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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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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名词动用现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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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是一部富有语言特色的先秦典籍。其文献真实性强，词汇量大，涉及面广，语言比较接近口语，为研究上古汉语词汇和语法提供了难得的重要语料。本文在充分吸取传统训诂学丰富经验的基础上，运用了现代语言学、词汇学、语义学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对《左传》名词动用现象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细致的分析描写，对其语法特点、内部规律进行了理论归纳。在研究中坚持了词义内容与词义形式相结合、客观描写与理论总结相结合;并且根据研究的需要，既注重对《左传》词语用法本身进行共时研究，又注意和同时代以及前后时代的文献进行纵横比较，以保证结论的可靠性。同时，还考察了词语产生的社会背景，以揭示词语的历史文化内涵。

关立新
《庄子》中的“三重世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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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中的“世界”是灿若云锦的。庄子以其天才的文心,勾勒出了现实、心灵与道德的“三重世界”,因而《庄子》一书表面文笔洒脱,不落言筌,而其内里思致谨严,伏脉千里。本论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分为四部分。绪论中简述了选题缘由,梳理了该论题的研究现状,以期寻找本文的突破口和创新点之所在。第一部分分析了《庄子》中的现实世界。首先笔者从庄子的身份与交往,不仕的态度展开了对庄子本人生存的现实世界的分析;其次简述了《庄子》中现实世界的特征,具体表现为生死之结、名利之求,有所待;最后分析了庄子的处世态度,主要从安时顺命、不得已、折衷倾向三个层面展开。第二部分分析了《庄子》中的心灵世界。《庄子》中对心灵的讨论可以分为世俗之心和超越之心两个层次,以此为基础,笔者简述了《庄子》中超越之心体现出来的特征,即“洒心去欲”“用心若镜”和“游心”,最后探讨了心灵世界中的修养方式,即由心灵之困走向心灵之忘,最终达到心灵之化。第三部分分析了《庄子》中的道德世界。在对《庄子》中的道、德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明确了《庄子》中的道德所指。以此为前提,分析了道德世界的表现特征,即自化性与玄妙性,最后从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的角度讨论了道德世界是逍遥境界的象征。第四部分分析了《庄子》中“三重世界”的价值,主要从思想和文学两个层面展开。一方面“三重世界”中身隐、心隐、德隐的隐逸思想对后世的隐逸文化产生了深远地影响;另一方面“三重世界”体现出了文学上的结构功能,其不仅具有层层递进的连锁式特点,而且还具有交叉重叠的复合式特点,体现出了《庄子》一书的立体化文本结构。纵观《庄子》全书,包罗万象,风格多样。形象既有抽象也有具象,风格则以象征主义为主体,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交叉,因此从“三重世界”的视角去读《庄子》,不仅能够厘清《庄子》一书的逻辑结构,而且能够更好地把握庄子思想的精髓。

张玲
《淮南子》、《史记》孔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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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孔子及儒家学说研究的深入，学界开始延伸到除儒家典籍之外的其他著作中进行研究。本文选取了西汉初期的“道家集大成著作”《淮南子》，与成书于汉武帝时期的史书《史记》为文本，分析两部著作中孔子的异同之处。同时还参阅了其他先秦到汉代的著作。成书于西汉初期的《淮南子》，以黄老道家思想为主旨，其中对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既有肯定，也有批判。《史记》成书于汉武帝“独尊儒术”时期，它从史学的角度，向我们展现了孔子作为教育家、政治家、思想家的形象。从《史记》全书的感情基调来看，司马迁是“尊孔”的。本文对《淮南子》与《史记》中有关孔子及其学说的材料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二者对孔子在教育和治政上的功绩都给予了充分肯定。然而与《史记》不同的是，《淮南子》对孔子及学说中的不合理成分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了孔子学说的局限和对人性的禁锢。二者对待孔子的不同态度，究其原因在于《淮南子》和《史记》分别产生于西汉的不同阶段，因为社会背景的不同，二者所秉承的创作主旨也有所不同，所以对待儒家学说及孔子的态度也有很大的差异。全文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淮南子》、《史记》的成书。《淮南子》“牢笼天地，博极古今”，是在西汉前期“百家争鸣”影响下，各种思潮激荡下的产物。它以黄老道家思想为主旨，对先秦及秦汉诸子思想进行了融合和总结。《史记》成书于汉武帝执政时期，此时的儒家思想已经成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因此《史记》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极为深刻。　　第二章：《淮南子》、《史记》孔子治政论。《淮南子》和《史记》对孔子在治政方便的突出贡献给予了肯定。在现存的历史文献中，《淮南子》第一次给予了孔子“素王”的称号。在《史记》中，司马迁将孔子置于“重整王道”的素王之位，且将其与王侯并称，列入“世家”。二者皆赞扬了孔子杰出的治政才能。对于孔子欲行王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进取精神更是大加赞赏。　　第三章：《淮南子》、《史记》孔子教育论。孔子一生致力于从事教育事业，《淮南子》和《史记》对孔子在教育方面的突出表现进行了赞扬。肯定了孔子的“圣人”之智和谦虚好学精神。对于孔子创办私学所取得功绩更是大加赞赏。　　第四章：《淮南子》对孔子的批判。《淮南子》在肯定孔子政治、教育功绩的同时，也对孔子其人及学说中的消极因素进行了批判。指出了孔子及其学说的局限，还对孔子“仁”“礼”思想的弊端进行了批判。　　第五章：《淮南子》、《史记》孔子评价异同论。《淮南子》和《史记》成书于西汉的不同时期，受到道家与儒家两种不同思想文化的熏陶。因此，两部著作的创作思想不同，其中所塑造的孔子形象也不所相同。此外，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对于孔子及儒家思想的不同接受，也是导致孔子形象不同的主要原因。《史记

刘慧源
以文化为中心的功能翻译法与《论语》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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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分析和讨论了功能翻译理论和具体的以文化为中心的功能翻译法,通过中国历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哲学名著《论语》的英语翻译,研究将文化为中心的功能翻译法运用于中文古籍翻译的实践.以赖斯(K. Reiss),威密尔(H. Vermeer)和曼塔利(J. Holz Manttari)为代表的德国功能翻译理论,认同并坚持翻译是一项跨语言、跨文化的活动,除对语言层面的因素进行研究之外,务必要对与语言密切相关的言外因素即文化因素进行研究.功能翻译理论强调翻译行为或事件的目的性、交际性和跨文化性.与传统的语言学方法论相比较而言,功能翻译方法论更呈显出动态的特征.作者在文章第四章中分析了《论语》的英译,结合功能翻译理论进行具体的应用研究,突出翻译的跨文化交际功能.

杨婕
郭店楚简《老子》校释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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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又名《道德经》，自古以来传本众多，对《老子》的研究自古以来从未间断过，留下了不少珍贵的研究成果，但同时也有很多观点难以统一，各持一词。诸家或随文作解，望文生义，或曲辞巧说，灭裂形体。于是，陆陆续续产生了各式各样的异文异说，掩盖了许多旧本、旧注的本来面貌。直至本世纪七十年代，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乙本发现后，廓清了许多聚讼不已的疑难，使人们对《老子》古本有了崭新的认识。时隔十余年，在郭店楚简中发现了《老子》，对《老子》的研究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推动。但是竹简《老子》出土后，专门性的著作很多，但是有些问题仍然是众说纷纭，没有确切的定论，依旧有尚可商榷之处。本文将以《老子》不同的版本为依据，一共挑出十八条，如“民弗()也”，“万物作而弗()也”，“善()者不杲”等等，从训诂、音韵的角度，对字型、字意进行考释。在对各种版本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综合各家之说，希望可以依据新的材料，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尽量还原《老子》一书的本来面貌。

袁红梅
作为方法的“想象”：林语堂传记作品中的跨文化传播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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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作为一名文学大家，自幼深受基督教家庭的影响，较早接触西方文明，后又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探索中国文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做出的贡献更是给予我们宝贵的经验与教训。“两脚踏中西文化”的林语堂在传播中国形象上可谓是功不可没。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用英文撰写的著作，在国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其中林语堂的传记文学是值得研究的一个主题。在历来的研究中，大多数的研究者比较重视他的散文、小说或者他的文化思想以及艺术观等，因此他的传记文学研究还存在些许空白。结合现有的学术成果，笔者将从他的传记作品出发，探究其中的跨文化传播策略。　　本文在林语堂结合“想象”的方法的基础上，从其文化身份、传记作品创作概况、传记作品中的人物文化形象塑造和写作风格等方面展开研究，分析其传记作品中的跨文化传播策略。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林语堂的文化身份以及传记作品的相关概况，探究林语堂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生活经历对他产生的影响。第二章主要分析在《苏东坡传》《林语堂自传》中塑造的人物文化形象。林语堂作为文学家，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其传记作品必然会融入“想象”，这是其在塑造文化形象时的一种跨文化传播策略。在其笔下，苏东坡是近乎完美的理想人物，而又将王安石作为反面人物来映衬苏东坡，这更加凸显苏东坡的美好形象。林语堂选择典型人物，塑造典型人物，这是成功传播中国形象的垫脚石。而林语堂本人也吸引着西方读者，他的文化形象更是不可忽视。第三章分析了林语堂传记作品写作风格的跨文化传播策略，他打破传统传记的固定模式，采用散文化的笔调，在想象和个人情感的基础上创作其传记作品，得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第四章分析了林语堂传记作品对跨文化传播以及对外汉语教学的启示。林语堂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文化大使。林语堂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成功经验影响着每一位对外汉语教师以及中国文化传播者。

王紫璇
老子“三宝”思想对当代大学生人生价值观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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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析了老子“三宝”思想对当代大学生人生价值观影响。《道德经》被誉为“中华文化的瑰宝”，这不仅是因为其独特的文学艺术价值，更因其深厚且充满哲学色彩的丰富内涵而一直为后人所推崇。在其丰富的内涵中，可以说“三宝”思想是最具代表性的。“三宝”思想出现在《道德经》的第六十七章，老子曰：“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我们知道，老子提出过著名的“无为”思想，这一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中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而老子所提出的“三宝”思想实际上是对其“无为”思想的进一步解释和补充，其中的“慈”、“俭”和“不敢为天下先”更是进一步对“无为”思想的详细阐释与细化。所以，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可以从理论角度将老子的“自然”和“无为”思想理解为是老子为其三宝思想和“道”相结合而搭建的平台，而且赋予了“三宝”思想在历史发展中以“不变应万变”、“常变常新”的顽强生命力。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历代思想家在不断整理、发掘和阐释“三宝”思想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对老子思想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不仅认识到“三宝”思想的辩证统一关系，而且构建出一套老子人生哲学和政治方略来指导现实社会的治理与运行。从这个角度来讲，老子的“三宝”思想对我国当代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也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和借鉴意义。众所周知，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大学生树立什么样的人生价值观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发展和未来。当代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体现出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包括复杂性、波动性、可塑性和片面性等，他们的人生价值观在诸多挑战下面临新的选择。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加强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教育，既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又是大学生品德发展的需要，更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需求。大学生正确人生价值观的树立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需要全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共同努力，更加需要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精神的引领。老子“三宝”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它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提供了导向，当然这些导向有积极地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所以，在以老子“三宝”思想引领大学生正确人生价值观形成的过程中，我们要对“三宝”思想加工解读，要坚持正确的原则、明确引领的目标、丰富和拓展引领的方法和途径，从而才能更好地利用其指导当代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的树立。以此来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使其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史芳杰
《诗经》中的数字文化及其审美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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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也称数码或数,是数学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指用以计数的符号或文字。它是由人类生活和生产实践的需要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人类文化的伟大创造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之一。它始终与人类的生活密切相关,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进步。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距今五千年前的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刻划着一些数字的符号,就此拉开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序幕,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华夏民族是当时世界文明的先驱。关于数字的研究,长期以来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的数学领域内,而忽略了其又是一种特殊文字、属于汉字的一部分这一学科属性。虽然近代许多学者注意到了数字在人文科学领域内的重要研究价值,已经关注到语言文字学,文化语言学中的数字内涵,但对于文学作品中的审美功能研究一直稍显冷落。《诗经》中的神秘数字文化就一直未引起学人重视。本文拟从数学、思维发生学、汉语言文字学、文化人类学、审美文化学等角度对数字在《诗经》中数字的文化及其审美意蕴进行研究。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探究有关数字来源的基本问题:数的概念的产生。科学界多认同的美国数学家T·丹齐克的说法,人类产生数的概念的关键在于“数觉”,经历了多少万年的漫长时间,才知道用计数来表达数的概念。而数字的产生则远远晚于概念的产生,是先民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发明出来的。我国最早的数字符号大约出现在河姆渡文化时期。最迟在我国商代,数字概念与符号已经成熟,形成了以商代的甲骨文数码、西周的钟鼎文数码为代表的中国数字。早期的原始先民对数的认识与他们独特的“物—数”对应的思维方式有关,数在集体表象中与某一种神秘的属性相联系。于是,数字与人们思想情感就联系起来,构建了《诗经》中独特的数字文化与审美意蕴。第二章详细介绍《诗经》中数字的使用情况:《诗经》已经出现了所有汉语数字,并统计出各个数字的使用频率,以图表形式呈现出来。分析它们在《诗经》中篇章、语法中运用形式的灵活多样。再进一步对它们予以分类,根据数字的基本功能简单地分为基数和序数两大类。这两类数在《诗经》中的使用并不均衡,其所蕴含的文化意味、审美功效也不同。第三章是论文的核心部分,也是体现新见解的部分所在,重点分析论述《诗经》中每个数字的不同文化内涵与审美意蕴。《诗经》中基数字是饱含感情的,“一”到“十”是被神秘气氛包围着的数,而大数“百”、“千”、“万”、“亿”没有了笼罩在头十个数身上的神秘光环,古人主要用它们来虚指数量的繁多。《诗经》诗人们有选择地运用这些数字,故每个数字使用频率不尽相同,这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周民族以“大”为美的审美趣味与标准。《诗经》出现序数字最多是《豳风·七月》篇,它们是为了表达具体时间而使用的,巧妙地反映了上古先民对于时间的独特感受和体悟:时间是有序与流动的,时间是循环和有节律的。第四章就《诗经》数字运用对后代以数字入诗的影响作了探讨,主要以唐诗为例来论述后世诗歌对《诗经》中数字运用的继承和发展。唐代诗人在发挥数字的虚指作用、现成词组引用等语法作用方面;在夸张、比喻、对比等艺术表现力方面都继承了《诗经》数字入诗的传统。同时,比起《诗经》,唐诗的数字运用更加艺术化。无论在语法运用方面、语句结构方面、艺术表现手法方面都开拓了广阔的新途径。可以说,以《诗经》中的数字美为源头,数字是构成唐诗气质体魄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数字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在人类文明发展中表现美的量度,体现美的法则。《诗经》作为意识形态的产物,是对人的心理体验的重新组合。诗人把自我的主体审美感觉与数字本身所积聚的历史文化内涵融合起来,使数字成为反映诗人心理、情感的重要载体。因此《诗经》中的数字不但具有丰富、深邃的审美意蕴,更是一种心灵的审美和艺术的创造。

卓雅
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金代词人群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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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词与南宋词并行发展,共同构成了十二至十三世纪词学史发展的两大主线。金词是北宋词在女真王朝的继续发展,二者相较,虽然在题材、体制、风格及表现手法等方面,金词对北宋词有着十分清晰的接受和继承的痕迹,但金词不是北宋词在金国大地上的机械照搬,它是北宋词的新变和突破。金王朝是一个由白山黑水而据有华夏中原的政权,在其统治区域内杂居着女真、汉、契丹、渤海、奚等多个民族,故多民族文化的碰撞、融合是金词生长的文化土壤。因而,金词创作主体呈现出鲜明的群体性和民族性的特征,即金词的特质与成就是由汉族词人群体与少数民族词人群体等两大群体共同打造的。具体的,汉族词人群的创作则体现出清晰的阶段性演进特征,即从金初由宋入金词人群创作的蕴“南臣”之悲,承东坡浩气,金中叶“大定明昌”词人群的骚人之气,风雅之韵,到金末“南渡”词人群的壮士襟怀、清切俊爽,再到金亡“遗民”词人群的孤臣遗民之感、豪迈疏逸之格,四个阶段同源异体,现出汉族词人群对金词风骨气韵形成的重要贡献。作为汉族词人群的别一宗,全真道士词人群的“道士词”则与“文人词”面貌迥异,其别样的特质尤值得深思。与之同地共时的少数民族词人群体创作,则在清劲亢爽、雄放磊落的主调之外,又有不同民族的个性色彩,如女真皇族词人的“华实相扶,骨力遒上”、渤海词人王庭筠的萧散寂寥、契丹词家耶律氏父子的幻灭意识以及鲜卑裔词人元遗山“亦浑雅,亦博大;有骨干,有气象”——刚健与婀娜并流合一的风格倾向,使得金源词坛丰富多彩,气象非凡。总之,与北宋词相比,金词开拓了词文学的规模,拓展了想象的空间和文体表达方式。同时,由于金词的存在,词学的地域范围第一次向北延伸拓展,词学从此不再是汉民族汉文学的专有物,它具有了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品质。探究其中的原因,词文学向来不是在象牙塔中自我生长的文学形式,它是中华文化发展到某一阶段的产物。所以研究金词的质地、成就、地位及影响,必须站在政治、民族、地域等生成金词的多元文化环境去考察。以此为出发点,本文采用宏观考察和微观透视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金源汉族词人群体,以及由女真、渤海、契丹、鲜卑等民族词家组成的少数民族词人群体创作面貌的全面观照和分析,认为:词至北宋已臻大成,但它在变得精雅严密的同时,也日益模式化,甚至僵化了。就在这时,女真等民族文化以一种雄浑质朴之气,习染劲猛蹈厉之俗,给词体输入了新鲜的、甚至异质的新因素,冲破了词学传统中过多的“文化层积”,词文学在转型的同时也获得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这是因为“质地互异的文化间的撞击融合,使双方的发展方向和轨迹,都在调适中出现一定的偏离度。少数民族文化的价值、信仰和审美等因素可能会改变中原民族文化原来存在的发展轨迹和状态,使之发现某种‘有偏斜度的超越’”。(杨义语)反映到金词上,就是在胡汉民族文化撞击、融合的影响下,词在俗化和雅化的纠缠和摇摆中、在婉丽与豪健的矛盾交织中前进,最终词体发生“有偏斜度的超越”,向俚俗的、刚健的曲文学靠拢,词曲地位彼此消长,词之姐妹——曲体大兴。由是中国文学史漫长的雅文学传统被改变,叙事的、通俗的、大众的文学渐成文坛的主流。另一方面,表现在地理形态上,代表汉文化的南方文化和代表少数民族文化的北国文化碰撞交汇,也是金词风格体制形成的动力之一。词是一种地域文学的样式,其初起阶段就打着鲜明的江南地区的地理人文色彩。北宋词虽生长于中原地区,然南国色彩、婉丽之质依然是词之正体,苏轼等清雄伉爽之词则被视为别调。迨至金源据有北宋中原之地,南北地域文化碰撞交汇,“苏学行于北”,“东坡体”大行其道,金词的题材内容、风格气韵遂打上了清晰的北地文化的烙印。具体表现就是题材上多书写雪山朔气、大漠长风的北国地域风情,以及北国文化刚健豪迈气质,表现在词文学中就是“华实并茂,风骨遒上,绝胜江南之柔弱”(吴梅语)的气韵格调,以及审美上亦雅亦俗的两极趋向,这就使得金词与共时而存的南宋词面貌迥异,在词学史上独具自我面貌。

于东新
对庞德翻译李白诗的解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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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兹拉·庞德,美国著名的诗人、诗歌评论家和意象派诗歌的主要代表,于1912年在美国东方研究专家厄内斯特·费诺罗萨遗稿的基础上选译了十八首中国古诗,其中十一首为唐朝伟大的诗人,素有“诗仙”之称的李白所作。庞德于1915年出版了该译诗集《神州集》,又称《华夏集》。自发行之日起,备受中西方文学界瞩目,然而对其的评论却大相径庭:西方学者认为《神州集》奠定了庞德作为最伟大诗人之一的地位;而中国学者却多数指责他背离了原作及原作者的本意与其中蕴含的中国文化精髓。自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翻译评论家们对庞德的中诗翻译从之前一味的“忠实”传统翻译理论逐渐过渡到更为宽容的态度上来,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理论来解读庞德对中国古诗的译作。比如奈达的“形式对应”理论、汉斯弗·美尔的目的论原理、接受美学的角度译者的主体间性、翻译改写理论以及译者主体性角度等。而还未有人系统的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基本观点出发,重新审视庞德翻译策略的选择及其背后的文化、政治等方面的深层原因。因此,本文试从解构主义理论中的原作与译作的“共生”关系;译者在翻译实践当中的主观创造性;以及非本族中心主义的翻译观点出发,对《神州集》的翻译策略、技巧以及在庞德背后所体现出的意识形态倾向进行分析。庞德从中国古典诗歌中吸取了诸如比兴手法,叙事抒情等中式风格,进一步丰富并发展了他倡导的意象主义诗歌及后来的漩涡主义文学。他的历史主义、现代主义、国际主义和比较文学的方法奠定了其在文学创作及诗歌翻译领域的巨大成就,同时也激起了中外学界的激烈辩论。

邵艳玲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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