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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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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人际关系思想研究

学术论文

本文在立足荀子研究既有成果的基础上，选取荀子人际关系思想作为研究方向。文章以父子、君臣、君民这三种人际关系为研究线索，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围绕着两大问题展开：一是荀子对先秦儒家的人际关系思想做了何种程度的改变和继承，二是探求荀子与墨子、庄子、韩非子人际关系思想的异同。　　论文正文由五个章节和一个结语组成。第一章，主要是回顾荀子研究的既有成果并提出研究的问题。学界已在荀子研究的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在人性论、宇宙观、礼论这些方面。在荀子人际关系思想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但还存在一些不足，这成为本文研究的起点。第二章，侧重比较荀子与孔孟在父子关系认识上的差异。孔子孟子在处理父子关系时强调亲情和自愿原则而荀子在处理父子关系时推崇外在强制因素的作用;孔子孟子认为血缘亲情重于是非标准而荀子则认为是非标准重于血缘亲情;孔子孟子认为父子关系要重于君臣关系而荀子则认为君臣关系要重于父子关系。针对以往学界对萄子父子关系思想的评论，本文强调荀子是从政治本位出发看待父子关系，推崇政治公平优先，打破了儒家既有的血缘本位。荀子这样做是为了士人的政治前途。第三章，着重论述荀子与孔孟在君臣关系认识上的差异。孔子孟子坚持理想主义的入仕观，认为士人应当择君而仕，而荀子则持现实主义的入仕观，他认为士人可以和任何类型的君主合作。孔孟追求君臣关系的对等性，强调士人的尊严和人格独立，而荀子则放弃了对君臣关系对等性的追求，认为臣下在和君主交往时应充分考虑到君主的感受和利益，并引进了有关权术的内容，尊君卑臣的色彩比较浓厚。不过，荀子在改造儒家君臣观时总是力图守住基本的道德底线。本章探讨了荀子思想转变的成因。君主专制制度和官僚体制的确立以及士人的生存现状决定了荀子的思想走向。荀子思想的转变一方面拉近了儒家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儒家理想主义的缺失。第四章，主要阐述荀子如何继承并发展了孔孟的君民关系思想。孔子孟子均是民本主义者，他们主张君主应当善待人民，认为民意是君主统治的基础。荀子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但学界在荀子君民关系思想的认识上却有不同的意见，一派认为他的思想是民本主义，另一派认为他的思想是君本主义。本章通过分析得出结论：民本主义和君本主义并存于荀子思想中，互不矛盾。当论证君主统治的正当性时，荀子认为君是末，民是本，因为他认为君主统治的正当性在于民众的支持;当谈及政治治理时，荀子认为君是本，民是末，因为他认为民众无德无知，没有能力参与政治，国家治理要靠君主及其手下官员。第五章，比较荀子与墨子、庄子、韩非子在人际关系认识上的异同。在父子关系的认识上，墨子与荀子均主张儿子应该孝顺父亲，但墨子主张兼爱，认为爱人之父应如爱己之父，并主张薄葬短丧，荀子则坚持了儒家在父子关系上的立场：爱有差等、三年之丧。在君臣关系的认识上，墨子主张士人应该择君而仕，而荀子则主张无君不可仕;墨子与荀子均主张君主应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臣下应充分顾及君主的颜面。在君民关系上，墨子与荀子都站在民本的立场上。庄子与荀子都主张儿女应该孝敬父母，但庄子认为文明因素只会有害于理想的父子关系，顺着人的自然本性发展就可以产生孝行，其中无须礼义的介入，因为他相信人的天性是淳朴的。荀子则认为文明因素对理想的父子关系来说是必要的，人性本恶，只有经过礼义的矫治才能有孝行。庄子认为士人应该远离仕途和君主，现实政治无法改变，而荀子则主张士人应该积极入仕，通过与君主的政治合作来改变现实。庄子与荀子都主张君主应该爱护人民，但庄子认为理想的君民关系只存在于前文明社会，而荀子则认为在前文明社会中人际关系处在一片混乱之中，理想的君民关系只存在于文明社会。荀子与韩非子都主张为人子应尽孝、为人臣应尽忠。荀子认为人性虽然是恶的但却可以改变，道德在人际交往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韩非子却认为人情好利且不可改变，他基本上否认了道德在人际关系领域中的作用，走向了利益决定论。荀子与韩非子都主张君主应该为民谋利。荀子主张君主应坚持礼法兼用的原则来管理人民，法律的作用是次要的。而韩非子则认为君主只要依靠法律就可以治理好人民。结语部分对全文内容做了一个简要的回顾。　　荀子的人际关系思想是针对战国的社会实际而发，他批判继承了包括儒家在内的各家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荀子人际关系思想。

高春海
《左传》中贵族女性形象的文化阐释

学术论文

以《左传》中的贵族女性为主题的研究近年来屡见不鲜。本文认为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再次梳理。一方面它具有强烈的普遍的文化价值，另一方面是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下的产物，从这部原本不是为了写女人的著作中寻找女性的轨迹本身就是一件富于挑战意义的事情。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如下分析，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从普遍的意义上谈谈女性这个主题的历史背景。这一部分又分为1两个方面。第一方面，主要从女性理论的角度谈谈女性特质，即她区别于男性的独立特质和存在意义。从社会学、心理学，婚姻家庭史的角度对女性的历史社会地位进行宏观定位。第二个方面，主要具体分析周代贵族女性的社会文化环境。通过这两个方面，能很好地把握女性的外在与内在，历史和社会特质。第二章，是本文的主要部分，按照三个类型来探讨《左传》中的贵族女性。第一个类型，讲那些为在大国政治交往需要而被辗转来去的女性，即“海伦典型”。第二个类型，讲那些主动从周代礼仪中游离出来的贵族女性，即“私通和私奔”的贵族女性。第三个类型，讲那些能够在社会政治上发挥作用的女性，即她们如何参与男性的社会权力建构。第三章，从接受、文本、以及叙述的角度，来谈《左传》贵族女性叙述的文学意义。目的是为了通过分析女性形象的文学意义来开拓《左传》的文学空间。最后的余论，略谈作为中国女性传统的《左传》中的贵族女性的影响，以及它与作为西方女性传统的希腊女性之间的异同，从而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去把握传统中国女性地位。

张芬
《左传》与《战国策》女性形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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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作为先秦时代的一部珍贵典籍，不仅为我们再现了春秋社会旌旗摇曳背后的刀光剑影，同时不着痕迹的为我们刻画了个性迥异的人物形象，天子、诸侯、贵胄、权臣以及文武之士无疑是作者记述的要点，但那些活跃在时间长河中的女人，或见识高远，或口蜜腹剑，或借以谋权，也深刻影响了历史的走向。作者从自己特定的文化立场出发，将历史厚重的帷幕缓缓拉开，让那一个个姿态各异、活灵活现的女性在这个舞台上莺歌燕语。《战国策》作为战国时代的史料汇编，折射出战国时代的波诡云谲，是了解战国历史的重要文献依据，以其辩丽恣肆的语言，波澜起伏的情节，记载了战国纵横家的政治生活及外交策略，同时也为我们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女性群像，对女性形象的塑造虽然着墨不多，但有鲜明形象的将近二十人，不仅描写了上层贵族，同时也将史笔触及到了平民女子，作者将她们从幕后拉至台前，在特定的时代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体现了时代的烙印。　　本文以《左传》与《战国策》中的女性形象为切入点，绪论部分主要是从文献的角度梳理了前人对两书女性形象的研究成果与不足之处，第一章通过对两书女性形象进行分类，以期对女性形象有一个整体的感知;第二章透过女性人物的视角，以点带面，探讨从春秋到战国的时代变迁;第三章反思混乱社会下女性命运的形成;第四章分析两书女性的塑造手法及其审美观照，从艺术的角度探讨两书女性形象的刻画方式。

靳文娟
孔子与老子关系研究——以《孔子家语》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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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在借鉴前贤时哲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孔子家语》的源流和历史上有关孔老关系的记载,论证了今本《孔子家语》流传以及孔老相见的历史真实性;以传世文献结合出土文献,深入比较了孔子和老子的天道观及政治思想,该文认为:春秋时代是中国思想史上由神权主义向人文主义过渡的重要阶段,处于文化转型期的孔子与老子立足传统文化又摆脱天命神权观念,形成了以天道观为核心的自然哲学,以新的形式和内涵继承了商周天人合一的思维路向.孔、老两位大师以'救世'为己任,针对所谓'礼崩乐坏'的现实问题分别提出了自己的变革构想.出于天道观的不同,两人的政治改革方案判然有别:孔子立足传统文化,力求'损益'而'百世可知';老子则对现实政治提出了严厉的批判,主张'返朴归真'.两人都怀有'无为'的理想社会蓝图,但具体实现方式和内容差异显著;出于天道观的相似,两人的思想特征又存在某些相似性,如对'无为'、'圣人'的推崇.思维方法上的相似反映了他们对早期文化的传承及春秋的时代特点,但相似毕竟不是相同,形式上相同的概念,其思想实质常常是不同的.孔子与老子思想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博大的生存智慧,他们的修身论与政治思想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老子的修身思想并不能理解为庄子式的出世思想,从根本上说,孔、老二人的修身论都是为其政治思想服务的,因此,出世与入世并不是孔、老异路的标志.总之,由于存在共同的文化渊源,因而孔、老思想在某些方面有着一定的一致性.但另一方面,孔、老二人从一开始就表现了不同的思维理路和价值标准,从而开创了儒家与道家两个不同的学派.

孙海辉
中国古代《庄子》校勘的成就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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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是先秦诸子著作中一部重要的典籍，具有极高的思想性与文学性，备受后世研究者青睐。这部著作并非完全由庄子本人独立完成，有许多后世增益、删改的成分，因此此书的成书在可查证的文献方面有古本、今本之别，而古本是否即为《庄子》的原本尚有待考证。此外，《庄子》自成书以后又屡经传抄、刊刻，在后世常表现为多文本、多版本相继或并行出现的复杂局面，这造成了《庄子》文本在底本上的多重性，因此历代所见的《庄子》文献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彼此之间异文较多，这些异文决定了《庄子》文本校勘的必要性。自魏晋开始，不断有学者进行《庄子》的校勘，这些校勘活动及其成果在整个中国古代因为不同的时代、风气而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本文通过对这些不同时代、不同特点的《庄子》校勘的梳理分析，集中呈现了中国古代《庄子》校勘的总体成就，突出了不同时代《庄子》校勘的局限与不足，由此为进一步了解《庄子》原本原貌提供了客观化、多角度的视角。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主要采取横、纵两条线索。首先，从内容划分上，以时间为序，根据不同时代校勘的特点将整个中国古代《庄子》校勘的活动分为魏晋至隋唐时期、宋元明时期、清代三个阶段，以纵向线索纵观不同时代《庄子》校勘的成果、方法及不同的特点。其次，在对每个阶段的具体分析中，又以横向比较为主，分析同一时代同一风气下不同学者的校勘倾向。结合纵横两条线索排比论述，整体呈现了中国古代《庄子》校勘的概貌。全文所采用的材料、分析数据悉数来自不同时代学者的校勘著作。由对这些著作的分析，进而发现不同时代的《庄子》校勘既有成就，也有不足。魏晋至隋唐为写本时代，距离《庄子》成书的年代最为接近，存录魏晋古本异文的信息最为丰富，校勘的成果最多，但大多仅录异文，未做进一步的分析，且方法以对校为主，他校为补充，本校、理校方法并不深入，版本来源尚有未尽周详之处。宋元明时期的《庄子》校勘虽然有一定的成果，但多建立在臆改、作伪的基础之上，缺乏可靠的校本，校勘的局面相对混乱，方法仅以对校为主，比较单一，整体的成就不大。清代距离《庄子》成书的年代最为久远，又历经流传，久无古本，经宋明学者的妄自臆改之后，整体的环境相对恶劣，但这一时期的学术风气比较严谨，校勘的态度比较端正，选择底本相对谨慎，而方法又比较全面，高度重视理校，因此成果较为突出，出现了以王念孙《庄子杂志》、俞樾《庄子平议》等为代表的订误正讹的著作，在晚清又出现了以《庄子集释》为代表的涵盖了前人及当代人校勘成果的近代通行本，有迄今发现最早的新的简明直观的《庄子》校勘记的新格式。清代学者在总结前人校勘成果和推动《庄子》校勘活动走向成熟方面贡献巨大，但也有方法不充分、成果不可靠的地方。不同时代的校勘因不同时代的学术风格而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同一时代的校勘尽管整体的特点大致相似，但在具体的方法、成果上又有所不同。本文通过多角度、横纵交叉的比较分析，从总体上再现了中国古代《庄子》校勘的概貌。厘清不同时代《庄子》校勘的成就与不足，更有助于挖掘《庄子》文本的线索，从而更加接近于《庄子》文本的本来面目。

张晓红
基于概念隐喻的诗歌隐喻的认知研究——以苏轼诗词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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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一直是语言学及其它领域的重要研究话题,尤其是认知语言学领域。诗歌与隐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诗歌隐喻既是隐喻研究也是诗歌研究的重要对象。莱考夫和约翰逊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为传统隐喻研究提供了新的认知视角。莱考夫和特纳将诗歌隐喻纳入概念隐喻的理论框架并阐释了诗歌隐喻是如何以基本概念隐喻为基础,通过四种诗性思维方式来构建和运作的。苏轼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词是中国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莱考夫与约翰逊的概念隐喻理论和莱考夫与特纳的诗歌隐喻理论为框架,以苏轼诗词为案例,本研究试图探究诗歌隐喻的特点,并以实例阐释诗歌隐喻是如何通过四种诗性思维方式,以基本概念隐喻为基础来构建和运作的。通过对苏轼诗词中具体隐喻表达的详细分析,本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发现。首先,诗歌隐喻本质上是一种延伸的和精细化的概念隐喻,因此具有系统性与连贯性这两个与基本概念隐喻共享的本质特征;同时,诗歌隐喻有其自身特点,包括创造性、新颖性、多样性和个人倾向性。其次,虽然诗歌中隐喻大多数是常规隐喻延伸的诗性隐喻,但是诗人也会直接使用常规隐喻,只不过他将它们融入超越日常语言的语言表达中以达到诗意效果。最后且最重要的是,诗歌隐喻以基本隐喻为基础,通过四种诗性思维方式来构建和运作,分别是拓展对应关系、增加细节描述、质疑常规隐喻和整合多个隐喻。理论上讲,此研究为莱考夫和特纳的诗歌隐喻理论提供了更多、更有利的跨文化语料,增强了该理论对跨文化语料的阐释力;同时,它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诗歌隐喻和诗性思维,这将有利于中国诗歌的鉴赏教学和翻译。对于苏轼诗词,本研究为其中诗歌隐喻的解读提供了认知视角,丰富了苏轼诗词的相关研究;而且,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其诗词,有利于对其诗词的鉴赏与翻译。

徐畅
基于汉语国际教育视角的《论语》成语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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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汉语国际推广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传播中国文化。《论语》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成语不仅是语言的精华，更是文化的载体。向外国人介绍《论语》中的成语，是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由于汉语成语数量庞大，外国汉语学习者对成语怀有“兴趣+难点”的矛盾心态，因此海外教成语应分类分级教学。本文确定研究目标后，参照当代中国大学生成材目标将《论语》成语分成“立志”、“修身”、“博学”、“报国”四个类别，参照汉字等级大纲分为甲、乙、丙、丁四个参考等级，并分别归入“心态文化”、“历史文化”、“汉字文化”、“思维文化”等文化类型;尝试在海外进行成语独立设课教学实验，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本文分为如下几个部分：第1章是绪论，介绍选题缘起、研究目的、背景与研究方法、研究对象、预期成果等。第2章是对外汉语成语教学研究现状与相关的基本理论，综述语词分立新主张，成语本体研究、“字”本位理论、中国文化研究现状、成语文化及成语资源论，以及中国当代大学生“立志、修身、博学、报国”成才目标等内容。第3章是准备教学基本素材，属论文重点内容之一，尝试编制《论语》成语层级表、《论语》成语分类表，列出立志类《论语》成语的教学素材表。本文依据陈光磊（1992）研究成果，详列《论语》成语蕴含的文化分类表等。第4章教学实践，也是本文重点内容之一，依据上述理论与研究成果进行成语教学实践，得出基于汉语国际教育视角的《论语》成语独立设课教学的经验和教训。第5章是结语和讨论，总结了此次海外成语教学实验的经验和教训，指出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呼吁开展更多的海外成语教学实验。

张长宝
交际—语义翻译理论视角下《李清照词》三种英语全译本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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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诗歌文化源远流长,从歌咏西周至春秋先民生活的《诗经》开始,经历汉代乐府诗歌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诗歌在唐代达到顶峰,至宋代又出现了诗歌的另一座高峰——宋词。“唐诗宋词”早已在中国诗歌文化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作为中国古代诗坛上一位杰出的女诗人,李清照一生坎坷飘摇的经历及其清新、秀丽、婉约的词风,不仅震撼了宋代诗坛,使之成为宋词“婉约派”的杰出代表,而且其本人及其词作也吸引着国内外众多的诗词爱好者以及学者的目光。他们纷纷对李清照其人、其词进行研究和译介。然而,先前的李清照词译介研究多从美学、女性主义、功能、文化等角度探讨,并且大多数研究者仅仅以数首李清照词的英译文本作为语料来进行材料分析,缺乏研究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交际和语义翻译理论是彼得·纽马克于20世纪80年代在其著作《翻译方法》中,根据语言的传信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表达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和呼唤功能(vocative function)所提出的。交际翻译旨在使译文对译文读者产生与原文对原文读者尽可能相同的效果,强调信息传递的效果,要求译者重新组织语言结构,以目的语文化为导向,以目的语读者能否接受为标准;语义翻译旨在尽可能在目的语语义和句法结构允许的范围内,使译文忠实于原文,尽可能准确再现原作上下文的语境意义,尽量保留源语言的文化。前者通常运用于非文学性文章,如广告、公告等;后者通常运用于文学、科技文献,以及其它视原文语言与内容同等重要的文本中。另外,译者可以根据源语言的不同文本类型,使用不同翻译方法和标准,如“呼唤型”文本用交际翻译法,“信息型”文本用语义翻译法,“表达型”文本用语义翻译法。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在不同文本中的应用,只是说明其各有侧重,并不完全意味着某类文本只对应某种翻译方法,因为很少有仅属于单一的表达型、信息型或呼唤型文本。李清照的“婉约派”词属于诗歌文学,强调表达和呼唤功能,期待读者共鸣,故李清照词的英译,会用到交际翻译,语义翻译或两者兼而有之。本论文拟从交际和语义翻译理论视角,结合宋词及李清照“婉约词”的特点,采用数据统计、对比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大陆译者许渊冲、中国台湾译者胡品清以及美国诗人Kenneth Rexroth与钟玲合译的三种李清照词英语全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旨在探讨李清照词在翻译中的难点,弄清他们翻译方法的异同、翻译效果的差异,揭示各自译文的优势和不足。研究发现:1.三个全译本在对李清照“婉约派”宋词的词牌名翻译时,许译和胡译侧重语义翻译;Rexroth与钟玲译本则侧重交际翻译。2.李清照词的主体部分,许译和胡译对于涉及到中国古典文化意像的词汇能准确理解其内含意义,并且大多采取语义翻译。尽可能多地使中国文化在译文中保留,传递给目的语读者。这种翻译的优点是目的语读者可以感受到中国独特的文化魅力,缺点是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困难;而美国诗人Kenneth Rexroth与钟玲的合译本则较多地采取了交际翻译,一切以目的语读者的理解为导向,尽量减少译文给读者造成的困难。3.侧重语义翻译,倡导“三美”、“三之”、“三化”、韵体译诗的许译本更好地传达了李清照词的语言特点和诗歌结构特点,使目的语读者能够领略到宋词的音美、形美、意美以及意境美。论文最后指出:交际和语义翻译不能绝对割裂。在翻译实践中,译者要确定译文读者的欣赏水平,考虑源语文本艺术表现手法以及文化传播意义,并以此确定交际和语义翻译使用的比重。同时,交际和语义翻译理论对李清照词、中国宋词翻译、古代典籍翻译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持,有利于新时期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战略。

常阳
“卫生之经”与“天均之运”——《庄子·庚桑楚》文本学析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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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庚桑楚》开篇寓言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寓言中的四个“象”——众弟子、南荣趎、庚桑楚、老聃,揭示“卫生之经”内藏的四个层次。然“卫生”不仅关涉个人心性修养,同时还指向天道的运转,也就是说人只有融入天道之下方能全其生。在庚桑楚与老聃身上亦看到这个更广阔的背景——宇宙。所以处于这两个层次的人是向着天开放的。寓言以“至人之德”结束,“至人之德”既是对“卫生”四个层次的总结,又开启了卫生的形上根基——天均。第二章就是在对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卫生的终极支撑者——天均。天均的运转无处不在,对于人来说,天均之展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灵台和心知。第三章便是从灵台与心知史两个方面揭示天均具有的实践品格。其中第一节揭示了形上之天均在人身上的正面展开——灵台。第二节揭示了天均落实到人心之上的表现,同时进一步揭示了心知分化在形上层面的根源大道之分。大道自然流行,任物无心,有从备到分的历程,同时亦能自然回归到纯全的自身,然对于人道来说归真还需自身的修养与工夫。第四章就这两个方面论述。第一节揭示大道何以从分的状态返回到周遍的状态。第二节说明人道何以法天,象天,也就是人道如何一步一步向天道复归的。

郑随心
《诅楚文》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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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诅楚文》是战国时期秦国声讨楚王熊相,并祈求神灵保佑秦国战胜楚师的刻石文字。共有三篇,内容相同,惟所祭神名有异,分别为《祀大沈厥湫文》、《祀巫咸神文》与《祀亚驼文》。《诅楚文》出土日久,研究成果亦丰。然其中尚有未能尽解之问题,故作此文以为补苴。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近几年主要研究成果述评。张翀先生通过对《诅楚文》版本问题的研究,指出《诅楚文》为真,但《金石索》本更接近《诅楚文》原貌。有关“三神”及其地望,史党社、田静及吕静等先生研究认为巫咸神是随着商人势力的扩大和文化交流而逐渐被神化的,而裘锡圭与雍际春二位先生则研究认为亚驼神地望当在今甘肃正宁县境内。对于《诅楚文》与《吕相绝秦书》存在相似语句的问题,孙作云先生认为这正反映了那一时代的语言特点,史党社与田静二位先生认为盟诅有一定的礼节与格式,且由专职人员起草,故而相似的文句与口气未必是抄袭。第二章,《诅楚文》史实背景考述。战国时代诸侯混争,尤以秦、楚两国势均力敌,形成南北对峙之势。商於之地的得与失成为决定双方成败的关键所在。秦因抢占商於之地而致楚三分,怀王因急于收复商於之地而使秦离间之计轻易得逞。怀王怒而伐秦,再失汉中之地,情势于楚更加不利。当此情势下,怀王发动全国兵力与秦作殊死一搏,并进逼至秦都附近。秦人恐慌之下,作《诅楚文》以求神祐。第三章,《诅楚文》释读札记,主要对三个问题作了补充考释。有关“又秦”,其中“又”通“有”,在“有秦”这一结构中作衬音助词,有音无义。其主要起着凑词足句的作用,且以“有”字凑成一个节拍,亦可使文章音韵协调,易读易记,这是由汉语词的复音化规律所决定的。有关“邵馨布憿”,“邵”通“诏”；“馨”即大鼓；“憨”即“憿”,通作“檄”。“布檄”常作“传檄”或“移檄”。“邵鼛布憿”即诏告击鼛鼓并传布檄文以昭示天下,以示师出有名。此与《吴越春秋》“鸣钟惊檄”用例相同。有关“述(遂)”与“逑”,由《诅楚文》文义而论,“取”前一字当以《绛帖》及《金石索》本之“逑”为正,而《中吴刊本》之“述(遂)”当为“逑”字之误。第四章,《诅楚文》“熊相”再探。出土简帛材料中,楚先公“熊霜”即写作“熊相”。但熊霜处于西周晚期宣王时期,与秦仲年代相当。且其时秦、楚各偏处一隅,尚未形成对峙争雄之势。因《诅楚文》系秦国所作,故“十八世”之计算宜以秦为本位,由秦穆公“十八世”正至惠文王,其时正当楚怀王时期。又由战国时期的形势而论,楚怀王与秦惠文王时方始屡相攻伐,丹阳与蓝田二次战役,更是对双方最终的成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诅楚文》即作于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秦楚蓝田战役之前,而其所诅者正为楚怀王。文献中楚怀王名作“熊槐”者,当系“熊相”之讹误。第五章,《诅楚文》“箸者石章”考辨。“箸”具“书”义,“章”即“璋”,标明《诅楚文》的形制。而由《诅楚文》书写载体为石质璋类物,可知苏轼所见之“碑”当非原石,《巫咸》原石或于唐时即已出土,而宋人复刻于碑。《亚驼》石出土情况不明,由其神在甘肃境内一节,知宋时出于“洛”者或亦非最初出土之原石。

张海燕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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