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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郑风·萚兮》的东亚传播与文化认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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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萚兮》是一篇讽喻劝谏诗，记述郑昭公身为一国之君主，却未能履行君主的职责，致使国家形成“君弱臣强”的局面。深怀忧国之心的群臣自不会坐视不管，故响应强臣倡义，勠力同心，结援兴国。　　本文通过对《萚兮》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归纳和解读，借鉴之前学者对《萚兮》及与之相关的《诗经》中其它篇目的分析，并结合东亚文化圈对汉文化的认同，在诗旨、语词和传播三方面对此诗进行了全面考证，深入辨析中国、日本、朝鲜历代学者对《萚兮》一诗的分歧。　　关于《萚兮》一诗的诗旨，笔者将其分类，并通过总结各国学者的观点，具体分为以下几种：即“刺忽说”“淫诗说”“忧国说”“规谏说”“及时行乐说”和其他一些非主流观点，如“刺老滑说”“兄弟相争说”等等。通过对《萚兮》一诗资料的分类解读，并结合不同朝代的时代背景，诗歌的作者及创作时期，以及诸学者对“郑风淫”及“郑声”与“郑风”的辨证解读，初步得出“忧国说”这一观点较为可靠。　　在语词考释上，笔者运用以诗为本，参考其它文献资料和相关篇目为辅的方法，对《萚兮》中分歧较大的“萚”“叔伯”“要”三个词进行了详细考证。分析了诗题中“萚”一字可训释为“槁”“落叶”“木槁而将落”等意，“叔伯”为“群臣长幼”“群臣相谓”“男子”“贤者”“大国”等分歧，最后针对学者关于“要”字的不同理解进行了梳理，联系诗旨，并通过借引《礼记》、《乐记》和其它篇目中“要”一字的释义，得出以下观点。即“要”若为动词，有“成”“结”“要其终”三种释意，若为形容词，意思是“久”。综合语法和语义，笔者得出训“要”为“成”和“结”两意均可。　　东亚传播探微，是具体分析《萚兮》一诗在日本和朝鲜的传播及认同。中国、日本、朝鲜三国同属于东亚文化圈，并深受儒家经典思想洗礼，礼乐纲常，仁义教化对两国具有深远影响。一衣带水的地缘联系，共通的价值理念，为《诗经》这部中华民族原典的传播奠定了基础。日本和朝鲜学者解读《诗经》时，遵循中国的诗教传统，即政治教化和道德教化。政治教化集中体现在崇毛尊郑，主文谲谏是其常用的表达方式。同时两国学者认为《诗经》和《论语》有相同的作用，都旨在塑造个人的道德品格。除此之外，多元的解经视角也是其显著特征。

李晓艳
李白诗歌用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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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豪放旷达、飘逸洒脱的浪漫主义诗风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影响深远。在李白的诗歌中,我们看到的是丰富的想象力,雄浑豪气的人生感慨以及变幻莫测的意象组合。后世研究李白多从这些角度出发,很少关注李白诗歌中的用事。其实在李白诗歌中用事的运用却是十分的突出。李白是天才型的诗人,但他更是一个知识广博的学者型诗人。李白在诗歌中经、史、子、集,各种民间故事、历史神话的事例无所不用。另外,用事的理论对后代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白能在诗歌上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有“诗仙”之称,这和他吸收了用事理论的优秀之处是分不开的,比如兼收并蓄、用事不俗、不为事使等优秀理论方法。可以说研究李白诗歌离不开研究李白诗歌的用事。因而,从用事理论的基础上来分析李白的诗歌用事是十分有意义的。论文分为四章完成,第一章,用事的发展脉络和内涵意义;第二章,李白诗歌用事所表现的李白思想;第三章,李白诗歌用事分类;第四章,李白诗歌用事方式及其风格。因此,论文从用事理论的基础上对李白诗歌的用事进行深入的探究,是对李白研究的一个很好补充。

瞿渠
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和老子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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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近代哲学是通过黑格尔完成并达到顶峰的。他强调以“绝对理念”作为一切存在的本质和根据，它是能动的理性，一切起源于“绝对理念”又复归于它。最终黑格尔建立起了绝对同一的、无所不包的理性体系。以理性的方式为“混沌”寻找根据，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的思维方式是从古希腊开始并沿袭至今的，黑格尔将其发挥到极致。而老子仅以“观”便体验了物我同一的超然，达到与“道”与“混沌”的融合。何以有如此大的认识上的反差?中西文化本质的差异是否与此有关?这是本文研究的关键。黑格尔与老子对“混沌”的不同理解，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又都具有了同样的启示：本质存在于现象中，本质在时空中开显自己。存在有认识自身的能力，认识能力与认识对象原是冥合的。进行黑格尔与老子思想的比较，首先要从哲学史的角度考察他们思想的源流，既有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又有其发展、创新之处，同时也考察了两人对各自文化的影响;其次要从现象学、时间观、认识论、方法论等角度进行两人思想的解读，从中发现中西方文化的相似和差异;最后谈人的道德、人的自由何以可能即善的实现问题。黑格尔作为西方理性的集大成者，他生后的哲学发展主要分为以下几种走向：分析哲学、存在主义、现象学和非理性主义哲学。通过对西方哲学史的回顾，发现黑格尔将理性推上绝对高位决非偶然，而老子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的活水源头之一，其直观理论对后世的影响巨大。本文通过比较理性与直观两种认识方式的性质和特点，试图揭示中西方文化本质的差异取决于思维方式的差异。

王静
老子的和谐思想对高校体育教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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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传统体育教育所存在的种种发展不平衡以及教育中存在着的一些误区,试图借鉴老子的和谐思想,对其进行深入的挖掘,以期获得一些对于体育教育的新启示,进而改善体育教育的现有状态,实现体育教育的长足发展。　　《老子》仅仅五千言,但其中所蕴含的意义却是深刻的。(1)“道”的观念是和谐思想的根基:“道”是宇宙万物和谐共生的前提基础,是生命朝向真善美的和谐的解释原则。老子强调无为,他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强调达至和谐的“道法自然”的前提先是要“有为”以认识“自然”(规律)。(2)人充分认识地、天、道、自然而做出的顺应性(对法的顺应)选择。在这里,要想达到这种顺应的前提是无为,是对“自然”的认识,只有认清道,才能最终效法道,而认清道之后,只要按照“自然”、道、天、地的化育生长规律来行事就可以了。这样的有为也就是无为了。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就是他“道法自然”的和谐思想的诉求。(3)老子的无为思想就与其“法自然”的思想结合起来了,实现了从“无为”而到达“无不为”的和谐。(4)“人”的重要作用体现在“配天”思想当中。人高度理性自觉地进而自然地以“人之道”配合于“天之道”,即以人合天。如此,“天”与“人”同归于道,实现天人合一,天人一体,天人和谐。“天”“人”同归大道的至高境界。　　基于对《老子》的分析,获得了很多对当今体育教育的启示,本文着重从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群体的人来考虑体育教学中教师与学生各自作为主体的和谐以及师生之间的和谐思想。　　从个体来看，教师在体育教育中作为主导,其在进行教学规划中一定要致力于和谐,符合社会条件的同时也要符合学生的身体素质,不能求大、求全,要因材施教等等。教师在高校体育教学中追求和谐,教师成了体育教学中的重要指导者,在与学生的和谐相处中实现教学目的,实现改变教学现状的目的。和谐思想的不断深入使得高校体育教学更具有人性化特点,更能发挥学生的特质和潜能,使教育能够普及到更多的人,让更多学生的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而学生作为体育学习的主体在体育运动中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学生在自觉的体育学习和体育运动中达至和谐。无论是主体教育理论还是“自组织教学”理论,其理论的核心目的都在于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能动性、自主性、创造性,使学生在体育学习和锻炼过程中充分实现自身的和谐,使自身的优势得到深入的发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体能动性,在与自身的实际条件相适应的基础上进行有选择的体育锻炼,进而实现自身素质的提高,体验和谐的美感。　　从群体看，教与学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教学相长,互相促进,进而实现体育事业的飞速发展。这种和谐包括两种。其一:体育教育中师生之间的和谐。教师的主导性与学生的主体性是相辅相成的,在体育教学中要通过强化和优化教师的主动性来充分调动学生的主体性;其二:体育教育中团体内部的和谐。增强体育团队的凝聚力,就是要在体育团体中实现最广泛的和谐:这其中包括教师(教练)与学生(队员)之间的和谐,学生与学生(队员与队员)之间的和谐,学生(队员)的自身培养与培养方案之间的和谐。　　当今社会,老子和谐思想的地位和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了。高校体育教学内容的选择要适应教学主体需要,满足学生的兴趣爱好,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广大学生的积极性。和谐的哲学思想对高校体育教学有着积极的意义。借助这一哲学观来探讨高校体育教育的改革,相信可以提高高校体育教育的实效。　　老子思想确实博大精深,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具有完全的正确性或者说完全符合现阶段的发展状况,只有去除基于现在不合理的因素才能更好地促进体育教育又长足发展。

董桂云
宋代女性词人创作特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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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女性词人的文学作品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研究宋代女性词人创作特点，对于分析和了解宋词发展及其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具有十分极为重要的价值。宋代女性词人创作作品自问世以来，对宋代女性词人研究便不胜枚举，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中国国内有关宋代女性词人研究的出版论著,已有十几部，总计十万余字，拓宽了中国古代研究的路径，值得肯定。但仍存在诸如体系庞大而致某些问题未能更加深入，或只究其文学艺术而未及历史文化等缺憾。虽然繁华的经济景象与大中型都市的高度发展，可以说是宋代时期文学空前发展的基本条件或必备因素，是创作宋代时期文学词作的主题和土壤，是宋词和其他文学发展的温床。然而由于时局动荡，北宋的文学创作就是在最盛的年间，也不会像西汉、盛唐等繁荣朝代所表现的朗朗乾坤、百家争鸣的文学氛围，其实这种情况是由政治形势所决定的。　　许多学者在研究宋代女性词人词作特点的过程中，绝大部分还存在深入不够透彻，分析不够准确等缺憾。本文意在对宋代女性词人词作的特点，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概括，通过结合和分析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时代背景，对这一时期女性词人创作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深挖女性词人作品的创作精髓、创作内容和艺术成就，着重对李清照、朱淑真、吴淑姬、魏夫人等女性群体词人代表词作的思想感情、词作类型、内容题材、创作方法、艺术风格、表现形式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概括，查找宋代女性词人创作的主流特点和突破创新，对宋代女性词人创作的历史地位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研究、梳理、归纳，从中对宋代女性词人词作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有一个更为全面深入的认识，进一步拓宽对宋词的理解程度。宋代女性词人始终被情所困，宋代女性词人反反复复的通过词作来吟唱爱情的坚贞不渝、蓬勃生动;宋代女性词人的爱情是建立在平等的根基之上的，所以说与绝大多数男性词人所创作的创作有着极为明显的区别和不同，她们描写爱情的方式方法、写作技巧要高于男性词人，只一点毋庸置疑，可以说是有女性的天性所决定的。宋代女词人的词作类型分为闺情蜜意型、饮酒抒情型、咏花惜春型，主题上大体分为少女情愫、家国情怀、离愁别苦。宋代女性创作诗词的表现形式极为丰富，总体上可以分为饱含抒情、朴素自然、寓情于景三种表现形式，通过对宋代女性诗词作品的对比分析，李清照、朱淑真、魏夫人、张玉娘等词人的诗词作品，绝大部分都是情感饱满，蕴含着作者的真情实感，她们往往通过朴素自然的表现形式，使她们的作品实而不华，华而不妖，她们向往人景合一，以景喻人，情景兼容，宋代女性所创作诗词才具有独特的、艳丽的一面，被后世之人传唱千年。宋代女性词人扮演了标志性的角色，可以说，宋代女性文学创造了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辉煌，这句话一点也不假，但这并不是说宋代女性词人具有过人的天赋和超人的才能，而是她们具有独特的审美创造的能力，具有超强的个体意识和独特的艺术个性。宋代女性词作创作与宋代女性生命的形式密不可分，是以独特的直接标书或暗语形式表达出宋代女性形象独特的情感意识的艺术价值，也是各个朝代文人墨客的审美主体之一。

李承润
《左传》梦境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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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作为一部编年体史书，它所记载的历史事件自然有其真实性，可靠性，然而与此同时，其中的梦境描写又具有虚幻性、模糊性和神秘性，史官把梦境描写作为记载历史事实的一部分，这于后世而言本身就是充满矛盾以及不可思议的。深入研究《左传》的梦境描写，一来对后世文学作品的创造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二来通过详细而深入地研究某个梦占的起因，结果，从生理学和心理学等多角度探究其背后隐藏的深刻秘密，对后世人们的生活也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本文从古代梦占学、西方心理学、中国阴阳学以及西方叙事学等多重角度详细而深入地分析《左传》梦占描写，从而为其梦占描写提供一个合理且完整的阐释，在对《左传》梦境进行心理学阐释中，本文将会考虑到西方心理学不同流派的理论特性，由此进行细致解读从而避免笼统分析。第一章对30处梦境发生的时间与地点进行了统计，并从时空分布状况、梦的结果、起因以及性质对梦境进行了分类;第二章结合阴阳学以及卜筮文化对《左传》梦境描写进行了简要阐述，并揭示出其背后的巫史矛盾情结;第三章则是以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理论视角对梦境描写进行心理学阐释，并对中西方不同流派在《左传》梦境解读上的异同进行了深入分析;第四章则是对《左传》梦境的文学解读，主要是从梦境描写的意象与超象、梦叙述的时空结构、梦境描写与人物形象塑造这三个方面展开分析，并关注了《左传》梦境描写在后世的传承与嬗变。

方立娟
《左传》叙事方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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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是我国第一部成熟的编年体史著。它不但是杰出的史学著作，也是优秀的文学著作。《左传》在继承和发展《春秋》编年体体例的基础上，形成了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并对后世史传文学和叙事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以叙事学为理论依据，对《左传》叙事方式试作研究。第一章“《左传》叙事方式的界定和分类”：《左传》的主要叙事方式是顺叙，但最引人注目的却是预叙、倒叙、插叙、补叙这些逆时序的叙事方式，其中尤以“预叙”为强项。本章对各个叙事方式进行了界定和详细的分类研究。第二章“《左传》叙事方式的特点和作用”：《左传》的叙事方式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各种叙事方式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鲜明的特点：民族性特点;亦史亦文的特点;在叙事方式中体现着作者的创新意识和思想倾向的特点。《左传》作者是第一个成功地将逆时序的叙事方式运用到创作实践中的人，逆时序叙事方式的运用起到了避免叙事时间单一和弥补史传文学缺乏人物心理描写的作用，同时也给读者带来独特的审美体验。第三章“《左传》叙事方式形成的原因”;《左传》叙事方式的形成，首先是受到农耕文明背景下所形成的时间观念的影响;其次是受到《春秋》编年体体例的直接影响;最后是受到来自史官文化传统的影响。结语部分略论了《左传》叙事方式对后世史传文学和叙事文学的影响。

何昆
《论语》中的民俗与孔子民俗思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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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的研究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课题，但遗憾的是，以往的研究大都体现在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或者教育原则等立场上。对于从民俗学的角度加以发掘，鲜有问津。因此，笔者通过民俗史的研究方法《论语》及孔子的民俗思想进行了浅析探究。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移风易俗的时代，民风民俗的传承变化使得孔子感到古礼的无耐和无助，并因此而不满和遗憾。但恰是这种变迁预示着新契机，新的转折。正是经历了不断的混乱、变革和重建，民俗力量才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论语》中的民俗学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对于其中的民俗内容，进行认真发掘、整理，为研究春秋时期民俗文化及民俗史提供理论基础，为我国民俗学史研究发现新的素材。

翟嘉慧
荀子“君子之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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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的思想是对先秦儒家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对各家思想都进行了相应的批判和吸收,为后来建立封建君主为首的集权制新型国家作了初步的理论奠基。其“君子之学”是在融汇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主要是批判继承了孔孟“君子之学”,从“人之性恶”的性恶论出发,主张平常人通过“化性起伪”也可以成为君子。他的人性论基础主要是阐述了“天人相分”的天道人道观和“人之性恶”的人性论。“天人相分”的天道人道观从荀子“明于天人之分”入手,他所指的“天”即是“自然之天”,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和生存轨迹,是客观自然的,不具有道德上的意义。而人道观是相对于天道观而言,人具有主体意识,应该把握自然的客观规律“制天命而用之”。荀子的人性论认为人的天性是恶,如果任其发展,就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纷争,甚至是祸乱社会。君子都具有基本的情、性、欲,普通人改变人先天的“性”,达到圣人所制的“伪”,实现人为的善,最终实现君子的理想人格,而实现君子理想人格需要做到隆礼重法和积善诚心。隆礼重法是对人的外在规范约束,要实现君子的理想人格必须“道礼义”、“化师法”,圣人制定了礼义法度,规范人们的行为,对人本性中追求利欲的倾向作出限制,平衡道德和物欲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还要“积善”、“诚心”,注重个人的奋斗和后天的努力,积善成德,积善成圣,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注意躬身实践和修身养性对人的塑造作用。荀子“君子之学”最终要实现的是达到理想的境界,也就是从道德价值上的“内圣”和政治层面上的“外王”。“内圣”是个人的道德修养追求的理想目标,有士、君子与圣人三重境界。君子和小人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平常人也可以通过积累小的善行,实现“全、粹、美”的君子之道到达君子的道德修养境界。鼓励个人提升自我的道德修养。“外王”的思想主要是在强国裕民方面表现出来,这是荀子的王道政治理想,王者需要富民,平政爱民,还要尚贤任能,这样才能实现主尊下安。荀子虽承认人先天存在性恶的事实,但更多地看到了人自身的价值和努力,肯定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个人生命中的重要意义,强调个人应该努力奋斗并且持之以恒的奋斗下去,凸显了后天教育、学习对人性改造的重要作用,成为君子人格的基本实现路径。

殷玉洁
宋词中的反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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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讽,一个源自于西方的文学概念,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特征与内容,逐渐从最初的哲学层面过渡到语言层面,从艰深晦涩的无限否定哲学理念走向更加依附于文本的语言修辞,并成为一种常见的文学表现手法。宋词作为宋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体裁,其中也有大量反讽手法的运用。　　绪论概述了反讽在中外小说、诗、词中的广泛运用,说明反讽被大量地运用在文学作品当中。第一章梳理了西方反讽手法的流变及定义、我国反讽理论概述、反讽的艺术表现特征及反讽的类型与构成要素,并提出反讽在修辞、审美思维、生存状态等三方面层次上的定义。第二章阐述了北宋词人词作中的反讽手法在以周邦彦、柳永、秦观、晏殊为主线的婉约词与以苏轼、欧阳修、王安石为主线的豪放词派身上有着突出表现,从而折射出两种词风虽有差异,即从反讽角度而言,婉约派侧重反讽凄苦现实,反讽对象较为笼统,反讽情感亦较为缓和。豪放派则主要反讽党争所导致的排挤、贬谪等政治活动,反讽对象十分明确,反讽情感亦较为强烈。但两派词作中的反讽力度都随着政治斗争的尖锐化而逐渐升温。　　第三章分析了南宋词人词作在以李清照、姜夔、吴文英为主线的婉约词与以陆游、辛弃疾、刘克庄为主线的豪放词派身上同样有着突出表现,进而反映出北宋后期至南宋灭亡这一阶段,反讽手法所彰显的思想情感随着外族入侵等外部矛盾斗争的激烈化而出现先丰富后削弱的发展趋势,最后化为思乡怀国之情,当然在此期间婉约词与豪放词的反讽差异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婉约词作者很大一部分未能入仕,虽大声疾呼,反讽情感却较身负国家使命且多为主战派中坚力量的豪放词作者更为低缓。第四章论述了与宋代经济、政治、文化相似的17世纪英国诗人诗作中同样较多地运用了这一艺术手法。与之相较更能凸显出我国宋词反讽的审美艺术特点以及它与17世纪英国诗歌在作者自身反讽情感、反讽类型使用、史诗叙事、最后走向及宗教思想等反讽层面上的差异之处,可以说宋词中的反讽运用不仅丰富了词人的主观世界,又增强了其所写词作的审美特性。

武元甲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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