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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四文合一”视阈的高中文言文教学策略与实践研究——以苏轼《赤壁赋》教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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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教学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也越来越受到教师们的重视。然而在当下的文言文教学中依旧存在诸多问题，如只重文言字词等基础知识，忽略历史背景、文学文化内涵的教学内容，或只运用串讲、逐一翻译的教学方式，造成文言文教学课堂的枯燥乏味。根据以上情况，本论文基于“四文合一”视阈，以苏轼《赤壁赋》教学为例，对高中文言文教学策略和教学实践展开研究，从文言文的“文字、文章、文学、文化”四个层面优化高中文言文教学。　　此研究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包括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点，以及文献综述。　　第二部分是正文部分，涉及三章内容。第一章是对苏轼的《赤壁赋》进行调研：其一，分析《赤壁赋》在部编版高中语文教材中的编写情况，依据《赤壁赋》所在单元的单元导读、学习提示和单元学习任务，提炼出教学点。其二，利用实习机会，分析学生完成的调查问卷和教师访谈，了解当下高中生学习文言文的现状与高中语文教师教授文言文的现状，为本研究提供数据支撑。其三，整理分析语文高考试卷中的书法试题和文言文阅读试题，从试题设置和文本内容等方面的考查，为文言文教学策略和实践提供建议。　　第二章从《赤壁赋》的四个层面深入挖掘教学内容，即从“文字——文章——文学——文化”这四个方面，提炼出“追根溯源，辨识文言字词;情景交融，理解文章内容;展示美感，体现文学价值;文心书意，彰显文化内涵”的教学策略。其中加入了解文言字词的甲骨文字形、欣赏苏轼《赤壁赋》的书法作品、比较作者同时期的“一词两赋”和书法作品以及练习楷书书写和创作文言游记等教学活动，发挥文言文教学的最大价值。　　第三章展开苏轼《赤壁赋》的教学实践，基于文言文教学的“四文合一”这一视角，根据第二章研究的教学策略进行教学设计，并完成课堂教学实录和教学案例的分析与反思。通过分析教学设计、学生的课堂表现和课后作业情况，验证本研究教学策略的合理性。　　第三部分是结语，主要是对前文的内容进行概括总结，并指出研究的不足与局限，以及论文有待完善的地方。　　总之，论文以苏轼《赤壁赋》教学为例，对高中文言文教学策略展开研究，通过调查、分析、诊断，再到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和进行教学实践，证明研究的可行性。因此每一位高中语文教师都需要考虑如何进一步完善文言文教学，提高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和效率。本研究从文言文的“文字、文章、文学、文化”即“四文合一”视角优化高中文言文教学，希望为高中文言文教学提供一种参照。

张雨晴
宋代诗论的“去俗”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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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诗论的“去俗”说,由梅尧臣较早提出,经过苏轼、黄庭坚以及姜夔、严羽等人的大力提倡,走向“彬彬之盛”,成为宋代诗学话语中一个重量级的话语。作为中国传统文论整体中的一个高潮,它的形成,既是汉代以来“去俗”说不断向前推进的结果,又是宋代诗歌创作求新求变的现实需要以及当时宏观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所致。在宋人看来,“俗”意谓诗歌文本的浅俗、凡俗、庸俗、低俗以及诗人的俗欲;与之相适应,“去俗”的内涵具体包括去“语俗”、去“韵俗”、去“意俗”、去“格俗”以及去“士俗”五个方面。分而言之,去“语俗”,主张摒弃过于粗浅和毫无新意的陋语陈言;去“韵俗”,反对押韵过于奇险与率易;去“意俗”,强调诗歌的立意要新颖、深刻,不赞成将过于庸俗和毫无兴寄的内容或事物写进诗中;去“格俗”,强调诗歌风格、格调的含蓄与雅健,反对过于艳丽和卑浅的诗风;去“士俗”,主张人品和诗品有机融合,强调创作主体精神境界的修养,突出人之不俗于诗品的重要性。针对诗歌创作中存在的诸种“俗”病,宋人认为解决途径有三:一是“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即采用唐人弃之的冷僻典故、成语、禅语、方言和俗语去疗救日益僵化和陈腐的语词弊病;二是“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即在沿袭前人诗意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创新实现原意的新变和延展,达到青出于蓝、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三是“熟读”,即通过学古和积学来锻炼技巧、治心养性,达到不俗的境界。“去俗”说作为一种创作理论,对明清的诗论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为我国当下的文艺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李锦
华镇诗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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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诗歌史上，宋诗展现着其独有的艺术意趣与文化特征，与唐诗平分诗歌之秋色，不胜枚举的宋代诗人各具特色，如同照亮宋代诗坛苍穹的繁星，华镇即是其中之一。华镇是北宋中后期诗人，宋代诗歌经过宋初三体、欧梅苏新变体，诗歌逐渐摆脱晚唐五代萎靡诗风的影响，宋调逐渐确立，到北宋中后期文学家众多，文学作品卷帙浩繁，大家辈出，王安石、苏轼引领着文坛风尚，地位显赫，成就卓越，与此同时中小作家腾喧齐名，如华镇。华镇“好学博古，工于诗文，一时名人宗师多称道之”，然而学界现尚未对华镇诗歌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即以华镇作品以及相关典籍为基础，结合华镇生平经历、性格特征、为学为文、文化心态以及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华镇其人为核心，对其诗歌情感内容和艺术上进行分析，从而对华镇及其诗歌进行较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以期对华镇其人有完整的多方面的了解，对其诗歌有整体性的认识，探讨其个人经历与其作品所构成的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对宋诗的风貌有更丰富、完整的认知。　　本文由绪论、正论和结语三部分组成。　　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写作缘起。从华镇诗歌研究的意义、价值着手，论述并评价现学界对华镇研究的现状，进而交代本文写作的目的。　　正论为本文主体所在，分四章进行论述，主要从华镇其人与其诗歌创作两个角度来对华镇进行全面的探讨。　　第一章，论述华镇的生平经历，并分析北宋科举、儒学复兴等对社会环境对华镇命运的影响;其次在北宋新旧党争的背景下论述华镇的政治仕履及其心态的转变;第三，结合有关典籍和已有的论著对华镇的创作进行考证和梳理。　　第二章，探讨分析诗人品格。本章重点结合华镇在为人处世、为官从政方面的经历及其诗文，将其置于北宋崇文、党争、宋学等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中，分析诗人品格形成的环境和原由，从而对华镇的品格和思想有客观的评价。　　第三章，本章主要梳理和总结华镇诗歌的主要内容，并从诗歌内容分析诗人多方面复杂的文化性格和心态，从而构建更立体的诗人形象。　　第四章，本章结合北宋中后期诗歌的发展背景，对华镇诗歌的艺术特色进行分析和总结。其诗歌创作既具有宋诗含蓄、理趣等特点，又能够汲取不同类型的文学风格形成了雄劲奇峭和清丽流畅的诗风。

姚静静
“三言”中征引唐宋诗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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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是明代短篇白话小说的代表之作，由冯梦龙根据宋元话本纂辑而来。“三言”虽为小说，却引入了大量的唐宋诗词，其中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唐人小说对诗的引入、宋元话本对词体的引入使“三言”征引唐宋诗词成为可能并逐渐程式化。另一方面，话本创作的文人化与案头化倾向也促使唐宋诗词进入“三言”。　　经过统计，“三言”中共有唐诗58首，唐词1首，宋诗38首，宋词49首，共计146首。将“三言”与《清平山堂话本》等话本集中的相关篇目进行对照可以发现，“三言”中虽有部分唐宋诗词是直接继承宋元话本而来，但更多的是在前代征引的基础上增加了唐宋诗词的数量。此外，“三言”在征引过程中提到了唐宋诗词的作者，其中有部分误判，误判原因与作者姓名类似、构建情节需要等相关。　　“三言”对于唐宋诗词的征引具有一定偏好。其一，征引的诗词都与小说叙事密切相关;其二，从征引喜好及其原因上看，“三言”多引李白、苏轼诗词，与文人风流和小说对“奇趣”的追求相关;多引白居易和柳永的诗词则是看重了他们诗词“俗”的一面。　　“三言”中唐宋诗词的叙事功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有诗为证”型诗词营造了实有其事的叙事语境，增加了叙事的真实感。二是唐宋诗词具有预叙功能，“因诗生事”型的故事在“三言”中屡见不鲜。三是唐宋诗词在“三言”中起结构链接作用，具备转换叙事场景等功能。四是设置悬念，使故事情节波澜起伏。　　“三言”中的唐宋诗词主要有三方面价值。一是可以扩充文献、作为辨伪文献的参考，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二是唐宋诗词作为雅文学的代表融入小说，促进了雅俗文学的交互，具有审美价值;三是唐宋诗词中有部分为劝诫世人之作，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

张梦可
以‘無’為本的政治：王弼論《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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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在注《老子》时指出,《老子》的核心,一言以蔽之,就是“崇本息末而已矣。”我在本文中将以本末关系作为线索,梳理王弼的《老子》注中的哲学。我将论证本末关系体现在王弼《老子》的三个方面:形而上学,政治学,以及王弼的哲学体系。在王弼的形而上学中,道与宇宙有着本末关系;政治学中,圣王与国家有着本末关系。这个政治学模型对形而上学的直接呼应,反映了王弼哲学体系的‘一’。所以本末关系也可以体现在王弼自己的哲学系统中:他对《老子》的注解将形而上学为本,政治学为末,两者有着本末关系。我的论证由以下这些步骤进行。本文的第一章会先交代王弼身处的历史处境及玄学思潮。我将着重讨论先秦知识论中的“名實”如何影响王弼对语言的看法。这个特殊的语言观则为他的形而上学做了铺垫。第二章则通过以下三个问题探讨他的形而上学:如何理解道的无名;为什么道是无,道与宇宙如何拥有本末关系。首先我将解释王弼如何从玄学的‘名實’之别发展自己的‘無名’概念。再通过道的‘無名’引出他为道的‘無’所下的否定定义。‘無’意味着非任何个体或具体存在的事物。正是这个意义下的无,能令我们将道看做宇宙之本:道与宇宙的关系正如‘無’与‘有’的关系一样,是本末关系。在最终章我将探讨王弼的政治观。本章讨论了圣王和国家的本末关系,以及‘崇本息末’作为治理的原则如何被使用。统治的最终目的是在社会中实现自然。而自然,则是《老子》中人类生存的理想状态。圣王自身的‘自然’通过他的体道,得以实现,而人民的自然则靠圣王对‘無’的使用得到实现。这就是無為而治。通过检验王弼推荐给圣王的认知,政治和伦理三方面的策略,我们将理清对‘無’的使用具体指什么,以及为什么王弼不认可‘有為’之治作为令人类社会‘崇本’的方法。此分析说明了本末关系不仅仅体现在王弼对《老子》的形而上学的解读中,也体现在他的政治学中。圣王通过‘無’作为国家之本,正如道的‘無’是宇宙之本。因此,当王弼称《老子》可一言以蔽之,他不仅仅是在解释他自己的注解策略,更是读他注解的读者应该使用的手段。阅读《老子》的目的,恰恰在於理解道（崇本）进而更好地治理（息末）。

Yerin Jeong（郑夜林）
北宋科举制度下的家族与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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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宋代科举制度的改革,经学在科举考试中地位的确立,与学而优则仕的原则相结合,更加凸显了文化传承在科举中的优势地位。本文试图从科举制度下的家学传承入手,以家族发展史为线索,通过阐述家学文化渊源,探讨家族兴衰与家传学问之间的关系,以及家族成员内部素质遗传的共同特征。文章分为五部分,前四部分选取了北宋四个官宦世家做分析,分别有同安苏氏家族、浦城章氏家族、深州李氏家族和尉氏刘氏家族,这四个家族各有异同。同安苏氏即名相苏颂家族,有着悠久的家世与家学渊源,它的发展轨迹也是魏晋时期世家大族的浓缩。浦城章氏家族在科举考试中富有盛名,追随科举改革,其家学文化也由文学优势慢慢转向经书的研读。深州李氏家族的发展,说明家学文化的巩固,还需要有良好的家风与优秀的子弟,才能确保家族的绵延不绝。尉氏刘氏家族发展的短暂,更加证实了经学文化在科举考试中的垄断地位。第五章科举制下的家学与家族兴衰,试图探析家族发展规律,一方面,这些家族在科举制的导向下,致力于经学研究,另一方面,家族领袖人物的出现都会为家族事业的鼎盛与家族子弟的传家带来积极影响。另外,无论家学文化转型成功与否,家族子弟的素质与家风因素,都是家族兴衰的给力点。

葛文红
苏轼艺术思想中的文图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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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梳理宋前艺术史的基础上，思考北宋文学、美术、音乐等门类艺术及其关系的具体问题，逐渐建构起“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的艺术思想体系;苏轼文图关系理论是在其艺术思想体系之下，围绕文学与美术两种门类而论。苏轼之所以要思考艺术问题，有其现实的考量。在他看来，诗、文、书发展到北宋，总体已呈“衰颓”之势，绘画则是“微有俗气”。他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挖掘和借鉴宋前典范：北宋的诗、文、书、画，各应以杜甫、韩愈、颜真卿、吴道子为典范，向着“触类而长”的方向发展;在融通诗画方面，他奉王维“诗画互有”的作品为典范。“诗画本一律”和“士人画”的提出，从理论上打通诗、文、画等门类，并在当时和后世的艺术实践之中不断得以充实，成为影响中国艺术发展的重要论点。　　探讨苏轼文图关系理论，应在宋代艺术发展进程之中去体会他思考和阐述艺术问题的方式，亦即体会其论艺逻辑。细读苏轼论艺诗文，发现他在思考北宋艺术现象时注重梳理宋前艺术史，从而形成了“集大成”而“出新意”的艺术发展观，文图关系的重要论点往往内蕴着这样的艺术发展观。苏轼提出文图关系论点的文本，多为题跋诗文;他创作题跋诗文的缘由，有时是交游酬唱的需要，有时是对其所游访名胜的记述，因此，“游于艺”成为他思考和阐述艺术问题的起点。应指出，苏轼的交游、游访虽然源于孔子，但又融汇了庄学之游，是对艺术传统的继承和创新。苏轼论艺诗文在描述作品的基础上，往往有所议论，文图关系诸论点即由议论生发而来。他在品评、议论所见作品时所用的语汇——如提出“诗画本一律”时所用的“赋诗”，又如提出士人画时所用的“天下马”——往往是文学传统、哲学传统之中的典故：“赋诗”是对先秦“赋诗断章”的继创，内蕴了诗、画创作固然应该有所依据，但更应超越所据的思想;“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是用《庄子·徐无鬼》和《庄子·马蹄》中的语典，从而将绘画对“似”“真”“神”的追求归结到呈现物象的“自然天真”。这些典故对理解相关论点的意涵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对具体论点的探讨，最终可以聚焦于苏轼“用事当以故为新”的用典方式。　　考察苏轼“诗中有画”和“画中有诗”的实践，发现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依据真实物象，而又有所超越的艺术创作。“诗中有画”的画面感，多是在审美空间之中对物象做多层次描述。审美空间的营造，有时是源于苏轼眼前实景，如《赤壁赋》的“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有时是源于他想象中的虚景，如《书临皋亭》的“白云左缭，清江右洄”;有时则是源于文学典故，如《后赤壁赋》的“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泝流光”。“画中有诗”的诗意，则体现于笔墨造型对文学意象的视觉传达上。传为苏轼所作的《枯木怪石图》，以“枯木”造型引涉若干诗赋和题跋，而将视觉图像的意义与《诗经》《庄子》的诗学传统和哲学传统建构起内在联系;由苏文而生的历代赤壁图，因文取象，其中，各家对“鹤”的呈现和再释，也勾连《诗经》传统和易学思想，体现了主客、时空、意境的融合。　　苏轼依托宋前典范，以“用事当以故为新”的方式将自己的论述和实践沉浸于艺术传统之中。因此，其文图关系论点既因具备了艺术史的内在逻辑关联而成为中国画的“基因”;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星散、含混的表征。这对后人的接受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扰：一方面，后世艺术家和艺术理论家往往绕不开苏轼的作品和论点，甚至出现直接套用、化用其论艺言语的情形;另一方面，后人对其“诗画本一律”“士人画”等经典论述的探讨，也曾出现因不熟悉苏轼所用之典故而造成误读的情形。　　综合地看，苏轼艺论对中国艺术发展产生较深远的影响，它上承宋前艺术传统，下启宋后诗、书、画三绝的经典形态，在历时性和融通门类两个层面把握了艺术共性，因而可以说其文图关系理论已超脱出具体的艺术现象而进入艺术规律的层面。

李制
荀子政治伦理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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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总结者和集大成者，荀子的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影响深远。其思想，无论是关于道德主体心性规律的义理之学的探讨，还是对力图匡扶政治秩序、建立王权政治的礼法关系和政治制度的思索，其真正的旨趣乃可归结于政治伦理思想的阐述。其政治伦理思想主要表现在民本观念、尊君思想和“群居和一”的社会理念上，以及为实现这社会政治理想所采取的诸如在“尊王贱霸”基础上的“王霸兼用”、在“隆礼重法”基础上的“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等政治手段和“富民强国”的经世致用之策等。荀子政治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庞杂。构建这一理论的基础有三个基本点：一是“天人相分”观;二是人性论依据，即“人性恶”论;三是其社会学说，即“人能群”说，是荀子对人的社会性的精炼概括。荀子以礼治为核心的政治伦理思想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荀子的政治伦理理念：主要有民本观念、尊君思想和“群居和一”的社会理想。前两者在荀子思想中表现为对立而交融的状况，他既认识到蕴藏于民间的巨大力量，同时又把民置于工具的位置，主张形成集权专制的大一统的社会治理模式，构建“群居和一”的理想社会。荀子紧紧抓住“分”与“和”辩证关系，阐述了个人创造力和个体凝聚而为社会所形成的群体力量之间的关系。在职业分工、人伦关系、分配制度、政治秩序等四个方面论述了“群居和一”的社会的主要内容。这在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中具有独特的理论魅力。二是政治价值实现的条件。为构建“群居和一”的理想社会，荀子在理论上探索了实现的途径。主要有(1)围绕王道与霸道的争论，表现出王道为尊、霸道为辅、贬黜亡国之道的思想，提出了“王霸兼用”的政治主张。(2)援法入礼，全面扩张礼的功能，形成“隆礼重法”的礼治思想，开启了“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礼法结合的礼治模式。(3)鼓励生产，提倡消费，探求富民强国的经济策略。其经济思想与政治伦理思想紧紧联系在一起，从政治的角度论述经济问题。(4)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管理与控制，主张加强文化教育工作，提出“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思想。荀子的“人性恶”论指出，性之所恶是人在利益、欲望面前善恶的对立、紧张，是把人性置于社会现实的理论透视。性恶是情感的泛滥、是理智的失控。“人能群”揭示出人的社会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是其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情感的动物，更是理智的社会动物。个体的生存离不开群体的利益，个体有满足其私欲的需求，更有维护整体和谐、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在认识论上，“天人相分”的观念已显示“主客二分”的思路，凸现出认识主体的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力。在此基础上，荀子深刻指出主体的社会立场、情感、方法对认识的影响，提出了“公生明，私生暗”的观点。荀子的政治伦理是“主客二分”的哲学思想在国家治理、社会构想上的理论阐述，是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在欲望利益面前的理智抉择，是智慧与道德孪生、德性与理性并举、“制恶”与“扬善”互动的政治伦理的实践成果。二千多年前的荀子抓住“人-制度-社会”的问题，从天人关系、人性善恶以及群己关系等角度思考“群居和一”社会的构建，对人性的透视、对现实社会的深刻剖析、对社会政治和人情世故的洞察、对于立身行事的道德教化等都有深入的论述，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全面探索了社会稳定、国家强盛、人们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的构建问题。荀子政治伦理思想在当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朱锋华
《西楼苏帖》中四帖的书法研究及对本人创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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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刻帖以乾道四年汪应辰集刻于成都的《西楼苏帖》为冠，篇幅大、选本佳、刊刻精良。《西楼苏帖》之所以诞生在南宋初年的成都，一是苏书此时受皇帝推崇在文人阶层地位极高，二是宋代刻帖技术进步且需求量大，三是蜀地保存有大量的苏轼墨迹。《西楼苏帖》原石早轶，而保存至今的仅仅六卷宋拓就包含了现存最早的苏轼作品、苏轼的临帖作品、苏轼唯一传世的大草作品以及大量的小楷作品。从这四类作品中分别选择一件代表作品作为切入点进行解读和归纳，不仅能对苏轼书法风格和书学理论有更宏观和细致的理解，也能对苏轼的笔墨技巧有更全面的掌握。作为书法创作的范本，《西楼苏帖》中的作品透露出的求风气、出新意的观点正是苏轼书法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指导思想。结合书法史料的记载和个人的创作实践体会，设计符合展览目的的形式、选择适宜自身书写的工具、选择与范本相通的书写内容，从而完成毕业作品的创作。最后，总结创作中出现的问题找出改进的方法，为下一步的书法学习规划方向。

韩天翔
《记承天寺夜游》教学现状调查及教学内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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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记承天寺夜游》是极具研究价值的经典名篇,此文虽然仅有85字,但语言简洁,意蕴丰富,不仅描绘庭中美妙月景,而且抒写苏轼的处变不惊的人生态度和超越苦难的人生境界。《记承天寺夜游》文学价值极高,收录于沪教版、苏教版、北师大版、语文版、人教版、“部编本”等多版语文教材,受到一线教师的普遍重视,本文将以《记承天寺夜游》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章,《记承天寺夜游》的教材编撰情况分析。对比沪教版、苏教版、北师大版、语文版、人教版、“部编本”六版语文教材中的学段分布、单元编排、课前提示以及课后习题等方面的差异,明确编撰者的意图。第二章,《记承天寺夜游》教学课例研究。搜集26篇一线教学课例,对课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进行对比研究,在分析《记承天寺夜游》的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教学建议。第三章,《记承天寺夜游》文本解读。从层次结构、景物描写、情感表达和语言特色四方面对《记承天寺夜游》进行深入解读,揭示《记承天寺夜游》的文学与审美价值。第四章,《记承天寺夜游》教学内容建议。在分析编者意图、一线教学现状和文本解读的基础上,对《记承天寺夜游》一文的教学内容提出建议,为中学语文经典名篇的教学提供参考。

吴蕾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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