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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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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宋代古塔建筑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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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塔是东汉末年随佛教从古印度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的楼阁式建筑形式相结合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具有中国本土文化的新的建筑类型。陕西地区现存宋塔数量众多，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十七座，仅次于河南省。且陕西宋塔大多数保存状况较好，时代特征明显，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及较好的研究条件。　　目前针对陕西宋塔的系统研究欠缺，本论文对陕西地区现存的二十一座宋塔（实为二十三处三十座，塔群和多宝塔不在本论文研究范围内）进行详细系统的现状记录，结合历史文献的整理，对陕西宋塔的建筑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对宋代始建的塔、宋代重修或重建的塔、推测的宋塔的建筑特征的梳理，归纳总结出陕西宋塔的典型特征有以下几点：1.平面形式有方形、六边形和八边形三种形式，八边形为主流;2.塔内部结构有空筒式结构、实心结构及混合式结构三种形式，大多数宋塔为空筒式结构;3.立面外观华丽精致，主要表现在平坐勾阑、砖仿木构件、门窗、塔檐形式等方面。进而对年代存在争议的延安岭山寺塔（即延安宝塔）、西安周至大秦寺塔、渭南蒲城大象寺塔以及汉中东塔进行判定，认为将这些塔定义为宋塔缺少说服力。　　本文通过分析研究陕西地区现存的宋塔，在中国古塔发展演变的大背景下，探寻陕西宋塔这一独特的分支，它在遵循中国塔发展轨迹的同时，又极具地域特色而自成一体。通过对陕西现存宋塔的系统研究，明确了陕西宋塔在中国古塔发展史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同样有助于了解同时期的民风及社会主流思想，对于研究其文化意义及历史意义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意义。而通过现状记录，揭示了陕西宋塔保护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对陕西宋塔的保护、修缮等工作提供了理论基础。

申佩玉
牛运震《史记评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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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评注》是清人牛运震撰写的一部评注《史记》的著作,牛运震是山东滋阳人,字阶平,自号真谷,以其有《空山堂文集》传世,因此又被称为“空山先生”。《史记评注》是他的论史著作之一,一共分十二卷,其中有本纪两卷,表一卷,书一卷,世家两卷,列传六卷。它是牛运震晚年对司马迁的《史记》所做的评注,主要从文学角度,对《史记》的文笔、气势等加以点评,是清朝难得的一本从文学角度评注《史记》的研究专著,它比较重视评点《史记》的文学性,长于对司马迁文法、辞章的研究,和吴见思的《史记论文》可以算得上是清朝《史记》文学艺术方面研究的“双璧”。但是目前对《史记评注》的研究却还是空白,《史记评注》还没有被业界所关注,流传后世的版本也还是刻本,被后人研究和关注的只是它书中的很小一部分,本论文拟对牛运震的《史记评注》进行较为细致的研究。论文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绪论,简单梳理自汉朝以来,历代从文学角度对《史记》进行论述的代表人物和主要观点,引出牛运震的《史记评注》。　　第二部分介绍牛运震的生平和主要著作。生平主要借助于牛运震的年谱,对牛运震的家世、为官做一简单爬梳。著作简述则对牛运震流传下来的各类作品做了简单说明。　　第三部分对《史记评注》的艺术成就进行论述,主要从语言艺术、写人艺术、叙事艺术三个方面入手具体分析:语言艺术主要涉及了长句和短句、“对句”、洁笔、复笔等;写人主要从主宾关系、口语、心迹、心情、品性五个方面进行研究;叙事则重点论述了问答法、叙中夹论和叙中夹断、追叙法、互见法、事中有事和传中附传法、呼应法和伏笔法、“自注”叙事法、言外有意和笔外有情、重“眼目”、衬托法十种。　　第四部分对《史记评注》的其他内容进行分析,主要从牛氏评《史记》十表、评《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以及牛氏评《史记》与其他史书的比较为主要内容。　　第五部分是结语,从全书角度对《史记评注》的价值和不足做了一个简单的总体评价。

周昉
《荀子》文章文学性及其成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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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是战国末期赵国人荀况的作品。该书在阐发儒家大意的同时也总结了当时各学派和荀子自己的学术思想。内容既涉及哲学、伦理学等抽象学科的哲理思考,也包含了对政治学、文学、经济学等实用学科的看法。在哲学上,荀子注重于对唯物观点的阐释;在政治上,重视维护社会等级的秩序,强调礼法的重要性;在伦理上,驳斥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生而本恶;在文学上,强调“明道”、“宗经”。《荀子》中的这些思想得到后世士人们的内在认可,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对于《荀子》文章的研究历来的学者往往把重点投入到了其文章的思想方面。对《荀子》文章文学方面的研究,也都拘泥在了对文艺思想的探讨上,而对于《荀子》文章文学本身的探讨,既文学性的研究则较少涉及。正因为此,本文即从《荀子》文章的文本入手,尝试探讨《荀子》文章的文学性及其形成的原因。　　本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大部分。　　绪论部分主要是梳理前人在文艺思想、文体和诗学等方面对《荀子》文章研究已取得的成果。同时简要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正文部分分为四章,大致内容如下:　　第一章,通过对《荀子》文章的文本分析,从文学体裁、文学形象、语言艺术和题材、风格等五个方面来论述《荀子》文章文学性的表现。从而得出在体裁上荀文采用散文、成相、赋等多种文体;在形象塑造上,力求生动精当;在语言上,多种修辞手法与韵律使用并重;在题材、风格上,选用多种题材,形成了学者之风、论辩之风和讽刺之风的观点。　　第二章、第三章,着重论述了影响《荀子》文章的文学性形成的几个关键因素。对于这些因素先阐述的是荀子“明道”“宗经”思想、论辩思想和音乐思想等对《荀子》文学性形成的影响,后又从先秦文学观念与语言、文体的发展,地域文化等几个方面谈《荀子》文章的文学性形成的原因。　　第四章,从《荀子》文章的文学性对后世的影响和其文章文学性的形成带给我们的启示两个角度来升华前面的研究结论。　　结语部分对全文的内容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总结,对自己在论述时可能出现的问题与不足作了自我批评。

门修鹏
《诗经》名物的情感表现功能——以乐、酒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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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涉及的名物分为自然名物与人工名物，自然名物即所谓鸟兽虫木等，人工名物包括车马器具、服饰、酒、酒器、乐器、食器、武器、房室等。与前者相比，后者更多展现了周王朝政治、宗教、文化等内容。其中乐、酒为中心的名物，包括乐器、酒、酒器，不仅被使用得较为频繁，而且所承担的情感内容也较为丰富，典型体现了《诗经》以名物抒情，并承担丰厚之社会文化内涵的艺术特征。故而本文对此做集中研究。　　《诗经》使用乐器名物的诗篇有21首，《诗经》中的乐器名物包括钟、鼓、缶、笙、簧、瑟、琴、磬、钲、筦、鼗、柷、箫、管、庸（镛）、埙（埙）、篪、缶、鼛、应、田、龠，共22类。《诗经》使用酒与酒器名物的诗篇有58首，酒类名物包括酒、浆、秬鬯，酒器名物包括爵、卣、弁、壶、斗、兕觥、罍、饼、鼎、斝。这些名物在承担情感表现的同时，与周王朝的礼乐文化息息相关。　　本文以文本细读法，考察这些以酒、乐为中心的名物在诗中的使用情况。一章研究了《诗经》封音乐及乐器名物的描写，主要分四个方面来论述。一是乐器名物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一是乐器名物所具有的譬喻意义，这两种功能都使得乐器名物在诗中获得了意象的功能。一是乐器名物在一般事件情境构筑中的意义，一是乐器名物在仪式场景构筑中的意义，这两方面都是为了探究乐及乐器的描写在诗歌情境创设中的功能。　　接着一章研究了《诗经》对酒与酒器名物的描写，主要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写酒与酒器出现在诗中所具有的象征、借代、譬喻等功用。第二部分探讨了诗歌中用作动词及与其相关的酒、酒器，这些饮酒行为、使酒动作所传递的主体情感，或寓说的道理。第三部分则分析了酒与酒器所构筑的宴饮仪式场景，探论其所表现的艺术功能。

杨雅君
瞿方梅《史记三家注补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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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三家注补正》，晚清学者瞿方梅著，共八卷。该书“援古籍为证据，其旧注夺漏未悉者，则补释之。讹舛者，则正订之。疑难者，则备论而姑阙之”，增补订正了《史记》“三家注”的错误及不足之处。　　“三家注”即（刘）宋裴驷《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三家注”保存古本异字，比宋元明本都珍贵;“三家注”引述《史》、《汉》汉魏六朝古注，往往理胜后人，得其真解，有助于后人研修《史记》;“三家注”多引录太史公所据之典籍作注，为探索太史公著《史记》之旨趣，提供许多有力的材料;“三家注”所引古书、古人言说，可为考证的珍贵材料;“三家注”引书千余种，去其重合计有五百余种，大都佚亡，可据此考书籍亡佚之时代，在目录学史上有重要价值。但历代的《史记》“三家注”本身就是不完善、有缺点的，如:“三家注”所据传本不同，注释有与正文抵牾之处，有断释文句不妥之处，有地理说明错误之处，有注文先后重出之处等等，所以瞿方梅正是对《史记》“三家注”中的诸多错误及不足之处给予增补订正，对《史记》“三家注”趋于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　　通过研究瞿方梅及其著作《史记三家注补正》，可更多地了解瞿方梅本人的生平及著述，为学方面的成就和为人方面的考证;细致地了解《史记三家注补正》这本著作，对该著作当中的方法论和特点进行分类归纳。通过研究该书，可以详细的了解该书对于《史记》“三家注”的增补订正之处，更好的确定该书在研究《史记》“三家注”方面的地位，这对于《史记》“三家注”本身的补充、修正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读者研读《史记》领会要旨，弘扬国学也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介绍论文选题的缘由、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以及研究重难点与创新点。第二章主要叙述瞿方梅家世生平、任职经历及著述简介。第三章主要对瞿方梅《史记三家注补正》的具体内容进行分类整理，分别从校正、补注这两大方面进行细致分类。第四章主要总结瞿方梅《史记三家注补正》的方法论及特点，对书中补正之处逐条参照、佐证他的观点，发现其补正优势、缺点不足，概括归纳该书对“三家注”补正的地位、贡献及学术价值，从而为人们以后对《史记》及“三家注”的研究提供文献学方面的支持、借鉴和帮助。

谢金玲
《诗经·豳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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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豳风》的研究试图从宏观上把握历史文化背景，从微观上切入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对整个《豳风》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以文献考辨为基础，重新细细审查丰富完整的传世文献，通过文史互证等方法，进一步探讨以下相关的重要问题。 “豳”之地望是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豳”地应该包括今天陕西省咸阳市旬邑、邠县以及甘肃省庆阳市庆阳县、宁县、正宁县一带。《豳风》是周公的专辑，七篇均或周公所作，或为周公而作，或诗歌内容与周公密切相关，否则不入此风。“豳”非诸侯国名，乃周人先祖的居地，周公作为这一专辑的主人公，其当时的历史地位堪与先祖并重。《七月》是周族的农业史诗。诗作为周族的农业史诗出现在《豳风》并成为其代表并非偶然，周是一个非常重视农业的民族，其起源、发展和繁荣都与农业息息相关。《七月》正是周公追述先祖居豳时的农事诗，作于西周初年。将《七月》作年从西周初不断往后推移之傅斯年、徐中舒、陆侃如、冯沅君先生的“春秋说”，郭沫若先生的“诗的时代当在春秋末年或以后”说皆难以成立;谓《七月》为豳地旧诗、作年甚古也无法令人信服。当今学术界广泛流传的底层劳动人民所作及小奴隶主作说，亦不可取。《七月》作者，当尊《诗序》为周公无疑。郑玄注《周礼》言及《豳诗》《豳雅》《豳颂》，形成了《七月》一诗备三体之说，指《七月》诗虽居《风》中，却既似“雅”又像“颂”，包含了风、雅、颂三方面的内涵，然《七月》仍是一首完整的风诗，三体当为合一之三体。《鸱鸮》不是“劳动人民”所作，《诗序》所引《金縢》是可靠的，在没有新的更可信的材料发现以前，本研究仍然相信《鸱鸮》为周公所作。《鸱鸮》并不是规范的“禽言诗”，而是一首名正言顺的寓言诗。傅斯年、徐中舒先生提出《东山》是“鲁诗”，然是说种种理由均不能够成立。《东山》是成王时关于周公的诗，至于其作者，学术界多赞同归士自作说。古时山以东南西北为名者为常事，一般乃依都邑所在之方位而言。“孔子登东山而小鲁”之“东山”为《东山》诗之“东山”证据还不充分，只备一说。《破斧》作者，《诗序》说是“周大夫”，姚际恒、方玉润以为“四国之民”，皆不然;《破斧》乃参加东征的士兵胜利归来后所作。诗中“周公”为周初之周公旦无疑，诗有“周公东征”作为最可靠之内证，作于周公东征胜利后。“斧”“戕”“锜”“銶”非兵器，乃军士筚路蓝缕、除道樵苏所用器具。吴汝纶谓《伐柯》与《九罭》本为一篇，非是。《伐柯》《九罭》确为两篇，无合一之理由。据考察，两篇均为婚恋之诗。《伐柯》侧于婚，《九罭》重于恋。编诗者采此二诗入《豳风》，以《伐柯》喻周公东征已胜利，将归未归之际，谓成王当以隆礼迎周公也。《九罭》之背景与《伐柯》同，表达的却是异地异人的感情，即东人对周公的留恋之情。《狼跋》一诗，程颐、朱子等宿儒指出狼乃恶兽，不当喻圣人。事实上，狼在古代尤其是《豳风》的时代并不是邪恶的象征，以狼为贪婪、邪恶之代表是后人的问题，。《狼跋》中的狼，是威猛不可侵犯的，以狼比兴周公之威风凛凛，是理所当然的，不应存在任何疑问。现代学者陈良煜对“狼跋其胡，载疐其尾”与“狼疐其尾，载跋其胡”有新的见解，然其能否成立，有待进一步研讨。《狼跋》乃东征胜利后，作者对周公发自内心由衷的赞美。狼兴周公，威猛地猎其物，喻周公东征伐四国之圣人气象。

黄玲
荀子语言观及其对中国传统文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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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几经历史沉浮,终究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影响着中国政治、伦理等各方面的观点乃至行为实践,中国古代文论的生成与发展亦与儒家思想息息相关.孔子被尊为“圣人”,孟子被尊为“亚圣”,他们的地位可见一般.而儒家的异端荀子却饱受争议,甚至受到尊孟派的排斥,但这并不能否定荀子对中国文化做出的贡献,对中国主流文论产生的深远影响.本文以荀子天人之分,化性起伪的哲学观为基础,探讨荀子的语言观,并深入分析其语言观对中国主流文论产生的影响.　　本文共分为五部分.　　在前言中,主要梳理了20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及台湾有关荀子的研究,介绍了荀子研究的主要方法,说明了本文以语言观切入进行研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第一章“荀子语言观的产生背景”.这一部分主要是对荀子语言观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哲学基础进行阐述.荀子语言观的时代背景,主要探讨了荀子语言观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名实之争”的文化背景.荀子语言观的哲学基础,则主要说明荀子语言观是以天人之分,化性起伪的哲学观为基础.天人之分,化性起伪倡导的“分”及“伪”的思想是荀子重“名分”、“礼”乃至名教思想的基础.　　第二章“荀子语言观的基本内容”,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一、约定俗成的名实观,在名实之争的语言背景下,以化性起伪的哲学观为基础,荀子提出了“王者制名”的观点,认为为实命名是约定俗成的,名实间是人为的对应.二、天下之本的名分观,荀子特别重视“分”,将“分”提至天下之本的高度,突出了“名分”的重要性,奠定了名教诗学传统的基础.三、合于心、道的名道观,心可以通过象认识天道,心对万物的认识是命名的前提,心——象——道——名(言)是合一的.四、“用丽具得”的文言观,强调语词不仅形式美而且能够清晰明确地表达其蕴含的内容,是名的美善同一.五、有名无名的调合,荀子的思想是先秦诸子思想的结晶,汲取了各家之精华,尤其是对道家无为思想的借鉴形成了由正名到无名的超越.　　第三章“荀子语言观对中国传统文论的影响”.荀子作为儒家的异端以独特的思想完善发展了儒家文论,荀子语言观对中国古代的传统文论尤其是主流的儒家文论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荀子以天人之分,化性起伪的哲学观为基础探讨名与实、名与文(丽)及名与心、象、道之间的关系,这三大关系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主流文论传统.一、名道合一对文道观的影响,孔子以来的儒家文论思想都突出文学艺术对道的传达显现作用,但直至荀子文道合一观才明确提出并得以确立.文道思想始于荀子经西汉董仲舒至南朝梁刘勰终形成系统的理论.二、名分为本对名教观的影响,儒家思想重视礼仪尊卑,在文对道的传达显现作用中无疑流露着文的教化作用.名教观是正名思想在社会政治中的实践,尤其是名分思想的体现.名教将名分推崇的君臣、父子等伦理关系进一步强化形成人伦秩序,伦理纲常.三、“言心合一”与“累而成文”对情文观的影响,情文观更注重文本本身的诗意性与情感性,荀子较早的阐述了诗乐与情感的关系,奠定了情文观的基础.毛亨的《毛诗序》、刘勰的《文心雕龙》进一步发展了情文观.四、无名中和的审美理想,荀子系统地提出了“诗乐”的中和之美,在对反之名中揭示了无名中和的审美追求.无名中和的审美理想在刘勰、皎然的论述中都是自然而然的流露.　　最后一部分是结语.面对当下对名利的追求,荀子的名实观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与启示:在利益面前不要迷失了方向,勿要只注重对名的追求而忽视了名之后的实.

张冬冬
荀子正名思想的伦理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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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面对春秋以来伦理政治生活失序的社会状况,而提出了以重建社会秩序为目的的“正名”。孔子之“正名”,方法上是以“名”正“实”,内容上则以周礼为取向。至荀子,为孔子所深恶的“礼崩乐坏”非但未得缓解,且愈演愈烈。为解决与孔子同样的问题,荀子同样地提出了“正名”。但荀子的“正名”,从方法上来说,既包含着以“名”正“实”,也包含着以“实”正“名”;从内容上来说,一方面是对“先王之道”的继承,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则是,以“制名”的方式来确立新的伦理政治规范。与孔子以“正名”来回归文武周公不同,荀子的“正名”意在为“后王”提供新时代的良方。荀子的“正名”思想,以其特有的思想体系为背景。荀子的“天”是物质的、自然的,不具备宗教的、神秘的超越性。这样的“天”解放了“正名”的对象或曰客体。而就“正名”的主体来说,荀子所理解的人,一方面因其“性”而有“情”有“欲”——“情”与“欲”的放纵将导向“恶”,另一方面又因其“心”而有“知”有“能”——“知”与“能”使人能够认识并积极地改造世界。有为的“人”作用于可为的“天”或曰世界,便是“制天命而用之”。“制天命而用之”的强大气魄体现于荀子所真正关注的人伦政治领域,人类对已有的合理的伦理政治规范的继承,便是“有循于旧名”,对出自时代与社会之需要的新的伦理政治规范的构建,便是“有作于新名”。两者之合,便是荀子所说的“正名”。荀子之“正名”,作为方法与内容,是依从于“礼”的——“礼”作为有效的秩序性与规定性,在生活日用中正是以“名”为方式而获得落实的;作为概念与范畴,则是从属于“道”的——“道”如果不通过“名”将难以被表述、被思考,而“名”如果不通过“道”也不能被确定与被纠正。而“正名”之所谓“正”,在最深远的意义上,便是对“礼”的维护、对“道”的实现。“正名”,对荀子来说,是一种最具伦理意义的人类实践。

李钰
翻译目的论视角下译者主体性研究——以顾赛芬、程艾兰和董强的《论语》法译本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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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作为一部儒学典籍,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自明清以来一直受到中外译者的青睐,在国际上也享有重要的地位。2014年正值中法建交五十周年,在法国汉语教学协会、法国凤凰书店和法国友丰书店联合推出的“在法国最有影响的十部中国书籍”评论活动,《论语》雄踞首位,法语译者功不可没。如今,《论语》已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儒学也已成为世界人文科学的热点。译者在《论语》的译介历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本文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三个《论语》法译本,从翻译目的论的视角出发,探讨译者主体性对译本翻译的影响。本文认为,译者的主体性是带有目的性的,翻译活动的目的性引导着整个翻译活动,译者的主体性体现在翻译策略上;其次,本文从历史角度论述早期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在《论语》译介方面做出的努力,梳理现存的《论语》法译本以及《论语》在法国的译介历程,随后介绍三位教育背景截然不同的法译本译者:顾赛芬、程艾兰和董强。来华传教的法国传教士译者、华裔博士译者和旅法多年的本土译者,他们在文本选择、译本布局和翻译策略方面是如何发挥译者主体性的,并对他们的《论语》法译本进行细致的分析和对比。翻译是一种带有目的性的活动,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本文在对比研究《论语》各法译本的同时,希望能为《论语》的法译研究做一些有价值的探索,给这部儒家典籍注入新的生命力。本文采用的理论依据是翻译目的论,该理论偏重于目的语的研究,因而在翻译实践中如何权衡目的语和源语之间的度,尤为重要。

浦立伟
论语文教学的生命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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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世纪，在人民的生活质量不断优化的基础上，人们更关注生命的质量。这一社会意识的发展同时推动着教育发展的不断变革。教育的目标应该指向人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生存质量。而目前的教育还不够关注个体生命的力量，不够关注人的生命状态的教育，所以，以生命价值为取向或灌注生命意识的教育便有了可能性的前提和总的研究方向。在中小学课程中，语文学科是最富情感和人性的学科，包含有大量的情感、道德、意志教育的内容。从语文学科教学入手，渗透生命教育，既能促使语文学科生命价值取向的学科价值观的建设，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文本的解读、社会的认识和自然的接触来了解生命、感受生命、珍爱生命和善待生命，活出人的尊严和意义。语文学科的生命价值取向细化到具体的教学操作，符合生命内在发展的规律和需求，对现行教育的反思和进一步发展都有很大的启示。基于这样的理解，本研究将分三部分展开，整体思路呈倒三角状。在第一部分中，本文提出“教育为什么要关注生命”，生命包含有“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两个层面。通过对现象的描述和分析，展现当前教育关怀下的学生所表现出的漠视生命、轻视生命的现状，以及他们对自身作为生命个体的存在缺乏深入的思考和审视。这一部分是本文展开研究的现实起点，从现象推出生命价值取向研究的现实需要。在第二部分中，本文提出“语文是所有学科中最接近人的生命和灵魂的”，从语文学科自身具备的生命要素特质来寻求论证。同时，也从人作为生命个体的自身内在所具备的发展需求来分析，并引入“新基础教育”理论的要义，对语文教学设计作理论指导，促进师生生命的共同成长。最后是结合新课程目标的要求，重新构建语文教学价值观。这一部分是本文基于现象的理论思考，又是实践尝试的理论支持。在第三部分中，具体论述了语文教学生命价值观取向的内涵所在。以及从课堂内外的实践，探索了师生生命共同发展的可行性和重大意义。同时，又提出身处当前时代的困境和优势，和作为后盾的家庭教育的价值信仰对语文教学生命价值取向贯彻实施的影响。本文集中的结论是：语文教学的生命价值取向具有重要的意义，对“生命”的关注和关怀，应成为语文教学始终如一的发展方向。这既是语文学科自身具备的性质所决定，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前进赋予语文教学新的使命。在本文结束之处，亦将研究进行过程中所产生的困惑呈现出来，以期获得进一步的反思和重建。

刘萍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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