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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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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成书年代及早期儒道关系研究——以出土文献为中心

学术论文

《老子》作为记录老子思想的原典文本，由于其内涵之丰富而历来备受关注，与之相关的问题也不断引发讨论，至今有些问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答。幸运的是，近年来大量出土文献公布，为研究《老子》成书年代及早期儒道关系带来了新的契机。为此，本文以“二重证据法”为指导，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进行综合分析与梳理，通过考察老子身份及其思想的时代特点，探求《老子》的成书年代，并在此基础上，对孔老关系、早期儒道关系等问题作简要的梳理总结。　　第一章，从出土文献看《老子》成书年代，分别从竹简特点、简文反映出的宇宙生成发展过程和它们与《老子》文本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展开，分析了郭店简《老子》、郭店简《太一生水》篇、上博简《恒先》篇三种出土文献。郭店简《老子》出土于战国中期偏晚的郭店一号楚墓中，结合对其思想内容的分析认为“《老子》最晚成书于战国早期”的观点更具科学性与合理性;而通过对郭店简《太一生水》篇与上博简《恒先》篇简文内容的分析，发现两者深受《老子》思想的影响，故而它们的出土皆支持了“《老子》最晚成书于战国早期”的观点。　　第二章，孔老关系探析，在“《老子》最晚成书于战国早期”观点的基础上，主要讨论了老子身份、孔老关系两个问题。第一节从《庄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等先秦两汉文献入手，概括分析了与“老子”相关的记载，通过两相互证表明：老子即春秋末期陈国的老聃，是“巫史合流”的人物，且《老子》书中反映的是老子本人的思想。第二节主要利用先秦两汉文献和相关题材汉代画像，分析了“孔子见老子”的真实性和随着汉代社会环境的变化孔老关系发生的变化。　　第三章，由孔老看早期儒道关系，通过总结早期道家、儒家思想产生的历史时代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讨论了道、儒创始人老子、孔子继承发展西周“德”“礼”等精神内涵的情况，并立足于郭店简《老子》与传世本《老子》文本内容的重要差异，探究了早期儒道两家在“仁”与“礼”思想上的相通之处。而“孔子见老子”和早期儒道相通皆支持了“《老子》最晚成书于战国早期”的观点。

董海粟
略论语言的模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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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然语言的一种属性，模糊性在语言的各个方面，例如，语音、语意、语法等方面都有充分的体现。多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和研究人员对语言的模糊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对于模糊性究竟指什么，仍存在着分歧。作者从历史上各学者对语言模糊性的定义以及模糊性产生的各种根源中，认为模糊性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正如赵元任所说：事实上，模糊性它本身就相当模糊。而对于现在尚无统一的模糊性的根源，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类：第一类观点认为客观事物其本身是模糊的;第二类观点认为模糊性是由于语言的有限性和语言使用者对客观事物或现象的模糊反映所引起的;第三类观点认为模糊性不仅仅是由主观事物(人类)、客观事物以及语言单独作用的结果，而是由三者共同决定的。对比这几种观点，观点三更全面地考虑了三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作者进一步从多角度分析了影响语言模糊性的各潜在因素，例如：认知、分类、文化、上下文以及模糊限制词。但是仅仅从以上方面了解语言的模糊性是不全面的，因为模糊语言在言语交际中大量地频繁的使用，语言的研究只有在交际中进行才使其成为活的语言，因此作者运用语用原则的“合作原则”、“礼貌原则”、和“面子理论”对模糊语言在语言交际中的使用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作者也根据以上的论述提出了一些相关的语言教与学的策略，如有意识的运用模糊语言、跨文化知识的掌握、学习中的推导以及灵活性选择等。如果学生在学习中能灵活运用这些策略，将对他们的英语交际能力的提高大有益处。

王茂娟
苏轼的暮夜活动及暮夜作品的艺术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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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夜在人的心灵中具有独特性。北宋士大夫苏轼对于暮夜有特殊的偏好，喜好在暮夜中进行丰富多彩的暮夜活动，由此创作了大量艺术水准极高的暮夜作品。本文采用文本细读法、比较分析法、文学阐释法等研究方法对苏轼的暮夜活动及暮夜作品进行研究。研究苏轼的暮夜活动及暮夜作品，不仅能深化对苏轼个人生活、心灵和思想的理解，还能为宋代的日常生活研究提供新的材料，更能弥补学界在研究暮夜文学时对其关注不够的遗憾。　　全文共分成四章。第一章从社会背景、历史传统以及个人因素对苏轼暮夜活动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综合的分析，以此作为大背景来讨论苏轼的暮夜活动。第二章从夜饮、夜行、夜值、夜游、夜中观景及其他日常娱乐生活活动六个方面切入，整体呈现出苏轼丰富多彩的暮夜活动面貌，以及他在此过程中活跃亢奋的状态特点。第三章则在苏轼丰富多彩的暮夜活动的基础上，以其白昼中的情感与表现为参照，探索其幽微复杂的心灵世界，得出其在夜晚的心灵更加敏感纤细，并伴随有放大情绪的趋势，有时表现为欢喜快乐的情绪大大增强，或是愁苦寂寥的情绪更为强烈。此两种情绪对苏轼之影响多限于一时，乐观旷达的苏轼最终能将这两种极端的情绪平衡调和，从中超脱旷达出来，最终产生闲适归隐的情感。第四章对苏轼暮夜活动的产物——暮夜作品中的艺术表现进行探析，通过对丰富多彩的感官感知体验的描摹、暮夜意境的营造、暮夜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塑造这三个方面的深入分析，揭示出苏轼在暮夜作品创作中的艺术特色。

刘羽佳
论屈原《九歌》的悲情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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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学”从汉代到今天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其中《九歌》也一直为学者与专家所重视，研究者很多。不过，学者研究集中于《九歌》的来源、篇目、性质、与巫术的关系，而研究诗歌全篇基调——悲情意蕴的学者很少。近些年来，虽然也有人研究，但大都是以短篇论文的形式出现，论及其悲情意蕴，大多也只是泛泛而论，鲜见进行系统而全面地研究与探讨，因而笔者就选取了这个论题来作尝试。　　本文的第一章讨论屈原与《九歌》的关系。《九歌》本是夏朝祭祀天地的巫歌，后流传到沅湘一带，演唱不衰。沅湘民间演唱的《九歌》保留着原始祭祀的仪式与歌调，乐曲优美，但歌词鄙陋。屈原流放到沅湘后，看到民间祭祀的歌舞之乐，于是在此基础上加以润色，创作了这一套新的歌辞。其主要基调是以悲情为主，色调是忧郁的。第二章讨论屈原《九歌》悲情意蕴的表现形式。分别从三个方面展开：挫折型、离别型和哀悼型，均充满了浓郁的悲情。如二湘篇与《山鬼》篇的佳期难会，赴约失恋，充满了悲思;《云中君》抒写挽留不住恋人的离别之忧，《大司命》抒写折流麻送别之苦，《少司命》抒写不愿离开人间的太息之声，《河伯》抒写依依惜别的南浦之愁;而《国殇》则充满了保家卫国的死难将士与敌人拼杀的悲壮。与前面的悲情恋歌一起汇合成一幅悲苦而壮烈的画卷。第三章论述《九歌》悲情意蕴的特质。《九歌》十一篇章表现形式是人间的悲情，而在这人间悲情外在形式之下所表现出来的屈原个人的情感实质是：时间易逝、功业未就的慨叹;生命无常、人生易老的悲凉;人生的美好最难成就的哀叹。这一切构成《九歌》全诗所抒写的离情别意的内在意蕴。第四章论述屈原寄托于《九歌》的思想感情，也是其悲情意蕴的成因。本人认为，《九歌》是屈原美政理想破灭后，流放沅湘之时，借当地人民祭祀鬼神的祭歌抒发自己的政治悲苦。屈原对其中的歌词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加工、润色、整理，使《九歌》虽是原始的祭歌而具有了原创的性质，通过文人的书写而保留到后世。可以说，屈原为其巨烈的政治感情的冲撞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倾泻的途径，于是今天的我们才可以读到流芳百世的《九歌》。

李霁
庄子游世思想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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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是战国时期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关于他的思想，我们可以进行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等多种角度的阐释。本文从其人生哲学入手，希望通过对庄子人生哲学的解读，能为现今挣扎于迷茫之中的人类的生活提供一定的启示意义。庄子的人生哲学可以概括为游世思想。本文主要由两条线索出发来把握庄子的这一思想。一条是历史的线索，通过对庄子所处时代大势的把握，了解庄子的生平、境遇以及本文为资的《庄子》一书的相关情况。另一条是逻辑的线索，即通过对隐士渊薮的探寻，揭示避隐之趣从传说中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后与道家鼻祖老子结合并成为庄子游世思想源泉的理路。尔后，历史与逻辑两条线索结合，庄子既继承了隐士避世的基本旨趣——一方面避世以求保全生命，另一方面在避世的生活中为生命寻求新的人生意义——同时又对此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传统归隐之士避世以全生的理想是无法实现的，因为社会政治之恶是无法避免的;而道德规范又不具有普遍的价值，因而不能成为人生的根据;故此人们便能过一种随心所意的混世生活。但是，庄子指出，对认真的人来讲，混世又根本不是一条出路。那么人生苦难的最终根源是什么呢，这是认真之人必然会思考的一个问题。庄子认为人生悲剧的根源就是人类社会所创制的文明，也即人类将自己从宇宙中独立出来，并用自己创造的文明对待万物及统辖人类自己。发现人生悲剧最终根源的大悲也就是得救的希望。这就是庄子给人类指出的一条拯救的道路——游世。游世思想的理论根基是老子创立的自然之道，但老子的道是一个抽象的存在，因其与人类生存世界之间的悬隔而使人们无从取道。庄子继承老子自然之道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改革，提出了道遍在万物的思想，使得人类可以从与日常万物的亲历关系中真切地体会道、把握道、与道同在，从而使自然之道以其超越于人类常规世界的优越性、异质性为人类的自新提供了启示。宇宙是完满和谐的，原本属于宇宙万物之一的人类只有回归到宇宙本然的状态，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总之，自然之道提供给人类的是一条以“形就心和”为原则，以“吾丧我”、“心斋”、“坐忘”为途径，最终达到身游于世而心游于道之境界的解救之路。

李文华
论清代《史记》研究的学术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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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一部伟大的作品，自其诞生之后，历代都有对《史记》的研究，到清代，《史记》研究更是达到鼎盛，研究者与研究著作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各朝代。清代《史记》研究是史记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清代学术的一部分。《史记》是文学与史学结合的典范，它不但是群史之领袖，而且被历代文人奉为文章之楷模。历来《史记》研究并非拘于一域，有侧重于文学的，有侧重于考据的，有侧重于历史评论的。清代《史记》研究也是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笔者根据清代《史记》研究著作内容的倾向性及个人对《史记》研究的理解，将其约略分为三派：辞章派、考据派和史论派。辞章一派，治《史记》以点评为主，侧重于文学方面，探究《史记》的表现形式，挖掘《史记》的审美价值，指引读者如何去欣赏《史记》文章之美，教导后学读文章的方法、写文章的策略。考据一派，治《史记》以校勘、训诂、注释、辨伪等方法为主，考订异同，去伪存真，解释名物，以恢复《史记》原本面貌为追求。史论一派，在真实材料的基础上，秉着客观、公允的态度，或从《史记》记载中钩稽史实，探寻历史规律，或论历史事件、人物，臧否得失，总以资鉴人君，致用当世为旨。三者都属于《史记》研究的范围，它们之间应该是互相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但三者的发展并不均衡，在不同历史阶段，由于学风等因素的影响，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而且各派自身在不同历史阶段也显现出不同的特点，取得大小不同的成就。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将清代《史记》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对三派分别进行分析，在每个阶段列举各派代表著作，把握其研究特点及所得成就，以显示各派在三个阶段的发展演变及三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清初(顺治一康熙)《史记》研究以辞章派为最显，考据派为初兴;清中(雍正-嘉庆)及晚清(道光-宣统)《史记》研究则是考据派占主流，辞章派相对暗淡，而史论一派则从未大盛过，始终微弱，显示出清代在这一方面研究的薄弱。

李海丽
庄子理想人格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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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人格观是庄子思想的绾合点。庄子以一系列人物形象建构起自己独特的理想人格，他称之为至人、神人、睹道者等等，以区别于儒家的理想人格。“圣人”虽然是儒家与老庄共同的理想人格，但其含义则根本不同。庄子理想人格观所承继的思想资源涉及孔子、老子与巫文化，它们对庄子理想人格观起着“支援意识”作用，但庄子的理想人格观又有鲜明的独异性。庄子理想人格的核心特征是体道，庄子之道论强调主体性的精神境界，其体道的工夫在于心斋。庄子生活在无道的战国之世，因此他倡导无用与安命作为其理想人格的存在方式。逍遥游是庄子思想的逻辑终点，本文最后以哲学论辩与历史回顾双重进路呈现庄子的理想境界，展示出庄子理想人格观的自然性与超越性。

王新辰
生态翻译视角下《道德经》不同译本对比研究——以亚瑟.威利和刘殿爵译本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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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之一,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其著作《道德经》是一部集老子思想言论为一体的哲学巨著。道祖老子在短短五千字中,以精炼的语言和深邃的智慧,深刻揭示了宇宙生命的发生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真谛,其中所蕴含的深刻哲学思想文化内涵,在国内外学者中备受好评。自1868年诞生的第一个英译本以来,时至今日,国内外已有百余种《道德经》的英译本,是除了《圣经》之外,被翻译成外语作品最多的文化名著。在目前尚存的上百种《道德经》英译本中,本文选取了英国亚瑟.威利译本和中国刘殿爵译本,运用生态翻译理论视角研究和分析了两个译本的产生过程。依据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生态翻译学,生态翻译就是译者为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做出的适应性选择活动。生态翻译理论是一门有着跨学科性质的理论学科,它运用了生态理性、生态视角对翻译进行了综合系统的研究。生态翻译学将翻译方法简称为“三维”转换,即相对地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道德经》的翻译在西方世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于《道德经》的源文本有很多,所以在经过不同的选择之后,它的翻译也不相同。刘殿爵的翻译是基于王弼的版本。威利的翻译把《道德经》的注解作为主要的参考,他仔细比较了新旧版本,他没有选择一个确切的版本,而是引用了几种源文本来进行翻译。本文研究主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1)生态翻译理论对于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是什么?(2)亚瑟.威利和刘殿爵两译本是如何体现出三维转换理论的要旨?两者之间的差异性和相似性有哪些?《道德经》是体现了中国古代智慧的名著,关于《道德经》的翻译问题一直深受热议。目前前人对《道德经》的英语版本的研究不是很全面。其原因在于:首先,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道德经》英译本单一的、非系统性的分析评价,而不是从综合的角度进行分析。近年来,随着生态翻译学理论的发生发展,为我们在《道德经》英译本研究方面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众多的《道德经》英译本种,本文选取英国亚瑟.威利和中国刘殿爵的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译本作为研究版本,试用生态翻译学理论对两译者的译本进行比较分析,试分析在不同维度下,译者如何适应和选择不同的目标文本。本文将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对《道德经》的英译多样性进行对比分析评价。采用描述的方法,以简洁的语言解释译者在目标译本的形成过程中的对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等多维度的思考,具体说来,对源语中“道”、“法”、“天下”、“刍狗”、“自然”等19个具有代表性的词语的选择和处理。1.从语言维度上看,成功的语言使用是成功翻译的基础。在两种不同语言系统的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必须首先从语言维度上进行适应、选择和转换,以不同层次和不同方面进行转换,使其符合目标语言的特点和习惯。①从词汇层面看,刘殿爵的语言相对来说更简洁,更对称,他大多选择中立的词来翻译文章,使译文更接近原文。而亚瑟.威利的翻译大多运用隐喻等修辞手法,把抽象的意向用具体的实物替换,更生动地表达源文本意思。因此,在这方面威利的翻译比刘殿爵的翻译要优越,这就揭示了翻译时,译者可以将源文中的语言转化为更容易接受的内容,为外国读者留出想象的空间。②从语法层面看,汉语和英语句法有很大的差异。汉语的语言特点是慢而长,刘殿爵在翻译过程中,对句子的完整性没有很大地关注,而是用流畅的散文的形式来进行翻译。而英语的句子是有严格的语法原则和逻辑顺序的。因此,威利在翻译时,遵循了英语中的句法结构,使段落中单个句子与主体结构能更好的联系。③从文体层面看,《道德经》是一种哲学性的、诗性的作品,它的写作特点是运用简单句或从句。两名译者都以一种与原句法结构相似的方式进行翻译。相比之下,刘殿爵的翻译在意义和风格上接近源文本,他的译文表达出了原文的平衡和秩序。威利也遵循了源文本结构,而且加入了很多的注释来阐明老子想表达的意义。因此,在翻译中国古典名著时,如果译者更多地关注源文本的文体特征,西方读者就会更多地感受到中国写作特点的魅力。2.从文化维度上看,一方面,语言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载体。另一方面,文化是语言的基础和来源。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传递一种语言的信息,而且要传递源语言系统到目标语言系统的背景和文化。也就是说,翻译应该是一种既能传递语言又能传递文化内涵的活动。①从对“道”的翻译来看,中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道德经》的翻译中,一些表达哲学和文化价值的内容,成为翻译工作者的一项艰巨任务。刘殿爵音译了“道”,他认为神秘的“道”不能完全用语言翻译,因为它包含了整个中国的哲学体系。而作为西方传教士,威利无意识地将中国的“道”(Tao)与《圣经》中的“道”(Way)相比,认为“Tao”和“Way”一样有绝对的真理。相比之下,威利的自由翻译更占优势,避免了对“道”的机械翻译,以免引起外国读者的反感。②从对数字的翻译来看,由于不同的文化传统、思维模式和意识形态,西方人和东方人对数字也有不同的理解。在中国古代的书籍中,数字常常被用来指具体的数量或参照性的概念。因此,如果译者想要完全掌握不同数字的含义,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弄清楚这些数字在中国文化中是否具有特定的意义。威利直译了数字而没有领略老子的真正想法,他选择了直译的方法来翻译数字。而刘殿爵则领略了老子的深层想法并把数字译成了具体的意象,更具体、更清晰地解释了《道德经》中的真理。3.从交际维度来看,除了从语言和文化维度方面做出适应性选择之外,译者还应该考虑源文本的交际功能。归化翻译是为了给外国读者提供可读的目标文本,以暴力取代外国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的方法。异化翻译是一种对民族中心主义、文化自恋和帝国主义的抵抗方式。由此可见,交际功能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交际意图。以“天下”一词的翻译为例,威利大多数选择了归化翻译的方法把“天下”译成“under heaven”,这样的翻译更接近圣经中的语言,会使西方读者误认为中国已经改成信基督教了。而刘殿爵在翻译中大多数采用了异化翻译的方法,把“天下”译成“the empire”。因此,刘殿爵的翻译提升了西方读者对帝国的观念,缩小了作者与西方读者之间的差距。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之间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译者的交际意图,也就是说,译者是否愿意保留原文的异质文化,或将不熟悉的内容转化为熟悉的内容。由此可见,威利在翻译时更重视自己国家的文化,这将不可避免地降低传播外来文化价值的影响。通过对比分析,不难看出所选的《道德经》两个英译版本中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生态翻译的意蕴,对其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它为中国古典作品的英译提供了一个多维度的思维方式,同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两个英文版本。

尹茜
“同源异流”--《破闲集》与《济北诗话》对中国唐宋诗学接受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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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闲集》和《济北诗话》分别作为朝、日两国历史上第一部较完备的、具有诗话特点的诗论著作，具有一定可比性和研究意义。朝鲜与日本虽同受中国文化影响，却同中有异，各自发展出了本国特色。从两部诗话的文本出发，研究作品对中国唐宋诗学的接受以及“同源异流”的成因，既能窥见中国诗学思想在域外的流传与变迁，同时从一个整体的角度看待东亚三国文化，分析共通性和差异性，找到“同”与“异”的原因所在。　　《破闲集》与《济北诗话》都对中国诗话和唐宋诗人有所接受。两部作品皆受到了欧阳修《六一诗话》的影响，推崇杜甫、韩愈、贾岛、苏黄、杨万里等唐宋诗人，而《西清诗话》、《苕溪渔隐丛话》、《庚溪诗话》等宋人诗话也能在两部作品中看到直接或间接征引的痕迹，同时，《济北诗话》对《诗人玉屑》的内容与撰写形式都有所模仿。可见两部作品皆与中国唐宋诗人、诗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创作论、作家论、鉴赏论和辞格论四个方面，《破闲集》和《济北诗话》具有一定接受共性，这种共性主要源于中国儒家尤其是宋儒的影响。在创作论上，李仁老和虎关师炼都赞成诗有为而作;李仁老兼具“诗言志”与“诗缘情”两种创作目的，《济北诗话》则提出诗应“学道忧世匡君救民”;在作家论方面，李仁老和虎关师炼都肯定“天赋”的重要性;在鉴赏论方面，两位作者都提出了“知人论世”的鉴赏观点;在辞格论方面，两位作者皆推崇“精警”。　　两部诗话作品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评述对象、诗歌评论标准和对“隐士”态度三个方面。在评述对象上，《破闲集》侧重对本土诗人的评述，《济北诗话》则侧重论述中国唐宋诗人;在诗歌评论标准方面，《破闲集》与《济北诗话》在用事论、对格律看法以及对“理”的认知方面均存在差异，同时虎关师炼推崇“醇全”，而李仁老则倡导“天趣自然”;两位作者在对“隐士”的态度上也存在一定差异。李仁老对隐士持较推崇态度，虎关师炼则将古今隐士代表之一的陶渊明斥为“傲吏”，侧面体现了他对隐逸行为的不赞同。　　两部作品“同源异流”的原因有三:首先由于文化地域的影响;其次是时代背景的影响;其三两部作品分别受到了本土传统典籍的影响，这也使得《破闲集》呈现了“稗说体”化和“正史精神”的特征;《济北诗话》则受到了《歌经标式》、日本史传文学及空海《文镜秘府论》等作品的影响，因此《济北诗话》虽受到《六一诗话》的体例影响，却同时具有一定“钟化”倾向。

李佳蔚
朱得之《庄子通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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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一书,史学家司马迁认为其特色为“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其言汪洋自恣”。其后,各个朝代文人学者对《庄子》一书的探索绵延不绝。朱得之《庄子通义》是明代嘉靖时期一部较为出色的庄子学著作,体现了明代庄子学的特点,有较为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以朱得之的《庄子通义》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做一些尝试性的工作,对这部书有一个系统和全面的了解。本文首先根据相对有限的相关资料对朱得之的生平、家世、交游以及《庄子通义》的版本体例等事项进行考证。通过考证对作者和作品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从而弥补了长久以来相关考证缺失的不足。其次,明代庄子学具有较重的“以儒解庄”的特点,同时又每每牵引理学,因此成书于这一背景下的《庄子通义》也具有这个特点。朱得之留心经世,勤于治学,其学出入经史,旁及佛、道二氏之学。在《庄子通义》中,朱得之经常援引儒家思想来比照庄子,从而寻求它们之间的异同点。这就使得《庄子通义》这部作品内容充实,无所不包,既有以儒解庄、以佛解庄的影子,又有以老解庄、以庄解庄的迹象,从而真正实现了“大通而无碍”。此外,朱得之在注解《庄子》时还运用了“以文解庄”的诠释之法。一方面从“文章之法”的角度对《庄子》文本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从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到文脉章法都一一论及;另一方面在阐释义理的过程中,又采用了“以文脉解庄”的方法,即通过对文章脉络的梳理去探求词句间隐含的微妙哲理,从而实现文学和义理的良好互融。尽管对《庄子通义》这部作品目前的研究较少,但它本身所蕴含重要价值却是不容我们忽视的。笔者以文本研读为基础,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在义理阐释和文章评点两方面对《庄子通义》的特色进行了深入研究,力图全面细致地展现朱得之《庄子通义》的文学及学术价值。

赵素菡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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