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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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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道”“技”观对绘画创作和绘画教育的启示

学术论文

庄子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蕴含于其中的艺术精神更是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本文讨论了庄子思想中的“道”“技”观是怎样在审美情趣、品评标准、创作思想、境界修养等方面影响中国画家的艺术创作的，并针对近年来艺术领域尤其是绘画教育领域出现的重“技”轻“道”的现象，研究分析了庄子“道”“技”观对绘画教育具有怎样的影响和启示。文章分为两大部分：第一章主要探讨“道”“技”观及其对绘画创作的影响和启示。通过分析《庄子》中的几篇有代表性的寓言故事，阐述庄子的“道”“技”观，即“道”是指人对规律性必然性充分掌握之后进而获得的一种高超的自由创造的精神享受和境界，而“道”与“技”是密切相关的，要在技术纯熟之上对其加以超越才能达到“道”。在这种观念影响下的中国绘画，就要求艺术不能只是技艺而已，而是要能借着技术，彰显道趣。要求艺术家以“道”为追求，修炼技法;注重笔墨功夫，更要重视人格修养。第二章探讨“道”“技”观对绘画教育的影响与启示。通过研究近现代中国绘画教育发展中对“道”“技”认识的不断偏离与回归，分析造成当前绘画教育领域重“技”轻“道”倾向的原因，探讨庄子“道”“技”观对绘画教育的启示。研究表明：庄子的“道”“技”观对于绘画创作、教育与学习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我们的绘画创作和绘画教育都应该做到“道”“技”并举，逐渐完善绘画教育体系，在注重技法的学习与训练的同时，加强“画外功夫”的修养，将“技”不断引向“道”的高度。

孙琳
《诗经》英译本的翻译生态学解读 ——阿瑟·韦利与许渊冲译本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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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的翻译实践正在飞速发展，关于翻译理论的研究越来越科学化和系统化。翻译生态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广受学者关注。这一理论可以为我们研究文本提供新的思路。本文将采用文本对比的方法分析两部译作：许渊冲的Book of Poetry和韦利的TheBook of Songs。文章通过对比分析两者的不同之处及成因可以解释译作和翻译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文章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翻译生态环境要素及翻译活动和翻译生态之间的关系;两部译作的具体形成过程;两部译作的评价和意义。通过这些分析，可以发现翻译活动是受翻译生态环境影响的，一部译作的形成是多方面翻译生态要素影响的结果，不同的翻译生态造就不同的翻译结果。透过翻译生态学这一视角，我们可以重新认识这两部作品。有关这两部译作的翻译活动都有各自的翻译生态原因和要素，笔者将通过大量例子来阐述这一问题，以期探索翻译古典作品的最佳策略。

毕蕾
曾巩诗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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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以曾巩的诗歌为研究中心,分别从思想内容、艺术个性、师承渊源三个角度加以论述,挖掘曾巩诗歌的价值所在. 引言,简单介绍从宋代至清代文人们对于曾巩诗歌所作出的评价,表明曾巩诗歌值得探讨. 第一部分主要研究曾巩诗歌的主要内容.按照内容把曾巩的诗歌分为咏怀诗、纪实诗、咏史诗、写景诗、酬和诗五类进行剖析.曾巩的咏怀诗或借物以抒怀,或直抒胸臆,感情放达外露,真挚深沉;纪实诗有着充实的思想内容,关心民生疾苦、议论国事、反映社会问题;咏史诗托物言志、借古讽今,很有现实意义;写景诗所记景物众多,情景交融,注意锤炼:酬和诗内容丰富、感情深厚.曾巩的诗歌内容丰富、感情真挚,继承了骚雅的优秀传统,顺应了诗文革新的历史潮流,以其丰富的思想内容把我国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发扬光大,成为当时进步文学潮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部分主要探讨曾巩诗歌的艺术个性.概括出曾巩诗歌的四个特点:峻壮奇伟、清淡深婉、博雅凝重、化骈为散,分别进行探讨.对峻壮奇伟这一风格,主要从诗歌气势、感情充沛、妙用比喻和想象三个角度加以剖析.对清淡深婉这一风格,主要从心境感情、比兴手法的运用和意境美三个角度加以说明.对博雅凝重这一特点从诗歌用典丰富和诗人个人气质两个方面来剖析.对化骈为散这一特点,主要从诗歌喜用铺叙、好议论、讲究字法句法三个方面来说明.曾巩的诗歌具有多种艺术特色,体现了曾巩的诗歌主张和审美情趣,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在诗史上完全可以占有一席之地. 第三部分主要探讨曾巩诗歌的创作渊源.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写曾巩对魏晋诗人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的继承;第二层写曾巩对唐代诗人李白、杜甫、韩愈的学习:第三层写曾巩受同时代诗人欧阳修的影响.最后总结曾巩经多方取法,深入学习,最终形成了自己的艺术个性. 结语,对曾巩诗歌的创作进行总结.曾巩存诗虽不算多,但内容充实,艺术上也颇有特色.曾巩非但能诗,而且在宋代诗坛上占据重要位置,作为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成员,对宋调的形成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李艳敏
从荀子“明于天人之分”思想观其道德秩序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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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始于“天人关系”的讨论。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荀子对于“天人关系”问题也有深入论述,其天人关系理论是荀学体系中人性理论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荀子的天人观思想主要包含在《荀子·天论》一篇中,“明于天人之分”即全文的思想核心,也是荀子天人观的主张。本文试图以《天论》为核心,探讨荀子“明于天人之分”学说的思想内涵。文章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总结前人对荀子天人关系理论问题的研究,提出本文对于“明于天人之分”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第二部分追溯先秦的天人观念出发,并以儒、道为主阐释荀子以前的天人关系讨论。第三部分侧重理解荀子“明于天人之分”中的“天”与“人”的概念,荀子认为,“天行有常”,天是自然自在之天,是无价值、无意志、无目的之天;人是天化育万物之一员,但人有知、有辨,具有主观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是为天下之贵,并在“天人之分”引出了荀子关于“不求知天”与“知天”的阐述,以“不求知天”的态度而“知天”,遵循天人之分际,人才能在人事活动上开展出正确的发展方式,人道才会真正落到实处。第四部分则围绕《天论》,在梳理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论证路径的同时,尝试探讨荀子在“天人之分”的视野下人的道德和价值秩序的建构。荀子认为,人道的价值不在天而在人,则最为具体可行的原则就是先王制定的礼义,即“在人者莫明于礼义”,循礼而治才是“一以贯之”的治理之道。荀子提醒人要在“明于天人之分”的条件下,去认识自己,去体验这个世界。结语部分对“明于天人之分”的价值根源的启示进行了思考,荀子天人观凸显了人之主体性,给人的主观能动性发展开出了充分的空间与可能性。荀子认为人道的终极意义和最高原则并不来自于“在天者”,而来源于“在人者”本身,充分理解了“明于天人之分”的这一层意义,才更有助于继续深入系统地理解荀子的思想。

陈盈宇
苏轼谐趣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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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词话丛编》之“戏作”中载，丘石常曰：“词中每多戏赠，曲中谓之诨语。周德清谓庄重之余，出以诙谐，顾用之者何如。独恨今之以风格笑人者，如陈仲子笑齐人，庄谐皆优，然不如谐者之神明，足以解颐。”沈雄则曰：“苏长公为游戏之圣，刑俊臣亦滑稽之雄。苏赠舞鬟云：‘春入腰肢金缕细，轻柔。种柳应需柳柳州。’盖柳州用吕温嘲宗元诗‘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也。”1这段话实际上正说明，何为谐趣词及谐趣词的创作动因两个重要的问题。而这当中以苏词举例并推崇苏公为“游戏之圣”，也恰恰说明苏词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即谐趣词创作。本文主要着眼于苏轼的谐趣词研究。第一部分主要研究：苏轼谐趣词研究的选题依据及意义概说；目前学界研究现状分析；本论文结构及创新点。目的是承前启后，既总结前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又将之系统整理和分析，以期开启苏轼谐趣词的全面系统研究。第二部分主要研究:苏轼谐趣词的成因，儒释道思想的影响；北宋社会风气的影响，前代文人文学的影响；其自身性格与人生经历上的影响。第三部分主要研究：全面梳理苏轼词作中内容谐趣词作品篇目，即题目或序言中含“戏”和“戏作”之作；虽未点明，但内容上含有谐趣涵义之作。从文本内容上进行戏谑之作，嘲讽之作，诙谐之作三方面的总结分析。从时间上，用历时的角度来解读苏轼不同时期带有谐趣的词作及其艺术特点。第四部分主要研究：创作体式的谐趣词作，通过福唐体、藏头词、集句词、檃栝词、回文词、复字体不同形式来分析总结苏轼的形式上的游戏之作，将之归为苏轼形式上的谐趣词创作。在分析其文本同时，总结其艺术创作特点。最后将苏轼的内容和形式谐趣词进行整体分析和总结。第五部分主要研究：苏轼谐趣词研究意义及对后世文人和文学创作的影响。

李恒
中国画中的“立意”与笔墨实践 ——我的创作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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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中国工笔花鸟画体系研究学习的三年里,我在绘画实践方面,尤其是对“立意”这个绘画要素体会最深。首先,“立意”是我产生绘画创作的源泉,也是我进行绘画创作的主心骨,同时也决定着画面的技法选择和表现。再者,当创作过程中遇到困难的时候,“立意”能够帮助我理清绘画思路解决画面问题。“立意”早在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就有明确的谈论,如“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还有如宋代苏轼《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郭熙《林泉高致》到元代汤垕《画继》、清代方薰《山静居画论》、王原祁《雨窗漫谈》,再到现代吕凤子先生的《中国画画法研究》等著作中都谈到了“立意”以及在画面中的地位与用笔的关系。“立意”,可以说是画家创作前的腹稿,也可以说是作品的主旨、是画家所想表达的思想感情。在我看来,“立意”分为两个方面的问题:怎样“立意”和立什么样的“意”。放在创作实践上来讲,就是画什么和怎么画的问题。探究“立意”须先从“意”入手,“意”在中国画中是一个大概念,只有了解“意”,才能逐渐清晰化地运用“立意”进行创作。

王圣舟
《道德经》三个英译本的哲学阐释学视角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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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经典,在中国的文化文学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这种影响力已经通过翻译的手段蔓延到世界各地。仅在上个世纪,《道德经》就被多次翻译,使得它成为除《圣经》之外最为广泛翻译的经典著作。正因为如此,对于《道德经》英译的研究此起彼伏,绵延不绝。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研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基于阐释学与翻译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以及辩证统一的深刻联系,以阐释学的视角来研究翻译现象将会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因此本文将选取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作为其理论依据,对《道德经》的三个英译本进行对比研究,为反映《道德经》翻译的共时以及历时特征,笔者选取的译本跨越了各个历史时期,涵盖了中西译者。论文运用描述性研究的客观态度,分别以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的三个核心概念—理解的历时性、视域融合、效果历史原则为依据,尽可能客观地对《道德经》三个英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值得强调的是,这种对比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找到“最好”或“更好”的译本。相反,论文旨在通过《道德经》三个英译本的哲学阐释学视角对比研究,回答如下问题:为什么《道德经》会引发不同的阐释?为什么同一部《道德经》会有各种不同的译本?有没有必要对《道德经》进行复译?我们将努力证明,《道德经》的翻译,事实上是对原文的“阐释”。它对于来自不同历史背景,带有不同“前见”和“视域”的译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因此我们认为每一种“阐释”和译本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意义,同时论文也通过分析论证充分肯定了《道德经》复译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使《道德经》三个英译本的对比分析经历了从共时到历时,宏观到微观,抽象到具体的辩证过程,通过大量例证,系统而又具体地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为什么如此“操作”,以期让读者对于《道德经》的翻译持有更加客观平静的态度。因为本论文所选取的伽达默尔的三个概念本身是相辅相成,密切相关的,而《道德经》翻译现象又异常繁杂,论文难免会在例证方面出现不可避免的重复和纰漏。

李方佳
唐五代李白评论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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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角度看,历史上对李白及其诗歌的评论一直存在着正反两种观点,但传统的李白研究基本上都注重于对正面的评论的分析,而基本上完全忽视了反面观点的存在,这就使得传统的李白研究走向了偏途。而另一方面,传统对历代李白评论资料的分析与运用,基本上是以李白神话的塑造为核心的,因而对其中的很多材料的认识都出现了严重的误读,这也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李白研究的纵深发展。　　鉴于此,本文从影响与接受的角度,在指出传统的李白研究从本质上讲都是对李白神话的构造、接受、传承与重塑的基础上,对唐五代二百三十年左右的李白接受史和评论史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对其中一些为传统研究所忽视的材料给以了特别的关注,对其中一些被严重误读的材料则给以了适当的辨证,并重新加以分析把握;基本上勾勒出了这二百三十年间文人对李白的接受与评论的基本脉络,相对客观详细地阐述了由李白的当世的对李白的全面肯定到贞元元和前后逐渐出现的批评与贬抑,进而到唐末五代的从传奇小说到史传文献、唐诗选本中的对李白的全面贬抑批判的历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自宋代以后在更大范围内对李白进行贬抑批判的理论与实践实际上都肇始于唐五代。

吴要利
古代朝鲜文人拟次唐宋辞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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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次”辞赋是指通过模拟或次韵的方式创作的辞赋作品。古代朝鲜文人拟次唐宋辞赋是指古代朝鲜文人以中国唐宋经典辞赋为范本，从题材、结构、风格、语言等方面，通过拟效或次韵的方式创作辞赋作品。应该指出的是，次韵是和韵的一种方式（和韵包含依韵、用韵与次韵），因为古代朝鲜文人拟效中国辞赋的创作中以次韵方式居多，故将次韵加以突出强调，称作“拟次辞赋”。　　古代朝鲜文人拟次唐宋辞赋的创作缘由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学习中国赋家辞赋创作的艺术经验，在阅读、品析前人经典作品的基础上，以模拟、仿作的方式再创作;二是出于“逞才”的需要，即通过拟作、次韵之作去展现自己的才华;三是受儒家“宗经征圣”文化心理模式的影响，以“尚友古人”;四是为了寄托情感，通过拟次经典辞赋，在自身体悟与赋家的感慨中找到契合点，相鸣共振，表达其人生体验与生命情感;五则在于唐宋辞赋的散文化、说理化特征有利于说理议论，符合朝鲜朝主流思想，有利于表达朝鲜文人性理学思想。　　古代朝鲜文人对唐代辞赋的拟次主要集中在李白、韩愈、刘禹锡、李翱、柳宗元等人的辞赋上。其中，对李白辞赋的拟次缺乏李白原作洒脱不羁、气魄宏大的艺术个性，但拟次辞赋的主题与风格或清新、或别致，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此外，对韩愈赋作的拟次摆脱了韩愈原作感叹自身仕途多舛的局限，而多着眼于国家、人民的福祉安危。　　古代朝鲜文人拟次宋代辞赋的对象主要是苏轼、欧阳修、朱熹等大家的创作。对苏轼赋作的拟次重在与苏子精神上的沟通，体验苏轼豁达、乐观、自由的境界，较少拘泥于字句的模仿。对欧阳修辞赋的拟次，不仅承袭其主题、结构、句式、语言，还学习欧赋的散文化笔法，以散文入赋，不拘韵律。同时寄寓作者自身的思想与情感，有的在思想深度上甚至还要高于欧赋。朱熹的《感春赋》《白鹿洞赋》《空同赋》醇厚典雅、思想纯正，古代朝鲜文人对这些赋作的拟次，都极力模仿原作的思想和艺术境界，总体上展现了理学家辞赋创作的风格。　　古代朝鲜文人拟次唐宋辞赋具有如下几个特征：从内容上看，主题“在丰赡中有所侧重”，即主题较所拟辞赋更加丰富。一些拟次辞赋的主题较所拟辞赋更为深刻，有的拟次辞赋与所拟辞赋主旨相对，颇具创见。总体上，古代朝鲜文人拟次唐宋辞赋侧重宣扬儒家思想，具有浓厚的济世情怀。形式上，古代朝鲜文人拟次唐宋辞赋在模拟中追求新变，诸多拟次作品虽继承了唐宋辞赋中的散文化倾向，但古代朝鲜文人喜好将骚体形式引入到拟次创作中。同时，古代朝鲜文人还好用典故，增加了辞赋的文化内涵，典雅博奥。此外，古代朝鲜文人拟次唐宋辞赋不是单纯对辞赋内容与形式的模拟，还十分注重对中国赋家人格、精神的追求与模范。　　拟次创作是古代朝鲜文人学习、积累辞赋创作经验的一种方式。古代朝鲜文人拟次中国辞赋有助于积累创作经验，促进古代朝鲜辞赋的成熟与发展。同时，丰富了古代朝鲜汉文学的文学体裁。古代朝鲜文人对中国唐宋辞赋的拟次，也成为两国之间文学、文化交流的成果与载体，推动了中朝古代文学、文化交流。

杨昊
庄子性情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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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所张扬的性情观念的核心是秉“道”而生的顺应自然的性命之情，他反对一切人为活动对自然性情的伤害与破坏，主张返回事物原初的、纯粹自然的状态，这种状态是原始真性情的回归。　　围绕对庄子性情观的研究，本文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论述:分析了庄子所处的政治动荡、礼崩乐坏的战国中期的社会环境与百家争鸣的思想环境，并进一步论述了庄子从老子那里所秉承的与道相连的性情观念，这些都是庄子性情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来源;对《庄子》文本中出现的性情概念进行了阐释，庄子的“性”、“情”常常与“心”、“命”、“德”等概念相连，共同构成了其独特的性情范畴;着重论述庄子性情观的主要内容，将“性命之情”作为核心内容来具体论述，并涉及到庄子所提倡的“心斋”、“坐忘”、“见独”等修养性情的途径;将庄子的性情观与同时代的儒家代表孟子、荀子的性情观作比较，庄子的性情观既不同于孟子所坚持的“性善”论，也不同于荀子所主张的“性恶”论，庄子所推崇的是不辨善恶的自然天性，他反对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乐，认为恰恰是这些扰乱了人的自然天性;论述了魏晋玄学名士对庄子性情的继承与发挥，在名教与自然之辩的过程中，王弼、嵇康、郭象等人一方面极力倡导庄子所说的自然之“性情”，另一方面又加入了各自不同的理论主张，体现了独特的玄学特点。　　论文力图通过以上研究挖掘出庄子性情思想的独特内涵与意义。

韦丽丽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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