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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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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庄子思想对魏晋行草书创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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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美学讲的是“道”之美,而“道”是一种虚无玄幻的东西,不可言说、没有特定,一切尽在主观之中。正所谓“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既然取消了对美的客观限定,一切审美体验就变得“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了,庄子又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美就在天地之间,无与言说,只能靠虚静之心去感受,所以促进了个人审美意识的产生,同时又因为魏晋时期玄学兴起,文人大谈老庄哲学,使得美丑更有人自定。魏晋时期书体增多并趋于成熟,强调书法的内部气韵比外在形态重要,并追求“真”、“自然”等精神,形成“尚韵”的书风。通过庄子哲学、美学等理论书籍和魏晋时期社会背景、文人的生活态度、书法作品并结合书法创作方法论等方面的概念、知识进行分析,探讨受庄子影响下的书家对书体的选择、观察自然万物的角度、编写的书论、书评和内在的修行等方面的联系。进而能够更加了解书法创作中抽象审美的概念和理解书法内部形而上精神的境界。书法作为抽象的艺术,它正是时空相结合的产物,正是通过外在的线条、形体、空间上的黑、白关系表现内在的精、气、神,这正符合道家“阴阳”辩证的观点,也似乎更能接近这种虚而玄幻的“道”。

林溶冰
高中历史教科书中有关荀子内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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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教学方法的重要性已为广大教师所关注。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关系好比食材与厨艺，专于厨艺而忽视食材显然是难以做出一盘好菜的，仅注重对教法的研究显然是不可取的。新课标教材自使用以来已针对具体问题修订多处;随着对教材的掌握逐渐深入，近几年的考题也越来越注重细节。荀子的思想作为高中阶段学生必须了解的内容之一，很多教师却对荀子并不熟悉，教学参考书上的介绍相对其他诸子而言显得比较单薄。在研究方法上，针对多音多义字，并没有仅取对自己观点有利的例证，而是将语言还原到具体的、历史的环境中去进行辨析进而得出结论，这是以往对荀子的研究所没有使用过的方法。本文兼采人教版、岳麓版、人民版三版历史教材，重点就教学中常见的关于“君舟民水”思想来源和“天人之分”具体读音语义进行辨析;对教材中错误的引文进行更正;还介绍《荀子》一书“伪”的特有内涵以及对荀子天人观解读的必要限度等，对丰富教师对荀子的认识及确保教学内容的正确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潘博
北宋后期散文史整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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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对北宋后期散文史叙述都是单线条的,局限在欧阳修、苏轼以及苏门后学一线的“文统”。然而,这一看似明晰的叙述,实则掩盖了古文运动推进的复杂性,并导致对北宋后期散文史的丰富性认识不足。北宋后期的散文史,与新的经学形态的发展演变同步,并受其影响甚深。其影响,不仅反映在文道关系这一古老命题上,而且具体体现在文章美学诉求上。同时,对新学后学散文创作实绩的探讨的匮乏,使得北宋后期散文史的叙述总是有失偏颇。有鉴于此,对北宋后期散文史作整体之考察是很必要的。

潘玉涛
唐诗引《论语》典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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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高峰,诗人用典使事,广征博引,融诗情和典语于一炉,创造出既含蓄隽永又内涵丰富的诗歌语言,体现出高超的用典手法。唐代知识分子视野开阔,知识结构丰富,用典广泛,经史子集几乎无所不用。其中《论语》是唐代诗人热衷于征引的典源文献之一。《论语》用质朴的语言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最直接的体现了儒家思想,对唐代社会各个阶层都有深刻的影响。《论语》所出典故丰富,在唐诗中有广泛的引用,其中被使用数量最多的十则典故词语分别是:颜回、逝川、岁寒松、弦歌宰、用舍行藏、箪瓢陋巷、楚狂接舆、趋庭、乘桴浮海、沮溺。根据这十则典故所包含的意义内涵的不同可以大致分为三类:人格修养类典故,包括“颜回”,“箪瓢陋巷”,“岁寒松”等;政治修养类的典故有“弦歌宰”,“用舍行藏”,“乘桴浮海”,“楚狂接舆”,“沮溺”等;感悟教化类有“逝川”和“趋庭”等。其中,“颜回”（“箪瓢陋巷”表现“颜回”典故的一个侧面）和“用舍行藏”（“乘桴浮海”是其“舍”的层面）是唐诗中使用最多的两则《论语》典故,体现了唐代士人“用”与“舍”的矛盾心态:一方面追慕圣贤,积极提升自己;另一方面,在现实困厄之时又生出“隐以明道”之想。根据使用数量统计出的“十大典故”是唐诗对《论语》典故选择的总体倾向,不同群体的文人对《论语》典故的运用又有着不同的文化心态。如杜甫、白居易等传统儒家知识分子诗歌中,引用最多的是“颜回”典故,表达思古慕贤的愿望,或借以明述己志;而贯休、齐己等晚唐佛门僧人,在诗歌中也多用“颜回”典故,则是将佛教“慈悲”与儒家“仁爱”精神相融合,在末世危局之中呼唤贤良。《论语》所出的典故具有相对稳定的文化意涵,而在诗歌中运用典故则是为了表达诗人当时当下的情思与题旨,在具体应用时又具有了灵活的阐释内涵。唐代诗人在诗歌中引用《论语》典故,是对《论语》内在精神解读后的诠释,这种解读与诠释是一个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过程,是诗人对《论语》典故所蕴含的艺术魅力的继承与传递。用典不仅是诗歌表现的手法,更是诗人情感流露、思想表达的重要途径,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诗人的价值取向和情感态度。因此,《论语》十大典故的意义内涵因诗人、诗情在不断地变化,典故的意蕴也逐渐丰富,意象不断丰满,然而不变的是唐代诗人心中的《论语》情结。

俞婷婷
《庄子》的名·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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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名结构是指由多个(两个或两个以上)名词(或名词性短语)构成的名词性结构。作为名词性结构的一种,名·名结构在上古汉语中比较常见,对该结构的研究不仅是理解名词的重要途径,更是短语结构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庄子》是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典籍,它的语料基本上体现了当时的语言事实。因此,从考察《庄子》一书的名·名结构入手,可以使我们对上古汉语的名·名结构以及名词有一个比较清晰准确的认识。本文首先对名词作了两个层级的划分:第一层级,从名词的词汇意义和语法功能着眼,将名词分为专有名词、普通名词、时间名词、方位名词四类。第二层级,以名词的生命度为参考项,将专有名词分为有生专有名词,无生专有名词;将普通名词分为有生普通名词、物质名词、抽象名词。在具体的考察过程中,本文首先探讨了决定名·名结构有无标记的因素。对由句法层面角度划分出的偏正、并列两大类,本文分别加以处理:对偏正关系的名·名结构,本文主要探讨中心语对定语的选择限制,借此确定名词的语义类;对并列关系的名·名结构,在描述其构成并列的语义基础及其句法功能的同时,本文试图找到决定组成成分先后次序的因素,一并讨论复杂并列结构的层次问题。在对偏正和并列两种句法关系的名·名结构有了认识的基础上,本文分化了“N+N”这种歧义格式。通过上述考察,本文得到以下几点结论:1.《庄子》中的名·名结构在形式上可分为有标记和无标记两种。偏正关系的名·名结构以助词“之”为形式标记,并列关系的名·名结构以连词“与”为形式标记。决定名·名结构是否带标记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是音韵上协调音节,二是语用上突出强调。2. 在偏正名·名结构中,各小类名词充任中心语,对充任定语的名词小类的选择存在着差异,名词各小类直接受名词修饰的能力大体排列如下:有生普通名词>抽象名词>物质名词>有生专有名词>方位名词>时间名词>无生专有名词同时,各小类名词充任名词定语的能力也存在差异,排列如下:物质名词>有生普通名词>无生专有名词>方位名词>时间名词>有生专有名词>抽象名词3. 《庄子》中绝大部分的并列名·名结构的词序是固定的。并列名·名结构的产生是语用的结果,其形成是以语义亲近性作为语义基础的。在句法功能上,结构项的不同类别决定了整个结构的功能差异。结构项是专有名词、有生名词、时间名词或方位名词的并列名·名结构在句中一般不充当判断句谓语,结构项是专有名词、时间名词或方位名词的并列名·名结构一般不作偏正结构的中心语。4.在全面考察了名·名结构的句法语义功能之后,本文对“N+N”这种歧义格式进行了分化:如果N1、N2所属的名词小类不同,则“N+N”为偏正结构。如果N1、N2属于同一名词小类:N为无生专有名词或方位名词,则“N+N”为并列结构;N为有生专有名词,若N1、N2 同指,则为同位性偏正结构,反之则为并列结构;N为有生普通名词、物质名词、抽象名词或时间名词,则看N1、N2的语义特征,若语义特征相同,则为并列结构,反之则为偏正结构。

郑路
《诗经》中的家庭伦理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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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一部反映周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描述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也蕴含着丰富的家庭伦理思想，而这些家庭伦理思想又为当代道德建设提供了源泉。　　本文在各位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以《诗经》为本源，从伦理学的角度来挖掘其中所蕴含的传统的家庭伦理思想，倡导“夫妻恩爱、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道德规范，并以其思想来协调夫妻、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继而在弘扬传统道德文化的基础上，阐述《诗经》中的伦理关系在现代的意义，以此来达到社会的和谐。　　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论述:首先，以《诗经》为本源，论述了夫妻在婚前，婚时以及婚后的伦理思想，最终挖掘出夫妻之间应该要相濡以沫、相敬如宾，实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夫妻伦理观念，而不是一种喜新厌旧的道德反叛;其次，有了婚姻，便会产生新的生命个体，而父子关系正是家庭中血缘继承相连接的人际关系，在《诗经》中，父母的“慈”与子女的“孝”则成了他们处理父子关系的伦理规范;再次，由婚姻、生育，则会产生亲属，而《诗经》中的亲属关系主要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它要求兄弟之间要和睦友爱，互助团结，兄友弟恭。最后，我们在弘扬传统道德文化的基础上，总结了《诗经》中的家庭伦理思想在当代道德建设中的价值，它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徐丽娟
李白书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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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在中华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因为他在诗歌方面的突出成就而广被关注。他存世书作很少,但其实大诗人李白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书法家,他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成就,只不过其书名为诗名掩盖罢了。一直以来,人们对李白的书法了解甚少。宋《宣和书谱》卷九云:“大抵唐人作字无有不工者。”唐代的一些大诗人,也多是书法高手,如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等等。本文从李白的生平及其书法艺术风格形成的时代背景、李白书法的文字内容与书法艺术特点、李白的书法审美观、李白与同时代五大书法家的交往等方面展开对李白书法的研究,整体涵盖了个案研究的多个方面。李白传世的三个书迹写的都是自己的诗文,但书迹中的诗文与他诗文集中的诗文有词句的出入。本文对李白传世的三个书迹,进行了创作年代地点与风格的简要分析,即《送贺八归越》约书于44岁,作者当时在长安,书法用笔跌宕,轻重反差大,结体飘逸狂放,书迹的风格可用“狂逸”二字概括。《上阳台帖》也作于中年,时间比《送贺八归越》稍微晚一些,可能是李白离开长安之后到洛阳时所书,此书迹的风格可以用“豪逸”二字概括;《星凤楼帖》书于晚年,可用“秀逸”二字概括其风格。在此基础上,归纳出这三个书迹的共同特点是“飘逸自然”。“逸”是他书法的精髓。李白的书法审美观是:崇尚清真、潇洒,崇尚天生,崇尚草书。李白的书法审美观是崇尚清真、潇洒,崇尚天生、自然和狂放。这不仅可以从他的三个书迹中表现出来,还可以从他的诗歌《王右军》和草书歌行中明显看出他崇尚快节奏、大写意的狂草。李白与同时代五大书法家贺知章、张旭、李邕、怀素、李阳冰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他们的交往及个性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李白与五人都是忘年之交。二是李白与五人都有共同的擅长,六人都擅长诗文和书法。三是六人之中,大多爱好饮酒性格狂放,具有浪漫主义气质。通过李白与他们这些盛唐书家们的交游,探讨这些书法大家作为李白的良师益友,可以看出李白的书法或于耳闻目染或拜师从学的过程中所受到他们的影响,李白的书法与书风跟五人确有相似之处、一脉相承的关系。

何通
被遗忘的历史：山东昌邑王家庄子稻改运动研究(1964-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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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改运动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在农业领域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耕作制度的改革运动，立意是增加粮食产量，大力发展农业，以保障工业建设原始积累的需要。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为稻改运动提供了制度保障。　　王家庄子稻改运动始于1964年的大海潮，空前的自然灾害对村落生存造成冲击，在政府指导下，稻改运动拉开帷幕。在国家助力及村落自身的尝试和努力下，稻改运动取得成功，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集体化时期劳动力的有效组织，通过超负荷的劳动力来进行稻改必须的农田水利建设以及种稻所需的密集的劳动投入。在集体化时代，以工分制为主的劳动管理下，村民维持了基本的劳动效率，国家征购大量的劳动剩余，村民维持基本的口粮需要。　　稻改运动使得村落发生变迁。村庄的土壤和生态环境都得以改善，村民生活水平、妇女社会地位和村民的文化教育水平都得到提高。水稻的种植一直延续到1981年，因水库供水不足而停种，此后再无水稻种植。但在稻改的过程中，当地生态已经得到极大改变，因此，虽然水稻的种植结束了，但在此基础上，村民能够继续利用这一优势和传统，增加了经济作物的种植，生活水平并没有下降。

王金娜
庄子生命悲剧意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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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的是庄子的生命悲剧意识。庄子哲学，是生命的哲学。关于庄子的研究，论及最多的就是其是为生命构建审美自由境界的人生美学。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关于庄子“逍遥游”审美境界背后所暗含的生命悲剧意识却往往被弱化了。庄子的生命悲剧意识，应该是庄子整个思想的起点。正是因为其体悟了生命存在充满了悲剧性，所以他才努力为生命构建一处毫无所待的审美逍遥之境。但是，关于这一事实研究，历来只有历史上文人的零星提及和今人的非系统论述。相比于庄子其他思想的研究，还较为薄弱。本文立足于整个《庄子》文本，尝试系统而准确地勾勒出庄子对生命的体悟而产生的悲剧意识，并且针对诸学人探讨最多的庄子中的“超越”思想，挖掘出其所不可不面对的局限性和陷入的困境，从而见出庄子生命悲剧意识的深刻和彻底。本文的正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是庄子的悲剧意识产生的原因。庄子生命悲剧意识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可概括为现实困境的“外刑”屠戮和精神困境的“内刑”施加。现实生存境域上主要体现为，庄子所处的时代正是战国群雄为了争夺物质利益和生存空间频繁发动战争的时期，加之国内的暴政统治，人们处于“游于羿之彀中”的极端生存境域;而社会的混乱必然导致思想的混乱，世人各个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相互攻讦，人心险恶;加之庄子对士人两难处境的体认以及自己生活的贫困和孤独等等，形成了庄子悲剧意识产生的现实困境。精神困境是庄子把人的存在放到自然文化背景中去考察时，不管是在宇宙大背景中还是在真理和知识面前，人都是极其有限的，从而产生了人类自我存在的一种渺小，短暂、卑微的感伤情绪。　　其次是探讨庄子悲剧意识的核心——生命悲剧意识。庄子哲学是思考人的本真存在何以可能的人的哲学，归根结底就是生命哲学。不管是思考社会现实环境还是文化背景，均是因为其对生命的一腔热忱。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大概绝没有一位像庄子一样把生命存在体悟得如此透彻之人。在生命的诞生上，庄子认为生命存在是“被抛”的、不可选择的、连“人”这一存在样态都是充满偶然性的;在人生活动上，生而为人虽必须要有所“活动”，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在生命活动中人又太容易被“物”奴役、殉已于“物”、被“物”异化，使生命存在背负了太多太重的沉重感！而生命的结局，也是毫无意义无所归依的荒诞存在。庄子虽采取的是一种“齐生死”、“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与宇宙大化同流的生死观，但从庄子思想深处所倡导的绝对相对主义的看世界的方法来看，他根本是否定这个世界有任何生命归依的稳定之所的，其对生命的真正态度，终认为是大梦一场！　　最后是探讨庄子超越生命悲剧意识思想的局限性，从中见出庄子生命悲剧意识的深刻和彻底。提及庄子生命悲剧意识的学人，都认为面对这深沉厚重的生命悲剧意识，庄子已经“超越”到了其极端审美自由的“逍遥游”的境界中去了。但笔者认为，庄子的“超越”，终将是不可能完成的。首先是庄子用以作为审美超越的“道论”具有极强的隐晦不明和神秘玄妙的虚无特性而显示出其不可靠，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它只具有可能世界的逻辑必然性，却并不具有本然世界的时间中的现实性。其次是作为生命超越途径的“齐”、“心斋”、“坐忘”等，由于其极端的“向内观”，只重视生命个体的内在性而显得有自欺之嫌的“超脱”。再次是庄子幻想的审美超越范型，因为其极端的神秘性而显示出虚幻特性，更多的是庄子对极端审美自由不能达到后所做出的幻想。最后是庄子为人类社会描绘的理想境界和心灵的栖息之地，即“至德之世”、“建德之国”以及“无何有之乡”，前者是被历史的车轮淘汰了的古远过去，后者又是完全脱离世俗的、在时空之外的一个极端虚无缥缈的地方，对于现实的苦难和悲剧困境，不可能具有真正的超越意义。总的而言，庄子对“生命悲剧”的超越，更多是对生命悲剧困境问题的舍弃和悬搁，然后从另一个维度重新构建生命的意义世界。我们需要这样的幻想，但也要明白这终究不可能实现。

王旭
宋高宗书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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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研究宋高宗的书迹。结合文文献：对太学石经进行了详细的考察，笔者认为《宋会要辑稿》的记录是准确，且目前所存石经应订为高宗书;对《真草千字文》、《书七言诗》、《题会昌九老图》这三件有赐臣子名书迹的获赐时间下限进行了考订，从而确定其书写时间的下限分别在绍兴八年、绍兴十五年与绍兴三十二年;在《草书洛神赋》、《真草嵇康养生论》画心，发现了属于高宗吴皇后的两枚鉴藏印：“康寿殿印”与“康寿珍玩”。　　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上，对宋高宗的书迹重新进行了分期，将绍兴十三年、绍兴二十六年作为中期、晚期的节点。　　此外，就常被引为宋高宗书画有代笔人的“本朝御笔、御制，皆非必人主亲御翰墨也”这条笔记，重新进行了释读，此条讲内降代笔，且并非指高宗。

殷心悦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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