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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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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人李石研究

学术论文

李石少负才名，出主石室，就学者如云。九岁举童子，后在其父嗣宗的言传身教和母族子弟间自相师友的学术氛围下，虽仕途坎坷，三召三逐，却终其一生致力于学术和教育事业。李石以元祜之学为先导，以《春秋》和《周易》为本，网罗百氏、出入六经，成为南宋前中期蜀学名士。知几一生著作颇丰，诗词文兼擅，他的文学创作和学术思想对后世具有一定的影响。但目前学界对李石的研究多集中于其经学成就之上，对其文学创作的关注度还远远不够。本文拟对李石及其家族的生平事迹、李石的文友交游圈等进行系统考述，通过知人论世与考证辑佚相结合，对李石的文学创作、思想观念等进行解析，这对弥补南宋文学研究的空白有一定的意义。　　本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考证了李石的家世、生平、师学和著述情况。重新考证并补充了李石的家世情况，通过对李石家世的系统梳理，首次考证出李石弟“云巢子”非李石仲弟李占，而应为李石三弟李召。通过对李石的生平、家学业师的考索，揭示了二者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并再次对李石著作进行系统的考证辑佚。第二章梳理了李石的文学交游情况和学术思想，揭示了李石所交往的陆游、周必大以及眉山苏氏、华阳范氏等家族圈对李石文学思想和观念的影响。并对李石的哲学思想和文学思想进行论述。后三章侧重于李石的文学文本研究，逐一系统地剖析、论述了李石的诗、词、文等文学创作特征。李石的诗早期激昂洒脱、纵横跌宕又有着较强的入世思想，与其晚年的平易旷达诗风颇异。其为诗尊杜甫、苏轼，与南宋中早期诗坛普遍风气融合。且其诗多题咏、赠别之作，喜用组诗，其中以“扇子”为主题的三组大型组诗堪称李石诗歌中的精品佳作，语言优美，清绝可画。李石的词风近似贺铸，兼有柔媚和清旷两种词风，既有以女性为主人公，表达闺怨、相思、伤春的“爱情”词，又有以自我为主体，表现现实生活和个人情感的“性情”词。好以古语入词，并喜化用前人诗词句。李石的散文数量众多，且诸体兼备，好发议论。不论是奏议类散文，还是日常应用文，都具有比较强烈的个性色彩，以表达自我思想和情感为主。　　文末附录《李石年谱简编》和《方舟集》文体分类统计表。

方俊
论傅山的荀子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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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第一个黄金时代---百家争鸣。秦灭六国,全国趋于统一,出生在此时期的荀子独具慧眼,首先看到统一的趋势,对诸子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整合和超越,最终成为一位融汇百家式的人物。但荀子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儒家之学中的歧出,不受重视长达两千多年,在中国哲学史上也饱受争议。到了明末清初,一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及其尖锐的时期,实学兴起,荀子的富国思想、天人观、人性思想等才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傅山是明清时期开创子学研究风潮的代表人物,他有着“经子平等”、“自居异端”的学术态度,自然而然的注意到了一直不受重视的荀子。他开始对荀子思想研究,论述其思想价值,对其思想进行整合并发展。本文主要采纳文献研究法,对傅山的《荀子评注》与《荀子批注》的主要内容做了介绍和梳理,并指出傅山思想在此基础上的发展和升华。其中主要就傅山对荀子思想的取舍及阐释作了分析和探讨。第一方面,傅山认可荀子“人性本恶”,并指出“人性本恶”与“人性本善”并非绝对对立,而后提出“圣人恶”观点;第二方面,傅山在处理天人关系上既认同“天人相分”也不否定“天人相合”,并认为正确理解人与天、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便可“万物皆足役”,两者是辩证统一的;第三方面,傅山反对荀子的认识论观点、对诸子学说的完全批判,他提出要餐采各家之长,平等看待诸子思想;第四方面,傅山从荀子的治世思想中发展出自己的“人无贵贱”的观点。最后一部分,本文就傅山对荀子研究进行了评价,指出其研究对当代的启示意义。从傅山对荀子研究中发现,傅山以自己的时代和社会特征来思考和关注荀子,以自己独特的阅读方式和研究方式来解读荀子思想。傅山的这种以时代精神关照传统思想资源的方法态度,对于新思想的开启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高倩
王维的隐逸思想对中国画审美趋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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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通过王维的隐逸思想探究传统中国画的审美精神,先从王维的隐逸思想内涵进行探究,其隐逸思想深受佛教、道教思想的影响,分别列举了唐代佛教与道教的几个重要思想,从中论述了隐逸思想中的“守静”“空灵”“虚无”的精神内涵及形成的思想渊源。王维以隐逸为主的精神内涵成为了他形成独特审美精神的主要原因,《山水诀》是流传王维的论画口诀,其内在精神内涵与王维的审美精神内涵相一致,从它的绘画方式的描述中窥探及分析出了王维的独特审美精神,即“情景交融”、“有诗意”、“意境美”和“禅味”等在画面中比布景状物更重要的精神趣味要求。从历代画论评述对王维的评价分析中,探究了历代审美精神的发展趋向。分别分析了晚唐、五代、宋代、以及元、明、清对王维的评价趋向,进而对中国画审美精神的发展脉络及过程进行了分析整理。分析了以王维为主的审美精神是如何与绘画的题材、技艺等相融合的,文中分别以董源、米芾、梁楷、牧溪、苏轼、倪瓒的绘画作品进行分析,对传统中国绘画“尚意”的技艺发展走向进行了说明,论证了王维的审美精神一直是在传承中创新并升华的。通过讨论王维隐逸思想的艺术精神内涵对现代其中一些艺术领域中思想的影响,其证明了王维隐逸思想的艺术精神内涵对我们的艺术创作与精神生活仍然具有启发意义。更多还原

钟伟伟
老子哲学与《伤寒论》辨证论治中整体观念及其思维方法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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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分析老子哲学思想的整体观念出发，对照《伤寒论》辨证论治中的整体观念，结合老子的整体观念，以及在此思维活动中运用的具体的思维方法，探寻这些思维方法在整体观念指导下《伤寒论》辨证论治过程中的体现。研究发现，老子哲学的整体观念与张仲景《伤寒论》辨证论治的整体观念有着很大的相关性。整体观念深刻影响并指导着老子的哲学理论形成与《伤寒论》辨证论治的全过程，同时在整体观念的指导下，老子的思维活动与张仲景《伤寒论》辨证论治过程中都使用了直觉思维、取象思维、收敛思维和否定思维。

邹晓明
六朝论语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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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保留至今的或完整或残缺的六朝时期几个论语学代表成果《论语集解》、《论语释疑》、《论语体略》、《论语义疏》进行纵贯式研究，寻绎其联系和变化的轨迹，归纳和总结论语学在第一个收获期的主要特点、重大成就及其在中国古代学术史特别是从“汉学”到“宋学”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一章，概括介绍论语学这一专名的文献依据，对张岱年先生主编之《孔子大辞典》所载现代学术意义上的“论语学”概念的产生时间提出质疑，认为该专名的使用不是始于1924年，而是始于1904年。对《孔子大辞典》界定的现有论语学内容存在的疏忽和不足从如下三方面作了充实和补充：一是《论语》的得名和内涵;二是《论语》作为“语”类著作的文体特征;三是在通行文本形成之前，《论语》的存在方式。在与“孔学”、“儒学”、“经学”的联系和区别中，廓清了论语学的内涵与外延，对论语学作了新的界说。同时提出了“前论语学”的概念。第二章，将六朝论语学的发生、发展与成型、成熟置于六朝思想文化的宏大背景下，在对六朝思想文化深入细致的分析中，凸显六朝论语学的特质。首先，对“六朝”作了新的界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文化六朝”这一新的概念，认为文化六朝所指称的不再是几个王朝赖以立足的地理方位，也不奔是几个王朝得以存在的政治权力，而是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由若干王朝连缀而成的历史区间，其实质是以思想文化而不是以政治制度来体现的。其次，从学术、哲学、思想三个方面分析六朝思想文化的特点。最后，分全盘否定、公允中和与全盘肯定三派说明学术界对六朝思想文化的认识和评价。第三章是对六朝论语学的第一个集大成著作《论语集解》的综合研究。一是分否定评价、中性评价和肯定评价三个方面，对环绕何晏在生活、政治、学术等方面异常纷纭的认识和评价，作了细微的分析和全面的清理，力图还原何晏的真实形象，并恢复其在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二是厘清了文献关于《集解》作者记载的混乱和偏失，初步认定《集解》的作者仍应以何晏为是。驳正了《集解》成书时间过于笼统和过于具体的说法，提出《集解》成书时间当在公元236年至249年这13年之间的论断。三是从两汉六朝社会背景、学术转型、阐释方法的嬗变、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学术自身的发展、曹魏政权的人才制度等若干方面详细探讨了《论语集解》产生的原因与背景。四是以元覆宋本《论语集解》为蓝本，针对《中国丛书综录》关于《论语集解》记载失误展开考论，从三个方面纠正了《综录》的失当与错误。第四章是对《论语集解》的专题研究。在对《集解》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广泛征引古今中外宿彦今贤的论语学成果，对包括何晏在内的《集解》所收八家注进行逐一研究，全面归纳和总结《集解》的特点、价值及其在论语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与此同时，还爬梳和讨论了从汉儒到六朝学者论语学研究的因革创变，并通过论语学研究这一侧面分析和探讨了中古学术转型的方式与规律。第五章对六朝论语学史上具有鲜明玄学论特色的两部著作——王弼的《论语释疑》与郭象的《论语体略》作平行研究。勾勒了从汉儒经验论阐释方法到玄学家本体论阐释方法的演变过程，积极评价了玄学本体论在儒家思想实现创造性转化中的重大作用，充分肯定了玄学在中国学术史尤其是六朝论语学史上的独特价值。第六章是对六朝论语学的第二个集大成著作《论语义疏》的研究。一是从梁武帝的文教政策、六朝思想文化的会通融合、经学自身的发展变化、异质文化的交流及其相互影响等若干方面探讨了《论语义疏》产生的原因与背景。二是归纳了《论语义疏》的五种体例。三是研讨了《论语义疏》在思想、文本、语言等方面的价值。四是从全部经学史、中国古典解释学、论语学史和一般学术史四个角度描述《论语义疏》的地位与影响。最后是对张之洞、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关于《论语义疏》记载失误进行考论，说明《古经解汇函》本及知不足斋丛书本《论语义疏》在版本方面的粗滥和芜杂。

宋钢
冯至《杜甫传》的整本书阅读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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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以福建省厦门市某高中高一(2)班的49名学生为实践对象，开展冯至《杜甫传》的整本书阅读教学研究。本研究让学生整本阅读冯至的《杜甫传》，同时结合萧涤非《杜甫诗选注》进行阅读，旨在让学生走进杜甫，鲜活地感受其人其诗，同时为往后的人物传记阅读和诗歌阅读打下基础。这也是高中语文整本书阅读教学的一次大胆尝试，是对高中语文新课标的“整本书阅读与研讨”学习任务群的落实。本论文主要从以下五个部分展开研究:　　第一部分为绪论，阐述本文的研究对象与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　　第二部分是《杜甫传》的整本书阅读教学设计。该设计以人物传记三要素、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和“整本书阅读与研讨”学习任务群作为教学设计的依据，从知识积累、精神成长、策略建构和能力提升四个维度来定位教学目标。学程设计分为导读自读、专题研讨和内容统整三个阶段，以高考六层级阅读能力作为测评方式。　　第三部分到第五部分，根据学程设计的三个阶段进行《杜甫传》整本书阅读教学实践。　　第三部分是《杜甫传》的导读自读阶段。笔者先用一课时的时间从“杜甫很忙”事件导入，吸引学生真正走近杜甫。再用两周半的时间让学生在课下自主阅读冯至《杜甫传》和萧涤非《杜甫诗选注》，在自主阅读的过程中真正走进杜甫。同时又设计阅读任务让学生思考，避免学生陷入盲目阅读。　　第四部分是《杜甫传》的专题探讨阶段。专题研讨1“杜甫的生平”探讨了杜甫的亲人圈，设想了杜甫的朋友圈，绘制了杜甫的人生足迹图，填写了杜甫的为官生涯表格，在有意思、有意义的阅读活动中梳理杜甫的生平。专题研讨2“杜甫的诗歌和人格”先借助阅读材料评价了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杜甫的诗歌被称为“诗史”，主导诗风是沉郁顿挫，杜甫的诗歌又是集大成的、众体兼备的。接着，按照杜甫生平四个分期分析了杜甫的人格:早年的杜甫是聪慧可爱、浪漫豪放的，中晚年的杜甫是忧国忧民、仁民爱物的，不乏人情味和幽默感。　　第五部分是《杜甫传》的内容统整阶段。先让学生讨论杜甫纪念馆的选址问题，分析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选址的合理性。而后在课堂上以图片的形式带领学生虚拟游览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让学生调动自己对杜甫的所知所感来理解和分析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的雕塑、匾额和楹联等，在真实的应用情境中融汇学生所学知识。

李菁菁
《庄子》阐释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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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拥有源远流长的经典解释传统，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对本领域的几部经典的解释一直代代相传，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经典阐释活动。在古代经典阐释活动中，《庄子》阐释是颇具代表性的个案。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阐释者，对《庄子》的阐释也不尽相同，正是由于阐释者们颇具特色的解释，才使得《庄子》广为流传，并对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庄子》阐释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理论课题，因此，本论文选取《庄子》阐释史上五位代表性的人物及其解庄著作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并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探讨《庄子》阐释差异的原因。《庄子》阐释之所以代不乏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庄子》文本的召唤性，正是《庄子》文本的召唤性吸引了历代阐释者。本论文首先对郭象与成玄英在《庄子》阐释上的差异做了深入探讨。由于二者所处的阐释处境及阐释身份的差异，导致了他们解庄目的的不同，因而他们的解释也呈现出迥然有别的特色。郭象处于魏晋嬗变时代，出于调和儒道的目的，他对《庄子》进行创造性误读，借助注庄建构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成为《庄子》阐释史上开风气之先的人物。

孙红
《探寻宇宙和规范世界：<易经>和它在中国的演进》（第7、8章）翻译实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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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中西文化有着霄壤之别，这两者的交流以及冲击也从未止息。从古代时期外国使者向中国朝拜，为中国文明而惊叹不已;先进的西方工业文明使没落的中国向西方列强低头;到各个国家与新成立的中国陆续建交。数不胜数的中国与外国学者为研究对方的文化而兢兢业业。本次翻译活动的原文本名为FathomingtheCosmosandOrderingtheWorld:TheYijing(I-Ching,or Classic of Changes)andItsEvolutioninChina(《探寻宇宙和规范世界：<易经>和它在中国的演进》)，作者为司马富(Richard J. Smith)。本次实践报告将会从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下的几条翻译理论来评析本次翻译活动，同时，提到了奈达有名的翻译步骤，即分析、转换、重组以及检验;理论下的分析可以分为任务分析、翻译过程分析、理论分析、案例分析以及翻译实践总结五个部分，最后主要讨论的问题是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是什么，以及可以用哪些翻译技巧可以实现词汇对等、语句对等以及篇章对等。最后的结论是对等并不是逐字逐句的对应，意义功能的对等才是译者首先应该注意的。

王鲜鲜
从中国古代诗歌文化意象翻译看异化与归化 ——以《诗经》为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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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璀璨辉煌，源远流长。中国古代诗歌一直都是中国诗学、文学和文艺理论研究的热门话题。随着近些年国家的日益强盛和全球化的日益加剧，对中国古代诗歌的研究也成了翻译研究的热点之一。而隐藏在其中的文化意象研究更是成为了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诗歌翻译的重点和难点。如何更好地翻译古诗中的文化意象以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传播与沟通？不同的学者各有不同观点，这也成了翻译界极具争论的话题之一。关于翻译策略的选择，文化差异问题通常采取异化和归化两种不同的策略。异化尽量采用靠近源语言文化的表达方式，旨在最大限度保留原文的本色与异国情调，是一种以源语言为归宿的翻译策略。与异化不同，归化尽量采用靠近目的语文化的表达方式，使译文读起来流畅通俗，适合目的语读者，是一种以目的语为归宿的翻译策略。两种翻译策略各有其特点与价值，同时也各有优缺点。我们不能片面地强调其中一种而忽视另一种，而是应该展开辨证地讨论与研究。近些年有学者提出了杂合理论，主张在翻译中将异化与归化结合起来，在优化翻译效果的同时也缓和了两种不同策略间的矛盾。本文首先介绍了诗歌当中文化意象翻译研究的背景与现状，以及文化意象翻译的意义和重要性，引出异化和归化两个传统的文化意象翻译策略以及近些年不少学者提出的杂合理论。针对翻译界对两种策略的热烈争论，通过详细分析两种策略在翻译中各自存在的优缺点及对比研究其实际作用，笔者认为要做到既要保持原作的异域风情，又要照顾目的语读者感受，两种翻译策略的结合使用才是最终的选择，也就是笔者所提倡的杂合理论。异化和归化不仅仅是两种矛盾的翻译策略，他们之间更是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联系。最后本文以中国著名的古代诗歌集《诗经》为个案，通过对《关雎》与《蒹葭》其四个译本的对比研究以及著名诗句的研究，得出重要结论：中国古代诗词的意象翻译不应该一味使用异化或一味使用归化，将两种翻译策略结合起来的杂合理论才更能满足当今时代对翻译的需求。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中国古代诗歌的文化意象翻译当中，异化与归化都能在目的语与源语言文化中完成各自使命，因而各有其存在价值;但同时它们又由其不可避免的缺点。只有采用杂合的理念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扬长避短，更好地促进东西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李君
冯家福和简·英格里希合译《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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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对外的文化交流亦日趋深化,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学作品,增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成为时代的呼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桥梁,应为中国文化和文学作品“走出去”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道德经》作为中国道教文化的奠基之作,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海外流传广泛,自16世纪起,开始传入西方,并于20世纪在英语世界获得广泛关注,此时大量《道德经》译本在美国出版。在众多译本中冯家福(Gia-fu Feng)和简·英格里希(Jane English)合译的《道德经》获得盛赞,该译本及译者在中国国内知名度不高,相关研究亦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文化转向”以来,关于翻译的研究不再局限于文本本身,转向跨文化交流的层面,更多地关注译本在受众中接受度、所产生的影响和传播效果等等。译介学的研究也愈发走进人们的视线。本文以哈罗德·德怀特·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的“5W”传播学理论为基础,从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的五个角度,对冯家福和简·英格里希合译《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情况进行分析。在译介内容部分,通过比较《道德经》的不同译本,研究了冯家福版本《道德经》的翻译策略,总结冯家福译本取得成功的经验,对当前对外译介工作提供借鉴,希望以此促进中国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更多还原

李思佳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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