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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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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弇《龙云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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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弇著《龙云集》三十二卷，其中词8首，诗432首，文章256篇。周必大在为其文集作序时称刘弇为文章祖述韩柳，规摹欧阳修，“庐陵自欧阳文忠公以文章续韩文公正传，遂为一代儒宗，继之者弇也”;其诗歌亦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五“峭拔不俗，异于庸音之足曲”的评价;词虽8首，但出现在后代诸多词作选本中，备受追捧。故本文将以刘弇及《龙云集》为研究对象，探讨刘弇独特的文学思想和创作成就。　　本文采用文本研究法首先介绍了刘弇的家世背景、作品情况，并将其人生划分为四个阶段，发现政论文创作与人生阶段有一定吻合。其次，归纳提炼出隐藏在文本中的刘弇的文学思想。刘弇主张“文以气为主”，这种“气”既是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也关乎作家道德修养，“其气完者其辞浑，其气削者其藻局以卑”。同时刘弇还把“变”提到了作文根本原则的高度，而“文章之所为作”则是对文章的内容、功用所提出的要求。刘弇的“气”说、“变”说以及他所理解的“文章之所为作”都体现出强烈的儒士情结。相对较为保守的诗词观念也为他创作起了明确指导作用。最后，按照作品类别进行集中研究，政论文按照阶段研究法，勾勒出其政论文创作的发轫期、高峰期和收束期，而游记、序、墓志铭等文学散文及诗词等都立足作品，分类研究，进而使刘弇的创作风貌得以全面展现。　　兼及刘弇人生经历等情况，对刘弇独特的文学思想和创作成就进行研究后，我们试图评估他在江西地域乃至整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中所产生的影响，“一代儒宗”之评虽盛，却也实至名归;词名胜诗之况虽奇，却也情理之中。

齐程花
周振甫编辑实践及其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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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周振甫编辑实践及其思想进行了研究。周振甫(1911-2000)，中华书局编审，是中国现当代出版史上著名的学者型编辑。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质疑求证的科学精神、高尚无私的职业道德以及谦和平易的人格魅力赢得了读者的推崇、作者的信任和业内人士的尊敬。他为中国古典文献的编辑整理工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普及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作为编辑家，周振甫在编辑舞台上足足干了68个春秋，始终坚持为读者负责的编辑宗旨，编辑出版了大量的经典作品，将满腹的才识倾注在中国古典文史书稿的编校整理和审读加工等细琐的工作中。作为学者，他学识广博，著述宏富，其研究成果涉及唐诗、宋词、古文、汉赋、小说和修辞多个领域，陶渊明、李商隐、苏洵、谭嗣同、严复、鲁迅、毛泽东等众多历史著名人物均是他的研究对象。作为学者型编辑家，他与“文化昆仑”钱钟书结下了学术交谊，他为毛主席诗词纠正错字，为鲁迅诗歌作注，这些显赫的编辑经历成为书海学林传颂的佳话。周振甫在编辑与学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源自于他对编辑职业的高自期许和持之以恒的勤奋，凭借的是他长期从事古典文史编辑工作的积累。他为编辑从业人员演绎了一条如何从一个普通编辑成长为一代编辑名家的成长道路。学术研究、语文学习教育工作以及编辑生涯共同构筑了周振甫的书香人生，而编辑工作是他唯一的职业也是他为之奉献一生的事业。周振甫在丰富的编辑实践中，取得了辉煌的编辑成就，形成了自己的编辑风格和编辑思想，让人们领略了普通编辑不普通的可贵之处。他的成功经历值得我们学习，他的编辑特点与编辑思想可以为现实的编辑工作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史的编辑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首智慧
严复信标准下的《论语》三英译本中的误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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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翻译的标准,古今中外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在中国最有影响的翻译标准还属严复的“信达雅”标准。严复/(1854-1921/)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翻译家,系统地把西方思想、文化和制度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而且也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在《天演论》译例言里他鲜明的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他的“信达雅”三字标准自提出后影响很大并一直影响着后来的中国译者,在中国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中国文明发展的长河中,儒学在塑造和构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孔子作为儒学的代表人物,其言行和思想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思想影响深远。《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和思想的著作,是儒家的最高经典,其中所包含的思想经过久久相传,已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中国社会和人民思想及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论语》的这种重要的社会地位和深远的历史影响,《论语》早在17世纪便被翻译成外语而在欧洲流传。翻译像《论语》这样的古代经典著作,其最大的问题是对原文的理解。把孔子时代的古汉语翻译为现代汉语也因古汉语距今久远等原因而不易。要把《论语》这样的古代经典著作翻译成英语就更为不易。因汉语和英语在语言、文化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以及古汉语中很多词的语义变迁等,在《论语》英译的许多版本中出现了许多误译的情况。本文是一项对《论语》三英译版本中的误译情况的研究,研究的视角是严复的信标准。在研究时首先根据产生误译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原因,即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把《论语》三英译版本中的误译分为两大类:语言层面产生的误译和文化层面产生的误译,而后根据两层面上误译产生的具体原因把两大类的误译情况做了更为细的划分,最后提出了在翻译像《论语》这样的古代经典著作的时候减少误译的方法。

张婷婷
试论语文课堂的教学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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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是言语学科，同时又是母语教学，母语教育的学习外延是无所不在的。就语文教师的教学语言而言，既是教学手段，又是教学目的，这就对语文教师的课堂教学语言提出了更高要求。语文教师的教学语言除了具备一般教学语言的教学专业性、思想育人性外，还有功能上的综合基础性、表达上的注重表现性、言语形式上的规范表率性特点。语文教学语言的选择还受制于课型、文本、对象、地域、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语文课堂教学语言的表现形式分为教学口语、体态语、书面语。教学口语分为陈述性、阐释性、点拨性、对话性、概括性等语言类型;体态语主要有面部语、眉目语、手势语;课堂书面语主要指板书。这三种不同类型的教学语言要求不一，在语文课的各种教学环节中上要综合运用各种教学语言达到最优化的教学效果。其主要教学功能体现为：营造气氛，激发兴趣;形象用语，疏疑解惑;运用趣语，调动学生;把握时机，提高效率;调控内容，简明清晰;态势语言，相机辅助;板书结合，打通全文等。改进语文教师课堂教学语言水平的基本思路为：语文教师要加强理论学习，要提高语言修养，要训练讲授技能。

漆尚斌
《史记》秦末汉初主要谋臣形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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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乃太史公呕心沥血之作,司马迁在这部厚重而又精彩的史书中,以神来之笔展示各阶层人物的活动,进而再现异彩纷呈的历史画面。秦末汉初这一历史时期在《史记》中有着十分精彩的描绘,期间涌现出众位英雄豪杰,他们登上历史舞台,在时代的浪潮中激流而进。《史记》中有很多类型化、群体化人物,司马迁在刻画时准确把握人物形象的共性和个性,塑造血肉饱满的人物形象。本文主要选取秦末汉初的谋臣这一群体人物,加以论述研究,意在整体呈现秦末、楚汉之际、汉初这三个历史阶段谋臣所起的不同作用和角色的转化,总结太史公在塑造秦末汉初谋臣形象时采用的塑造艺术,突出展现司马迁进步的史学观、发展观和功德观。本文的研究内容大致分为以下五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内容主要关于《史记》的个体和群体人物研究,以及《史记》中谋臣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现状;并提出本文秦末汉初谋臣的研究价值和研究目的。第二部分为第一章,反秦时期的谋略活动。分为三节:秦末社会局势及起义背景;反秦主帅之谋略（陈涉、项梁、项羽）;反秦阶段谋臣所起的作用（范增、宋义）。讨论反秦时期谋臣少的原因,并分析反秦主帅所起的积极作用。第三部分为第二章,楚汉之际的谋臣代表。分三节讨论:运筹帷幄之臣韩信之谋;推计踵兵之臣萧何之谋;制胜无形之师张良之谋。具体分析“汉初三杰”在不同方面助力刘邦战胜项羽并建立汉室政权,凸显谋臣在楚汉相争阶段的重要意义。第四部分为第三章,入汉后的谋臣代表。具体论述:倡导仁义理论的儒者陆贾;汉初以黄老思想治世的谋臣;安稳刘氏政权的谋臣代表。此章对汉室初建阶段谋臣在稳定政权方面发挥的作用进行讨论。第五部分为第四章,秦末汉初谋臣形象的塑造艺术。通过论述司马迁选材偏重精当塑造性格,功绩德行并举评价人物和以历史发展观关照对象;彰显司马迁在塑造秦末汉初谋臣时表现出进步的史学观、发展观和功德观。进而让我们更加全面、立体的理解秦末汉初的谋臣形象。

祁小真
庄子“游鱼之乐”的生态审美意蕴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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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细致分析“游鱼之乐”原典基础之上,参照历代学者对此命题的注解与观点,借助现代生态审美思维,将此古老的命题进行现代生态审美意蕴的阐释,并为西方近代美学的缺陷与当代生态审美的建设提供借鉴与理论资源。本文认为“游鱼之乐”作为《庄子》秋水篇的一则寓言,是庄子借“濠上论辩”的情境来向读者阐明在“以道观物”的视域下,生命主体实现了“和以天倪”的精神逍遥的自由体认。在这种精神体认的过程之中,庄子将自已的存在回归到最原始、最本源意义上的存在——自然体的存在,并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的态度,与濠上情境中的其他生命体进行了精神交互。这种将包括“游鱼”在内的濠上万物作为与人平等的生命体进行交流的精神体验,就是为近代西方艺术美学体系中所匮乏的生态审美。庄子的生态审美思维是建立在“生态存在论”的哲学信念基础之上的,庄子将人类的存在视为天地间的一种自然状态,以个体精神通向不为人类社会因素所局限、切分的自然万物作为精神真正自由的途径。生命主体的精神在情境中回归到人与自然万物本源意义上的冥合,实现具有生态意蕴的审美。濠上之辩包含了诸如审美共同感、审美触发机制、审美感受与言语交流等一系列审美问题。概言之,在濠上之辩中,惠子的疑虑在于作为不同生命体的庄子对水中游鱼的情感状态的把握何以可能。庄子的回答并未用清晰的语言正面回答此问题,而是将处于怀疑状态的惠子引向濠上的情境体验。庄子对惠子疑惑的点拨还需要结合庄子看待世界的一贯视域进行理解。庄子之所以能够实现对不同于自身生命体的游鱼情感状态进行体验,源于其不拘于个体生命有限视域的“以道观物”的体认世界的方式。要体味到真正的逍遥意趣,需要从自身固有的纯粹理性思维模式中摆脱出来。庄子要使惠子理解、感受到自身对于“游鱼之乐”的审美体验,最好的方式是为惠子进入到如同自已经验的审美体验提供一种切入契机,这种契机便是一种情境。情境的展现有多种方式,语言只是其中的一个辅助手段,既然庄惠二人同游濠梁之上,两人都有感受到濠上游鱼怡然自得的审美机会,但是惠子没有像庄子一样有所察觉,即濠上的情境并未对惠子审美体验的生成起到触发作用。庄子在濠上这一激发自身审美体验的情境中,无法提供另外一种能够触发惠子审美体验的情境。因而,庄子只有借助语言手段将惠子在以固有的认知方式看待这个世界时,所忽视的“濠上”这一可以激发审美体验的情境加以强调。庄子在濠上情境中能够实现对“游鱼之乐”的体认与把握,源自其“以道观物”的视域,而这种视域的哲学逻辑基础则是具备生态意蕴的“齐物论”。庄子秉持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信念,在这种对于世界观照的基本思维与态度引导之下,庄子才可能用“以道观物”的视域来体味“濠上游鱼”的情感状态,从而实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的物我融通。而这种“和以天倪”的精神体认方式,实质上是以生态存在论为哲学基础的物我融通。一贯采用“以道观物”视域和“齐物”思维方式的庄子,以情境对话的方式向惠子触发天地境界的“无言之美”的过程之中,体现出丰盈的生态审美意蕴。“濠上之辩”本身就存在于充满生态意蕴的自然情境之中。濠上情境所具备的生态意蕴之所以在庄子精神感受的视野中能够呈现,其根本原因在于庄子在潜意识中对于生命存在的认识与信念具备生态存在论的因素。庄子认识到并相信自身无时无刻不生存于自然情境之中,濠上是生命生存的自然情境的具象展现。濠上情境是庄子能够知“鱼之乐”的原始性触发情境,也是进行生态审美意蕴阐释的空间和基础。庄子对话的语言中也流露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在生命主体不丧失感知独立性的前提下,庄子于濠上情境中实现了一种“物我冥合”的感知效果;为向惠子分享此种逍遥精神体悟,庄子借助了“言说”这一不得不选择的方式。为了在最大程度上保证这种感受的原初性、恰切性,庄子则强调“意在言外”,采用一种情境式的言说方式,将自身形象、自身思维、所处环境、对方思维冥合于寓言或隐喻之中,通过这种寓言或隐喻将生命主体于逍遥状态下的精神体验以“情境再现”的方式展现出来。这种言说的方式否定了单向度的线性言说,从而将多维度视域、诸感官体验融于语言所营造的意象情境,是一种将“可言”之语言概念表现“不可言”之生态存在意识下的神与物游之态的智慧言说。庄子本身看待世界的视域,就有一种潜在的“生态视域”的境界。在这个视域之中,主体精神可自由地体验自然运化而生的天地万物,实现时空与境界双重意义上的逍遥。在这一逍遥的精神状态之中,生命主体并不因精神的自由体验,而具备类似于上帝看待万物的俯视视角;相反,生命主体正因为启身的精神逍遥、与天地相通,从而能体验自然运化之妙,感受自然天地的“不言之大美”,进而对天地间的一切生命乃至无生命体持有一种平等尊重的态度。在“以道观物”的视域中所体现出的尊重一切生命体的态度、付诸生命主体的精神体验,便是生态审美意蕴之所在。在这种潜在的“生态视域”思维指导下,庄子善于“通物”,能够实现主体伺的互动与沟通。庄子“善于通物”是实现知“游鱼之乐”关键和前提。同处于濠上的情境之中,作为不同生命体的庄惠二子之所以对“游鱼之乐”有着不同的体认,归根结底在于二人的思维方式和视域范围存在差异。庄子之所以能知“游鱼之乐”,主要因为庄子“善于通物”。而这种善于通物,以今天生态审美的标准来看,则是符合将天地自然万物都看作有性情、有灵性的主体,能与人进行平等交流的标准。总之,在整个濠上情境中,乃至整部《庄子》的情境中,庄子在体认世界、进行精神体验时,都是以生命体弥合与天地万物的界限,来实现“和以天倪”的状态的。所谓的“和以天倪”即是:在生态存在的信念支撑下,生命主体秉持着尊重一切生命体的态度,借助“通物”的精神实践,个体生命精神得以融通于天地万物之间。在这一精神体验的过程中,生命主体的生态存在由一种相对静态的信念存在滋生为一种生命动态下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存在。以庄子濠上知鱼为代表的生态审美体验,也是在“和以天倪”的状态下得以触发、生成。更多还原

孟令恺
南宋遗民词伤春主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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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春主题在文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地位,从《诗经》中开始伤春主题便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伤春主题的起因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而对于伤春主题的流变,王力先生在其著作中也作了比较详尽的叙述。最初研究者仅将伤春悲秋作为一个主题,认为伤春悲秋都是同一个概念,本文在讨论伤春主题的起因之时,对此做了一些推测,认为这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伤春主题从《诗经》中的因春怀人到屈子的以爱情为外表,来抒忧国忧民之情,再到汉末的亲朋关系的抒解,再来便是南北朝时期情爱的寄托再到六朝时期青楼女子抒写自身感受等,伤春主题随着时代的发展,自身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而到了宋代,因为特殊的社会历史造就了独物的士人心理,伤春主题便与宋词以及宋代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伤春主题在宋词中光芒大盛。在宋词中,词人或借伤春主题抒发对亲友的情感,或抒发自身的感受,而最为重要的一点便是伤春主题与爱国情怀的结合,这一结合极大的丰富了伤春主题的内容,继承并丰富了屈子所开创的以自然物候、、爱情人生为表皮,社会内容为血肉主体自我意识为神髓的伤春情怀。本文重点论述南宋遗民伤春词在内容与形式上的独特之处,以对对研究的方法来进行。在内容上将遗民词与南渡时的伤春词作对对,我们可以看到遗民伤春词中复国兴心的缺乏,但其中的爱国情绪却更加的深沉婉转;与同一内容的诗歌相比,遗民词中的爱国情绪缺乏一种厚重之感,而这主要是由词这一特殊的艺术形式所决定。而在艺术形式上,遗民伤春词也具有鲜明的特色,虽写春日景却因着伤国之情而让这春天的景象蒙上了一层灰苍冷暗的色调,这一色调与词中的情感则使得词形成了一种慷慨悲凉、无限凄清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词中的意象都呈现出飘浮、荒幻的特点,而因为词人抒发情感的需要,词的结构也较多三阙或是多阙,而这种结构也使得遗民伤春词在情感与结构上均呈现出跌宕起伏的特点。在论文写作过程因阅读需要,在论文后还附有不完全统计的遗民伤春词的词人和篇目,以供对此有兴趣的读者阅读研究。

陈培
老子“行不言之教”德育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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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德育实践离不开对传统德育思想的继承和扬弃。而老子德育思想在中华民族传统德育思想史中独树一帜,其中“行不言之教”是老子德育思想的一个经典表达。本文试图通过探究“行不言之教”的思想体系和当代价值,实现传统德育资源的现代转化,对我国现代德育建设和实践做出启示和贡献。　　本文通过历史分析的方法,考察了老子“行不言之教”思想的形成过程,其思想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丰富的理论渊源,“行不言之教”的思想核心和理论根据共同构成了其德育思想的理论前提;通过文献分析的方法探究了老子“行不言之教”的思想体系,其中包括“行不言之教”的内涵和道德理想,“行不言之教”的主要内容和道德教化方式;又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深入发掘了老子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这一思想对于更新德育观念、改进德育方法、构建和谐社会、提升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当然,对于传统文化,我们应采取辩证的眼光,扬弃的态度。老子德育思想本身也有其消极因素和局限性。我们在认识和发掘老子的这一宝贵思想遗产时,应摒弃其负面的消极因素,合理借鉴和利用其积极影响,为我国的现代道德建设和道德实践做出贡献。

张文
李白古乐府创作四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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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四个方面阐述了与李白古乐府创作紧密相关的一些问题。一是李白古乐府创作与音乐的关系。中间又分两个方面，清乐的影响和声诗传唱对古乐府创作的影响。二是初盛唐文坛复古思潮对李自古乐府创作的影响。这两点从当时大的社会背景来考察。因为作家的创作不是孤立的，与当时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同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不同程度地左右着作家的创作。一二两点的写作，便是为了展示与李白古乐府创作紧密相关的活生生的社会文化大舞台。三是文人拟乐府传统与李白古乐府创作的关系。文学的发展不能割断历史。文学在继承中发展，是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律。李白正是在继承和学习前人的基础上才在乐府诗创作上取得巨大的成就。四是李白的文学观念与其古乐府创作的关系。外因只是事物发展的条件，真正起作用的是内因。李白自身与古乐府刨作相关的因素有很多，如他的性格、秉性才气等，由于篇幅和自身能力所限，本文谈的只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即李白的文学观念对古乐府创作的影响。

梁旭艳
王岩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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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岩叟（1043-1093）,字彦霖,哲宗朝元祐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台谏官之一,是元祐党中坚定的新法反对者,朔党的主要代表人物。文章把研究的视点放在北宋中后期,立足熙丰、元祐时期动荡不安的政治背景,主要对王岩叟的政治活动进行研究。通过分析王岩叟在政治方面的作为,探究其行政举措的各种原因,追溯他在党争中的抉择,力求准确而全面地认识这个复杂时代的重要人物,试图勾勒出北宋中后期多变的政治环境下士大夫因党争而摇曳不定的个人命运。首先,文章考述了王岩叟的家世和生平,对王岩叟的仕宦生涯进行梳理。其次,作为青苗法、保甲法、免役法等项新法废罢斗争的参与者,通过梳理王岩叟的章奏,探究他在元祐更化过程中起到的重大作用,以及他毫无区别的排斥一切新法的政治态度与立场。此外,举例分析了王岩叟大力弹劾抨击章惇、安焘、张璪等新法派官员的原因,以及他与刘挚、苏轼、张舜民等同一政治集团旧党官员交好、疏远乃至交恶的影响因素,考察他被新旧问题与党争所左右的个人政治抉择和人际关系。最后,补充研究了王岩叟敬天爱民的为政思想和重视选拔贤才的用人思想,力争全面客观地分析这个复杂的政治人物。

郑栋玲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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