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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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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论视角下唐宋词中叠词的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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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可谓是中国的世纪,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对21世纪世界的发展进步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事实证明也是如此。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典籍的可译性,翻译界一直给予关注。一直以来,中国都以其浓厚的民族文化底蕴闻名于世,而中国词可以堪称中国文化中的一枚奇葩,荡漾在中国文明历史的文化瑰宝之中,昭示着中华民族深蕴的文化信息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向世人呈现了一个毋容置疑的充满魅力、抒情性强和意境深邃的世界。中国的词是三千多年悠久文化与文明的结晶。叠词以其艺术表现力和蕴涵的深厚文化及情感内涵,可以称为是中国词这朵奇葩上的晶莹的露珠,因此,研究中国词中叠词的英译是一个迫切而现实的话题。叠字蕴涵着深厚文化及情感内涵,因而,对“词”中叠词的翻译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手段。然而,在跨文化交际的翻译过程中,由于中西巨大的文化差异,叠字的翻译上必然会有很大的困难。翻译上稍有差池,就可能会使目的语失去原语本身所带的文化色彩以及感情色彩等等,这样,译词读者也就不可能领略到原词读者阅读“词”时所领略到的中国词音韵、意境等韵味。本文的研究思路是：从叠词的分类、中西文化中叠词的异同点以及唐宋词中叠词翻译的研究现状出发,找出唐宋词中叠词翻译问题所在以及问题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唐宋词中叠词的翻译策略。首先,介绍叠词的含义、分类以及中西文化中叠词的异同点。然后,详细阐述本文的理论框架—目的论,主要围绕目的论的定义、特点、发展以及翻译三原则。最后本文的作者运用目的论研究其对中国唐宋词中叠词的翻译的指导作用并提出翻译方法,从而将目的论成功运用到中国唐宋词中叠词的翻译中,使得翻译者能够很好地弘扬中国古典诗词的文化,克服叠词翻译障碍难关,增强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诗歌文化意识。本文共包括六部分：第一章为前言部分,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目的以及研究的意义等。当今世界,国际化、全球化日益发展,国际间交流变得日益密切,中国典籍在国外读者中也是越来越受欢迎。本文通过对唐宋词中的叠字及其英译的研究,希望能够对中国古典“词”文化的向外“输出”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翻译的目的论不仅突破了等值翻译论或对等翻译论的框框,而且把翻译置于行为理论和跨文化交际的范畴进行研究,同时也强调了译者应该根据译文的预期功能或目的来决定自己的翻译策略。本文试图通过从目的论的翻译原则出发,研究目的论对唐宋词中叠词的翻译方法的指导作用。第二章为文献综述部分,主要介绍叠词的定义、分类以及中西文化中叠词的异同点,以及唐宋词中叠词翻译研究的现状以及翻译中的一些问题。叠字以其艺术表现力和蕴涵的深厚文化及情感内涵,因而,对“词”中叠词的翻译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成功地翻译唐宋词中的叠词是翻译界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虽然目前我国的研究者已经对唐宋词中的叠词做了研究,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第三部分为本文的理论部分。目的论（Skopos Theory）是在赖斯的翻译功能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翻译理论,是功能派翻译理论的核心。翻译目的论是将Skopos概念运用于翻译的理论,其核心概念是：翻译过程的最主要因素是整体翻译行为的目的。翻译的目的论不仅突破了等值翻译论或对等翻译论的框框,而且把翻译置于行为理论和跨文化交际的范畴进行研究,同时也强调了译者应该根据译文的预期功能或目的来决定自己的翻译策略,这一理论对于目的性很强的古典诗歌中的叠词的翻译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第四章为本文的研究方法部分,简要介绍本文所采用的分析方法、研究问题以及数据收集。第五部分为本文的主体部分。作者在此介绍在目的论的视角下,即在目的论三大翻译原则—目的原则、连贯性原则以及忠诚原则,如何选取对于唐宋词中叠词翻译的相关策略。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者不仅要充分了解到译文读者与原语作者与读者的认知语境的差异性,而且要对读者阅读译文了解译文的目的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假设,尽量在译文读者的认知范围内为读者创造出实现某种阅读目的的最佳译文。在这一部分,本文提出译者可以采取具体的翻译策略,例如直译、意译、略译、重复等等,在译文中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角色与作用,努力达到文内及文外的连贯性,使译文达到完美的妥善性。作者仔细研究讨论了在目的论的基础上,对中国唐宋词中的叠词进行分析,提出不同的翻译策略。第六章为本文的总结部分。首先作者对本文进行归纳与总结,提出本文的研究发现,其次指出本文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并为今后在此课题上的进一步研究提出建议。本文的主旨是：在目的论对翻译活动有指导作用的基础上,从目的论翻译三原则对中国唐宋词中叠词的英译进行研究与分析,并举例分析在目的论的指导下,中国唐宋词中叠词应该如何翻译达到最佳目的,本文作者希望对唐宋词中乃至中国古典诗词中叠词的翻译研究有所推进和起到一定的促进。

崔敬林
高中语文教材中苏轼作品的教学研究

学术论文

苏轼作为宋代文学代表人物之一,在诗歌、词作、散文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苏轼不仅在文学方面取得了后人难以逾越的建树,他面对苦难的旷达豪迈精神也影响了无数人。苏轼作品作为文学史上长盛不衰的经典,具有极高的价值,经常被选编到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语文教材中,尤其是高中语文教材中选编的苏轼作品更是经典中的经典。调查发现,当下高中语文苏轼作品的教学实践中还存在着些许不足之处,教学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本文以九个版本教材选编的苏轼作品的教学为研究对象,分析不同教材中苏轼作品的选编情况与创作特点,通过在课堂现场听课观察、向教师和学生分别发放问卷开展调查、研究名师相关课例、借阅一线教师教案等多种形式,尝试从多个角度归纳当前高中语文苏轼作品教学中存在的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等方面的问题,并根据教学现状进行多维度归因,针对问题归因提出相应的改进策略。本文第一章归纳了现存的统编版、人教版等九个版本的高中语文教材苏轼作品选编情况,分析了高中语文教材中苏轼作品的选编特点,根据课标要求并结合苏轼具体作品阐明其作品创作特点与教学价值。第二章通过分析调查问卷、教师访谈,发现当前苏轼作品教学中存在教师教学素养有待提升,苏轼作品教学方法缺乏新意,苏轼作品人文价值挖掘不充分,学生对苏轼作品学习兴趣不足等问题。第三章主要针对第二章的教学现状和问题归因提出改进策略,从教师提升教学素养、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重视挖掘苏轼作品的人文价值、学生积极转变苏轼作品学习观念四个方面提出改进策略。本研究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一线苏轼作品教学现状入手,根据当下教学现状所存在的不足,提出相应的改进策略,以期提高苏轼作品在语文学科中的教学效果,为一线教师教学提供些许参考。

苏月月
明代《论语》学诠释路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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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主流思想虽然是宋明理学，但是儒家传统价值观念有了新的发展，诸如经世致用之学的流行，三教合流及儒、佛的世俗化，儒学的平民化与教育的世俗化等等，这些主流思想和新发展在明代《论语》注本中常常有所表现，如此明代学者在诠释《论语》时便表现出不一样的路向。对于明代《论语》学诠释路向的研究，本文的切入点是“仁”“礼”“孝”“君子”“小人”，这并不是说诸如“义”“智”“信”等不能用来说明明代《论语》的诠释路向，只是“仁”“礼”“孝”“君子”“小人”表现的更为突出显着，内容也更为集中丰富。所以，本文通过对比选择，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五位学者的《论语》注本一一蔡清的《论语蒙引》、焦竑的《焦氏论语讲录》、郝敬的《论语详解》、刘宗周的《论语学案》以及蕅益智旭的《论语点睛》，搜集其中关于“仁”“礼”“孝”“君子”“小人”等五个概念的诠释，以著作为章，以“仁”“礼”“孝”“君子小人”为节进行阐述，由小见大，从中透视其诠释路径与意向。文章分为五章:　　第一章是对蔡清的《论语蒙引》进行阐述，他在著述时，参引了大量朱子的注释，并对朱子注释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他将“仁”解释为“心之德，爱之理”;认为“礼”就是“理”，是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认为孝要落实到实践上，要出于礼、发乎心;对于君、子小人，他也是继承了朱熹的观点。蔡清对于“仁”“礼”“孝”“君子、小人”诠释的整个行文表现了明显的宋学色彩。　　第二章的研究对象是焦竑的《焦氏论语讲录》。焦竑是阳明心学和泰州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并且他还具有三教会通思想，故而在《焦氏论语讲录》中诠释“仁”“礼”“孝”“君子小人”时，便带有了明显的阳明心学色彩、平民主义色彩以及三教会通色彩。在具体阐释“仁”时，他说“仁”是心体，并且“仁”讲究万物一体;说“礼”时，他将“礼”上升到哲学层面，形面上地将“礼”解释为“理”，并继承《礼记》中“礼”之本为“忠信”一说;认为“孝”就是要尽心，反对愚孝;认为君子和小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在心体上，心体完全便是君子，而君子与小人在具体细节上的不同之处也都是因心体不同而表现出来的。　　第三章乃是研究郝敬的《论语详解》。该著作是宋学向汉学转变的奠基之作，在材料运用上，大量引用“五经”;在学术观点上，采纳宋明理学观点，具有鲜明的理学色彩。他在诠释“仁”时，将“心”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融合，从哲学的角度，将元气论与心学统合，引出“生生之仁”，对“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进行了更进一步的阐释。对于“礼”，他认为“礼”之要即“良心”，强调“礼”贵在“中和”。在对“孝”的诠释上，表现了其经世致用的思想，即不单言“心”，更多强调的是实际行动，并且他还将“孝”与事君结合，主张“以忠统孝”。对于君子小人，他认为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精神命脉不同，并且君子与小人非天生注定，可以通过后天修养实现，从而与儒家的修身养性实现了统一。　　第四章阐述的是刘宗周的《论语学案》。该著作既是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融合的代表作，也是试图对阳明心学进行纠正的著作。刘宗周的学术思想统合了程朱陆王以及张载的学说，所以在阐释《论语》中“仁”时，他将“心”、“性”、“理”、“气”四者进行了创新性阐释，以性说“仁”，将“心”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融合的更为微妙、融洽。对于“礼”，他认为“礼”的根本就是“无体之礼”;对于“孝”，他认为“孝”是天命之性，是良知良能，是需要心与实践统一的。对于“君子小人”，他则结合元气论，指出钟于阳明之气的是君子，钟于阴浊之气的是小人;将心学与理学结合起来，用“理”“意”来说明君子小人在“周比”、“和同”上的差别，表现出了其独有的心理同忧特色，与其他四人完全不同。　　第五章研究的是蕅益智旭的《论语点睛》，该著作是蕅益智旭在其所创“一念心性”思想基础上进行创作的，他援引大量佛家用语和观念，将儒佛两家观念在《论语》的诠释中融合的十分合宜，使得儒、佛更加世俗化。在诠释“仁”时，他援引佛教“性体”说，结合阳明心学，释“仁”为本觉之体，强调“仁”是心上工夫;对于“礼”，他亦是佛儒融通，将“礼”视为体义，结合阳明“格物致知”之说，说明“礼”的来源;对于“孝”的解释则表现了显着的儒、佛世俗化特点，他以孝亲思想为切入点，从心性论角度出发，极力阐发佛教的孝亲观、孝慈观，主张不废世间忠孝而成就出世忠孝，试图消除佛教出世之孝与儒家伦常之孝的根本差异;对于“君子小人”，他依旧援引佛家用语来诠释，比如菩提心、生缘、法缘、无缘、爱见之慈、情执，等等。所以对于“仁”“礼”“孝”“君子小人”的种种解释都体现了儒佛会通的特色。　　通过对明代五种《论语》注本中“仁”“礼”“孝”“君子小人”的研究，可以看出他们的诠释路向是有很大差别的:蔡清是在依循朱熹之注;焦竑是依循阳明之注，同时具有平民主义和三教会通思想;郝敬是深化阳明之注，同时注重经世致用;刘宗周是统合心、理阐释;蕅益智旭则是统合佛学与阳明心学进行阐释。

刘娟
从文本世界理论的角度分析苏轼的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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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世界理论是由Paul Werth教授最先提出，Joanna Gavins进一步改进。实际上，文本世界理论来源于传统的认知语言学，关于语篇产生和接受。随着认知诗学的兴起和发展，文本世界理论成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广泛应用于文学文本的分析之中。根据文本世界理论，“世界”能被分为三个层次，语篇世界，文本世界，次级世界。在它们之中，文本世界又是理论中最重要的部分。语篇世界指的是人们进行交际时的直接情景，包括交际的时间、地点等，但更为重要的是语篇世界必须具有两个以上的参与者，譬如说话者和听话者，作者和读者等。第二个层次指的是由语篇世界而来的文本世界。语篇参与者根据文本信息有着共同的知识。文本世界从语篇中产生，是人们构建和解读文本时在大脑中建立起来的关于文本内容的心理表征。第三个层次是次级世界。这是当文本世界构建完成后和开始发展时从其中分离出来的其它世界。次级世界被分为三个宽泛的层面，指示次级世界，态度次级世界和认知次级世界。指示次级世界包括直接引语、倒叙、未来闪影以及任何离开当前情景的场景。态度次级世界有愿望，信仰，和他们的目的。认知次级世界主要是涉及表达假设、条件等,因为可以想象和制造出不可计数的远离现实的场景。　　苏轼是宋代众所周知的杰出的诗人，如果把文学和艺术的功绩结合起来，苏轼绝对是古代历史性的人物。整个中国文化历史中没有人可以和他相媲美。这篇论文的目的在于运用认知语言学的分支-文本世界理论，从话语世界，文本世界，次级世界三个层面来分析中国诗人苏轼的典型作品。这种外国理论和中国文化的结合推动了认知诗学的进一步发展，丰富了中国经典诗词的分析方法，同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走向国际舞台。　　第一章是引言，包括了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以及本文的结构框架。第二章是文献综述，回顾了文本世界理论国内外的情况和对苏轼诗词的研究。第三章阐述了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包含语篇世界，参与者和共同场，而且解释了文本驱动原则。第四章直接探究了文本世界，如何构建文本世界，构建者的定义和类型，功能推进命题的定义都被详细解释。第五章主要讨论了次级世界的分类，进一步与苏轼诗歌结合来解释。第六章总结了全文。

张萌萌
对《<论语>选读》课堂教学内容的一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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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选读》是“文化论著研读”系列选修课的一种。《<论语>选读》教材在前言中就指出本课程的核心目标是培养正确解读和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能力。而在实际的操作中，由于《<论语>选读》内容本身在深度、难度的把握上有较大的弹性，许多老师在确立的教学目标、确定的教学内容、选择的教学方法等都有所不同。如何正确、有效地处理《<论语>选读》这部分选修内容是我们在教学中要面临的问题。本课题先简要论述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之间的关系;接着通过《<论语>选读》课堂教学类型和教案设计的展示和评析，将讨论的问题进一步指向教学内容，揭示出课堂教学内容是当前《<论语>选读》课堂教学存在的最大问题。接着明确了三个确定课堂教学内容的依据，分别是学生的需要、文本的特征、教材的编辑意图，并明确学生的需要永远是第一位的。最后，选取了教材中不同类型的两篇课文的教学设计来分析，旨在为《<论语>选读》的课堂教学内容的选择提供一个思考的方向，为《<论语>选读》这一选修专题“教什么、如何教”等实际问题提供参考。

金晓华
程颐与苏轼易学思想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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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期，面对内忧外患的国情与思想上佛道之学的挑战，儒者对传统儒学进行思想上的恢复与重建，由此形成了众多思想流派。《周易》所蕴哲理精奥，含涉自然与社会之各种事物，具有自身独特的系统性与理论性，为阐发政治人生理想与内圣外王之道提供了有力支撑。儒者多对其进行注解与诠释以期构建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程颐著有《伊川易传》，苏轼著有《东坡易传》，在儒家经典诠释和本体论建构方面均作出卓越贡献，对中国古代易学史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　　二人虽处相同时代，但学术思想却存在较大的不同。通过对洛蜀党争的分析，从中能瞥见二人学术分歧的一隅。在学术思想不同的情况下，二人易学思想方面也就存在诸多差异，这些差异主要源于二人不同的思想渊源。程、苏二人易学皆承袭王弼易学思想的大部分内容，同属义理易学一派。但程颐受胡瑗等儒学大家影响较深，本质上是不折不扣的儒家思想，解《易》亦主阐释儒理;苏轼易学有其家学渊源，以儒为本，同时又熔儒、释、道三家思想于一炉，在解《易》中更加倾向于吸收庄子思想，以庄子为解《易》之蓝本。在此基础之上，二人精深研《易》，历经数载，分别作出《伊川易传》与《东坡易传》，这两本著作是二人一生思索之结晶。　　二人易学思想上的不同，从易学观上看，首先在对《周易》性质的认识上，程颐、苏轼二人都将《周易》一书看作是阐发圣人之道的经典。程颐认为《易》是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的，直接反对以《周易》进行卜筮。苏轼则认为《易》是尽人情之变的，虽初为卜筮之书，但反对以此书求神于卜筮。基于对《周易》性质的认识而二人产生了对象数义理的不同看法，程颐极为重视义理，解《易》之象数只作义理阐发的工具，对《河图》《洛书》持否定态度;苏轼也注重义理阐发，但他对象数之研究多于程颐，在解《易》过程中的应用也更多，且肯定《河图》《洛书》的存在。　　从解《易》原则与方法上看，二人都注重对《周易》文义的疏解，解《易》体例都是以王弼解《易》方法为基础作了一定的扬弃。程颐解《易》在“取义说”的基础上注重“时”，采取“随时取义”的原则与方法;苏轼解《易》注重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提出“卦合爻别”的原则与方法。　　程颐、苏轼二人由对《周易》的注解，逐渐构建起各自的学说体系。在程颐的学说体系之中，“理”是本体，作为最高范畴而存在，“易”是体认“理”的呈现;而苏轼把“道”作为其体系的最高范畴，“易”则是体认“道”的途径。与天道论相应，程颐认为“理”至善无恶，由于“性即理”，性也为善，而情为恶;苏轼则认为人性善恶并非性之本身，性情皆是无善恶的。二人进而提出不同的理想境界与修养方法:“诚”“敬”与“无心”，以求通过各自的修养方法达于圣人之境。　　总体来看，在北宋儒学受到佛道之学冲击的学术背景下，程颐和苏轼将对圣人之道的阐发与个人境界的提升作为治《易》的最终归宿，维护了儒家伦理秩序，促进了价值观念的回归，同时对宋代易学以及儒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虽然苏轼易学在学说体系上并未能及程颐细致宏阔，但其“性无善恶”的思想影响较大，在对《周易》诠释和儒学体系建构等方面亦作出积极贡献;程颐建构了以“理”为核心的学术体系，对宋明学术界乃至后世之影响都更为深远。

刘聪钰
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传播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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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苏词经典,《水调歌头》一经问世,便创造了传播热潮,不仅催生大量模仿之作,还受到诸多批评型专家的关注。因与中秋思乡思亲的文化传统相契合,自宋以来,此词便成为中秋词之“绝唱”,艺术技巧、审美价值颇受称赞。南宋鲖阳居士赋予此词“忠爱”之思,明人多沿袭此观点,清代此说几近为公论,这种“误解”堪称“片面的深刻”,却大大提升此词地位。清人对词体进行“体制内”的深入研究,首次关注此词句法、韵律变化,多肯定苏轼新创。民国时期学者勇于批判前人错误观点,敢于提出新见解,推动此词研究更上一层。《水调歌头》历来还被各种选本收录,体现出“选家之意”,推动了其在消费型读者之间的传播。此词不局限于词体本身,更“跨体”传播,对诗歌、小说、戏曲等文体创作产生影响。音乐、书法、篆刻、楹联等多样化的传播方式,使《水调歌头》跨出“文本”范围,收获更大范围的读者群。《水调歌头》还在韩国、日本以及西方国家“跨国”传播,在新“文化语境”中获得新生命。总之,《水调歌头》流传至今,是作家、作品、读者三方互动的结果,其经典地位并非一蹴而就,其价值历代“层累”增加。整个传播过程,又受社会背景、文艺风尚、文学理念、评判准则等因素影响,体现出不同时代社会审美观念、价值观念的发展变化。

李梦琦
欧阳修、司马光之“诗话”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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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继唐诗之后为中国诗歌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同时在宋朝出现了研究诗歌理论的诗话作品。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与司马光的《温公续诗话》是宋代最早的一批诗话作品,集中反映了两人的诗学思想。宋诗初期基本沿袭晚唐五代的诗风,宋初“三体”盛行,到了北宋中期,苏轼、黄庭坚等人的出现标志宋调的形成。而欧阳修、司马光正处于北宋初期诗风到宋调形成的过渡时期,两人在当时的文学、政治、史学等领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对于宋诗由晚唐余风到形成宋调起到重要作用。文章将从四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章探讨了《六一诗话》与《温公续诗话》的写作背景,以及它们在流传至今的诸多版本和诗话的成书体例。第二章是欧阳修与司马光对于诗歌创作的理论。作为政治家,他们重视诗歌“经世致用”的传统;作为史学家,他们强调诗歌在记载史实方面的功用;作为诗人,他们看到诗歌之“意”,欧阳修提出“意新语工”,司马光认为“意在言外”。前者在诗歌意境的基础上追求诗歌美学,后者不仅回归了传统儒家诗论又有所发展,使宋诗再向上一步带有宋代理学内省的色彩。第三章是欧阳修与司马光的诗歌鉴赏,《六一诗话》与《温公续诗话》中有大量关于宋初“晚唐体”、“白体”诗人,以及名臣诗人的评价,反映二者在晚年对于悠游闲适诗风的赞赏。第四章分析了欧阳修与司马光两人对于北宋中期诗坛的影响,通过不同的文人群体引领一时诗风,从而推动宋代诗风的形成,以及两人在诗话中蕴含的诗学思想对后世诗学的影响。文章通过《六一诗话》与《温公续诗话》将欧阳修与司马光的诗学思想进行对比考察,在分析二者异同的基础上,进一步明晰北宋诗风由初期到中期鼎盛时期的演变路径。

刘铭
《荀子》动词配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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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是一个动词在基础句中所关联的必有的成分。一个动词的价数是由在基本框架（即最小的、意义自足的动核结构）里的必有成分来决定的。在一个句子里和动词发生关联的成分可以分为必有成分和可有成分。就一个句子来说,一般必有成分就是指与动词同现的主语和宾语,可有成分就是指其它的名词成分和一些由介词引导的成分。必有成分的数目决定了动词的价数。即一个动词如果只能支配一个必有成分,也就是说这个动词只能带主语,后面不能带宾语,那么它就是一价动词;一个动词如果能支配两个必有成分,也就是说它能带一个主语一个宾语,那它就是二价动词;一个动词如果能支配三个必有成分,也就是说它能带一个主语,后面能带两个宾语,那它就是三价动词。可以说“价”的概念是很好地将句法和语义统一了起来。一般说来,由介词引导的成分都被看作是可有成分,不被记入价。袁毓林（1987）则把那些在结构和意义上都是不可或缺的,但一定要用介词引导的名词性成分也算作价,计为准价。“位”是指一个动词在所考察的用例中,在一个句子中最多能关联的成分有多少,它所考察的成分包括了必有成分和可有成分,即它不仅仅考察与动词同现的主语和宾语,还要考虑其它成分,如状语、补语等,这些成分都算是动词的位。“联”是指一个动词词项在所考察的所有的句子中能关联多少语义角色。它并不是对于句子而言,而是从语义的角度考察一个动词能和哪些语义成分发生关联。如果说“位”还是从句法的角度来考察,“联”则是完全从语义的角度来考察。动词的价不可避免地受动词词义的影响,而在先秦汉语中,一词多义是很普遍的现象。多义动词不同的词汇意义会直接影响到其联系的语义成分的功能。同一个动词的多个义项,如果意义相近、语义功能相同就列为一个词项,语义功能不同则分为多个词项,《荀子》中的很多动词都不止一个词项。根据以上概念,本文将《荀子》中的342个动词分为649个词项考察它们的配价情况,得出一价动词词项172个、二价动词词项441个、准二价动词词项20个、三价动词词项8个和准三价动词词项8个。又将动词分为一价一位一联动词词项、一价一位二联动词词项、一价二位二联动词词项、一价二位三联动词词项;二价二位二联动词词项、二价二位三联动词词项、二价二位四联动词词项、二价三位三联动词词项、二价三位四联动词词项;准二价二位二联动词词项、准二价二位三联动词词项;三价三位三联动词词项;准三价三位三联动词词项。《荀子》的单音节动词中,二价动词词项最多,占全部动词词项的68%,它们配位方式最为复杂,联系的语义角色也较丰富。一价动词词项占全部动词词项的26.5%,准二价动词词项占3.1%,三价动词词项占1.2%,准三价动词词项占1.2%。三价动词词项数量不多,大多含有给予义或告知义。准二价和准三价动词词项都联系了必有的介词性成分,是比较有特色的动词词项。

侯雅丽
北宋词中的舞蹈描写与文人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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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是一种音乐文学。从音乐方面说，词是宴乐发展的副产品；从文学方面说，词又是诗、歌、舞三者结合的新创造。宋代的舞蹈词，就是在文人士大夫闲适而又精致的文化娱乐生活中产生的。本文在充分吸收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北宋词中的舞蹈描写作为研究对象，以此为视点加以考察，从而对北宋文人的生活情趣尝试进行全面探讨。全文共分为五部分。绪论部分简要的阐述了北宋舞蹈词的概况和近二十年来北宋舞蹈词的研究现状及选题意义。第一章北宋词中的舞蹈描写，分三节。第一节主要是从视觉、听觉、嗅觉这三方面谈论舞伎的形象美。第二节将舞蹈词中所描绘的舞蹈内容做以细致的划分，分别从舞态、舞腰、舞袖；独舞、群舞；歌舞一体；词人独自起舞这四个方面分析词中的舞蹈描写。第三节通过个案分析，以寇准和晏殊作为个人案例来探讨北宋文人对歌舞宴饮生活的喜好情趣。第二章舞蹈词中体现的文人情趣，分四节。第一节结合北宋文人的生活状态，对其多样性的生活情趣做以深入的分析。第二节从审美角度考察词人对舞伎及其舞蹈表演的审美情趣。第三节先从宋代文人的谪居经历谈论他们不已谪居为意的淡泊清雅的谪居情趣；再从词人的另一种生活乐趣谈论其浪漫的生活情趣。第四节从宋人喜好追求富贵长生、世俗享乐、逢迎唱的人生价值观为切入点，论析文人士大夫的庸俗情趣。第三章舞蹈词的创作与传播，分二节。第一节通过分析宋代文人创作舞蹈词时所在的不同环境，进一步探讨文人在充满世俗情趣的欢乐场所中，体验到的别样生活情趣。第二节以舞伎作为舞蹈词的传播媒介为研究对象，结合舞伎的生活行为和状况探讨其在舞蹈词创作和传播中的作用和影响。结语部分作总结：通过对北宋词中的舞蹈描写进行细致的分析，可以了解到北宋文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多样化情趣。词人与歌舞伎交往的不同环境为舞蹈词的创作和传播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场所。

李萌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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