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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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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与尼采人性思想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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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问题，历来就是一个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庄子与尼采的人性思想，作为两种来自于不同文化体系的思想，它们都曾对人性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并对自身所处的文化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庄子主张顺性求真，顺乎自然，人性具有相对性。“超越”是庄子其人性思想的主旨，他通过对生死、物欲和道德的超越，使自己最终从人生困境中超脱出来，从而达到“逍遥游”的绝对精神自由的人生最高境界，实现其“达人”“至人”的人生理想。尼采人性主张，人是本能的非理性存在，认为人是“肉体--生命”的一元的本能存在，人的本质是冲创意志，人是超越的自由存在。人是独特的而非同一性存在。但他们都有着追求人性自由和追求对善恶超越的共同性。本文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对庄子和尼采人性思想进行进行详细的阐述和梳理，庄子的人性思想主要从对生死、物欲、道德的超越进行展开;尼采主要从人是本能的非理性存在和人是超越的自由存在展开叙述。第二部分主要对庄子和尼采的人性思想进行比较，大致从相同性和不同性两个方面进行比较。第三部分集中探讨庄子和尼采人性思想在当代的价值，在这部分采用先分后合的写法，从尼采对非理性的批判，冲创意志对创新的积极性和庄子无心、无欲的对待欲望方式、天人和谐无为而治的美好图景，最后实现自我创新与和谐的现实结合。

方成跃
《史记》英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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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第一章主要是确立英雄的标准，具体从“英雄”的字面意义、传统的英雄价值观以及英雄的美学特征三个角度来论述，得出英雄所要具备的几个条件：要有杰出的才能;能够在巨大的矛盾冲突面前表现出巨大的力量;并且是正义方向的代表。论文的第二部分则从《史记》的文本出发，提炼出一些英雄人物的典型，这也是该论文的核心部分。事实胜于雄辩，他们的事迹，他们的精神是完全配得上“英雄”二字的。同时，他们也代表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论文的第三部分则是从艺术的角度证明司马迁为了突出这些英雄的鲜明形象，采取了怎样的艺术手段。当然这些手段中有的并不单纯是为了这个目的，但从客观上来说，又的确对英雄形象的塑造有所帮助。论文的第四部分则探讨了司马迁为什么会写出这样一部为英雄画像的历史著作，得出的结论是一部分是由于客观的时代精神的影响，一部分是主观的个人作用的结果。其实，司马迁本人就是对英雄的一个最好的注解。结语部分简单地讨论了写作本文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杨春艳
杜甫节令诗在韩国朝鲜时期的接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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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节令诗以题记历，纵观其诗，可以看出，从元日到除夕守岁，四时八节都在抒写范围之内。杜甫在其节令诗中，以老劲之笔浓缩丰富多彩的风俗画卷，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俗风貌和时代的审美特征，还把诗人的生活感受、情感体验放在特别的位置进行观照。在韩国整个古代汉诗史上，朝鲜时期的汉诗发展最为鼎盛，正如朝鲜仁祖时期的学者洪万宗在其《小华诗评》中对朝鲜时期汉诗所作的评价:“盖东方诗学，始于三国，盛于高丽，而极于我朝。”韩国朝鲜时期与明清两朝交往频繁，两国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同属汉字文化圈，节日也大多相似，节令日时朝鲜文人中的贬谪文人群体和使臣文人群体与杜甫产生强烈共鸣，创作了许多次杜、集杜节令诗，并在原有诗作基础上进行自身的解释与再创造，这些新材料的利用无疑对拓宽杜甫研究领域具有重要价值。　　本论文以韩国朝鲜时期(1392年—1910年)与杜甫节令诗有关的文献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杜甫节令诗在朝鲜时期的接受情况。从接受群体来看，可以根据接受文人的生平经历和政治遭际，分为贬谪文人群体和使臣文人群体;从接受形式来看，朝鲜时期的文人主要通过次杜、集杜、用字遣词、意象选取、诗话评论等方式模拟杜甫的节令诗。　　这个时期的文人通过创作接受杜甫节令诗，在创作中或袭用了原诗的意境和风格，或“和韵而不和意”，但都是在“理性情”“达风教”的理学思想背景指导下展开的。

黄子珍
论杜甫七古的体物与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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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七言古诗凡一百四十余首,在七言古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文章从体物和写志的关系角度来考察杜甫七言古诗的独特性,通过研究归纳体物和写志的关系类型,详细分析各类关系的表达方式,认为杜甫七言古诗在体物和写志的关系及其处理方式上均较前代有所突破,代表了七言古诗发展的新阶段。全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探讨杜甫以观察者身份体物的七言古诗。诗人在这些作品中始终保持着观察者的身份,他本人的情感表达并不出现在诗中,或者以附属陪衬的方式出现。以往的同类七言古诗大多受制于再现客观外物的写作局限,很难突显出自我的主观情志。而杜甫则总能最大限度地在客观描述中实现抒情自由。一则善于在典型化的场景描绘中扩大时空层次来暗示自己对事件的思考。二则通过以叙带议来提示自我的观察者身份,在诗中直接发表议论。三则在诗中介入观察者,表明自己见证人的身份,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第二章分析杜甫写志抒怀的七言古诗。这类作品以自我情感的表现为中心,体物则始终处于附属的地位。一方面,杜甫通过自叙经历来写志,体物都被包容在诗人的经历中,起着交待情节的作用。另一方面,杜甫善于用情感逻辑来组织客体对象。但是,不同于以往诗人多以典故、神话为抒写材料,杜甫多是将社会现实囊括在自我情感线索之下,因而叙事色彩浓重。总之,不论是自叙经历还是以情感逻辑组织事实,杜甫都注重在抒情咏怀中融以具体事件的叙述,将内在的抽象情感以一种真实而细腻的方式来表现。第三章讨论杜甫审视自我的七言古诗。审视自我是指诗人将自我形象作为审美对象予以观照,并在自我形象的表述中暗寓着对自我状态的超越性认知。不同于以观察者身份体物和写志抒怀的七言古诗只,有一个自我形象的情况,审视自我的七言古诗处理的是自我的内在关系,因而存在两个自我,一是诗中感性的说话者（体物）,一是诗外理性的超越者（写志）。诗人用自嘲以及将渺小自我放置于无际空间中的方法来与诗中的自我形象拉开距离,用理性的自我来纾解感性自我的失意,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愉悦。这类七言古诗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体物与写志的关系,进一步拓展了七言古诗诗体的表达方式。

经惠
闻一多《庄子》批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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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集诗人、学者、斗士于一体,是近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一个文化奇迹,他的《庄子》研究在“五四”以后的《庄子》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性地位。本文在结合前人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系统的探究闻一多对《庄子》的批评,以期从闻一多的批评实践中挖掘出更多的学术价值。本文分为绪论和正文两部分。绪论主要介绍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系统梳理学界对于闻一多《庄子》研究的相关研究现状,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与目的。正文部分分为四章,分别从闻一多对《庄子》的印象式批评、闻一多对《庄子》的考据式批评、闻一多对《庄子》的文化阐释批评、闻一多对《庄子》批评的“破”与“立”四个方面探究闻一多对《庄子》的批评研究。第一章立足于闻一多对西方印象主义的借鉴与对中国古典印象式批评的继承,探讨了闻一多对《庄子》印象式批评的审美特征,展现了作为新月派诗人的闻一多在文学批评上的诗性审美意味。在对《庄子》的印象式批评中,闻一多以诗人敏感独到的艺术触觉、直觉体悟式的批评思维去贴近《庄子》本身,用自己的灵魂去接触庄子的灵魂,在“灵魂的探险”中探幽发微,阐发自己对宇宙人生的深刻理解。第二章探讨了闻一多对《庄子》的考据式批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闻一多艺术救国的理想破灭,感到痛苦与迷茫,因此他决心“向内走”,做一名学者,投入到对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的研究中。闻一多受到清代乾嘉朴学与民国考据学风的影响,在开展《庄子》批评时,吸纳了朴学的方法与精神,选择了审慎谨严的考据式批评方法,从基础的训诂考据入手,对《庄子》进行“窄而深”的研究。闻一多虽运用朴学方法对《庄子》进行考据,但他却没有墨守成规,而是在现代历史观和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上,在考据中将《庄子》与成书的时代背景相联系,把字义的解释置之于一定的历史时代之中,并在文字训诂的基础上,从神话、民俗、现代语言学等学科中寻求例证,充分融汇诸学科于一炉,使闻一多对《庄子》的考据式批评具有了现代学术性质。第三章探讨了闻一多对《庄子》的文化阐释批评。在对《庄子》的批评中,闻一多大量地使用了文化人类学的材料和方法,对《庄子》进行整体的文化观照。这种宏观的文化观照主要体现在闻一多的原始宗教视域与儒道文化视域之上。闻一多从这两大视域出发,一方面以人类文化作为文学阐释的整体背景,将《庄子》置于人类文化综合关系网络中,考察《庄子》的历史语境,还原庄子生活时代的真实面貌,从而获得充分而可信的材料。另一方面,闻一多又立足于《庄子》本身,从对《庄子》的文本阐释中达到对于《庄子》背后潜藏的文化整体的逆向观照,进而完成对《庄子》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的深刻透视。第四章探讨了闻一多对《庄子》批评的“破”与“立”,闻一多对《庄子》的批评总共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次破而后立,破的是封建社会对“人”的价值的忽视,对“人”的自由与独立精神的禁锢,立的是对庄子人性价值的重估,对庄子自由精神与独立个性的张扬。第二次立而再破,破的是自己早期对纯形艺术的追求,代之以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人民立场。闻一多对《庄子》的批评在“破”中得到发展,在“立”中实现改变,在这两次的“破”与“立”中不断升华,最终为后世的《庄子》批评留下了宝贵的研究成果。

胡梦
《后汉书》心理动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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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动词在动词系统中占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但历来学者们对心理动词进行研究时却出现界定与分类不一致的状况，且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大多集中于对现代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古代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因此，有必要对古代汉语心理动词进行更为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后汉书》是我国继《汉书》以后第二部断代史，是反映魏晋时期语言面貌的重要语料。本文选取《后汉书》这一部极有代表性的作品为研究对象，对书中的心理动词进行了分析描写。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介绍《后汉书》的基本情况及其语言学价值、《后汉书》语言研究现状、本文的选题缘由及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介绍了心理动词的研究概况，并对本文心理动词的界定、分类以及提取原则等作出说明。　　第三部分是考察《后汉书》心理动词意义。首先对《后汉书》心理动词中单义心理动词和多义心理动词词义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其次，分析了《后汉书》心理动词的词义类聚情况，将《后汉书》心理动词的语义分为情感类、认知类、意志类三大语义类别。　　第四部分是对《后汉书》中心理动词连用现象进行分析，包括对连用的判定以及《后汉书》中心理动词连用的数量、连用的意义组合形式、连用现象产生的原因和作用、连用现象中次序颠倒问题的分析。　　第五部分主要考察了《后汉书》中心理动词语法功能。《后汉书》中，心理动词主要的句法功能是作谓语，还可以作主语、宾语、定语、状语，本文并分别就心理动词作句法成分出现的频率进行了统计。其次，考察了心理动词跟别的词的组合功能，主要分析了心理动词所带宾语的性质类型和语义类型、心理动词前面的单层与多层状语。　　第六部分是关于前几章节的一个小结。

刘越
北宋新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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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王安石父子爲核心的新学是经汉学向经宋学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学术流派，属於广义的宋学的一支。慿藉政治权力，新学获得了官方正统学说的地位，在北宋後期的朝廷和社会之上具有广泛的影响，追随者甚多。但是，南宋以後，在政治倾轧、程朱一系道学成为学术正统等多重因素影响之下，新学遭到排斥、否定，其在历史上的形态、地位、影响等渐趋湮没。近代以来，王安石及其变法得到研究者的极大重视，但对於新学的学术特色以及王安石以外的新学学者，相关研究仍然比较缺乏。本文即希望能够在这方面作一点初步的探索。　　超越汉唐的章句注疏之学，新学以追求内在的道德性命之理爲核心，本於天道以制人事，在顺从天道的原则下安顿人间秩序。君臣关系、有爲还是无爲等问题都被他们纳入天人之道来进行讨论，而其学术根本则出於老庄之学，欲复道之大全而融会百家，建立适应时势的新经学。在享有共同学术基本架构的同时，新学内部则具有多元化色彩，不同的学者发展出各自的学术特色，如陆佃主要以礼家名物度数之学上通於天道性命，郑侠侧重於融会三教，而耿南仲通过对《易经》的注释，比较重视根据天道构建人间秩序，他们代表着新学不同的发展面向。在政治上，新学希望以其学术思想改造、重塑政治秩序，但有时又会根据具体政治斗争的需要而采取不同的策略，在北宋後期的礼制论争，尤其是关於郊祀天地分祭抑或合祭的问题上，这一点体现得尤为鲜明。　　新学风靡一世，但也有许多学者持不同的意见与之抗争。理学家从一体的角度认为新学根本未能体悟到“道”，以苏轼爲代表的蜀学立足於政治现实批驳新学的经义流於刑名法术，北方学者如晁说之则本於汉唐经学的立场斥新学之“新”。但仅管他们的学术观念分歧甚大，却都是科举体制下成长起来的新型士大夫，处於同一学术风潮与政治文化格局之中，他们共同推动了“孟子升格运动”——孟子书升爲经、人成为圣的实现，体现着他们以道自任的精神自觉和对皇权的抗争。而在这个过程之中，新学实际上是最有力的推动力量。虽然新学最终遭到否定，但它是经汉学向经宋学转变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爲後来程朱道学正统学术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张鈺翰
“自然”的民间叙事与历史记忆—何钧佑锡伯族长篇口承叙事的生态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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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人们对其他生物进行捕食、支配并与他们和谐共生,对自然资源加以采集、利用并对它们加工再生,从而形成了人与自然这种相互促进、相互适应和相互改造的关系。自然环境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人是活在自然界中的高级文化动物。不同的环境造就了人们不同的性格,由此也形成了形式各异的文化类型。自然生态区位对文化形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而这种潜移默化在口承叙事中体现的尤为真切。古时候的渔猎游牧民族生活在高纬度地区,漫长且严寒的冬季不仅塑造了他们剽悍的性格,也成就了崇拜英雄的传统。人们通常在打猎畜牧的闲暇时刻坐下来讲讲故事,以此来消遣解闷。从而,长篇英雄史诗就在这口口相传中形成并传承下来。本论文研究的是何钧佑锡伯族长篇叙事中所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及哲学意蕴,以生态伦理学为理论指导,通过具体分析何氏家族传承的7部锡伯族长篇叙事中体现出的人与自然等方面关系的生态思想,在解析区域性生态环境对民间口头叙事创作及其传承影响的基础上,解读文本中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本论文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介绍论文选题的研究价值、研究意义以及论文的研究方法,梳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提出文章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一章主要介绍何钧佑锡伯族长篇叙事的传承背景。从何钧佑的生活经历、他所讲述的锡伯族长篇叙事的传承谱系以及锡伯族长篇叙事的价值等几个方面,说明何钧佑长篇叙事的渊源。第二章从自然生态区位、生存方式以及生态区位对北方民族史诗产生的影响等方面,阐述锡伯族先民生态思维产生的动因。第三章从中国古籍中“天人合一”的古典生态观、锡伯族先民的历史记忆与生态思想以及他们观念里的生态存续与“万物有灵”的信仰等角度,介绍鲜卑先民生态思维得以产生的传统思想来源。第四章以何氏家族传承的7部锡伯族古老叙事为具体对象展开分析,从锡伯先民的经济生活、游牧文化的象征符、锡伯族先民的日常生活等方面,分析何钧佑锡伯族长篇叙事中体现出锡伯族先民的生态认知,提炼出锡伯族古老叙事中隐含的鲜卑先民的生态思维。第五章依据锡伯族先民的生态认知,来分析其中所蕴含的“人神互易”等生态伦理观,并解读民间叙事文本中深层的哲学意蕴。

纪宏林
苏轼《次辩才韵诗》及相关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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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苏轼《次辩才韵诗》这一件墨迹书法作品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次辩才韵诗》的创作背景、书法艺术、流传情况及影响等方面对其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此作为苏轼第二次出守杭州所书的佳作，时年元祜五年。其背后暗藏着与辩才禅师交往的故事，通过笔墨传达给后人，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影响至今。大多数研究者把苏轼在黄州时期的书法看作是一个重点研究对象，原因是在谪贬黄州期间是苏轼书法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变革期。本文则以黄州时期为中轴，纵向分析其前后两次任官杭州的特殊经历。中间时隔十五年，苏轼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思想有所变化，前后两期在杭的书法艺术创作心态也有所不同。通过史料的客观分析、整合，对其创作内容、文化背景的研究，还有佛禅文化的影响，来了解第一次通判杭州与第二次出守杭州前后两期创作的蜕变过程，以及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因，风格特点。　　苏轼作为“宋四家”之首的领袖人物，开拓了宋人“尚意”书风的时代风潮，对后世的影响也极其深远。对于这件经典的作品来说，其艺术价值不可估量，对我们当代的书法学习研究者来说，也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和更多的思考空间。

张震
李白“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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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作为盛唐的文化生成,既有时代的共性也有个人的特性。从历史角度看,他的存在样态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表现在他对“古”文化的热衷和对个体生命的哲学思辨。在思想的高度上,李白已然站在了透视世界的顶端,但也不免沉湎于世俗价值的主流,这是其往复在“天真”和“纯真”之间的苦痛根源。本文以“游”作为研究的线索,贯通李白的游旅、游思和神游的文学创作;以“游”文化的时代变迁作为李白之“游”的研究背景,探究李白综合型的文化个性和开创型的形象典范。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从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及文学理论、美学角度展开,并进一步探究了李白不拘于俗的独创性。首先,绪论部分着重描述了中国古代“游”文化的时代性和李白研究的学术概况。其中“游”的时代性以秦汉即儒家文化独尊为界,包括秦汉前和秦汉后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风貌,区别在于“游”是秦汉前的社会“常态”和秦汉以后的社会“变态”。李白之“游”的相关研究至今大多以散论的形式出现或于专著中作为侧面加以概述,而以其为中轴的全面研究还是略欠缺的。文章第一章,以李白的“游旅”生活为主。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的生活方式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群体代表,既表现了盛唐好游的社会风尚也表现出了李白不同于他人的个性。正是这种以“游”为常态的生活方式造成了李白和儒家稳居生活方式的格格不入,故呈现着与世界“疏离”的意识。这种“疏离”除了表现在生活上还呈现在思想上,因为他的游思多来自“游”为常态的先秦时代。第二章探究了李白源自先秦时期的“游”文化思想根源,特别是对楚文化孕育的屈、庄思想的继承。而秦汉以来儒家的游思或多或少也给李白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所以他在积极入仕上矢志不渝、至死不休。而作为宗教,释、道的精神远游给李白提供了新的延伸空间,也使李白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即“谪仙”,这也是对一生不得志的另一种心理满足。第三章则以李白的诗文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李白诗文创作中“神游”的具体体现,包括人与物间的精神会晤、心于物外的精神超越、“游”性思维的创作方式。前两部分从文学理论和美学角度探究李白作品中的精神远游,最后一部分则着重分析了以“意识流”为特征的“游”性思维创作方法。全文最后对李白的“游”研究作了概述。李白的悲剧性结局,不只是因为当时天生我才而不得用,更是因为“游”这种“存在”的样态使李白从开始就注定是个“错误”。

朱像囡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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