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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学术前沿论丛"编委会
"2012北京文化论坛——首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组委会
"国立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
"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崛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新疆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台湾)中台科技大学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日本)大東文化大學
(韩国)大邱Cahtolic大学校
100191 北京,卫生部医学科研管理研究所
200235,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2002年国际住房与规划联合会第46届世界大会组委会
2004年中国纳米技术应用研讨会组织委员会
2010国际数字科技博物馆论坛秘书处
2018’中国土地资源科学创新与发展暨倪绍祥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
2021动物致伤防治高峰论坛组委会
256200 山东省邹平县醴泉七路 教育中心(农业局)
Baylor University 美国贝勒大学
Brandeis University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Values and Philosophy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Sinographic Texts and Culture Nanjing University
K.U.Leuven
Kenyon College
Kong Ju Universit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
Philosophy Department,Peking University
Rowan University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SOAS)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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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小品文研究——基于文体学与文艺美学的考察
学术论文
北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文化臻于成熟，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卓越的个人才能造就了中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苏轼。苏轼的小品文创作以抒发情志为目的，题材广泛，体现了苏轼自由创作的文学理念，彰显了“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文学风格，是苏轼旷达人生态度的真实写照，因此需要进行更为深刻的理论分析。 本文对苏轼传世四千文中的“短小而隽永”的小品文进行全面清理，分析苏轼得以创立小品文写作规范的主客观因素，以文体学的理论为指导，对苏轼小品文进行形式、内容、体性等方面的分析，同时对苏轼小品文提出和体现的文艺美学思想进行系统论述，并通过苏轼小品文与晚明小品文的纵向研究比较，分析苏轼对于晚明小品文创作的深远影响。苏轼的小品文作品表达方式多样，语言运用灵活，风格清新自然，加强了小品文的审美属性，确立了小品文创作的典范，标志着中国小品文创作的成熟，并对后世的小品文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芦思宏
《于丹<论语>心得》商榷
学术论文
本文对《于丹<论语>心得》中出现的谬解《论语》原意及其在言语方面的问题提出讨论。 全文共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为引言。介绍《于丹<论语>心得》在国内外产生的影响及国内外对于丹作品的研究现状，然后综述本文的写作目的。 第二部分：对于丹谬解《论语》之处进行讨论，提出自己的见解。 第三部分：对于丹书中的言语失误进行讨论，提出自己的见解。 第四部分为结语，对全文进行总结。
申辉
禅宗与苏轼诗词创作研究
学术论文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苏轼与佛教的研究成为苏轼研究的热点，而其中禅宗与苏轼创作风格的研究也成为重点。作者从北宋末年的社会环境中对苏轼学佛的轨迹和苏轼对佛教的态度进行研究，从僧人与家人对其影响的角度对苏轼如何接受禅宗思想的心理过程进行研究，从更深的社会文化心理的角度来把握诗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的心态，以进一步研究禅宗与其诗词创作内容与风格的关系。 北宋禅宗一枝独秀，形成“五家七宗”的繁荣局面。禅宗走上了由所谓的不立文字到倡导和实践“文以载道”的文字禅发展的必由之路，文字禅的发展引起士人的友禅之风，他们的诗词中有意无意地表现了禅理、禅趣，以禅喻诗成为风气。 关于苏轼对佛禅思想的接受过程，可以以踏入仕途、乌台诗案和贬谪儋州为节点。在乌台诗案之前，他是积极用世的，佛老思想在他看来是无益于政治的;而乌台诗案之后被贬黄州等地，他深深感受到儒家思想是有所局限的，想要从佛禅思想中寻找心灵的寄托和慰藉;晚年被贬儋州，远离中央政权，与他年少时的政治抱负越来越远，他在佛禅中探寻人生的意义。禅宗思想对苏轼认识人生和转变生活态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一生与佛禅联系紧密，而他对佛禅的接受始终是理性的、辩证的、实用的。 苏轼一生创作诗歌两千七百余首，词作三百五十多首，其中涉及到哲理禅思的诗词大约有两百首。从思想上来看，他对禅宗思想的态度和再创作中的阐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是不同的。他的思想以儒为主，兼顾释、道，他接受了儒家积极进取、热爱生活的精神，又吸取了佛家随缘自适和即心即佛的思想以及道家的自然观，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坦然面对一切打击和不公，保持自己宠辱不惊、随缘旷达的独立人格精神，并排斥佛教的一些消极方面，利用禅宗思想不断修炼自身，在现实中坚持旷达执着和感性的心灵自由。 苏轼诗在禅宗的影响下呈现出诗禅无碍的特点，活用经典、长于议论、善用比喻，而且表现出深刻的禅学思想。禅宗在一定意义上启发了苏轼词的创造性，词境开阔富于禅理，还开拓了新的词体，丰富了词作的表现形式。
尹欣欣
先秦“时”义思想研究——以孔子、庄子的“时”义观为中心
学术论文
本文以“时”义观的起源开始入手,回溯到历史的起源去探究“时”义起源的时代背景与时代特色。从上古遗留的史料中可以看出“人”在历史起源中的突出地位,“三皇”传说中对“人”的能力的肯定让古人对于时间的感受总是浸润在人世间的生活情境之中。由于古人并没有把时间作为一个客体独立出去,而是把时间架构在人伦社会之中,这一“实用理性”的做法开启了此岸的“一个世界”。那么由此,古人对于世界意义的索求只能从以“人”为根基的价值范畴“时”来获得。通过对孔子和庄子“时”义观的研究,本文首先试图论证出孔子、庄子“时”义观所开启的意义世界:世界本来是无意义的,但人活着这一先在条件总是要求人们不断地思索如何活下去。孔子选择的是赋予世界以意义,并把这一意义架设到群体时空之中,让个体在群体中体会到生命的无限。庄子选择的是解构先王圣贤赋予世界的意义,在看到世界的无意义现实后以“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来安顿自己无常的生命。其次,分析出孔子、庄子“时”义观所面对的现实困境:孔子对于意义的赋予建立在历史时间之上,可历史时间强大的先设与权威又要求个体的生命对历史负责,使得个体的肉体与精神都笼罩在历史的压迫之下。庄子揭开了世界无意义的面纱,却又无可奈何地做了一个“与时俱化”的混世逍遥帝。最后,本文试图提炼出第三种“时”义观:给时间以生命。把个体生命体验到的世界意义赋予到个体的时间感知中,用来消解掉孔子“时”义观中所蕴含的历史先设和抵抗庄子“时”义观揭示出的世界的无意义性,以期实现个体的绝对价值。更多还原
李腾
论语用预设及其交际中的运用准则
学术论文
以往，预设作为一种语言现象一直被语言学家所研究。预设取决于一定的语言结构，因此，它首先作为一种语义现象被语言学家研究。语用学的逐渐兴起，预设现象又被语言学家通过一系列的语用学理论以阐释。 然而，在语用预设理论内部也存在着大量问题急需解决，主体性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因此，语用预设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不足。于是本文以哈贝马斯的理论为基础，通过研究日常会话中的语用预设，阐释了语用预设概念的不足，提出听话人预设概念，旨在进一步提高听话人在语用预设中的地位。在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和李强云的恰当原则及其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运用语用预设的准则，包括语用预设的合作原则、恰当原则、共识原则和可取消原则，通过案例分析各种原则的应用使得说话人与听话人在交流中能够更好地达到理解沟通的目的。
杨熙
高二学段《<史记>选读》（苏教版）教学研究
学术论文
江苏地区从2005年9月，正式投入使用苏教版《<史记>选读》教材，并提出了“积累·整合、感受·鉴赏、思考·领悟、应用·拓展、发现·创新”的总体目标和“使学生学会以发展的眼光和开放的心态看待传统文化，增强继承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感悟中国古代文化精品的思想魅力与艺术魅力”的具体目标。这就给教师在开展《<史记>选读》教学的时候指明了方向，这意味着《<史记>选读》不仅是文言文教材，也是文学读本。但该选修课的教学现状却不容乐观。 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史记>选读》教学存在教与学不能有机结合、教学要求和目标无法有效完成等问题。这些问题与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教材的选文不够精当;教师教学理念落后、教法失当，对选修课程和《<史记>选读》的教材没有充分的认识，不能选择有利于选修课程的教学模式;学生对文言文的学习目的多是为了应付考察，了解《<史记>选读》的渠道较少，兴趣单薄等。针对这样的状况，笔者希冀通过在课前树立正确的选修课教育观，对选修课程及《<史记>选读》有正确而充分的认识;在课堂中注重《<史记>选读》教材的特殊性，即要对选修教材进行准确定位、能关注到教材的“旁注”、能对教材进行重新整合、能选择恰当的教学方式并且能处理好教材的教学顺序;在课后开展一些和《<史记>选读》教学内容相关的语文实践活动，即积累写作素材并展示成果、开展专题讲座、组织辩论比赛和表演课本剧等来改变选修课堂低效的现状，有效提高文言文课堂的教学效果。
章婷婷
《史记》标点商榷
学术论文
《史记》的整理刊行由来已久。及至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顾颉刚先生领衔点校之《史记》，1982年再版，风靡半世纪有余，为今世最普及之《史记》通行本。其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参考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及梁玉绳、王念孙、钱大昕等校勘成果，分章断句，订正旧说，可谓精审。以新式标点对古籍进行断句是现代古籍整理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学术的进步，材料的增加，对古籍标点的要求也日趋严格。因此产生了对旧点校本《史记》标点进行修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旧有点校本《史记》盖以时间仓促，时代所限，间有疏漏，或混淆语意，或专名错漏，或标点体例不一，或制版失误。因此本文针对1982年中华书局再版的点校本《史记》正文注文中标点问题，参考秦汉古书、专门著作、已有《史记》研究及修订成果，以中华书局2014年修订本《史记》修订条例为楷则，进行校订。
刘超
潘自牧及其《记纂渊海》研究
学术论文
宋代是类书的大发展时期，数量众多、规模空前，体制大备，分类缜密，流播广泛。尤其是和前代类书相较，有宋一代所编撰之类书，在承继前代类书编撰经验的同时，推陈出新，不仅仅局限于为作文提供检索词藻、典故之便，而是大大增加了其使用功能，如以备科考、书信笺启之用等。另外，宋代所编类书，不似前代多为敕撰，而是多为私修。宋代私撰类书不仅数量繁多，而且在内容、分类、体例等方面也多有创新。 南宋中期潘自牧编撰的以记言为主的类书《记纂渊海》作为我国现存最早名言警句分类汇编，世称记言类书创自此书，在宋代类书中别具一格，编排体例极具创新性。它不像传统类书那样，多以“天、地、人、事、物”的顺序来安排部类，而是突出“人、事”两类，详于纂言。分为论议部、性行部、识见部等22部，每部之下又分类，每一类用一个词或词组作标题，如“颖悟”“包容”“方兴未艾”“一视同仁”等，突出引录内容的主题，每一个标题之下，又分经、子、史、传记、集、本朝六部，在每一部之下罗列相关材料，可谓纲举目张，井然有序，十分清楚，使得传统类书的类分原则进一步细化和扩展，极便于检索。另外它不仅辑录征引宋前古籍，而且设“本朝”部，对宋代的文献亦多有保存，故对于文献的校勘、辑佚颇具价值。基于其编排体例独特，文献价值巨大，且学界未有系统研究的原因，本论文广泛搜求多领域的文献加以利用，首先考证、厘清编者潘自牧之生平家世等情况，进而对《记纂渊海》的编撰流传、版本情况，部类划分、编排体例、征引文献等方面予以全面系统的研究，充分论证其在类书编撰史上的地位、价值及影响。 本文的正文部分共分设六章。 第一章编者潘自牧的家世与生平。从历史学角度全面考察潘自牧的生平、家世、交游及著述。由于《宋史》上无传，潘自牧的家世籍贯、生卒年、仕宦履历、交游著述等皆不甚明晰，文献典籍所涉其生平事迹亦存在错讹之处。本章在全面钩稽有关方志、家乘、序跋等资料的基础上，围绕上述问题进行探讨，纠正前人所载之谬误，梳理出潘自牧生平之大概，厘清其宦迹、交游、著述等情况。 第二章论述《记纂渊海》的编撰与流传。《记纂渊海》的成书得益于诸多方面：时代、家庭文化的影响;潘自牧个人较高的文化素养;亲朋师友的参与与协助;发达的区域文化环境;前代类书的参照与取材。《记纂渊海》成书于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成书不久后即有福建书坊刊行，此后流播广泛，宋、元、明、清四代皆有刊刻，宋、明两代并对其进行了续补与改编。 第三章《记纂渊海》版本叙录。《记纂渊海》于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成书，潘自牧亲自作序，195卷，是为宋刻原编本。淳祐戊申（1248）年稍前，南宋宋惠父对潘自牧《记纂渊海》作了续补，125卷，今存94卷，是为《记纂渊海后集》。明万历七年，王嘉宾在宋刻本《记纂渊海》及《记纂渊海后集》的基础上，更改原编本卷目编次，增删大量内容，改编为100卷，是为明万历刻本。宋元明清四代，《记纂渊海》多有流传，形成195卷宋刻原编本及100卷明万历改编本两种版本系统。 第四章《记纂渊海》的部类划分及编排体例。两种版本系统的《记纂渊海》部类划分及编排体例不尽相同。与前代类书相类比，详论宋刻本、明刻本《记纂渊海》的部类划分及编排体例，突出其编撰特色，并将两个版本系统的《记纂渊海》部类划分及编排体例进行比较，突出二者之不同，以证各自价值。 第五章《记纂渊海》征引文献考论。《记纂渊海》部头较大，取材广泛，引文谨严，据考宋刻本所引文献达一千余种，通过考辨其引文方法，揭示引书所体现的时代风尚，深受理学思想影响之特色，并证明《记纂渊海》当为科举应试之类书。同时，也将对引文存在的一些疏漏及不足进行揭示。 第六章《记纂渊海》的价值与影响所及。结合南宋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背景，通过列举例证的方式，指出两种版本系统的《记纂渊海》均具有较高的文献学、目录学、史料学等价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记纂渊海》的影响所及。
曹珍
从文本可译性的角度对比研究亚瑟·威利与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
学术论文
《论语》是孔子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先秦典籍中最具影响力的一部著作，其内容涵盖了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对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影响极为深远。随着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学文化逐步走向世界，中国古代典籍的翻译研究也越发受到译界人士的关注。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从众多《论语》英译本中选取了英国学者亚瑟·威利(Arthur Waley)和国学大师辜鸿铭的两个译本进行了对比分析，希望对今后的典籍英译有所启示。该研究以文本可译性的理论框架为基础，通过对文本的对比分析，试图说明运用适当的翻译策略可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由文化及语言不可译性。文本可译性问题一直是翻译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传统上，语言学家及翻译家们普遍从两个视角对可译性进行研究，即共性论和单一论。共性论认为各种语言间的共性确保了语言的可译性;支持该观点的语言学家们相信，一种语言可以表达的任何事物，都可以藉另一种语言来表达。然而根据单一论的观点，任何一种语言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都具有其独特性，并且每种语言的使用群体都具有其独特的思维方式，这种独特性会极大地损害语言的可译性。文中着重介绍了英国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J.C.Catford)对于不可译性的界定，及其对语言不可译性与文化不可译性的划分。本文主要采用了文本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两文本中典型译例的分析说明翻译策略对不可译性的消解。此外，在参考多个注释版本的基础上，本文还指出了上述两译本中一些因理解偏差而造成的误译，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希望可为日后的译者提供借鉴，以减少翻译过程中的误读和文化损失，将我国的文化精髓真实且真切地传递给外国读者。
曹胜男
从老子论“妙”与“徼”开始——试论先秦与古希腊美学的思维对比
学术论文
自老子提出“妙”这一概念以来，中国思想家将作为哲学范畴的“妙”和“体妙”表现出长久和特殊的兴趣和关照，并通过不断地深入阐述和延伸，将之变成一个美学的范畴。作为美学的范畴的妙，在此后的三千多年里对中国艺术的审美兴趣、艺术理论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而《道德经》中同样曾经提出过的“观徼”，在中国美学的领域里却并没有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处于文化轴心时代的先秦诸子，他们“静观其妙”和“不观其徼”的审美态度直接影响到了古典美学在发端时期的理论体系，我认为正是因为对这两者在审美态度上的差异，导致古典的中国美学最终从“观妙”开始，建立起一种以“玄览”为主要审美把握手段，追求“美与善”对立补充的观念体系，走上了一条与古希腊美学从“观徼”开始，以“格物”分析为主要认识手段，追求“美与真”统一观念体系的不同道路。 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绪论部分以老子在《道德经》论述的“妙”与“徼”开始展开，叙述了先秦中国美学推崇“妙”范畴而忽略“徼”范畴的独特现象，得到先秦与古希腊美学的比较差异应当从认识论层面展开的设想。在第一章，通过梳理老庄美学对“妙”范畴的奠基和其影响，论述中国美学的“妙”范畴所推崇的实质是一种混合了“善”的美，并为进一步阐述了先秦美学以“善”为最高标准和以“妙”为认识论出发点的特点。 第二章首先通过将“模仿说”鼻祖赫拉克利特的论“艺术起源于自然”与老子的论“道”进行思维逻辑比较，论述了“观于徼”作为古希腊美学的思维出发点的特征，由此进而阐述了其以求真作为逻辑基础和以真作为最高标准的美学形态。并且论述了古希腊美学与先秦美学都在向往一种混合了道德标准的终极本体的相似特征，从而将先秦与古希腊美学比较的话题转向了认识论的领域。 第三章是结语本分，着重从认识的角度对先秦和古希腊的美学思维进行比较，通过对二者语言、自然、社会和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比较，梳理出先秦和古希腊美学思维的各自的渊源和差异。
田坤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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