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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山水散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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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山水散文数量众多,类型丰富,是中国古代山水散文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本文以宋代山水散文为主要文本对象,试图从文学角度和文化角度对宋代山水散文的发展状况进行整体研究。论文前四章,对宋代山水散文的发展流变、文体类型以及山水散文中的写景文字及文体创新之处予以分析。论文第五、第六章则从文化的角度对宋代山水散文中的议论之辞进行论述,对时代思潮在宋代山水散文中的反映予以阐释和分析。论文第七章则主要对宋代山水散文的传播以及宋代部分山水名篇经典地位的确立进行论述。论文第一章,主要论述宋前各体山水散文尤其是记体山水文以及山水赋的发展流变。第一节,主要论述“记”体文的内涵、性质以及晋唐间记体山水文的发展。最早以“记”体形式写山水的文体,应推六朝时期的地记。单篇山水记是从地记中脱胎而来的,其发展也大致经历了州郡记-区域性山水记-单篇山水记三个阶段。六朝时期的山水记已经具备了游记文学的常见文体要素,其可以被视为中国古代游记文学的开端。六朝时期单篇山水记的作者主要是佛、道教徒,所记对象也主要是佛、道教名山。而到了唐代,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山水则逐渐纳入到单篇山水记的书写范围中来。另外,唐代行记、亭台记中也都有数量可观的山水描写,二者在创作过程中所积累的优秀经验,对宋代同类作品的创作均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二节,主要论述宋前山水赋的发展流变。战国时期的骚体赋以及汉代大赋中的写景模式对宋代山水赋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单篇山水赋的兴起以及其在体例、意境营造等方面所积累的优秀创作经验更是被宋代山水赋吸收和借鉴。第三节,主要论述宋前山水序、铭等各体山水散文的发展。铭、序、书等文体在宋代之前都承担起了模山范水的功能,这些作品所积累的创作经验,对宋代山水散文的创作同样产生了积极影响。另外,宋前部分作家取山水佳趣为诗酒之用的精神也为宋人所借鉴,本节对这些问题都进行了探讨。论文第二章,主要论述宋代记体山水文的文体类型和内容书写。第一节主要论述记体山水文中的名山大川书写以及专门性山水志书的形成。第二节主要论述宋人对新发现、新开拓的山水景观的书写。宋人在写新发现、新开拓的山水景观时,往往会对“山水待人而显”这一主题进行特别强调,借此表达自己需要知音赏识的强烈愿望。另外,“山水待人而显”这一命题,也暗含着宋人在思考山水自然与人的关系时,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体认。这种体认,无疑与宋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发展有关。也正由于“人本主义”思想的发展,宋人在论述山水自然与文学作品的关系时,会特别强调文学作品对山水自然的显扬之功。时人对山水自然与文学作品之间关系的思考,逐渐从“江山之助”向“人助江山”转变。此外,宋代行记、亭台记中也均有数量可观的山水描写,本章第三节和第五节对这两种文体的文本形态、书写内容等也进行了较细致地梳理。关于山水游记的概念以及游记文体要素的厘定,学界意见不甚统一。本章第四节在广泛吸收前人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对山水游记的概念以及其主要文体要素进行了重新探讨。论文第三章,对宋代记体山水文中多样化的写景技巧以及其背后蕴含的学理进行分析。对古文运动所导致的宋代记体山水文的文体创新之处如“以赋为记”“以论为记”等也予以分析。论文第四章,对赋、序、铭等其它各类文体中的山水描写进行论述。宋代骚体赋、山水大赋以及短篇山水赋中均有数量可观的山水描写。由于赋体内部文体形式的不同,辞赋中的山水描写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大致而言,骚体赋中的山水描写,多数是为文中所表达的某一特定的主题服务的。仿汉大赋中的山水描写,多以“征实”为准绳,但受矜夸一地风物的思想的影响,大赋作者在创作时并未能将这一创作理念落到实处。短篇山水赋作者在写景的同时还乐于在赋中表现文人的闲雅生活。宋赋的发展过程中,其题材范围也有所扩大,此前一些不用赋来书写的内容此时也皆已入赋。宋赋在发展过程中还产生了新的文体即文赋。宋代一些山水赋名篇,就是用文赋的形式写成的。另外,宋代序、铭等文体中也有不少山水描写,各体山水散文之间的互动与唱和也比较常见。本章对以上问题都进行了专门探讨。宋人好议论的风气使得宋代山水散文中夹杂着众多的议论之辞。这些议论之辞,对宋代儒学、佛教、道教中的相关问题皆有所关涉。如宋代山水散文尤其是理学家所创作的山水散文,对宋代理学中的重要命题如“一体之仁”以及“一体之仁”的修养工夫、“一体之仁”的乐与效验等多有探讨。宋代佛教徒以及亲佛人士所创作的山水散文,则善于对佛教相关义理进行阐发,部分佛教徒还试图调和儒释,并在相关作品中展现出佛教向儒学靠拢的倾向。而宋代道教徒则乐于在相关山水散文中对道教的“洞天福地”系统以及道教宫观进行描写,对道教发展过程中所营造的神仙世界进行描绘,相关山水作品还乐于记载道教徒在山水中修行、体道的修炼方式。本文第五章,便对宋代山水散文中所涉及的儒、释、道相关问题予以探讨。从宋代儒学、佛教以及道教的发展过程出发,考察宋代山水散文中的议论文字,也是管窥宋代文学与哲学互动的有效途径。由于山水与隐逸之间的重要关系,宋代山水散文在发议论之辞时,对隐逸问题也屡有关涉。本文第六章便对宋人的隐逸观以及不同隐逸观念之间的冲突进行了考察。本章第一节,对宋前隐逸观念的发展流变进行了梳理。第二节,对宋人的山林小隐和市朝大隐进行分析,对这两种隐逸观念之间的冲突也进行论述。此外,“中隐”“道隐”等隐逸观念在宋代得到了迅速发展。“中隐”最初是指一种兼得仕隐佳趣的隐逸方式,宋人则将其发展成一种形而上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行为准则,即“道隐”。对“道”的重视,使得宋人在论隐时,从“身隐”向“心隐”过渡的痕迹比较明显。宋人讲“心隐”时,多追求适性之乐。本章第三、第四节,便对“道隐”“心隐”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论文第七章主要对宋代山水散文的影响和传播进行论述。宋代部分山水散文名篇如欧阳修《醉翁亭记》、苏轼前后《赤壁赋》等在后代被仿作、被改编的频率颇高,这些作品的艺术生命力也因后人的常相唱和而久盛不衰。南宋时期开始,古文选本与游记总集的出现,为宋代山水散文的传播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环境。宋代山水散文中的一些名篇佳作的经典地位也伴随着这些选集的传播而逐步得以确立。更多还原

张帆帆
李白诗歌英译美学探索——从许渊冲的“三美”原则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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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翻译是一个特殊的艺术门类,既与文学创作相似,又有其独特的审美原则。翻译者须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美的享受。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含蓄隽永,高度凝练,意境丰富精深,这就使得古诗英译不能仅仅满足于忠实对等,更要在目的语中再现美感。译学与美学渊源已久,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美学对翻译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诗歌是语言的最高形式,诗歌翻译则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像读原作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享受。诗歌翻译不但具有语言信息传达功能,更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和艺术特质。诗歌翻译是一个特殊的艺术门类,它与文学创作相通,却又有其独特的审美原则。笔者认为,运用美学理论探索诗歌翻译,对于更好地理解翻译活动有着积极深刻的意义。诗歌翻译是译者对翻译过程中种种对立因素和关系的审美把握,它要求译者不仅要克服文化差异,还要求译者要克服源语和译语在音、形、义等美学特征方面的差异,准确把握译作和原文的和谐关系,力求再现原作的审美价值和艺术整体。本文在回顾中西方翻译美学传统的基础上,以许渊冲诗歌翻译的“三美”原则为分析框架,对许渊冲和其他译者对李白诗歌的英译本进行对比研究。许渊冲教授在中国诗歌翻译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就其诗歌翻译的质量和数量来说。结合自己的诗歌翻译实践,他提出了诗歌翻译的“三美”原则一一“意美”,“音美”和“形美”。由十这一原则强调“美”,尤其是“音美”,有时候与以“信”为本的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形成了不同的意见,得到了广泛赞扬,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本文作者从多角度,多层面出发,系统的总结了他在翻译实践中对“三美”原则的运用,提出应该辩证看待许渊冲的“三美”原则,以及来发现他的“三美”原则的理论创新价值及其实践意义。通过本文给出的例子,作者指出虽然许的翻译仍有某些不足之处,但是,他绝大部分诗歌翻译实践是成功的。他的翻译作品实践了他自己的翻译原则,并取得了成就。他高超的翻译技艺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他在诗歌翻译理论和诗歌实践方面做出的有益尝试毫无疑问的对中国文学翻译的进一步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中国古典诗歌集意、音、形三美于一身,因此笔者从美学角度探讨诗歌翻译并对译本的美学再现进行系统分析,从而证明“三美”原则对中国古诗英译的翻译实践活动具有实用价值和许渊冲对诗歌翻译的巨大贡献。

王一帆
苏轼记体散文三种句法特征的英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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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了苏轼记体散文中的七篇名作《喜雨亭记》、《凌虚台记》、《超然台记》、《放鹤亭记》、《赤壁赋》、《后赤壁赋》和《石钟山记》,以句法的文体功能为研究依据,探讨苏轼记体散文中的三种特别句式即疑问句、连动句和骈句的文体特征及其英译。正文部分分为三章,第一章从交际功能的角度把疑问句分为设置悬念的一般疑问句与引发思索的反问句。疑问句的交际功能是汉语和英语所共有的句法功能,用疑问句对译疑问句是切实可行的翻译,因此翻译时应当保留原文的句法特征,把疑问句转换成其它句式如陈述句、祈使句,交际功能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疑问句的问答体色彩明显,因此翻译时插入一些其他成分如称谓用语,连字符等,既可以分割句子,又能增强口语色彩。第二章关注的是连动句的逻辑功能,结合动词数量和逻辑语义关系两个标准把连动句分成简单连动句和复杂连动句。连动句是汉语所特有的句式结构,英译时需要根据动词间的逻辑语义关系区分主要动词和次要动词,次要动词在译文中作主要动词的修饰性状语。汉语的逻辑性不强,词语组合在一起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意合,而英语是形合语言,因此翻译时词语之间的语序也会有调整,甚至句子顺序也会有变化。第三章将骈句的形式特点与语篇功能中的主位系统相结合,把骈句分为无标记主位的骈句和有标记主位的骈句。骈句是中国古代文学积淀下来的优秀句法结构,具有鲜明的特色,翻译时可以尽量尝试形式上的对等,这既有利于原文写作风格在译语中的传递,也可以为译语注入新的文体,但不能过度强求形式而损害意义。本文从苏轼记体散文的三种突出句法特征入手,对不同的英译本从句法层面上进行分析与评价。文学翻译不应只重视意义的翻译,还应该对原文的文体特征有充分的认识,重视形式的翻译,这样才能做到真正对原作和读者负责。

马凤芹
基于概念隐喻的诗歌隐喻的认知研究——以苏轼诗词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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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一直是语言学及其它领域的重要研究话题,尤其是认知语言学领域。诗歌与隐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诗歌隐喻既是隐喻研究也是诗歌研究的重要对象。莱考夫和约翰逊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为传统隐喻研究提供了新的认知视角。莱考夫和特纳将诗歌隐喻纳入概念隐喻的理论框架并阐释了诗歌隐喻是如何以基本概念隐喻为基础,通过四种诗性思维方式来构建和运作的。苏轼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词是中国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莱考夫与约翰逊的概念隐喻理论和莱考夫与特纳的诗歌隐喻理论为框架,以苏轼诗词为案例,本研究试图探究诗歌隐喻的特点,并以实例阐释诗歌隐喻是如何通过四种诗性思维方式,以基本概念隐喻为基础来构建和运作的。通过对苏轼诗词中具体隐喻表达的详细分析,本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发现。首先,诗歌隐喻本质上是一种延伸的和精细化的概念隐喻,因此具有系统性与连贯性这两个与基本概念隐喻共享的本质特征;同时,诗歌隐喻有其自身特点,包括创造性、新颖性、多样性和个人倾向性。其次,虽然诗歌中隐喻大多数是常规隐喻延伸的诗性隐喻,但是诗人也会直接使用常规隐喻,只不过他将它们融入超越日常语言的语言表达中以达到诗意效果。最后且最重要的是,诗歌隐喻以基本隐喻为基础,通过四种诗性思维方式来构建和运作,分别是拓展对应关系、增加细节描述、质疑常规隐喻和整合多个隐喻。理论上讲,此研究为莱考夫和特纳的诗歌隐喻理论提供了更多、更有利的跨文化语料,增强了该理论对跨文化语料的阐释力;同时,它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诗歌隐喻和诗性思维,这将有利于中国诗歌的鉴赏教学和翻译。对于苏轼诗词,本研究为其中诗歌隐喻的解读提供了认知视角,丰富了苏轼诗词的相关研究;而且,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其诗词,有利于对其诗词的鉴赏与翻译。

徐畅
柳永词“雅俗并陈”的矛盾性及后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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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之前对柳永词的研究主要从作家生平、作品思想内涵、词作艺术特征、社会文化价值等方面出发，更多关注柳永的俗词、艺术上的美学价值和他的社会文化价值，较少研究柳永俗词和雅词之间的关系。笔者从词史上雅俗之辨出发，探讨柳词雅俗并陈的矛盾性以及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进而从读者的角度探讨宋、元、明、清时期柳永词的接受情况，最后探讨了后世作家对柳词的传承。论文旨在进一步完善柳词研究，使人们能更公正、更客观地认识柳永其人其词，肯定柳词的艺术成就和文化内涵。　　论文主体共分为三章：　　第一章以宋代词坛的“雅郑之辨”为切入点，探讨柳永饱受争议的主客观原因。在尚雅抑俗的时代文化大背景下，柳词因其雅俗并陈的矛盾性而饱受争议。这是由于柳词雅俗并陈的艺术追求和尚雅抑俗的时代文化背景之间的冲突造成的。在宋人眼中，柳永显然不属于雅，但也并非全俗。柳词能够在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间自在切换，关键在于柳永高超的文学素养、叛逆的个性气质、传奇的个人经历，使其把雅俗有机地融入词中，开拓出另外一番化俗为雅，雅不避俗，雅俗并陈的崭新境界。　　第二章具体论证柳词雅俗并陈的矛盾性在宋、元、明、清四代文坛的接受情况。笔者从读者的角度出发，宋代是其发韧与分化期，此期柳词总体来说读者接受可谓风靡一时。金、元二代苏学北行，曲代词兴，柳词的影响渐次消歇与潜隐，但柳永因其独特的精神个性和价值取向在金元时期得到读者的普遍接受，并凭借浪子词风推动了元曲的发展。降及明代，诗学雅俗观念的转变使柳永词因其言婉情真的特点得到众多士人的推崇，其词内在的平民化、通俗化也得到深度认同。清代柳词的影响再度显现，先抑后扬批判接受的路径使柳词在清末众多读者中的影响力达到高峰。观察宋以来柳词在各个朝代的地位变迁，评价口碑，不难发现发现柳词的读者接受情况是一个起伏不定的过程。　　第三章着重论述后世名家对柳词“雅俗并陈”的传承。笔者从作家创作的角度出发，具体选取苏轼、周邦彦、董解元、关汉卿、台阁体诗人、汤显祖、袁枚、龚自珍等个案进行阐发，他们受柳词的影响，无论是遣词造句的仿袭和追摹，句式意象的运用和再现，还是对柳永人生遭际的认同、对柳永形象的再塑造，都从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柳词对后世的巨大影响，特别是在高压的封建制度之下，这些名家的辞章中都隐约闪现着人文主义的光辉，这无疑是肯定了柳词的艺术成就和文化内涵。

侯雨晨
范祖禹生平与史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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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祖禹是北宋史学家,因协助司马光编修历史名著《资治通鉴》及自撰《唐鉴》而著称,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他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本文正是有鉴于此而作。全文共分上下两篇,现简述如下: 上篇研究范祖禹的生平,总共安排了三章内容。现存史料如《宋史》、《名臣碑传琬琰集》以及其他研究论著中有关范祖禹的传记资料多零散无系统,一些具体问题往往含混不清。本文以时间为纲,将范祖禹的生平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即成长奋斗期、修书蓄积期、政治生涯期,以此为据,安排了三章内容,这样就可以对其生平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对于一些非常明确的问题,照顾到叙述的完整性,本文只略微提一下,重点是对若干经常被忽略的问题例如“母梦邓禹”、改字缘起、受教育背景进行考证。范祖禹在人生各个阶段的心理活动以及交游情况是了解其人的重要依据,所以本文非常重视这一点,尤其是结合《太史范公文集》中的部分诗词、奏章,对范祖禹知资州龙水县、助修《资治通鉴》过程中的心理动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另外,对范镇、司马光、吕公著、富弼、邵雍、二程、苏轼、黄庭坚等在范祖禹一生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亲朋也进行了相应的较为全面的研究。下篇以范祖禹的主要史学著作为研究对象,共分三章内容。《资治通鉴》与《神宗实录》均属范祖禹参修著作,所以放在第一章来讲。对于《通鉴》,本文并没有展开研究,只是选取了与范祖禹相关的问题进行论述,也是以时间为序,分三个小部分,首先分析了范祖禹进入书局的原因,其次是他负责唐长编工作的情况,最后是他在《资治通鉴》修撰后期所做的贡献。因为五代长编已经有很多人研究过,而且问题已基本清楚,所以本文只是列出了相关主要研究成果以供有兴趣者参阅,并未重复研究。在第二章“独著《唐鉴》”一节里,主要从三个方面对范祖禹的这部史学代表作进行研究。其一,成书原因。本文结合当时社会背景、唐史研究状况、范祖禹自身条件等因素,对《唐鉴》的产生原因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剖析。其二,通过对《唐鉴》各卷内容分布、引用文献的统计分析,得出其史料采择的针对性。其三,分析《唐鉴》的编纂体例与评论特色。本章对《帝学》与《仁皇训典》也进行了概要的介绍。第三章综合研究范祖禹的史学思想。范祖禹的史学思想形成有理论和实践两个阶段,其中理论阶段主要指修《资治通鉴》及自著《唐鉴》期间,反映在言论以及著作中的有关史学编纂及对唐朝史事评论中的思想。《资治通鉴》修成之后,范祖禹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生涯开始,相继担任了一些重要官职,此阶段是他史学思想的实践阶段,具体就反映在他所上奏章中包含的政论思想。本文有两个附录,一是“范祖禹年谱”,这是笔者在写作论文时利用检寻资料之便整理出的副产品,与现有的几种范祖禹年谱相比更为详细,还附有成都范氏族谱简表。二是范祖禹著作诸家著录序跋题识。范祖禹一生著有不少经史著作,可惜绝大部分都已亡佚,所幸一些书目及文集中还保留有详略不同的介绍,对于了解这些著作的概况很有帮助,所以笔者将其抄录在一起,希望能够为其他研究者提供方便。

高叶青
杜甫诗歌中悲伤的隐喻和转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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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诗歌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创作的主要形式,之前对于中国传统诗歌的研究大多局限于文学本身的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语言学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了传统诗歌的研究中来,试图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从不同的视角来诠释中国传统诗歌。我国传统诗歌创作的巅峰时期当属唐朝,而唐朝的诗歌创作又首推李杜。杜甫一生经历了仕途受挫和安史之乱所带来的流离与唐王朝的衰落,使得“悲”情感在他的诗歌中体现得尤为强烈。所以本文选择了杜甫的诗歌作为研究对象,并且试图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其诗歌当中的“悲”情感隐喻与转喻,通过由语言到思维的方式来探索人类思维的特征。以杜甫诗歌中“悲”的情感隐喻为例,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杜甫诗歌体现了哪些“悲”情感隐喻与转喻?2)杜甫诗歌中“悲”情感隐喻与转喻的认知基础是什么?3)杜甫诗歌中“悲”情感隐喻与转喻的意义构建是如何实现的?本研究基于概念隐喻理论和概念整合理论对杜甫诗歌中的“悲”情感隐喻与转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发现:第一,杜甫的诗歌的“悲”情感在结构隐喻、本体隐喻与方位隐喻中均有体现。其中,结构隐喻包含“悲伤是容器”、“悲伤是容器中的物体”和“悲伤是缺乏生命力”三种。本体隐喻主要体现为“悲伤是物理实体”。方位隐喻体现为“悲伤是向下”。杜甫诗歌中“悲”情感的概念转喻主要体现为“声音代表悲伤”、“寒冷代表悲伤”与“哭泣代表悲伤”这三类,其中“声音代表悲伤”、“寒冷代表悲伤”属于转喻中的“原因代替影响”,“哭泣代表悲伤”属于转喻中的“影响代替原因”。第二,杜甫诗歌中的悲伤隐喻与转喻是基于诗人具体的生理体验与心理状态,而身体与环境是紧密联系的,身体与环境的互动则形成了杜甫诗歌中独特的隐喻与转喻表达。正式基于这种具身体验,才有了杜甫在诗歌中利用“容器”“物理实体”“肠断”“战鼓声音”和“哭泣”等概念来表达悲伤的独特解读,从而体现出相关的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第三,杜甫诗歌中“悲”情感的隐喻和转喻是通过概念整合的方式进行意义构建的,其整合的过程体现了四个心理空间之间的相互映射,包括两个输入空间、类属空间、层创空间。在杜甫诗歌的“悲”隐喻中,两个输入空间具有不同层面的相似性,基于这些相似性,输入空间中的结构与概念被投射到类属空间,最后再投射到合成空间,来自两个输入空间的结构与概念经过合成空间的压缩便输出了相应的隐喻表达。杜甫诗歌中的“悲”转喻也经过了类似的映射过程,不同于隐喻的是,转喻的映射是基于两个输入空间的邻近性,而在杜甫诗歌中主要以因果关系来体现。而相似性与邻近性则都是基于“悲”情感与其他源域概念如“容器”“向下”“声音”和“寒冷”所共同具有的消极的方面。情感隐喻与转喻的使用依赖于人们对于事物关系的感知。通过对诗歌中情感隐喻与转喻语言表达的分析,可以一定程度上窥见人类的认知方式。本文以杜甫诗歌中的情感隐喻与转喻表达为对象,探索这些表达背后的认知基础,同时也为中国传统诗歌中隐喻与转喻的认知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廖茂良
皇侃《论语义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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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侃《论语义疏》成书于梁武帝年间，在南梁至北宋前期长期受到重视，但至南宋中期亡佚于国内，清代乾隆年间重新传入。本文通过对相关书目著录的分析，发现皇《疏》亡佚时间当在淳熙、绍熙年间。同时在对各版本源流考察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各版本的名题、版式及编排，发现国内版本可以分为王室望刻本与《四库全书》本两个系统，而早期皇《疏》应为单疏本，其原貌当为《四部丛刊》本《尚书正义》的体式。由于流落日本干余年后回归，今本《论语义疏》的真实性受到质疑，本文对学界的“真实说”、“不尽真说”、“伪造说”依次分析，发现其真实性不容置疑。邢《疏》虽然因袭皇《疏》，但是两者差异明显。将两者对比，后者的价值更好地得到了展现。首先，皇《疏》作为现存最早的一部用义疏体解经的代表作，通过对其体例的分析，发现释经特色为：疏通疑义、别录异说、融会参证。其次，皇《疏》保存了六朝古注，在前人吴承仕提到四十五家注释资料的基础上，本文发现尚有四家未曾提及，并且存在未有辑本仅在皇《疏》中保存的注释。最后，对比其他版本系统的《论语》，从古今字、增字的合理性角度鲜明体现出皇《疏》的版本特色。此外，《论语义疏叙》展示了皇侃的其他学术贡献，本文通过对《论语》名义、《论语》的传本及研习等问题的分析，更可见皇侃的贡献。该文最后对皇《疏》的思想特色进行了总结，肯定了皇《疏》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也展示出向先秦儒学的回归。通过考察分析，本文在叙及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皇侃《论语义疏》作一系统研究，更好地展现它的价值，对《论语》学史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刘咏梅
试论《史记》中的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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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史记》中的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从文学角度进行人物形象分析。全文分五部分，包括序言和正文四章。“序言”对“形象”作界定，并对研究现状稍作概述。正文包括以下四部分：一、《史记》女性分类。对《史记》中所有女性人物统计分类并从文学性角度进行概括分析。本章以前人研究为基础，尽量避开纯粹按伦理道德泛泛分类的方法，以女性的出身、地位为准，分为贵族女性和平民女性两大类。在贵族女性中又按身份高低细分为皇后国母类、王妃姬妾类和大臣女眷类。每类按是否与政治相关，分为政治女性、与政治相关的女性以及与政治无关女性，并对各部分女性选取典型人物进行形象分析。贵族女性太后国母类中，贤妻良母型的内助形象，中华各民族美丽的始祖母亲等形象，富有魅力;王妃姬妾类女性形象也复杂多样。平民女性中小市民妇媪形象生动活泼，母亲形象朴素感人。缇萦上书、机智勇敢，以尺牍救父，可称孝顺才女;卓文君勇敢叛逆，个性突出;聂荣为弟扬名，声震天地……《史记》女性人物，可谓多姿多彩。二、《史记》女性形象个案分析。对司马迁塑造的吕后、褒姒、窦太后三位女性形象进行重点个案研究。吕后形象，以往的研究多偏重于吕后凶狠、男性化的一面，或单纯从西方心理学理论来分析吕后的心理情结，都太执着于一点而走得太远。其实，司马迁笔下的吕后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复杂女性政治家形象：她温柔良善而又凶残强悍，深谋远虑但有时又目光短浅，这种双重性格源于其极端的女性性格，极端性又根源于女性心底对于色衰爱弛的本能恐惧，对女性自身的歧视和女性从政的极端的不自信，遂有了先发制人的刚毅果决，杀戮后的内疚与良心的折磨，直到最后死于自己心造的杯弓蛇影之中。吕后的悲剧是一出性格的政治悲剧。褒姒是一个命运的悲剧形象。笔者抛开了以往红颜祸水的传统论断，细读《周本纪》，发现太史公笔下的褒姒形象其实令人同情。她忧愁悒郁，被动无助，生来身不由己，远离故国，被当作礼物送给周幽王，最后一笑灭周。太史公用春秋笔法，将褒姒为褒国二龙复仇、龙嫠投胎转世的荒诞命运神话和“()弧箕服，实亡周国”的女谣谶语糅进历史，讽刺厉王和幽王，寄寓盛衰大旨，以警后世。前人关于窦太后的研究很少，并多停留于故事层面，泛泛叙述其幸运的命运和政治作为。笔者以窦太后嬖爱梁王、崇黄老废明堂、诛郅都等主要事件为中心，纵深挖掘其复杂的形象和性格内涵。《史记》窦太后是一个嬖爱母和女性政治家的形象典型。作为一个母亲，她心存偏袒，嬖爱梁王，种下恶果;作为一个女性政治家，又具有女性的优点和缺点：心机细密，知错即改;以静制动，精明强干;任性好强，霸道专横;处事果断，目光长远。三、《史记》女性形象塑造艺术。从文学性角度，对《史记》女性形象的塑造和语言形式的复笔艺术美等两个方面进行解读。前人对此研究很少，仅有个别研究者提到卓文君等人，但只蜻蜓点水，一带而过。本章除了借用俞樟华先生关于复笔定义外，多属个人尝试性的开拓创新。在女性形象塑造方面，司马迁寥寥几笔，勾画笑貌，传神之至。他用女性的柔美来衬托英雄。用情布景，烘托渲染，塑造了一系列美女形象：虞姬的凄艳之美，戚姬的灵动之美以及慎夫人的清幽之美。太史公还曲笔传奇，塑造了卓文君、君王后等传奇佳人形象。他为佳人描绘了离奇的爱情情境和生活情境：文君夜奔，当炉卖酒;曒女菜园识人，治国不让须眉。太史公为佳人绘心传神，形色立言，开后世才子佳人的传奇、戏曲先河。在语言艺术方面，笔者选取新的切入点，从语言艺术的形式美角度，探索《史记》女性形象的复笔艺术。太史公妙用复笔，重叠皴染，凸现人物性情;其次简笔复刻，外化人物心理;次又交叠重复，创设人物环境;又巧用重言，活现人物神韵。复笔的使用，使《史记》女性形象气韵动人，呼之欲出。四、《史记》女性形象与《聊斋》。《史记》与《聊斋》相关研究文章，目前只有两篇，但都只是整体概述。《史记》女性形象对《聊斋》的影响，目前还没有人进行相关研究。本章试从故事、人物形象和语言三个方面探索《史记》女性形象对《聊斋》的创作影响。蒲松龄自小便酷爱研读《史记》，并在创作中加以借鉴。其中《史记》女性故事经常被蒲松龄整合为《聊斋》的故事题材，一些女性故事情节模式和主题、女性形象、语言典故等不少被《聊斋》化用。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文君私奔、当炉卖酒与《鸦头》的情节关联;《史记·五帝本纪》贤德的尧二女对《聊斋·陈云()》等篇双美共一夫等家庭模式和伦理道德的主题影响;《史记》系列母亲形象对《田七郎》田母的塑造影响等。本章纯属个人开拓性尝试。总之，《史记》中的女性形象为司马迁《史记》人物画廊的一部分，其文学成就以及对后世的文学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有待于进一步整理和阐发。最后还要补充一点：为了对《史记》女性有一个整体而较完备的了解，文末特附有《史记》女性统计表，注明女性的身份、社会关系和主要事迹，并以中华书局1959年版本为据，标明卷数和页数。

高发香
艺术歌曲《大江东去》与《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演唱风格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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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词异曲的古诗词艺术歌曲中外古今皆有,是声乐作品在音乐创作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即两位或多位作曲家选取相同的歌词进行创作。古诗词艺术歌曲《大江东去》和《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同词异曲的两首经典作品。《大江东去》是近现代音乐家青主以苏轼的诗词《念奴娇·赤壁怀古》为题材,于1920年在德国留学期间进行创作的一首古诗词艺术歌曲。《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当代作曲家印青运用苏轼同名诗词《念奴娇·赤壁怀古》进行创作的一首艺术歌曲。本文以同词异曲的《大江东去》与《念奴娇·赤壁怀古》为研究对象,首先,从苏轼与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青主与印青的创作之路两个方面对两首声乐作品的词曲作者及其创作背景予以概述;其次,从曲式结构、旋律形态、节奏特征等方面对两首作品的音乐形态特点进行细致深入地分析,并对两首作品的音乐创作特征进行比较,从而把握同词异曲两首作品在音乐本体上的不同艺术特征;再次,笔者结合自身的“歌唱体验”和“表演经验”,从气息控制、咬字归韵、共鸣腔体等方面分别对古诗词艺术歌曲《大江东去》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进行演唱分析,从情感表达、歌唱技巧、演唱风格等方面对两首作品的演唱处理予以比较研究,从而为笔者更好地演唱诠释这两首同词异曲的艺术歌曲奠定学术研究基础,为其他歌者同词异曲的声乐作品演唱提供一定歌唱技巧与表演经验的方法借鉴,也为后续学界有关同词异曲艺术歌曲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文献参照和学理支撑。

高扬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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