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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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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有情而无累”之思想探析

学术论文

《庄子》作为中国哲学史中的研究重点,历来备受关注,在思想史中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思想意义。“情”是《庄子》哲学中的一部分,目前学界对《庄子》之“情”的关注并不多见,尤其是缺少庄子对情感态度的研究。因此,对《庄子》之“情”的探析有助于思考庄子对情感和生命的理解,理清庄子不为情累的根据。纵观《庄子》一书,可发现庄子并非“无情”,而是“有情”,甚至是“多情”之人。在庄子看来,鸟、木、鱼等万物皆是有情之物,此外,《庄子》“有情”亦体现在对亲情、友情以及自身之情的描写。而庄子所言“无人之情”,实则强调不受情欲的扰动,“不以好恶内伤其身”,从而“保身”“全性”,不为物累,“同于大道”。故庄子实现“无累于情”的理论基础在于其“道学”这一核心思想,这既是庄子哲学思考的出发点,亦是庄子“有情而无累”这一哲学思考的基点。“道学”思想的建立与庄子的认识论以及人生态度密不可分,因此,庄子以“心斋”“坐忘”“虚静”等方式作为“体道”途径,摆脱“成心”的阻碍,不为情绪所干扰,从而达到自由逍遥的理想之境。以往对《庄子》之“情”的关注,大都体现在对其“情”义的梳理上,忽视庄子对情感态度的解析。因此,对庄子情感态度的探析,有助于从情感的角度分析庄子对个体生命安顿问题的思考,探究庄子追求的精神自由。与此同时,对这一命题的探析对战国时期的社会,人文产生重要影响,亦对魏晋时期关于有无之情的讨论以及现代人对情感的态度产生影响。人之生命的展开与具体的情感、情绪息息相关,反观庄子对情感与生命问题的思考,能够为现代人处理情感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关注个体的内在生命,实现自身生命的安顿。

韩文雪
认知隐喻视角下《诗经》意象隐喻及其翻译研究

学术论文

《诗经》是中国文学的源头，自古就有许多学者研究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近年来，为能更好的传播《诗经》文化，翻译家和翻译研究学者们不遗余力地致力于《诗经》的翻译工作。目前，有关《诗经》翻译研究大部分学者是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分别在其音韵,字义,和句法等层面进行,认为诗经翻译应当做到传神达意。然而这些研究很少系统地涉及到《诗经》中意象翻译方面,并且很少有人从认知学角度就意象及其翻译进行研究。基于此，本文将用现代认知语言学中的概念隐喻理论，对《诗经》中的意象隐喻进行分析，并运用相关的认知翻译理论对《诗经》中的意象隐喻翻译进行探讨，提出相应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它在一定的程度上将丰富《诗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同时也能使国内外读者更好地理解其丰富的文化及内涵。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对本研究的总体介绍，包括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目的，语料收集和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的组织结构。本文所使用的语料主要是《诗经》中包涵意象隐喻的诗歌。第二章是文献综述部分。介绍了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研究，和《诗经》翻译研究的现状及存在的不足。第三章是本文的理论框架部分，即概念隐喻理论部分和认知翻译理论部分。第四章和第五章是本文的核心，分别运用第三章的概念隐喻理论结合意象定义，首先对意象隐喻进行了定义并讨论了其与诗歌的关系。然后对《诗经》意象隐喻进行分类并其运行机制进行分析，在充分理解隐喻的深层含义的基础上结合Mandeblit’s认知翻译假设理论对意象隐喻翻译进行分析，提出了三个翻译策略。第六部分对该研究的主要发现研究的局限性及对以后的研究的建议进行总结。主要发现包括以下三点:/(1/)诗经中存在着的意象具有隐喻性,类属于概念隐喻,并且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2/)对于不同意象隐喻在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情况下,其翻译应当遵守求同存异的原则,尽量将意象隐喻译为的语读者所能接受的意象隐喻。/(3/)《诗经》意象隐喻翻译可以采取以下三个翻译方法:（1）保留源语中的意象隐喻，即意象隐喻在源语和目的语中都具有相同的意义和文化内涵的情况下，直接将源语中的意象隐喻翻译到目的语中。（2）保留源语中的意象隐喻并且加以注释，即在源语中的意象隐喻具有其特别的意义和文化内涵的情况下，直接将源语中的意象隐喻翻译到目的语中并附上注释，以保留其特有的隐喻文化。（3）植入目的语中的意象隐喻，即在目的语读者因文化和认知差异而不能正确理解源语中的意象隐喻的含义的情况下，在译文中植入一个目的语中的意象隐喻。由于《诗经》的解读本很多，所以这可能会对《诗经》中意象隐喻的分类产生一定的认知差异，本研究的分类可能不会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因此，希望以后能根据更权威更多的《诗经》解读本进行详尽的意象隐喻分类及翻译研究，同时希望本研究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今后能有更多的同行学者对《诗经》进行深入的研究。

魏融
北宋院体、文人和禅画研究

学术论文

宋代尤其是北宋是我国绘画史上的巅峰时期,它不仅在艺术实践上继承和发扬了唐、五代在人物、花鸟和山水等各个画科上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和艺术传统,更重要的是,它完成了中国绘画美学的历史总结和体系构建,为宋代以后中国绘画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艺术格局,也为其发展演变设定了基本的艺术路向。因此宋代绘画尤其是北宋绘画在中国画史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前人的论文和论著在揭示和复原北宋绘画笔墨技法等技术构成方面,着力较多,研究也较为充分,但对于如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北宋绘画内在的精神本质、深层的美学结构以及它们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内在联系,似乎并未成为此领域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在理论深度上似乎尚待突破,而这正是本文不避艰难并力求有所创新的地方。本文的章节设置共分七个部分。绪论部分针对本文的选题意义和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及其概念界定、研究方法三个方面进行说明。院体画、文人画和禅画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它们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彼此独立的关系,而是存在一定的交叉重叠。在研究方法上,本文综合运用美术史、美学史、思想史方法,对三种画体的笔墨技法特点、各自的绘画美学理念、终极审美诉求及其思想根源,逐一进行梳理和论证。第一章“北宋绘画概述”旨在从宏观上把握北宋绘画的整体面貌和历史特征。本章分为四节:第一节结合北宋“崇雅卑俗”的文艺美学倾向论述绘画领域“崇雅卑俗”的时代总特征。第二节根据北宋绘画论著的相关论述说明其在绘画题材上的日益完备与绘画技法的日趋成熟。第三节在简要回顾和梳理中国绘画形神论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对北宋绘画多元化的价值追求以及超越化的形神论(即象意论)进行论证,并着力对象意论“不求形似”的深层美学成因进行了扼要分析。第四节重点探讨北宋写意绘画的出现滞后于中国尚意美学的深层原因,指出中国绘画从先秦到魏晋的写实化进程是由思维和艺术的内在运动规律决定的,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写实化进程压倒了魏晋以来艺术的“意”化即主观化进程,并对北宋绘画以“形神兼备”为主要诉求的绘画美学产生了深刻的惯性影响。第二章将院体画、文人画、禅画三种画体的代表性画家及其作品,按照人物画、花鸟畜兽画和山水画分门别类,从对具体作品的艺术分析,考释各个画家的笔墨特点和绘画风格,并主要结合北宋时人的作品描述与美术评论,评价其艺术成就。考虑到篇幅的限制,本文对每一位代表性画家只选择一幅作品进行描述和分析。这必然会挂一漏万,无法全面揭示代表性画家的作品面貌和艺术风格,这是本文引以为憾的地方。聊以自慰的是,本章提出了一些较为新颖的观点,如对“徐黄异体”这一问题的爬梳和论证(本文将其穿插在对黄居案绘画的艺术分析部分)、对赵孟頫关于王居正《纺车图》和易元吉《猴猫图》的品鉴评价的不同看法等。第三章首先界定真境、情境和理境这三个层境的绘画美学内涵,并分别与院体画、文人画和禅画建立大致的对应关系。然后依据北宋画论著作和相关画史资料,将北宋画家、画论家关于这三个美学层境的相关观点析理并罗列出来,并对欧阳修、苏轼二人的绘画美学思想进行较为详尽的个案研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真情理三境的交叉递进关系,重点剖析庄子“物我合一”的审美观照方式与禅宗“物我双泯”的审美观照方式对“情境”绘画与“理境”绘画的对应关系和内在影响。此外,本章还将真情理三境绘画美学与“逸神妙能”的绘画品评体系进行对比研究。“神妙能”三品属于“真境”美学范畴,此三品的认识论基础是北宋理学对“物之理”(非“性之理”)的重视和强调。而其中的“神品”由于是画家在“物我合一”的审美观照方式和创作状态下完成的,所以有偏于表现“物之神”和偏于表现主体性灵两种微观差别,偏于前者的属于“真”范畴,偏于后者的属于“情境”范畴,所以“神品”(或称神格)绘画处于“真境”与“情境”的交叉地带。“逸品”问题则更为复杂,本文通过研究唐宋之际“逸格”绘画的两次转型,揭示出唐代逸品画的“重情”倾向和庄子美学特征以及北宋写意性“逸格”绘画的“情理(性之理)并重”倾向与庄禅美学特质。因此北宋转型后的“逸格”绘画实际涵盖着“情境”与“理境”两个绘画范畴。这也从逻辑上论证了中国真、情、理三境交叉递进的绘画美学体系完成于北宋中期之后这一结论。第四章主要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北宋诸儒的“情”观念和“理”观念进行梳理和总结,以便为“情境”和“理境”绘画美学寻找到思想根源和理论基石。以欧阳修、苏轼、王安石为代表的宋儒对中国传统“情论”的继承、发扬与重塑,重新确立和凸显了人的主体感性、世间情感在传统儒家那里天然具有的本体价值,从而为“情境”绘画美学的成立奠定了理论基础。本文将宋儒的“理”观念分为“物之理”与“性之理”两个层面,二者分别是“真境”绘画和“理境”绘画的认识论根源。而宋儒通过对道家(以庄子为主)和佛禅的借鉴、吸收与熔铸,从本体论上沟通了儒家之“理”、道家之“道”以及佛禅“性空之理”,从实践修养论上沟通了儒家的“中”、“诚”、道家的“守静致虚”以及佛禅的止观定慧之学,实现了对“理”的重新定义与内涵构建,完成了对庄禅的融汇和吸收,从而为“理境”绘画美学的成立奠定了思想根基。在此章的最后一节“情境向理境超越的制约因素”中,本文指出儒家的中庸原则、“中和”观念仍居于儒、道、禅三教融汇的美学格局的核心地位,过于自由的笔墨挥洒,对个体情感因素的过分排斥,突破了中庸观的美学底线,所以以“禅画”为代表的“理境”绘画并没有获得普遍的价值认同,这种重视和谐与均衡的文化艺术心理在某种程度上阻止了情境绘画向理境绘画的升进。第五章主要针对文人画的核心美学构成展开论述。文人画是中国传统绘画体系中至为重要的部分,它与“情境”绘画相对应,是连接“真境”绘画与“理境”绘画的中心环节。庄禅互补是文人画的美学基础与核心美学结构,一方面,庄与禅在“情”与“理”上各有侧重,而文人画在绘画美学层境上正是“情境“与“理境”并重的。另一方面,庄禅在“悟”与“证”上的区别与互补对传统绘画美学产生了至为关键的影响,庄与禅在“悟”终极指向、主体条件、开悟方式、悟的层次和辨证方式上存在明显的不同,这些因素对绘画美学的影响,本文分别以“解衣磅礴”和《袁安卧雪图》的内在意蕴、北宋绘画美学对画家人格人品的强调以及对画工的轻视、黄庭坚的相关题跋、文人画和禅画的“法度观”等例证分别予以解析和论证。对于庄与禅在“证”上的不同,本文除从哲学之证与宗教之证展开论述外,还主要以“自然”和“自由”两个概念作为区分二者的关键,庄子的美学进路存在由自然——自由的逻辑升进结构,虽存在一定的内向超越特征,但“以道为本”的外向超越是其根本。禅宗则否定一切对本心、自性造成束缚和禁锢的一切外在因素,以绝对自由为美学超越指向。庄与禅的这种区别,也并非是绝对的,二者存在着一定的相通性。而北宋禅宗的世俗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儒和庄的认同和吸收,这种世俗化了的禅宗至少从外在形式上肯定了儒道的世间感性和现实情感的合理性。反映在绘画上,庄禅的融合与互补为“情境”绘画与“理境”绘画互相认同与紧密结合打下了牢固的美学理论基础,促进了强调抒发世间情感的文人画和强调“理趣”的禅画的进一步发展,在促进情境与理境绘画发展的同时,也拉开了与以实用装饰为目的的院体画(非精品)和民间绘画的美学距离,这是北宋绘画“崇雅卑俗”的总体美学倾向产生的根本内因。

孔涛
杜甫诗歌中的外来文明意象——以胡人、胡马、胡乐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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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代丝绸之路开辟后,中国与域外交流日益频繁,大量的域外物品被源源不断地传输至中国中原地区。唐朝实行开放的国策,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使得唐代社会胡风大盛。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大量的唐诗作品都写到了外来文明,杜甫的诗亦不例外,据我们统计,在杜甫一千四百余首诗歌中约有四百首涉及外来文明。杜诗被称为“诗史”,阅读杜诗能够了解外来文明在唐朝的传播情况,开放的社会风气对诗人创作的影响以及杜甫对外来文明的书写偏好。目前学界对于杜甫诗歌中的外来文明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本文试图对杜甫诗歌书写的外来文明的种类及数量进行全面检索与统计,并以杜甫书写频次较高、情感意涵较为丰富的胡人、胡马、胡乐三类外来文明意象为中心,深入分析其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绪论部分阐述选题意义,学界目前关于杜甫诗歌中的外来文明与文化关系的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研究方法等。主体部分共有三章:第一章将外来文明分为自然物产和文化事象,对应介绍了杜甫诗歌中的外来文明的书写情况,分析了外来文明进入杜甫视野的途径。第二章重点论述了杜甫书写胡人、胡马、胡乐的情感意涵。将胡人按照身份分为边地杂居胡人、唐朝蕃将及边疆民族,探讨了杜甫对待不同类型胡人的情感态度;杜甫笔下的胡马则有抒发自身的理想、赞誉他人等多种象征意义;胡乐主要表达了战争之音、思乡之音以及送友之音这三类情感。第三章总结了杜甫外来文明书写的艺术特色,与盛唐诗人李白、岑参的诗等进行了对比,并谈及了时代背景与诗人个人因素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杜甫书写外来文明的相关诗歌,具有激愤的情感特征,多用白描手法增强诗歌现实性,诗歌中多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动词搭配,并巧妙运用了借代和比喻的修辞手法增加诗歌艺术效果。总的来说,外来文明扩大了杜甫的诗歌创作题材,也丰富了杜甫的诗歌创作艺术,杜甫诗歌中的外来文明书写客观反映了唐朝的胡化风尚,胡化风气渗入到诗歌创作中,对杜甫诗歌产生了深刻影响,为杜甫诗歌增添了别样的美学风貌。

刘婧怡
杜甫干谒诗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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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着重讨论杜甫的干谒活动及其干谒诗创作,由绪论、正文和附录构成。绪论部分旨在说明选题缘起、“干谒”的定义以及研究现状。本文对“干谒”的定义为:士人通过各类媒介获得权贵支持的活动,包括求仕与乞食两个方面。正文分为五章。第一章讨论杜甫在天宝年间以及安史之乱后的干谒活动。认为以天宝十一载为界,杜甫的干谒活动从疏离宰相向迎合宰相转变。安史之乱后,诗人的乞食需求逐渐超过求仕需求,成为干谒活动的主要目的。第二章探讨不同时期杜甫干谒心态的特征及演变。认为杜甫产生干谒心态的原因与开元中后期进士科的发展情况以及诗人的个人经历有关。此后,杜甫天宝年间趋于躁进化、庸俗化的干谒求仕心态随着战乱爆发以及对朝廷的失望,形成了“用舍行藏”的新特点,这说明杜甫看重干谒的时机,而非全盘否定干谒。与之相对,战乱与贫困也迫使杜甫为其干谒乞食心态寻求平衡的支点。同时,通过分析不同时期杜甫的干谒求仕与乞食心态,可知诗人并非真的以干谒为耻。第三章探讨杜甫干谒诗艺术特征的成因。认为开元、天宝之际文化环境转型带来的盛唐精神的失落是造成杜甫干谒诗悲苦意绪浓重的重要原因。而开元、天宝诗坛朝体、野体由合流到分离的诗史倾向则使干谒诗变得错彩镂金,缺乏性情,这与自先唐以来干谒诗不断程式化的内驱力相适应。此外,杜甫的知识结构和性格特征也对其干谒诗创作产生了影响。第四章探讨杜甫干谒诗的艺术特质。认为杜甫干谒诗在抒情方法、体格、题材与意脉的接续上对传统干谒诗有所改造与突破,既不同于天宝以后全盘程式化的高适干谒诗,也与延续开元诗法的李白、岑参的干谒诗有差异。第五章探讨杜甫干谒诗的地位与影响。认为杜甫干谒诗的艺术手法既被后来的杜诗借鉴,也为杜诗艺术的成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杜甫干谒诗还在风格、意象、叙事、题材、句法等方面对中晚唐干谒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附录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作品考辨与杜甫干谒交际表。

金沛晨
王弼《老子道德经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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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子《道德经》的注释史上，晋代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是一部重要的解经著作，但研究它的成果目前尚少。王弼主要利用其抽象思辨与阐发义理探幽发微，发展了老子的哲学思想;他凭着深厚的学养，开一代注风之先，以简驭繁、言约义丰;不经意间对先秦至两汉以来的诸注家之风有较大破立。王弼的义理之学对汉代注疏之学进行了一次解释学上的革命，在经学的解读与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训诂特色是不可抹杀的。本文旨在从内容上归纳王弼老注的训诂特色，并理清其联系于语言哲学的问题，对其不足略陈陋见，充分发掘该书的训诂价值，从而引起学界更广泛的关注。本文共分三章，第一章是王弼的生平及其《老子道德经注》，第二章阐述王弼《老子道德经注》的训诂特色及语言哲学，第三章分析王弼《老子道德经注》的在训诂史中的地位及其得失，最后得出结论。《道德经》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化的瑰宝，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历代都有一大批人对老子及其著作进行研究注释。先秦时代，就有人为《道德经》作注。最早对老子研究颇有心得和见地的便是韩非子。韩非以才高而著世，他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一般认为，先秦法家思想都源于道家，因为尊道是立法的基础，法家也无一例外的倡导“因道制法”、“因道全法”，“因道变化”。因此，司马迁认为韩非归于黄老，他说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其归本于黄老”。在《史记》编撰中，也将韩非与老子编在一起，设《老子韩非列传》[1]，所表达的也是韩非深得老学真传之意。传统意义上的训诂学也发端于先秦时期，而兴盛于两汉。魏晋时期训诂学处于相对的低谷阶段，但这个时期的训诂仍沿着两汉高潮的余波发展，也有不少新的成就。除西汉的《河上公章句》外，三国时期魏国王弼的《老子注》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大。魏晋时期，道家思想再次流行，当时三大显学是《老子》、《庄子》、《易经》，《易经》中道家思想占了大半，因此，三大盛行玄学中，道家著作占了两个半。笔者认为所谓玄学的玄，无非是深、远、卓绝之意，恰如现代之所谓哲学是各门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的概括总结，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学问：即使在当时也属于高妙深奥的显学!真正懂得的人不多，精研绝学的人更少，就被蒙上唯心主义的“玄”的外衣，实是一桩冤案;我们从《道德经》和王弼注本中看到更多的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辨证思想。玄学人士可分为两类：一是在朝的，如何晏，王弼等;一是在野的，如竹林七贤。在众多注老作品中，当以王弼的注释影响最大。王弼是三国魏时的文学家，祖籍山东金乡人。王弼对道学研究极深，他从本末、体用，动静、一多等关系上来论证“以无为本”。认识上提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的思想。以“凡有皆始于无”，肯定名教的“有”出于自然的“无”。王弼研老注老的成果十分丰富，作有《老子注》二卷、《老子略论》一卷、《老子指例略》二卷。从这些论著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先哲们精深的哲思、智慧的灵光，还可以弥见语言哲学对现实文学的启迪;无论从文本自身还是从文本解释学(阐释学或训诂学)来说都可随处见其衍射。王力指出：“学习古代汉语最要紧的一个问题就是历史观点的问题。”[1]孙帮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言哲学》中有更切实的表述：“语言文字是随着时空条件的转移而不断变化发展的，表现出明显的历史性与地域性特点。历时性的语言固化为文字，思想固化为经籍。而作为经籍研究主干的经学在汉代如日中天的时代过去之后，随即跌入低潮。经典文本的神圣性遭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在如何对待和阐释经典文本的问题上涌现出不少新的观念;就阐释学的方法论而言，王弼的‘得意忘言’论堪称魏晋南北朝时解释经典文本的主要范式。”[2]众所周知，文本注解主要依赖于知性，强调的是客观性，而经典阐释则主要得力于悟性，它依赖的是创新的勇气与能力，是智慧的彰显。笔者赞同孙帮金对魏晋义理学的定论“在魏晋人们看来，经典文本并不是僵死不变的教条，其本身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阐释者透过文本而与自身的经验和理性相契合、相贯通。因此，经典文本不仅应向历史开放，也应该向当前(主体经验)开放;对文本的阐释与其说是一种还原，不如说是一种创造。这就是说，经典具有历史性的同时，还更应具有时代性、创造性。这样一来，魏晋义理之学对汉代注疏之学进行了一次解释学上的革命。”[3]我们回顾历史，哲学思想放射出夺目光华的两个时代都是历史上最动荡、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文化上、精神上相对独立、自由解放、富于智慧和热情的时代(战国时代和魏晋时代)，这是文化的幸运。魏晋玄学(我们不妨称之为与老子一脉相承的中国哲学)之所以发达就在于它所探索的中心就是对社会的主体-人的终极关怀，即对精神，人格的本体研究;魏晋士人具有很强的生命自省认识。这种精神和思想的表达主要集中在论辩上(也即所谓清谈)因为论辩首先是一种群体行为，它要有许多人参加;其次，论辩又给个人提供展示才情的机会，他们或辩论人格理想、或谈政治哲学，或直白反对名教礼法。这些玄思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本文拟从训诂学的角度，着意介绍和归纳王弼《道德经》注的训诂特色及其体现出的语言哲学，并对其不足略陈陋见，充分发掘该书的语言学价值，从而引起学界更广泛的关注。经学训诂的兴盛始于东汉，训诂范围逐渐从注经而扩大到注史、子、集。史注新生了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韦昭的《国语解》，经注有王弼，韩康伯的《周易注》、何晏《论语集解》、皇侃的《论语义疏》，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郭璞《山海经注》和《尔雅注》，范宁的《春秋毂梁传集解》。其中《论语集解》价值很大，皇侃就是依据它编著了《论语义疏》，其行文不但解释词义、串讲句义，还阐发章旨，总括全篇大义。《易经》注本以魏王弼、韩康伯影响至深，这是经典注释由单一析词解字向义理阐发的重要标志，这一历史契机缘于东汉后期政治局势的急剧动荡和社会环境的普遍恶化而导致官方文化专制下的儒学独尊地位的逐渐动摇，训诂实践范围的拓展使得训诂学有了摆脱经学附庸地位的可能性：至汉末、三国之际，以《易》、《老》，《庄》为研究对象，以清谈名理为标志，糅合了儒、释、道三家学说的玄学就应运而生。反映到注解上就是，许多魏晋人著书不再仅仅注意字词方面的单向训诂了，而常常立体式，多方向发挥，阐发义理。王弼注《老子》，郭象注《庄子》就是这样的代表。本文认为王弼注《易》《老》，绝不仅仅是为了撰之同好，藏之名山。形而上的玄学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哲学，哲学是政治的先导，政治是为现实服务的。嵇康就因为玄学思想而死，他“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1]，其政治理想是“不以天下私亲，宁济四海蒸民”[2]否定了“宰割天下以奉其私”的罪恶统治;这支带刺的玫瑰自然得不到司马昭的青睐!研究王弼的《老》注，本文首先从其文本的解释策略和文本修辞入手，这可以从解经思路中得到启发：他在《周易略例·明彖》中说：“物无妄然，必有其理”、“品制万变，宗主存焉”[3]，即找准释经的主线。哲学上的认识论必然会在语言学上有所体现和应用，具体而言就是凸现了“崇本息末”这条主线，抓关键，抓中心环节。明白了《老子》经中蕴含的喻象系统，就明白了“道生万物”的主线。其次，在解说技巧层面，王弼通过置换关键词，介入主语，解释比拟、明喻、隐喻，转喻，释句，通译等手段达到准确界定概念，约减语词多义性、统一注本与经文内在思想逻辑的目的。其三，象语言思维的运用。王弼在《易》注中推断先圣们曾有观象系辞的规则，认为“意以象尽，象以言著”，“得意忘象”的语言思维使他在文笔和哲思上与老子遥相辉映，一道同风。在篇章修辞上有着同构的性质，在句式上多采用链式结构，为后来的骈体文风奠定了基础。总的来说，王弼凭着深厚的学养，开一代注风之先，以简驭繁、言约义丰;不经意间对先秦至两汉以来的诸注家之风有较大破立。王弼的义理之学对汉代注疏之学进行了一次解释学上的革命，他的训诂特色是不可抹杀的，在经学的解读与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宏林
《论语》及其儒家观念在泰国的翻译与传播

学术论文

中国与泰国的关系源远流长,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艺术等方面已有丰富的交流。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基因,想要追究探索中国文化在泰国的传播与对泰国社会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最好的方法是研究《论语》在泰国的传播,因为《论语》是孔子思想学说的“灵魂”所在。《论语》的翻译是中泰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有助于泰国人更加了解中国文化的本质,使得泰国人能够在自己的语境中理解孔子思想。本论文将研究《论语》在泰国的翻译史,然后对《论语》泰文译本进行对比分析。《论语》的泰文译本按照不同的翻译目的可以分为两种：学术性译本与通俗译本。在《论语》的泰文翻译中,译者不同的翻译目的与动机决定译本的翻译策略,直接影响到译本的性质与特点,体现于译者选用的翻译策略、注释内容与语言风格。笔者以这三个方面为主,对《论语》的泰文学术性译本与通俗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其次,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经典,《论语》负载许多深刻的思想内涵,主要反映于《论语》中反复出现的一些概念词,如：仁、礼、君子、孝等,这些概念词都是孔子思想的灵魂,传达儒家思想的本质。在译为不同语言文化时,为了不歪曲或破坏《论语》原本的含义,译者要按照自己的理解,尽量找出能够传达原文之意的泰文词语,同时也要考虑到泰国读者以及泰国社会文化背景,选用最合适的翻译方法和词汇。本文对比分析了《论语》泰文译本中对“仁”、“礼”、“忠”、“恕”、“君子”、“小人”这些概念词的翻译与阐释,研究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并且探讨翻译时不同文化语境所产生的影响。对孔子经典的翻译开阔了泰国人对儒家文化的理解视野,让泰国读者与学者能更好地理解与掌握孔子思想道德观的内涵,并接受和用于泰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泰国人接受儒家思想的道德观时,也自觉不自觉地把它与泰国传统文化、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文化因素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值得思考的文化现象。笔者分析了孔子思想的核心道德观与泰国的宗教观、政治观、伦理道德观与行为准则的冲突与融合,并且是如何被泰国人所接受的,以及《论语》泰文翻译对泰国人接受孔子思想的作用。

许思佳
论北宋新学学派的名物之学——以《诗经》草木研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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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物学指的是对各种名物进行辨识和研究的学问，主要研究与探讨名物的得名由来、异名别称、名实关系、客体渊源流变及其文化涵义。通常所说的名物学辨识和研究的对象非常具体，如各种草木、鸟兽、虫鱼、器物等。名物训诂是训诂学的重要内容，名物学作为训诂学的一大重要分支，在研究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体到《诗经》中的名物及名物学研究，就不能不提到北宋新学学派。　　北宋新学学派是北宋时期开始兴起的儒家心性之学，是当时理学思潮中的一个重要学派，对宋代和后世的经学研究有重大的影响和意义。北宋新学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王安石、蔡卞、陆佃三人。三人是北宋著名经学家，在《诗经》名物学方面有着深入透彻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为《诗经》学研究从汉学到宋学的转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王安石的《诗》学，因《诗经新义》在北宋被列为官学，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六十余年，在《诗》学宋学政治功用的发挥和义理化的解读等方面有开创之功，对北宋的《诗》学，甚至整个宋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长远深刻的影响。因此，本文拟以《诗经》中的草木为主要例证，对王安石《三经新义》、蔡卞《毛诗名物解》和陆佃《埤雅》进行研究，更加清楚地认识三人及其代表的北宋新学学派在《诗经》名物学史和宋代《诗经》学史上的价值和影响，正确评价其历史地位，对《诗经》学和名物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章主要论述了北宋新学学派形成的时代背景及其性质和宗旨。北宋新学处于一个过渡时期，上承汉唐经学，下启南宋理学，为了满足时代和社会的需求应运而生，并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借助政治力量一跃而成为官学，通行科举考场六十余年。新学是一个宗旨明确的独立新兴学术派别，它主张破除墨守成规的汉学，从义理出发来解经，并通世致用。　　第二章具体研究了北宋新学学派的名物之学。从代表人物、训释特色、治学特点和主要思想几个方面来具体分析。王安石、蔡卞和陆佃无疑是三个重量级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学术上一脉相承，并有了自己的创新和发展，既统一于新学学派的引领之下，又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众多学者和学术成果集中反映了新学的治学特点和主要思想，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也与现实政治紧密相连。　　第三章总结了北宋新学学派的名物之学的地位与影响，北宋新学学派的名物学地位斐然，其学术成果不仅具有经学上的价值，而且因为前代书籍散佚较多，现在还具有文物考古和训释上的价值意义。新学产生的影响不仅限于有宋一代，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成一林
从《楚辞》与《诗经》的关系看楚文化的华夏化——以屈原作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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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楚辞》文本，不难发现它与《诗经》在表现手法、思想内容、文学精神等方面存在诸多联系，《楚辞》受到了《诗经》的影响。基于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交流空前频繁的时代背景，楚文化与华夏文化产生了接触，楚文化认同华夏文化、积极吸收华夏文化并融入华夏文化，即楚文化逐步华夏化，同时《楚辞》作者屈原也受到了华夏文化的熏陶。《楚辞》受《诗经》的影响，是楚文化华夏化的具体体现和必然结果，同时，楚文化的华夏化亦为《楚辞》受《诗经》的影响提供了契机。　　首先运用文本分析法，对《楚辞》与《诗经》在文本上呈现出的诸多共同点进行揭示。通过仔细的文本分析，不难发现二者在赋、比、兴和象征的表现手法以及题材内容和文学精神上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这是楚文化华夏化的典型例证。　　再次从文学创作论即作家的角度，通过分析屈原的儒家思想在《楚辞》中的体现，借以说明《楚辞》受到了包括《诗经》在内的儒家经典的影响。屈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是楚文化华夏化的典型个案。　　最后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探讨在《楚辞》形成的过程中有哪些因素为《楚辞》借鉴《诗经》的写作经验提供了便利。通过对大量资料的阅读，可知第一：楚国的族源和族群心理即楚人的中原文化情结为《楚辞》受《诗经》影响提供了心理基础;第二：楚国和“汉阳诸姬”接壤，处在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接触地带，在交通并不发达的春秋战国时期，地利之便为楚人积极学习中原文化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在《左传》、《国语》等历史文献中均记载了楚人学习中原文化的历史事实;第三：春秋战国时期文化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各地区知识分子交流频繁，在那个“楚才晋用，朝秦暮楚”的时代里，儒学南渐的文化交流和传播为楚人全面而广泛的接触中原文化提供了有利的时代条件，若是像清朝一样奉行“闭关锁国”的文化政策，《楚辞》作者也很难与《诗经》产生接触，更谈不上受其影响了。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对文学文本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作家的种族、生活的时代和所处的自然环境是影响文学作品形成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本文亦选取这三点来论述，三者都为《楚辞》受《诗经》影响提供了便利，也是楚文化华夏化的直接体现。　　《诗经》和《楚辞》作为两个不同的文本，差异是必然的，但是也不能因此否认二者之间存在共通之处，否则不利于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和廓清学术源流。楚文化与中原文化是两种不同的地域文化，然而在看到区域文化差异的同时，更值得强调的是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交融渗透和相互影响。　　古代文学的研究从单纯的文本分析，进入到对文化现象的解读，最终挖掘出中华文化的优秀元素，为解决当下问题提供参考，为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积蓄力量、提供有益的借鉴。

田语
孔子、孟子、荀子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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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党一项优良传统。在新世纪要完善与发展该学科必须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作为中国传统官方显学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政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先秦时期孔子、孟子、荀子三位大儒，其思政思想对我们当今思想政治教育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由三方面的内容构成：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品质教育。此三者组成一有机的整体，共同为统治阶级的政治目标服务。先秦时期正是中国社会转型之时，战争频繁。孔孟荀三人正是处于这种动乱之世，他们希望社会能安定有序。做为儒家思想奠基人的孔子继承西周时“以德辅天”思想，在政治观上倡“周礼”、崇“德制”。然社会已不可能重回到周朝之一统状态。孔子转而从“人性”中去寻找答案，提出“仁”的思想，这里的“仁”具有“孝悌”、“个人行为准则”与“心理品质”三方面的含义，这样就把政治上的“礼”落实到个人“仁”的品质上，要求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中行“忠恕”之道，反对以战争与刑罚来统治天下。孟子进一步发挥孔子“仁”的思想，其思政教育体系建立在“人性善”基础上，因为人皆有“仁义理智”四心，所以人都有向“善”的可能，由此在政治上他认为行“仁政”者当无敌于天下。然而在现实中，真正具有“仁”的品质的人太少，争斗太多，孟子认为这是因为人们大多数没有存住“四心”，只有少数圣人达到此要求，因此孟子思想中更多地强调人们要矢志不渝的去求“放心”（即失去的四心），从而提出具有神秘色彩的“养浩然之气”的道德品质修炼方法。而处于战国末期的荀子，为了适应天下将趋于一统的形式，他更多地发挥了孔子思想中的“礼”。他认为“礼”就是“法之大分”，它具有“法”的特点。综观春秋战国500多年的争斗，他觉得根源在于“人性恶”，人皆有贪欲，要想使天下安宁，必须要有外在的强制约束。这种约束就是“礼”。在个人品质要求上，他希望人人能具有君子般的品质，这里的君子品质更多表现为好学，向“先王”学习，这实质上就是强调“仁”的品质。就这样，孔孟荀三人思政教育体系就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他们都以“人性”之辩入手，强调个人道德品质的形成，从而达到统治天下的目的。孔孟荀思想对我党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大的启示，即：“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德制国”的政治观、良好道德品质的不懈追求。在批判继承先秦儒家思想基础上，才能完善与巩固我党有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江沈红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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