两句“此外知心更谁是，梦魂相觅苦参差”，一如既往地表达了兄弟二人间的深情。在这组诗中，苏轼对弟弟辞官不赴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多所宽慰，并给予了读书治学的建议，体现了对弟弟苏辙的关爱之情。唱之而必和，况乎以“二苏”兄弟手足之情深、往来之频密。果然，收到兄长苏轼的诗不久，苏辙即次其诗韵复诗三首，对自己未赴商州就任的原因进行了解释说明，这就是《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三首》。其一怪我辞官免入商，才疏深畏忝周行。学从社稷非源本，近读诗书识短长。东舍久居如旧宅，春蔬新种似吾乡。闭门已学龟头缩，避谤仍兼雉尾藏。诗后自注：“雉藏不能尽尾，乡人以为谚。”诗题中的“商幕”是指商州知州幕府，苏辙所任的商州军事推官一职是商州知州的属吏，即州府幕职。“才疏”自是诗人的谦辞。“周行”本指周官的行列，后用以泛指朝官，即仕宦行列。“避谤”指防人毁谤。这首诗简要交代了兄弟二人分别后，自己在都城开封期间的生活及读书情形，解释了自己不赴商幕的原因（避谤）。其二南商西洛曾虚署，长吏居民怪不来。妄语自知当见弃，远人未信本非才。厌从贫李嘲东阁，懒学谀张缓两腮。知有四翁遗迹在，山中岂信少人哉。“南商”指位于南山一带的商州。“西洛”在此指作者于嘉祐二年（1057）进士及第后，曾在嘉祐五年（1060）获授河南府渑池县（在洛水之西）主簿一事。“虚署”指自己两次获官均未到任。“妄语”指自己的策论《御试制科策》言辞激切，系作者自嘲之辞。这篇策论对苏辙毕生影响深远，苏辙晚年在其《遗老斋记》一文中说“自是流落凡二十余年”。“远人未信本非才”说自己因“非才”而“不来”商州就任，也就是第一首诗中所说的“怪我辞官免入商，才疏深畏忝周行”。这自是作者谦辞，实则是自知因“妄语”而遭“见弃”。“贫李”指唐代诗人李商隐，他卷入了晚唐时的“牛李党争”，因之被恩师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时充翰林大学士承旨，职掌禁密，次年即为宰相，李商隐故友）日渐疏远，遭其冷遇、排斥。“东阁”指古代宰相招致、款待宾客之地，适逢重阳节，李商隐又一次谒之不得，感慨而作《九日》一诗“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谀张”指唐代开元时期的张说，他曾三拜宰相，执掌文坛三十余年，成为开元前期一代文宗。其人素有直言，唐玄宗曾下诏褒奖张说：“动惟直道，累闻献替之诚；言则不谀，自得谋猷之体。”但后来“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以上引自《旧唐书·张说传》），诗中不乏奉承讨好上司之辞。“缓两腮”即缓颊，指婉言阿谀。颈联两句用唐代的两个典故，表明自己虽遭“见弃”，但既不会像李商隐那样仰人鼻息，酸叹自嘲“东阁无因再得窥”，也不会像张说那样由直转谀，逢迎朝政。“四翁”即指商山四皓。本句意指商州不缺人才，不少我一个，这既是作者的谦辞，也是对“商人望汝来”的回答。其三埙动篪鸣只自知，忧轻责少幸官卑。声名漫作耳中瑱，科第空收颌底髭。西鄙猖狂犹将将，中朝闲暇自师师。近成新论无人语，仰羡飞鸿两翅差。“埙”“篪”均为古代的乐器。“瑱”是古人冠冕上垂在两侧用以塞耳的装饰物，多用玉、石、贝等制成。“髭”本指嘴巴上边的短须，口上为髭。因唐代韩愈《寄崔二十六立之》诗有“连年收科第，若摘颔底髭”句，故谓。“西鄙”指西面边境。北宋仁宗时，西北党项族首领李元昊称帝，脱宋自立，建立西夏，后屡犯西境，朝廷被迫纳贡求和。“将将”同“锵锵”，象声词，多形容金玉之声，在此当指金戈铁马之声。“中朝”即朝中。“新论”指苏辙于嘉祐七年（1062）所作的《新论三首》，分上、中、下三篇古文，其文纵谈天下大事，建议朝廷革新政治，论断相当确切。然而，兄长苏轼却远在陕西凤翔，无人与语，因之“仰羡飞鸿”，恨不能身生双翅，飞去哥哥身边，一诉别情，共议“近成”之“新论”。尾联表达了对朝政的关切以及对兄长的思念，体现了兄弟二人亦师、亦友、亦知己的特殊感情。史册所见，“二苏”兄弟终其一生，未曾到过商州。仔细思之，北宋都城远在河南开封，“二苏”兄弟又家居四川眉山，故而二人毕生未曾历商，不似唐代都城长安地便，以致李白、韩愈、白居易、杜牧等众多名士途经商州，从而留下了璀璨的吟商诗篇。然而，“二苏”兄弟却又因苏辙曾获充商州军事推官一职，留下了这样一组唱和诗，使我们得以从其笔下略知彼时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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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9
放逐与回归（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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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感回归但苏轼终于超脱不起来。苏诗中的“骂格”便出现于这段时间。在《送刘道原归觐南康》中，他赞扬刘恕：“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自轻张汤。虽无尺棰与寸刃，口吻排击含风霜。”（《汉书·汲黯传》载：张汤因更定律令，升为廷尉，汲黯在皇帝前，面责张汤：“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为公卿，果然，必汤也。”）诗中以孔融、汲黯比作刘恕，以曹操、张汤比作王安石。“口吻排击”指刘恕对王安石“面刺其过，介甫怒，变色如铁，道原不以为意”。总的讲，居丧、困于繁琐事务和卷入党争，造成了苏轼这段时期创作上的歉收。作诗仅五十六首，为他编年诗中的最低数字（凤翔三年达一百三十余首），而且质量大多平平。其中《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一诗，又遭到没有知人之明的讥讽。安惇也是蜀人，考试不中西归，苏轼加以勉慰。安惇后来成了章惇、蔡卞手下的猎犬，大兴冤狱，积怨天下。但细观全诗，似也是借此以浇自己胸中块垒。苏轼回忆青少年时代：“我昔家居断还往，著书不复窥园葵。朅来东游慕人爵，弃去旧学从儿嬉……故山松柏皆手种，行且拱矣归何时？万事早知皆有命，十年浪走宁非痴？”这种情绪，在《石苍舒醉墨堂》那首论草书的诗中，发展到“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那样的愤语。接下来是“何用草书夸神速，开卷惝恍令人愁。我尝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能瘳。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诗中既赞美草书的神速，又指出它“惝恍”的缺陷；称许友人的爱好，又认为它是一种病癖，正如他以前在凤翔任上所作的《次韵子由论书》一样，是带揶揄意味的戏笔。但也只能借艺术的“至乐”“逍遥游”来化解忧愤。诗，不失为一首佳作，王文诰以为苏诗之纵笔，“实发端于此诗”。熙宁四年（1071）秋，苏轼过陈州（今河南淮阳）晤子由，并同往谒欧阳修于颍州，这种“纵笔”风格的诗，已接连产生。如《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何人遗公石屏风，上有水墨希微踪。不画长林与巨植，独画峨眉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之孤松。崖崩涧绝可望不可到，孤烟落日相溟濛。含风偃蹇得真态，刻画始信天有工。我恐毕宏韦偃死葬虢山下，骨可朽烂心难穷。神机巧思无所发，化为烟霏沦石中……”石屏上的天然石纹，一经诗人想象，竟变成水墨妙品，且是唐代两位画松名家的神思郁积所化，实在匪夷所思！这里也寄寓了苏轼胸中的不平之气和对故乡的思念。另外《陪欧阳公燕西湖》中也有“纵笔”之句：“谓公方壮头似雪，谓公已老光浮颊……湖边草木新着霜，芙蓉晚菊争煌煌。插花起舞为公寿，公言百岁如风狂……”这是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年秋天，欧阳修便去世了。“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李白），只需将首句改为“新秋召我以清景”，似乎便可切合苏轼离开京城后的情状。政治的流放与灵感的回归，仿佛是一对孪生兄弟。江西高校出版社

洪亮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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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8
如何学习行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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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家简介】李东海，1983年出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徐州市书法家协会理事，睢宁县书法家协会主席。【获奖入展】“瘗鹤铭奖”全国书法作品展2012中书协培训中心优秀作品奖全国第三届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第二届册页书法展首届“西狭颂”全国书法大展首届“钟繇奖”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王安石奖”书法作品展第三届“四堂杯”全国书法大展“金山岭长城杯”全国书法展“朝圣敦煌”全国书法大展第十一届全国刻字艺术作品展素壁联题分韵句红炉巡饮暖寒杯朝游诗书圃夕憩翰墨场行书黄庭坚《论书》草书苏轼《江城子·别徐州》小楷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李东海草书需要学习吗？这个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在《跋鲁直草书中》苏轼和黄庭坚两位书法大家居然探究这个话题。“草书只要有笔，霍去病所谓不至学古兵法者为过之，鲁直书。”“去病穿城蹋鞠，此正不学古兵法之过也。学即不是，不学亦不可。子瞻书。”霍去病官至骠骑将军，一生虽然短暂，却屡建奇功名垂史册。汉武帝时，匈奴攻扰北方诸郡，他曾六次出击匈奴，制止了匈奴的掠夺。《汉书霍去病传》记载霍去病“不至学古兵法。”说他打仗从来不学古代兵法。黄庭坚认为草书如果不学，像霍去病不学古兵法也能打仗那样，也是可以的。草书不学亦可，但有一个前提，要得笔法。就是说，只要有笔法作为前提，草书无需朝夕临摹古人书迹。只通过临摹前人草书来学习草书，这条路在黄庭坚看来是行不通的。我们知道，黄庭坚善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细察其两种书体，用笔的道理是一样的。只是楷书和草书的节奏韵律不同而已。黄庭坚说，书法不学亦可，他并没有说，连笔法也不需要学。相反，他特别重视笔法的学习。“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黄庭坚觉得自己二十年临摹周越来学习草书，是失败的。失败根源是没得到草书的笔法。只要得到古人的笔法的真髓，周越以及其他前人字不学也罢。学习书法不是一味地规模古人，一味地去临摹。要给看留出时间，给悟留出时间。所以他说：“古人学书不尽临摹，张古人书于壁间，观之入神，则下笔时随人意。”“学书时时临摹可得形似，大要取古书细看，令入神，乃到妙处。”就是告诉我们学习书法，整天在那临摹是没有用的。就算整天临摹，最多只能得到外形的相似。得形似是次要的，对形成自己风格反而是障碍。必须通过多看来领悟笔法，进而大胆地写出自己的态势才是硬道理。黄庭坚说草书不学亦可，其前提是得到笔法，尤其是要有真书笔法作为铺垫，而剩下的学习只是识草、自运就行了。这是黄庭坚总结自己学习周越失败经验教训，提出来的学习草书的路径。因此他说：“欲学草书，须精真书。知下笔向背则识草，书法不难工矣。”这种论调与苏轼同频。苏轼说：“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跋陈隐居书》）看来由正入行而为草，是学习草书的非常便捷的路径。这个路径苏轼和黄庭坚他们已经为我们总结出来了。有一代草圣之誉的于右任，也赞同这种学习的路径。他说：“书法是一种崇高的美术，要从篆、隶、楷入手，然后进入行草，用笔才有神韵。”清代大书法家赵之谦自云：“生平因篆而能隶，学隶始能为正书。”“行书未曾学，仅能稿书而已。”赵之谦未曾学习行书。他只是从正书入、得笔法再以稿书自运最终写出了自家面目。当代印刷技术精湛，得到历代行草字帖，十分便利。问题是我们还有必要临完这家再临那家？我们给看、给悟、给自运留出多少时间？黄庭坚意思是得真书笔法后，草书便是识草自运罢了。难怪如于右任说的那般轻松“书法无他巧，多写便工。”得法后，一切顺乎自然的书写比临摹更重要。针对黄庭坚不学亦可，苏轼说，霍去病在士兵乏粮的情形之下。踢球游戏正是他不学兵法的弊病。苏轼认为，从书法上来说，单纯有意于学不是完全的好办法，但不学也是不行的。抛出“学即不是，不学亦不可”的观点。这是对黄庭坚不学亦可的认可和补充。既肯定了黄庭坚的见解。又担心完全不学会重蹈古人失败的覆辙，而不自知。他在《次韵子由论书》中也提出相似的理论。即“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通其意就是打通正书与行草之间的关隘。学习书法要在正书上用功，外溢而为行草即可。这就界定了学和不学的界限。学即是学古人笔法，有了笔法的修为，还一味地遍临行草诸家，甚至精临、背临，头脑中贮存古人大量的形迹，就无暇天然自工了。“心存形声与点画，何暇复求字外意？”得法后最要紧的是求字外之意，就不要再贮存古人的字形了。苏轼这句话，带给我们更多的警醒。岁月不逮，古人很早就朝着写出自家规模方向稳步前行。我们在艺术道路上，如果没有古人的气息，说明学得不对，如果全是古人的面目，也是错误的。我们要在苏黄探讨学与不学之间，找到生发的路径，最终写出即古即我的面目。

李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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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0
我不是苏东坡——汉斯·克里斯托夫·布赫的中国情结

期刊

11月19日下午,一场声情并茂的诗歌朗诵会在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举行,德国著名作家汉斯·克里斯托夫·布赫(Hans Christoph Buch)朗诵了他的诗歌,并介绍了他正在撰写的小说《我的名字叫苏东坡》。朗诵会结束后,布赫先生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作为德语系主任顾彬教授的老朋友,布赫先生此次是第二次来青岛,这座拥有欧洲气息的城市将出现在他的新作中。而中国情结则贯穿他的整个写作生涯。

贺中;于风亮;孙艺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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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6
如何学习行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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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家简介】李东海，1983年出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徐州市书法家协会理事，睢宁县书法家协会主席。【获奖入展】“瘗鹤铭奖”全国书法作品展2012中书协培训中心优秀作品奖全国第三届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第二届册页书法展首届“西狭颂”全国书法大展首届“钟繇奖”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王安石奖”书法作品展第三届“四堂杯”全国书法大展“金山岭长城杯”全国书法展“朝圣敦煌”全国书法大展第十一届全国刻字艺术作品展素壁联题分韵句红炉巡饮暖寒杯朝游诗书圃夕憩翰墨场行书黄庭坚《论书》草书苏轼《江城子·别徐州》小楷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李东海草书需要学习吗？这个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在《跋鲁直草书中》苏轼和黄庭坚两位书法大家居然探究这个话题。“草书只要有笔，霍去病所谓不至学古兵法者为过之，鲁直书。”“去病穿城蹋鞠，此正不学古兵法之过也。学即不是，不学亦不可。子瞻书。”霍去病官至骠骑将军，一生虽然短暂，却屡建奇功名垂史册。汉武帝时，匈奴攻扰北方诸郡，他曾六次出击匈奴，制止了匈奴的掠夺。《汉书霍去病传》记载霍去病“不至学古兵法。”说他打仗从来不学古代兵法。黄庭坚认为草书如果不学，像霍去病不学古兵法也能打仗那样，也是可以的。草书不学亦可，但有一个前提，要得笔法。就是说，只要有笔法作为前提，草书无需朝夕临摹古人书迹。只通过临摹前人草书来学习草书，这条路在黄庭坚看来是行不通的。我们知道，黄庭坚善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细察其两种书体，用笔的道理是一样的。只是楷书和草书的节奏韵律不同而已。黄庭坚说，书法不学亦可，他并没有说，连笔法也不需要学。相反，他特别重视笔法的学习。“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黄庭坚觉得自己二十年临摹周越来学习草书，是失败的。失败根源是没得到草书的笔法。只要得到古人的笔法的真髓，周越以及其他前人字不学也罢。学习书法不是一味地规模古人，一味地去临摹。要给看留出时间，给悟留出时间。所以他说：“古人学书不尽临摹，张古人书于壁间，观之入神，则下笔时随人意。”“学书时时临摹可得形似，大要取古书细看，令入神，乃到妙处。”就是告诉我们学习书法，整天在那临摹是没有用的。就算整天临摹，最多只能得到外形的相似。得形似是次要的，对形成自己风格反而是障碍。必须通过多看来领悟笔法，进而大胆地写出自己的态势才是硬道理。黄庭坚说草书不学亦可，其前提是得到笔法，尤其是要有真书笔法作为铺垫，而剩下的学习只是识草、自运就行了。这是黄庭坚总结自己学习周越失败经验教训，提出来的学习草书的路径。因此他说：“欲学草书，须精真书。知下笔向背则识草，书法不难工矣。”这种论调与苏轼同频。苏轼说：“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跋陈隐居书》）看来由正入行而为草，是学习草书的非常便捷的路径。这个路径苏轼和黄庭坚他们已经为我们总结出来了。有一代草圣之誉的于右任，也赞同这种学习的路径。他说：“书法是一种崇高的美术，要从篆、隶、楷入手，然后进入行草，用笔才有神韵。”清代大书法家赵之谦自云：“生平因篆而能隶，学隶始能为正书。”“行书未曾学，仅能稿书而已。”赵之谦未曾学习行书。他只是从正书入、得笔法再以稿书自运最终写出了自家面目。当代印刷技术精湛，得到历代行草字帖，十分便利。问题是我们还有必要临完这家再临那家？我们给看、给悟、给自运留出多少时间？黄庭坚意思是得真书笔法后，草书便是识草自运罢了。难怪如于右任说的那般轻松“书法无他巧，多写便工。”得法后，一切顺乎自然的书写比临摹更重要。针对黄庭坚不学亦可，苏轼说，霍去病在士兵乏粮的情形之下。踢球游戏正是他不学兵法的弊病。苏轼认为，从书法上来说，单纯有意于学不是完全的好办法，但不学也是不行的。抛出“学即不是，不学亦不可”的观点。这是对黄庭坚不学亦可的认可和补充。既肯定了黄庭坚的见解。又担心完全不学会重蹈古人失败的覆辙，而不自知。他在《次韵子由论书》中也提出相似的理论。即“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通其意就是打通正书与行草之间的关隘。学习书法要在正书上用功，外溢而为行草即可。这就界定了学和不学的界限。学即是学古人笔法，有了笔法的修为，还一味地遍临行草诸家，甚至精临、背临，头脑中贮存古人大量的形迹，就无暇天然自工了。“心存形声与点画，何暇复求字外意？”得法后最要紧的是求字外之意，就不要再贮存古人的字形了。苏轼这句话，带给我们更多的警醒。岁月不逮，古人很早就朝着写出自家规模方向稳步前行。我们在艺术道路上，如果没有古人的气息，说明学得不对，如果全是古人的面目，也是错误的。我们要在苏黄探讨学与不学之间，找到生发的路径，最终写出即古即我的面目。

李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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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7
论稼轩俗词的曲体特征及其意义

会议论文

在《稼轩词》中,有90余首俗词。这些俗词,从平俗驳杂的内容,叹世归隐的题材倾向,自然通俗的语言特征,明言直叙的表达方式,以及调侃戏谑、幽默诙谐的趣味等方面都与南宋雅词大异其趣,而呈现出鲜明的曲体特征,这为元散曲的创作,实起到了一种导向作用。

赵义山;彭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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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1
苏轼徐州时期的黄楼精神及当代意义

会议论文

苏轼知徐州时期,勤政爱民,遗爱于民,通达务实,寓意于物,排解忧患,热爱生活,为徐州这座文化古城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也为徐州这座文化古城增添了新的亮色。就可见的文化遗存而言,像黄楼、云龙山、放鹤亭、燕子楼、快哉亭等人文景观,都有苏轼当年的遗迹,而且承载着诸多苏轼当年丰富而动人的故事。苏轼带领徐州军民抗洪的壮举,以及由此铸就的黄楼精神,最能彰显苏轼大英雄的本色。

管仁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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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4
国学《易经》百科全书

会议论文

从古至今几千年，还没有人这样用文、图把易经内涵剖析、阐述得如此深入、全面、详细。易经之母太极图，是我国古老的无字天书，它凝聚若我们的祖先对大自然的认识、利用和掌握。是人类智慈的结晶、是群经之首、百科全书、大道之源、大智慈、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明珠。本文己写出了《易经》对人类的51个方面的大提示，其中涉及到政治、军事、国防、哲学、历史、数学、建筑、物理、交通、绘画，天文、历法、工业、农业、机械、法律、旅游、婚姻、家庭，商业、科技、服饰、庆药、园艺、畜牧、体育等。

向梦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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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2
宅在家里的第一要努是吃肉!

期刊

在吃肉之前,你可知道东坡肉的故事?东坡肉还有个名字叫“回赠肉”,是苏东坡当年和浙江百姓们共同抵抗灾害所诞生的回赠美食,为了表达感激和纪念勇气的一道菜。传说难以考究来源,但食物于人情的力量却可以流传千百年。放在今天看来,觉得这道肉特别应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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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8
屈原与儒墨道法诸家人格观之比较

会议论文

目前在我国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广泛使用的“人格”一词,来自国外,其内涵受到英美、日本和前苏联的很大影响,而且在社会、文化、心理三大范围中,人格内涵与意义指向又颇有差别。想要确定一个任何范围任何学科都能接受的人格定义,基本不可能——至少目前办不到。我们探讨屈原的人格,属于文化领域。可以从文化领域去确立人格定义,即：人格就是一个人最基本品质、品格的总和。本文主要探讨、比较屈原与儒、墨、道、法诸家之人格观。屈原和诸家人格观分内外两层, 内层主要为人格典范与人格理想。在这一层。屈原与诸家及诺家之间并没有太乡的不同。而在外层,各家均有差别,特别是在内核外化形式、与现实的关系及人格操守的坚持性上,各家差别甚至很大。屈原则与墨家较为接近。从人格观之、全面性、完整性、统一性上观察,屈原之人格观当为中华民族之最高标范。今天,中华民族正在复兴,在我们寻求和重塑民族之魂和文化精神时,屈原伟大人格和人格观标范的树立,将具有无可估量的精神价值和文化意义!

毛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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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7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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