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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性恶管理观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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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是战国末期儒家的代表人物，不但对先前的儒家思想进行了扬弃和发展，还集各家之所长，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荀子的性恶论便是集先秦诸子人性论之大成，他深层探讨了“性”“伪”之间的关系，由“性”的不足引出了“伪”的必要性，提出了“隆礼重法”的管理模式等等。本文将以荀子的人性恶这一假设为基点，挖掘其所蕴藏的管理思想。本论文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系统、全面认识荀子性恶管理观的形成，在对其管理观的形成背景、思想前提、理论基础等方面进行阐述的同时，指出这些管理思想是通过对前人的批判纠正而获得的，正确认识管理观的内容，为研究荀子性恶管理观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本章主要从荀子对孟子性善论的批判入手，找出与文章的切合点，做好理论上的准备，为以下的部分做好铺垫。第二部分：承接前文做好的理论铺垫，以人性本恶这一假设出发，对荀子主要的管理思想进行梳理，疏通理论脉络，系统全面的阐述其中蕴含的管理思想。从管理前提、管理模式、管理目标等六个方面出发、一一展现荀子性恶管理观的全貌。从“礼”“法”概念入手，以“隆礼重法”这一管理模式为主要阐述对象。第三部分：对性恶管理观进行评析，随着社会的变革，时代的演进，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从古代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并用之解决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是放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本章试图从现实社会的角度入手、分别阐述了性恶假设是不可或缺的管理阶段、“隆礼重法”思想与我国现实社会还有性恶管理观的历史局限性三方面问题。通过对荀子管理思想的窥探和对当代社会的管理价值的分析，尽可能扩展和丰富原本的传统管理思想，并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新时期的管理、新时期的建设做出贡献。本文是吸纳了很多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现代的管理哲学为视角，对荀子及其思想做了全面的审视和梳理，以详尽的史料为基础，期望突破以往对荀子研究的局限性。荀子思想博大精深，然本人自愧用功不足，能力也非常有限，文章浅薄粗糙便成必然，还希望各位前辈给予批评指正，不胜感激。

王明君
《史记》《汉书》“所”字结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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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汉语中，若论虚词用法之复杂性，实在莫过于一个“所”字。“所”字以及“所”字结构在古代汉语中的使用频率较高，是古代汉语中十分复杂且重要的语法现象之一，也是古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的热点，前贤也对“所”字结构进行过有益的探索和研究。关于“所”字结构的理解，朱德熙认为:“主语和动词位于之间可以插入‘所’”，“所”的作用是“使整个诸位结构体词化”。陆俭明也认为“所”作为助词，使主谓结构变成了一个名词性结构。王力先生也曾说过，“所字的用法相当复杂”。本文试图运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形式与功能相结合的方法，以《史记》、《汉书》作为研究考察的对象，对《史记》、《汉书》的“所”字结构进行比较系统、全面的罗列，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史记》、《汉书》中“所”字结构的用量、用法、特点、异同及其发展情况，并通过对这两部作品的比较来窥探东汉到西汉的语言环境及历时演变情况。　　本文共分为五章:　　壹、绪论。主要对关于“所”字结构研究概况进行整理和分析，了解“所”字结构的研究情况;另外对《史记》、《汉书》比较研究概况罗列，观察前人对二者的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有哪些;最后阐述本文所要研究的具体内容、目的、意义与研究方法。　　贰、《史记》“所”字结构类型，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是“所+动”;二是“所+介+动”，这两大类型还可以细分;这两大“所”类型字结构的句法功能:主语、谓语、动词宾语、介词宾语、状语。　　叁、《汉书》“所”字结构类型，可以分为两大类型:“所+动”;“所+介+动”。这两大“所”字结构类型的句法功能有:主语、谓语、动词宾语、介词宾语、状语。　　肆、《史记》、《汉书》中“所”字结构类型的比较，主要是使用频率上有很大差异;另外两者“所”字结构在句法功能的用例上也存在差异。　　伍、最后是结语。

丁剑
试论苏轼的“自然”论文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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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中存在着一种“自然”论文艺观，它代表了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精髓，并融汇在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中。本文旨在通过对苏轼“自然”论文艺观的解析，透视中国传统文艺美学中“自然”论文艺观的传统，并力图对此做一些新的阐释。第一部分，对先秦到唐代的“自然”论文艺观的历史流变做了简单梳理，以期把握苏轼“自然”论文艺观形成的历史渊源。第二部分，分析宋代“自然”论文艺观的时代特色，论证“自然”论文艺观在苏轼文艺美学思想中的核心地位。第三部分，具体分析苏轼的“自然”论文艺观。首先，关于艺术创造的本源，苏轼提出了“无意为文”、“不能不为之”的自然而发的观点，认为文艺创作必须源自人的情感的自由表达，排除一切功利的干扰。其次，就具体创作过程而言，苏轼提出了“身与竹化”的“自然”创作心态论与“无法之法”的“自然”法度论，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创作的自然而成。再次，在艺术风格上苏轼追求的是一种“平淡”的“自然”风格。最后，上述艺术理论反映出的是苏轼对于“超然”的自然人格的无限向往与追求。第四部分，分析了苏轼“自然”论文艺观形成的思想渊源。一方面，以《东坡易传》为例，深入分析了苏轼一以贯之的“自然”论哲学基础;另一方面，苏轼“自然”论文艺观的形成还得益于他对儒释道兼容并包的胸怀和独到深刻的理解，同时，正是三教融通铸就了他超然物外的“天地境界”。总之，苏轼的“自然”文艺观使他的文艺思想呈现出独特的体貌特征，对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思想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肖寒
识解理论视角下的《诗经》英译本分析--以许渊冲和理雅各译本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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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集，是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瑰宝。作为中国重要的典籍之一，《诗经》在17世纪就被翻译成外文而走向世界。19世纪以来，不同的《诗经》英译本不断出现，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的译本The She King和中国翻译家许渊冲的Book of Poetry.本论文选取此二译本进行对比研究，从识解理论视角出发，探索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翻译策略的差异及原因。　　识解理论是认知语言学框架下的一个重要分支。“识解”指个体对周围事物的感知、理解和阐释;人们拥有以多种不同的方式识解同一场景的能力。最初将识解理论引入认知语言学的是美国语言学家Ronald Wayne Langacker，他将识解理论划分为辖域、背景、视角、突显、详略度五个方面。中国语言学家王寅认为辖域和背景两个维度内容重复，于是将其结合在一起，Langacker也认同了他的观点。对于同一场景的解释，人们会基于各自不同的辖域和背景知识，从不同的视角出发，突显自己感兴趣的部分，从详或从略地表达出来。　　本文以识解理论为视角，选取《诗经》两个英译本中具有代表性的诗节为研究对象，从辖域和背景、视角、突显、详略度等识解理论的四个维度评析两个英译本，进而深化对《诗经》的英语翻译研究。认为许渊冲和理雅各在翻译过程中，会基于各自不同的百科背景知识，对原诗识解出不同的意义;从不同的视角出发，采用不同的人称代词翻译;对《诗经》中诗歌特有的韵律、叠词、对仗和排比的翻译，二位译者突显各自不同的兴趣点;《诗经》中的诗歌大多短小精悍，但传递出丰富的内涵，在词语和诗节的翻译中，二位译者从不同的详略度出发，从详或从略地翻译。基于各种不同的识解方式，产生不同的译文。　　从识解理论的角度出发研究《诗经》翻译，为诗歌翻译、诗歌翻译研究与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有助于更好地促进中国典籍文化的对外传播和跨文化交流。

蒋咪咪
米芾“反常合道”式书法创作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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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常合道是古典诗艺的美学原则之一。苏轼有语:“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反常合道即运用看似不合常理、违背通用句式的方法写出具有“奇趣”意味的诗句。艺术是相通的,反常合道同样可以作为书法的美学原则以资运用。米芾作为书法史上最为纯粹的书法家之一,以沉雄健逸、八面出锋的书风在北宋独树一帜,位列宋四家之中。他一生作品很多,但在极有辨识度的书法面貌下又有许多风格各异的作品,实现了个人书法风格的稳定性和不同情景下书风多样化的和谐统一,如《苕溪诗卷》的浓纤厚实,《蜀素帖》的奇肆凌厉,《拜中岳命作》的不激不厉,《值雨帖》的真率自然,《清和帖》的宽博丰肥,《虹县诗》的振迅天真等。在那个时代而言,米芾在多样化书风中蕴含着诸多新元素,这是他书法个性的体现,也是他与以往传统书法相较的不同之处。然而在“反常“的书法面貌下,米芾又是一位深浸传统的书家,这是他”合道“的一面。本文结合米芾生活的时代环境、颠狂异俗的个人性情、尚趣的书学思想、曲折的学书师承等多方面、多角度地实际分析其“反常合道”式的书法创作风格的成因,并发掘米芾夸张化、写意化、拟物化等艺术手法的运用,分析其“反常合道”式创作风格的体现,最后提出对米芾“八面出锋”的用笔思考,研究对取法米芾的一些方向性思路。

罗志平
从翻译规范看《道德经》的两个英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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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作之一,《道德经》在翻译界掀起了一股经久不衰的翻译浪潮。自1868年第一个《道德经》英译本诞生以来,其英译数量不断增长,如今除《圣经》之外,《道德经》是被翻译最多的作品。本文将从翻译规范理论角度出发,分析《道德经》英译本多样性的原因。翻译规范论是翻译学重要的一部分,其中心任务是通过对翻译规范的描写与运用来构建翻译研究理论体系,并指导翻译实践与翻译相关的活动。图里是翻译规范论的重要推动者。图里把翻译规范分为三种:初级规范、元规范和操作规范。初级规范是一个逻辑上的整体选择,即译文是倾向于源语还是目的语规范。元规范包括翻译方针和翻译的直接程度,也称译前规范,是翻译行为开始前影响译者的宏观因素。操作规范可分为整体性规范和语篇.语言规范,是在译者翻译原文本过程中影响翻译的微观因素。本文从图里的翻译规范论的角度对《道德经》的两个英译本进行了比较。本文通过分析翻译规范对译者在翻译过程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译本中的体现,旨在说明《道德经》译本的多样性,不评判各译本的优劣。为《道德经》的英译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卢思帆
从对话理论视角看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以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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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通过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独特性来保持其国际地位，这使得各国间“文化软实力”的博弈变得日益凸显。文化负载词作为凸显“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载体，通常是以特定的文化词语形式出现的。由于这些词语一般都含有许多重要的文化信息，而这些信息在翻译过程中是否得到有效传递对于我们正确地传播以及全面地了解一种文化至关重要。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汉语文化负载词的最大化翻译对确立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有着重要意义。然而，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向来被视为翻译中的一个棘手问题，这主要是由于东西方语言和文化在客观上存在的巨大差异，使得它在具体的外译中造成了很多损失，比如文化内涵的损失。众所周知，原语的音、形、意，完整无损地译入目的语是不可能的，翻译过程中必然会造成各种损失。那我们该如何看待并翻译这些文化负载词呢？作者认为可以通过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来论证文化负载词翻译的对话性及必要性，以减少文化负载词在翻译中的损失。　　对话理论，是巴赫金思想的核心，它为人们理解翻译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翻译的多重对话性。从宏观角度来看，作者认为翻译可视为原语和目的语的一场文化大对话，而对话就意味着翻译不是“独白”而是至少要听到“两个声音”，甚至是“杂声”。从微观角度来看，翻译可视为原语作者、译者、读者之间的对话。　　因此，本文运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结合具体例子，即辜氏《论语》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诠释和翻译来探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负载词的理解和翻译问题。文章首先概述了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现状以及在翻译中存在的文化损失，接着引出对话理论，论证了文化负载词翻译的对话性和必要性，紧接着以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中的文化负载词为例，依据奈达对文化的分类，从地域，物质，社会，宗教和语言五个方面对辜氏译本中的文化负载词的诠释及存在的文化损失现象进行个案分析。最后，作者提倡用一种具体的翻译策略，即:阿皮亚的厚重翻译法对文化负载词在翻译中存在的文化损失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偿。　　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很多独一无二的文化面临着更多挑战，尊重文化差异，唤起全球人们对原语文化内涵的尊重，才是我们现在所应有的态度。而翻译的对话性从某种程度上说，可以达到尊重弱小文化，维护文化多样性的目的。

黄凤
《孙月峰先生批评史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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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史记》评点研究正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史记》评点的个案研究仍然很不充分，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相关研究仅仅集中在文学史中最有名气的学者上，如归有光、茅坤等人的评点，而对文学史之外的其他评点作品，较少有人涉足;二是研究角度比较单一，前人相关论著对评点中的重要文学范畴研究不够充分。本文选取明末评点大家孙矿的《孙月峰先生批评史记》（下简称《孙评史记》），通过研究其评点特征、评点方法、文法特征和评点范畴等四个方面，探究孙矿对《史记》评点作出的贡献，展现孙矿的评点成就与文学思想。　　第一章介绍了《孙评史记》的概况和特征。主要介绍了孙矿的家世、生平，认为良好的家世家风培养了孙矿对文学的兴趣和乐观豁达的性格。本文对《孙评史记》的版本、写作时间及思想背景亦作了一番考察，孙矿一生中多次评点《史记》，此书反映了他早年崇尚气势的文学思想。评点特征方面，总结了评点语言生动形象、评点内容广泛、重文章之法，轻文章之义等四个特征。第二章分析了《孙评史记》中的两种方法——比较批评与源流批评。笔者认为孙矿的追溯对象和比较对象均为《左传》《战国策》《礼记》等书，可以看出孙矿的复古方向是先秦文学，复古的目的是从中习得为文之法。第三章研究《孙评史记》中的“文法”，包括“叙事之法”与“篇章字句之法”。本文通过深入分析，认为孙矿在《史记》修辞论、章法结构以及叙事方法的总结上均有个人创见。在文法分析的基础上，孙矿抛去了前人发掘史料、阐明史旨的做法，而是从艺术风格的角度考虑《史记》存在的意义，反映了他对《史记》文学价值认识的彻底性。第四章分析了《孙评史记》中的范畴，本文选取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三个范畴——势、调、味，主要分析这些范畴的生成演变与其在评点中的意义。通过对这几个范畴的运用，孙矿宣扬了对精腴简奥文风的追求，也显示了他对文学范畴的熟悉和风格趋向的变化。最后，结语部分对《孙评史记》作出了客观评价和总结。孙矿对《史记》的研究是比较细致全面的，最能够代表此书价值的部分，不在于前人所訾议的关于文章之法的评语，而在于他对《史记》所作的范畴批评，而且从这些范畴批评中可以看到孙矿文学观念的前后变化，反映了晚明主流文学派别之外的批评声音。

徐菁
《史记》讽刺艺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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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讽刺艺术的形成得益于先秦讽刺艺术传统，《诗经》的美刺和《春秋》的微言大义在讽刺主题、技巧、风格上给司马迁提供了借鉴，给《史记》讽刺艺术奠定了基础。另外，司马迁的人格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司马迁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奔放不羁的侠士之气，这些使他能够无所畏惧地秉笔直书;李陵之祸则给司马迁带来了敏锐深邃的眼光和清醒冷静的心态，这些使他能够深入历史真实，发现社会生活中丑恶黑暗的一面。正是先秦讽刺艺术传统与司马迁的人格两者有机结合，才形成了《史记》如此高超的讽刺艺术。　　《史记》的讽刺对象既有传统史官所关注的帝王将相，也有司马迁由个人拓展的社会风气。司马迁有着理想的政治模型和道德风范，当他发现社会生活与理想相悖时，就加以讽刺。帝王方面，主要讽刺了残暴不仁、不辨贤愚、刚愎自用、荒淫无度;将相方面，主要讽刺了僭恣、谄谀、苛酷;世风方面，主要讽刺了贪利、势利、嫉妒。　　《史记》的讽刺技巧非常巧妙复杂。为深入分析，本文引用了西方的叙事学理论，将《史记》的叙事模式分为主观说明叙事模式和客观呈现叙事模式，在主观说明叙事模式中，主要的讽刺技巧有：直接评议说明、各类人物代言、运用典故评论;在客观呈现叙事模式中，主要的讽刺技巧有：对比、反讽、影射、反复。　　《史记》的讽刺风格成熟稳健。它建立在忠实于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将强烈的感情倾向和道德评判隐藏于冷静客观的叙事中，在诙谐的表面下，有着浓厚的悲剧意味。

纪玉娜
试论语文教师的教育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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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语文教育正在接受严峻的挑战。语文教学效率不高，我们不能只一味地对其客体进行反思，而忽视了反思的主体一一语文教师。有些人己认识到教师素养是语文教学改革深化的关键，但他们大多关注的只是语文教师的语文专业素养，忽略了语文教师的教育素养。事实是，学者未必是良师。语文教师的专业水平高了，语文教育的效果不一定好。本文旨在探讨提高语文教师的教育素养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从而就如何提高语文教师的教育素养提出了一些设想。　　语文教师的素养主要由语文专业素养和教育素养构成。教育素养又主要包括教育观念与个性、教育理论知识、教育能力和技巧三方面。无论是从理论还是.现实的视角分析，对子我们当前的语文教育来说，提高语文教师的教育素养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从理论的层面来看，教育的本质和语文教育的言身规律都要求语文教师应不断提高自己的教育素养。同时，本文通过对笔者一次问卷调查、当前全国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优秀语文教师的成功经验、语文教师职业地位的提高等四方面对为什么要提高语文教师教育素养做了现实层面的分析。　　丰富的教育素养是一位合格语文教师的必备素养。但是，广大语文教师教育素养的缺失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①高师中文专业课程设置有误:②教师继续教育形式主义严重;③整个中国教育体制存在问题;③语文教师自身也存在问题。　　针对目前语文教师教育素养缺乏约原因，笔者对提高语文教师教育素养的方略提出几点构想:①改革日的教育模式的弊端;②改革高师中文专业教育;①改革教师继卖敦育;④加丢读书、科研与教学的结合;③培养崇高而朴实的职业理想。

邓水平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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