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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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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翻译的模糊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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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原典，也是世界文化的宝贵遗产。《诗经》英译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但《诗经》英译研究迄今仍比较薄弱，已有成果涉及到《诗经》英译理论的研究，《诗经》翻译概论和译者主体下《诗经》不同版本的比较研究等。本文从《诗经》译本出发，结合《诗经》本身的模糊存在，运用跨学科理论“模糊理论”来分析、研究诗经在语言，意境和风格三方面特点及其在翻译中的处理方法。“模糊理论”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札德(L.A.Zadeh)1965年发表的论文《模糊集合》一文首次提到。札德指出:“模糊集合是其成员隶属度构成一个连续集的所有成员组成的一个类”。在他看来，对现实自然界中碰到的对象进行分类，经常会找不到精确判定其资格的根据。他提出用模糊集合的方法来处理模糊现象，来研究模糊概念。之后“模糊理论”被应用到多个学科，包括语言学及翻译领域，用来指导人们对模糊语言的研究以及对翻译理论的完善。本研究选定了理雅各，韦利，许渊冲的三个译本，节选出风、雅、颂中当代人们感兴趣的篇章，其主题涵盖爱情，政治，农作等，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从诗经三部分文本英译中总结归纳出一定规律。文本集中研究《诗经》语言，意境和风格在翻译中的模糊性不同体现形式，具体研究对象包括:动词、名词，意象、修辞，结构、押韵等。通过对重要数据进行综合分析，研究表明:语言翻译方面，原文本身带有模糊性的语言，在译文中都采用了相对模糊的翻译处理方法;意境复制方面，原文意境的模糊性，在译文中得到了绝对的模糊体现;风格转换方面，原文清晰的文本结构和押韵，在译文中采用与原文对仗的结构和押韵或是以其他的文体形式实现了形式的清晰再现。

李红玲
荀子人性论的当代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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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所谓的“人性”是指人生而具有的本能,是人最基本的欲望和要求。他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观点。荀子以“人性恶”为理论前提,察“性伪之分”,其本质是自然之性,没有善恶之分,它有可能转化为恶,也有可能转化为善,荀子因而提出“化性起伪”之说,以礼义法度引导人的自然本性,即改造人的本性,使之树立道德观念。化性起伪的途径有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和修身。人通过后天的努力,不断修身养性,最终达到“性伪合”,才能够成为“圣人”。本文以荀子的“性恶论”,以及以“性恶论”为基础的教育观和修身观为重点论述对象。重点论述荀子的人性论对当前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的价值。绪论对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现状和创新点及结构安排做了简要的说明。第一章阐述了荀子本人及其性恶论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理论背景。对孟子、荀子对人性的不同看法做简要的论述。第二章对荀子的教育和修身观进行了挖掘和分析。以“性恶论”为人性基础,通过化性起伪,最终达到“性伪合”的修身之道。第三章重点探讨了荀子人性论对当代道德建设的启示。正视性恶论,加强道德教育,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市场建设主体的自我修身意识,这是加强道德建设的必要举措。

杨瑞
哲学阐释学视角下的《庄子》英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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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庄子》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经典之作的英译本从哲学阐释学的视角作了研究。论文主要基于《庄子》的三个全译本:里雅各的译本,梅伟恒的译本和汪榕培的译本,从译本的本质,译本的解释度,译本与原文本的关系,译者翻译前的视域和两次视域融合等角度对这三个译本做了细致的分析。通过分析作者发现,由于《庄子》原文本独特的文体学特征,英汉两种语言及其文化的巨大差差异以及译者视域的差异,这三个译本本质上只是对《庄子》的解释。本文从视域差的角度对三个文本的解释度加以考察,可以发现里雅各的译本强调对原文本语言形式的忠实准确的传达,因此在语言形式方面具有较高的解释度。但由于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他在理解原文本词义和句式的时候失误较多,该译本与原文本在思想内容方面有较大的差距,因此在思想方面的解释度较低。作为本土译者,汪榕培的译本较好地把握了原文本的思想内容,译本比较完善地传达了原著的哲学思想,因此对《庄子》的思想内涵具有较高的解释度。但他的译本过于注重文本的流畅性,对原文本的某些重要概念只是解释性的翻译,原文本的许多独特的语言特征在他的译本中没有很好的体现。因此,他的译本在语言形式方面的解释度较低。梅伟恒把《庄子》看作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其次才是哲学著作。因此,他的的译本侧重于原著文学特色的传达。譬如他把原著中大量的四字格结构和排比结构译成诗歌的形式,较好的再现了原作的艺术风姿,具有较高的解释度。但是与里雅各相似,由于语言以及文化的障碍,他的译本对关键词语和句子的翻译过于字面化,没有呈现原作深厚的思想内涵,因此这方面的解释度较低。通过分析译本样本,作者发现,翻译中《庄子》的视域在凝固成英语时它的视域已与原来大不相同。一方面,由于语言的差异,它的一部分视域被扭曲,一部分视域翻译中消失了,未能传达到英语文化中。另一方面,三个译本在原文本视域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视域。《庄子》原文本中词语句子模糊、多样化的意思被单一、确定的英语单词所代替。通过对三位译者翻译前视域的考察,作者发现,深厚的古汉语功底、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全面认识是《庄子》翻译成功与否的重要基础。三位译者在全面深入认识中国古代语言文化的基础上运用直译的手法从不同的侧面忠实的传达了原著的特色。作者从词语和句子翻译的角度考察了三个译本第一次视域融合的情况,从文化特色词和修辞手法翻译的角度考察了第二次视域融合,并在此基础上对《庄子》翻译提出了建议。

袁赞
《论语》语言思想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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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代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时期，孔子开创儒家学派，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得以初步确立。《论语》是儒家的一部典范之作，主要记载了孔子及儒门弟子的言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论语》内容极为丰富，探讨了古代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教育、文化、宗教、艺术等多个方面的状况，阐述了学习、教育、修身、处世、治国等社会命题，其中也蕴含着丰富的语言思想。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对于《论语》语言思想的研究逐渐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但尚未形成系统，需要作进一步的探究。　　语言能够直接反映人的思想，思想也在语言的表述中进一步升华。《论语》中的语言思想主要可分为语言功能思想、言语行为态度思想、语言表达思想、语言规范思想和言语交际思想五个方面。在语言功能方面，孔子认为语言的完备关系到国家的安定和个人修养的形成;在言语行为态度方面，孔子提倡出言要谨慎谦恭、思忠好信，以拙言自律自戒，同时反对巧言佞言，倡导自省体悟，要求保持中庸的态度;在语言表达方面，孔子提出言辞通达的总要求，并力求使语言合于“礼”的要求，做到文质兼修;在语言规范方面，孔子推崇运用雅言，并首次提出了以“正名”来规范言行的主张;在言语交际方面，孔子特别强调分析交际对象、注意交际环境以及把握交谈时机。　　通过对上述五个方面详细论述，本文对《论语》中所蕴含的语言思想的特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对其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了探究。认为《论语》中的语言思想是一是以语言实践为中心，表现出实用主义的色彩;二是带有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孔子提出的许多语言理论在今天仍具有极大的价值，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论语》中的语言思想，对其进行深入探究，以求加深对于我国古代语言学的认识和理解，并为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进步提供借鉴。

魏佩音
“绍兴更化”与南宋高宗朝后期政局研究(1155-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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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高宗朝不能回避的两大议题就是宋金“战”与“和”的关系以及秦桧独相下的南宋政局。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去世，结束了其在宋高宗一朝长达十八年的权相政治。宋高宗在秦桧去世后开展了名为“绍兴更化”的调整，既要消除秦桧对南宋政局的影响，又要延续南宋对金求和的国策不发生变动，从而保证政权稳定。宋高宗通过亲自选任的汤思退、陈诚之、汤鹏举等核心官员，为“绍兴更化”奠定了基础。高宗通过“亲除”的官员实现了秦桧党羽弹劾的人事调整、恢复秦桧在位时期各项被破坏的制度以及恢复被秦桧破坏的政局风气。在高宗“更化”的过程中，“祖宗法”成为了其利用的工具。至绍兴二十七年(1157)二月，高宗“亲除”的核心官员全部位列宰辅，宋高宗完成了对南宋的恢复性调整。　　由于宋金“和”、“战”关系的变化，南宋政局的主要矛盾从内部政治秩序的重构转向外部战争的防备。绍兴二十八年(1158)南宋使金人员带回的金人准备南侵的消息使得“绍兴更化”被迫中断。宋高宗在绍兴二十八年(1158)至绍兴二十九年(1159)完成南宋核心人员的重新调整。叶义问、王纶、陈康伯、朱倬等人成为南宋新的核心成员。他们开始向高宗建议南宋如何进行战备的同时协助高宗于绍兴三十年(1160)二月最终确立了太子人选，这也标志着南宋绍兴后期，高宗对政局新调整的完成。　　在内、外双重压力下，高宗坚持的“和议”国策最终被废弃。绍兴三十一年(1161)五月，在专门针对宋金战事防备的御前会议上，高宗君臣重新布局了南宋边防。随着绍兴三十一年(1161)九月宋金战事重开，标志着宋金关系由“和”转“战”，宋高宗一直坚守的和议局面被彻底破坏。南宋政局脱离高宗的掌控，宋高宗最终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退位。

范国东
《庄子》寓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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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散文中最早提到'寓言'二字,寓言又是庄子学派阐述道家思想的主要手段.《庄子》寓言与先秦其它诸子散文中的寓言比较,风格独特.这种风格的形成,受庄子本人的生活经历、情感趋向、学识修养、理想志趣的影响,也受庄子学派所处的地域文化背景的影响.《庄子》寓言的人物形象杂多怪诞.一方面借重历史人物的名声,另一方面又改变历史人物的原初面目,使之发生大幅度的变形,是《庄子》寓言人物形象的特色之一.以孔子为例,《庄子》寓言中的孔子面貌与历史原初面貌相去甚远,而且复杂多变;究其原因:一是庄子学派特殊的写作手法使然;二是儒道两家理论上既相冲突又相融通的特点使然;三是历史上的孔子,其思想、性格的多面性给形象改造留下了空间.从对孔子形象的改造中,可以看出庄子学派熟知孔子的事迹,而且具有较为开阔的学术视野.《庄子》寓言从现实生活中取象时,较多地关注社会底层的人群,如工艺非凡的技匠、德胜凡人的畸人.这反映了庄子学派并非真正的去情忘情,而是热切地关注现实人生,同时也深受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作者塑造这两类形象,目的是要表现'道'的至高无上性质:道超乎技,德胜乎形.庄子学派主要活动于宋楚之间,而宋楚盛行的鬼神文化观念、楚地浓烈的巫风习俗,决定了《庄子》寓言较多地从神话中取材.《庄子》寓言在对神话材料加工改造时,巧妙地以哲学观念置换神话观念,《庄子》寓言因此体现了从蒙昧时代向理性时代过渡的演进之迹.与其它诸子寓言比较,《庄子》寓言已从论说附庸的地位中摆脱出来,独立地充当言道说道的角色,这是它们最大的不同点.《庄子》人物寓言的风格可以概括为幽默诙谐、博大玄妙.这一风格与庄子学派良好的学识修养、愤世嫉俗的生活态度、对生活精到的观察能力是分不开的.从分析《庄子》寓言人物形象入手,结合庄子学派特定的社会地位、特别的思想感情、特殊的文化背景,可以解释《庄子》寓言风格的成因.

吴小洪
《左传》谏诤辞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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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诤，是位卑者向位尊者“以言正行”“以下干上”的特殊言说方式。《左传》“工于记言”，其谏诤辞令堪称典范，影响深远。目前学界的《左传》辞令研究多重视外交辞令，谏诤辞令研究相对不足。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左传》谏诤辞令进行论述，重在谏诤双方、发生动机、言辞表达的深入探察，发现其文学价值:礼乐文化下规劝进言范式的建构。这对后世君臣谏诤的政治书写及奏议类文体的修辞表达有直接影响。　　从谏诤双方而言，谏诤辞令是由进谏者与受谏者彼此互动产生的文本，因而，谏诤双方社会身份、文化立场、利益归属的不同直接影响到谏诤辞令的书写。就文本内容看，进谏者有公卿大夫、史官、卜人、贵族女性、普通民众等，受谏者有君王、公卿大夫、世族家主等。因身份地位不对等，进谏者往往结合各自所治技艺进行谏诤;受谏者则基于多重利益考量，谏言处理呈现不同的结果。　　从发生动机来看，进谏动机呈现出家国不同的谏诤动因，其又可分为“国家利益”和“特殊利益”两大类。通过对以子鱼论战、曹刿论战等为代表的为国家利益谏言的事例，以及以费无极三谏楚平王为代表的为私人利益进谏的个案考察，可以在诸多或幽或显的言说动机中，看出在君臣主客关系掩盖下的复杂人性及利益导向，体会谏诤动机的复杂性。　　就言辞表达而言，进谏者综合考量谏诤目的、受谏对象、谏诤环境等不同因素，会选择灵活多元的言说方式。具体而言，可分为“反常举止，曲折暗示”“表面迎合，暗藏反讽”“随意问答，暗涌机锋”三种曲谏方式，以及犯颜直谏的直谏方式。相较而言，后者具有更高的危险性。同时，受谏者通过利益考量，会选择“诚心纳谏”“佯顺实逆”“固执拒谏”等不同的态度作出应对。这是对谏诤事项的丰富书写，奠定了后世谏诤书写的基础。　　最后，探究《左传》谏诤辞令的文化渊源及文学意义。“谏诤”是位卑者干犯位尊者的特殊言说策略。《左传》谏诤辞令委婉含蓄的言说策略、言简意赅的书写技巧，典雅敦厚的文风形成了成熟的干犯进言的修辞表达，完成了礼乐文化下规劝进言范式的建构。这对后世君臣谏诤的政治书写及奏议类文体的修辞表达有直接影响。

魏媛媛
《荀子》句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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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荀子》一书的句子进行穷尽性调查研究，使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归纳和统计出各类句型，建立起《荀子》的句型体系，并作出句法分析和静态描写。在前人的基础上，本文也得出了新的成果，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建立起包括单旬、复句和句群在内的完整的《荀子》句型体系。　　本文证明“之”出现在“谓”之前的条件是主语位置出现“是”、名词或动词短语，“之”处在主谓之间，“之”前的作主语的成分都属于新信息，新信息放在句首在语用上有强调和提示作用，因而“之”有助词的作用，在先秦至汉时期，实际上是偏句单用“虽”占主导地位，《荀子》句群的接应形式标志中，提起话题的发语词“夫”、“若夫”，时间词“當是時也”，插说语“用此觀之”，代词“彼”，以及引用古籍原文作终止句，属于句群中使用，而未见于复句。这些形式标志能够反映出句群的特点。

欧阳戎元
及物性视角下《诗经》及其英译本的生态话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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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类享受了许多现代文明成果，同时也对自然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生态问题，由此产生了许多生态学的交叉学科，生态语言学也应生态危机而生。韩礼德模式(Halliday，1990)的生态语言学关注语言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及语言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生态话语分析属于生态语言学范畴，它可以从生态的视角对所有的话语进行分析。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理论语言学为生态话语分析提供了强大的分析工具。基于此，本研究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及物性视角下对《诗经》及其英译本中的生态和谐意蕴进行探究。旨在解决以下三个问题:(1)《诗经》及其英译本的及物性系统是如何分布的？(2)《诗经》及其英译本的及物性系统是如何实现的？(3)《诗经》及其英译本通过及物系统构建了怎样的生态和谐意蕴？　　本研究依托的理论框架是及物性系统。及物性作为语法研究的核心概念，将人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发生的一切表现出来。Halliday(1966/1967)提出及物性概念包含小句层次，整个小句的“内容”则涵盖过程、过程中的参与者以及与之相关的环境成分。作为一个语义系统，及物性把人类在客观世界的经历分成了六大过程，并涉及相关参与者和环境成分。本研究采取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选取了20首《诗经》中有代表性的诗歌为中文语料(OVSJC)，对应的两种英译本分别选取赵彦春教授的《英韵诗经》(ZTSJC)以及许渊冲教授的《诗经》(XTSJC)。先采取定量分析方法统计《诗经》及其英译本中及物性的分布，然后用定性分析方法识别《诗经》及其英译本中及物性系统的实现，最后，基于及物性的分布和实现，来探讨《诗经》及其英译本中的生态和谐思想。　　研究发现，首先，就及物性在原诗及其英译本中的分布而言，三个文本中参与者所占比例均高于过程和环境成分。由此说明《诗经》及其英译本中的参与者在构建人与其他动植物、人与人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关系中尤为重要。其次，就及物性在原诗及其英译本中的实现而言，物质过程描写了人物的活动，体现了人与人的相处融洽以及个人精神的和谐;心理过程描写人与人以及人对国家的感情，体现了美好的爱情以及深深的爱国之情;关系过程描述诗中人的品质以及物理性参与者的属性，体现了个人高尚的道德精神以及自然环境的优美。言语过程描述了爱人朋友之间交谈的场面，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存在过程描述了自然和社会环境，体现了生活环境的美好。行为过程描述了动物的生理状态，体现了自然的惬意。最后，就原诗及其英译本中所蕴含的生态和谐思想而言，通过对动植物以及物理性参与者的描写展现了诗人及译者热爱自然、尊重自然的自然和谐，通过人类参与者和物质过程，描写了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来展现社会和谐，通过关系过程和物质过程展现了高尚的道德品质以及坚韧不拔追求真善美的精神和谐。尽管两个英译本基本传达出了原诗中的生态和谐思想，但ZTSJC中，由于将原文中的心理过程转译成物质过程，情感表达相对减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原文中生态和谐思想的传达。　　本文分析了及物性系统下《诗经》及其英译本中的生态和谐思想。研究结果不仅为典籍英译在及物性方面的发展开辟了途径，对诗歌的英译研究有一定的价值;同时也对我们当今的生态语言学研究与发展提供一些启示;对我们保护生态环境，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一定的借鉴。

李研欣
《诗经》文图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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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又称《诗》或《诗三百》,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总共收录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三百零五篇文章。自《诗经》文本产生以后,后世画家们对《诗经》进行了图绘补充,它们多分为两类：一类是艺术性的绘画,另一类则是带有实际用途的名物图与地理图。相较于《楚辞》图以及《山海经》图,《诗经》图的数量较为稀少,这与《诗经》文本本身巨大的影响力相悖,而帝王的权威也许正是导致《诗经》图像数量骤减的直接原因。可见,由于《诗经》浓厚的政教导向使得第一类绘画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图画数量的有限、政教内涵太过浓重等等。本文共分四个部分。通过梳理美术史内、外《诗经》图与《诗经》的关系,以及以历代《豳风》图与两卷《唐风》图为例,论述《诗经》母题中的文图关系,从而总结出《诗经》文图关系中展现出的特点,包括图像对文本的选择,以及多类型图像的呈现,比如名物图和地理图等等,和《诗经》文图关系在中国文学图像关系史上的特色与地位。通过对《诗经》的文本及其图像发展历程的系统描述和梳理,反映出《诗经》图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具有的特点,分析经济、政治背景下对《诗经》图产生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以《诗经》文本为线索,以《诗经》与《诗经》图的关系为研究中心,汇总出历代《诗经》图像资料,包括与《诗经》文本相关或再创造的图像,如明代与《豳风》有关的祝寿图。相信此番研究对于拓宽《诗经》研究的路径以及为中国文图关系提供个案研究,都是颇为有益的。

马迎珺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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