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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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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水文·战争—吴明益作品中的历史记忆和自然关怀

学术论文

本论文以“历史记忆”为切入点,选取吴明益三本自然书写作品《迷蝶志》、《蝶道》、《家离水边那么近》,以及小说《单车失窃记》为研究范围,吴明益其他作品为辅助参照,探讨吴明益如何从自然视角出发,来理解台湾的岛屿生命史,试图厘清吴明益作品中自然与历史间的繁复纠葛,自然书写并不只是书写自然本身,背后的深层观照更是整个岛屿的历史变迁。吴明益自然书写观察的对象从蝴蝶跨越到水文,显示了作者对台湾多面向的观照。透过自身野外观察的自然经验,吴明益从蝴蝶的生态习性和生态环境的变迁,以及水文的踏查,直入人文、历史、环境等议题,引领我们更深层次地去思考人与自然间的关系。他把生态史与台湾的殖民史、原住民的发展史恰当地结合起来,为我们认识台湾土地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单车失窃记》一书中,吴明益以“单车”为载体,让多条线索交叉并行,随着车轮的滚动,进入历史之流,向我们展现从日据到战后台湾纷繁的历史。吴明益糅合自然、战争、历史的书写,其背后的哲学关怀仍是指向自然的归依,期许重新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形成多元的、包容的、超越人类视角的历史关怀。不管是自然书写还是小说创作,吴明益一以贯之秉持涵盖自然生态、物种、环境的生态文明史观。他给我们呈现了一幅不同面向的历史图像,是自然与诗的结合,是现实与历史的交相印证。

赖清波
王禹偁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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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禹偁是宋初诗文革新运动的倡导者与北宋政治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其文学创作包括诗词文赋在内，主要见之于其自编个人诗文集《小畜集》，与其曾孙王汾辑佚其遗文所成《小畜外集》中。王禹偁在辞赋观上继承了中唐古文运动以来韩愈、柳宗元等人倡导的古文理论，同时结合宋初“律盛文起”的时代背景，参考了时代因素，在作品中注入新鲜的宋代思想血液，一方面讲究传道明心、宗经复古，另一方面追求重气尚奇、推崇雅正，此外还注重讲求功用、经世致用，既有对传统辞赋观念的传承，又有对社会现实背景的考衡以及作者个人理想的体悟，实为学古通今、以旧出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欧阳修、苏轼等人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　　王禹偁现存赋作二十六篇，为作者自编的个人诗文集《小畜集》、宋代江钿辑编的诗文总集《圣宋文海》及明代姚广孝、解缙等修撰的类书《永乐大典》所收。《小畜集》收王禹偁赋二十三篇，作年基本处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至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之间，并在序次上体现出一定的规律性，除少数赋作由于尊皇权、尊御题而列次在前外，其余大体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圣宋文海》、《永乐大典》则收其余三篇，当为对王禹偁赋的辑佚，作年基本处于宋太宗雍熙二年（985）至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之间。《小畜集》外三赋相较于《小畜集》内之赋而言可谓“新怪”，可知王禹偁自编《小畜集》时收赋当以“合儒”、“雅正”之作为主，不合则“焚弃”不收。　　王禹偁自分其赋为古赋与律赋两类。赋分古律是宋人的常用分法，受唐宋时期赋发展的时代背景影响所致。而《小畜集》所收王禹偁赋中，又以律赋占多数，此既与作者本人生平作律赋多于古赋的创作情况以及其个人崇尚雅正的审美偏好、去劣择优的审美操守相关，也与当时的社会制度、社会现象相关，且从律赋中可显示出赋家王禹偁高超的学识水平。除按体式进行分类外，又可从题材角度将王禹偁赋分为典礼赋、论政赋、咏物赋、情志赋四类。此四类不同题材内容的赋作，各有其妙且兼备文质、情理，既继承了前代赋学的精华，又融入了作家的自我创新。　　王禹偁赋在艺术上首先具有宋代赋的共性特点，兼具宋代律赋与文赋的双重特征，主要表现为尚理与以议论入赋、崇古与以文入赋两方面。前者是对唐赋特点的继承以及对先秦以来文学发展尤其是赋发展的议论说理倾向的顺应，后者则是北宋古文革新运动与中唐古文运动影响下的必然结果。王禹偁赋在艺术上还体现了一定的个性特点，主要表现为“一往清泚”、“简雅古淡”等特征。这主要是受到宋初赋风，前代赋家作品、理论，以及王禹偁个人“褊狷刚直”的性格特点与明晰事理、以学为优的见识和风尚的影响，使得王禹偁赋情理可兼备，雅俗可共赏，在文学、艺术、思想等方面皆具有较高的成就，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后代的赋家赋作。　　王禹偁诗赋的互渗关系主要表现为诗赋之间的互文与功能手法的互用上。前者主要指诗赋文本内容的相互补充，可具体表现为共用一景或共叙一事。后者主要指诗体与赋体在创作形式与表达技巧上的统一性，表现为如赋对诗美刺功能的运用、诗对赋铺陈手法的运用等功能手法上的互用。王禹偁诗赋的创作之异则主要体现在二者在题材上的宽窄不一、在表达上的相互区别、在情理上的各有侧重等方面。赋是由诗发展而来的与诗不同的文学体裁，唯有明晓诗与赋之间的共通性与差异性，才能不陷入“以诗代赋”的批评误区。

覃玉佳
翻译阐释学视角下的《老子》顾彬译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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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伴随翻译研究领域出现“文化转向”,译者逐渐从幕后走到台前。译者作为翻译过程的主体,在翻译中起着关键作用。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在尊重原作的前提下,为满足译入语文化的需要,在翻译活动中,尤其是在译出语与译入语之间,极难做到对等翻译时表现出的一种主观能动性。翻译阐释学表明,翻译是一个理解和阐释的过程,具有普遍性、开放性、历史性、创新性和主观性等特点。任何人在解释的过程中都带有自身生活经验和知识文化传统,这些不同经验使译者对原作具有了独特的理解,进而又根据自身的理解加以阐释。不同的理解和阐释,体现为他们在翻译活动中的“译者主体性”。作为德语世界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中国典籍之一,《老子》的德语译本众多。2011年,德国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出于“祛魅”的目的,首次推出以郭店楚墓竹简本《老子》为底本的德译本。顾彬的德译本,除了他自己的译文和评论,还包括了竹简本《老子》汉语简体、中文注音和卫礼贤的相关章节参考译文。本文在翻译阐释学理论的指导下,从理解和阐释两个角度分析《老子》顾彬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论证译者主体性在哲学典籍翻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概述《老子》在德语世界的译介与研究状况,简要介绍《老子》及其译者顾彬,并描述选题理由、问题设置、基本思路和论文结构;第二部分是理论框架,主要论述翻译阐释学视角下的理解、阐释和译者主体性;第三部分是案例分析,旨在从理解和阐释两个方面分析《老子》顾彬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最后一部分是结论,笔者认为,通过对《老子》顾彬译本的分析,可以发现,顾彬在做到尊重原文的基础上,采用了最适合自己翻译目的的翻译方法。此外,对《老子》顾彬译本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或许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翻译和阐释古代典籍。

沈彬彬
《论语·乡党》篇特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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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党》篇是《论语》二十篇中最直接以记载生活方式为特色的一篇，公认为记载孔子公共生活、待人接物、衣食住行的活动，活动背后彰显的是如何行礼，揭示的是孔子及儒家对礼与现实生活关系的深刻理解，传达的是行礼实践背后的礼的实质及其文化价值意义。本文以《乡党》篇为研究对象，在合理释读文本内容基础上，分析阐释其思想旨意和文化意义，进而揭示，透过孔子的行礼实践和礼教精神，贯穿《乡党》篇的是儒家教养的深刻意味。《乡党》篇正是孔子有关人的教养与人格成长，特别是君子人格养成之智慧的集中体现和鲜活诠释。　　基于上述整体思路，本文聚焦《乡党》篇孔子的行礼实践，重点考察孔子对公共生活、衣食住行中行礼规范的表达与理解，这也是《乡党》篇文本叙事的主要特征。从中揭示人与人之间能够建立真正情感的根本，内在的真诚需要在现实生活中，通过礼仪的磨砺进而实现道德人格的塑造，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礼是由内而外，情礼交融的存在。《论语》明言“不学礼，无以立”，“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在孔子这里“学礼”“知礼”是“立人”的必要条件。通过行礼实践达成个体对自我的认识、定位，形成个体的主体意识，进一步在学礼立人的基础上推己及人，在良序的社会关系中实现主体之人的价值意义。　　人尤其是具有宗教性、道德性和美感的存在，这就需要涵养，需要修养教化。儒家教养的特点是生活化，从生活的凡俗中体现人的神圣性，领悟做人的意义与价值。本文的重要工作是挖掘《乡党》篇孔子是如何致力于从具体生活方式、处世风格、信仰形态诸多方面，诠释、示范和教化其儒家教养，彰显其“仁者爱人”的根源性和现实可行性的。追问由《乡党》篇乃至整部《论语》所反映的孔子的教养教化思想的意义世界，本文认为，《乡党》篇孔子礼仪实践的特色就是生活化的儒家教养。由此肯定，儒家教养在今天仍具有重大的安身立命、文化认同的意义。

刘相廷
两宋咏史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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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着重阐述两宋咏史词的内容和艺术特征，共分为四章。第一章，界定咏史词的内涵并和怀古词作区别，梳理咏史词的发展概况以确定两宋咏史词的历史地位。第二章，论述两宋咏史词的主题流变和题材特征，按照宋代文学发展的四个阶段来分别观照咏史词的主题变化，同时对词人关注的不同历史人群和历史事件进行区别论述。第三章，剖析两宋咏史词的艺术特征，分别从艺术类型、艺术构思和抒情特征三方面加以探究。第四章对诸如以大曲、《调笑》、隐括等特殊体式创作的咏史词进行论证分析，以探求其与咏史词之间的关系。

王亚芹
许景衡及其诗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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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景衡（1072—1128），字少伊，人称横塘先生，瑞安白门人。1094年中进士,历仕哲、徽、钦、高四朝，在政治上颇有作为，是温州历史上第一个官至执政并被正史立传的重要人物。北宋末年社会板荡，朝局黑暗，许景衡以“措国于磐石之安，救民于水火之中”为政治理想，面对权贵刚直不阿、仗义执言，遭到奸佞之臣排沮陷害，一生仕途坎坷。《宋史》本传称其“志虑忠纯，议论不与时俯仰”。　　许景衡学术、文学兼重，温州“太学九先生”之一。许景衡游学京师，将所学洛学传入温州，为后来永嘉学派的建构奠定了基础。面对满目疮痍的北宋王朝，许景衡心中苦闷不已，在儒家传统价值之外，于佛老思想中寻到一片精神栖息之地，且把满腔无奈投注笔端，化为诗歌，有很深的艺术造诣。《四库全书总目》评：“其文章亦坦白光明，粹然一出于正”，“至其诗篇，乃吐言清拔，不露伉厉之气”。从其诗中可以窥见北宋末年民不聊生、国将不国的历史状态，及许景衡内心不能自已的痛苦和衰颓，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为许景衡的生平及思想构成，对其一生的交游及思想品格予以介绍，为后文分析其作品提供背景说明。第二章为儒释道思想对许景衡诗歌的影响，以思想为切入点，以诗歌为落脚点，分析思想与作品的融合与渗透。第三章分析许景衡不同题材的诗歌所呈现的艺术风貌，以期对其作品有一个充分全面的认识。第四章总结许景衡的影响与贡献，客观评判许景衡在洛学及温州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发挥的巨大作用。通过以上几点，本文力求对许景衡的诗歌有一个多角度、深层次的认识。

王玉娇
玛丽安·莫尔动物诗歌中的老子生态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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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玛丽安·莫尔，是20世纪美国一位出色的女诗人。莫尔独特的文学创作，与同时代伟大诗人们史蒂文斯、庞德、威廉斯以及艾略特等人进行的文学探讨，奠定了她在现代主义派中的中心地位。在其由129首构成的《诗集》中，有110首不同程度上涉及到自然主题。在传统观念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局限在等级与不可调和的层面上，世界的认识论强化了人与自然的裂缝。在西方的诗人中，多数写自然的诗诱导读者在人类中心主义层面上去考虑两者的关系。但是，莫尔的动物诗另辟蹊径，其中的动物，犹如去掉自负特点的人，她借此探求自由的、未被束缚的人类品质，并以此来唤醒人类重新考虑与质疑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寻求与文化上盛行的隔离主义相反的一种两者之间新的联系。 “莫尔是蛰居在家的马可波罗”。通过其精神之旅，莫尔精通中国绘画，熟知神秘色彩的动物，对中国深奥抽象的哲学“道家”也颇感兴趣。老子的《道德经》以自然规律为重点，旨在寻求天地宇宙之间的联系。在莫尔的探索与实验写作当中，也似乎在追求一种家庭内外，人与自然，公众和私下形象的平衡和和谐的关系。因此，本文运用老子生态伦理学的方法，从三个层次来赏析莫尔的动物诗歌。前提是“道为天下母”，人与自然是兄妹关系，因该互敬互爱;在两者互相尊敬的基础上提出保护自然的原则：“道法自然”;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合一”。在莫尔的诗歌中，动物都是遥不可及与神秘的，表现出对动物的敬畏;包含着对传统生态观的不满，主张人与动物要生活在各自的领域中;最后，莫尔期冀人与自然能生活在一种科学的、理性的和谐中。

刘海燕
朱彝尊山水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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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诗是我国诗歌的传统题材之一,其具有灵动、包容的特性,成为古代文人骚客寄托情感的重要媒介之一。明末清初,朝代更迭,社会动乱,整个社会沉浸在悲沉凄凉的氛围之中。直到康熙年间,社会民生矛盾得到缓和,出现繁荣向上的局面。朱彝尊便是生活在此大背景下的代表诗人,其山水诗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深刻的情感内涵,值得我们关注研究。本文内容包括绪论、正文三章及结语三大部分。绪论部分首先对朱彝尊的山水诗进行界定,并简单概述了当前学界对朱彝尊诗歌的研究现状及意义。第一章结合朱彝尊的人生经历、心理感受等方面,分析朱彝尊山水诗的情感内蕴。其一由于生活在朝代更迭之际,从小深受儒学思想熏陶的诗人,故国情怀始终在其心中,贯穿一生,他借山水诗作为发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情感的媒介,淋漓尽致地诠释了内心的遗民情结。其二诗人受时代和生活所迫,远离故土,借山水寄托游子对故乡山水的眷恋,以及对亲人的思念之情。其三诗人无论在“朝”还是在“野”,内心始终有着一颗归隐山林的隐逸之心。在“野”之时,隐逸情怀蕴藏于山水之中以期减轻诗人的故国之痛。在“朝”之际,诗人借此来平复“仕”与“隐”的矛盾冲突。第二章探析朱彝尊山水诗多样的风格。其一悲沉伤感的审美风格。作者借山水抒发对国家以及自身的感慨,通过悲怆的叠字以及鸿雁、夕阳和烟等凄凉的意象呈现悲沉伤感的风格。其二豪迈俊逸的风格。诗人在山水的净化洗涤之中,内心豪放乐观,在其山水诗通过气格豪放和想象奇特两个方面来呈现出来。其三清新明丽的风貌,主要呈现在朱彝尊后期山水诗中,诗中清丽的画面色彩以及通脱的意境将诗人闲适自在的心境展露无疑。其四典雅韵致的风格,主要体现在其山水诗中典故的大量运用,使得语言雅致含蓄。第三章论述朱彝尊山水诗的文学史意义。首先,山水诗发展历来已久,山水文化积淀深厚。朱彝尊山水诗的创作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学习和借鉴前人的创作经验和艺术手法,尤其是对谢灵运、杜甫以及苏轼的传承。其次,朱彝尊与王士祯并称“南朱北王”,通过两人山水诗的比较,更加凸显出朱彝尊山水诗的特色。再次,朱彝尊的山水诗创作进一步扩大丰富了山水诗的题材和内容。结语部分探讨朱彝尊山水诗对浙派诗人山水诗创作的影响。

杜红艳
北宋之后：元好问与中国诗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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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论文的主题是元好问诗的文本批评,即校理、分析、诠释和评价元好问诗。这裹的文本批评并不把作品视为独立自足的结构,而是将作品置於诗歌传统的构成中,在传统的观照中试图更好地理解诗人及其作品。为了避免宏观视角的空疏和教条,这篇论文引入中层理论,将诗歌传统拆解成若干亚传统,在这些亚传统的语境中讨论元好问诗中相应的各类诗篇。具体说来,这篇论文由以下几个方面讨论元好问诗。题画诗。继杜甫、苏轼、黄庭坚之後,元好问成为题画诗写作中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在沿革传统中发展出诸多值得注意的特徵。其山水类题画诗通常引入个人回忆和感想,并在杜甫的基础上发展一种进入画面的想像性视角;其故实类题画诗经常绕过图画,展开独特的议论和严肃的道德思考;其人像类题画诗充满自我的反思和期许,并思考士的出处问题;其状物类题画诗强调绘画物象的寓意,正如咏物诗一般。概括地说,在元好问的题画诗中,诗歌与绘画在“言志”的古老传统中达成殊途同归的关系。咏史诗。在咏史诗的历史上,用典方式具有一个由简易到复杂的进程。从汉魏至北宋,咏史诗的用典通常局限於孤立的诗句中,或者是堆垛式的罗列。元好问发展了咏史诗用典的新方式,围绕着一个咏史怀古的主题,引入一组相关的历史典故或文学文本,造成复杂的文本间性。山水诗。山水诗的传统只是一种现代学术建构,包含了一个选择和排挤的过程。在这一传统中,元好问与苏轼等诗人一样处於边缘位置。与王维等经典山水诗人迥异,元好问的山水诗充满强烈的抒情力度和诠释意味,其中的山水描写多是有我之境。元好问的山水诗,可以成为我们藉以反思山水诗传统的一个案例。七言律诗。在七律的领地中,最具风格特徵的三家是杜样、昆体与江西派。从虚字、拗调的频繁使用,以及连续性句法和章法的追求上说,元好问更加接近江西派。元好问七律的另一个特徵是,过度使用变格,从而成为套语。五言古诗。元好问建构了一种符合自己诗学理想的五古谱系,以风雅正体为标准,以陶渊明、苏轼等诗人为代表。在其五古写作与有关五古的批评中,元好问表现出推崇并远离陶渊明、批评并接近苏轼的风格。这种悖论决定了元好问五古的基本面貌。乐府诗。在诸种诗歌传统中,乐府诗的传统可能是最具规范性的一种,并且是最经常令人感觉过时的体裁。与北宋之後很多诗人不同,元好问对乐府诗保持一定的兴趣,留下一定数量的作品。在元好问手中,乐府诗既在主题等方面显得陈旧,又在诗体等方面表现出开放性。新还是旧,难以一概而论。引用的行为。在北宋以来诗歌所有权观念盛行的语境中,元好问公然频繁地引用旧句入诗,是逾越规矩并招致诟病的行为。究其缘由,元好问的非法行为出於个人诗学取径的歧路,他一方面认同黄庭坚的博学主张,希望在广泛阅读、博采众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自成一家,另一方面又信从苏轼对所有权的戏谴,引用旧句而非自铸新辞。作为外一篇的词序。在中国古代充满等级色彩的文体观念中,词作为低级文体,具有一个向诗进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在词序上的表现是,词序的发展象诗题一样从无到有,从简易到复杂。元好问是这一进程中的重要一环,他的词序既可以交待写作背景、载录史料,训释典故词语,也可以与正文形成敍事与抒情互相配合、散笔与韵语互相对照的结构。

颜庆餘
歌剧《屈原》中婵娟人物形象及主要唱段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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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屈原》是人民音乐家施光南倾心力作，其艺术价值得到社会肯定。“婵娟”作为歌剧《屈原》女主人公，重要性仅次于“屈原”，其人物形象饱满丰富，是传达整部剧作爱国核心思想的关键。本研究针对歌剧《屈原》“婵娟”这一角色进行人物形象分析，以此深刻把握相关唱段演唱元素。　　本文从创作背景与艺术特征入手，对歌剧《屈原》进行了概述。其中，创作背景的介绍包含词曲作者以及创作特征两方面;艺术特征则从歌剧《屈原》的音乐表现手法、戏剧结构以及与中国戏曲的融合三个维度进行分析。“婵娟”总体表现出一种正直而美好的品德情操，其人物形象随着时间发展而变化，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性格与形象，分别是：早期纯真可爱，谦逊好学的侍女形象;中期蔑视世俗，敢于斗争的诗人形象;后期深明大义、无畏生死的“英雄”形象。针对上述三个不同的人物形象，作曲家施光南先生分别用《橘颂》、《夜空中银河低垂》和《离别之歌》三个主要唱段进行表现，并以此描绘“婵娟”的性格发展轨迹。在人物形象分析基础上，本文结合上述三大唱段着重分析了“婵娟”的音乐形象，并分别进行了三大唱段的演唱分析，其中包括力度控制、音色变化以及情感演绎等方面。　　本文聚焦于“婵娟”人物形象以及歌剧《屈原》主要唱段分析，一方面总结了“婵娟”人物形象及其变化，另一方面结合歌剧《屈原》主要唱段分析了不同人物形象的演唱表达，在理论层面以及实际声乐教学层面均具有一定价值。

许玮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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