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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论语》丰厚翻译研究

学术论文

本文从丰厚翻译的视角出发，考察由辜鸿铭英译《论语》—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of Confucius中的“丰厚翻译”现象。笔者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从意识形态、诗学等文化因素角度切入，对辜鸿铭《论语》英译中的翻译特征—“丰厚翻译”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探讨“丰厚翻译”策略的积极意义，尤其是对中国典籍翻译研究的重要价值。作者主要采用描述翻译学方法，从形式和内容两个维度，对辜译本The Discourses andSayings of Confucius中的丰厚翻译现象给予描述。从内容或其功能的角度考察，丰厚翻译的形式表现为：突出论点、术语及典故的诠释、原作观点的阐述和发挥、以及引用西方学者名言警句，将读者置身于熟悉的文化背景之中;从形式角度看，丰厚翻译又表现为：增加序言、文中添加词句以及注释和评论等。作者接着对丰厚辜译出现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分别从意识形态、诗学和读者对象三个方面进行考察，认为丰厚翻译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可以说，正是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译者的意识形态、译者的文化背景以及译者心中的读者对象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该部“丰厚翻译”—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of Confucius的诞生。通过丰厚翻译，辜鸿铭致力于最大限度地重现原作的思想，风姿和色彩，这使得辜氏译本一举成为研究的热点，对美国汉学界乃至整个世界对于中国典籍以及孔子思想的研究皆起到不可替代之作用。《论语》辜氏英译本处处可见丰厚翻译现象，通过对该译本的分析，作者不仅探讨了而且“丰厚”了丰厚翻译策略，同时还明确了丰厚翻译所能发挥的功能。

陈颖
荀子分配正义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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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确保每一个人的利益平等是分配正义的主旨所在。古今中外,无数思想家都在各自的时代背景下为解决这一问题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本文从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的分配正义思想着眼,力图通过现代的话语阐述荀子的分配正义思想,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本文对荀子分配正义思想的研究主要是从其时代背景,思想渊源,理论建构展开论述。绪论部分介绍了本文研究的时代背景及现实意义,并且对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述评,同时说明了本文研究的目的和采用的研究方法。正文部分分为三章。第一章分析了荀子分配正义思想产生的背景和理论前提。本章详细分析了荀子所处战国时期所面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以及性恶论和明分使群的社会建构论的理论前提。第二章通过深入研究《荀子》原典,阐述了荀子分配正义思想的理论内涵。荀子以“制礼义以分之”为主要分配原则,按照职业分工进行经济利益的分配;依据德能标准进行政治权力的分配。在分配正义实现的途径上,通过经济层面的富民裕民以增加社会财富总量,通过政治层面的尚贤使能以保证政治参与机会的平等,通过轨制层面的实行王制以限制君权,通过制度层面的收养五疾以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最终实现培养“成人”的个人进而实现“至平”的社会的理想目标。第三章阐述了荀子分配正义思想的影响,对其思想的积极价值与局限性进行了评析,还通过与荀子关系密切,深受荀子思想影响的韩非、董仲舒、司马迁、王夫之等人对荀子分配正义思想的吸收,分析荀子分配正义思想在后世的发展。综上而言,本文运用现代性话语梳理荀子的分配正义思想,使其思想系统化,规范化。荀子的分配正义思想是解决当时社会一系列由分配不均导致的社会问题的典范,对于现今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陈颖
宋代动量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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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了《朱子语类》、《全宋词》及禅宗语录等宋代语料，借鉴了现代汉语动量词的研究成果，对宋代动量词进行了分类探讨，并讨论了宋代表示动量的几种格式，最后得出结论：宋代是动量词的完全成熟期。

陈颖
利科叙事视角下理雅各《左传》译本中的“三重具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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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在《叙事与时间》（Time and Narrative，Temps et récit）中围绕“叙事”（narrative）所提出的洞见为依据，试图对理雅各（James Legge）《春秋左传》（The Ch’un Ts’ew with The Tso Chuen）英译本中以齐桓公小白（S aou-pih，the DukeHwan of Ts’e）与晋文公重耳（Ch’ung-urh，the Duke of Tsin）为代表的、“人”的形象的“重塑”进行“叙事化”探索。在利科的理论框架中，叙事作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人类经验交流方式，是回归“具象化”（configurative）“生活世界”（Lebenswelt，lifeworld）的通衢，也是实现自我（以及自我与他人相互）理解的必由之路。而对西方翻译理论历史的审视可以清楚地展示，翻译研究领域一向以“抽象化”为务，理论家鲜少关注翻译“具象化”的研究路径，以“叙事”为视角对“具象化”的讨论则更不多见。翻译，作为传递人类文明、实现民族间对话的实践性活动，产生于“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服务于身处“生活世界”之中的“你”“我”。因此，从叙事的角度对翻译进行“具象化”的探讨，其现实意义与研究价值显而易见。本文以7章篇幅展开论述：第一章“绪论”，首先对理雅各的生平及其主要译作进行介绍，突出其翻译思想与翻译策略中的“叙事性”倾向，并对选择利科的叙事思想为理论视角的原因以及探讨理雅各《春秋左传》译本的动机加以说明。在此基础上，提出“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叙事”的基本设想，突出翻译作为一种“叙事”的“具象化”特质和“人”学旨归，并以此作为本研究的方法论框架和基本思路。在回顾海内外相关文献，对前人的研究做出分析并尝试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缺陷之后，本章提出本文研究的焦点及其可能的创新之处。此外，本章也对论文的目标、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以及结构安排做出说明。第二章“翻译的‘三重抽象’与‘三重塑形’”（上篇）“西方译论的‘两条路径’与‘三重抽象’：转向‘生活世界’的翻译研究的必要性”，在沿语言学与存在主义、诠释学两条主线对西方翻译理论进行追溯中，揭示以奈达（Eugene A. Nida）和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为代表的“翻译语言学派”与以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以及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思想为主要理据的“存在主义、诠释学派”通过“科学化”、“工具化”和“本质化”手段，对语言、意义以及翻译本身所做的“抽象化”设定。将此三层“抽象化”阶段定义为“三重抽象”，本章最后探讨在“三重抽象”之下翻译与“生活社会”的脱节和翻译研究转向“生活世界”必要性。第三章“翻译的‘三重抽象’与‘三重塑形’”（下篇）“‘叙事’之中的翻译研究：保罗·利科叙事思想指导下的翻译的‘三重塑形’”，从对西方“叙事学”（Narratology）发展脉络的梳理入手，展现以“三重摹仿”（Three-fold Mimesis）为核心内容的利科叙事理论所具备的“具象化”理论品格和重返“生活世界”的理论指向。在此基础上，析出与叙事的“三重摹仿”相对应的、以“预塑形”（prefiguration）、“塑形”（configuration）以及“再塑形”（refiguration）为逐次递进层级的、翻译的“三重塑形”方法论框架。第四章“‘预塑形’：理雅各对齐桓、晋文所处时空的‘叙事性’构建”，选取春秋时代齐、晋两国为研究对象，分析理雅各在“时间性”（temporalité）、“结构性”（structure）以及“象征性”（symbolisme）三个层面，对即将展开的《春秋左传》英译工作所做的“预塑形”准备，凸显理雅各对齐、晋两国所处的时间、空间以及文化背景的构建。第五章“‘塑形’：理雅各对齐桓、晋文人生经历的‘故事性’再现”，着重展示理雅各是如何通过挑选、整合以及排列《左传》中对齐桓公小白与晋文公重耳参与事件的零星记录，译叙出情节完整、结构完备，且上下关联的“故事”的。围绕这一论题，本章分析“情节化”（emplotment，la mise-en-intrigue）塑形活动，在理雅各译本《庄公八年》、《庄公九年》、《闵公元年》、《僖公四年》、《僖公十七年》、《僖公二十三年》、《僖公二十五年》以及《僖公三十二年》8个章节中的具体体现，展现理雅各为达到译文“故事性”所作出的努力。第六章“‘再塑形’：理雅各对齐桓、晋文形象的‘具象化’重塑”，通过与现有文献中所记录的二人形象做横向比对，探讨理雅各借助“情节化”塑形对齐桓公小白与晋文公重耳形象的重塑，说明借助其对《左传》“叙事化”的翻译策略，理雅各最终实现了跨越文化的理解。第七章“从‘译’到‘叙’：翻译的‘绪’、‘序’、‘豫’”，总结本文的发现以及作者的主要观点，进而在中华文化背景下将“三重塑形”概括为以“绪”、“序”以及“豫”为主要特征的、翻译的三重阶段，并点出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以及论题或能引出的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性。

薛凌
概念隐喻的多模态翻译研究——以《庄子》英译绘本为例

学术论文

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不仅是存在于语言表层的修辞现象，更是代表了人们深层的思维和认知机制。自上世纪80年代由莱考夫和约翰逊提出以来，概念隐喻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有关概念隐喻翻译的研究也层出不穷，然而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语言单模态上，很少关注多模态文本。本文旨在通过个案研究，展示概念隐喻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实现从单模态向多模态隐喻的转换，以及这种转换过程可能带来的影响。　　作为常见的思维和言说方式，隐喻也是中国典籍《庄子》中最为重要的特色，它数量庞大，丰富多彩，有效地传达了抽象的道家哲学思想。因此，本文以《庄子》及其英译漫画绘本The Way of Nature为个案研究对象，采用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深入探讨概念隐喻从单模态向多模态隐喻转化过程中的数量变化、翻译方法和图文关系等问题。本文借鉴莱考夫对概念隐喻的分类，并结合冯德正提出的多模态隐喻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包括隐喻类型、翻译方法和多模态隐喻图文关系三个分析层面，适合隐喻翻译研究的分析框架。笔者自建原文和译文多模态语料库，在质性分析软件NVivo的帮助下，进行数据搜集、数据标记和定量统计。本研究重点回答以下问题：（1）概念隐喻在多模态翻译过程中数量和类型上有无变化？（2）概念隐喻在语际和符际翻译过程中采用了哪些方法？（3）译文中的文字隐喻和图像隐喻最终呈现出怎样的关系？（4）译文中的多模态隐喻对庄子哲学思想的传达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研究发现：（1）《庄子》原文中共出现方位隐喻、容器隐喻、结构隐喻、物质隐喻、拟人隐喻和篇章隐喻六种类型的隐喻共计455个。译文中也存在同样六种类型的概念隐喻，其中文字隐喻310处，图像隐喻228处。文字隐喻中篇章隐喻最多，而图像隐喻中拟人隐喻最多。（2）概念隐喻在多模态翻译过程中主要涉及对等、替换、转换、增译、释义和省译6种翻译方法。语际翻译中对等方法使用最多，转换方法使用最少;符际翻译中省译方法使用最多，替代方法使用最少。（3）被翻译出的概念隐喻在译文中呈现出了独立、平行、主从和互补4种图文关系，其中以文字为主，图像为辅的主从图文关系为主。（4）从整体上来看，原文最能体现文章主题和哲学思想的大多数篇章隐喻、物质隐喻和拟人隐喻都通过对等方法较为准确地翻译到译文中，而间接反映庄子哲学思想的方位隐喻和容器隐喻大多被省译，尤其是在符际翻译中。译文多模态隐喻呈现出的主从图文关系使图像和文字共同发挥作用，有助于加强原文概念隐喻及其道家哲学思想在多模态译本中的表达效果，使其在译文中得到较为忠实的传达。　　本研究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深入探讨了《庄子》以其英译绘本中概念隐喻的多模态翻译问题，不仅拓宽了《庄子》翻译的研究路径，有助于中华典籍文化更好地向外传播，同时也能对将来概念隐喻的多模态翻译研究有所帮助。

祝倩
帛书本《老子》四英译本的三维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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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东西方文化交往与对话的时代。中华民族5000年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深深吸引了西方世界眷注的目光。弘扬中国文化，并将其翻译、介绍给世界，成为翻译工作者的义不容辞的任务，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典籍英译即把中国典籍翻译成英文，它构成了文化传播的重要方面。　　翻译学由批评批评、翻译理论和翻译史共同组成。翻译批评在整个翻译研究领域里不可或缺，它起到了沟通翻译理论与实践、沟通翻译实践与社会接受之间的桥梁作用。翻译批评是对译者、译作和翻译过程全面的评价，是从翻译的社会性、文化性和历史性等层面，对包括文化差异、语言转换性、创造性、方法、手段、作用和影响等各方面的分析。翻译批评具有多种功能，具体体现在分析译文文本、构建翻译理论和指导翻译实践上。通过翻译批评，读者可以更好地欣赏译作，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译作产生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和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观念和翻译方法。简而言之，翻译批评对促进跨文化交流和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翻译批评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和标准，因此应该遵循开放的翻译批评原则。建立一个系统的、合理的文学翻译批评体系是评定译本的有效模式，其必要性和重要性自不待言。有效的批评体系可以丰富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　　笔者之所以选择典籍英译研究，除了其重要地位及个人兴趣外，还因为先前的相关研究成果仍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研究者们的描述和分析还不够系统。典籍在时空上的巨大距离，给译者造成了诸多困难，因而过去的翻译研究也远不够充分。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化是儒、道、释三位一体的综合体，其中儒、道二家不但是纯粹的中国本土文化，而且也是中国最早、最重要的两派思想。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肯定。在目前的文化环境中，道家哲学似乎对西方人有着更强的吸引力。由此，本课题优先考虑道家文本。笔者从道家典籍中选择了《老子》，它既是道家思想流派的代表作，同时又具有较高的文学成就。通过对《老子》文本英译的描述性研究，可以了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文学艺术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传播和接受等情况，并从中观察古籍英译的某些共同特点和现象。　　《老子》问世以来，引起中国历代学者对其研究，相关的书籍种类繁多，确切多少，实难估计。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参考书目有262种。对《老子》的研究概括起来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注重对《老子》的版本校释、字意的训诂;一种是注重《老子》的思想内涵，从政治、社会、军事、天文、哲学、美学、医学、生态、修身养性等多方位进行探寻。早在一千三百五十多年前，老子的书就被译成外国文字，那是唐玄宗时代，高僧玄奘与道士成玄英等将《老子》译为梵文。从现有的资料看，第一个英译《老子》的中国人是胡子霖(HU TSE LING)，其译本子1936年出版.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本出土之后，国内有汪榕培和Puffenberger(Wang&Puffenberger1991)合作的《英译老子》。　　老子的思想不仅对中国人的思维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而且对日本、西方也产生过不可忽略的重大影响。最晚在隋代，《道德经》一书就传到了日本，20世纪的日本学者对老子也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出版了近百部专著。西方人开始接触《老子》应该是18世纪。20世纪50年代后，荷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西班牙、捷克、希腊等国相继有《老子》译本问世。汪榕培先生称，《老子》在国外已有百余种英译本。《老子》英译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18世纪—19世纪），将《老子》与基督教教义进行对比。第二个时期（1915年-20世纪70年代），将《老子》用作批评西方思想和价值的工具，尽力使之符合西方当时的需求。第三个时期（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这时的翻译转向为直接建立在中文文本理解之上的解释而尽力避免任何的调适。1884年，伦敦出版的鲍尔弗的《道书》是最早的英文译本。帛书《老子》甲、乙本出版后，国外英译帛书《老子》比较著名的有刘殿爵的《中国经典:道德经》(Chinese Classics:Tao Te Ching)(Lau1982)、韩禄伯《老子德道经:根据新出马王堆帛书的新译本》(Lao-tzu Te-tao ching:ANew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Recently Discovered Ma-wang-tui Texts)(Henricks1989)、梅维恒的《道德经:关于统一与道的经典》(Tao Te Ching:The Classic Book of Integrityand the Way)(Mair1990)。参考帛书《老子》翻译的国外的英译本有Michael Lafargue的The Tao of the Tao TeChing(1992)、UrsulaK.Le Guin的Lao Tzu Tao Te Ching(1997)。　　《老子》又称《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体系的哲学著作，其历史久远，内涵丰富，千百年来，在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对中国哲学、文化、宗教、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据司马迁《史记》记载，《老子》一书的作者为老聃（春秋时代楚国苦县人，公元前585年至公元前500年左右）。全书仅五千多字，由81个简短篇章构成，前37章位卷上，后44章为卷下（有的版本卷上题名《道经》，卷下题名《德经》）。《老子》不仅是一部哲理深刻的哲学经典，也是一部辞意隽永、用词精炼的哲化诗。博大精深的《老子》吸引着无数国内外学者不断地对它做出新的阐释，以期探索其真意，领悟其精华。《老子》是公认的除了《圣经》以外，翻译版本最多的著作。不同时期、不同国籍的译者留下了许多见仁见智的译本，为《老子》在世界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编辑出版有多个不同文本的古代文献，应当选择最接近原著原来面貌、最少受到后人篡改的文本作为底本，这是版本学最基本的一条原则。翻译古代文献，也应当遵循同一原则。世传《老子》版本繁多，这些传本历经多次传抄、刻印，脱文、衍字、错字、换字和章句错位等现象严重，已不同程度失去其祖本的原貌.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尽管也存在当时一般抄本难免的错误，但较多地保留了《老子》的原貌。比帛书本年代更早的竹简《老子》，虽然学术价值很高，在内容上却远不如帛书《老子》丰富，不可取代帛书《老子》。由于帛书本早于世传本的祖本，又较多地保留了古本《老子》的原貌，就应当以帛书本作为源本，因此只有以帛书本作为源本，参考世传本（前述第三种做法）才符合版本学的基本原则。依据这种做法比较成功的有刘殿爵(Lau1982)、韩禄伯(Henricks1989)、梅维恒(Mair1990)以及汪榕培和Puffenberger(Wang&Puffenberger1991)四个译本。本文将对这四个译本进行比较研究。　　刘殿爵的译本《中国经典:道德经》(Chinese Classics:Tao Te Ching)于1982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译本同时提供原文和译文的对照本，中文部分全采用繁体字版。这个双语译本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的英文文本是王弼本早期译本的再版。第二部分是对马王堆帛书《老子》的英译。刘译力图保持原作结构及音美，基本上可以说是既信且美。有时为避免译文呆板凝滞，刘译也从句子的构造、行文的语气方面作出一些变化。刘译遵循了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即大多采用“归化”的方法，能够为一般的英美读者所接受。刘殿爵的译本是成功的，其译文明白晓畅，内容忠实于原文，文字表达凝练，风格鲜明“传神”，读起来让人觉得是一种享受。　　韩禄伯(Robert G.Henricks)的译本《老子德道经:根据新出马王堆帛书的新译本》（Lao-tzu Te-tao ching:ANew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Recently DiscoveredMa-wang-tui Texts）于1989年由纽约白兰汀出版社出版。此书从1989年至1993年，短短的五年中在欧美诸国连出七版。该本也是中英文对照。译本有个总论，是面向非专业读者的。正文的第一部分是全新的《老子》译文，主要是马王堆帛书乙本的翻译，面向普通读者。这部分译文，与文献学的注释、解释性的评论和经作者订正了的两种帛书的中文释文一起，重刊于正文第二部分，“面向专业性的读者”。译本自身的重要特点是每章下面附有长篇脚注，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理解译文和接受原文，这同时展现出译者较好的哲学功底。韩译尽可能采取地直译，避免增字，每多妙趣。译者将原文的诗体译为散文体。对某些语句的翻译，韩译颇得原文三昧;在对于原文的理解上，亦有独到之处。对于众说不一、有争议的文字，韩译按传统理解、依世传本文字而译，以求稳妥。　　梅维恒(Victor H.Mair)的译本《道德经:关于德与道的经典》(Tao Te Ching:TheClassic Book of Integrityand the Way)于1990年由纽约Bantam丛书出版。该译本的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是它的格式。为了体现古汉语文本的语言结构，梅维恒在文字的编排上作了精心的设计。该译本各章的排列顺序完全遵照马王堆帛书《老子》手抄本的章序。梅译多采用地直译，尽力保持原作面貌，但面对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及对古汉语的理解的困难，也出现了逐字死译的情况。梅译兼用意译或省略的方法，对原文作较为正确的融会贯通。总体看来，梅译全文表达较准确，译笔较流畅，与原文风格较统一。　　汪榕培和Puffenberger的译本《英译老子》于1991年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个双语英译本以马王堆帛书本《老子》甲本为源本，以多种世传本为校正本。汪教授译经就译经，未作长篇导论，也未加注解诠释，而是在竭尽全力忠实于原文文意与主旨的同时，把这个古本翻译成易于理解的现代英语。汪教授的翻译标准，只有四个字，更确切地说是一条四字成语——“传神达意”。他反对直译、主张意译，不得已时取神舍形，译那些潜藏在字里行间的深层信息，而非表面意义，译文用词简练，显出洁美。在归化和异化之间，汪译选择后者。汪教授学识渊博，对老子学说有精湛研究，加以英语造诣很高，中文根底深厚，所以译来得心应手，臻於信、达、雅之境。他的《老子》译本绝对是上乘之作，其文字浅显、流畅，对原文的理解比较细微、精确。不愧为汉籍英译的经典，堪称最佳译本之一。　　《老子》译为英文，其困难第一是原文版本问题，文本的复杂性大大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因此，正确的理解原文是成功翻译这一著作的第一步。　　第二是如何完成对原文内容的再现。《老子》由古汉语写成，其表达不够清晰，与现代汉语有相当大的区别。由于汉英文化的差异，文中的哲学术语、通假字和多义词，成为译者需要跨越的障碍。对文化现象的处理或翻译，目前多半采用归化和异化（音译+注释）两种方法。　　第三是怎样达到对原文形式的重塑。《老子》运用了大量修辞格来阐述矛盾对立的概念。《老子》八十一章，几乎每章都涉及到修辞格。《老子》的辞格运用，既给展示了上古修辞实践的范例，又有利于哲学观念的阐述。本文分析了《老子》中大量使用的排比、对偶和回文句式的翻译，这也是翻译的难点和研究的重点。由于汉英语言结构的差异，翻译时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直译、意译或弥补法，亦可采用转换形式或调整结构的变通方式。　　第四是如何移植原文的风格，同时兼顾现代读者审美习惯，这更是重点、难点。文体风格既与文章作者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相关联，也与作者的艺术个性与审美追求相关联。《老子》的语言风格独具特色，对于译者而言，既要再现原文的内容，重塑原文的形式，又要保持原文的风格实属不易。是集中表达原文的实质内容，还是要尽力兼顾原文的风格韵味;是把读者带回中国古代还是将原文带到现代世界，须由译者作出选择。　　纵观国内外翻译研究的历史，传统翻译批评主要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印象随感”式。评论者只依靠自己阅读译本的直觉印象作出价值判断，褒贬没有充分的依据。其结果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另一种是“寻章摘句”式。批评者强调一章一句的对应和得失，却置整体于不顾。其结果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笔者建构了一个三维翻译批评模式，即由“内容”、“形式”和“风格”三个维度构成的一个全面的评价体系。三维研究模式呈现出一个“全景式”的文学翻译批评模式，具有合理性与可操作性。综合“内容”、“形式”和“风格”三个方面，译本能够得到客观的评价。本文以帛书本《老子》的四个英译本为案例，分别从内容、形式和语言风格对其进行比较研究和全面剖析，阐释社会、文化和语言的差异及其对译者选择的影响，并验证本文所提出的批评模式的有效性、可操作性与可行性。本文提出了比较研究的新视角。这是本研究的重要性，也是对翻译批评理论的发展。　　本研究的范围包括评价翻译、解读翻译现象、分析译本、方法和技巧等各方面。笔者并不是简单地对译本作出“正确”或“错误”的评判，尽管一些译文并非完全对等或忠实于原文。通过对目的语文化语境和语言语境的分析，笔者发现了译者的翻译策略及其选择偏离常规的原因。　　本文采用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科学研究方法。各章安排及内容简述如下:　　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交待了论文的起因、研究目标与方法、写作思路及结构安排等。第二章是文献综述，介绍国内外老子、《老子》思想与《老子》英译研究的概况、传播、现状及影响。第三章是说明选择帛书本《老子》四个英译本的原因与各译本简介。第四章为本研究批评模式的建构及其可行性。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分别从批评模式中的内容、形式和风格三个维度出发，揭示四译本对原文内容的再现、对原文形式的重塑和对原文风格的移植;验证本论文批评模式的客观性、整体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展现各译本的不同特点;观察和探讨典籍英译过程中的某些共同现象与问题，并以此深化对古籍英译的理解。第八章是结语，主要是回顾和总结本研究，并指出该课题的意义及其有待探讨的问题。

冯晓黎
《庄子》虚拟疑问句的认知修辞学研究

学术论文

纵观西方修辞学史，虽然对修辞的定义层出不穷，但无外乎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描述修辞的本质特征，界定其研究的范围，明确其具有的功能（Enos 2013）。从广义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将修辞等同于“通过符号系统（包括语言）传递的、用来影响他人决策或行为的情感和思想中所蕴含的能量”（Kennedy 2007:7）。换句话说，每当我们使用语言或者其它符号资源来表达情感和思想以达到影响他人的目的时，我们就是在从事修辞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修辞可以看作是“我们作为人类存在的一部分”（Herrick 2015: 6），因而是一种普遍现象。鉴于修辞不仅受到“人类心智的基本操作和人类社会本质”的制约（Kennedy 1984:10），而且与“个体在所处环境中的行为和交际活动”密不可分（Oakley 2008: 51），我们认为修辞与交际和认知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本文将以先秦道家哲学文本《庄子》一书中的修辞实践为个案来探讨修辞、交际与认知三者之间的关系。　　本文共分七章。第一章引言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动机、研究对象、研究问题、理论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和语料。与先秦时期其它流派的思想家不同，以老子（公元前六世纪）和庄子（约公元前369年-公元前286年）为代表的道家对语言和论辩都持怀疑的态度。他们认为语言本身存在局限，无法全面地反映客观现实，而论辩则会人为地制造出诸如彼此、是非之类的差别，不利于道的传播与接受（Combs 2005:45-47）。因此，他们反对与道家清静无为、返璞归真的哲学思想相违背的修辞实践（例如，Oliver 1961, 1971;Jensen 1987, 1992;Lu 1998, 2000;Combs 2004, 2005）。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道家完全排斥使用语言和论辩。事实上，道家的修辞成就远在其他先秦诸子之上。鲁迅先生在评介诸子散文时就曾经说过，“文辞之美富者，实惟道家”（2005: 375）。由此可见，道家的修辞主张与修辞实践之间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悖论（王文松 1993:67;陈浩 2003:47）。那么道家的思想家们是如何消解这一悖论并成功说服他人接受其哲学思想的呢？就庄子而言，Combs（2005: 38）认为主要是通过修辞手段来引导读者参与交际活动并进行自我说服（self-persuasion）。Combs这里所说的交际活动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真实的会话交际或者电影、小说中虚构的对话显然不同，那么这种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参与的交际活动的本质是什么？这种交际活动对于实现作者的修辞目的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读者的自我说服又是如何实现的？本文将通过分析《庄子》一书中大量使用的修辞手段来回答上述问题。　　《庄子》约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汉书·艺文志》著录五十二篇，今本为郭象所注，共存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内七篇在思想和文风上高度一致，能够反映庄子思想的整体面貌，出自庄子亲笔，是庄学之源，而外、杂篇则包含庄子核心思想之外的观点、说法，是庄学之流（Fung 1948/1997;Graham 1979/1990;Liu 2015）。每篇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长短不一、数量不等的论证片段（argumentative episode）。这些片段涉及多种文学体裁，包括具有教育意义的叙事语篇（也即寓言）、诗歌以及短小精悍的散文（Roth 2008）。庄子著述最大的特点是善用寓言。鲁迅先生指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2005:375）。《庄子》一书中的寓言大都是以对话的形式出现的，约占全书的百分之七十（黄坚 2013: 58-59）。从这个意思上说，《庄子》一书具有很强的对话性（Lu 1998:253），这一点与柏拉图的《对话录》中的对话颇为类似（Fung 1964:5）。庄子寓言对话的参与者既可以是古今人物，也可以是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宁登国 2008:74;Xiang 2016:67）。作者虚构这些对话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借助他人或他物之口，以一种类似腹语或双簧表演的形式间接地传达其哲学思想（张默生 1948/2007;叶程义 1979/2004;王少军 2010;王博 2013）。庄子寓言对话是主体间面对面会话交际框架（Conversation Frame）结构化的结果（Xiang 2016），因此日常交际中典型的会话性结构（如，提问-回答相邻对）在庄子寓言对话中频繁出现。有些寓言对话的核心内容甚至完全是由提问-回答相邻对构成的。除了寓言对话以外，《庄子》一书中的疑问句还出现在独白性的论证片段中。从作者的写作角度来说,《庄子》一书中出现的疑问句都是作者自己设想出来的（邓城锋 2010:1），因而是虚构的，但并非所有的疑问句都是具有虚拟性的（fictivity），这是由于其中有一部分疑问句只表示询问并不具备修辞功能（例如，颜回见仲尼，请行，曰：“奚．之．？．”曰：“将之卫。”）。本文将主要讨论《庄子》一书中作为修辞手段使用的虚拟疑问句。　　本文中所说的虚拟疑问句包括说明性疑问句（expository question）（例如，‘Why? Because…’）和修辞性疑问句(rhetorical question)（例如，‘Why bother?’）两类。尽管采用的是疑问形式，这两类疑问句都是无疑而问，其相应的答案要么已经在下文中直接给出，要么预设在上下文中。之所以将其看作虚拟疑问句（Pascual 2002, 2006b, 2014），是因为这两类疑问句能够在人的头脑中产生无声的回答，从而反映日常会话隐含的基本结构，即发话人（提问者）和受话人（应答者）角色的交替。具体而言，本文将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庄子》一书中虚拟疑问句是如何识别和分布的？（2）庄子的哲学思想对书中虚拟疑问句的使用和解读有何影响？《庄子》一书中的虚拟疑问句具有哪些语用修辞功能？（3）庄子是如何运用虚拟疑问句来实现读者的自我说服的？本文中所采用的原文出自郭庆藩（1894/2013）注疏的《庄子集释》，后收录在哈佛燕京学社（1956）编纂的《庄子引得》一书中。由于古代汉语在语法上具有标示不足（underspecified）和语境依赖的特点，我们在识别和解读《庄子》一书中的虚拟疑问句时还参照了三个英译本（Legge 1891a, b;Watson 1968/2013;汪榕培 1999）以及三个现代汉语的译注（张默生 1948/1997;曹础基 1982/2007;陈鼓应 1983/2007）。　　第二章文献综述首先从说明性疑问句和修辞性疑问句的定义、典型特征、识别方式以及其在不同语篇类型和交际场景中所具有的语用修辞功能等四个方面对前期的研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说明性疑问句作为术语最早出现在 1988年Wilson和Sperber发表的题为“语气与非直陈句式分析”（‘Mood and the analysis of non-declarative sentences’）一文中。Ilie（1994:9）将说明性疑问句定义为“用来指出问题从而往讨论中引入新的话题或者表达观点的疑问形式”。说明性疑问句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往往后跟一个相应的回答。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回答只是识别说明性疑问句的一个充分非必要条件。作为一个语用范畴，说明性疑问句的识别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在语篇中的功能（邵敬敏 1996:153;陈静 2009:167）。根据说明性疑问句的论证导向（argumentation orientation），Ilie（1999）进一步将说明性疑问句分为三类，即话题引入型疑问句（topic-introducing question）、论点铺垫型疑问句（ argument-prefacing question ）、论点引发型疑问句（argument-eliciting question）。已有的研究表明，说明性疑问句在语篇中具有以下功能：（1）引入新的讨论话题;（2）为表达论点做铺垫;（3）突显问题的复杂性;（4）强调两个相反观点的对立性（Ilie 1999;Van Emde Boas 2005;Pascual 2002, 2006a, 2014;Estes 2013）。　　自郭庆藩（1894/2013）注疏的《庄子集释》，后收录在哈佛燕京学社（1956）编纂的《庄子引得》一书中。由于古代汉语在语法上具有标示不足（underspecified）和语境依赖的特点，我们在识别和解读《庄子》一书中的虚拟疑问句时还参照了三个英译本（Legge 1891a, b;Watson 1968/2013;汪榕培 1999）以及三个现代汉语的译注（张默生 1948/1997;曹础基 1982/2007;陈鼓应 1983/2007）。　　第二章文献综述首先从说明性疑问句和修辞性疑问句的定义、典型特征、识别方式以及其在不同语篇类型和交际场景中所具有的语用修辞功能等四个方面对前期的研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说明性疑问句作为术语最早出现在 1988年Wilson和Sperber发表的题为“语气与非直陈句式分析”（‘Mood and the analysis of non-declarative sentences’）一文中。Ilie（1994:9）将说明性疑问句定义为“用来指出问题从而往讨论中引入新的话题或者表达观点的疑问形式”。说明性疑问句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往往后跟一个相应的回答。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回答只是识别说明性疑问句的一个充分非必要条件。作为一个语用范畴，说明性疑问句的识别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在语篇中的功能（邵敬敏 1996:153;陈静 2009:167）。根据说明性疑问句的论证导向（argumentation orientation），Ilie（1999）进一步将说明性疑问句分为三类，即话题引入型疑问句（topic-introducing question）、论点铺垫型疑问句（ argument-prefacing question ）、论点引发型疑问句（argument-eliciting question）。已有的研究表明，说明性疑问句在语篇中具有以下功能：（1）引入新的讨论话题;（2）为表达论点做铺垫;（3）突显问题的复杂性;（4）强调两个相反观点的对立性（Ilie 1999;Van Emde Boas 2005;Pascual 2002, 2006a, 2014;Estes 2013）。　　修辞性疑问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Bussmann 2006:408）：广义的修辞性疑问句指的是用来表达询问之外其它语用功能的所有疑问形式，包括说明性疑问句;而狭义的修辞性疑问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反问，是对疑问形式表达命题内容的否定（例如，Grimm 1890;Sadock 1974;吕叔湘 1982;朱德熙 1984;王力 1985;高名凯 1986），是一种语力很强的断言（例如，Quirk et al. 1985;Han 2002）。与说明性疑问句不同，修辞性疑问句虽然也是一个语用范畴，但却可以有语法标记（例如，否定词、情态动词等）且不同的语言使用的语法标记可能存在差别（Schmidt-Radefeldt 1977）。虽然修辞性疑问句在不同的语篇类型和交际场景中所具有的功能存在差异，但大体上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三大类：道义型修辞性疑问句（deontic rhetorical question），论辩型修辞性疑问句（argumentative rhetorical question）和表情型修辞性疑问句（expressive rhetorical questions）(Moshavi 2014)。　　通过对涉及这两类疑问句的前期研究的考察，我们发现：（1）以往的研究并未对这两类疑问句做出严格的区分（比较，Wilson&Sperber 1988;Ilie 1994, 1999;Estes 2013, 2017），根据研究者提出的语用修辞功能来判断其研究的对象应当是广义的修辞性疑问句;（2）语篇中的虚拟疑问句在特定的语境下具有多重功能（Ilie 1994），且可能在不同的层次上得以体现（比较，De Regt 1994;Moshavi 2014）;（3）虚拟疑问句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语篇类型（卢翠萍 2000）和交际方式（口语、书面语）的制约（刘娅琼、陶红印 2011），修辞性疑问句在这一点上表现的尤为明显;（4）虽然以往的研究涉及的语篇类型种类繁多，但专门分析哲学语篇中虚拟疑问句的尚不多见。鉴于本文考察的对象是《庄子》一书中作为修辞手段使用的虚拟疑问句，本章也对相关的研究进行了回顾。我们发现：（1）已有研究大多比较零散，分析的对象不仅数量有限且大都局限在内篇，无法反映《庄子》一书中虚拟疑问句使用的全貌，目前尚未见到对《庄子》全书中虚拟疑问句进行系统考察的研究;（2）虽然研究者已经认识到虚拟疑问句的使用与庄子的言说方式之间存在关联（例如，张黎 2006a, b），但往往仅将两者简单对应，并未揭示出言说方式对虚拟疑问句解读可能产生的影响。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本文的选题具有一定的新意。　　第三章是本文的理论框架。本文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庄子》一书中使用的修辞手段是如何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建立起交际关系的。众所周知，文本的作者和潜在的读者之间在大多数情况下存在时空的间隔，并无进行面对面对话的可能。认知语言学中的概念整合理论（Fauconnier&Turner 1994, 1996, 1998, 2002）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较为理想的理论工具，而虚拟交际理论（ Pascual 2002, 2006a, 2014）则为阐释作者和读者之间通过概念整合建立起来的交际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本章首先介绍了概念整合理论和虚拟交际理论的核心内容。概念整合理论系由心理空间理论（Fauconnier 1985/1994）发展而来，其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认为意义构建涉及不同概念结构的整合并由此产生一个新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心智结构（Fauconnier&Turner 1994, 1996, 1998, 2002）。概念整合网络是概念整合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四种网络类型，即简单网络（ simplex network）、镜像网络（mirror network）、单域网络（single-scope network）和双域网络（double-scope network）。概念整合空间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压缩的概念结构，通过这个结构我们即可以把握与人类认知能力相一致的概念和概念表征，也可以构建一个可能超越我们认知能力的概念结构网络（Turner 2010: 27-28），从而可以让我们获得人类尺度的理解。自概念整合理论创立以来，该理论主要被用来分析孤立的词组、句子以及严重脱离语境的语篇片段。最新的研究表明，概念整合理论在来分析情境中的口语和书面语语篇方面应用前景广阔（例如，Oakley1998;Coulson & Oakley 2006;Dancygier 2006, 2012;Cienki 2008;Oakley & Hougaard 2008;Schneider&Hartner 2012;Oakley&Pascual 2017）。　　虚拟交际（fictive interaction）是一种以日常会话图示性的交际结构作为通用的组织框架来理解、思考和谈论言语和非言语的实体、过程和关系的认知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虚拟交际可以看作是交际层面上的概念整合。Pascual（2002, 2008b）将所谓的‘虚拟交际整合空间’（fictive interaction blend）定义为由一个包含现实、虚构事实或个人世界观的心理空间与面对面会话的框架概念整合得到的简单网络（simplex network）。就书面语篇而言，虚拟交际整合空间可以突出会话框架中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话轮转换结构并将其与书面语篇的作者和读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映射关系。由于阅读和写作可以看作是在同时同地发生的行为，因此书面语篇本身可以看作是一种会话性独白（‘conversational monologue’）现象，是读者与作者相关认知域概念整合的结果（比较，Herman 1999;Fauconnier&Turner 2002）。会话性独白是由读者或听话人概念化、结构化为同时性虚拟会话的独白性的书面语或口语语篇片段。篇章作者或说话人通过使用会话性独白来实现传递讯息、娱乐或劝说等功能。在本文中，我们将会话性对白看作是虚拟交际现象的一个次类。根据虚拟会话参与者的不同，会话性独白可以在语篇语境层（参与者为作者与读者）和语篇内容层（参与者为语篇中的人物角色）上得以体现。语篇语境层对应于此地此时空间（‘Here-and-Now Space’）, 而语篇内容层则对应于嵌套在此地此时空间之内的当前话语空间（‘Current Discourse Space’）（Langacker 2001, 2008, 2013）。在此地此时空间中，作者和潜在的读者被压缩到了一个具有规约性的作者-读者整合空间（writer-and-reader blend）。在这个整合空间中，跨越不同时空的作者与读者之间可以进行直接的交际（Herman 1999;Fauconnier&Turner 2002;Pascual 2002, 2009）。在这类会话性独白中，潜在的读者被当作会话中的受话人，目的是让其执行某种指令。这类会话性独白常见的例子有剧本中的指令（Langacker 1999）和道路指示用语（Santos Mendes 2005）。在当前话语空间中，语篇层面上的虚拟交际以虚构人物对话的形式呈现。借助这些人物角色，作者可以表达他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在这类会话性独白中，读者不再是会话中的受话人，而是旁听者（‘bystander’）。旁听者是由发话人有意识地引入会话的参与者，发话人并不直接与其进行对话（Goffman 1963:91）。由于旁听者的无形参与，原来的独白性语篇实际上变成了三方交谈（‘trialogue ’）（Pascual 2002, 2006b, 2008a）。这两种类型的会话性独白都可以在语言上有所体现，如使用第一、第二人称代词或交际性的语言结构（例如，虚拟疑问句）。在本章的最后一个小节中，我们根据《庄子》一书中大量使用寓言、重言的言说特点，构建了一个作者-读者交际整合网络并以此作为分析框架来探讨《庄子》一书中由虚拟疑问句建构的会话性独白。　　第四章主要分析了说明性疑问句在《庄子》一书中的使用情况。为了统计说明性疑问句在书中出现的频率，我们首先根据古代汉语疑问句的形式特征（疑问词、语末语气助词等）（Von der Gabelentz 1881;易孟醇 1989/2005;Pulleyblank 1995;杨伯峻、何乐士 2001;王海棻 2015）对书中出现的疑问句进行人工识别，然后参照说明性疑问句在脱口秀中具有的语用功能（Ilie 1999）逐句进行分析，最终确定《庄子》全书中共有疑问句950例，其中说明性疑问句208例。鉴于说明性疑问句所在论证片段在语篇结构上存在独白与对话的差别，我们分别从此地此时空间（对应于独白性的论证片段）和当前话语空间（对应于寓言对话）两个层面对《庄子》一书中出现的说明性疑问句进行了考察。分析显示，Ilie（1999）区分的说明性疑问句的三个次类在《庄子》一书中都有出现，但分布不均。由于话题引入型疑问句功能单一且在语篇中的位置基本固定不变，因此这类疑问句的数量最少;而论点铺垫型疑问句和论点引发型疑问句则根据其所在独白性论证片段和寓言对话在文本中数量的多少呈正比分布。《庄子》一书中的说明性疑问句具有以下五种语用修辞功能：（1）引入新的讨论话题;（2）为表达论点做铺垫;（3）要求说话人对其所表述的想法做进一步说明;（4）引发新的讨论;（5）突显问题的复杂性。说明性疑问句可以建构一个虚拟交际的场景，涉及自我分离意象（split-self imagery）。自我分离是一种普遍的认知操作，处在一个认知域中的个体可以被识解为另一个认知域中的两个或者多个个体（Fauconnier 1985/1994;Lakoff 1996）。就说明性疑问句而言，作者在概念层面上分离出来的主体自我（the‘I’）和客体自我（the ‘me’）（Mead 1934/1955: 175）既可以充当此地此时空间中说明性疑问句的虚拟提问者和应答者角色，又可以充当当前话语空间中寓言对话的参与者。在虚拟交际整合空间中，作者通过分离出来的自我进行虚拟会话，而读者则成为虚拟会话的旁观者（Goffman 1963:88-99）。　　第五章考察的是修辞性疑问句在《庄子》一书中的使用情况。鉴于古代汉语中的修辞性疑问句具有语法标记（Von der Gabelentz 1881;易孟醇 1989/2005;Pulleyblank 1995;杨伯峻、何乐士 2001;王海棻 2015），我们在统计《庄子》一书中修辞性疑问句出现的频率时，首先以修辞性疑问句的语法标记作为关键词在中央研究院“上古汉语标记语料库”的《庄子》文本中进行检索，然后再将检索获得的索引行与《老庄词典》（王世舜、韩慕君 1993）中所列的词条进行对照;此外，我们还对那些没有使用语法标记的疑问句进行了逐句分析，最终确定《庄子》全书中共有修辞性疑问句419例。与第四章相同，我们也从此地此时空间和当前话语空间两个层面对《庄子》一书中出现的修辞性疑问句进行了分析。研究显示，修辞性疑问句在语篇的开头、中间和末尾都有可能出现，因此位置相对灵活，这与其具有的语篇功能相关（比较，韩荔华 2005）。《庄子》中的修辞性疑问句具有以下修辞功能：（1）表达批评或者反语;（2）强调一个显而易见的观点;（3）对受话人头脑中可能存在的断言提出挑战;（4）诱发一致性观点;（5）引发思考;（6）针对特定话题发表看法。修辞性疑问句同样也可以建构一个虚拟交际整合空间，其中虚拟提问者和应答者的角色在此地此时空间中由作者和读者充当，而在当前话语空间中则由寓言对话的参与者充当。　　第六章主要探讨《庄子》一书中虚拟疑问句的使用是如何引导读者参与交际并最终实现自我说服的。本文的分析显示，心理模拟（mental simulation）和视点选择（perspective-taking）在虚拟疑问句的解读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读者在阅读虚拟疑问句时会对提问行为进行心理模拟并在一个虚设的场景中提出同样的问题（Bergen 2005, 2012），从而可以选取提问者的视点并在自己的头脑中作出无声的回答。本章简要地介绍了心理模拟和视点选择的神经认知基础，并在前文对虚拟疑问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基于心理模拟的认知修辞学模型。该模型的基本假设有两点：（1）修辞是基于具身经验的;（2）所有的劝说形式归根结底都是一种自我说服。根据其涉及的认知过程，本文进一步将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的同一关系（‘identification’）概念（1969:55）区分为具身同一关系（‘embodied identification’ ）和认知同一关系（‘cognitive identification’）两类（比较，van Krieken et al. 2017）。心理模拟能够在读者头脑中的感知运动表征与其具身经验之间建立起同一关系，而视点选择则可以在读者和作者可能存在差异的视点之间建立起一致关系，也即认知同一关系。本文认为自我说服的实现最终取决于交际过程中认知同一关系的建立。　　第七章是本文的结论部分。本章回顾了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和创新之处，同时也指出存在的不足与局限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研究提出了建议。本文主要的研究发现如下：　　（1）《庄子》一书中的虚拟疑问句对于组织语篇和陈述论点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因而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修辞策略。由于虚拟疑问句能够反映日常会话的基本结构并在人的头脑中产生一个无声的回答（Ilie 1994, 1999），因此可以在读者身上产生特定的卷入（involvement）效应（Hyland 2002;Halmari&Virtanen 2005:19;Farnsworth 2011），进而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概念层面上的互动关系（也即虚拟交际），从而更好地实现修辞的目的。这一结论也同样适用于出现在《圣经》（Labuschagne 1966:23;Adams 2006:137-139;Maxwell 2007:87-88）、古典希伯来诗歌（Watson 1984:341）、脱口秀（Ilie 1994, 1999）和庭审话语（Pascual 2002, 2006b, 2014）中的虚拟疑问句。　　（2）本文将《庄子》中虚拟疑问句看作是交互主观性混合视点构式（intersubjective mixed viewpoint constructions）。虚拟疑问句是日常面对面会话的框架模拟或结构化的结果，因此具有交互主观性。互动主体之间共享的背景知识对于说话人和听话人所持观点、立场的认知协调（cognitive coordination）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庄子》一书中，作者想要传达的哲学思想并不在于其所使用的疑问形式，而在于这些疑问形式在读者头脑中产生的无声的回答。此外，要想充分理解《庄子》一书中所表达的哲学思想，读者需要对语篇中的提问行为进行心理模拟并选择作者的视点。因此，《庄子》中的虚拟疑问句还涉及到作者和预想读者之间视点的概念整合（Dancygier & Sweetser 2012;Dancygier et al. 2016）。当虚拟疑问句出现在由与作者整合为一体的语篇人物参与的对话中时，我们还需要将作者和读者的混合视点与代替作者发声的语篇人物的视点进行概念整合，从而就会出现一条多重视点交织的概念整合链（multiple viewpoint blending chain）。本文对说明性疑问句和修辞性疑问句这两类语用构式的研究是对交互主观性构式（Verhagen 2005）和语篇中视点研究（Cutrer 1994;Dancygier 2008;Dancygier & Sweetser 2012;Dancygier et al. 2016）的拓展。　　（3）本文研究发现在不同类型的语篇，如古代哲学文本《庄子》、脱口秀（Ilie 1994, 1999）以及庭审话语（Pascual 2002, 2006b）中的虚拟疑问句在具体使用和语篇功能方面存在共性，这表明对话化（conversationalization）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并不局限于现代的机构话语（Fairclough 1994;Vis 2011;Vis et al. 2012）和当代青年的非正式口头话语（Streeck 2002）。语篇中交际性结构的使用由来已久。除了本文分析的《庄子》一书以外，《圣经》（例如，Beekman & Callow 1974;Kuntz 1997, 2009;Adams 2006;Moshavi 2009, 2010, 2011, 2013, 2014, 2015;Estes 2013, 2017) 和《古兰经》（Badarneh 2003;Gwynne 2004）中也存在大量的虚拟疑问句。古代书面文本中大量交际性结构的使用与这些文本的口头特征（orality feature）有关。古代的书面文本大都是在口头文化中产生并在特定的群体中通过诵读和评论的方式得以流传下来的（Bowery 2007:82）。本文认为古代和当代语篇中普遍使用的交际性结构源于我们作为交际性的社会个体所具有的“会话心智”（‘conversational mind’）（Brandt 2013;Pascual 2014）。　　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　　（1）本文是第一个考察中国古代哲学语篇中虚拟交际现象的研究。Brandt （2008, 2013）认为虚拟交际整合（fictive interaction blend）是西方哲学文本中的一种标准的论辩结构，柏拉图的《对话录》就是典型的例子（Kahn 1996;Blondell 2002）。本文的研究发现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东方哲学传统下传承数个世纪的经典哲学著作。由于虚拟交际是日常辩论的一种根本结构，可以部分地结构化思维、语言和语篇（Pascual 2002, 2014），因此研究虚拟交际现象，尤其是《庄子》中的会话性独白，可以揭示出中国古代哲学家是如何采用这一交际策略来实现其论证目的的。　　（2）本文对虚拟交际研究以及虚拟性研究中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即现实性（reality）、虚构性（fiction）和虚拟性（fictivity）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庄子寓言对话中大量出现的虚拟疑问句本身又是虚构的，这表明虚拟性和虚构性并不是两个边界明确的范畴，而是一个辐射范畴（radial categories），其中既有类典型的成员也有处于范畴边缘的成员，这与认知语言学中的其它语言或非语言范畴一样（比较Lakoff 1987;Langacker 1987, 1991;Taylor 1995/2003）。此外，虚构性可以被嵌套到虚拟性中去发挥修辞作用。　　（3）本文同时也是为数不多的运用概念整合理论对中国古代哲学文本进行分析的研究之一（比较Slingerland 2005;张荣兴 2012a, b;吴佩宴、张荣兴 2010;沈婉霖 2013）。与Pascual（2002, 2008a, b）将虚拟交际分析为简单网络（simplex network）的做法不同，本文将《庄子》中当前话语空间中的会话性独白分析为多域概念整合网络（multi-scope integration network）。在多域整合过程中，要么是多个输入空间同时投射进入整合空间，要么是逐级投射，先投射到中间层次的整合空间，然后中间层次的整合空间再参加新一轮的概念整合过程（Fauconnier&Turner 2002)。因此，本研究是对前期概念整合理论框架内语篇研究和虚拟交际理论研究的延伸和拓展。　　（4）自亚里士多德以降的修辞学理论大都认为注意（attention）在修辞实践的意义建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Winans 1920;Quintilian 1922;Cicero 1954;Burke 1966;Perelman & Olbrechts-Tyteca 1969;Lanham 1993;Oakley 2009， 2011）。本文首次论述了心理模拟和视点选择在修辞中的重要作用。结合认知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本文初步构建了一个以心理模拟为基础的认知修辞学模型。该模型的起点是修辞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交际行为，这种交际即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拟的;核心的认知操作是心理模拟和视点选择。本文发展了肯尼斯·伯克（1969）的同一关系（‘identification’）概念（比较，van Krieken et al. 2017），并结合建构的模型对自我说服的过程做出了统一的认知解释。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我们对于修辞、交际和认知三者之间关系的认识，得出的结论可供修辞、交际和认知交叉研究参考。

项名健
功能对等理论下中国典籍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研究——以苏轼《赤壁赋》为例

学术论文

典籍翻译一直是学术界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尤其是近年来，为了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我国大力支持中国典籍走向世界，这为典籍翻译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文化负载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典籍的缩影，对中国典籍文化负载词不同译本的研究有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以及中西方的跨文化交流。　　唐宋八大家著名代表人物之一，苏轼为中外读者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词散文作品，有些在十九世纪早期就被译成英文，进入西方读者的视野。中外翻译家和学者主要关注的是苏轼的诗和词的翻译研究，尤以诗歌最盛，对苏轼散文的英译研究则相对较少。《赤壁赋》是苏轼散文中的代表作，但是目前为止对于《赤壁赋》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研究相对较少。因此，对于《赤壁赋》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研究，为其汉英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在1964年，尤金·奈达提出了功能对等理论。与传统翻译理论关注点不同的是，功能对等理论首次提出应该优先考虑“读者反应”，同时还指明翻译要达到“最切近的自然对等”。奈达指出翻译中存在两种对等：形式对等和功能对等;前者以文本为导向，后者以目标语读者为导向。奈达认为好的译文应当使目标语读者与原文读者产生相同或者相似的效果。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对于典籍作品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按照奈达的文化分类，本文将《赤壁赋》中文化负载词分为五类，分别是生态文化负载词，如地理名称;物质文化负载词，如工具和设备等;社会文化负载词，包括社会风俗习惯、人称称谓等;宗教文化负载词，包括宗教信仰、宗教人物等;语言文化负载词，如典故、成语以及数字等。　　本文从功能对等理论出发对《赤壁赋》的五个英译本进行对比研究，探讨各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同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的选取。研究发现，不同译者在各类文化负载词翻译过程中采取的策略各有所异。经过归纳分析，为达到原文文化负载词的文化意象，各位译者主要采取的翻译策略有如下五种：直译，音译，意译，替代和注释。直译和音译策略适用于翻译生态、物质以及宗教文化负载词;意译较多的用于翻译社会和语言文化负载词;替代主要用来替换那些目的语中意义不完全对等但是功能相同的词语;注释是对其他翻译策略的补充与解释，是最常用的最灵活的翻译方法。同时，通过研究过程中的对比分析，本文建议对于生态、物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可以添加图片以更好地传递文化意象;对于比较难懂的社会，语言文化负载词可以添加脚注或者注释来帮助读者理解源语。

王金萍
虚己以游世，乘物以游心——论庄子的理想世界

学术论文

庄子在中西方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他的思想上承儒家又不同于孔孟，发展道家又不同于老聃，放眼当时的世界，他的思想与释迦牟尼、柏拉图亦为不同。庄子思想更加注重于人的本体地位，侧重于对个体心灵的剖析与挖掘，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对理想世界的探求上，也正是因此，两千余年来中国士大夫阶层总是将庄子思想作为“内修”的一门重要功课。　　近年来，对庄子理想世界的研究正成为全球“庄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重点，通过这把钥匙我们不仅可以更进一步地了解庄子，也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国民性格的发展史和现实特点。　　本文以《庄子·内篇》为基础，对庄子的理想世界进行了全面研究，认为庄子的理想世界一方面是“虚己以游世”，即淡化个人的主体地位往来于现实社会;另一方面是“乘物以游心”，即在一个虚拟的世界中驰骋个人胸怀，寄希望于一个臆想的“无何有之乡”。全文从庄子所处的历史时期、对现实世界的无奈与嘲讽、对理想世界的憧憬，对庄子的评价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对庄子及其学派的思想进行深入挖掘、合理阐释。通过对《庄子》原文及国内外研究者的论著研究，最终得出如下结论：庄子的理想世界于其个人而言是一种悲哀，于中国文化史、思想史来说是有别于孔孟“大同世界”的新创造，是以历史倒退为出发点的“乌托邦”。　　论文以正论为主，兼有驳论，既要通过正确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庄子的理想世界，又要破除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庄子思想的误解与偏见，有破有立，评价客观、论述精彩，从而有利于大家更加全面地认识庄子思想、认识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据的地位。　　对庄子理想世界的研究，具有历史和现实两重意义。从历史意义上来讲，庄子及其学派作为战国诸子之一，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为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子的思想确有其出世消极的一面，也有其反对现实、反对儒家传统思想的一面，两千余年来，每当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无法实现“达则兼济天下”的梦想时，往往会以庄子思想自勉，以庄子的理想世界为憧憬，转向“穷则独善其身”，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无上法宝”（郭沫若语）。因此对庄子理想世界的研究，本身就是对中国封建文化史的一种深入思考，从这个层面上说，这种研究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从现实层面上来看，在社会高速发展、物欲横流的今天，庄子的“逍遥游”、“齐万物”、“等生死”的思想，未尝不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冷静思考，是医治现代人诸多心理问题的一剂良方，因此对其研究显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综上，对于庄子理想世界的研究显然是必要且重要的。

何骞
安德烈·勒菲弗尔理论视角之《庄子》三英译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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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借重当代翻译研究学派重要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的制约翻译与改写的三要素理论，通过对中国古代重要文化典籍《庄子》的三个英译本(冯友兰译本、沃森译本与汪榕培译本)的比较研究，探讨影响《庄子》英译的重要力量及其表现，并从中观察古籍英译的某些共性。《庄子》文章汪洋恣意，仪态万方。在其问世的两千多年来，既被奉若道教《南华真经》，又因摄人心魄的文学魅力著称于世。这一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葩在世界文坛亦传为佳话。在一百余年内，仅英译本数量便达到二十余种。此篇论文即选取三个不同时代(三十年代、六十年代、九十年代)、不同国籍(美国、中国)、不同身份(哲学家、汉学家、翻译研究工作者)的译者颇具代表性的译本作为研究对象，从勒菲弗尔所提出的意识形态、诗学与赞助人三要素理论视角展开比较性研究，以期对世界庄学的发展贡献一份心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中出现了“文化转向”的趋势，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发展势头日渐强劲。其中安德烈·勒菲弗尔与苏珊·巴斯内特的改写理论对翻译理论框架的拓展功不可没。1990年，两人首当其冲呼吁翻译研究应该进行“文化转向”并参考文化学者的研究成果。1992年，勒菲弗尔在其重要著作《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指出“翻译自然是源文本的一种改写。无论动机如何，一切改写必定反映了特定的意识形态以及诗学传统，也因此操纵着文学在特定的社会中扮演特定的角色。改写是为权力所御的一种操控手段…”(Lefevere，1992：vji)。在他看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著有着或多或少的调节与操控，以期适应并满足主流意识形态与诗学、权威的预期。他的改写理论突出了意识形态、诗学与赞助人这三个要素对文学以至整个文化的重要影响力。全文共有六章：第一章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对象以及主要理论框架。第二章对以往《庄子》英译研究做了简要回顾，并指出其建树与有待完善之处。第三章探讨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的重要论点，以及目前世界译坛对其的评价。第四章从宏观视角分析意识形态、诗学与赞助人三要素对于《庄子》三译本的构成与翻译策略的影响。第五章通过对三译本译者对《庄子》一书丰富的文化特指项的异同处理，从微观视角揭示三要素对文本内翻译策略的影响及表现。最后一章为总结。通过从语言、文学、文化三个互动的层面的探讨指出勒菲弗尔提出的三要素在《庄子》翻译个案研究中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力及表现。

黄丽娟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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