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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探《诗经》里的植物与女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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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一部周朝的诗歌集，也是一部记载了周朝社会生活的史诗。《诗经》中感物诗篇较多，写作手法上多采用比兴，该方法多源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实际，其中大量的植物描写大放光彩，性情流露，聚集着先民的聪明与巧思，烘托出先民对大自然的敬畏和深情。　　《诗经》约有一半的篇章是描写了与植物和女性有关的，从历史角度看，这是一部男权社会的产物，以描写植物意境来起兴女性的欢歌笑颜、忧愁悲情的人生百态。诗篇中生动而有灵魂的植物是人物的化身，诗篇中丰富而深情的女性形象，强烈地反映了《诗经》的思想内涵，增加了《诗经》的艺术魅力。《诗经》中的语言是先民在生活中提炼而来的，简约却又煽情，令人动容，像是一幅幅流动的画一般，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极为生动易明。《诗经》亦是一部女性启蒙书，自我意识的萌生，以大胆而勇敢的行为为实现自我价值，令女性有更多机会表达高兴或者哀伤的意愿。不管是植物还是女性或是其他的物候、动物、时间等等，《诗经》中的诗篇，为后世的各个领域特别是诗词书画歌赋的文学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世的各个科学研究提供参考。　　本论文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绪论: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一章:《诗经》中的植物特有文化及意义，主要从对生命的崇拜、具体生活实践和审美的观念三方面进行论述。第二章:《诗经》中的植物与婚恋关系。从植物本身的形态，芽花种子（果实）及药用植物与婚恋关系进行叙述。第三章:《诗经》植物的色彩与女性的生活状态。第四章:《诗经》中的植物文化与女性的价值观，从情感载体，从见证历史的载体等两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五章:结语。《诗经》植物的文化与女性及后世文学等方面的影响。　　周朝妇女们主要的生产方式是采集采摘植物，在日积月累的采集生产活动中，与诸多种类的植物种下了深厚的感情。先民都喜爱植物，倾慕植物的自然性，甚至将它们看作神圣之物借以传达自我的情感。其实大自然中植物外在的形像、以及其自然的生长状态与人类丰富的情感本来就是融为一体的，所以那些智慧的先民们巧妙地在女性与植物之间找到了最美好的切合点。同时配以丰富的想象，再运用赋比兴的手法把它们巧妙地结合起来，达到物我的最佳融汇，从而将那些人类至今依然无法伸手触摸到的微妙思绪，转变成为那些可触可感的现实的审美对象之中，并借此来进行感情体验的升华。诗中的大部分植物都被先民们注入独特的思想，赋予它们人类的奇妙情感，所以说《诗经》中的植物拥有丰富多彩的内涵。

余娴陈
杜甫咏物诗对魏晋南北朝咏物诗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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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物诗是中国古代诗歌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门类。魏晋时期,咏物诗以托物寄兴为主并大量出现,进入了发展阶段。南北朝时期,咏物诗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与前期相比,在提高和发展的历程中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即繁荣期。咏物诗到了唐代杜甫,以丰富的情感内涵和多样化的艺术手法,成为咏物诗的创作顶峰。本文以魏晋南北朝咏物诗和杜甫咏物诗为研究对象,试图梳理出两者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　　前言对咏物诗的概念进行界定,以明确咏物诗的研究对象和艺术手法。并对咏物诗起源以及魏晋南北朝咏物诗和杜甫咏物诗进行综述。　　第一章魏晋南北朝咏物诗的特点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咏物诗在咏物对象、内涵和形式上的特点,咏物对象上主要是飞鸟、马、雨雪的集中描写;内容上表现为在魏晋时期的说理咏物,南北朝时期的遣兴娱乐;形式上有比兴、重形轻神、赋体咏物诗。　　第二章杜甫咏物诗对魏晋南北朝咏物诗的继承本章主要从咏物对象、表达内涵、创作手法三方面梳理杜甫咏物诗对魏晋南北朝咏物诗的继承。首先,在咏物对象上,以凤凰、马为研究对象,分析杜甫咏物诗对魏晋南北朝咏物诗在咏物对象上的继承。其次,在表达内涵上,主要是分析反映一定人生哲理的政治诗,特别在魏晋时期慷慨激昂的文风,表现杜甫咏物诗对魏晋南北朝咏物诗在内涵上的继承。第三,在创作手法上,杜甫咏物诗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咏物诗的继承主要就是出神入化的比兴手法。　　第三章杜甫咏物诗对魏晋南北朝咏物诗的发展本章主要从咏物对象、咏物诗所言之“志”、表达技巧三方面进行区别和联系,进而探寻杜甫咏物诗在魏晋南北朝基础上的发展。首先,在咏物对象上,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到杜甫咏物诗的创作,咏物对象不断拓展,每个时期的咏物对象体现不同的时代特征。其次,在所言之“志”上的区别来看,主要体现南北朝时期描写大量香艳风气和女性卑弱,而杜甫咏物诗主要以“仁民爱物”的儒家思想为主,反映两个时代的社会风气。第三,在艺术手法上,魏晋时期写物主要是达情,南北朝时期是细腻的描摹物象表达情感却卑弱,而到杜甫,则是“形神兼备,不即不离”。另外,还将议论、叙事融入到咏物诗的创作中。　　第四章余论杜甫的咏物诗在数量、对象、内涵、艺术手法上对魏晋南北朝咏物诗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杜甫咏物诗对魏晋南北朝咏物诗历史地位的发展。并对后世咏物诗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

李园媛
《左传》中的女性及女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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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作为先秦历史散文的经典代表之作，从古至今在史学和文学上都有其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前人对《左传》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叙事手法和外交辞令上，历代的学者在关于《左传》的真伪、注疏、考据、义理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充分的研究。然而，对于其中的人物研究尤其是是对女性这一群体的研究较少。对于古代女性的认识，人们思想意识大都停留在“男尊女卑”的层面，在人们潜意识中认为女性是受奴役受压迫的阶层，对女性的认识存在偏见与误读，“红颜祸水”一词最是有力的证词，那么古时的女性到底是怎样的？回顾以往的论著谈及此问题时，往往是浮光掠影，一笔带过，并未作出深入、系统的分析。本文通过对《左传》中社会关系较为明确的女性人物进行整理，以进行解读春秋时期这个中国历史上礼崩乐坏、战争纷扰的年代里女性的面貌，以呈现出中国古时女性的风貌特征。

张秋霞
深度翻译理论视角下译者主体性研究——以程译《论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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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翻译之“道”?是归化之道还是异化之道?何为译者之“则”?是仆人之“忠”还是鸟媒之“讹”?长期以来,人们对翻译的讨论始终局限在语言层面的转换和翻译的标准,却忽视了翻译活动背后起着巨大作用的社会文化因素。上世纪七十年代,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译学界开始关注翻译在译语文化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文化在翻译过程对译者的影响。而译者的主体性也逐渐成为译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主张以深度翻译理论为理论基础,对译者主体性进行多方位的探讨。深度翻译理论强调译者通过副文本及文内深度阐释将译文置于深厚的语言文化背景中,让读者更好地认识原语文化,实现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平等交流。法国著名汉学家程艾兰所译的《论语》显然达到了这个要求。程译《论语》在法国取得巨大成功,被认为是最佳《论语》法译本之一。程艾兰在译本中添加了大量的副文本内容并在术语选择、译文组织上展现出较大的创造性。因此,本文将以深度翻译理论为指导,通过翻译描述性和规范性研究方法,以程译《论语》为例,对译者主体性在深度翻译中的体现进行深入研究。本文由三章组成,外加引言和结语。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在第一章,本文对国内外译论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进行总结,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借鉴唯物主义认识论,对译者主体性的内涵进行重新界定,强调译者的能动性,指明译者的受动性及翻译中的主体间性;在第二章,本文首先对深度翻译所主张的翻译目标、翻译形式、翻译任务进行探讨,并指出深度翻译之主张需译者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然后,对程译《论语》深度翻译的形式进行梳理,将其归纳为副文本和文内深度阐释;在第三章,本文以译者主体性三大特征,即能动性、受动性、主体间性为主干,以各特征的具体表现形式为分支,对译者主体性在深度翻译中的体现进行了详细的剖析。结语部分总结全文,指出本文的研究成果并对本课题有待深入和发展的问题进行探讨和展望。本文认为,译者主体性主要体现为译者的能动性,同时译者能动性的发挥会受到客体及其他主体的制约。要达到深度翻译所倡导的目标,即两种文化对等交流,译者需积极发挥能动性,在翻译目标的确定过程中、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过程中进行介入,并在翻译中进行适当的创造,辅以译本深厚的原语文化语言和文化背景。

陈明浩
李煜及其词作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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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一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期，各个时期均有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因而其生活各个时期的特征非常明显。依据李煜一生所历和各时期的思想情感，我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并用知人论世法对其词作的内容情感进行分析，以期给他的所有词作以合理的分期，确定每首词所属的题材类别。这样做的意义是给李煜词以明确的分期定类，从而使人们不再妄加揣测他某首词的创作时期，歪曲其词作的感情倾向。李煜一生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937年农历七月初七出生，到959年九月其兄弘冀去世。这一时期李煜为汲汲追求争位的兄长弘冀所嫉，整日愁郁忧惧。第二个时期是从959年九月其兄弘冀去世，到964年十月初二其次子仲宣夭折。这一时期他初登王位，又用对宋奉礼屈和之策，取得了国家的暂时安宁，因而生活相对平静，好逸乐的天性表现出来，与大周后及群臣整日宴舞欢歌，赏玩春色。大周后病后他又与其妹女英沉入爱河，从而演绎了一段风流艳情佳话。第三个时期是从964年十月初二其次子仲宣夭折，到975年十一月廿七南唐灭亡。这一时期李煜的爱子仲宣不幸夭折，爱妻大周后娥皇又病逝，接着其弟从善朝宋被羁，宋对南唐威逼日急，李煜既悲又愁。第四个时期是从975年十一月廿七南唐灭亡，到978年七月初八李煜去世。这一时期李煜被囚于“礼贤宅”内，境遇凄惨，心情哀苦，又常思恋故旧，倍增其愁。依据题材内容，李煜的词作可分为七类，分别归入四个时期。第一时期主要有渔隐词，第二时期主要有歌舞赏春词、恋情相思词，第三时期主要有思悼词、怀远词、闺怨词，第四时期主要有亡国悲恨词。本文除重点分析人们所熟知的亡国悲恨词外，对李煜其它词作也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公允的评价，而非厚此薄彼，甚至只看一点，不及其余。由此也批驳对李煜的一些错误看法，形成对李煜的再认识。李煜词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本文从情感、表现、语言、风格四个方面入手，结合作品进行阐述。首先，李煜词情感真挚深厚，内容高度概括。这是指李煜词抒写率真，内容极富概括性。其次，表现丰富恰切，方式不拘一格，具体表现为长于叙事描写、所写生动如画，善于塑造形象、人物活灵活现，善于使用意象、营造浑融意境，运用多种手法、表现不拘一格。第三，语言朴素凝练，含义醇浓精深。这主要是指李煜词的语言朴素平易自然而又凝炼优美流畅，其含义醇浓精深。第四，风格多种多样，一语不足涵盖。这是指不管用什么词语，都不能概括李煜这四个时期的词作所体现出来的各自迥异的风格。他所有的词作表现为三种风格：一是清新明快，这主要是第一、二时期的渔隐词、歌舞赏春词、恋情相思词所呈现出来的风格;二是沉郁低咽，这主要是第三时期的悼亡词、怀远词以及大部分闺怨词所共同表现出来的倾向;三是凄婉为主而间有豪纵，这主要是第四时期的亡国悲恨词所表现出来的风格。李煜开拓创新，对词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首先，李煜率意为词，真实表现，并把词从写倩男秀女的小儿女情愁发展到抒发士大夫的家国悲恨，带词进入更广阔的题材领域，拓展了感情抒发的深度，词作更贴近生活。其次，他完善了词作的手法，变深晦而为显明，变幽隐曲折而为直抒胸臆，使语言变堆砌雕琢而为省净明快，丰富了意象群和表现手法。李煜词的思想艺术成就以及种种开拓创新，必然深远地影响着后世。它既深刻地影响着晏殊、欧阳修、秦观等婉约词大家，也启发了苏轼、辛弃疾这样的豪放词人，正体现出承前启后的罩程碑作用。

刘吉美
苏轼绘画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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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中国北宋时期杰出的文学家、书画家。在绘画方面，苏轼倡导诗画相通，推崇文人画，让绘画向诗歌靠拢，使绘画不断雅化，追求绘画的趣味和神韵，强调其表意功能和抒发个性情怀的特点;同时，苏轼也强调绘画由技巧向大道跃升，摆脱工匠气和艳俗气，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作为“末技小道”的绘画在整个艺术领域中的地位。苏轼的绘画理论中如“传神”、“诗画一律”、“有道有艺”、“常理和常形”、“成竹在胸”等理论观点对中国古代绘画的发展影响颇深，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本文在分析苏轼的书信、序跋、题记、题画诗等画论文献基础上结合苏轼的创作实践，剖析其绘画理论的内涵。　　苏轼的绘画理论内涵主要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诗画互通说、有道有艺说、形神兼备说。　　第一章讨论苏轼的“诗画互通”说。诗画互通既是苏轼对前人绘画理论的总结，也是苏轼极为重要的一个绘画理论主张。一方面，从诗画互通演变的情况来看，经过汉代的酝酿、魏晋时期的发展以及唐宋时期的成熟，诗歌和绘画结合的方式日渐成熟。历代文人对“诗画互通”这一命题的探讨也留下了许多文字记载。另一方面，苏轼的“诗画互通”主要体现为诗画意境的互通。诗画意境的互通，首先表现在诗歌和绘画在创造审美意境上的同一与互通，即“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歌语言所描绘的艺术形象和象外之象，能给人鲜明生动的画面感;绘画笔墨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和象外之意，能使人感受到画面之外的无穷诗意。其次，“诗画互通”是指艺术诗歌和绘画都追求天工与清新的审美意境。“自然天成”的诗画作品一直被诗人和画家奉为上品，他们也在不遗余力地实现这一艺术追求。苏轼认为，将诗歌与绘画结合，融合诗歌的抒情性和绘画的图像性，追求言外之意、象外之象，韵外之致，便能创作出天工与清新的审美意象，诗人和画家通过巧夺天工的艺术技巧，创造出清新自然的意境。“诗画互通”还表为“摹写物象”上的相通之处，中国古代诗画运用“留白”的手法以实现审美意境的自然天成。　　第二章主要探讨苏轼绘画理论中的“有道有艺说”，对于“道”和“艺”的关系的探讨，是苏轼绘画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部分。苏轼认为，“道”和“艺”是绘画创作的两个重要方面。“道”是指艺术家对世间万物的本性和天命的整体把握;“艺”也就是“技”，即技艺、技巧。画家只有实现“道”和“技”的统一，即实现艺术思想与艺术技巧的高度统一，才能画出“传神”之作。苏轼的“有道有艺”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其一，“道”在绘画创作中起到统领作用，绘画之“道”要做到合乎自然、合乎法度、合乎人的品格。其二，画家技艺的训练能够显“道”，画家要加强艺术技巧的训练和“道”的修养，其艺术技巧要注重生活细节，并且要合于实际。其三，有道有艺，道艺并行。一方面，绘画创作要做到，有道有艺，道技结合，另一方面，道”和“技”互相渗透、相辅相成，要以道领技，以技悟道。　　第三章主要探讨苏轼绘画理论中的“形神兼备”说。“形神兼备”说是苏轼对“形”与“神”关系的探讨，也是其绘画理论中的一个关键部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传神论的深化、常理与常形的辩证关系以及身与物化、形神合一的绘画境界。其一，苏轼继承了顾恺之“传神写照”的观点，并推动了传神论向写意论的转变，从而提出了“得其意思所在”和“萧然有意于笔墨之外”的观点。其二，常理与常形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苏轼认为“常理”是合于天造、厌于人意的。另一方面，绘画可以“显其心志”。有“常理”的绘画形象能显现出客观对象所包孕的艺术家的主观心志。其三，形神兼备的最高境界是“身与物化”。“身与物化”即由构思之前的“成竹在胸”到创作之后“身与竹化”再到画家穷理尽性以达到的生命境界——“与造物者游”。　　“诗画互通”说、“有道有艺”说，“形神兼备”说，是苏轼绘画理论的几个重要部分，他的这些理论观点不仅丰富了北宋绘画理论，也是文人画在绘画意境、绘画创作以及绘画审美上的具体追求。

张秋丽
异曲同词《念奴娇·赤壁怀古》的音乐分析与演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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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词人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古词第一名篇,作曲家青主与阿镗分别进行了谱曲,青主以西洋大小调的作曲技法进行创作,阿镗则旋律采用中国民族调式进行创作,两首作品都大气磅礴,气势非凡。本文主要从客观方面对两首作品进行了分析,第一部分是创作背景,对词作者和诗词本身进行了解析;第二部分从乐曲的本身出发,对《大江东去》的曲作者青主及对音乐本体进行了分析,依次对《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曲作者阿镗及音乐本体进行了分析,后将两首作品放在一起,从歌词、调性、伴奏、和声几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第三部分从演唱方面,分别对两首作品演唱方面的细节进行了挖掘,从演唱风格的把握与歌唱技巧的运用,音色、音量、语气的艺术处理以及情感表达与意境渲染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其次对两首乐曲的共性处理进行了简单的阐述;最后主要就个性表达分别从两首作品的各自的音乐特色来进行阐述:《大江东去》主要从全曲大量的音乐术语标记和休止符来结合演唱进行分析,《念奴娇·赤壁怀古》从乐曲几次速度变化和歌词重复上面来分析音乐所塑造的画面。第四部分就演唱异曲同词声乐作品的思考进行阐述。通过对异曲同词声乐作品分析研究,必须相对独立的去对待两首作品,从音乐本体出发,找出它们之间的共性与个性,对其思想情感进行准确的表达。

张红云
交际—语义翻译理论视角下《李清照词》三种英语全译本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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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诗歌文化源远流长,从歌咏西周至春秋先民生活的《诗经》开始,经历汉代乐府诗歌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诗歌在唐代达到顶峰,至宋代又出现了诗歌的另一座高峰——宋词。“唐诗宋词”早已在中国诗歌文化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作为中国古代诗坛上一位杰出的女诗人,李清照一生坎坷飘摇的经历及其清新、秀丽、婉约的词风,不仅震撼了宋代诗坛,使之成为宋词“婉约派”的杰出代表,而且其本人及其词作也吸引着国内外众多的诗词爱好者以及学者的目光。他们纷纷对李清照其人、其词进行研究和译介。然而,先前的李清照词译介研究多从美学、女性主义、功能、文化等角度探讨,并且大多数研究者仅仅以数首李清照词的英译文本作为语料来进行材料分析,缺乏研究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交际和语义翻译理论是彼得·纽马克于20世纪80年代在其著作《翻译方法》中,根据语言的传信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表达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和呼唤功能(vocative function)所提出的。交际翻译旨在使译文对译文读者产生与原文对原文读者尽可能相同的效果,强调信息传递的效果,要求译者重新组织语言结构,以目的语文化为导向,以目的语读者能否接受为标准;语义翻译旨在尽可能在目的语语义和句法结构允许的范围内,使译文忠实于原文,尽可能准确再现原作上下文的语境意义,尽量保留源语言的文化。前者通常运用于非文学性文章,如广告、公告等;后者通常运用于文学、科技文献,以及其它视原文语言与内容同等重要的文本中。另外,译者可以根据源语言的不同文本类型,使用不同翻译方法和标准,如“呼唤型”文本用交际翻译法,“信息型”文本用语义翻译法,“表达型”文本用语义翻译法。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在不同文本中的应用,只是说明其各有侧重,并不完全意味着某类文本只对应某种翻译方法,因为很少有仅属于单一的表达型、信息型或呼唤型文本。李清照的“婉约派”词属于诗歌文学,强调表达和呼唤功能,期待读者共鸣,故李清照词的英译,会用到交际翻译,语义翻译或两者兼而有之。本论文拟从交际和语义翻译理论视角,结合宋词及李清照“婉约词”的特点,采用数据统计、对比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大陆译者许渊冲、中国台湾译者胡品清以及美国诗人Kenneth Rexroth与钟玲合译的三种李清照词英语全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旨在探讨李清照词在翻译中的难点,弄清他们翻译方法的异同、翻译效果的差异,揭示各自译文的优势和不足。研究发现:1.三个全译本在对李清照“婉约派”宋词的词牌名翻译时,许译和胡译侧重语义翻译;Rexroth与钟玲译本则侧重交际翻译。2.李清照词的主体部分,许译和胡译对于涉及到中国古典文化意像的词汇能准确理解其内含意义,并且大多采取语义翻译。尽可能多地使中国文化在译文中保留,传递给目的语读者。这种翻译的优点是目的语读者可以感受到中国独特的文化魅力,缺点是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困难;而美国诗人Kenneth Rexroth与钟玲的合译本则较多地采取了交际翻译,一切以目的语读者的理解为导向,尽量减少译文给读者造成的困难。3.侧重语义翻译,倡导“三美”、“三之”、“三化”、韵体译诗的许译本更好地传达了李清照词的语言特点和诗歌结构特点,使目的语读者能够领略到宋词的音美、形美、意美以及意境美。论文最后指出:交际和语义翻译不能绝对割裂。在翻译实践中,译者要确定译文读者的欣赏水平,考虑源语文本艺术表现手法以及文化传播意义,并以此确定交际和语义翻译使用的比重。同时,交际和语义翻译理论对李清照词、中国宋词翻译、古代典籍翻译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持,有利于新时期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战略。

常阳
重论曾巩对宋诗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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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曾巩诗歌为研究对象,从曾巩诗歌的文本出发,旨在正确认识自北宋以来,学界对曾巩诗歌的争议,重新认识曾诗的文学地位以及曾巩诗歌对宋诗的贡献。全文共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自北宋以来,学界对曾巩诗歌争议颇多,有的认为曾巩只能为文不能为诗,有的认为曾巩的诗为文所掩,传诵很少。宋、元、明、清以来对曾诗褒贬不一,直到钱锺书先生才对这一历史公案做了总结,称：“一场笔墨官司直打到清朝,看来判他(曾巩)胜诉的批评家居多数。”阐述了曾诗长期以来不被重视的原因,从文本来看,曾诗有四百多首,内容丰富,代表了宋朝的诗歌成就。第二部分主要论述曾巩诗歌创作观的形成。重点论述了曾巩的文学修养和儒学渊源、师承关系、曾巩诗歌和散文创作的区别。曾巩的文学思想是以变革时期的社会文化性格为背景,以个人的儒学修养为基础,在前辈师友古文家的影响下形成的。这些方面决定了曾巩诗歌的创作方向和创作内容。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曾巩的写景抒情诗的风格。曾巩前期的一些写景诗浪漫奔放,到齐州以后很多写景诗深情婉约。就体裁而言,曾巩的写景诗中写的最好的是七言绝句,以最经济的手段表现完美的意境。这些诗歌流畅而不柔靡,清新而且自然。这对于扫除西昆体的弊病,提倡纯朴自然的宋诗风格,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第四部分主要探讨文学家的风格往往不是单一的,曾巩也不例外,除了山水景物诗,曾巩反映现实的诗歌创作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现实,也体现了作者创作的苦心孤诣。一方面曾巩的诗歌表现了对民生的关注和同情,另一方面是抨击时弊、议论国事的现实之作,体现了曾诗“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曾诗所表现的内容同“西昆体”的空泛浮艳比起来,是一种根本性的进步,从创作实践上有力地支持了欧阳修所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为宋诗的健康发展做出了贡献,有清新明朗的风格。第五部分主要探讨了曾巩的咏史、咏物诗。曾巩的史学意识深刻地影响着他的经世观,在曾巩的经世观中,包涵着他强烈的史学鉴戒意识,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内敛式的内在精神超越的追求。他的很多咏史诗反映了他对时事和政治的看法,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的咏史诗,或借古讽今,曲折的反映社会现实;或托物言志,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第六部分曾巩的酬和诗数量很多,表现出对老师的尊重与仰慕,对友情的珍重和对家人的思念之情。说理透彻,情意绵长。第七部分主要从五个方面阐释了曾诗对宋诗的贡献。曾巩的诗歌创作有利的配合了当时的诗文革新运动,以流畅、平正、朴素的艺术风格,以散文化的语言,朴实的议论,严谨的铺陈手法的运用,丰富了宋诗的价值与内涵。曾巩上继欧阳修,下启苏轼、黄庭坚,对欧阳修等所致力的宋调开创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和王安石等同时代人一起通过诗歌创作对苏、黄的宋诗高峰期的到来做了积极的准备。本文之所以从对曾诗的争议出发,阐释曾巩的创作观、诗歌内容及风格、艺术成就,意在探讨曾诗在宋诗中的文学地位以及对宋诗风格的形成做出的贡献,从而还曾巩诗歌一个公允的评价。

刘妍妍
从《雷峰塔》和《易经》看张爱玲晚期作品的自我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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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著名的华文现代作家，张爱玲一生创作大量文学作品，类型包括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以及文学论著，她的书信也被人们作为著作的一部分加以研究。张爱玲一生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史，辗转漂泊于上海、香港、天津、美国等地，成就传奇一生。张爱玲可以说是民国的传奇女子，民国的临水照花人。尽管她的一生悲凉，但仍绚丽多彩。就是这样一位颇有笔墨的女子，一位清贫一生的女子，一位为爱而痴狂的女子。近年却一直有新作被挖掘出版。不断出土的作品使张爱玲再次得到强烈关注，关注度甚至超过一些在世的作家。2010年，张爱玲英文版及繁体中文版遗稿——先后出版发行;2011年5月，《雷峰塔》和《易经》的简体中文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发行，在内地正式面市。以人物年龄视角展开叙述的小说《雷峰塔》与《易经》，由于铺开写了许多细节，并带有自传色彩，对于研究张爱玲有重要意义。《雷峰塔》以张爱玲4到18岁的成长经历为主线，从幼年写到逃离父亲家中，投奔母亲;《易经》则写张爱玲18到22岁的遭遇，从香港大学求学到二战中香港失守，返回上海。坦白地说，两部英文自传小说，是为美国读者而写。如果说张爱玲早期小说向我们展示的是张爱玲爱情观，那么《雷峰塔》和《易经》则向我们揭示了张爱玲的另一个信仰，即生活观。这两部小说不仅真实再现了张爱玲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也为我们阅读张爱玲作品尤其是小说提供了一把解读的钥匙。《雷峰塔》和《易经》下接《小团圆》，可视为张爱玲的“人生三部曲”，三部自传体小说为张爱玲生平资料的搜集、考证和叙述指出了新的方向。首先，以往所有关于张爱玲的传记都要改写甚至重写，由于历史、政治等因素及作家生平资料的缺乏，中国现代文学学者们对张爱玲生平的研究中一直存在着大段空白，毫无疑问，这些自传体小说将弥补一些空白;其次，从文学角度对作家文本的解读来看，张爱玲在晚期创作的这些作品呈现出与早期作品不同的风格。简言之，这几部小说的发掘很可能将改变甚至颠覆世人对张爱玲的固有认识，纵观其早期和晚年作品，我们将会认识一个全新的、文学视野相当宽广的、关心国家命运和普通人生活的多面张爱玲。本文将以《雷峰塔》和《易经》作为中心文本，运用文本分析理论，与其早期作品中的作为比较，来总结张爱玲的后期作品和“晚期风格”，探寻其变化原因及动机、力求基本廓清张爱玲早期和晚期的精神状态和心路历程，再从文学本体价值的角度入手，选择代表性的早期和晚期小说为例进行细致的文本比较解读，同时客观全面地分析其所谓“晚期风格”形成的多种复杂因素，以期探析出张爱玲晚年作品的自我重写以及完成重构生命世界的自我认同这一结论。

张凯玲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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