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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成康之世作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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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成康时期是周朝历史上第一段向上的旋律,史称“成康之治”。《诗经》成康之世的作品约有五十余首,占全部作品的六分之一,数量可观。本文尝试从成康之世作品篇目的断代考证入手,以社会环境为基础,对此时期作品的功用、文质、作家及影响等进行探究,力求阐释《诗经》成康之世诗歌总体风貌。除第一章绪论外,主体部分分为四个章节：第二章确定了研究篇目。本章对《诗经》成康之世作品的诗世进行考证,将其分为确定篇目(44篇)、暂定篇目(10篇)、存疑篇目(7篇)。本文将对确定篇目者与暂定篇目一共54篇作品重点进行阐释,存疑篇目(7篇)只作适当引申。第三章探讨作品的时代背景和功用。本章以成康之世的社会环境为背景,分析社会由神本文化向人本文化的转型对《诗经》传统的影响。同时分析此时期作品的载德、颂美、纪事等主要功用。第四章为作品的文质论,分别从成康之世作品的“文”与“质”两个层面对作品进行深入探究,包括诗体结构、表现手法、美学观照、诗言志说、礼乐仪式等。第五章论述了《诗经》成康之世作品的作家及作品之影响。本时期可考的作家有周公、成王、召康公及其他文臣,作品风格各有不同。“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此时期的诗具有庄重雅正之气,合乎周人建国初期励精图治的上升旋律,体现了西周的盛世精神,开启了后代盛世之音。

周亦清
笔夺造化两本文同墨竹图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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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同是文人画的先驱者之一，他启发了苏轼的文人画理论，对后世文人山水画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在文同的存世作品中，最广为人知的是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墨竹图》，学界认为是其真迹。此外，广州艺术博物院也藏有一张与之相类似的墨竹图。两本墨竹图存在诸多疑问，仍待进一步研究。本文第一章试图通过早期文献重新构建起文同的绘画风格并追本探源。第二章通过研究元代湖州派代表画家李衎和柯九思的著作与作品，归纳元人所继承的文同传派的技法及绘画理念。第三章通过考辨两本画作的辅助信息，如题款、钤印、题跋等，梳理两本墨竹图流传史。联系第一章以及第二章所得的结论，比较两本墨竹图画手对于画理与笔墨的认识，进而探讨两本文同墨竹图的时间先后以及优劣等问题。

白亦辰
荀子“情”说及其本体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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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哲学中,“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中国哲学十分重视心性问题,而要谈心性问题,就绕不开“情”这一概念。中国文化历来重情尚情,儒家思想体系亦是如此,无论褒贬,都对“情”表现出非常的重视。荀子哲学亦是如此,相比之前的儒家诸子,荀子对情的重视是空前的,“情”字《荀子》中竟出现100余次,这就使得对荀子的“情”说研究显得十分必要。在荀子之“情”说中,“情”不仅仅是“性情”的简单概念,而是与“性”、“心”、“欲”相互呼应联系的复杂范畴。通过对荀子“情”说的内在逻辑分析,厘清性、情、心三者关系,不仅可以历史地理解荀子的“性恶”主张,而且可以为荀子之人性论寻得合理依据。荀子认为“情乃性之质”,情是性的显发,与欲望对接,若“顺是”,任由人的自然欲望毫不节制地发展,就会产生恶的行为,故而需要“化性起伪”,以礼乐礼法进行矫正——在外“隆礼重法”,以“礼”“法”对“情”进行抑制,在内则“乐和人情”,以“乐”对有善有恶之“情”进行引导。在这个逻辑发生的过程中,心统摄性情,发挥其认知与德性之用,以保证此“化性起伪”之可能。但另一方面,荀子又开宗明义旗帜鲜明地提出“性恶”,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就必然削弱“善”的力量,因为人的善行不是由道德本心生发而来的,而是一种外在的规约与限制,是从外来的,这就导致荀子理论体系中的一个尴尬之处:要成就善行,却不相信人可为“善”,对“善”的规定处处保留,难以在自因之中找到善,如何能保证人接受礼乐教化的自觉自愿?所谓的“化性起伪”如何保证?这就不得不继续往下深入发掘,在本体论的层面上找到“善”的依据。荀子“情”说的本体论追问,将着落在“仁体”之上。仁体作为本体的设定,不是物理学或传统逻辑意义上宇宙生发、本源之意,并非第一推动力或万物起源的原初的某种物质、某种概念,而是世界存在、关联、生生与运动的根源,是宇宙时时而有、永不枯竭的内在根源。仁体论不把仁体与万物看作母子关系,强调本体“生”万物之“生”的状态与性质,因此讲“仁体”,不是说本体去生成,而是本体显大用。荀子的理论中,性非天生即恶,情亦有善恶两端,心亦有认知与德性两面,由认知成就德性,通过这样的梳理不难发现,性、情、心三者是有共通之处的,这种共通的联系,便是仁体,如此,在“仁体”的基础上,找到三者的同一性,便可以尝试安放“善”,回答“善”从何来的问题。进而,通过这种梳理可以发现,荀学即使在认为人“性恶”的前提下,仍然不放弃对“善”的期待与求索,这反而比“性本善”论者有着更深的信仰与执着,他对现实与人性的洞察,更有一种无奈在里面。在思想史方面,荀学的思想主题仍然是对人生意义的思索,对生命意义与价值安顿的追求,这最是体现中国哲学的思想特质。因而,荀子对“人”的安身立命问题关注与思考,他在无奈中的坚持,他的冷眼与热心,更体现着儒家的气质与风骨。

班雄武
从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角度对比分析《道德经》的两个英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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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相传为道家创始人老子所作。它以“道”为核心，区区五千言，内容却涵盖了宇宙论、认识论、辩证论、人生论、政治论、语言论、审美论甚至军事论。老子用玄之又玄的妙言向我们展现了其深奥的哲学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道德经》不仅在国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美名远扬海外。老子是西方人最感兴趣的哲学家之一，《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译本最多的经典著作。现有《道德经》译本已超过250种，并且每年都有新的版本问世。相比于《道德经》翻译实践的兴盛，其翻译理论研究却为数不多。这种局面显然不利于此类古籍英译活动的进一步开展。基于上述事实，本文旨在从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角度比较研究《道德经》的两个英译本，从意义、美学修辞、韵律、文化传递四个方面探讨提高古籍英译水平的技巧和方法。奈达是成绩斐然、影响深远的翻译理论家和实践家。他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和功能对等理论。动态对等是指从语义到语体，在目标语中用最切近的自然对等语再现源语信息。译文应该着眼于原文意义和精神，而不必拘泥于原文形式。后来，因为各种自由译也被冠为动态对等，所以奈达用功能对等取代了动态对等，提出读者反应论，即译文要使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等值。奈达翻译理论是迄今为止对我国翻译界影响最大、得到关注最多的理论。但是，动态对等在我国几乎经历了一个从全盘肯定到全盘否定的过程，其中一个较大的争议就是其适用范围问题。奈达理论是针对《圣经》翻译提出的，显然无法指导所有文体的翻译，它是否适合中国古籍英译尚无定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比较《道德经》等中国经典著作的诸多译本来论证功能对等理论在古籍英译中所起的有益指导作用。本文选取了Arthur Waley和许渊冲翻译的两个当今比较流行的《道德经》译本，以功能对等理论为指导，通过诸多实例对比来分析两者翻译的得失。个案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两个译本的翻译思想和技巧，借以考证功能对等理论对古籍英译的适用性。作为中国古籍经典的代表，《道德经》英译的成功经验也可以推广到其它类似的古籍英译中去。

李耸
“庄子梦”阐释与接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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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览《庄子》全书,涉梦寓言数量繁多,自成一体。前人说梦多采用神秘的梦兆模式,而庄子打破“占梦”,转为自由式创作。他革新结构,开创新的叙述方式,哲理深邃,情感丰沛,开拓了中国史上浪漫多彩的梦文学。而当前的相关研究较为零散,有待进一步分析。故本文梳理《庄》学专著中的“庄子梦”,在后世诗文中挖掘材料,从“庄子梦”的阐释和接受出发进行研究。本文第一章,总括庄子之梦,认为其本质可概括为“自然”,乃“篇篇以自然为宗”。另外“真人无梦”是其“梦”哲学构设中的最高境界。具体分析何谓“真人”,何谓“真人无梦”,“真人如何无梦”。而从历史地位来看,中国梦文学虽历史悠久,但至庄子才陡然一变,跳出窠臼,转为自由式创作。庄子是梦文学史上继往开来的集大成者。本文从第二章到第四章,分析具有代表性的“庄子梦”寓言,分别是“庄周梦蝶”、“髑髅见梦”和“其他四梦”(包括“栎社见梦”、“文王见梦”、“宋元君梦神龟”和“郑缓魂托梦”)。且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展开讨论,一是“庄子梦”的阐释,聚焦于后世《庄子》学专著。二是“庄子梦”的接受研究,梳理文人在创作中征引的“庄子梦”。在“庄子梦”的阐释方面,《庄》学专著的论述多围绕梦的哲学寓意展开讨论,在文学意义和美学效果方面也存在一定争议,但大旨不离庄子本意。而文人再创作的“庄子梦”与原文相比则有了很大的变动。思想方面,逐渐从抽象的哲理走向通俗世界;文学方面,从自然白描转为浓情重彩;后世影响方面,“庄子梦"已然成为文人创作的重要素材宝库。总之《庄子》绘梦色彩斑斓,恢愧懦怪,极富风采,独具个性,具有深远绵长的哲学、文学、美学意义。文人“揽其余芳”,在此基础上,再解再编,创造了大量新的后世“庄子梦”。这些后世“庄子梦”在历史变迁中逐渐与《庄子》合二为一,成为庄子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濮琦琳
《左传》引谣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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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一书，是研究春秋时期历史的可靠文献，随着历代学者对《左传》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全面，《左传》的研究便难有创新之处，这就需要我们转换思维和视角，从新的角度挖掘《左传》中蕴含的历史信息。20世纪兴起的新史学以民间生活为主要的研究内容，这就启发我们以《左传》记载的谣谚为研究对象，通过谣谚透视出春秋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历史信息，为《左传》的研究提供新视角，同时对于当下的执政者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内容一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源起、研究现状、研究意义、谣谚界定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二部分主要对《左传》引谣谚的概况进行一个整体的介绍,并根据其内容进行了分类，同时分析了《左传》引谣谚的特点和原因。第三、四、五三部分是本文的主体部分，这三个部分分别分析了《左传》引谣谚所反映的春秋时期的政治、社会生活和春秋思想。其中第三部分主要论述谣谚反映了春秋时期的政治斗争，其中民间谣谚是春秋时期重要舆论力量，也是谏言上达的一种重要手段；第四部分主要是从《左传》引谣谚与春秋的社会生活方面进行论述的，分析了《左传》引谣谚所反映的春秋时期的社会生活状况、谣谚在不同地区的传播侧面揭示了春秋时期的文化交流情况，以及民间谣谚也是当时下层人民受教育的一种手段。第五部分主要介绍了《左传》引谣谚与春秋时期的思想文化，分别是从重民思想、伦理观念、崇古思想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的。第六部分主要介绍了《左传》引谣谚研究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将谣谚作为史料来研究，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同时对于民间谣谚的关注也对当下社会具有现实的启发意义。第七部分是结语，从《左传》引谣谚反映的春秋时期众多的历史信息来看，探讨《左传》引谣谚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李佳
苏轼作品在日本中世的流布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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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在中国国内，在日本、韩国等东亚地区乃至世界各地，苏轼都广为人知。纵观国内的苏轼研究史，可以追溯到宋代，而日本的苏轼研究，也有数百年的历史。本文的目的，就是对中世日本的苏轼记载与研究作较系统的梳理与分析，探讨苏轼及其作品在中世日本的受容情况，总结其研究特点、热点，并分析苏轼对日本中世诗坛、文坛的影响。　　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平安末期与镰仓时期苏轼作品初传日本、室町以来的苏轼记载与研究、日本中世时期苏轼研究的特点和热点和结论部分。　　第一章引言部分主要介绍研究的背景和先行研究，评析中国和日本的相关先行研究成果，总结研究的现状并提出问题所在。第二章简要介绍苏轼的生平和其主要作品与成就，并概括介绍日本江户时期之前的时代背景与文学史状况以及中世日本的汉籍受容。进而记录平安末期苏轼名号与作品初传日本的相关记载，以及镰仓时期苏轼作品在日本的接受情况。第三章介绍了室町时期苏轼作品东传日本以及在日本的受容情况，结合实例，对这一时期日本的苏轼记载、研究进行初步的梳理与分析。第四章是苏轼作品在中世日本的记载和研究中的特点与热点分析，从五山文学中与西湖有关的诗句以及苏轼形象的变迁　　这两个方面，深入探讨苏轼其人其文在中世日本的受容状况。第五章为结论总结部分。总结陈述本文的重要观点，分析已解决和待解决问题。

冯宇环
刘师培的《左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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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出身于晚清著名的经学世家,凭借深厚的家学功底和勤敏的治学精神,他在清末民初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本论文以刘师培的《左传》研究为考察对象,结合他的身世经历和学术渊源,对其《左传》学著作进行细致的个案研究,最后归纳出他的治《左》特色、成就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刘师培的《左传》研究是以祖传家学为基础的。从他的曾祖刘文淇开始,三世学人以《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为核心,逐渐树立起独特的家学传统。刘氏学人笃信汉代治《左》先师的学说,致力于恢复《左传》旧注。他们广收博采,通经致用,考据名物典章,淹通历谱地理,呈现出通达的治学风格。能够出生在这样一个底蕴丰厚的经学世家,对刘师培学术研究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驳难杜预的注解及释例,回击今文经家对《左传》的攻击,是刘师培治《左》的两个方向,这其中又以“义例”问题为中心。关于“义例”问题,今文家的理论比较完善,尤其是公羊家,晚清的廖平和康有为将《公羊》义例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与之相比,《左传》学家则专注训诂考据,于“义例”理论建树不多。杜预创立的“五十凡例”之说,应该算是《左传》义例研究的第一个高峰,但是他把义例分为“旧例”、“新例”和“变例”的做法又成为今文家攻击《左传》的借口。刘师培挽狂澜于既倒,在恢复汉代《左传》先师之“义例”的基础上,借鉴今文经的义例理论,创立了“六例”体系,不但对杜预的义例观点进行了驳正,而且有力地回击了今文经的挑战。在《读左札记》、《春秋古经笺》、《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等九种治《左》论著中,刘师培显示出“博通”的治学特点。他不但通经、通子,而且还通今古文。通经、通子,使得他在考证《左传》具体问题的时候,往往能够游刃有余地直接从群经、诸子中寻找证据,从而大大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通今古文,则能在坚守古文经学立场、回击公羊家进攻的同时,理性地看待今古文之争,他不像公羊家否认《左传》一样否认《公羊传》,体现了一种学术包容的精神。刘师培以时间和朝代为纲,系统地疏理了《左传》学的研究史,从而辨清了《左传》的传承脉络。同时以《左传》的几个基本问题为重点,历数各家各派观点之同异,并凭借广博的学识做出自己的判断。他的疏理,真正起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

王孝强
严遵《老子指归》自然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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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遵是西汉末年道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所著《老子指归》是全面阐发《老子》宗旨的哲学著作，在中国注《老子》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值得认真发掘，潜心研究。严遵直接继承和发展了老庄以及汉初黄老道学思想，建构起自然、人生与社会相统一的思想体系。在严遵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中，“自然观”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内容包括：“道论”、“宇宙论”、“物自生自化论”、“变化观念”和“认识论”，以及自然观在其社会政治思想领域中的运用与体现。严遵的“自然观”集中体现了他对于自然的总看法和根本认识，是其哲学思想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道家老庄的自然思想是严遵“自然观”形成的重要理论渊源，汉初《老子河上公章句》和《淮南子》的有关自然哲学的理论是严遵“自然观”形成的学术背景。严遵的“自然观”体现了对老子所强调“道法自然”思想的直接继承，对庄子在人格精神上崇尚绝对自由思想的发展，对《老子河上公章句》的“自然论”、“一”、“元气”之说的承袭，和《淮南子》在对自然规律方面的认识上、宇宙演化论思想的相互融合。先秦老庄关注自然的思想和汉初黄老道学自然哲学思想融汇于严遵的“自然观”中，体现为对于道的规范，对于宇宙生成演化的探究和追问，对于物自生自化的客观认识，对于变化观念的说明和对于认识方法的诠释，并且严遵将“自然是守”的原则运用贯穿于人生、政治伦理领域当中。在人生思想中，严遵主张以全身养性为基本原则;在政治领域中，严遵要求当政者去智去故、去情去欲、无名无利、知足寂泊。通过对严遵《老子指归》自然观的系统考察，对全文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文章最后讨论了严遵思想在中国老学史上的学术地位和历史影响。严遵的自然观思想对于其弟子扬雄、后世思想以及魏晋玄学的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冯静
新时期以来苏轼诗词研究之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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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在不同时代因素与价值导向的影响下,各研究者对苏轼的研究呈现出多阶段的特色。苏轼诗词是苏轼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显现,苏轼“以诗为词”开拓了词境、改革了词风。作者、读者、世界的共同参与促成了苏词的蕴蓄深厚。佛禅启迪苏轼通达无碍,他积极构建自己乌托邦式的达观的精神世界,并在自然山水中阐释佛禅的真谛。苏轼虽讲求道佛,却不沉溺于道佛,他是一个睿智的旷达的士大夫,他是一个活生生的实实在在的、负责任有担当、热爱祖国与人民的、懂得自我超脱的智者。对苏轼诗词研究进行再研究,最终目的是探求人的本质及存在状态。苏轼追求真我、真性情,珍惜生命、关怀生存,带给我们情的文学、让我们享受美的教育、体味活的人生。

赵英超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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