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日期范围

-

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学术论文

找到10484条数据

《论语》中的教学艺术

学术论文

国内外对《论语》的研究主要都是从德育或思想道德方面、教学及教学方法方面、教育理论、教育思想等方面去论述。本研究尝试从教学艺术的角度对《论语》进行探讨和研究，详尽的叙述和剖析教学艺术及其价值。　　第一章绪论。主要从研究的背景、研究意义与价值、研究综述、研究方法、核心概念的界定等几方面展开论述。第二章从以旧带新的导入艺术、巧妙讲解核心内容的艺术、画龙点睛的收尾艺术三个方面论述《论语》中的教学过程艺术。第三章从连环式提问、避而不答、复问、以问代答四个方面论述《论语》中的教学提问艺术。第四章从音乐渲染情境、动姿暗示情境、语言描绘情境、场所烘托情境四个方面论述《论语》中的教学情境创设艺术。第五章讲述孔子是如何评价他的学生，学生评价在课堂上的重要性，从褒贬适度的评价、激励为主的评价、因人而异的评价、多维度的评价四个维度论述《论语》中的教学评价艺术。第六章《论语》中教学艺术的特点有很多，但是本文主要从启发性、教育性、趣味性、审美性、情感性、独创性几个方面对《论语》的特点进行论述。从教学艺术角度出发研究《论语》，运用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分析古代的经典，从《论语》中挖掘他的教学艺术是本文的重点。本研究希望在实践教学中提供一定的理论上和方法上的指导。在理论上可以丰富教学思想和教学理念。在实践中也可以指导现代教学。让一线教育工作者借鉴更多的教学艺术并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并能从中了解孔子及其文化，以此来弘扬传统文化去教育广大学生。

吕丹
《金刚经》灵验记词汇研究

学术论文

从汉语发展史上看，近代汉语上承上古、中古汉语，下启现代汉语，是汉语发展变化的关键时期。唐代处于近代汉语前期。这一时期的语言出现了大量的新词、新义，双音、多音词语比例增加，不断使用新的句型，使汉语反映概念更加精确，表达思想有了更多的形式。《金刚经》灵验记是唐代中土佛教文献的一部分。目前语言学界对唐代的崇经灵验记还没有进行深入的、专门的分析和研究。　　本文考察了《金刚经》灵验记研究的重要意义，确定了研究方法;分析了《金刚经》灵验记词语的历史来源，关注单个语义成分的继承与发展，理清它们发展演变的脉络。在共时系统内，从佛教词语、典故词语、官职词语三个方面来体现《金刚经》灵验记的词汇特点;将《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与敦煌本《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内容进行比较，以窥它们用语的异同;将《金刚经》灵验记与《觐世音应验记三种》相关语义聚合成分进行比较，揭示汉语从中古到近代的发展变化;文章以《续藏经》所收《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为底本，参照相关文献，对其重新整理，提高了研究材料的准确性。　　本文首次将唐代有关《金刚经》的灵验记收集在一起，通过细致地考察，采用统计、描写、共时和历时比较等方法对《金刚经》灵验记的词汇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勾勒唐代中土佛教文献的概貌;将《金刚经》灵验记与中古时期同类文献相比较，以探索有唐一代佛经灵验记的语言特徵，揭示佛经灵验记词汇系统的特点、发展及演变规律，旨在为唐代中土佛教文献的进一步研究积累经验，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陆琳
《歧路灯》和《儒林外史》接受《诗经》的比较研究

学术论文

《诗经》是中国文学的源头，它不仅真实生动地记录了社会生活，体现了现实主义精神，《诗经》内生动的语言和“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代不仅是《诗经》研究的全盛时期，小说创作也蔚为大观。小说家在创作小说时，学习、融汇了《诗经》的语言和思想等多个方面，使小说语言体现出典雅美，思想更有深意。本文以《歧路灯》和《儒林外史》为研究对象，通过细读小说文本，研究《诗经》于两部小说中的存活状态。　　正文部分包括四章。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从《歧路灯》和《儒林外史》用《诗》典出发，分析两部小说对《诗经》的接受情况。第三章比较《歧路灯》和《儒林外史》对《诗经》接受的异同，得出在同一时代背景下，作者心态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第四章从《诗经》和两部小说的视角出发，探讨小说对接受《诗经》不仅是因为《诗经》自身的价值，还有小说自身对《诗经》的需求;在此过程中，既扩大了《诗经》的阅读群体，也实现了跨越雅俗的传播。

陈粟
天人之际与神人之间——以《易经》和《圣经》为中心的宗教文化探索

学术论文

中国古代巫文化主要有两个基本方面，即祭祀文化和卜筮文化。中国早期祭祀文化和卜筮文化是交错互叠的，它们既分化又交错的发展，为中国古代的礼制文化和生存哲学积淀了丰厚的基础。祭祀文化和卜筮文化相互结合并不断发展，从基本面上规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属性和走向，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　　在以祭祀文化和卜筮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早期巫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观念，其中的天命观对《易经》卜筮文化有着较为直接的影响。《易经》是我国古代巫卜文化的产物，是对早期巫卜文化的有选择的总结，其中贯穿着一条天人关系的主线。所以，《易经》具有“究天人之际”、“穷造化之原”的特点，它通过把握吉凶消长之理，而追求进退存亡之道。源于卜筮活动及其经验总结的《易经》，是以卜筮方式应对和解决生存问题的生存哲学典籍。　　《易经》之卜筮通过占断以预测吉凶、利害、安危的活动，进而实现其趋吉避凶、规避风险的目的。《易经》文化将变易世界中的各种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既为人类认识世界的规律性和必然性提供了可行性，也为人类生存问题的解决与应对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范式。在人的生存问题的解决与应对上，《易经》以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直接目的彰显了中国文化实用理性的特点。经过《易传》的提升与转换之后，《易经》之实用理性更富于较高的抽象性和普遍性，从而具有了指导人类解决和应对生存问题的普遍意义。　　在模拟和表征了宇宙及人世结构和变动关系的基础上，《易经》全经以“简易”的方式从“变易”的现实中探求“不易”的认识路径，既有助于人类在变动不居的生存环境中认识和把握“不易”规律的作用，又对人类认识纷繁复杂的自然、社会和精神世界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易经》将人类生存问题中的安与危、利与害纳入一个简易的模式化体系中，通过对其变动关系的分析进而把握天人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不仅有助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更有助于人类对生存问题的应对和解决。　　《圣经》与《易经》一样，都是群体的历史创作。它们由若干位作者经历若干年的时间创作而成，其创作过程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使其中的思想和观念直接体现着当时人们的生存状况、社会状况和文化状况。为我们后来者探索天人关系和神人关系的源头与内涵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材料和视角。　　在启示文化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圣经》，通过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的形式，将自然与人类的产生、变化和发展均纳入以上帝为中心的信仰体系中，形成了它特有的人神关系模式。作为源于启示文化的宗教信仰经典，其核心内容所反映的主题是神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这一贯穿《圣经》全书的主线人神关系中，神的属性、权能和地位决定了他不仅是启示的主体，而且是信仰的根据;人的属性、能力和地位都根源于神、决定于神，人只有信靠神，才能通过神的护佑和救赎实现正常和有意义的生存。　　《旧约》是早期希伯来人及其后的以色列人，在解决和应对其现实的生存问题的基础上，吸收借鉴了其周围人群解决和应对生存问题的文化创造的基础上形成的宗教经典。现实中难以解决甚至无法解决的问题，逐渐从人生存的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向精神空间转移，通过精神解决的办法逐渐化为希伯来人的宗教信仰。依靠神灵来解决难解问题的方式直接构成了宗教信仰的基础。从以色列选民的上帝到全体人类的上帝，是上帝观念上深刻的神学革命，从形式上表现为从《旧约》到《新约》的革命。《新约》在创造性地继承《旧约》观念的过程中，改革了《旧约》强调律法主义倾向，形成了《新约》强调耶稣基督信仰的救赎观和公义的伦理观。　　《易经》是中国早期祭祀文化和卜筮文化发展的产物，《圣经》是希伯来人早期启示文化发展的产物。而祭祀文化、卜筮文化和启示文化都以沟通人神关系为基本内涵，都具有“巫性”，都可以归结为“巫文化”。所以，从文化形式上看，两大经典都是早期巫文化发展的产物，具有可通性。《易经》及其中所蕴涵的天人关系，《圣经》及其中所蕴涵的神人关系，都与其文化主体对生存问题的解决与应对有着根本的关联，都是对现实生存中“难解问题”进行解决和应对的文化方式，而且都具有对所有生存问题进行解决和应对的指导意义。所以，从文化功能上看，两大经典文化在指导人们解决和应对生存问题上具有可通性。　　人的生存问题，同时兼含了与生物生命、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存在相关的一切问题。在人的意识和思想观念对生存问题的关照下，与人的生物生存、社会生存和精神生存三个基本领域相对应,形成了人类生存中自然、社会和精神的三维空间结构。生存空问的三个维度间相互融摄与贯通，从根本上为人的存在提供了安身立命之地。三维生存空间的割裂与变形，就会形成相应的“自然倾向”、“社会倾向”和“精神倾向”。坚持其中任何一种倾向都必将导致人与社会的扭曲甚至出现人性的变态。　　要实现人类生存的完整性和人性的整全性，还必须吸取两大经典在文化和价值导向方面的长处与优势，进行文化的整合与创新。只有在重视人类生存三维空间结构的完整性基础上，才可能为人和社会的变态与人性的扭曲找到修复的路径，才能弥补东西方文化各自所存在的缺失与不足。

刘江岩
从苏轼诗词中探究文人山水画意境

学术论文

苏轼是有着极高文化素养的文人画家，且更是一名天才型的文学家，不光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词，还在艺术评论方面有大量新颖的理论与观点。文中所指“意气”即为艺术作品的内在气质，这与其诗词中体现的山水画意境是分不开的。苏轼在诗画创作时重视山水意境的营造，对后世艺术作品的发展之重要不言而喻。苏轼传世作品极少，尤其绘画方面的文献几乎空白，本文通过苏轼不同时期山水诗词以及其它文献资料来进行研究山水诗与文人山水画的同构性，以及其绘画发展脉络及精神指向。

林莘翔
诗经祭祀植物意象研究

学术论文

《诗经》意象研究成果颇丰,祭祀植物意象属《诗》植物意象中的一类,在诸多《诗》植物意象研究中有所涉及。然而《诗经》意象研究兴起至今不过百年,古籍中可资借鉴者,多存于《诗》名物解、诗说与史书记载中,资料庞杂,未成系统。笔者试从《诗》祭祀植物本身出发,廓清其范畴,确定其祭祀作用,阐释其文学意义,呈现出《诗》祭祀植物意象整体的面貌。第一章为界定本文《诗经》祭祀植物意象研究范畴,确定具体植物种类。其范畴包括,《诗》中祭祀诗、含有祭祀成分的非祭祀诗,及以三礼为代表的涉及植物的各项祭祀活动。关于祭祀植物种类,笔者对《诗》全体植物进行了统计,标注了其中与祭祀相关的每种植物,并据此分出了《诗》中祭祀植物的不同类型、比例、对应篇目等。第二章为分析祭祀植物的祭祀功用,阐释其反映出的周人祭祀观念。此章分类以祭祀植物在祭祀活动中的实际功用为标准,主要分析该类祭祀植物的应用范围、祭祀功能。周人祭祀植物选择标准与观念反映乃据其功用分析而得出。第三章系统阐释《诗》中不同祭祀植物类别作为文学意象的具体内涵,分类基本与第二章一致。笔者从其祭祀功用引申,将其内涵主要概括为代指人物、比喻人物、象征地域、表情达意、作为婚恋信物、作为宴飨诗引子,等等。笔者尝试通过对《诗经》祭祀植物意象的统计与分析,将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探寻其出现与运用的文学规律。

肇雅琦
唐宋杜诗经典化历程研究

学术论文

本文以唐宋笔记小说、诗话、文集序、年谱、诗歌笺注类著作中有关杜甫诗歌及相关材料为研究对象,借鉴国内外文学经典研究理论分析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独特生成方式,并以此经典生成方式为切入点,揭示唐宋杜诗经典化的历史进程。本文共分为三章: 第一章为唐宋杜甫诗歌经典地位的建立。首先以孔门说《诗》为例,介绍先秦两汉儒家学者在解读《诗经》的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生成方式。其次以《诗经》的经典化方式为标准,揭示杜甫诗歌在唐宋两代经典化的历史现象。第二章为唐宋人的宗经辨杜与唐宋杜诗的经典化进程,主要是以杜诗的经典化方式之一即宗经辨杜为切入点进行考察。唐宋人宗经辨杜的主要方向就是攀附《诗经》与《春秋》说杜,而其主要目的就是借汉儒说《诗》的“主文而谲谏”的批评策略和微婉显晦的春秋笔法给杜诗叙时事、寓褒贬寻找一种含蓄风格的依据,同时也借助“思无邪”的儒家《诗》论、《春秋》圣人删述乃“天下之公政”的批评权威地位给予杜甫诗歌的叙时事、寓褒贬赋予合法性。第三章为唐宋知人论世之学与唐宋杜诗的经典化进程。首先以杜诗经典化方式之二即诗歌本事批评为切入点,考察了唐五代笔记小说与宋代诗话类著作中杜诗本事批评的沿革。唐宋杜甫诗歌本事批评的内在理路即“本事”→“本意”→“本义”,通过采集触动诗情、诗思的背景事件,设身处地地去感受诗人当时的创作处境,并在“人心所同然”的理论预设下,进一步的推导出诗人的创作意图,然后再将诗人的创作意图当作诗歌的本义。只是在杜诗本事批评实践当中,宋人更为关注杜甫本人的创作意图与情感心理,同时更为注重对可以体现杜甫忠孝品格和诗歌美刺之意的杜诗本事进行阐发。其次以杜诗经典化方式之三即诗歌编年阅读法为切入点,考察宋代杜诗年谱与编年杜诗集对杜诗经典化的影响。年谱与编年诗集的编撰深化了宋人对于杜甫诗歌的知人论世,而宋人编撰年谱与编年诗文集所着眼的“歌时伤世幽忧切叹之意”主要是集中于忠君爱民的思想情感之上,这对于杜甫个人形象的圣人化,无疑亦有推动作用。除了年谱与编年诗集的编撰之外,宋代编年杜甫诗集对杜诗本事的大量探讨也极大地推动了唐宋杜诗本事批评的转型。

黄旭建
手账设计中的人文情怀——《诗经》主题系列手账设计

学术论文

手账作为一种文化创意产品，近几年来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乃至在作家笔下化身成为“手账哲学”，有“手账的使用方法决定你的人生”的说法。《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其中很多作品都借植物来表达情感。这些作品经过岁月的洗礼，散发着极强的灵性和生命力。作品中的植物形象也随着这作品的流传而深入人心。这些草木的清香像一股清流，随着《诗经》中的诗句流淌出来，洗涤人们蒙蔽的心灵。本文对《诗经》中作品所表达的情感进行分析、梳理，将其中的植物形象体现在手账设计中，将情感的文字化表现方式转换成以故事性绘画为主的表现方式，表达一种贴近自然、返璞归真的设计理念。

李寅
《诗经》对建安三曹的影响

学术论文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我国诗歌甚至文学发展的源头。因此后世的文人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诗经》的影响。至汉末时期，儒学已失去了它独有的地位，逐渐被忽视。但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诗经》却以它自身的价值，保有原本的地位，并且对建安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曹父子作为建安文人的代表，在他们的作品中随处可以找到《诗经》的影子。　　汉代以来，经学的地位受到冲击，建安文人对于文学的追求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像汉代文人那样专注于经学，而是博览群书，形成驳杂的学识体系。更重要的是建安文人对文学的态度转为更加注重实用性，因此，他们并非简单的排斥经学，而是剔除那些诘屈聱牙，虚有其表的东西，但对具有实用性的经学仍然持以弘扬的态度，他们不同程度地受到《诗经》的影响就是最好的证明。　　《诗经》对建安文人的影响颇为深远，本文选取建安文人中最具代表性的三曹，试图来解析《诗经》对建安文人的影响。　　建安文人受到《诗经》的影响，究其原因一是时代的苦难使得建安文人可以在《诗经》中寻求到共鸣，并借鉴《诗经》的方式呈现出来;二是建安时期文化思潮的推动，在文化思潮的推动下，人民更加注重学术的实用性，而《诗经》以其特有的治国之道、君臣之礼等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诗经》对三曹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内容题材上。《诗经》的内容题材主要包括周民族史诗、战争劳役诗、爱情婚恋诗、政治讽喻诗、农事诗和宴飨诗，这些类型的诗歌在三曹的诗文中都有所体现。其次，《诗经》对三曹的影响还体现在艺术手法的运用上。现实主义精神是《诗经》的精髓所在。三曹的作品传承了《诗经》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他们关注人民生活的疾苦，与社会现实存在的弊端，希望能够使白骨遍野的惨状不再出现。三曹的作品中大量的运用到了《诗经》所开创的赋、比、兴手法，与重章复唱的手法，以及对《诗经》中意象的延用，使得作品意蕴深刻，富于变幻，并富有音乐性。最后，三曹的作品大量引用或化用了《诗经》中的句子和篇目，以此来为自己的诗文立论佐证。　　三曹在对《诗经》的传承与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独有的创作风格。《诗经》仍以其特有的文学价值影响着世世代代的人。

孙烨
《诗经》中的政治伦理思想研究

学术论文

政治伦理是研究不同国家的政治主体在执掌国家政权或参与国家治理过程中,处理各类事务所应遵循的伦理规则及其所能体现出来的道德精神,这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各种政治行为的行动基准和价值内核。《诗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不仅有着极端重要的文学价值,而且具有强烈的政治伦理意识,因此对《诗经》中政治伦理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关怀意义。本文在导言中介绍了本选题的背景、意义及当前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然后,对《诗经》文本的内在逻辑架构进行了仔细梳理,依据其“风”、“雅”、“颂”的基本结构,对各部分的政治伦理思想进行了爬梳整理。第一章从劳动阶层的政治信念切入,概述了“风”部分不同国家的国民精神特质及道德取向。在充满动乱和变革的时代,吏治黑暗,百姓颠沛流离,饱受战乱之苦,他们深知“天命系于人德”,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固然重要,但他们更加向往公正与平等的制度伦理原则。第二章“雅”部分详细阐释了贵族阶层宴饮活动所反映的政治伦理品格,当贵族阶层面临统治危机时,建立在宗法等级制度上的诸多礼仪作为一种政治伦理手段能够最大程度地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达到诸侯克己、使臣尽职、战士英勇的良好局面。第三章阐述了“颂”这一部分的政治伦理思想,祭祀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周朝发挥着极端重要的政治作用,它通过对周民族历史发展的回顾,彰显了其明德慎罚、以德教化的社会治理理念。最后本文对《诗经》中政治伦理思想在当代的意义与价值进行了认真总结,强调指出在先贤的成败得失中汲取政治智慧不但有利于推动社会发展,也能够为当代中国的政治建设添砖加瓦。

陈泽宇

到底了

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