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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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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阶段，多种取向——海外汉学家《论语》英译探赜

学术论文

论文从史学的角度出发，观照译者个人背景、特定历时文化语境等因素，运用融微观的文本分析和宏观的文化研究为一体的综合研究方法，深入研究汉学家《论语》英译本个案，并利用翻译学、对比语言学、诠释学、比较文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理论，围绕汉学家英译《论语》的四个阶段及其翻译取向，致力于多维度探研海外汉学家的《论语》英译现象。　　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引言主要介绍选题缘起、国内外《论语》英译研究状况，总结国内外《论语》英译研究的特点与不足，界定本研究的范围、目的与意义，并对研究途径与理论方法加以说明。从第二章到第五章，逐章对应海外汉学家《论语》英译的特定历史时期，围绕各个典型译本个案依次加以深入研究。海外《论语》英译实践经历了从最初的非全译本到全译本的演变过程。第二章为汉学家英译《论语》的起始期，以威妥玛《论语》英译本为个案研究对象。身为外交官，威妥玛对待作为“他者”的中国社会文化，经历了从最初的敌视到尊重继而同情乃至最终的喜爱，并形成自己独特的跨文化身份。作为语言学者型译者，威妥玛翻译态度谨严，深受译文协作者K、晚清经学训诂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其译本字斟句酌，采用附注以存真的翻译形式，达到有效迻译儒家思想的目的，并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该章还对高大卫、理雅各和詹宁斯三位传教士的译本加以介评，认为三个译本以文化利用为主要特征，采用以耶释儒、耶儒互参的翻译策略，译笔多少带有宗教色彩，但在翻译策略、翻译方法、译文格式等方面对后代译者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三章为延伸期，选取赖发洛《论语》英译本为主要个案研究对象。作为海关洋员，赖发洛在华生活数十年，尤其通过与像金辰昆、辜鸿铭等晚晴文人之间的交往，让他沉迷于儒家文化，进而深怀敬畏之情从事《论语》等儒家典籍的译介。作为异域文化敬畏型译者，赖发洛运用多种具体翻译方法，贯彻“句序概念对应”为基础的、注重直译的翻译策略，虽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但较为有效地诠释了“真实翻译”的精髓。在该阶段，汉学家韦利坚信“一个时期一位孔子”的翻译理念，期望通过译介《论语》以慰藉饱经战乱的西方人;其译本文质并存，且具有侧重文的倾向;译本读者群更广，普通读者和专业读者兼顾。此外，本章还从译者身份、翻译特色等方面简介了传教士苏慧廉《论语》英译本。　　在发展期，第四章的主要个案研究对象为魏鲁男《论语》英译本。作为哈佛燕京学社首位在华求学的研究生，魏鲁男学识广博，具有敏锐的社会洞察力，身受当时以实用主义色彩浓厚的美国文化及汉学研究的影响，希望通过译介《论语》来慰藉西方人失落的心灵。作为文化使者型译者，魏鲁男以“普通读者”为服务对象，通过追求释译达意、挥洒有度的翻译理念，灵活运用多种翻译操作手段，从语义对等、词汇充分、语法正确、文体对应等方面较为有效地再现了原作的思想和风采。在该阶段，庞德《论语》英译木也很大程度上反映出释译达意的特色，即译者充分利用拆字法对原作核心概念加以释义，强调原作“意旨”的迻译，运用简洁语言以达意，进而实现译者的翻译目的。本章还对两位华人译者刘殿爵和程石泉的《论语》英译本加以简介。　　海外汉学家的《论语》英译在繁荣期精彩纷呈，多元创新。第五章先后选择亨顿和森舸澜两位译者的《论语》英译本为主要个案研究对象。作为作家型译者，亨顿强调“礼”在儒家思想中的核心地位，译文深受译者个人的诗学观以及诗歌翻译理念的影响。该译本以服务于普通读者并观照专业读者为目的，充分发挥副文本的功能，灵活运用多种翻译操作方法，展现了兼顾原文意蕴和译文畅达的双重特色。作为专家型译者，森舸澜的《论语》英译本以普通读者为主要对象，并兼顾专业读者，译文采用多种翻译手段，评论呈现不同特色，注释和篇解等内容形式多样，整个译本意蕴丰厚，实为体现丰厚翻译思想的典范之作。森译本个案研究表明，丰厚翻译思想对促进中华文化典籍外译具有借鉴意义。　　在该时期还先后探研了六个汉学家《论语》英译本。道森译本以普通读者为对象，强调译文贴近原作;语言表达简洁，通畅易懂。利斯译本追求古为今用、化中为西的翻译理念，译笔流畅可读，具有口语化倾向，反映儒家经典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安乐哲和罗思文合译本对中国哲学典籍进行哲学性的诠释，以独特的“陌生化”言说方式来传达儒家思想的精髓，有助于确立中国哲学的合法地位。白牧之和白妙子合译本呈现出浓重的后现代主义色彩，提出有关《论语》篇章形成的“层累理论”，译本注释旁求博考，通过解读《论语》文本的方式以反映早期儒家的思想史。沃森译本简洁达意，注释少而精，口语化译笔洋溢睿智哲思，有助于再现原作风格。希勒译本参照先前众多译本及学者的观点，对原作众多关键概念词语加以统计且标示说明，评论和解释内容详实，以独特的文本表述方式传达原作的儒家思想。　　第六章为结语部分，总结海外汉学家群体英译《论语》现象的基本特征，概论本研究的意义和启示，说明本研究的不足及有待拓展之处，并对中华典籍外译及其研究加以思考与展望。

张德福
苏轼“尚意”美学思想浅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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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以其多元化的艺术实践与体大思精的艺术理论雄踞宋代文坛。苏轼实乃中国宋代以前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有着甚为丰富的文艺美学思想，本文旨在通过对苏轼文艺美学思想作一较为系统的梳理与解读，以期更为深入地把握整合苏轼美学思想的理论体系以及苏轼美学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典型意义。第一部分：绪论。总结梳理苏轼美学思想的研究现状，为论文的展开做一前导性的铺垫工作。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才，历朝历代对其皆富有极高的研究兴趣，有关苏轼的研究资料可谓多如牛毛。其中尤以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的研究最为深入。这是一个苏轼研究多元化开放的时期。这二十年来，改革开放之风激励着学术界。一批有识之士成立苏东坡研究会，开展东坡文学纵横交错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众多研究者活跃在东坡文艺研究的最前沿，东坡文艺研究真正发展到学术化的阶段。其主要表现有：东坡文艺宏观研究有所加强，研究方法有所更新、东坡儒、释、道思想与文艺思想的关系的研究逐渐深入、东坡诗研究大有进步、东坡词研究大有突破、东坡散文研究大有进展。基于目前苏轼文艺研究的可喜态势及先贤提供的大量的较为丰富的研究资料与洞察细微开拓创变的研究进路，本文旨在苏轼文艺美学思想方面做一尝试性的研究，以查漏补缺。结合苏轼文艺创作的实际，研究苏轼美学思想的理论体系。第二部分：苏轼美学思想形成之维。试从三个不同的维度阐释苏轼美学思想形成的原因。书香门第的苏氏家训，苏轼自幼渐染家风，其良好的家学教育对其日后文艺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苏轼一生为官，坎坷沉浮的政治人生经历，不幸的人生遭遇，对其思想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仕途的坎坷挫折反映在思想上，造成了他入世与出世的矛盾：既有热烈的辅君治国、兼济天下的儒家信念，又杂糅了对一切现世价值准则怀疑、厌倦和超然物外的佛老思想，最终形成了苏轼“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宠辱偕忘的洒脱旷达的文化人格，从而造就了一个中国古典主义美学的典型。第三部分：苏轼美学思想特点之精髓要义。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浓墨重彩地书写苏轼的美学思想的特色。其中包括重视“传神”“写意”的表现意识;主张“有道有技”“技道两进”的文艺创作观以及崇尚“萧散简远”、“外枯中膏”的审美理想。第四部分：苏轼美学思想在其艺术实践中的体现，苏轼艺术实践的特色。围绕着苏轼美学的特色，研究其艺术创作实践追求“平淡至味”的苏诗、东坡词的旷与婉以及“萧散简远”抒情达意的文人书画创变。考察其艺术实践是如何与其美学思想有机契合，其艺术实践如何彰显其美学思想特质的。第五部分：结语。总论苏轼美学思想的特质，实乃中国古典和谐主义美学的一个典型。

盛学玲
论老子的文明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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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是指人类在认识、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它是逐步形成的思想观念以及不断进化的人类本性的具体体现，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表现出来的状态。本文主要通过对老子所处时代的思考、总结，并通过对其人、书及其相关文献资料的分析、研究，论述老子对既有文明的反思与批判，从而阐明老子的文明批判理论。对既有文明的批判，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老子对于当时现存文明的超越与创新。任何的文明批判，都只有在对批判对象的超越和创新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在看透批判对象的缺乏和不足的同时，发现其积极的思想成果，并且以新的学说和理论真正克服之，这样的文明批判也才有其意义。老子的文明批判理论主要目的是纠正当时的道德指向，防止当时的文化异化，控诉当时的统治者，警示剥削、战争以及贪欲等等黑暗政治环境对于社会的危害。老子希望通过提倡“天人合一”，宣扬“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等道家思想，从而达到构建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自然世界的愿景。老子对既有文明的批判具有永恒的开启性与警世性作用，老子呼唤人们从外物所累、所役的悲苦中觉醒起来。他希望从宏观上，在思想领域引导人们去追求精神自由，提高人生境界，从而使我们在完成自我价值的同时又实现了对社会的贡献、自然的保护。老子对既有文明的批判，在当时的思想领域起到了很大的冲击作用，有利于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对当代文明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和借鉴意义。

刘宇谦
“礼义之谓治”—荀子思想中“礼”与“人”关系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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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思想中“人”与“礼”的关系是一个要点,荀学研究过程中的大部分分歧,都交织于此。本文意欲重探荀子思想中“人”与“礼”关系的目的,旨在说明,从“人”的规定性出发,如何呈现出“礼”所蕴含的道德、伦理规范,以及社会秩序结构的合理性。基于荀学研究的历史脉络,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始终存有进一步阐释的空间。因此,本文从原理化的角度,对荀子思想中的“人”与“礼”如何呈现出内在的和谐关系进行了再思考。具体而言,通过对荀学研究史的梳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对荀子思想的研究,基本在两大脉络中展开。一是宋明以来的“心性”传统,二是清末以来,对荀子之“礼”进行历史化、社会化的解读传统。在前一脉络中,基于宋儒对荀子“性恶论”的判定,“人”会与德性的自发养成产生冲突,进而“礼”也会被理解为外在的,对“人性”的社会化塑造。而这显然与儒家推崇的德性的自然生长相对立。而在后一脉络中,对荀子“礼”的思想进行社会化,以及历史化的解读,使得作为伦理规范的“礼”,在引导“人”进行现实伦理实践的层面上,得到了详尽的解读,但同时使得荀子思想中的“礼”展现出“客观”的面貌。而这种外在客观的“礼”,显然也与儒家特有的“礼乐”文化有所差别。因此,从先秦儒家的立场来看,如何凸显荀子思想中的“人”,在先天的意义上具有成就道德实践行为的可能性,以及由此保证外在秩序结构的合理性,就成为了本文论述的主要内容。为了更好地展现上述问题的面貌,文章首先重新设立了阐释荀子思想的参考背景。在先秦诸子对“治”的追求这一背景下,荀子自然也会从人的修为层面,以及外在社会秩序层面,设立相应的秩序原则。文章通过对荀子思想中的“礼”进行原则化的解读,以及在这一原则下,“礼”在作用于“人”后所应该展现出的理想秩序状态,明确了荀子要求“人”应该主动实现“礼”的秩序内容。然而,在现有对荀子思想解读的脉络中,无论从“人”的角度,还是“礼”的角度,都无法完全有效地论证这一过程。换句话说,在以上诉求的观照下,按照现有对荀子思想的理解,就会出现“人”与“礼”的紧张关系。故而,当从固有“性恶论”的角度无法对以上问题进行论证的时候,文章首先引入了荀子思想中“天人关系”这一更广阔的视角。在“天人相分”与“天人相参”的背景中,“人”显然具备着主动构建“治”这一理想秩序状态,以及主动践行“礼”的秩序原则的能力。事实上,荀子在《天论》篇中,确实也设定了“人”所具有的实践行为的意义根据,以及实践行为所需的生理资质。而这种实践行为的意义规定,显然由“群”这一概念来承担。在荀子思想中,“群”的概念并不单纯地指向现实的结群行为,而是一种基于亲属关系而呈现出的内在差序结构。同时,这种亲属关系与差序结构,也正是荀子思想中“礼义”的实际内容。在此基础上,荀子思想中的“性”也并非宋儒眼中的“人之为人的根据”,而是承担了规定“人”的生理资质的作用。通过对《性恶》篇的结构以及主旨进行深入考察,荀子的“性”具体对应为“知仁义法正之质”与“能仁义法正之具”。因此,当“人”具备了实践行为的意义根据,以及实践行为的生理资质。“人”所进行的现实实践行为,就不仅是达成“治”这一理想秩序状态的过程,更是主动践行“礼”秩序原则的过程。从实践过程自身来看,“人”通过“心”的自发性与自使性,获得了在现实中的主体能动性。其后,“人”又通过“心”在运行时所需要遵循的标准,在现实实践活动中获得了彰显道德意义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在“心”的支配下,“人”所依次进行的认知之“辨”,以及言说之“辩”,就成为了建构“治”,与主动达成“礼”的实际步骤。其中,“辨”与“辨”在运作时所需要遵循的行为标准,就对应为“人”在伦理层面所应该遵循的“礼义”原则。而不同的“人”在共同进行“辨”与“辩”的行为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不同实践能力与实践效果,就决定了外在秩序的差序结构。由此,“人”通过自发的实践行为,不仅养成了德性,还保障外在秩序结构的合理性。同时,基于以上对荀子思想体系的阐释,荀子更加夯实了自己作为先秦儒家代表人物的历史定位,也由此彻底消除了人们怀疑荀子具有滑向“法家”倾向的顾虑。在具体章节中,绪论部分主要梳理了荀子思想研究的历史发展脉络,展示了本文之所以研究荀子思想中“人”与“礼”关系的背景,并提出在跳出“以孟观荀”背景的前提下,“人”与“礼”的关系如何重新界定的问题。第一章在详细回顾现有荀子思想研究背景的基础上,重新考察荀子所处的诸子时代,并提出了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荀子整体思想的核心问题——“治”。由此,为重探荀子思想中“礼”与“人”的关系奠定了基本参考坐标。第二章基于“治”对荀子思想的观照,从“礼”对“人”所呈现出的秩序原则,以及“礼”与“人”现实相互关系的角度展现出,造成所谓“人”与“礼”紧张关系的根源所在,并由此追问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性。第三章引入荀子思想中“天人关系”的内容,意图从这一更广阔的视角出发,分别展现出荀子思想中“人”与“礼”更深层次的特质,以及二者与“治”的关联。在此基础上,文章说明了解决二者紧张关系的着手点。第四章参照“天人关系”中“人”与“治”的关系,将荀子思想中“群”的概念解读为内化的差序结构,并以此作为“礼义”的实际内容。其后,通过对《性恶》篇的考查,荀子之“性”体现为对“人”的生理规定,即“人”所具备的“知仁义法正之质”与“能仁义法正之具”的实践资质。第五章基于前文展现出的解决问题的相关基础,“人”所进行的主动实践行为,不仅是达成“治”这一理想秩序状态的过程,同时也是主动践行“礼义”原则过程,更是自发呈现“礼”实际内容的过程。更多还原

方达
《史记》与《汉书》的同义修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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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修辞是修辞学研究的一个新分支，它最早兴起于俄国的语言学研究，它是以同义内容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同义内容的语音、词汇、语法、语用等各方面各层次的比较分析，以判断表达的孰优孰劣，并使表达更趋精准完善的语言活动。本论文研究的是《史记》和《汉书》的同义修辞。《汉书》中有不少篇目是承袭《史记》而作，这些篇目的内容大致相同，但表达略有差异。这些差异，一部分是班固为了避免雷同，求差异而有差异;但大部分是因为司马迁和班固不同的语言修辞观点、不同的语言风格以及他们所处时代不同的语言习惯等因素所致。本文研究两书的同义修辞，指的是后一种情况。《汉书》承袭《史记》的内容很多，本文节选了40个历史人物的传记(它们在两书中的对应篇目见附录一)为语料，探究其表达的差异，并力求对差异作出分析和评价。

杨正玉
宋代荒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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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的危害,有直接性的,即灾害本身所具有的巨大冲击力直接造成生命的死亡和生态的破坏,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灾”；也有间接性的,即灾害通过造成农作物的减产绝收间接地影响人们的生活和正常的社会秩序,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荒”。灾荒就是“灾”与“荒”的统称。“荒”往往由“灾”而生,是“灾”导致的结果。荒政正是伴随着灾荒的发生而产生的。它是指国家针对灾荒采取的各种补救措施,通过国家政权颁布、制定的各种救荒法令、制度的方式来体现。制定救荒政策,开展赈灾救荒活动既是国家的一项基本社会职能,也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的必要手段。本文从宋代灾荒的历史实际出发,以科学理论作指导,对宋代的灾荒与荒政进行了总结和分析,重点对宋代荒政灾前备荒措施中的仓储制度和体现宋代时代特色的荒政新思想进行了具体且深入的论述,并指出了宋代荒政对我国现阶段赈灾救荒工作的开展具有的启示意义。正文共分为四大章节：第一章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整理和分析,阐述了宋代灾荒的概况及其发牛的原因,力图对宋代的救荒措施做出全面的总结。第二章是笔者着墨较多之处。主要讨论了发生在两宋时期的两次非常著名的仓储改革的历程、内容及影响,并简要地对比了两者的异同之处。认为青苗法与社仓法都为仓储改革增添了新鲜的内容,虽然在客观效果与实际影响上不尽相同,但它们都凝结了当时最优秀人才的汗水与智慧,都是敢于向传统挑战,并付诸行动的伟大创新。第三章也是本文的重点。笔者选取具有时代特色的苏轼、王觌和董煟的荒政新思想,并对宋代荒政思想的发展状况进行总结与分析,由此得出古代的荒政思想在宋代逐步走向成熟这一结论。第四章分为两节。第一节主要是笔者对宋代荒政特点所做的整体性概括与总结。第二节简略讨论了宋代荒政对当今赈灾救荒工作的开展具有巨大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魏伟
《石林词》研究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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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梦得是两宋之交的文化名人，他一生的著述非常丰富，其《石林词》是宋南渡词坛最重要的词作之一。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学者们开始注意叶梦得其人与《石林词》，发展到现在，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其中既有关于叶梦得生平与著述的考辨，也有关于《石林词》在文献以及内容、艺术各方面的诸多研究成果。但是，又不得不指出，这些研究并不全面，也不完全正确。　　《石林词》现存版本都是按照词牌归类进行排序，没有时间线索可循。王兆鹏先生的《两宋词人年谱》在考辨叶梦得生平经历的同时，也对《石林词》进行系年，准确或大致确定其年代的作品有50首，但另外一些作品（27首）仍可进行考辨，或可准确推断作词时间，或可大致系年，将时间范围缩小。本文考辨这些词作作年，为以后的研究提供文献基础。　　叶梦得生逢靖康之变，《石林词》写作时间也跨两宋，其词风是否受时代风会的影响而有变化，是后人探讨的重点。但是各家在解读其词风时却存在不少不足，本文对这些不足进行了辨正，并提出《石林词》有贯穿前后创作的主导词风即清旷，清旷词风继承了《东坡乐府》的主要风格特点，但是又有其独特的个性特征。而且，《石林词》风格并不单一，婉丽与雄杰风格的作品都有，但不是主导。另外南渡这一历史事件对《石林词》的风格有影响，主要表现在保持清旷词风的前提下，词作更加苍凉、悲慨。　　前人谈《石林词》的地位，注意到它承接苏轼开启辛弃疾，主要是对其以诗为词、以文为词的特点的探讨;但是，《石林词》是宋词词体雅化历程中的重要环节，从这个角度阐发更能找到它在词史上的具体定位，我们可据此重新认识《石林词》的重要性。

钱彦真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视域下苏轼诗词译者群体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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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关键时期，中国典籍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瑰宝，研究苏轼诗词英译亦是响应国家提升文化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的号召。苏轼在诗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其作品在中华诗词文库上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近几十年来，苏轼诗词是译者翻译的热点，各个译本层出不穷，在国内外受到了广泛关注，已然成为了中国古典文化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　　本文以苏轼诗词译者群体为研究对象，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研究视角，在社会翻译学视域下从译者的译内行为和译外行为出发，描述该译者群体的行为特征，以“求真务实”连续统检验分析其行为的合理性。研究发现：1）苏轼诗词作品发行国家主要为美国和中国，美国译者群体译介苏轼作品主要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译者群体的译介活动则主要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苏轼诗词的翻译阵营逐渐从国外转向国内;2）就苏轼诗词译者群体的译介内容而言，苏轼词的译介数量比诗歌数量更多;3）苏轼诗词的译者群体主要为学者、诗人、作家等具有较高文学素养的专业译者群体，采用了明显的“厚翻译”方法;4)国内苏轼诗词译者群体的译介内容包含范围更为广泛;5）综合考量译内视域和译外视域，苏轼诗词的译者群体呈现出以求真为主的翻译风格。　　苏轼是中国的历史名人，在国内外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力，经典案例研究对当下推动中国文化外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有助于打造立足当代的优秀作品外译模式。本文以译者群体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将有助于客观理解和描述某一社会历史背景下的翻译活动，为以后开展翻译活动提供借鉴。

李敏
《史记》人物取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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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的取材研究一直就处于一种不冷不热的状态中：从研究史上说，开始很早，在班固时就已经为后世奠定了基本内容，后世一直不断，直到今天。从所占地位上说，这一课题从没有在《史记》研究中占主要地位，一直附属于其他研究。但《史记》取材研究的意义是肯定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种状况似乎有所变化：台湾和海外(如日本)以及大陆的一些学者，逐步出版和发表了一些取材的论著，这个古老的课题又一次显示出了生命力。《史记》取材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可以有不同的切入点。我这个选题，就是在前代和当代学者的启发下，在古彦今贤有关成果的基础上，不自量力，主要以战国人物为例(兼及秦楚之际)，从具体的人物传记出发，剖析《史记》的人物取材。从具体的取材印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并将“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看作《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取材方式和撰史方式，由此具体分析司马迁的史识和人物的关系，是我这篇文章的努力方向。这种集中探讨，在学界目前还比较少。全文共分为五章。引言分为两部分，首先说明选题的研究意义和思路。其次对《史记》取材的研究史做了简单的回顾。从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的《史记》取材研究，主要是对于《史记》文字材料的探讨，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有缺陷：第一，机械性。主要表现是只侧重于材料出处的考索，忽视了《史记》的取材是司马迁对历史和传主的认识过程。第二，片面性。《史记》从文字材料和非文字材料两大途径取材，传统的取材研究，相对而言，对于非文字材料的探讨，重视不足。这表明，人们对《史记》取材存在着认识上的不足。第一章主要探讨司马迁对《史记》取材的论述。取材可以说是《史记》谈论最多的话题，这在中外史书中是少见的。相应的，研究者应当给予很大的重视，就像重视《史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一样。司马迁是从两个方面自述其取材途径的：“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和调查研究。司马迁自述取材，不仅自述材料来源，还具体地谈取材过程。从司马迁对《史记》取材过程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史记》的取材是一个充满着智能活动的过程，“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是由无数个这样的过程组成的，用史公自己的话说就是“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的过程，类似于作家的创作过程，而不单单是材料是从何出的问题。第二章，从总体上把握战国时代人物取材的特点，考察战国时代的“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和调查研究。总体上说，战国时代的取材，相对而言，“厥协六经异传”少，而“整齐百家杂语”多，以后者为主；《史记》战国时代的文字材料主要以《秦记》和《战国策》为主，兼从其他子书和史书取材；调查研究的材料也对人物传记起了很大的作用，其形态主要表现为故事传说、家族性材料，也与司马迁的家族有关。战国人物总特点是秦人物多，六国人物少，取材总的切入点：秦国人物取材的重点是考察其在兴亡中的作用；六国人物取材的重点是考察其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作用，如合纵、连横，长平、邯郸之战，乐毅破齐等。总体上看，战国人物取材特点有二：一、秦的人物比较翔实，相对而言，六国人物采用传说的成分多一些，这和材料来源有直接关系。二、战国人物取材的主要特点是人物对话、书信皆有出处，而人物轶事则往往出处不明。第三、四两章，对具体的人物取材作考察。考察具体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有关传主的材料来源，二是对司马迁所取材料的考定，三是司马迁对传主的评价。相对而言，第三章，偏重于人物的文字材料的探讨，采用材料的方式大致分为三类：“论其行事所施设者”、“以其书细剖其心迹”、“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此章虽未分析非文字材料对传记的影响，但并不能说这章的人物传记没受非文字材料的影响，只是非文字材料不太好确定。第四章偏重于非文字材料对人物取材影响比较大的传记，主要着眼于“战国四公子”等人物的取材。具体考察非文字材料对文字材料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一是补充文字材料，一是修正文字材料。突出非文字材料对于《史记》的影响。非文字材料对文字材料的具体影响往往被学者们忽视。要之，战国人物传记的取材是在文字材料和非文字材料的相互影响下进行的。第五章对秦汉之际人物取材做一些考察。学界对有关的研究并不多。史公所依据的主要文字材料是《楚汉春秋》，但大约在南宋时既佚。故只能“蠡测”。但从有关传记的倾向性上，我们可以做一些大致的推测，最典型的是对刘邦和项羽的态度。从总体上说，《史记》中对刘邦和项羽的倾向性变化比较大，刘邦在秦末及楚汉之争中确实有让人感动的一面，但是汉初确实又让人厌恶，项羽灭秦让人振奋，鸿门宴上近乎低能，诸如此类一定程度上的不统一，也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史公所据材料的特点。大致说，“扬汉”应当是《楚汉春秋》的立场；反之，即是另外的来源，应当主要是非文字材料的。《史记》中刘、项就是两种不同倾向性材料的组合，故常常善、恶表现为两个极端。就非文字材料而言，这个时期的非文字材料更多，形态主要是史公的访古问故以及故事传说、家族性材料等。其中韩信和樊哙的材料尤其典型。从战国、秦汉时期《史记》人物取材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出，《史记》人物的取材与司马迁深邃的史识有直接关系。具体讲主要有两点：一是《史记》中的人物比其所据材料中的相关人物更加丰富多彩，二是《史记》中的人物比其所据材料中的人物更加个性鲜明。许多历史人物都在《史记》中定了性，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认识，也就是后世对历史人物的认识。总之，取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认识过程。司马迁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产生了对历史和人物的认识，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取材。在这一过程中，司马迁虽然表达过诸如“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之类的意思，但事实上，在具体的取材过程中，这只是司马迁的参照，并不以此为断定是非的标准，像汉代经师儒生那样株守一家一说，拘执于师训家法，抱残守缺，因陋就寡，不敢越雷池一步。司马迁最终的落脚点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一定意义上，这才是司马迁取材的终极标准。为了达到此一目的，就是“是非颇缪于圣人”，也在所不惜。事实上，司马迁对待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所有文字材料和非文字材料，都是采取开放的、兼容并包的态度，真正显示了大一统时代学术应有的整合一切的气魄，展现了司马迁伟大史学家的博大胸怀和卓越史识。“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就是对这种气魄在取材上的概括。战国、秦汉之际的历史能够充分地表现出一种生动气象，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能感受到两千多年前的氛围，得益于这种气魄的取材。后人对《史记》“是非颇缪于圣人”的批评，也正说明《史记》是“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因为战国时代、秦汉之际本身，就是一个“是非颇缪于圣人”的时代。司马迁对于活跃在这个时代政治舞台上的人物是怀有敬意的。

任刚
文化翻译观下理雅各《庄子·内篇》英译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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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又称《南华经》，是道家经典之一，由战国时期哲学家庄子及其后学所著。全书一共33篇，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作为一部中国古典哲学著作，已先岳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仅英译版本就达26种之多。　　本文选取19世纪末著名汉学家理雅各的译本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当代翻译研究学派主要代表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理论为支撑，从语言和文化的视角进行例证分析和比较研究，探讨文化翻译在《庄子》英译本中的体现。　　自从翻译的文化转向出现以来，翻译不再仅仅被看作是一种语言活动，更是一种文比交流行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文化的角度考察翻译，从而形成文化翻译观。其中最著名的是苏珊·巴斯奈特，她认为翻译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因此，翻译不再是一个纯语言的行为，它深深植根于所处的文化之中，翻译的对等也就是原文与译文之间在文化功能上的对等。文化翻译观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理雅各的译本，以“忠实、准确”著称，一直以来都被看作是英译中国典籍的权威译本。本文依据文化翻译理论，对作者的文化背景进行剖析，着重分析译本中对文化概念包括修辞手法的阐释，以及语言风格的保留。尽管在某些文化因素的翻译上面有诸多纰漏，但是理雅各的译文仍有许多成功之处可以为典籍翻译活动提供借鉴。

孙敬敬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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