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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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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德经》中“道”的层次性对学校德育目标分层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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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是我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的著述。可以说是道家文化的集大成（者），更是中国哲学的开端。其内涵丰富，言语精炼。全文虽仅有五千言，却尽含治国，修身等诸多文化精髓。而纵观《道德经》全文，可以看到“道”这一核心概念范畴是贯穿了文章始终的。老子在《道德经》中关于“道”的观点具有多结构性和多层次性。因此，学者们对于“道”的理解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至少有一个观点是受到古今中外学者的普遍认同的。那就是“道”是道家文化中人们追求道德修养的制高点。而我国学校道德教育的理想目标是培养学生成为具有共产主义奉献精神的至圣、至善的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二者具有一致性。而“道”的观念中“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不宰”。要“知常容”、“利而不害”等对得“道”之圣人的要求，也与我国学校德育目标对学生最终要求紧密契合。但是，我国学校的德育目标在经过多个时期的系统改革之后，虽然有很大改善，但是除了学校德育目标内容设定不够完善以外，教育本身所具有的滞后性特征也使得学校德育目标始终难以摆脱实效性差的诟病。这就要求必须要对学校德育目标进行分层，因为只有多层次德育目标的设定，才能对德育目标进行多重阶段检测，并通过提高德育目标的层级序列性来促进学校德育的实效性。因此，深入分析《道德经》中“道”的德性层次划分，将其充分运用到学校德育目标层次设定的过程当中。努力为学校德育目标的序列性层次划分提供借鉴。　　本研究将重点分析《道德经》中关于“道”的内在结构及其德性层次的划分，尽力根据对《道德经》原文内容的理解还原老子关于“道”的本来思想，及其内在层次性。在了解当代我国学校德育目标现存问题的基础上，找到德育目标层次划分与“道”的德性层次划分的契合点。从而为学校德育目标的层次划分提供合理性建议。为提高学校德育目标的实效性提供一定程度的有效借鉴。基于此，本研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重点运用历史文献法及文献分析法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首先，以高明著《帛书老子校注》为原本，并结合现代学者关于《道德经》的不同著述，在尽力还原《道德经》原文的基础上，从德性分析的角度分析“道”的内涵及其层次的划分。挖掘“道”的不同德性层次分别具有的内涵与特征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其次，从实际出发，在分析当代我国学校德育目标客观分层的基础上，针对德育目标的学段分层分析各个学段德育目标内容的设定，归纳德育目标学段分层的现存问题。　　最后，根据学校德育目标设定的多重依据及《道德经》中“道”的德性层次划分提供的借鉴，针对学校德育目标的学段分层提供合理化建议。

何会元
《金刚经》译文研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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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以姚秦鸠摩罗什《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隋笈多《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唐玄奘《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三部同经异译佛典为研究对象，将三本译经与梵文原典逐字逐句进行对勘，通过对三本译经的语言与梵文原典的语言的分析比对，从外来词构成、词汇训诂、语法问题和译经特点四个角度来分别考察《金刚经》译文中一些语言现象，冀能藉以将《金刚经》语言研究进一步铺开。　　我们总结了汉译《金刚经》外来词的构成。虽然不同译者的翻译偏好不同，意译仍然是翻译外来词最主要的方式。同一个外来词，它的意译词往往比音译词更具流传性。这大概是因为汉语是单音节语素语言，这些单音节语素具有极强的构词能力，同时单音节语素作为发音单位，不适合读冗长拗口的音译词。所以对于外来词来说，意译比音译更容易被人们理解并接受。　　我们就关于《金刚经》梵文原文的一些训释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结合另外三译《金刚经》，我们发现本文考察的三版译经中，有些地方是训释得欠妥的，有些地方是训释得违背原经本意的。我们认为佛经翻译要顾及教义，不能望文生义，不能自相矛盾，更不能盲从前人。我们根据对梵文原典的仔细考察，指出并纠正了《金刚经今译》和《汉语大词典》的一些错误注解。我们只是提出问题，为解决问题开了先路。　　梵语和汉语是两种结构类型截然不同的语言，汉译佛典在将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的过程中，自然而然要受到这两种语言的双重制约。一方面，它必须做到忠实、可信，不能违背原经教义，另一方面，它还必须斟词酌句，系统地规律地将原经语言转换为受众熟知的语言。这种译经语言的系统性或规律性体现在汉译佛典对梵文词汇、语法的对应关系上。我们初步挖掘了《金刚经》译文中的一些梵译汉的语法对应标记，揭示了一些特殊的语法现象，并针对前辈学者相关研究中的不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本文重点考察的三本《金刚经》译文，译经风格迥异，各有优点缺点，本文就此分别给予了分析。总的来说，罗什学习和迎合了秦人好“简”的心理，经文比较地好读，但也由此导致了遗漏经文，原文内容的整体性有所损害。他仅仅是做到了易于理解，不失大意，并没有达到完全信实的目的。笈多译文从头至尾秉承一个“直”字，译文一字一句都和原典绝对对应，简直就是汉语版的梵文本《金刚经》，做到了“信”，但是这个“信”，是以牺牲文意通达为代价的。玄奘译文基本忠实于原文，内容详尽无缺。然而他为了解经的需要，把自己对经文的认识强加到原文中，对原文进行自我演绎，这种增译现象是玄奘译文的硬伤，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信”，有矫枉过正之嫌。

李缅艳
《老子》自然观的生态伦理意蕴及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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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全球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严峻时期,我国积极寻求新的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发展的理论及有益经验,来指导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以保证我国经济建设的顺利开展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传统文化中的《老子》以其独特的生态视角和伦理理念,为苦苦思索改善生态环境秩序的中西方学者和生态学家所侧目,同时为我国应对当前生态难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此,我们应积极探索《老子》中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使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发挥其特有的时代价值。“道法自然”、“自然无为”、“见素抱朴”是《老子》中最为突出的有关自然观的论述,《老子》把整个世界看作是一个不断循环的生态系统,并把自然界这种天然的循环状态视为人类社会所追求的理想发展模式,顺应自然变化的规律,主张“道法自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根本在于遵循自然发展的规律,人类应效法“自然”对待万物的方式,尊重自然,不肆意妄为,实践“无为”。同时,为保持人性的质朴本质,减少私欲,珍爱与尊重生命,最终实现自身价值。《老子》的自然观在某种程度上与现代生态伦理学所追求的生态价值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注重生物的多样发展,一定程度上是对自然生命价值的肯定与敬畏。善待自然,既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对自身道德良心的尊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自然和平演变的法则,也是人类持续生存发展的保证。适度消费不仅是对人类行为准则的规范,同时是为减轻环境承载力所作出的努力。因此,面对当今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老子》丰富的生态智慧对于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对于引导全社会培育绿色发展理念,重构人与自然关系,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理想状态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赵慧
《诗经》饮食之象文化功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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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时代，先民很早就开始注意到饮食器物与食品的搭配，《诗经》中的饮食之象也就表现出其特有的文化功能。中国古代文论注重具象与意象的描写创造，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既注重具象也重视意象，随着历代文人文学追求的不断提高，以及文学理论的日臻完善和成熟，形成了以意象为主，具象与意象共同发展的文学审美格局。　　《诗经》的饮食之象的研究中，食物之象虽为主体研究对象，但是食器和饮酒也是饮食文化中不可忽视的两种意象，需要单独列出加以详细的研究。先民们制作各种精美的器具来盛装不同的食品，除了在日常生活中作为炊煮器，在祭祀活动中还要作为礼器存在，更是在宴饮活动中彰显主人的身份地位、烘托现场的隆重气氛。　　“酒”是传情达意的媒介，在祭祀和宴饮活动中，先民借酒寄托自己的情感，通过酒传情达意，酒在社会活动中成为重要的精神桥梁，超越了自身的物质局限，幻化成影响中国社会几千年的精灵，形成了博大精深的酒文化。而《诗经》中的酒便是这一切的源头与开端。　　《诗经》中的饮食之象蕴含了丰厚的文化功能，爱情、亲情、友情等众多情感借助意象阐发，变得更加生动活泼。并且饮食之象具有多重政治功能，或褒美或讽刺，达到“观风俗，知得失”，维护阶级统治的目的。　　饮食之象众多并且涉及祭祀宴饮多种场合，饮食之象贯穿其中，变成了传情达意的载体。随着先民审美水平的不断提高，饮食器物日渐精美对于推动饮食雅化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并且促进了饮食“和”观念的发展。

王云云
欧阳修《诗本义》诠释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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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的《诗本义》是中国诗经学史上的一部力作，它打破了汉唐诗经学权威文本的垄断地位，开启了诗经学史上的疑古之风。本文拟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欧阳修《诗本义》诠释思想的创新之处进行挖掘和归纳，并且尝试借鉴现代西方诠释学的观点和方法，主要是西方关于文本诠释有效性的论述，初步研究欧阳修的“本末论”和“人情论”对增强文本诠释有效性方面的贡献，进而探索《诗本义》在诗经学史上的创新意义。本文内容主要包括引言、四章正文和结语。引言介绍建立中国解释学的一些观点，并介绍欧阳修诗经学的研究现状，提出本文的研究任务，即通过东西方诠释思想中关于文本诠释有效性的汇通研究，探讨欧阳修《诗本义》诠释思想的创新之处。第一部分论述欧阳修《诗本义》内容的创新之处及《诗本义》的产生背景。《诗本义》内容的创新之处主要是“本末论”和“人情论”。《诗本义》的产生背景主要从政治文化背景、学术背景、欧阳修的人事思想和历史观来论述，这三部分构成了欧阳修诠释《诗三百》的前理解。第二部分论述欧阳修的“本末论”。第一，欧阳修“本末论”巨大的开创意义和进步作用在于，他强调诠释《诗三百》要以文本为依据，这就对文本诠释范围进行了很好的界定，有利于增强文本诠释的有效性。第二，欧阳修从《诗三百》文本出发，对毛郑的过度诠释进行分辨，以说明哪些是“衍义”。第三，欧阳修“据文求义”本源于孟子诗论中对上下文的重视，经过唐代的“观文而说”，到欧阳修才明确地将其作为诗经学中的一个诠释方法。第三部分论述欧阳修的“人情论”。第一，欧阳修的“人情论”的诠释学意义在于，《诗经》的作者开始被界定为普通人，因此诠释者可以通过心理诠释的方式来探讨诗意，因为古今人情不远，人性相通。第二，欧阳修“以人情推究诗意”，辨别出毛郑诠释中的谶纬之说，提出“淫诗说”，还推究了作者的创作心理。第三，“人情论”与孟子“以意逆志”的论诗方法，有着很密切的渊源关系。第四部分以《静女》为例，说明欧阳修对毛郑“过度诠释”区分和辨别的合理性。结语：虽然欧阳修的诗经学研究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他的“文本论”和“人情论”却在历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杨丽萍
苏轼的时间意识与其文学创作的美学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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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一个亘古的话题，它包含着永恒和无限。时间意识是一种生命的感觉，是一种存在的体验。苏轼对于时间的感知历经了一个动态的过程，他既认识到了时间的有限性，更超越了中国人在时间问题上的恐惧和忧患，表现出时间的一维性、时间的无常性、时间的无时间性和时间的瞬息永恒性。他消融于山水，自失于时间，进入澄明而无限的时间流，进入生命存在的绝对自由的空间，而他的文学创作在其时间观的影响下成为其把握当下生活的诗意存在状态的直观。有着独特人生经历的北宋文豪苏轼，在许多作品中都表现出“时间”这一传统的文学母题。本文从时间的解析开始，透过苏轼的时间意识，来观照时间这一元素在苏轼文学创作中的影响。全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时间和时间意识的缘起，第二部分分析苏轼独具特点的时间意识，第三部分将从时间意识对其文学创作主题和创作原则的影响两个角度进行分析，来透视时间意识对苏轼文学创造的深刻影响。

明雅妮
李白诗歌与上清派关系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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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盛唐众多的道教派别中，上清派无疑是影响最大的一派。从李白的交游、政治思想，特别是诗歌创作所受的道教影响来看，诗人和上清派的关系最为密切。而上清派对其诗歌的影响主要表现有三：一是意象来源，如女仙意象、自然意象等，悉可从上清派的存思对象中找到直接依据;二是意象组构方式和上清派的存思方法相类;三是诗歌中的时空观亦留下了上清派的存思术的深刻印记。由此考察李白诗歌，将为进一步深入解读李白诗歌，尤其是道教类诗歌提供一个全新的途径。

王镇宝
论荀子“化性起伪”的法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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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法并重、隆礼重法的思想自荀子始，奠定了两千多年中华法系的思想基础。一个影响中国法治进程两千年的思想家，无论社会现实发生多大的变化，他的理论终究有其独特的现实意义。荀子，是传统中国法律思想史上不可忽视的伟大思想家，其理论研究即使在现代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课题。荀子立足性恶，援法入儒，很大程度上是儒家学派为了契合时代，积极入世的一次理论尝试。化性起伪思想作为融合礼法最重要的桥梁，依此，荀子为天下治乱开出了“隆礼重法，教‘化’天下”的药方。通过对化性起伪思想的研究，明确荀子理论架构的真实目的，旨在跨越古今中西之辨，还原其本来面目，唯有如此，才能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真正实现对旧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本文共分为六部分：　　第一部分引言是有关荀子及荀学研究的概述。该部分简述了荀学的历史沿革和现实评价，指出无论褒贬，学者们得承认他的理论对中国古代的礼法制度的形成，起到了奠基的作用。进而笔者主张对历史人物及其思想进行研究,态度上就必须更加谨慎，应抛开先验的价值观差异，立足于特定的历史背景，追寻其思想的原意，给予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此外，笔者在这一部分还简单介绍了本次研究的现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交代了研究的思维脉络，以及对研究的现实期待。　　第二部分是荀子化性起伪思想的相关介绍，按荀子生活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渊源分析和荀子化性起伪思想的意义几个方面，介绍了荀子化性起伪思想的渊源、对旧学说的反动、以及其理论的创见，认为荀子化性起伪思想对中华法系礼法结合传统的建立提供了逻辑基础。通过对历史的梳理，笔者认为，荀子性恶论的提出，具有充分的现实依据，是为了弥合“性善论”与法家思想、乃至整个社会环境难以契合的现实困境，可以称为学派领袖对学派的自我救赎。一方面化性起伪思想为儒家的根本——礼义教化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另一方面为礼法融合做出了一个最重要的理论铺垫。在变法强国逐渐成为全天下共识的情况下，荀子不再固守轻刑的立场，积极从理论层面调和二者。性恶论的开创，不仅是作为一家之言来融合礼法于一炉的首次尝试，更是作为儒家学派代表的荀子与儒家、法家旧学说的理论争鸣。儒家思想到了荀子这里，便如同蚕蛾蜕壳般破蛹成蝶。化性起伪的提出，为后世两千多年的礼法合一的政治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部分笔者根据基于荀子的著述，对化性起伪思想基本原理的分析，力图厘清荀子化性起伪思想的脉络，对性、伪概念的具体展开，参考荀子对孟子性善论的批判，引出化性起伪思想的最终目的，了解荀子理论中内圣外王之道。通过对荀子制度设计和礼法关系的分析，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荀子式的“理想国”。　　第四部分是荀子化性起伪思想的历史影响，包括后世一些思想家对荀子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礼法结合的主张，并未在荀子的时代立即就得到实现。直到后世，经由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倡，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礼法结合的政治格局才得到正式确立。荀子的思想经过由汉到唐的继承发展，延续着以礼入法的法治进程，礼义对国家法律作用越来越重要，故而作为中国传统立法最高峰的唐律，后世评价为“一准乎礼”。到唐中后期，由韩愈确立性善论的道统，经过宋儒的持续贬抑，荀子的学术地位一落千丈，宋儒将礼法统摄于天理之下，为严刑峻法披上了礼治的外衣。明清高度的君主专制，使得礼法融合的模式日趋僵化，礼教不但沦为了束缚人心的工具，还演变成残害人身的依据，与此相适应的，学术的研究也日趋晦暗。　　第五部分是对荀子化性起伪思想的反思。首先，是思想界、法学界前辈对化性起伪思想的思考，从法律思想史层面对荀子理论的认识，反思荀子理论真实的价值。然后，通过笔者个人观点，分析化性起伪思想的现代价值，并指出其理论偏向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展望其研究应用的未来，并相应提出个人的建议。　　第六部分全文的结束部分，对本文进行简要总结，笔者相信对于荀子理论的研究，最终不会仅仅停留在制度史和思想史的层面，旧的制度固然已经衰亡崩溃，但荀子思想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仍然以法律意识的形式根植在人们心中，是中国现代法治建设中不容忽视的一项内容。

潘昱
白族语《黄氏女对<金刚经>》研究——民间经典口头长诗的文学释绎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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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民间歌谣研究，由于语言方面的障碍，多数以汉译本为研究对象，这样的研究往往只能针对作品的思想内容，而无法真正触及作品的艺术性。《黄氏女对<金刚经>》是口头白语文学中的经典，主要流传于大理白族地区，是当地迄今所见的最长叙事性诗歌，同时也是最具有白族文学特征的作品。本文以白族语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调查和文本细读相结合方式对其进行文学分析。　　本文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导论和前三章的内容，目的是为第二部分的研究奠定较为合理、坚实的基础。考虑到该作品在非白族地区并不常见，于是在导论部分首先简单介绍了该作品的主要故事内容。然后对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进行了适当的说明。特别强调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翻译问题，对“译本研究”和“原作研究”进行了区分，肯定了两种研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但最关键的是不要将译本研究等同于原作研究。第一章大致回顾了该作品主要流传地——剑川县——白族歌谣的搜集整理工作，设计了一种对后世较为负责的搜集整理方案。其中隐含的主要目的则是确立本文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立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以及研究首先应该服务于当地文化共同体保存、整理、使用自己的文学，然后才是文化交流和推广。第二章对剑川县白语歌谣状况进行了介绍，呈现白族《黄氏女对<金刚经>》在当地文学中的经典地位和经典身份。第三章从宏观上介绍了田野调查和资料搜集中寻获的若干白族《黄氏女对<金刚经>》版本，它们是本文主要的研究材料。并考证了白族长诗与汉族宝卷之间的影响关系，认为白族长诗的创作受到汉族宝卷的影响，但已经是一种全新的创作，而非对宝卷的改编。　　第二部分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其中第四章采用了一种符合“经典身份”的方式，把白族语《黄氏女对<金刚经>》根据格律和内容划分为十五小节，进行分节细读。对作品涉及的民俗事项、语言难点以及特殊器物等进行了疏解，标注作品涉及的格律，指明译文和原文之间的差别，并对作品的局部文学效应进行了分析，每小节还单独设立一个文学分析式的总评。艺术性往往体现在局部细节上，尤其在诗歌中。而第五章则属于作品的宏观文学分析，首先以四节内容分别从情节冲突、比较、悲剧以及“复调”角度，对作品进行解析。第五节宏观概括了作品的“经典性”。

赵一平
《集王圣教序》与《集王金刚经》形式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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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行书碑刻的数量庞大，其中尤其以集王行书碑刻最为出名。《集王圣教序》与《集王金刚经》就是处于这一时期的两个集王行书碑刻，而他们之间的艺术性与历代的评价几乎是一边倒的赞美前者而鲜有论及后者。同为集王字，却有如此不同的历史地位，这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已有的资料显示大部分研究者的重心都在于厘清拓本之间的差别或单独聚焦于《集王圣教序》，少有人论及造成两碑不同的历史评价的原因，更少有研究两碑之间形式感的差别或相似之处。而厘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对他们的形式语言进行分析总结，相信会对我们的书法创作有一定的帮助。

陈惊雷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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