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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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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尺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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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分三部分：引论、上篇和下篇.引论部分阐发该选题的研究意义,并介绍分析研究现状.上篇对袁宏道尺牍进行分期分集解读.下篇将袁宏道尺牍放到中国尺牍文学史中考察,阐发性灵说给尺牍文体带来的新变特质,展示袁宏道尺牍的艺术追求及所达到的的美学境界.对真趣与性灵的追求使尺牍成为晚明小品的一个重要门类,在看样子贽笔下发生新变后的尺牍在袁宏道手里继续转变,风气一开,继者如云.袁宏道尺牍首先表现出小品的艺术品性：短小精致而机趣幽默;其次由于他才情浪漫又放纵文笔,其尺牍还表现出文辞优美的特点,这一效果的获得缘于尺牍中无处不在的修辞手法,其中以比喻、排比出现得最为频繁,最富特色.袁宏道把实用文体的尺牍改造成抒发性灵的文学体裁,使尺牍获得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就其尺牍攀升的美学境界而言,袁宏道不愧为尺牍文学史上可与苏轼等名流相提并论的尺牍文学大师.

陈娟
刘白唱和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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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是唐代著名诗人，有“诗豪”之称。其作品内容丰富，在历代都被广为传诵，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刘禹锡作品很多，又很注意保存，他把自己的许多作品都编成了集子。其留下的诗歌中，唱和诗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其中数量最多、最为人们熟知的就是他与白居易唱和的《刘白唱和集》。白居易、刘禹锡在扬州相遇前，早已有神交。白居易在长安翰林学士任上时，曾寄诗百首于谪居朗州的刘禹锡，刘禹锡很快作诗应答。自扬州相遇后，二人不论同居一地，或居异地，唱酬诗歌不断，直到生命的尽头。对刘白二人唱和诗的研究，具有很大的意义。遗憾的是，虽然现在研究刘白唱和诗已经有了一些学术成果，但大多是关于对二者的诗作内容进行的比较，或是对诗集版本的考证。真正研究关于刘禹锡白居易二人的唱和诗的内容的论文，数量很少。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白居易在刘禹锡去世后，曾说“今日哭君吾道孤”。这是因为，白居易和元稹共同开创了新乐府，而刘白二人共同发展了《竹枝词》的新境界。白居易认为，元稹去世后，尚有刘禹锡与之在精神上相互扶持，而刘禹锡也去世了，白居易真正感到了“吾道孤”。可见，白居易不仅对其二人的友谊相当重视，对《竹枝词》也有着特殊的体会。这《竹枝词》对后世诗歌创作也有着很大的影响。本文以刘白唱和为研究课题，试图把刘白的唱和诗内容与其二人的相交过程、心路历程结合起来，并结合二人的身世经历和性格特征，对其唱和诗的内容和《竹枝词》的意义进行分析。

王曼霏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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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州汉墓竹简《论语》1973年出土于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中,1997年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公布。由于它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写本,因此引起学者的注意与研究。不过,由于多数学者自行认定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成书年代当在汉初《齐论》、《鲁论》、《古论》三《论》并行的时期,因而将精力专注于考证它属于三《论》中的哪一种,无法达成共识。其实,从考察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篇章、用字及抄写时的情况来看,其应为汉高祖时期的产物。当时《古论》尚未问世,《齐论》、《鲁论》已经在流传,并且很可能已出现了各自的版本系统。结合汉初《论语》的流传情况,并通过考察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与三《论》的异同,认定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应为三《论》之外的一个杂糅的本子。对照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与今本《论语》,发现其与今本的差异较少,在篇章结构各方面都很接近,只是文字上有许多不同之处。而这些异文的产生,一是因抄写讹误、脱漏、简省、误衍或误倒等,一是因多用通假字与语助词。故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最佳定性是汉高祖时期根据口诵笔录整理而成一个杂糅的民间诵本,能够反映汉初《论语》的一些面貌。

刘萍萍
从译者主体性角度研究许渊冲教授及其《诗经》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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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阐释学、解构主义、接受美学兴起，又出现了功能翻译主义，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总之翻译研究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文本之间在语码转换，越来越认识到语言层面的忠实和对等的局限性和不切实际，因为它们不能保证译作在译语文化中仍能成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不能得到读者的认可接受，也就不能保证译者翻译目的的实现。作为翻译过程的唯一积极主体，译者的心理，译者的决策过程逐渐得到了重视。文学翻译，特别是古诗翻译是一个复杂的交际过程，译者作为这一过程的唯一实施者，其主体性作用不容忽视。本文将从追溯主体性的哲学意义展开，论述了谁是翻译主体，并详细阐释了译者主体的内涵、外延，以及构成译者主体性的几大因素，包括社会历史形成的意识形态、文化、美学观、翻译目的以及个人翻译主张等因素。论文特别选择了中国当代著名译家许渊冲为例，因为“许渊冲先生的翻译实践是富有个性的”，他的“翻译理论是极具挑战性的”。讨论了许先生的翻译理论所引出的一些热门话题。比如翻译是“求真”还是“求美”，诗歌翻译是“韵体翻译”好还是“无韵体翻译”，翻译是求“竞赛”还是“交流”等问题。当然，论文的作者也意识到并指出了许先生这种求美和竞赛论导致刻意求雅和文化、文本失真的负面影响，以及有违背翻译本质之嫌。从而指出译者的主体性仍然要受制于文本的时代背景和译语环境的影响。论文在对许渊冲教授的《诗经》翻译所作的案例分析中，指出了其翻译主张、目的、美学观以及对主体间性的认识等主体性因素对其翻译决策的影响。在承认文学翻译不可避免的存在创造性叛逆和译者主体性的基础上，讨论了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中译者的自由度。并最终得出结论：只有在译者主体形成了正确的审美观、翻译观、文化观、目的论以及对主体间性的正确认识，才能正确而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做出正确的翻译选择，生产出优秀的译作。

李梅
苏轼题材戏曲作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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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作为宋代文豪,以他为题材的戏曲作品创作在元明清三代层出不穷。本文拟对苏轼题材戏曲作品进行收集、整理并给予全面的宏观把握,努力梳理出苏轼题材戏曲作品的脉络,并通过对作品的具体分析以展示其文学特色和文化内涵。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考察研究。绪论部分主要是提出本文的研究对象,并确定其范围,提出苏轼题材戏曲作品研究的价值。第一章主要考察苏轼生平及其故事流传,首先是借助史传,对历史中苏轼的生平进行考查;然后梳理在正规史传之外的笔记、诗话中所记载的苏轼故事,进而研究苏轼及其故事在文学作品中的流传。第二章主要做文献上的考证研究,将苏轼题材戏曲作品按照元、明、清三代依次进行整理。第三章选取有代表性的苏轼题材戏曲作品进行具体的剧本分析。第四章主要分析苏轼题材戏曲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概括、分析人物的性格特征,并通过与小说等文学体裁中的形象进行比较,从而得出戏曲在塑造人物形象时的独特之处。第五章主要分析苏轼题材戏曲作品中的多重主题,从艺术、爱情、政治、生命等多方面入手,分析其中的主题表达和观念倾向。第六章分析苏轼题材戏曲作品的艺术成就,主要从历史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处理、抒情性和剧本体制三个角度切入,分析其独特的艺术成就。结语部分主要是在总结前文研究的基础上,对苏轼题材戏曲作品进行总体把握,分析戏曲这一文学体裁在塑造人物形象等方面的不同之处,探索苏轼题材戏曲作品中所包含的通俗审美倾向。综上所述,本文在注重对苏轼题材戏曲作品进行文献整理考证的基础上,通过研读他人的研究成果,得出以下几点看法:一、不同时代的苏轼题材戏曲作品虽然情节类似,但是,在人物形象塑造、思想内涵表达以及艺术特色成就上都有其独特之处,从中可以看出不同时代的审美倾向和文化心理;二、苏轼题材戏曲作品中塑造的苏轼人形象非常丰富、多面、立体,其中对他落魄、风流、狂放等形象特征的塑造是苏轼题材戏曲作品的独特之处;三、苏轼题材戏曲作品中的戏剧化、脸谱化等倾向都反映了戏曲这一通俗文学体裁的大众审美倾向。可以说,苏轼形象之所以能够如此影响广泛、深入人心,和戏曲的塑造功能是密不可分的。

刘春玉
《左传》预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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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的重点在于以《左传》中的预言为突破口,进而一窥该书作者之思想及该书作者眼中之春秋史,并就该书中某些部分史料之真实性问题做一些有益的分析,以求能够扫清人为设置的障碍,对春秋时代的特征有更精确的认识。本文主要分为以下三章：论文的第一章首先回顾了历代学者对《左传》预言的研究情况。在第二章第一、二两节中,笔者将《左传》全文分为记言与记事两个部分,而《左传》中的记言部分中又以预言材料所占的比重最大。笔者尝试着将一百多条预言分为三个类型：人事预言、神异预言、自然预言。先分别分析这三类预言的真实性,再探讨这些预言材料的来源及作者大量使用预言的目的。并研究了《左传》中预言与预言之间、预言与事实之间的矛盾。以及由这些预言性质的史料所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去深入发掘《左传》作者的内在意图。在该章第三节中,笔者着重探讨了作者在书中安插、使用预言材料的准则。通过对具体事例的分析,窥探作者的思想、目的及历史观,并试图分析《左传》中部分史料的真实性及古今学者对该书作者的推测依据是否合理。解释预言材料中的含有众多自相矛盾之处的原因。并就作者错误历史观带来的问题一一进行分析,归纳了作者对不符合自己观点的历史事实的处理方法。本文第三章主要探讨了对《左传》预言研究的意义。以预言为突破口,探讨《左传》史料的真实性问题及书中存在的迷信思想与唯物主义思想的矛盾处。更重要的是,笔者认为《左传》的作者在书中为达目的而歪曲事实的种种做法,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虚构古史的重要源头。而且,对古史的虚构并不仅仅局限于古代的学者。因此,笔者希望通过此文,重新认识《左传》这本重要的先秦典籍,以求能够对将来的春秋史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本文的第四章是笔者在研究《左传》预言时得出的两个推测。

黄明磊
苏轼、莱辛诗画观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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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所论的诗画观,主张“诗画一律”,这是一种强调诗与画在内在精神上追求一致的感性之观;而莱辛所论的诗画观,强调“诗画异质”,它是一种强调诗与画在客观层面上相异的理性之观。造成中西诗画观不同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是由于双方哲学思想、艺术精神,以及文化传统有着一定的差异。苏轼、莱辛虽然在诗歌与绘画的关系上,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但在艺术想象方面,他们的见解有着相似之处。他们一致认为诗画创作都追求激发想象的艺术效果,苏轼主张诗画最终追求饱含想象的“意境”美,莱辛认为作品最终要达到激发想象的“逼真幻觉”。并且,苏轼、莱辛都遵循“曲其形而至于理”的艺术规律,认为在作品中“曲形”是方式,实现“理”是最终目的。那么,作品最终想要达到非凡的艺术美感,还需要运用“传神”的艺术手法将韵味传达出来,给人以与众不同的审美享受。本文通过分析造成中西方诗画观产生差异的原因,进而着重探讨了苏轼、莱辛诗画观在想象方面的相通之处,最后以媒介学为视角,通过跨学科研究,探究了媒介本身对艺术呈现方式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中西方诗歌与绘画因为自身所用的媒介不同,因此它们走上了不同的创作道路。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媒介应运而生,观赏者的兴趣和品味也在发生着变化,在种种压力下,诗画创作必须做出改变。通过对中西方诗画观的研究,诗歌与绘画彼此可以互相借鉴,并运用某种艺术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自身媒介的限制,进而在艺术上实现新的发展。最终,通过以上论述,探讨了在跨学科研究下,诗画这两门不同的艺术学科它们之间的相互阐发对当代诗画创作的意义。

赵鑫
宋代李白接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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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代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文学也如此。以李白的传播和接受为例,早在天宝年间,唐人就已经开始了对李白的接受和传播。在其身后,喜爱李白、受李白影响的诗人代不乏人,但真正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审视李白则始于宋代,宋人以各种方式、各种载体接受和传播李白。宋代诗坛,诗人众多,流派众多。近代学者陈衍在《宋诗精华录》中模仿唐诗的四分法将宋诗分为初宋、盛宋、中宋、晚宋四期。本文在论述时以此为依据,探讨了这四个阶段的李白接受情况,每个阶段例举了几位代表诗人作了较为详尽地分析,试图通过这种个案分析,更为细致、深入地探讨宋代李白接受和传播的情况。具体而言,本文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的。引言。由于宋人和李白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和文学背景下,心灵感知和艺术旨趣也相异,因此对李白的认识,显然比唐人更难。宋代,政治意识被强化,儒学再次复兴,并出现了儒学发展的新兴事物理学,知识分子普遍用理学来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行为举止,并以此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对李白其人其诗的品评也如此。本章属于整个论题的背景研究,重在阐释宋代李白接受的政治背景、思想状况、文人心态及文学背景。第一章、北宋前期的接受情况,即从北宋开国到英宗时期(960-1067)。这时期的宋人在唐代编辑的李白诗文集的基础之上对李白诗文集进行了辑佚、整理和编次工作,且成果斐然。首先,介绍乐史两次对李白诗文集进行整理和编辑的情况,然后介绍宋敏求对乐史的增补情况。其次,论述田锡、王禹偁、梅尧臣、欧阳修等人在理论和创作上对李白的接受情况。第二章、北宋中、后期的接受情况,即从神宗到北宋末年(1068～1127)。这是李白接受的重要时期,也是最复杂的时期。经过宋初柳开、王禹偁的努力,五代文弊基本得到了矫正,其间再经过石介对西昆体的批判,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在这一时期渐趋成熟,这场以儒学复古思潮为背景的诗文革新运动,究其实质而言,是一场文化复兴运动。在这种文学背景之下,对李白的接受和传播亦呈现出与过去不同的特点。曾巩对宋敏求本所收诗篇一一作了考订,并于每类题下注明了李白的行踪,已有对李白作品进行编年之意,从而使得李白诗集的体制更趋于严谨和完善。文坛大家苏轼在北宋文坛被誉为“坡仙”,其诗、词创作深受李白的影响。政治家身份的王安石对李白的接受情形较为复杂,他一方面指责李白的诗歌“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但另一方面他的诗歌又模仿李白。郭祥正则是宋代接受和传播李白并取得较大成就的一位诗人,被文坛称之为“太白后身”,他对李白的接受是全方位的,无论是生活态度,诗歌的内容和艺术均深受李白的影响。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尽管以杜甫为祖,但这个诗派的很多成员的诗歌创作依然有李白的影子。第三章、南宋前期的接受情况,即从南宋初到宁宗开禧(1127-1207)。“靖康之难”以后,文人的爱国热情高涨,忠君爱国成为文人立身处世之原则,杜甫更加受到推崇。对李白的接受视野与北宋时期相比发生了变化,人们关注的目光更多是投向了李白的诗歌艺术。南宗名臣李纲文集中与李白有关的诗文作品多达十八篇左右,他结合自己的生平遭际去解读李白,视角较为独特。理学家朱熹对李白的认识在这时期很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对李白诗歌艺术特征的剖析是准确的,对李白的评价是中肯的。爱国诗人陆游生前就被时人目为“小李白”,其诗风极为神似李白。第四章、南宋后期的接受情况,即从宁宗嘉定初到南宋(1208-1279)。这时期李白接受的载体发生了变化,诗评家们用评点的方式接受和传播李白,其中以严羽和刘辰翁为代表。这时期江湖派代表刘克庄对李白也颇有兴趣,除《后村诗话》中有较多篇幅论述李白其人其诗外,还有二十余篇诗文歌咏或论述李白。王象之以地理学家的身份传播李白,使得李白在这时期成为一种文化符号。第五章：结语,对全文进行总结。从总体而言,宋代的李白接受和传播是在唐五代基础之上展开的,但由于时代发生了变化,使得审美的风尚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与唐五代相比,宋代的李白接受和传播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李白谪仙形象有所拓展,更多的文人用创作实践的方式来接受和传播李白,接受和传播的主体和载体更加丰富和多样化。

王红霞
柳氏家法·东坡境界·清真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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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氏家法”、“东坡境界”、“清真范式”,本是北宋词坛三位代表词人各自独立的创作风格,历来分别论述者多,而综合比照者少,本文将这三位词人词风间的影响关系贯穿起来加以审视,旨在揭示北宋词艺术发展的内在脉络,同时深化对三家词作的审美把握。在北宋词发展史上,柳永词由于风格独到别致,自成一家,被后人冠以“柳氏家法”、“屯田蹊径”、“屯田家法”等评价。柳永的部分词作由于行文较为直白,被一些正统文人鄙薄为“浅近卑俗”,也有如苏轼这样的大家称赞柳永词“不减唐人高处”,我们认为,对柳永词的雅俗评价应该分而视之:柳永的羁旅行役词大多格调高雅,开北宋慢词之先。他率先将“登高悲秋,落帽披襟”的诗文化心理融入词的创作,追求“模山范水,详切自然”的风景描写效果;他笔下的风景逼真生动,“词中有画”,追求荒寒山水的艺术表现,在令人神清骨冷的山水世界里寄托士大夫的清高之气;在其大量的闺情词中,柳永注重现场情景的刻画,以铺叙的手法为我们呈现出“这一个”的艺术效果;同时,自柳永词始,已经在有意识地将“以诗入词”的元素引入慢词创作,拓展了词的题材,咏怀和议论的方式增加了词的表现手段。正是有了柳永这一系列的创新与追求,才有了苏轼对于词境的进一步拓展与提升,“柳氏家法”由此成为了北宋词人们争相效仿的范式之一。 “新天下耳目”,指出“向上一路”的东坡词在对“柳氏家法”借鉴基础上实现了进一步的超越。东坡先生熟读柳词,将柳词中的精华元素吸收消化,再结合自身的性格特点融合到新的词作创作中。他以“澄怀味象,平淡超旷”的美学追求实现了对柳永词精神境界上的超越;他以对历史的观照,对壮阔豪情的抒发完成了对柳词气势上的拓展;他又以冰清玉洁、意蕴丰富的情感世界完成了对柳永闺情词境界上的提升;最后,苏轼另辟议论入词蹊径,“以诗为词,理趣入词”,使柳永词咏怀与议论之端倪,至此蔚为大观。东坡词“向上一路”的词风变革在某些创作元素上略有矫枉过正之处,使得他的部分词作有些偏离“词”之原本“要眇宜修”的审美特质,周邦彦的创作实践则在“柳氏家法”与“东坡境界”的基础上,超越“柳苏对峙”而实现艺术整合,从而确立了一种新的词作范式。“清真范式”以“顿挫则有姿态”、“愈勾勒愈浑厚”的笔法完成了对柳永词章法布局的精思化与缜密化,以“健笔写柔情”的沉郁和雅回归了词委婉细腻的审美规范,因此,周邦彦成为了北宋词坛上“集大成”的词人,并为南宋词坛开辟了一片新的创作空间。

王维若
苏轼的人生观及当代启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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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人生观是苏轼关于人生目的、人生态度、人生价值的根本看法、观点，具有积极进取、乐观旷达、奉献社会等特点。研究苏轼的人生观及当代启示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更是解决当代人人生观困境的需要。　　本文以苏轼的人生观及当代启示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梳理法、跨学科研究法以及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法,通过搜集、梳理与苏轼人生观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获取本研究所需的借鉴资源;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探究苏轼人生观的具体内容;结合现实，深入研究苏轼人生观的当代启示。　　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通过梳理苏轼不为物役、救世济民的人生目的，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以及建功立业、兼善苍生的人生价值，探究苏轼人生观对当代人树立积极健康人生观的启示：淡泊物质、注重精神生活的追求，立志服务他人与社会;保持乐观的人生态度，积极创造幸福，追求个人幸福与他人幸福的统一，泰然面对得失，客观对待生死;勇于承担责任，甘于奉献自我。

牛常红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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