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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文学式经典诠释方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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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是唐代著名文人和新乐府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受到中晚唐反章句注疏之学与反浮华文风的影响，使用文学式经典诠释方式来诠释儒、释、道等经典以融通三家。文学式经典诠释方式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中晚唐士人的思想构成产生了深刻影响，并在唐宋学术转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文学式经典诠释方式是指以各种体裁的广义文学作品为载体，运用文学式思维方式，通过随文援引和诠释经典来表达个人思想、情感和体验的经典诠释方式。它与自两汉建立起来的以章句注疏为主要形式、偏重文字名物训诂、强调从政教层面诠释经典的经学训诂式经典诠释方式不同，更注重义理的阐发和情感、体验的表达，诠释风格也更为自由开放。这种经典诠释方式摆脱了章句注疏的束缚，扩展了经典的诠释空间，对于新理论、新思想的产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经学训诂式经典诠释方式衰微的时代语境下，成为中晚唐经典诠释的主要方式。文学式经典诠释方式一直存在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之中，但在中晚唐空前盛行。其原因有二：　　第一，《五经正义》颁行后，唐代经学逐渐沦为记诵之学，在经典解释与思想理论创新上丧失了活力。在反章句注疏之学的时代浪潮中，自汉代以来建立并在唐初占据核心地位的经学训诂式经典诠释方式逐渐被厌弃，但中晚唐文士又普遍具有通过对经典的诠释和义理阐扬来催生新理论、新思想的愿望和行动，以应对思想信仰混乱和社会秩序散乱的时代问题。这就为文学式经典诠释方式的盛行创造了条件。　　第二，科举制度以经过权威诠释的经典思想作为考试内容，又以诗、赋、策、判等文学式表达作为形式，这就使得经典与文学之间具有了空前紧密的联系。自武后始，诗赋取士盛行，文学成为了人际交往的重要中介，文学与文人获得了崇高地位，唐代社会的文化背景也由儒学化逐渐转向文学化。随着中唐古文运动的兴起，唐初建立起来的文质并重的文学观念得以复兴，反对浮华文风逐渐成为时代潮流，文学与儒学再次融合。在这种时代语境下，由唐代文士主导的文学式经典诠释方式逐渐替代长期盛行的经学训诂式经典诠释方式，成为中晚唐经典诠释的主要方式。　　通过考察白居易对儒家、道家和佛教经典的援引、解释与吸收，可以看到文学式经典诠释方式呈现出注重个人观点表达、诠释风格自由开放等特点。由于注重个人观点的表达，白居易在诠释经典时，往往不甚关注所引经典条文的本义和前人的注解，而是通过对字面意思的解释，直求经义。这种诠释方式与啖赵学派“舍传求经，直解经义”的解经意旨颇为一致，它有助于摆脱章句注疏之学的束缚，借助经典诠释触发新理论、新思想，但也易使经典文本丧失神圣性，沦为佐证个人观点的材料。另一方面，由于诠释风格的自由开放，白居易对经典的诠释注重自由联想和情感、体验的表达，但缺乏严谨、缜密的义理分析，因而时常忽略了不同经典间的差异和矛盾。原本思想观念相悖的经典条文通过自由联想产生了联系，彼此类比、等同和互释的现象时常发生。　　文学式经典诠释方式的优点在于：一、有助于打破固有的诠释壁垒;二、能够产生“灵光一现”式的新颖见解;三、通俗易懂，富于美感，易于接受;四、可使不同经典间的紧张关系得以缓解。它的不足在于：一、对经典条文的理解往往背离经典本义;二、常使经典沦为材料;三、缺乏理性的、严谨的义理分析;四、忽视对经典义理的践履;五、难以形成系统的新理论、新思想。　　正是由于主要采取了文学式经典诠释方式，白居易思想形成了儒、释、道相互杂糅、结构松散的特点。白居易绝大多数思想观念是在多部、多家经典共同影响下形成的，而非仅仅受到某部或某家经典的影响。尽管不同的思想来源在内容上存在差异和矛盾，但白居易通过自由联想消解了其间的差异和矛盾，使它们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这也使得白居易思想的内容较为繁杂，结构较为松散，他可以自由出入于不同的思想观念之间，以应对不同的现实处境和现实问题。　　文学式经典诠释方式不止为白居易所独有，也为中晚唐大多数文人所采用。作为唐宋思想转型的重要人物，韩愈和柳宗元也概莫能外。在文学式经典诠释方式盛行的中晚唐时期，虽然产生了一些新思想，但是大多不成系统，并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至北宋初期，以欧阳修为代表的文士继续采用文学式经典诠释方式，并主张“以文明道”、“以文载道”。但是，司马光、王安石、苏轼、周敦颐、程颐等人开始对此加以自觉反思，试图建立更为合理的经典诠释方式。至南宋，经学义理式经典诠释方式正式取代文学式经典诠释方式，成为主流的经典诠释方式，唐宋学术转型也随之完成。　　唐宋学术转型是在经典思想的正本清源与相互借鉴、吸收之中完成的。毋庸置疑，文学式经典诠释方式打破了经典之间的藩篱，开阔了视野、促进了不同学术思想的融合。为解决现实问题，将不同经典置于同一语境下进行诠释与论述，虽有观念杂糅、论述不甚精准甚至相互矛盾的弱点，但不同经典的优长与差异同时展露无余，为经典之间相互借鉴与吸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宋代经学义理式经典诠释方式，是对中晚唐文学式经典诠释方式的扬弃。它一方面克服了文学式经典诠释方式忽视传统、析理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和忽视对经典义理的践履的缺陷，一方面又继承了文学式经典诠释方式注重个人体验和义理阐扬的特点，并进一步将对生活体验和个人情感的重视转化为对心性修养的强调。宋代学者采用经学义理式经典诠释方式诠释经典更加注重心性修养、义理辨析和践履功夫。　　总之，在唐宋学术转型过程中，经典诠释方式层面的转型不是直接从汉唐经学训诂式经典诠释方式转向宋代经学义理式经典诠释方式，而是以中晚唐流行的文学式经典诠释方式作为过渡环节。从经典诠释方式入手，不仅可为我们合理解释包括白居易在内的中晚唐士人思想世界的构成特点敞开新的视野，也可为我们深入考察唐宋学术转型提供新的思路。

谭立
《论语》两德译本中文化专有项及其翻译策略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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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翻译研究领域对文化因素的翻译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兴趣。如何翻译文化专有项已逐渐成为翻译研究领域的一个重点。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而《论语》又是儒家学说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这本著作包含了很多具有丰富文化意味的表达和词汇。在本文中，作者选取了两本具有代表性的论语德译本作为对比研究的对象。分别是来自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和莫里茨（Ralf Moritz）的德译本。为了对这两本德译本中的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进行对比研究，作者抽取了论语中的100处文化专有项并按照奈达的次文化分类理论对文化专有项进行归类。本文以艾克西拉提出的11种文化专有项翻译策略为理论框架，对论语中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进行分析。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两译本中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进行统计研究，考察两者文化专有项翻译策略使用上的关系。最后作者通过典型例子对统计结果进行分析，并试图从译者的文化取向，语言能力和翻译目的角度来探讨译者选择不同翻译策略的原因。通过统计和例证，本文得出如下发现：（1）两者在11项翻译策略使用上的相似性方面体现在：都集中使用了语言（非文化）翻译，文外注释，绝对泛化以及同化这几种翻译策略。（2）卫礼贤在对文化专有项的翻译中，保留法占大多数，而莫里茨则比较平均地使用了保留法和替代法。（3）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文化取向，语言能力和翻译目的的影响。（4）在对文化专有项的翻译中应该合理地使用翻译策略来达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本文是对中国经典著作中文化专有项的德语翻译的一个尝试性研究。希望对以后的中德跨文化翻译研究有所启迪。

吴悦茜
苏轼文学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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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以其卓越的才情睿智，成为宋代文坛翘楚。毋庸讳言，眉山淳朴崇古的文风世俗，苏氏家族的文化道德积累影响和熏陶了中国文学史上这颗璀璨的巨星。祖父苏序生性疏达喜好作诗;伯父苏涣以文学举进士;父亲苏洵是著名散文家;母亲程氏很有文化教养。苏轼生活于这样一个富于文化氛围的乡邦与家世，又先后拜张易简、刘微之为师，积累了深厚的声律与科考知识，而且学习接触到了儒道佛思想。　　在苏轼成长的道路上，有幸遇上了一批颇有眼力和实力的师长前辈。张方平、欧阳修堪称伯乐。张方平是发现并力举苏轼的先导人物;欧阳修素来以奖掖提携后学著称，苏轼少年即景慕欧阳公，接受其文学与人格的教育。科举入仕后，苏轼在欧阳修的苦心栽培、热心扶持下，接过主盟文坛的大旗，延续斯文之道。诚然，文彦博、范镇等前辈师友对苏轼文学与人生的指引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与欧阳修一样，苏轼也十分爱重人才。他不但创下了斐然可观的文学成绩，而且团结、谏勉了一批文人，除了所熟知的“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苏门后四学士”外，还有直接或间接受其影响的作家群，如王巩、李之仪等，他们与苏轼诗文往来交流切磋，道德品行、学问文章、处事能力等方面，皆有所进。在师生的文学互动中，苏轼也获得教学相长的收益。师生之间形成了平等、民主、自由、和谐的风气。　　苏轼的文艺思想、人格风范也是苏氏后人所仿效的。眉山苏氏一族成为宋代颇有盛名的名门望族，厚重的苏氏家学是苏氏家族一大特色。苏轼学术境界宏博精深，他积极培养家族后代，告诫他们多读史书、传承苏门文化。晚辈们皆能承继家学，使苏氏家族不失其文学家族的令名。正因为苏轼对后学教育的重视以及致力于兴学重教的理想，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学教育资料。

陈琼瑛
苏轼诗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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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苏轼诗序为研究对象，力图探究苏轼诗序的创作发展规律、艺术特色、基本功能及文献价值。　　绪论部分主要梳理本课题的研究现状，介绍本文的研究意义及研究思路。　　文章主体部分共分三章来论述。第一章在对苏轼诗序进行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对苏轼诗序进行编年，并将苏轼诗序的创作历程分为四个时期进行概述。第二章基于诗序具有相对独立性这一认识，将苏轼诗序看作具有独立文学价值的文本，探究苏轼诗序的主要类型及艺术成就。第三章基于诗序具有绝对依附性这一认识，将苏轼诗序看作与诗歌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文体，探究苏轼诗序的基本功能和文献价值。　　结语部分对文章的主要观点进行总结，并指出本文的不足之处。

叶宏娟
论《庄子》中的“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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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一书是中国古典文学艺术殿堂当中智慧的象征，它流传至今，被无数人喜爱。它是一部宏伟巨制的奇书，这部奇书拥有着无数的“丑”意象，体现了庄子的审丑观，是庄子较早的把审丑纳入到了中国古典美学领域，标榜了中国古代的审丑经验。对于《庄子》中“丑”的研究近些年来引起了很多学者的重视，也有很多人开始研究《庄子》中的“丑”，但是知识的海洋是无穷无尽的，关于这个话题仍然需要进行全面深入的探究。首先，庄子的审丑观是受到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而产生的。外因的影响有两个，一是中国古代文化审美习惯，二是中国古代思维方式，中国古代对“丑”的态度是包容的，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丰富的经历使中华民族成为了一个“美丑兼审”的民族，这使得庄子的“丑”意象得以形成和付诸于《庄子》一书。同时，庄子受老子思想的影响，老子就认为一种事物的正反两面相辅相成，如成缺、盈冲、直屈、巧拙、辩讷等等，所以用“丑”来表现“美”和“道”在老庄那里是有继承性的。而庄子对于孔子以来就崇尚的至善至美的思想是反对的,当时人性已经被儒家思想异化了，庄子看到了其中的弊端，看到了它对人性的分化，于是庄子用“丑”的形象来表达他齐物、自然、逍遥的审美生存思想和追求。同时庄子也受到了社会混乱现状的影响，当时政治上七国争雄，思想上百家争鸣，庄子看到了社会改变是阻止不了的，所以庄子在字里行间表现着反抗权势追求个性解放的意愿，就这样“丑”意象在庄子生活的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和庄子的审美生存思想中应运而生了。庄子敢于突破传统审美观的那份胆量和勇气也是“丑”能够进入到我国古典审美范畴一个必不可少的内部条件。其次，《庄子》中的“丑”意象，有无用之用的“散木”形象、齐物自然的“丑物”形象、逍遥生死的“骷髅”形象、外丑内美的“畸人”形象，并通过这些“丑”意象讨论了庄子审美化的世界观，以及其德美合一的思想。在庄子的论说当中他认为“气”是最重要的，是世间一切之物的本生之源，所以他认为万物本是没有区别的，都是相同的，所以“美”与“丑”也就没有差别，它们可以互相转化。无论外形是否丑陋，只要有内在的生命力，那么它就可以成为美，甚至可以越丑越美。同时庄子以其哲学美学思想中的“道”为线索，用“丑”表达了他的齐物论、生死观、自然观等方面，这其中包含着“丑”对于宇宙生命力的展示，对于内在精神的崇高和力量的崇尚。第三，《庄子》中蕴含着“美”和“丑”的关系，庄子不仅描绘了“丑”也表现了“美”，“美”和“丑”并没有偏废任何一方，庄子描绘了一系列“丑”的“畸人”和“散木”形象，这些形象外貌丑陋，但是却有其自己的生命内涵，可以说在庄子笔下这些“畸人”和“散木”的“丑”也可以转化成为内在的“美”。在《庄子》中“丑”能够转化为“美”的途径有“法贵天真”“心斋坐忘”“无用之用”;同时，由于观赏对象（审美主体）的不同，以及人和其他物的关系的不同，“丑”和“美”是具有相对性的，这种相对性通过比较可以得出，而且表现在它们的无差别统一于“道”。第四，庄子较早的开创了中国古典美学上的审丑，那么就有必要将他和西方的审丑大家进行比较，例如庄子与西方最具代表性的审丑大家雨果的审丑观就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那么对他们进行详细的比较能更好的解读庄子的审丑观以及他的哲学美学思想，同时也能对西方的审丑观有初步的了解。庄子和西方现代派之间审丑观念异同的比较，使我们更好的了解了中西文化对于社会、人生、宇宙的解读。总之，庄子开始审视中国古典美学中“丑”这一领域，带给我们的不仅有审美意义，其现实意义也不可忽视，他扩大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范畴，给当时的人们指出了另一条生存之路，同时对后世影响深远。

谢羽
法式善散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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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式善一生虽仕途不顺,但著作等身,且种类多样。著作包括散文集《存素堂文集》《存素堂文续集》,诗集《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存素堂诗二集》,诗话《梧门诗话》以及笔记整理类著述《陶庐杂录》《清秘述闻》等。法式善因广交文士,且文名颇著,友人先后刊印了其多部诗文集。其中,散文集《存素堂文集》四卷刊印于嘉庆十二年(1807),随后《存素堂文续集》也问世。21世纪以来,有关法式善的学术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相关论著数量逐渐增加,研究视角也逐渐多元化。但对法式善各类文体研究的重视程度有很大差异,研究比重严重失衡。表现为,对其诗歌、诗话类作品研究成果颇丰,但其散文作品长期以来一直未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其散文即使在某些学术文章中被提及,也基本仅是研究者引用《存素堂文集》《存素堂文续集》中的只言片语来阐述自己某种观点而已,基本未从散文研究角度出发,进行细致的散文文本研究和整体的散文史观探讨。鉴于此,本文重点研究法式善《存素堂文集》(四卷)、《存素堂文续集》(四卷其中第三卷佚)、《八旗文集》《小仓山房往还书札全集》(补遗四十余篇)等文集中的散文作品,合计260余篇。并从文本出发,结合各种文体写作传统与特色,重点对其论、序、跋、书后、记等文体分别予以阐述,力图深入发掘法式善散文在思想内容、创作方法、艺术风格等方面的特色与成就,并将其散文作品置于空间与时间相结合的纵横交错的审美视野下,最大限度地揭示其散文的创作魅力及其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应有的文学地位。论文由第一章“绪论”、第二章“法式善散文所用文体论”、第三章“法式善散文分体论”和第四章“法式善散文地位论”四部分构成。绪论内容包括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文献综述、结构安排和论文创新等,其中论文的结构安排和创新之处是重点。第二章主要是在分析法式善每种文体创作前,均具体阐述了中国古代论体散文、序体散文、跋体散文和记体散文这四种文体的概念内涵与外延都做出较为准确的界定,对四种文体都做出源流上的系统梳理,尽可能深入揭示出其基本特征,这是本文展开研究的基础工作,是对法式善散文进行分体研究,并走向深入的基石。论文第三章为法式善散文的分体研究,是本论文的中心所在。具体分为以下四个板块:第一板块论述的是法式善论体散文。读者从法式善论体散文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其主张经世致用,坚持廉政为民,相信天人感召,强调个人作用,推崇才德兼备等思想内涵。法式善论体散文里的思想内涵还具有异于他人的鲜明思辨特点,如他全新的“君子小人辨”,以及他对狄仁杰和尔朱荣全新的独家评价,所论大都新人耳目,富于启示意义。关于法式善论体散文的艺术特色,本文主要从其章法安排和语言艺术两个方面来探讨。得出结论:其在章法布局上,论说得法,持论公允,布局鸿阔,收篇妙远,均体现出章法艺术之美,同时,其论体散文的语言“存心恕而用笔周”即简而周,“随物屈曲而各中其理”即曲而中,“迭用奇偶,节以杂配”即骈散结合,在论说语言的锤炼上具有鲜明艺术特点。第二板块探讨法式善序体散文。从传统序体散文文体特征出发,从历史脉络和文体发展角度把握法式善序体散文总况,然后从序文种类、文体功能、表现手法、作序原则、师承关系等几个方面探讨法式善该种文体的主要特色。首先,法式善的序体散文种类多样,包括自序、他序、集序、赠序与寿序等,每类均有思想艺术俱佳的作品。其次,本文认为法式善的序体散文充分发挥了该种文体介绍情况、知人论世,说明缘由、阐释旨趣,述说原则、讲解体例、描述交游、再现文坛,概括内容、揭示主旨,传播文献、还原历史等多种文体功能,并运用了多样的表现手法,在说明、议论、叙事和描写等方面,均有出色呈现。该文还认为法式善在序体散文里表达了自己对国家文教事业的关心,从“士不遇”、人才标准、人才之操守和家庭熏陶等方面阐述了自己较为进步的人才观。法式善的序体散文在语言锤炼上也取得了不菲的艺术成就,这主要从声律、用典、对偶等三个方面体现出来。第三板块为法式善跋体散文的研究。文章先结合跋体散文的总体特征来探讨法式善此类文体的基本特点,认为法式善的跋体散文篇幅短小精悍,行文活泼自然,且变化多端。又由于法式善喜欢收藏书画,因此其跋体散文作品多为书画跋文。其跋体散文承继宋代苏轼、黄庭坚的风格,情趣高雅,富于文学艺术性。法式善跋体散文具有很高的思想文化价值,其中重要的是学术史料价值、艺术鉴赏价值和思想启迪价值。本章还对法式善书后文进行了探讨,将其书后文与其题跋文进行了对比。并且对前者进行了文本分析,认为书后文体现出了作者强烈的史官意识、问题意识等。第四板块重点探讨法式善的记体散文。文章重点关注不同时代记体文的不同特色,将其作为考察法式善记体散文特征的重要参照。本章重点研究法式善记体散文中的书画像记和斋堂亭园记两类文章,分别探讨这两类记体散文,认为法式善记体散文学宋较多,对书画亭台直接描写不多,重在阐发自己观点、抒发心绪,或借助释名而阐述思想,或写景状物富于诗情画意,或说理叙事喜欢引经据典。作者多方开拓,不断创新,从而使其记体散文在当时创造了思想艺术的新高度。论文第四章即最后一章,从两个维度探讨法式善散文的历史地位,分别为:其在清代散文史及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既将其放在清代乾嘉时期散文创作总体风格中进行横向对比考量,又将其置身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中进行纵向师承探讨。本章还对法式善作文的原则及其对前人创作手法的继承,包括学习韩愈、欧阳修、苏洵、归有光及李德裕、权德舆等人的情形进行了探讨,认为法式善在散文风格上主“清真雅正”,同时仍能转益多师,不拘一格,自成一体。由于法式善少数民族身份,使其散文自俱风貌,包括自然天成、学古而又重创新、简而明、气壮宽博、清老、渊雅得体、真情实意、言之有物等特色,还力求辩证看待制艺文、重视《文选》和金石文字等问题。这些特点在他生活的乾嘉时代是极其宝贵的。结语部分总结全文。通过以上各章对法式善散文力求所作的全方位、多角度的系统分析与深入研究,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式善的散文作品不仅在少数民族作家的散文作品中属上乘之作,即便是置之于汉文作家的散文创作群中,也同样可圈可点。法式善的散文既继承了前代作家之优点,又能独出心裁,演绎出简洁却不简单、清老却不寡味的独具一格的文风,使之卓然立于中国散文史上。

李艳丽
《诗经·秦风》的文化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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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秦风》的十首诗歌，不仅仅是文学史上的瑰宝，更是研究秦民族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重要资料。本文首先通过《史记》中对秦民族的记载，探寻秦民族的起源和发展。秦人在西周故地开始接受周人的农耕文化，与他们本来的游牧文化相结合，扬长避短，形成了秦民族独有的文化，也形成了产生《诗经·秦风》的文化背景。然后通过历代学者对《秦风》十首诗歌的解读，结合自己的理解，对这十首诗歌所表现的内容加以分析，再从这些内容出发，剖析其中所包含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从《秦风》的内容中中可见的物质文明有：生产制度文明、手工业文明、植物文明、服装文明、配饰文明以及车马饰文明。精神文明主要有：礼仪文明，包括燕飨之礼、大田之礼、宾礼、丧礼、饮食礼等;文化心态，包括进取的文化主题、深致的内心世界以及多元的情感生活;民族精神，包括忠君爱国和自强不息两种民族精神。最后，探讨、阐述了《诗经·秦风》中所表现的文化特征在历史上的影响，包括秦人尚武的“虎狼”之性对后世治国之道的影响，独断、专制的文化政策对后世的影响，进取的民族精神对后世的影响，《秦风》文学特点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关中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对秦文化衰落以及复兴的影响。

白丽媛
《战国策》《史记》策士形象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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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士,是伴随着战国烽火硝烟而兴起的一个特殊的阶层。战国策士产生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其言行也具有独特性。在策士产生之日,他们就被当做一群蝇营狗苟、见利忘义的无耻之徒。他们把追名逐利当作自己的人生理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昨天还穷愁潦倒,辗转沟壑,今日便轻裘肥马。这样一群人生于乱世、长于乱世,必然也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随着社会的统一而逐渐灭亡。策士的事迹大量地保存在刘向辑录的《战国策》和司马迁的《史记》中。《战国策》的作者,本文认为是战国纵横家所作。二书记载策士行为事迹在看似相同的情况下,其实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本论文在考察二者策士形象的差异的基础上,探讨二书记载不同的原因,以期在新角度和新思维的引导下,希望能够从道德和历史贡献上给策士一个公允的评价。本论文分为三章。第一章为考证部分。通过三方面的比较考察二书笔下策士的差异。笔者认为:相较《战国策》,《史记》中的策士全部都加上了“穷而后工”的内容,他们在成功前大都遭遇困境,然而顽强不服输的性格使得他们最终获得成功。成功后的策士都具有强烈的复仇意识,这也是不屈于命运的一种抗争。他们对待来之不易的事业更加坚定执着,把游说当作一生的事业,已不是《战国策》中仅仅追求利益。战国策士凭借自己的智慧,驰骋于政治舞台,然而他们的结局却是暗淡不尽人意的。第二章是论述部分,探讨二书中策士同而不同的原因。本章分三小节: 第一节,从二书的成书历史背景和著者个人的生平遭遇考察。作为策士代言体的《战国策》,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方面,都带有乱世的特征,社会处在一个大的转型变革时期。相对照,《史记》则产生于大一统时期,社会各个方面都朝着统一的方向发展。最重要的是,二书的写作明显地带有作者个人生平事迹的烙印。司马迁所遭受的困境,使得他在创作时更突出策士们忍辱负重,最终顽强奋斗,获得成功的的一面。第二节,论述《战国策》中策士刻画的总体思想倾向。《战国策》中的策士,政治上崇尚计谋,把计谋看做是威力无穷的法宝:推崇善出“奇策”,巧于辩说的“贤者”;公然把名利当作人生追求的目标;并强调要审时度势,把“时势”看作是“百事之长”。第三节,论述《史记》对《战国策》思想倾向的整齐。司马迁不仅仅选择、吸收《战国策》精神气质,更重要的变更了主旨,把它纳入《史记》“扶义倜傥,不另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整体构思中去,注重挖掘策士身上进取、智慧等一面。客观地看待人性中“逐利”的层面,而呼吁和向往人性的美好。第三章,尽管《战国策》《史记》中记载策士的行为都是真伪参半,其中的策士都带有了作者个人的感情色彩,他们的作者也必然会带有时代的局限性。策士的代表苏秦、张仪等在产生的时代就被当作反面的教材,加以指责。新的时代,带给我们新的思维和新的研究角度,也使我们更能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评价历史人物。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如果从道德角度评价策士,对于他们的人生价值观,我们要辨证的看待和吸取;如果从政治角度来评判,策士的功绩的确是不可磨灭的,他们为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如何正确的评价策士在我国古代社会的功过,得失,是非,关系着我们怎样批判的继承古人的智慧和遗产。

郭慧
苏轼禅学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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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文章浩瀚如海，其禅学文章更是具有独特性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苏轼禅学思想离不开其对于他自身跌宕起伏人生经历的感悟和他自身旷达洒脱的性格，更重要的是苏轼有着深厚的佛学基础背景。在禅教合一的社会背景下，苏轼进行了很多佛事活动，但究其思想根本苏轼受禅宗影响最大，他的思想深处是以禅为主的。　　本文将通过三个章节的内容来阐发苏轼的禅学思想。第一章分析苏轼的禅学思想，主要介绍苏轼的般若空性思想和无念无住的思想。第一节介绍宋代禅宗的发展情况。首先分析影响宋代禅宗发展的时代背景和促进宋代禅宗发展的关键因素即帝王们的崇佛政策;之后介绍宋代禅宗发展的概况，文字禅是宋代禅宗发展的一个重要独特的形式，且和苏轼的禅学文章有密切关联，因此特别介绍北宋文字禅的概况。第二节主要介绍苏轼的般若性空思想，首先介绍禅宗的空性思想，之后挖掘苏轼文章中的空性思想。第三节分析苏轼的无念无住思想和对“静而达”、“随缘放旷，任性逍遥”境界的追求。　　第二章总结分析苏轼的禅学修养观和禅学特征。第一节内容介绍苏轼对当时禅学流弊问题的批判以及总结苏轼的禅学修养观，体现了苏轼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对禅学精神的崇高敬仰。第二节总结苏轼禅学思想中禅教一致、注重实际和辩证理性的特征，对于后人的生活和参禅都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第三章介绍《东坡禅喜集》一书，此书对苏轼禅学散文进行了专题性的收录和整理。苏轼禅学思想的主要体现在他的散文文章上，因此，此书对于研究苏轼的禅学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历来学界对此书的重视程度不够，故在此对此书情况做一详细的介绍以引起学界的关注。文章最后的内容是结语，点明苏轼究其根本是一个取禅学思想精华来指导人生实践和提高人生境界的践行者，并分析苏轼思想中儒释道三家贯通相融的张力和其生命中的矛盾之处。

呼国平
《诗经》比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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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直非常重视比兴问题，但传统的研究多只关注到比兴的某一特质。本文就《诗经》比兴进行研究，其前提是认定比兴是表现手法，进而探讨比兴的理论，分析其文化内涵，估价其深远影响。全文分引言、正文、结论三个部分。引言着重阐明选题的缘由及意义;结论是对全文论述的总结;正文分四章阐述。论文第一章以比兴的定义为切入点，以一种动态的眼光将比兴从汉代到现当代进行纵向梳理，以求获得一个总的认识;第二章从文艺理论的角度审视、探讨比兴。比兴是诗歌的创作手法，而中国古代诗歌的概念和性质的定论，最有影响的是“诗言志”和“诗缘情”，比兴一开始就受到这两种观念的影响。在比兴定义的内在各因素中，一直还有着比兴难辨的矛盾，问题主要集中在兴是否是“譬喻”，其实质区别在于兴具有深层审美意义;第三章探究比兴中物象和意义之间的关联，这一章从文化学、民俗学的角度入手，以《诗经》为研究对象，对其中的物象进行文化意义的追寻，就此得出比兴所依赖的文化基础;第四章结合古代文学的创作和批评探讨比兴对后世文学产生的影响，首先谈它在美学范畴内的衍义，丰富了美学思想;其次讲它本身内涵各个层次在文学创作中的应用。本文通过系统的论述，将诗歌比兴的理论、创作实践以及文化蕴涵放到传统诗学的构架中，进行了梳理和重整。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诗学概念的理解，并不能以某一种简单的定义和视角所能穷尽，对《诗经》比兴的研究强化了我们对传统诗学进行研究时所坚持的历史意识、广阔的视角，只有这样才能抓住审美文化的精神内核。

陈英姿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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