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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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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庄子“道”之思想体系

学术论文

庄子的文论博大精深,可谓融哲学、美学、文学于一体,而其核心乃论'道'.他的'道'虽上承老子,却又有自身的独特发展,是关注人类现实发展的生存之道.该文拟从几个方面切入,以求较全面展示庄子的思想体系,探讨他的思想于现当代文论界的意义,以及对当代社会发展趋向的启示.该文首先介绍'道'在中国的渊源以及庄子对它的意义的新的生发.庄子由老子对'道'的客观实体性的强调上转入精神性的阐发上,涉及到'美'、'真'与'道'的关系,以及'道境'与体道之人.人要顺应自然之真,而获得美,达到人生无限自由之道境.庄子从几个方面对其思想体系进行了构建.首先,他认为'自然'是'道'的最重要特性.他的自然观以人为重心;是建立在宇宙论之上的,体现了人的生命与宇宙精神的交流化合;是在谋求人之道.其次,庄子对语言也进行了独特阐释和重建,以使人的生存更显豁明朗.这与西方语言观明显不同.第三,庄子对技术的见解令人有振聋发聩之感.他指出人类走入了技术迷途,并指明'道艺合一'是唯一的归途.这对海德格尔影响至深.最后,庄子对知识进行了精到的分析.他廓清知识的本质,点醒执迷于知识的人们,使'人'还原成为人.以上几个层面的阐述体现了同样的意图:使人们回归自己的生存之道,不偏不倚于万物,至情至性地生存.

靳瑞霞
中国古代卧听事象的审美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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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听是诗人基于自身历事和言事的生存实际而展开的行为表达。自唐代开始，卧听频繁出现在诗歌创作中，后经宋元明清数百年的发展演变，发展成为具有丰富文化意蕴的诗歌事象。从整体来看，卧听事象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建构的结果，显示出独特的审美文化价值。本论文在收集中国古代含卧听事象诗歌等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力图详细、全面地呈现出卧听事象在诗歌发展衍变过程中的历史概貌，并尝试从哲学和美学的角度对卧听事象背后的审美文化进行探讨，进而对古代文人的生存经验和审美理想以及古代的文化历史记忆进行有效的揭示。　　第一章廓清卧听事象的审美内涵并梳理卧听事象的历史衍变。从内涵来看，卧听作为经典的诗歌事象，其一方面指向一种不受社会规范制约的主体意识，同时又标示着一种闲暇自在的审美实践活动，是古代文人审美品格的体现。从发展演变来看，唐代是卧听事象的酝酿与发轫期，诗人多以卧听事象表达女子闺思之情，尚未进入审美活动;宋代，在范成大“小窗卧听东风”、陆游“夜阑卧听风吹雨”和苏轼“卧听竹屋箫箫响”的发展之下，卧听事象由单一的行为表达转换为士人观照自我、展现自身审美意识的寄托和载体，并正式凝定为诗歌事象;金元,在政权分立与民族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多以卧听事象表达深沉的乡关之思和被迫仕金却又心怀愧疚的自责与痛苦之情;明清是卧听事象的承继与深化期，宋代铺展开来的诗歌事境和诗人心境表达均以一种契合时代而又承继传统的姿态重现，自此卧听事象成为古代文人作品底蕴、人品性情、生命体验的多维呈现。　　第二章对卧听事象的审美形态及美学特质进行探讨。诗人在“卧听”的过程中，伴随着自身审美体验的不同，呈现出病卧、醉卧、闲卧等不同的审美形态，体现出“超越生死”、“真”与“狂”、“理趣性”等美学特质。面对疾病带来的躺卧诗人通过卧听的方式直面生老病死带来的焦虑，对疾病衰老予以抗争、玩味、自嘲与接纳;身处恍惚的醉境，诗人从形体到心灵都获得解放，则以一种无欲无求、自然无为状态寻求生命的“真”与情感的“狂”;而在闲卧状态下诗人更是以悠闲的心境利用听觉感知对整个世界进行审美观照，在聆听诗意的社会之声和纯粹的自然之声中完成对自适、自在、自足的人生审美境界的开拓与追求，极具理趣性。　　第三章深入考察卧听事象背后所形成的身体文化、隐逸文化、儒释道融合互补的思想文化，探究其所具有的审美文化意蕴。卧听作为诗人一种具体的审美实践，不仅以一种显性的身体外观形式践行着身体从封建礼仪制度规训中的突围，更利用自身对声音的把握寻求自我身份的认同并形成了一种内敛含蓄的身体文化;古代文人具有出仕、遁逃、隐逸、再入世、再遁逃的普遍性生存体验，隐与仕的冲突贯穿他们的一生。为了调和仕与隐的矛盾，在卧听事象的背后生成了一种豁达自由的隐逸文化，有效地实现了诗人进与退、出世与入世之间的平衡;除此之外从卧听事象所表达的人生态度中既可以看到儒家中和的人格美，道家超然物外的自然美，也可以体味到佛家思想空灵清幽的韵味，由此可以窥见卧听事象所形成的儒道释互补的思想文化。　　第四章主要探讨卧听事象的现代价值及意义。诗人通过卧听这一诗意地倾听的方式实现了与自身心灵和外在世界的双向接壤，构建起一个能提供自我成就和自我满足的精神世界。然而反观当下社会，个体沉浸于视觉感知带来的丰富感官经验中并深陷于浅表化和碎片化的审美逻辑，导致审美自由受限和审美精神匮乏;同时技术变奏致使听觉空间发生异化，噪声等不和谐的声音扰乱了人们的听觉感知，为审美个体带来了焦虑、无助、迷茫、紧张等负面情感体验。此时古代卧听这一具体的行为实践对于处于异化社会的人们以良好的启示。

孟慧
《左传》人事预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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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是重要的先秦典籍之一，通过《左传》可以领略到我国古代历史上春秋时期的政治文化和社会风俗。《左传》一书记载了大量的预言材料，在这些形形色色的预言史料中，“人事预言”是一类具有自身显著特点，不同于其它类型预言的记载，它的预言角度和预言方法都与其它类型预言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带有浓重的理性色彩。本文以《左传》中大量的“人事预言”材料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分析，将其分为“行为预言”、“言语预言”和“神态预言”三类。然后在分类的基础上对“人事预言”的特点加以总结概括，汲取蕴含在其中的丰富的研究价值和意义，以求从“人事预言”这一侧面的文化角度来展现“春秋”这一历史的动乱时期的时代特点。

曲文
《左传》单音节实词同义词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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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下同），是中国传统书面语言基本格局的源头，同时又是研究春秋时代社会历史文化的典型语料。本文对《左传》原文中全部单音节词用例进行逐一分析，归纳出410组单音节实词同义词组，其中名词137组、动词195组、形容词78组。在对这410组同义词初步辨析的基础上，选出较有异议或前人释义不精的106组进行详细辨析，其中名词54组、动词34组、形容词18组。名词主要涉及国家、建筑、器物、食物、人伦、身体、动物、时间以及其他共九个方面。动词主要分为物动、人动、身动、口动、手动、足动、心动等七个方面。形容词分为状物与状人两大类。　　本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课题相关背景材料。第二部分是论文主体，遵循“一义相同”的辨释原则，运用语义探索、语用比较、文化阐释等辨释词义方法，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106组《左传》同义词进行辨释。每组词先通同，即确定相同的义位，然后列出该词在《左传》中的典型同义用例，在同一义位的平面上详细辨释词义。第三部分是附录，展示《左传》全部单音节实词同义词。

唐莉莉
荀子礼学的思想要义及现代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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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是先秦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综合百家学说，建立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与孔子、孟子强调“仁爱”、“仁政”不同，“礼”是贯穿荀子思想体系的重要主线，集中反映了荀子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荀子在继承前期儒家礼学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深化了对“礼”的认识，突出了“礼”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分析荀子“礼”的产生，系统阐述了荀子礼学的思想要义，进而阐发了荀子礼学的历史影响和现代价值。　　第一部分从天道观、人性论、以及荀子对孔孟礼学的传承等三个方面阐述了荀子礼学的理论基础。荀子对传统天道观进行了批判，进而提出天人相分的观点，认为人可以认识天的规律从而加以利用。在人性论问题上，荀子主张“性恶”论，但也同时认为善是后天学习与教化的结果，人性论的预设是“礼”作为制度性约束的根本前提。此外，荀子礼学体现了对孔孟礼学的传承，进一步完善了对先秦礼学的综合性认识。　　第二部分阐述了荀子礼学的思想要义。首先阐述荀子礼的生成问题，从“因欲而生”与“因群而成”两个方面进行论述。荀子认为“性”是人类个体与生俱来的，并且在生活实践中不断完善。由于“欲”的存在，必须要用“礼”加以制约。另一方面，荀子认为礼是群体生活的规范性要求，因而礼“因群而生”。荀子从社会等级秩序、道德规范以及社会生活仪式等三个方面分析礼的本质。最后阐述荀子礼的功能，从礼以养欲、礼以通情以及礼法合治三个方面加以论证。　　第三部分对荀子礼学的历史影响与现代价值加以分析。礼的历史影响主要从先秦法家与西汉儒家两个层面进行阐述。先秦时期韩非与李斯受荀子影响建立了法家思想体系，并促进了秦国的强盛。荀子礼学对西汉时期的思想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叔孙通、陆贾、贾谊以及董仲舒等人进一步发挥了荀子的思想观点。同时，在两汉时期定型的儒家士大夫政治是荀子礼学观点的重要体现。荀子礼学对当代“德法合治”以及提升个体道德修养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尹帅
北宋熙丰诗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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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元丰时期是北宋诗歌发展最具创造力的时期,宋代诗歌最富代表性作家集中出现于这个时期,整个诗坛产生了数量惊人的作品,并逐渐摆脱唐诗附庸的地位,建立起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这个阶段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首先、诗坛拥有发展所需的雄厚人才基础。北宋统一后逐步改变五代武人治国方略,开始转向文治,通过逐步完善科举考试、重用文臣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北宋建立起了自秦朝以来中国最庞大、最成功的文官系统,科举与文治的结果,使众多中下层的十人有机会参与到政治中来,造成中下层十人大量上达的局面,这是北宋中期人才大盛最根本的原因；在统一过程中北宋统治者注重收集整理文化,重建北方文化中心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南北文化逐步交融,伴随着南人政治、文化地位的上升,北宋文坛、政坛、士风等多个方面都出现了新气象；北宋加强国家办学与民间办学,学校基本覆盖全国,印刷术广‘泛运用,出版物极大丰富,十人读书机会增多,也是众多人才出现的重要原因。其次、熙丰诗坛发展有很好的政治基础。庆历、熙宁、元丰时期是北宋政治发展最有活力的时期,这个阶段由于国家面临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问题,随着儒学向经世致用的方向发展,士大夫普遍提出变革要求,从庆历新政到熙宁变法,北宋政治发展进入高潮阶段。同时这个时期也是北宋政治最为开明的时期,士大夫踊跃参政议政,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再次、熙丰诗坛发展有很好的士风基础。一个阶段诗歌的创造活力如何、风格如何,与当时的十风有极大关系。熙丰年间,北宋统一已有一百多年,伴随着振兴古道的古文的发展,不仅改革了文风,也使得儒家的价值观再次回归并发展到更高的层次,十人的精神风貌普遍高扬激昂。以上三方面的因素均极有利于诗歌的创新发展。由于熙宁变法,部分朝中大臣闲退洛阳,再加上洛阳独特的人文地理条件,熙丰中在洛阳形成了一个高层士大夫的唱和群体,他们以邵雍、司马光为核心举行了频繁的雅集聚会。这一群体在政治上趋于保守,诗风上接近“白体”。群体的创作虽然对宋诗整体发展无太大推动作用,但在表现上层十大夫生活形态方面具有典型性。邵雍的创作独具特色,创造了一种贯彻儒家理念而形式自由的诗歌；司马光的创作接近“晚唐体”风格,平淡清丽,自成一家。王安石早期诗歌创作追随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风气,诗风直遂畅达,无复含蓄,表现出部分宋调特征。晚年由于政治失意,诗风发生很大变化,表达趋于深隐曲折,吸收了唐诗中的有益因素,宋调特征也表现的更为复杂。王安石创作成果丰富,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他是体现宋调风范的第一人。苏轼熙丰时期是创作力与创造力最活跃的时期,创作数量多、质量高、体裁全面,题材广泛,其代表作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创作于这个时期。苏轼对于宋调发展的意义在于,首先通过“深刻说理”、“容贯才学”等方法解决了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诗风革新后出现的问题；其次使宋诗的抒情心理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宋调的主要特色在苏轼这里得到全面的开拓与表现,他是宋调创作成功的榜样。黄庭坚是与苏轼同时而能自成一种风格体系的作家,至元丰末已完成了自己诗体的构建,他的创作方式比苏轼更为精细,在宋调方面表现出更多变体特色与细节特征。黄庭坚诗学从总体上可以说是一种“陌生化”诗学,他用“陌生化”的方法改造了诗歌从语言、内容到形式的各个层面,完成了从唐诗到宋诗的彻底转变,是宋调最典型的代表。对王、苏、黄三位大家的创作都采取了分体论述,每一种诗体都选取最重要的特征探讨,而不是面面俱到的论述,古诗、律诗、绝句三种诗体的特征综合起来,可以体现一个诗人总体的诗歌艺术特色。在论述三大家的同时也涉及与他们直接相关的文学群体：苏门文人群、新党文人群、江西诗派。除去这些诗坛主流群体,当时全国各地也存在数量众多的其他文人群体,包括宦游唱和群体与地方文人群体,文章主要考察了苏轼杭州诗社、韦骧唱和群体、贺铸彭城诗社、吕南公灌园诗社四个群体。各地文人群体的大量出现是诗坛繁荣的证明,是对主流群体创作的补充,同时活跃了地方文化。自北宋末年以来关于北宋中期诗歌发展高峰的确定,人们一般倾向于“元祐”。“元祐”是个复杂的概念,首先它是个政治阶段的代称,随后被借用到文学中,诗学领域内对“元祐体”的评价与文人政治观念有着紧密关联；第二,因为严羽对“元祐体”概括模糊,引起后人解说“元祐体”出现差异,对“元祐体”的认识存在宽泛化与具体化两种方式。以诗歌史为背景考察,具体化的理解更符合历史实际。要清晰把握宋诗发展态势,应将熙丰、元祐区别对待,它们处于宋诗发展的不同阶段,熙丰时期宋诗已经完成了自己关键的转变。

庄国瑞
《史记·列传》话语结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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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篇章语言学的话语分析不同，该论文在话说结构句法学理论的指导下，选取《史记·列传》（六十九篇）为语料（生语料规模约25.2万字符），探讨古代话语句的句内结构。　　研究按照以下步骤展开：第一步，基于现代汉语话说结构句法的分析方式，将生语料加工成适于研究的熟语料，建立《史记·列传》（六十九篇）话语结构语料库。第二步，一方面运用语料库统计结果归纳《史记·列传》的话语结构分布情况，探求分布影响因素;一方面梳理现代汉语话题语－说明语框架难以分析的特殊情况，根据特殊句子的类聚进行话语结构辨析。第三步，运用语料统计及分析的成果，将《史记·列传》话题语和说明语功能范畴化，调整原理论内容，建构适用于古汉语的话题语－说明语匹配框架。　　根据语料的统计和分析，语料库共有标注小句20055句。其中，主谓结构句的分布量优势明显，共13015句，占比64.9%。细分类中，施动句占主谓结构句的比例达71%，其余四种施事句（施愿句、施任句、施言句、施感句）占比29%。话说结构句占比34.9%。细分类中，状态句、说时句、所断句占优势（占比超过10%），而数量类中的计用句、换算句，使用类中的工具句、材料句、用处句，应对类中的关涉句和针对句未在语料中出现，其余的话说句类型众多、语例数量少、出现率较低。其他类型的句子（疑问句、感叹句以及独立语）只有极少的分布。　　本研究所得数据结果的特殊性在于：所选语料在主谓结构句的分布量极为庞大;在话说句类表达上的多样性和均衡性均表现较弱;计数句、估算句、所归句占据分布优势;评价句存在特殊性。我们认为，史书的特殊体裁以及古汉语特有的话语结构是造成这种分布特点的因素。　　在对所选语料话语结构句的分布情况取得较为精确的数据分析之后，基于标注中累积的批量特殊情况，我们对已有理论成果进行调整：沿用原有主谓结构句的分类框架，重新构建适用于《史记?列传》的话说结构功能范畴体系及话—说匹配框架。　　论文的研究成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古期汉语话语结构的类型及其分布特点。以经过调整的话语结构体系为基础，若对更多历史文献语篇加以分析，可以逐步逼近上古期汉语话语结构的类型及其分布特点的全貌。

蒋灵惠
《论语》中的子贡形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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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是孔子门下“言语科”的弟子,他在学问上“告往知来”,在政治上闻达于诸侯,在经济上“亿则屡中”;本文以孔子学说的学习者、实践者、捍卫者为线索,对历代学者的注释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论语》生活世界中所展现的子贡形象,及子贡对儒学的贡献。

李娴静
宋词与民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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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大传统与小传统都在宋代达到鼎盛,宋词即生长于此背景下。自宋迄今对宋词的“雅”、“俗”品格之论一直不绝。以“民间”视角考察宋词,古代文学学术界对此课题有一定的关注和研究,但缺乏有系统的专著。本文以《全宋词》为研究对象,从民间文化的视角观照宋代词人和宋词,运用文献学、文艺学、文化学、统计学的研究方法考察宋代文人对民间文化的接受和民间文化对宋词的影响。本文首先对宋代的“民间”作了一个全景式的介绍和说明。宋代民间文化具有信仰多元、淫祀泛滥、民间文化空间多重交叠等特点。宋代民间文学数量庞大、形态丰富;风物传说尤其多,建构了地方知识系统,并引起了文人的兴趣和关注;宋代说话的发达促进了民间文学的传播。词人对民间文化的态度主要有四种:记录与传播,观看与欣赏,参与和融入,互动与学习。其次,本文按照民间文化和民间文学的分类分章别论,从微观和中观层面探讨宋词与民俗文化、宋词与神话、宋词与传说故事、宋词与民歌、宋词与民间艺术的关系。宋词反映了宋代文人的民俗观和民俗信仰,有时文人处在民俗的自觉状态;有时文人反观民俗表达自己的思想;有时文人发挥主体意识改创民俗,如对紫姑信仰的改创。宋词中的神话因素比较多,从统计看,女神书写占《全宋词》很大比重,成为宋词婉约风格蔚为大宗的重要影响因素。宋代文人的女神书写较前代有很大变化,“我神”共处的叙述方式体现了他们极强的自我意识。宋词中记录了一些未见于其他文献的民间传说故事,或者在旧的故事中融入新的叙事元素,具有史料价值。如从宋词看,八仙传说很可能已在宋代定型。宋词对于传统民间传说故事的个性化表达体现了宋代文人的心态。宋代词人对一些民歌中的女性形象,如采莲女、采桑女、采菱女、莫愁等进行了再创作;在词体形式上,词人有意识地借鉴了民歌体式,如十二月歌、祝酒辞等。宋词中记录了民间艺术的表演情形和相关知识,具有史料价值,也可看出文人对民间艺术的接受程度。宋词有融入民间艺术表演中的情况,体现了宋词的民间性。最后一章,从民间文化的精神层面,探讨宋词体现的文人精神与民间文化精神的契合之处,并阐释原因。宋词体现的谐谑、批判、自由、纵情、平常、知足的心态与民间精神是契合的,可见宋代文人高雅面孔之外的世俗一面。民间精神本身传统很深,至宋,世俗文化对文人的影响变得更大,词体自身的轻松自由风格等都是其中原因。最后,在“结语”部分总结了宋词与民间文化的关系。宋词(主要指文人词)对民间文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记载、雅化和辨正。民间文化为词人提供了学习和创作的资源,并对词人及词作产生影响。主要是三个方面,创作题材、母题、原型等来源于民间文化;形式上借鉴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间文化的思想、精神对词人产生影响。宋代文人与民间文化发生关联,主要有以下原因:宋代统治者和文人对民间文化的重视都超越了前代;宋代文人接触民间生活的机会比较多,部分原因乃是由于他们庶族、寒族的身份;宋代的民间艺术很繁荣,浸润了文人的心灵;词体本身的通俗品格使之会与民间文化产生融通。

贾平
《诗经·大雅·瞻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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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雅》共三十一篇，《瞻卬》为第三十篇，全诗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与末篇《召旻》之《序》相同，皆为“凡伯刺幽王大坏也”，但《瞻卬》晚于《召旻》而作，因而更能反映幽王晚期的时代风貌。后世学者对《瞻卬》的研究多是在作者、创作时代、语词辨析以及将其列入怨刺诗以期整体把握《诗经》怨刺诗的特点这四个方面，并无对《瞻卬》单篇全面、有针对性的研究文章，这也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所在。　　本文主要分为三章，从不同的角度对《瞻卬》一诗作全面深入的研究。第一章主要探讨其作者与创作时代。一，作者。《诗序》认为凡伯为该诗作者，其他的说法还有尹伯奇作、史伯作等，并且“凡伯”又作《召旻》《板》之诗，对此三诗作者的考证也是研究《瞻卬》作者必须对待的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笔者认为凡伯作最为可信。二，创作时代。该部分从幽王时作与幽王亡国后作两种不同的观点入手，分析每种观点产生的背景、原因，对《瞻卬》一诗的创作时代做一界定。　　第二章是语词辨析，利用工具书，从训诂的角度对存在争议的字词做详细考辩。主要是对“填”字、“懿”字、“寺”字、“公事”及“介狄”这五个语词的考辩。其中“寺”字、“公事”“介狄”与主旨阐释有关，论述最为详细。　　第三章是诗旨辨析与文化影响。《瞻卬》一诗在“刺幽王”这一大的主旨上并无分歧，但随着历代《诗经》研究的深入与侧重不同，在刺的具体内容上不断申发。本章通过对刺幽王大坏说、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说、刺褒姒说以及其他别解的源流考辩，对《瞻卬》一诗的主旨做更深入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对《瞻卬》一诗“哲妇倾城”说及发展做简单探讨、对其反映的士人忧患意识进行深入的思考。

郭江虹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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