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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外杂篇中庄子后学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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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作为文哲俱胜的一部道家经典,其中包含了庄周本人及其后学的思想。具体到篇目上,我们采取的观点是:内七篇主要表达了庄子本人的思想,外杂篇(不包括《说剑》)主要表达了庄子后学的思想。从外杂篇看,庄子后学对庄周本人的思想有继承也有改变。本文的写作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庄周、《庄子》文本及其学派进行考索,以期做到知人论世;第二部分是在比较庄周本人思想和其后学思想的基础上,揭示出二者的差异,展现出庄子学派后学对庄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中,第二部分的写作不再采取以往的分派别叙述的方法,而是采用对基本概念或命题阐释的形式进行考察。因为“道”“化”“生死”“社会观”等这些概念或命题贯穿整部《庄子》,并且内篇和外杂篇对这些概念或命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在体现二者之间差异的同时,展现出庄子学派后学的思想。本文的章节设置是:第一章,庄周、《庄子》及其学派思想述略;包括:第一节庄周及其后学的生存境遇;第二节《庄子》的内外杂分篇与其本子在唐前的流传;第三节《天下》篇和《徐无鬼》篇中所表现出的庄子学派思想及其基本特征;本章旨在对庄周及《庄子》做一个考索,并揭示出庄子学派的思想基本特征。第二章,庄子后学关于“道”的观念;包括:第一节从最高存在到寓于万物;第二节技与道和技与神;本章目的是展现出“道”这一观念在外杂篇中的变化,揭示出庄子后学的道观念与庄周本人思想中道观念的不同。同时,讨论《庄子》中与“道”相关的“道与技”问题,并揭示出由“道与技”到“道与神”的转变过程。第三章庄子后学关于“化”的观念;包括:第一节对待“化”的心理状态;第二节化于物到化于道;此章主要论述了庄子学派思想中另一重要概念——“化”在庄子后学思想的体现,“化”不仅具有自然哲学的意义,也具有人生思想的意义。第四章,庄子后学的生死观念;包括:第一节从“外生死”到“生死亦大矣”;第二节天人性命概念下对生死的再思考;这一章讨论庄周本人和庄子后学对死生问题态度的不同和转变。第五章,庄子后学对理想社会的构想;包括:第一节由旁观到介入的心态转变;第二节从过去中寻找未来;该章主要论述了庄子后学思想中对社会治理方面的构想,指出庄子后学仍是在寻求救世良方,并没有达到超越世事的境界。以上章节的设置是基于:对于庄子后学思想的论述,是在庄子后学思想与庄周本人思想的比较下进行的,以此来突出二者的不同和庄子后学对庄子思想的接受和改变的情况。本文之所以用概念或命题结构全篇,是想在以往对外杂篇中庄子后学分派研究的方法之外,另辟一途。以往的分类之多之细也是对庄子后学思想的一个过分支离,虽然看到了后学学派之间的不同,没有注意到其中一以贯之的思想主线。本文以概念的方式研究,力图做到若网在纲,有条不紊。

李如龙
《老子》与中国诗学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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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是诗学的主要知识载体和价值载体，影响和决定着诗学的基本样态，规定着诗学的特质。话语分析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不仅在20世纪以来的西方被广泛应用，而且，在现代中国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有不少前辈时贤运用这一理论和方法，对中国诗学话语进行了大量有价值的探索，试图在清理中国古代诗学话语的基础上，重建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国诗学话语，以彻底摆脱中国诗学研究领域多年来用西方式话语“说自己的事”的尴尬境况。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领域，笔者力图追随骥尾，选取《老子》这一道家奠基之作，通过对《老子》与中国诗学话语关系进行系统探讨，进一步清理富有道家特色的诗学话语，为重建中国诗学话语略尽绵薄之力。　　一部《老子》，区区五千言，但却对后世中国文化以及诗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话语的角度看，《老子》在话语解读方式、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言说方式等方面，都表现出与先秦诸子的很大的不同。《老子》的最高范畴是“道”，从这一源点出发，《老子》形成了“无——道——有”的思想体系，对文化典籍、人类自我、人类社会乃至宇宙万物进行消解性解读，并在这种消解性解读中，形成了“无中生有”的意义生成方式、诗性的言说方式，从而构成了道家思想系统，最终形成了道家独特的话语系统。笔者认为，《老子》的意义生成方式对中国诗学话语最显著的影响在于：为了体认和把握那终极的大“道”，一方面，《老子》提出了语言和意义的关系问题，庄子紧随其后进行大量阐述，言意关系问题遂为后世诗学家所关注，启示着人们设法借助语言而又超越语言，中国诗学追求“言外之意”、“象外之象”、“韵外之致”，乃至于“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等等，无不可以追溯至老子以及庄子;另一方面，《老子》在“无中生有”的意义生成方式中，提出了诸如“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虚实相生”等等命题，这些不仅本身就是典型的道家诗学话语，而且对于中国诗学话语无不产生着极强的塑造性作用。不仅如此，由于在老子那里，“道”是“无”，“道”是不可言的，“道”是只能体悟的，为了使得人们认识和把握那永恒的大“道”，老子运用直觉思维而非理性思维，运用诗性言说而非理性言说的方式，在这种直觉思维和诗性言说中，老子使用了大量诗性话语，对于中国诗学话语的诗性特征的形成，发挥了很大的导向性作用。同时，对于“道法自然”的强调，不仅增加了老子诗性言说的分量，而且引导着一种诗意的生存方式，成为中国诗学形成诗性特征的重要精神根基，进一步铸成了中国诗学及其话语的诗性内质。　　本文认为，《老子》是通过其解读模式、意义生成方式和言说方式等，对中国诗学话语产生巨大影响的，因而，为了深入认识这些问题，本文从老子“无——道——有”的思想体系出发，系统研究其消解性解读模式和“无中生有”的意义生成方式，以及诗性言说方式，揭示它们对中国诗学话语的影响;并且，主动进行相关的中西比较和对话，力图在这种中国诗学和西方诗学的比较与对话中，彰显《老子》对中国诗学的无可替代的影响，凸现中国诗学话语中的道家话语系统特征。　　按照这样一种构想，除绪论和结语及余论外，本论文设计了五个章节。　　绪论部分，首先对于目前学术界仍有不同认识的“诗学”、“中国诗学”、“话语”等概念进行了厘定，确立了研究对象：从话语分析的角度研究《老子》与中国诗学话语之间的关系。继而，重点对20世纪以来道家与中国诗学、尤其是近些年来学者们从话语分析角度进行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考察，对回归元典、扣紧元典以小心求证的方法以及中西比较和对话的方法进行了说明，进而指出了本论文的理论价值。　　正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探讨了《老子》的“无——道——有”的思想体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老子》的消解性解读模式和“无中生有”的意义生成方式。研究了“道”这一《老子》最高范畴的由来和演变;比较了孔子之道和《老子》之道在源点上的不同——前者更为侧重于人伦性，是“人(伦)之道”，后者更为侧重于自然性，是“天之道”。分析了《老子》“无——道——有”的思想体系的具体内容，老子如何通过这一思想体系，消解文本、人类自我、人类社会、宇宙万物等等，并在消解性解读中生成意义，建构永恒的大“道”的。同时，将孔子“依经立义”的意义生成方式与老子的意义生成方式进行必要的比较，从而使老子的意义生成方式的独特性进一步显现出来。　　第二章探讨了《老子》的意义生成方式与中国诗学话语之间的关系。《老子》的意义生成方式对中国诗学话语的影响主要体现于对语言和意义关系的阐述，以及“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虚实相生”等命题的提出上。为了认识和把握“道”，《老子》采用“正言若反”的方式，以“不言”言之，藉“有”而言“无”，藉“有言”而“无言”，由《老子》开其端，庄子承其后，提出了言意关系问题，影响着后世诗学家积极探索如何借助语言而又超越语言，进而影响着中国诗学话语的追求。同时，《老子》提出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虚实相生”等等思想命题，显然原是为了通过分析“无”、“道”、“有”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体认和把握“道”，但后来进入到中国诗学，也对中国诗学话语的塑造产生了极大作用。为进一步弄清楚这些问题，论文从中西比较融通的视野，进行了中国诗学和西方诗学的对话。　　第三章探讨《老子》的意义生成方式和西方意义生成方式的不同。《老子》的“道”和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分别是中国诗学和西方诗学的源点，各自生成着不同的意义。两者之间尽管有着许多相似特征，但从根本上说，《老子》之道倾向于“无”，而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则倾向于“有”，从这一不同源点出发，中国诗学和西方诗学分道扬镳，各自走上不同的路径，并形成了不同的诗学话语体系。从“逻各斯”出发，西方形成了强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形成了一种“逻各斯”话语权力，消解“逻各斯”成为海德格尔、德里达等西方学者的孜孜追求。　　第四章探讨了《老子》的诗性言说方式与中国诗学话语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诗性(智慧)的内涵及其特征以及中国早期的诗性(智慧)的表现。之后，探讨了《老子》的诗性言说对中国诗学话语的影响。《老子》之所以要进行诗性言说，从根本上讲，乃是因为“道”是“无”，是不可言说的，诗性表达比理性表达更适合于认识和把握“道”。质言之，这种诗性言说，一是取决于《老子》的直觉思维，或者说，《老子》的直觉思维决定着其诗性言说，并呈现出其一系列带有诗性特征的话语，如“玄”、“妙”、“渊”、“湛”、“微”、“希”、“夷”、“恍惚”、“神”等等。二是由于“道不可言”，老子因而运用了诗性的隐喻、选取具象性的事物进行诗性言说，如“橐蘥”、“谷”、“车”、“器”、“室”、“婴儿”等，有时又用“烹小鲜”、“畏四邻”、“冰将释”等形象性的事理设喻进行诗性言说。三是由于“道法自然”，老子一方面广取自然之物如“水”、“刍狗”、“张弓”等等，进行诗性喻说，另一方面，对于自然、自由的强调，也使得以老子以及庄子为代表的原始道家追求一种个性化的人格，并进而追求一种诗意化生存的方式。这些对于中国诗学及其话语诗性特征的塑造和形成，都产生了极大的作用。　　第五章对《老子》的言说方式和西方的言说方式进行了比较。相比于“道”的不可言说、只可体悟，“逻各斯”是可以言说、可以分析的，从这两个不同源点的基本倾向出发，中国诗学走向了诗性言说，而西方诗学走向了理性言说。从“逻各斯”出发，西方形成了强大的理性传统，从赫拉克利特开始，经由巴门尼德、芝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人们强调理性、注重理性言说的传统是一贯的，并由亚里士多德最终奠定了西方哲学和诗学的理性言说方式，这种理性言说的基本运作机制是逻辑分析，外在表现为由概念、判断、定义、推理等等，组成了系统、清晰的理性话语模式。这与《老子》的诗性言说及其诗性话语模式产生了鲜明的对比。可以说，中国诗学和西方诗学根本就是两套话语系统，有着各自鲜明的话语特征。　　结论及结语部分总结了《老子》与中国诗学话语之间的密切关系，并结合当前“国学热”背景，简要回顾和进一步反思了迄今十余年前关于中国文论“失语症”问题的大讨论，强调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加强中国古代诗学话语研究以重建中国诗学话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本论文围绕着《老子》的“无——道——有”的思想体系，从意义生成方式、言说方式这两个诗学话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入手，系统研究了《老子》与中国诗学话语的关系，清理了如“大音”、“大象”、“巧”、“拙”、“虚”、“实”、“玄”、“妙”、“朴”等等大量具有道家特征的中国诗学话语，期望能对构建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当代诗学话语尽上绵薄之力。

刘占祥
《后汉书》双音动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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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后汉书》为语料，选取了该书中双音动词作为研究对象，运用了词汇、语法、修辞等理论方法判定并穷尽式地搜集了该书中的双音动词。而后又从词性、词义、语素义和词义关系三个角度对书中所出现的双音动词进行了研究。本文研究了《后汉书》双音动词的结构分类以及特点、双音节动词的语法功能、《后汉书》中的若干双音节动词和该书中的一些四音动词存在的离合关系现象以及同素异序现象，从而揭示出了《后汉书》双音动词所具有的数量庞大、构成趋于复杂以及构成方法出现现代汉语某些特征等若干特点。

麻欣
期待视野下的部编本高中语文杜甫诗歌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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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不仅在学科核心素养和课程目标中提及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而且有具体的课程结构及学分设置。诗歌作为承载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在语文教学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板块。杜甫以其特有的人文价值和历史价值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华夏人民,人们口耳相传杜甫生平事迹,不断吟诵杜甫诗歌,感受杜甫精神。学习杜甫及其诗歌更是培养学生人文情怀、丰富精神内涵、提高文化修养甚至感知杜甫人格意义最重要的方式之一。通过对学生问卷调查及教师访谈调查进行分析,当前普通高中语文杜甫诗歌教学中仍存在学生学习杜诗意愿有待加强、学习杜诗难点有待突破、学习杜诗方式有待转变、学习杜诗态度有待端正的问题,教师的教学方式、教学目的及教学态度有待转变。其问题产生的原因分别是学生层面:缺乏对杜甫诗歌的兴趣,动力不足;缺少必要真实情感体验,被动感知;学习杜甫诗歌方法单一,学思分离;学习杜甫诗歌懒于动手,消极应对。教师层面:教授杜甫诗歌方法同质化;教授杜甫诗歌观念陈旧化;教师成长消极化。本人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和不断思考的过程中,决定从接受美学中的期待视野理论入手,展开杜甫诗歌教学研究,针对目前杜甫诗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教学策略:重视对话期待,创新学生视界;构建期待指向,打造民主课堂;巧设“教”“学”方法,创造利于杜甫诗歌教学的期待视界;创造“空白”情境,促进对杜诗的视域融合。这些策略将期待视野理论与高中杜甫诗歌教学结合,有利于尊重学生个体,加强学生体验,走进学生生活,鼓励教师创造。最后,笔者以杜甫的《登岳阳楼》为例,通过对其制定教学设计、实施课堂教学以及课后反思三个环节,以具体的教学案例给予教师一定的参考,希望能在教学中巧用期待视野,帮助学生和教师共同成长。

席思琴
《后汉书》量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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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作为“前四史”之一，其记载的内容广泛，语言虽以书面语为主但也有相当多的口语，作为大型的语料库在汉语史上具有很高的语料价值，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语言面貌。本文选取《后汉书》中的数量词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描写与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其中的量词进行数量上统计、分类、描写，并与其他史书中量词做一定的历时和共时比较;并就其中的数词、称数法的使用情况也进行了统计和分类，希望能为建立科学的汉语量词发展史做一点工作，同时能够为汉语史的研究提供一些材料。　　全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绪论。简述二十世纪以来汉语数量词的研究概况，以及《后汉书》数量词研究的意义、方法及分类，并就《后汉书》量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进行特别说明。　　第二章、第三章是《后汉书》量词的描写部分，因为量词较多，篇幅较大，考虑到整个论文的布局平衡，分为两章进行分析。　　第二章，《后汉书》中的自然单位量词。自然单位量词又分为个体单位量词和集体单位量词两类。经过统计，得出《后汉书》中共有自然单位量词64个，其中个体量词44个，集体量词20个。同时将这些量词按一定的标准进行系联分组讨论，以期对量词的认识更加清晰，更有系统性。　　第三章，《后汉书》中的借用单位、制度单位量词和动量词研究。《后汉书》中共有借用量词7个;制度单位量词一共有26个，其又细分为度制单位量词11个，衡制单位量词5个，量制单位量词5个，面积单位量词2个，货币单位量词2个。《后汉书》中有6个动量词。　　以上两章对量词的描写时，首先对量词的本义和演变为量词的过程进行追溯，对量词的意义进行更全面的解释。然後列出此量词在《后汉书》中的出现次数，举出典型例句，并对用法、功能有所差异的同一量词进行一定分析，总结其规律。　　第四章，《后汉书》数词及称数法研究。根据《后汉书》中数词的实际使用情况，将其分为基数、序数、倍数、概数、分数、疑问数词六类。每一类数词都进行详细的描写，列出相应的例句，以期对《后汉书》中的数词使用概况有了清楚的了解。《后汉书》中的称数方式分为物量表示法和动量表示法两大类，每一类下又分为不同的结构类型，对每一结构类型的使用次数进行了穷尽性的统计。　　第五章，《后汉书》与其他史书量词的比较研究。将《后汉书》中的量词与《左传》、《史记》、《三国志》等史书中的量词进行历时比较，在同质的比较中反映《后汉书》中量词的特点。　　最后是余论。通过前几章对《后汉书》中量词的研究，努力从量词的角度对《后汉书》材料的年代及反映的语言情况问题进行讨论，以期能有所裨益。

王大莹
唐写本《论语郑氏注》相关问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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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是研究孔子及先秦儒家的重要文献之一，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价值。因此，如何正确地解读《论语》，是我们学习儒学史的人要面临的重要问题。郑玄，作为东汉经学大师，为《论语》所著的《论语郑氏注》，在《论语》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历来对郑玄的研究，多集中于他的礼学方面的著作，如《周礼注》、《仪礼注》和《礼记注》。《论语郑氏注》因为其较早亡佚，在研究上相对薄弱。然而它的价值却不容忽视，它不仅为后世《论语》注释者广泛引用，更推动了《论语》的传播。而自20世纪初陆续出土的唐写本《论语郑氏注》，为其研究提供了契机。本文即是从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入手，对唐写本《论语郑氏注》篇题中的“孔氏本”问题、《论语集解》所引郑注与唐写本《论语郑氏注》不一致问题、《论语郑氏注》的特色及其所体现的郑玄思想等方面作了详细论证。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对“孔氏本”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在考证前辈学者对此问题的见解的基础上，从《论语郑氏注》的经文与《论语》不同时期的流传本子及注释本比较的角度，考证《论语郑氏注》经文的不同之处，以期证明《论语郑氏注》是继张侯《鲁论》之后出现的另一个新的合校本。从这一点出发，对“孔氏本”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另外，从文献考证的角度，考证了《论语集解》中所引郑注与唐写本《论语郑氏注》不一致的几种情况，在此基础上对不一致情况进行分析，系统总结出了二者不一致的原因。《论语郑氏注》是郑玄极有贡献的一家之言，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本文从注文角度入手，分析了此书的特色。《论语郑氏注》也是了解郑玄思想的一个窗口。因此，笔者在以上问题的基础上，讨论了此书所体现的郑玄思想及其学术贡献。郑玄一生以“述先圣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齐”为己任，注重训诂和名物制度的解释，详细说礼，著述满家，成为汉代儒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在中国儒学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

刘晓霞
《诗经》花卉意象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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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作,它是“恒常的典范”,但是长久以来加在“诗”上的“经”字,使其背负了太多无法承受之重,成为教化的教鞭,让读者对其望而生畏。思维的定式让我们提起《关雎》就只看到“后妃之德”,说起《氓》就想起弃妇之诗。挣脱经学的束缚,释放《诗经》最原始的魅力,对于诗三百的研究才是接地气重人文的。诗三百汇集了瑰丽万千的动植物意象,本文将选取其中的花卉意象作为研究对象,对《诗经》中的花卉意象加以解读。本文分四部分进行分析:首先是对概念的界定,追溯“意象”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起源,以时间为线索,对“意象”这一文学范畴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并且着意解释《诗经》中的花卉意象具体指什么;其次,汇总《诗经》中出现的花卉,从植物的生物特点以及生长地域来进行阐释,并附上相关表格。在这一部分中,倾向对《诗经》的跨学科研究,由于知识储备有限,言论尚为稚嫩;第三,《诗经》是歌咏花卉的源头,也是花意象产生的雏形阶段。在这一部分笔者将从《诗经》中花卉的实用价值、以花喻人、以花抒情、以花起兴等角度来探源花卉意象的生发;最后,从《诗经》花卉意象中提取三种艺术类型——原始意象(莲花)、比德意象(唐棣之花)、审美意象(桃花)分别进行分析,理清花卉意象在文学领域逐步成熟的脉络。

贾雯迪
宋代荒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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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的危害,有直接性的,即灾害本身所具有的巨大冲击力直接造成生命的死亡和生态的破坏,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灾”；也有间接性的,即灾害通过造成农作物的减产绝收间接地影响人们的生活和正常的社会秩序,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荒”。灾荒就是“灾”与“荒”的统称。“荒”往往由“灾”而生,是“灾”导致的结果。荒政正是伴随着灾荒的发生而产生的。它是指国家针对灾荒采取的各种补救措施,通过国家政权颁布、制定的各种救荒法令、制度的方式来体现。制定救荒政策,开展赈灾救荒活动既是国家的一项基本社会职能,也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的必要手段。本文从宋代灾荒的历史实际出发,以科学理论作指导,对宋代的灾荒与荒政进行了总结和分析,重点对宋代荒政灾前备荒措施中的仓储制度和体现宋代时代特色的荒政新思想进行了具体且深入的论述,并指出了宋代荒政对我国现阶段赈灾救荒工作的开展具有的启示意义。正文共分为四大章节：第一章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整理和分析,阐述了宋代灾荒的概况及其发牛的原因,力图对宋代的救荒措施做出全面的总结。第二章是笔者着墨较多之处。主要讨论了发生在两宋时期的两次非常著名的仓储改革的历程、内容及影响,并简要地对比了两者的异同之处。认为青苗法与社仓法都为仓储改革增添了新鲜的内容,虽然在客观效果与实际影响上不尽相同,但它们都凝结了当时最优秀人才的汗水与智慧,都是敢于向传统挑战,并付诸行动的伟大创新。第三章也是本文的重点。笔者选取具有时代特色的苏轼、王觌和董煟的荒政新思想,并对宋代荒政思想的发展状况进行总结与分析,由此得出古代的荒政思想在宋代逐步走向成熟这一结论。第四章分为两节。第一节主要是笔者对宋代荒政特点所做的整体性概括与总结。第二节简略讨论了宋代荒政对当今赈灾救荒工作的开展具有巨大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魏伟
《诗经·商颂·长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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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颂·长发》作为《商颂》中篇幅较长的一首诗,主要讲述商民族肇兴、强盛的历史。本文结合史料及《诗》学研究著作,对该诗的作年、人物、主旨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梳理与考证,以探索《长发》一诗的文化意蕴。《商颂》五篇是商人之作,还是春秋宋人之作,尚未盖棺定论。虽然目前学界力证“商诗说”的论据越来越多,但持“宋诗说”的学者仍未停止发声。关于《商颂》的作年问题,本文归纳并分析了自古至今研究者们的观点及论据,发现主张“宋诗说”的学者大多老调重弹,对“商诗说”的驳斥缺乏一定的说服力。通过对“宋诗说”论据的质疑,我们认为《商颂》为宋诗的论据皆不能成立。结合地下出土文物可知,殷商时期青铜器的制作技术精湛,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化得到充分发展,足以产生《商颂》这样的诗歌。且《商颂》蕴含着浓厚的盛世气象,气势衰弱的宋人是难以作出此等恢宏之诗的。因此从毛《诗》之说,《商颂》五篇应为商诗。《商颂·长发》内容丰富,诗中出现的殷商祖先,是全诗的核心内容。《长发》将玄鸟生商的神话、商汤伐桀的经过、伊尹辅汤的事迹贯穿于全诗,歌颂商民族的历史,体现了商人对祖先的尊敬和崇拜之情。本文对诗中提到的相土、武王、阿衡三位人物及事迹进行了考证,认为“相土”指商族首领相土而非相地,相土继承祖先功业,光大商族;“武王”指商汤,他伐诸侯、灭夏桀、定商国,凭借文治武功带领商族走向兴盛;“阿衡”指伊尹,他勤于王事,助汤灭夏,辅佐有功,是商王朝最重要的一位功臣。在考证的过程中,“球”“共”“旆”等字词,是经学家们关注及讨论的重点。通过梳理、辨析各家之言,得出较为合适的释义,以便我们更好的理解全诗。《长发》的诗旨问题争议难泯,历代治《诗》者对此看法不同,争议之处主要集中在对《毛诗序》中“大禘”的解读上。总的来说,此诗为祭祀诗毋庸置疑,但细化来看,又有“郊祭天”说、“祫祭”说、“殷禘”说、“吉禘”说等几种主要观点。本文结合郑玄对“禘”的释义,把握殷商的祭祀种类和祭祀特点,对本诗中的祭祀情况做出了分析与说明。我们认为,《长发》应为合祭殷商祖先的殷禘之诗,主要的祭祀对象应是商契和商汤。结合史学家对殷商历史文化的研究,我们可以明确的是,商人有着自己的宗教信仰。透过《长发》中的商王形象,可以看出,商人不仅具有尚勇尚武的精神,亦将民族的发祥与神的意志联系在一起,尊鬼神、敬祖先。这种对图腾、神灵的崇拜,对勇猛、暴力的赞美,是殷商时期的文化特征。并且,在商代时,商王已在施政方面有了一些新的探索,秉持着自己宽容、中和的理念,行教化,行王道,兴商族,可以看作是后世“文治”的肇兴。本文对《商颂·长发》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解读,通过对争议性问题的努力探索,力求能更好的了解此诗蕴含的殷商文化。

石睿涵
苏轼词用韵及其历史音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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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韵》中保存的隋唐官话语音系统非常完善，从它可以上推上古音，下溯近古音和现代汉语方言。宋代语音承隋唐，按向熹《简明汉语史》的分期，处于中古汉语晚期，这一时期的语音变化情况，尤其是方音体现的面貌，值得探究。　　苏轼是生活在北宋中期的诗人，作为四川眉山人，他的作品中时有提及四川方音的特别。通过苏轼的韵文，如果能从中观察到他的语音系统相较《广韵》系统的差别，便可以窥探其中反映的宋代四川的用韵状况。　　根据导师周及徐教授现在对四川语言历史研究的成果，四川话分为南路话与湖广话两大体系，以成渝方言为代表的“湖广话”是明洪武及清前期移民的结果，而岷江以西及以南地区的“南路话”是元末以前的四川本地汉语方言的后裔，如今对四川方言进行的田野调查也支撑了这个结论。从移民史上看，对四川方言具有巨大影响的移民是明清时期的移民。因此，北宋时期的四川本地方言有可能与今天四川南路话建立联系。同时，眉山恰好处于岷江流域，同一地区的彭山、眉山、夹江、丹棱、洪雅方言片正是南路话的一个分支。那么，苏轼词所反映的用韵系统便有可能与今天的彭眉夹丹洪方言片以及南路话建立联系。　　沿以上思路，本论文分为六个部分开展了以下研究:　　第一部分是绪论，对研究背景、研究思路以及研究综述做出介绍。由于文字的稳定，汉语语音的变化很晚才被人们意识到，韵文的押韵系统是了解古人语音系统的一种方式，词的口语性为探究研究对象的语音提供了可行性。对于四川语音史来说，系统反映四川方音的材料只能追溯到明代的《蜀语》，用词来研究北宋眉山人苏轼的语音，为研究四川语音史又进了一步;第二部分分析苏轼344首词，在比较《广韵》系统的基础上，进行韵字系联，归纳出词韵的17个韵部，其中阴声韵7部，阳声韵7部，入声韵3部;第三部分阐述前人研究成果《苏轼诗韵考》的分部状况并与词韵做出比较，归纳有启发性的材料并对韵部内部构成做出构想;第四部分阐述将苏轼代表的北宋四川话与今天四川方言建立联系的可行性，并比较苏轼词韵部在今天四川方言里的具体语音面貌，确认每个韵部在今天语音的发展、演变确实具有规律性和系统性;第五部分通过与今天眉山地区方言语音系统的比较，并结合《广韵》构拟音，对苏轼十七个韵部的内部语音进行构拟;第六部分是结语，归纳十七个韵部并对构拟出的62个韵母进行列表，并画出元音分布图。

王欣璐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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