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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文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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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为陆游文专题研究,涉及陆游与欧阳修的关系,陆游的史学与文章创作的关系,陆游的四六文三个方面。第一章探讨陆游对欧阳修散文的继承与发展,指出陆游的散文创作实沿着唐宋古文运动的传统展开,是“北宋典型”在南宋的继承。而陆游对欧阳修尤为敬重,他的文学思想、文章创作都受到了欧阳修的影响。他对于文章风格自然平易的主张,对“道”平实、实践品格的认识,对文道关系的理解,对“诗穷而后工”说的接受与发展,都表明他在文学思想上受欧阳修的影响。陆游的题跋文、碑志文、《入蜀记》《天彭牡丹谱》等也取法于欧阳修。在破体为文、文章立意、行文风格上,陆文与欧文也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第二章史学与陆游的文章创作,旨在探讨陆游散文创作中史学与文学的互动关系。第一节为《南唐书》研究,陆游的忠愤之情对《南唐书》的编纂体例、史料取舍、史论抒情、叙事寓情等方面均有影响,以文为史、以情为史是陆游《南唐书》后出转精、备受推崇的重要原因。第二节为《入蜀记》研究,陆游承继《来南录》以来的创作传统,《入蜀记》形式上仿编年纪事史体,创作遵循史学的实录精神,实事求是,在表现手法上多用客观记叙,少主观抒情、议论,内容上偏重于对游踪、人文地理、历史地理的客观记录、考辨,行文追求简洁,史学特色显著。陆游也从史学角度开拓了日记体游记的题材与表现内容。而实现这种开拓的关键在于陆游以深厚的史学修养作游记,以史家的眼光观照游踪。第三节将目光放在陆游其他散文的创作上,涵盖碑志文、杂书与杂传、序跋文、记体文、笔记等文体,指出陆游的散文创作有以史笔为文的一面,这影响到他文章的创作旨趣、表现手段、文体风格等等。第三章选择表、笺、启三种文体探讨陆游四六文创作的艺术风格。第一节指出陆游的表笺文谨遵法度,文体雅洁,简赅有法。在修辞上,陆游善于剪裁经史成语,出语自然,又不喜用僻典,文风典雅而朗畅。其最为动人的篇章往往饱含感情与气势。第二节从用典用成语,用虚字用长联,喜议论、善抒情,行文得体等方面讨论陆游启文的创作特色,而以为陆游的启文创作继承了欧阳修、苏轼等倡导的以古文为四六的作风,骈体中融入浓厚的散行气势,文风自然晓畅,又具有雄浑的气势。以得体为创作前提,视创作目的、对方身份,确定议论抒情的分寸使得陆启的应用性与文学性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李由
从《诗经》看周代女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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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具有很高的文学和史学价值。《诗经》展现了距今三千年至两千五百年间的上古社会生活画卷。为我们认识那个时代，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第一手资料。本文以《诗经》内容为蓝本，综合先秦典籍，辅以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的知识，采用考据法、史料互证的方法，对诗经所反映的女性生活进行一次较为系统的研究。本文分三个大的方面探讨女性的物质、精神和婚姻世界，系统地介绍了周代女性的生活以及恋爱、婚姻和精神生活，全面分析了周代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以及女性对于这些要求所做出的反映。第一部分从女性物质世界的角度，《诗经》反映的女性劳动主要有采集、纺织、祭祀、洗衣、做饭等活动，说明当时女性的劳动处于辅助地位，是男子劳动的补充;生育是社会赋予女性最大的职责，子嗣的观念，渐渐成为周代女性的责任与压力，也成为她是否受到肯定的评定标准;女性的容貌成为当时人们关注的焦点，对女性身体的关注成为某一阶层或某一群体的审美标准。第二部分从女性的精神生活角度，女性在当时社会的种种要求下，既表现出顺从社会的一面，主要包括在女性的德行和女人在政治上的附庸地位两个方面;也表现出反抗社会的情绪和行为，主要包括争取婚姻自由和参与国事、政事两个方面。第三部分从女性的婚姻生活角度，恋爱习俗是婚姻习俗中的一个重要层面，《诗经》中很多诗篇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情爱的种种习俗以及在爱情上表现的民俗心态;两性之爱的实现形式便是婚姻关系的缔结和维护，本章主要阐释了女性在婚姻关系中的从属地位。由此，构成了《诗经》所描述的周代女性世界。透过《诗经》这一文本，参证其他历史文献。一方面，我们可以清醒的认识到，周代女性没有能够逃脱历史的必然：她们一出生就被打上性别歧视的烙印，她们常常成为婚姻悲剧的受害者，她们也随着宗法制的确立沦落为男人的附庸;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周代女性的现实生存状态是极其复杂的：作为独立的生命体，由于原始遗风末俗的存在，由于生命意识的渗透，即使存在时间、地域的差异，周代女性却仍拥有比后代封建女性自由许多的婚恋地位;作为家庭的一员，由于婚姻实质与男女性心理的微妙，以及社会生产、家族发展的需要，一部分周代妇女也拥有较为美满的婚姻生活;就是在政治这块极为男性化的领域，不少的周代妇女或主动或另类的置身其中，借此赢得较高的社会声誉，并确证了她们的历史存在。总而言之，“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随着历史的必然，女性地位的全面衰微是不争的事实。

华娜
文化视野中的北宋齐鲁诗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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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区域有自先秦以来不断积累的丰厚的文化和文学积淀,这里不仅成为本土诗人成长的土壤,而且也给客游齐鲁的诗人提供了创作的灵感和情思。当齐鲁的青年才俊们为了自己的理想,离开了家园,走向京城,走向全国各地时,外地诗人也因求学、仕宦、漫游而来到齐鲁古国。北宋时期可谓是齐鲁历史上游宦诗人较多的时期,欧阳修、苏轼、曾巩、苏辙等北宋诗坛上的重要诗人皆曾来此为官。这些重要诗人的到来,不仅把京城诗坛的交游圈带到齐鲁,而且还以齐鲁为中心进行了不同形式的诗文唱和活动,为齐鲁诗坛补充了新鲜血液,既活跃了齐鲁诗坛,也改善并优化了齐鲁的文化生态环境,为齐鲁诗坛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这些重要诗人在齐鲁这片土地上访求经典文化,流连山水风光,感受风俗民情,其精神风貌与诗歌创作也都不同程度浸染了齐鲁文化的色彩,他们的创作同样也构成了齐鲁诗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视野中的北宋齐鲁诗坛研究”就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对北宋时期齐鲁区域的诗人交游创作进行综合探讨。鉴于地域与文学的复杂关系,在进行本课题研究时我们试着将“齐鲁诗坛”看作一个动态的、时空交融的“诗歌场”,然后以“场”为核心,分别对齐鲁本土诗人与游宦诗人在齐鲁区域的交游创作进行考察研究。本文主要分绪论、上、中、下三编,共十章。绪论部分,主要对本课题研究的目的意义、内容方法以及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作了介绍,特别是对近年来兴起的以诗文创作地点为研究对象的地域文学理论方法进行了详细介绍。这种研究方法具体来说就是吸取文化地理的因素,引入“空间”概念,以诗人的行踪与创作地点为主,从探索诗人诗作空间组合规律出发,由注重诗人的出生地探究转换到注重诗作创作地考察,以“场景还原”理论为基础,尽可能复活诗人在某一区域创作的具体时空场景。上编三章为总论,主要对地域文化与齐鲁诗坛的整体特点进行了论述。第一章“北宋诗人笔下的齐鲁文化与地理意象”主要从整体上考察了齐鲁区域的地理形胜、风俗民情与山川风物。北宋时期,齐鲁区域因经济富庶、临近京城而成为政权统治的腹心地带,并因交通便利、山水形胜、文化深厚而成为诗人称颂的东方美地。第二章“北宋齐鲁士风与诗风”主要从士风与诗风方面论述了齐鲁诗坛创作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在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熏陶下,具有“圣地”意识的齐鲁诗人多自觉承继儒家思想文化与诗教传统,表现出行道救时的文化人格,诗风质朴刚健;第三章“北宋齐鲁诗人与游宦诗人区域分布”主要论述了齐鲁诗人各州县区域的分布情况。位于京东路政治文化中心的青州、交通便利的齐州以及靠近京城的济州、郓州等在当时属于文化发达区域,诗人与诗作较多,其他区域则相对较少。中编三章为分论,以点带面,主要选取了两个地域色彩浓郁的齐鲁诗人群体与一个著名诗人为代表,对齐鲁诗人在本土区域的交流创作情况进行了论述。第四章主要对“东州逸党”诗人群交游创作进行了考论。“东州逸党”诗人群是北宋第一个以地域命名并具有浓郁地域文化色彩的诗人群体,主要活动于真宗、仁宗之际的山东齐州、淄州一代,以奔放纵逸、不拘礼法闻名于世。其诗作或质朴无华或慷慨悲壮,无不显现出东州特有的精神风貌,开北宋诗文革新的先河。第五章主要对泰山学派诗人群交游创作与诗文风气进行了论述。泰山派诗人是北宋仁宗天圣、庆历年间以泰山为中心,以石介、孙复、杜默等泰山学派师徒为代表的一个诗人群体,这个诗人群体自觉承继儒家诗教传统,对西昆体发起了猛烈攻击,并以其独特的诗文创作实践助成了宋诗格调的形成。第六章主要是对宋初名臣诗人王禹偁的人格精神及其对北宋诗风、文风的影响进行了论述。齐鲁诗人王禹偁以其“古雅简淡”之作，力矫五代之弊，使宋诗某种程度上恢复儒家诗学的“言志”传统,为北宋诗文革新开辟了正确的道路,其守道不屈的人格精神影响了北宋一代士人品格的塑造。下编四章为分论,主要选取齐州、青州、密州、郓州四个州府为代表,重点考察了北宋诗人在游宦齐鲁期间的交游唱和活动。第七章“北宋诗人与齐州诗坛”主要论述了曾巩、苏辙、苏轼、晁补之、祖无择在齐州的交游唱和。“泉城自古是诗城”,齐州这片景观奇特的土壤,不仅培育了众多的本地诗人,而且也给游宦此地的诗人提供了创作源泉。北宋时期,济南地区不仅先后产生了张掞、李冠、徐遁、范讽、李芝、李格非、李清照等一批本土诗人,而且还迎来了欧阳修、曾巩、苏轼、苏辙等北宋诗坛大家以及祖无择、孔平仲、孔武仲、范纯仁、晁补之等知名诗人,这些诗人以齐州为中心进行了广泛的交游唱和,他们的到来活跃了齐鲁诗坛,影响并改善了济南的文化生态环境,而他们题咏济南湖泉山色、古迹风物的诗文作品,也为济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一份丰厚的文化底蕴。第八章“北宋诗人与青州诗坛”主要论述欧阳修、赵抃、黄庶等人在青州的交游唱和。“面山负海古诸侯,信美东方第一州”,青州作为朝廷镇抚东方的大邦,京东东路路府所在地,在北宋时期也迎来她发展的好时机,一跃成为当时东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到此地任职者不仅有担任过两府或两制的德高望重的名臣,像夏竦、王曾、范仲淹、富弼、文彦博等,也有欧阳修这样的诗坛领袖与赵抃、黄庶这样的重要诗人。这些诗人在青州的赋咏,不仅丰富了他们的人生阅历,拓展了自己的诗作空间,同时也促进了青州诗坛的发展,而他们对青州山水民俗的歌咏也成了青州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九章“北宋诗人与郓州诗坛”主要论述了刘敞、鲜于侁在郓州的交游唱和。郓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吸引不少文人来此任职,文章政事,诗酒风流,其流风余韵常为后人所追踪景仰。而刘敞以郓州乐郊亭为中心与欧阳修、梅尧臣等诗人的唱和以及鲜于侁以郓州夜月为中心与苏轼、苏辙兄弟的唱和，则体现了北宋文人士大夫山水自然审美情趣与超然物外的人生理想,而唱和诗文对郓州自然人文景观的生动展现,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郓州的知名度与社会影响。第十章“北宋诗人与密州诗坛”主要论述了苏轼在密州以超然台为中心的交游唱和。密州位于京东路东部,“带山负海,号为持节之邦”,有“山东第二州”之称,其北台、常山、雩泉、卢山等山水自然景观皆曾留下苏轼的足迹并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思,特别是超然台更是他任职期间时常光顾吟咏之地。“超然台”对于苏轼,犹如杭州西湖、黄州东坡与赤壁之与苏轼,在苏轼的思想孕育、生命历程与文学创作中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影响苏轼一生的“超然”之思即产生于此。与此同时,这次由苏轼首倡的超然台唱和也极具有地域文化意义,不仅大大提高了密州在全国的知名度,也引领并激发着密州当地诗人与齐鲁诗人的情志与诗思,而超然台也因次成为密州乃至齐鲁区域一个极具文化意蕴的景观。结语部分对北宋齐鲁诗坛的地位与作用、游宦诗人在齐鲁区域交游创作的意义进行了提炼概括。在北宋诗文革新演进中,齐鲁诗坛一直是诗歌创作的热土,一方面这里曾产生了开宋诗风气的名臣诗人王禹偁、影响全国的东州逸党与泰山诗人群体,他们质朴刚健的诗歌创作助成了宋诗格调的形成;另一方这里也是游宦诗人的家园,他们的到来,促进了齐鲁士风、诗风与南方文人文采风流的融合,他们观察、体验齐鲁文化的独特视角,为不同地域文化的交融提供了契机,他们的诗作在齐鲁文化与齐鲁诗坛发展中同样占有重要的地位。

马银华
诗歌翻译的美学探索—论李白诗歌翻译中的审美主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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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翻译是一个特殊的艺术门类,它与文学创作相通,却又有其独特的审美原则,艺术内涵和方法技巧.作者认为,运用美学理论探索诗歌翻译,对于更好地理解翻译活动有着积极而深刻的意义.该文以诗歌翻译的审美本质为中心,从美学角度分析了李白诗歌翻译中的审美客体(原作和译作)和审美主体(译者和译语读者),同时提出了诗歌翻译的审美标准——'和谐(harmony)'原则.作者旨在通过对审美主客体的美学研究,对诗歌翻译的审美标准、美学特征和艺术规律进行理论探索.诗歌翻译遵从'和谐'的艺术原则.'和谐'不仅是艺术实践的审美标准,而且揭示了诗歌翻译的艺术规律.和谐产生于对立.诗歌翻译是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辨证过程,是译者对翻译过程中种种对立因素和关系的审美把握.它要求译者克服源语和译语在音、形、义等美学特征方面的差异,准确把握译作和原文的和谐关系,力求再现原作的审美价值和艺术整体. 黑格尔指出艺术之美在于内容(content)和形式(form)的辨证统一.诗歌的形式和内容密不可分:形式是内容的外在体现,内容只有借助形式才能存在.在汉语语境里,古典诗歌的形式(亦即'格律')遵循着严格的规定,包括音律(sound)和句式(syntax).音律体现在声调,押韵和节奏等方面;而根据句式划分,古典诗歌可以分为乐府诗、格律诗,绝句等.与此同时,诗歌运用凝练的语义(semantic meaning),借助各种修辞手段(figure of8peech)来表达其深刻的内容.因此,作者分别从形式(音律和句式)和内容(语义和修辞)两方面分析了审美客体的美学特征. 诗歌翻译的审美主体和审美容体互相呼应:译者是原作的审美主体,通过对原作美学特征的发掘和整体艺术把握,用另外一种语言再现和创造出原作的审美品质;读者是译作的审美主体,通过阅读活动实现译作审美价值的艺术生成.译者的审美观念(aestheticpersPective)和审美能力(aestheiic competelnce )决定了译文的艺术质量.译者经过审美三阶段的艺术过程:审美接受(aesthetic reception)——审美再现(aesthetic reproduction)——审美再创造(aelsthetic re-creation),从而实现对原作审美的,敏锐的,创造性的把握.译作的艺术价值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欣赏才得以实现.伊瑟尔的接受美学理论(receptionaesthetics)提出了'潜在的读者(implied reader)'和'格式塔创造(gestalt formation)'两个美学范畴,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读者在翻译过程中所起的的重要作用. 该文选用了李自诗歌和许渊渊冲译文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而能够对诗歌翻译进行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在文本分析中,作者将采用描写翻译研究学派(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DTS)中的描写分析方法(descripiive-explanatory method),对诗歌翻译现象进行全面、深刻、细致的分析.空白说(margin)和互文性(iniertextuality)等翻译概念也将被采纳.

李啸初
佛禅思想与书家心性——以黄庭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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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宋人黄庭坚为例来阐释佛禅思想对书家心性产生的影响。宋代是中国文化较成熟、与佛教融合较深的一个时期。许多文人热衷参禅研佛，佛学影响深入到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黄庭坚是宋代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本文通过对黄庭坚诗文集书论、书作的解读，以求对他的心性作较全面的了解，进而探讨他借助佛禅思想对自我人生道路抉择与艺术创作的心性因素。本文在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展现出黄庭坚的心性修为，梳理他坎坷的人生经历与其富有个性的艺术世界之关系，对了解宋人书家有些许参考价值。　　本文正文部分除绪论、结论外分为三章。第一章简要分析了佛教发展历程、黄庭坚的生存状况以及学禅背景，并且通过他与高僧大德以及同时代文人以禅学为中心的交游的讨论，得出他在艺术理论与创作中纳入了佛禅义理的心性情怀，从而成就了其艺术上的辉煌。　　第二章讨论佛禅思想对黄庭坚书法理论的影响，分别从四个方面:有法与无法、韵与避俗、意、幻与空等阐述其书论观点。这些书论观点都是来于其自身的心性与扎实的禅修实践。　　第三章阐述佛禅思想对黄庭坚书法作品的影响，讨论黄庭坚书作《发愿文》《华严疏卷》《诸上座帖》《跋牛头心铭》等在内容和意韵上对禅参悟后的书写状态。　　因此，本文试图从佛禅的角度来探讨黄庭坚书法艺术中的心性思想，以黄庭坚作为宋代书家的典型代表，进一步理解佛禅思想与书家心性的关系。即黄庭坚将佛禅义理中的心性思想融入到了他的书法理论与创作中，不仅为其自身的心性修为提供了理论源泉，同时也对他书法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魏倩
劳动教育视角下《诗经》作品教学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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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视角下的《诗经》作品教学实践,首先是基于《诗经》的独特光辉在教学中变得乏味的现象而得出的《诗经》教学新思路。再者,无论从政策导向、“课标”要求还是从教材的嬗变来看,劳动教育视角下的《诗经》作品教学都有其存在的必要。《诗经》经典所记载的劳人、劳事、劳情、劳景,对而今“懒劳”、诗意匮乏的学生而言,具有独特的教学价值和意义。该研究基于语文教学的场域,以劳动教育为切入视角,主要探究《诗经》劳动类诗篇的教学。该教学的教学对象为中学生,是以“劳动”为切入线索,以“劳动因子”为语言探究的抓手,以直接或间接展现劳动因子的《诗经》劳动类诗篇为教学内容,引导中学生在言语经验的习得过程中品诗味、悟劳动,从而落实诗性育人和劳动育人的教学。本文主要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绪论部分包括选题缘由、目的及意义、概念界定、已有研究现状综述和研究方法。正文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章劳动教育视角下《诗经》作品教学价值概述。本章根据核心概念梳理整合了《诗经》劳动类诗篇,将《诗经》劳动类诗篇分为直接描写先民劳动生产生活,间接结合劳动因子叙写先民婚恋生活、政治生活、信仰习俗、行役流亡生活、建国史以及其它包含劳动因子但不便分类的诗篇等七大类,并对相关诗歌包含的劳动表现进行了分类论述。最后,本章结合孔子的“兴观群怨”诗教观和语文学科核心素养,阐述了劳动教育视角下《诗经》作品的四点教学价值。第二章劳动教育视角下《诗经》作品的中学语文教学现状及省思。笔者通过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劳动教育视角下的《诗经》作品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现状主要呈现出劳动因子遭忽略的现象,即以劳动为切入点的《诗经》教学是存在的但却不一定能长期存活的,是可教但非必教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诗经》教学受教材主题解读固着与研讨任务限制的影响、受教师文本解读不力与创生能力销蚀的影响、受学生认知欲望低迷与填鸭思维积弊的影响。第三章劳动教育视角下《诗经》作品教学价值实践路径探索。实践路径探索主要从教师、教材以及教学三个层面进行论述。教师要提高文本深入解读的自主性、抓住文本深入解读的矛盾处,才有创设劳动诗意课堂的可能;教材方面,要灵活统筹教材与《诗经》,尝试构建劳动要素学习网络;在教学方面,可尝试设计多样化课型,例如,开展以劳动为切入点的劳动类诗篇单篇教学课、开展以劳动因子为线索的群文阅读课,以及开展《诗经》劳动综合学习课,落实好诗教劳教双线目标。第四章劳动教育视角下《诗经》作品教学实践尝试与反思。笔者针对劳动教育视角下的《关雎》单篇教学进行了教学实践,尝试解读劳动观照下的《关雎》文本且制定了相应的教学目标,并结合教学实录从“抓劳动爱情矛盾”、“挖诗歌劳动因子”、“究劳动爱情表现”、“仿劳动爱情诗篇”等四个方面来论述教学实践过程。接着与非直接呈现劳动的《关雎》教学进行对比,指出在本研究视角下该课例凸显出“诗读百遍”、“图文结合”等两个值得学习的点,并指出该课例“忽略劳动导致淑女形象难解”、“改写白话文故事导致诗味难留”等两个值得商榷的地方。本章最后指出教学内容选择标准是劳动教育视角下的《诗经》作品教学需要进一步考量的问题。结语部分,肯定了劳动教育视角下的《诗经》作品教学实践对当下中学语文中的《诗经》教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研究在实际教学中的探索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加深。本文的基本结论是《诗经》劳动类诗篇中包含大量可供中学语文教学挖掘的劳动因子,劳动教育视角下的《诗经》作品教学,是解决当下《诗经》教学模式固定、《诗经》劳动因子被忽略等问题以促进《诗经》深入学习的有益尝试,并且是在语文教学中进行劳动教育的有益尝试。

钟培思
历史记忆与认同的构建——邓州“台湾村”的族群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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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摒弃了“根基论”(或“原生论”)和“工具论”(或“构建论”)单一理论对族群认同的形成和发展变化做出解释，坚持辩证阐释的观点。追溯世系等“根基性”由来对于确定祖籍、维系认同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只有在资源竞争、分配情境下，族群认同才会凸显出来。就是说族群认同的研究不仅要关注其文化的一面，同时也要关注它社会的一面。本文力图以河南邓州“台湾村”田野资料为基础做出实证研究，采用历史记忆的视角，面对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个明末清初的移民村落“台湾村”何以在近几年内凸显了对高山族强烈的认同。 “台湾村”高山族族群认同的构建，是在根基性历史、文化传统中来“汲取”、强化、实践的。文章一方面论述“根基性”，即“台湾村”是个现代称谓，在明末清初是作为“闽营”中的一部分而被界定，“闽营”连带着“台湾村”的历史，并包含着地域性、记忆(情感性)和文化性三个方面;七家八姓的表述和家谱，则包含着“台湾村”高山族起源、祖先的想象。另一方面关注族群构建的过程，即精英是如何藉由根基性来“推动”的：文人宣传、寻亲认亲、旅游开发和改祖籍，以及改祖籍过程中的国家话语“少数民族并不少”，这是族群构建中的一支批判性的力量。与前人研究相比，本文呈现了精英的实践过程，其中族群的历史记忆被选择、被强化。可以使我们反思在当代情境中族群构建的一些特点，除了关注历史文化的自觉传承，还要留心精英参与的情境以及如何参与。

任静义
叙事学视域下的《论语》传播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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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是一部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儒家经典作品，其传播思想不仅贯穿中华文化，更影响了整个亚洲文化的塑造。《论语》能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力，离不开它独特的叙述方式。因此，本文便选取了叙事学作为《论语》传播策略研究的切口进行解读。　　本文在绪论部分首先论述了从叙述学角度切入对《论语》进行研究的内在意义。接着，选取叙述学中的叙述视角、叙述声音等角度分析了《论语》的传播主体。其次，以叙述频率和叙述结构作为文本分析的工具，探究《论语》“仁”、“礼”传播内容的内涵和外延。最后，由符号、意象等微观层面入手，说明《论语》活泼生动、具象化的传播过程。根据本文的研究，笔者认为《论语》正是凭借其神圣化的传播主体、叠咏与递进的传播内容以及具象化的传播过程等传播策略的运用取得了骄人的传播效果，这些传播策略的交错使用也使得《论语》的传播历久而弥新。　　关于《论语》的研究早已兴起，但关于其传播策略的研究却相对较为单薄，从叙事学角度切入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本文拓宽了《论语》传播学研究的视角和领域，丰富了传播学研究的方向，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武悦
《史记》“者”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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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字在古汉语中出现的频率很高.语言学家对"者"字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的看法分歧很大,对"者"字的词性各家也有不同的称谓,有的名同实异,有的名异实同.本文认为:凡是用在动词或动词性词组、形容词、数词以及方位词组等成分后面,组成一个名词性词组的"者"字,具有相同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这种"者"是转指,它不但改变了前面成分的词性,而且改变了其语义;凡是用在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动词性词组以及复句前一分句末尾没有改变其前成分的语义的"者"字,具有相同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这种"者"是自指.

李贵生
在西方理论的观照中反思叶嘉莹的词学——以其对“诗化之词”的论述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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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是当代研究词学的著名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她的文章中最发人深省的是援引西方理论阐释中国词学的那几篇，在其中一篇文章中，叶嘉莹在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等西方理论的观照中反思了张惠言和王国维的词学，并得出结论，张惠言的词学更适合解说重思索安排的“赋化之词”，王国维的词学更适合解说唐五代和北宋初年的“辞化之词”，至于“诗化之词”，叶嘉莹认为在中国词学中找不到合适的理论来解释，她在《论苏轼词》和《论辛弃疾词》以及后来结集出版的演讲录中尝试解释“诗化之词”，她指出“诗化之词”的代表辛词有万殊一本的特质，是辛弃疾本人志意和理念的本体呈现。　　本文受叶嘉莹的文章所启发，打算在西方理论的观照中反思叶嘉莹有关“诗化之词”的理论。绪论部分简单介绍了国内对叶嘉莹文学批评的研究情况。第一章主要介绍叶嘉莹将词分为三类的依据及赏析三类词的不同方法。第二章探讨叶嘉莹在解析“诗化之词”时所用的理念与叔本华的理念之间的差异。第三章分析叶嘉莹用“意识批评”来与其解释“诗化之词”的方法作参照得失。第四章比较了儒家道德和康德实践哲学的不同，证明了叶嘉莹受钟锦影响用康德实践哲学来分析苏轼和辛弃疾的做法有欠妥当。结语部分，总论叶嘉莹研究“诗化之词”所取得的成就和失误。

姜福安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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