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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散文中的典型意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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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散文在文学中具有很高的成就。他的散文虽属哲学范畴，但没有抽象的说教，而是运用丰富的意象、大量的寓言、奇特的构思和大胆的夸张表达深奥的哲理，他所塑造的意象可谓奇特诡异、变化多端、姿态横生，对后世文人影响深远。　　我们研究《庄子》散文中典型的意象，主要是探讨《庄子》散文典型意象的成因、意象的分类、意象的特点还有其深远的影响四个方面的问题。《庄子》散文中的意象与神话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有些固然是作者本人的创造，但许多意象原型可以追溯到上古的神话，而且，《庄子》散文中的意象处处渗透着殷商、楚文化的气息，殷商、楚文化中自然洒脱、崇尚巫术、好玄想的精神深深影响了《庄子》一书塑造的形形色色的意象。庄子生活清贫，一生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他把对社会深刻的思考融入到用尖刻犀利的语言刻画出的各种蕴含深刻的意象之中。　　《庄子》散文中的意象多是用寓言作为载体出现的，可以说庄子的寓言就是意象的大观园，有对前人的继承，也有自己的独特创造。《庄子》一书中的意象丰富，它们似水流动，变幻不定，摇曳多姿，动物意象、植物意象、人物意象、无生命的事物类意象等，诸多意象异彩纷呈，庄子在对很多典型意象的塑造上都赋予了前人不曾有的新意。例如在对鸟的意象的塑造上，就赋予了鸟“自由”，“不死”等新意，在对鱼的描写中不仅还原了鱼的本性，还创造性的赋予了它“自由”、“永恒”、“互化”的内涵。《庄子》散文的典型意象具有奇特诡异的特点，正如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评价：“意出尘外，怪生笔端”。而且，《庄子》一书中所出现的大部分动物、植物意象都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形。这种变形或者表现在形体的扭曲，或者表现在属性的变异。《庄子》各篇中所体现的意象不是独立存在，而是相互联系的，他们既有繁富的特点，又有聚合的特点。　　《庄子》散文的典型意象具有很高的文学成就，形形色色的意象不仅增强了文章的浪漫色彩，而且也深化了他的哲学理念，对后世文学创作具有深远的影响。

姜红
《庄子》隐喻、转喻造词的认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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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语言学中，隐喻和转喻被看作是语言形式上的修辞，即语言使用现象。近期的认知语言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表明，隐喻和转喻是人们对抽象概念认识和表达的强有力工具，不仅是语言的，更重要的是认知的、概念的。隐喻、转喻是基于概念结构的相似性、相关性，从一个认知范畴向另一个认知范畴的映射，是人们认识、理解、表达另一事物的过程。隐喻、转喻是庄子的思维品质，隐喻词、转喻词是其隐喻、转喻思维过程的词内凝聚。隐喻、转喻词是《庄子》创造的新词中很有特色的一类，它们密切地反映着庄子的认知思维。我们以此为研究对象，以期从一个角度窥视出庄子的造词特色和认知特点，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总结某些有关的认知规律。全文共分五章，绪论、结语各一章，主体部分三章。第一章“绪论”：首先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解释隐喻、转喻;然后阐明立足于隐喻、转喻分析《庄子》造词的原因、目的;再次，交代有关《庄子》注本、版本、篇目真伪，以及《庄子》词汇研究、词汇分布等基本情况;最后简要说明材料来源和研究方法。第二章“从《庄子》隐喻、转喻造词中分析其认知方式”：利用隐喻、转喻造词的过程实际是一联想、比较的认知过程。着眼于确定源域体(或转体)的角度，这一认知过程具体表现为意象性认知和意向性认知;就整个认知模式的构拟过程来讲，可以说是系统性认知的反映，系统性认知反映了隐喻、转喻造词的根本特点。意象性、意向性认知与系统性认知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认知方式，在一个隐喻词或转喻词中同时得以体现。本章我们旨在从《庄子》隐喻、转喻造词中分析上述三种认知方式。第三章“隐喻和转喻的主要类型”，从不同角度对隐喻和转喻进行分类，共分四节： (一)“根隐喻、根转喻和派生隐喻、派生转喻”：这是着眼于认知功能角度的分类。根隐喻与根转喻是作为中心概念的隐喻和转喻;派生隐喻、派生转喻以根隐喻、根转喻为基础而生成，是其生动化、质感化、多维化的体现。隐喻、转喻词是根隐喻、根转喻的体现形式之一，是派生隐喻、派生转喻的词内凝聚。本节中我们对《庄子》隐喻、转喻新词所依据的根隐喻、转喻与凝缩词中的派生隐喻、转喻进行微观化的归类。 (二)“常规隐喻、常规转喻和诗性隐喻、诗性转喻”：这是根据相似、相关性的性质与人们感知理解词语时的特点所作的分类。首先从“心理联想的通道易于寻找”、“背景范例的投射”、“语境对意义的凸显与确定”三方面分析《庄子》中常规隐喻、转喻的形成。然后从“直觉思维的折射”、“非典型特征的映射”、“词断意接”、“语义跨度”四方面阐释《庄子》诗性隐喻、转喻造词带来创造性的原因。 (三)“动词性隐喻、转喻和名词性隐喻、转喻及形容词性隐喻、转喻”：这是以《庄子》所创隐喻、转喻词在句法中的位置、作用和特点而作的分类。三者均分别从语义类别、词性构成、句法功能、造词情况进行归纳，并作出特点小结：《庄子》中隐喻、转喻创造的动词最多且形式多样;动词中，隐喻造词的数量多于转喻造词;隐喻、转喻创造的动词中存在着名词意象。名词中，转喻造词数量多于隐喻造词;通过转喻创造名词时，转体与目标的关系多基于“联结关系”;利用隐喻创造的名词意义大多或抽象或笼统。形容词的创造充分发挥了隐喻、转喻的描述性功能;隐喻、转喻创造的状态形容词比性质形容词数量多。 (四)“独创隐喻、独创转喻和活跃隐喻、活跃转喻及再造隐喻、再造转喻”：这是根据《庄子》创造的隐喻、转喻词在后代发展的不同情况而作的分类。独创隐喻、转喻是指仅在《庄子》中创造使用的，这源于庄子看待世界的独特方式和《庄子》之语具有内指性的特点。活跃隐喻、转喻指创造于《庄子》并在后代继续使用的，这主要由于隐含于其中的隐喻、转喻思维往往仍能引导我们从一个非同一般的角度观察体验它再次使用时的新情景，以及部分隐喻、转喻词的创造来自常规、固定的思维模式。再造隐喻、转喻是指部分词在《庄子》中不是而在后代的继续使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隐喻、转喻词。其主要原因在于《庄子》的寓言式文体，赋予某些词语再创造的潜力，其具体意义成为人们后来进行隐喻、转喻思维的来源;其所在的整体寓意则成为人们想要表达的目标意义。第四章“《庄子》隐喻、转喻造词的‘范畴’分析”：范畴是事物在认知中的归类，是人的认知赋予世界万物以一定的结构。我们把《庄子》中通过隐喻、转喻创造的新词分别归入基本范畴、上位范畴、下位范畴，以求为其勾勒出一个认知语义框架，使我们能更清楚地了解庄子造词的认知特色。第五章“结语”：总结全文，归纳结论。

许芃
《诗经》女性形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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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形象是《诗经》中极富有特色与光彩的部分，既具有时代的特征，又具有超时代的审美价值。千年已过，她们的美，她们的形象依然栩栩如生，如在眼前。本文以《诗经》女性形神特征以及情感内容为基础，结合古典文献，运用社会学、人类文化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知识进行辅助，分类概括，归纳出《诗经》女性形神特点、婚姻劳作社会中各种女性形象与艺术价值。通过对《诗经》女性形象的总结分析，使我们能够更清楚的了解《诗经》时代女性的美，了解她们的情感状态，从多个角度去认识《诗经》女性。　　全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为《诗经》女性形神描写，主要描写《诗经》女性形态、神态以及服饰，探索《诗经》时代对女性形神穿着打扮的审美趋势。第二章为婚恋诗中的女性形象。有为情而动、大胆主动追求爱情的女性形象;有享受爱情、为情而悦的女性形象;有一往情深、为情而痴的女性形象;也有为情所伤、为情而痛的女性形象。第三章为社会生活中女性形象，有天然健康的女性形象，有温情耐心的女性形象，有作为政治联姻的女性形象。第四章主要从比兴角度，探讨水月营造氛围、植物意象、气象环境等对女性形象塑造作用进行探讨。　　本文立足文本，从文本中找寻女性形神之美，从情感内容以及特殊社会环境背景去分析女性形象，以期深入把握了解《诗经》女性形象。千年前的女性既有自己特殊的一面又具有普遍性的一面，直到今日依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打动人心。

阮萌萌
《坡门酬唱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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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之时酬唱之风兴盛，文人雅集宴饮，酬唱赠答，遇事而歌、即兴而颂，苏轼、苏辙与苏门六君子之间的酬唱活动便在这种环境之下应运而生。南宋邵浩将其酬唱次韵诗作六百六十篇编选成集，而本文便从内容及影响的角度入手，对《坡门酬唱集》这一酬唱诗集作进行了研究和解读。《坡门酬唱集》自成书之后，并未得到过多重视，典籍之中罕有收录，流传亦不广泛，因而版本信息较少，编选者亦名不见经传。然而站在更宽广的学术研究背景之下，从社会功用性以外的角度来审视《坡门酬唱集》，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情感蕴藉以及深刻的文化和审美价值便凸显了出来。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坡门酬唱集》简介，从编选者邵浩自序入手，解读了《坡门酬唱集》的成书背景以及编选初衷，探讨了在两宋时期的酬唱之风下，坡门酬唱的衍生以及宋代酬唱诗的发展脉络。第二章《坡门酬唱集》与《西昆酬唱集》对比分析，则通过与宋代最著名酬唱集作《西昆酬唱集》的比对研究，解读出《坡门酬唱集》在题材、诗风和艺术手法方面的继承与创新;本文从《坡门酬唱集》所处的文学史位置出发，探讨了作为一部酬唱集作，《坡门酬唱集》的继承与创新之处，通过与《西昆酬唱集》的异同分析，可以看出《坡门酬唱集》在用典及精于格律方面继承了传统酬唱诗的风格，而在题材与体裁上则有了较大的开拓;另一方面，不同于《西昆酬唱集》字斟句酌注重形式的华艳诗风，《坡门酬唱集》更偏重于寄情抒怀的抒情性和以文为诗的议论性，这些创新之处的研究对于后世酬唱诗的演变以及宋诗美学风格的形成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第三章为重点论述章节，对《坡门酬唱集》的主要唱和诗进行了分析，解读了二苏之间游历赠答、宦海沉浮以及兄弟相忆三个方面的酬唱诗作，并对苏门文人以师友赠答、题画咏物、言志述怀为主要内涵的酬唱诗进行了研究和阐述。苏门酬唱诗的解读，既要联系苏轼等人一生宦海沉浮的具体经历来分析，更要置身于整个北宋文坛乃至时代的宏大背景之中来阐释，苏门文人亦师亦友，互为兄弟知己，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彼此的唱和往来都表达了不同的人生观和美学思想，这些都在本文的论述中一一展现。第四章则分别论述了《坡门酬唱集》以文为诗、用典博赡以及寄情抒怀的诗作特色，通过这几方面的研究和解读，不但更深层次地阐述了《坡门酬唱集》这一酬唱集作本身的艺术成就与流弊所在，也对其所产生的后世影响进行了全新的探索和挖掘。

刘珊
文化翻译理论视角下《道德经》英译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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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文化多元化已成为全球性的呼声。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召下,中国把弘扬民族文化软实力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典籍承载着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让中国的文化走出去、让中国的国学走出去、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正确认识和了解离不开文化典籍的译介。作为文化翻译观的代表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提出的如以文化为翻译单位、原文与译文要实现文化功能上的对等主张在翻译界引起了诸多学者和理论家的共鸣。鉴于此,本研究以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为理论基础,以辜正坤和亚瑟·韦利的《道德经》英译本为语料,从数字、通假字、一词多义这几个文化负载信息明显的几方面展开,分析大量的译例,旨在研究文化差异对译者翻译的影响,并验证本研究所提出的用来阐释造成译本差异的背后文化因素的文化翻译理论的可行性。译例的背后折射出译者的翻译活动不是在真空中进行。译者所处的特定文化、特定历史时期使其译作受诸多因素,如种族、性别、年龄、阶级以及个人异质特征的影响。辜正坤采取了异化和归化并重的翻译策略。他的创作目的是使译本能为中外两语读者所接受,异化策略使得中国文化得以很好地传真到他者文化中去;归化策略则为辜正坤赢得了诸多的读者群体。韦利主要采取了异化的策略,表现出了对源语文化的极大尊重,这与他倡导史学性质的文字翻译的初衷是密切关联的,同时也体现了韦利所代表的自身文化群体从自身文化语境看到了自身文化的不足,进而渴望从他者文化中汲取滋养自身文化的异域文化精华。本研究发现文化翻译理论可以为文化典籍英译研究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作用,反之,两译者的诸多译例也为文化翻译理论提供了充分的论据。对以《道德经》为代表的文化典籍英译本的不断研究能促进中国国学的传播,进而提升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接受度,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竞争能力。

王岩
杜甫诗歌清新风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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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诗歌的清新风格，是其艺术成就集大成的具体体现之一。这种艺术风格的形成，得益于其“转益多师”的诗学观和在创作中对“清词丽句”的不断追求。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出发观照杜甫诗歌中的清新风格，可以更清晰地发现杜甫诗歌对于前代文学的继承和后代文学的启发，这正是杜甫作为“百代之中”的集大成者，为诗歌艺术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本文将分三章来对杜甫诗歌中的清新风格进行研究。　　第一章对“清新”这一范畴的内涵流变进行爬梳。整理出了“清新”从自然概念到伦理概念再到审美概念的发展过程，重点阐释了“清新”在文学理论特别是诗学理论中的发展和内涵，并对杜甫诗学理论中的“清新”进行了整理和分析。　　第二章论述杜甫诗歌的清新风格与六朝文学的继承关系。从接受史的角度，分别分析了杜甫诗歌创作中对六朝代表诗人谢灵运、谢朓、阴铿、何逊以及庾信等人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手法上的继承和发扬，总结出杜甫诗歌清新风格和六朝文学的继承性关系。　　第三章具体论述杜甫诗歌的清新风格。进一步从其成因、发展变化、和与杜甫整体诗风的关系分析杜甫诗歌的清新风格，总结杜甫诗歌的清新风格在其诗歌作品乃至整个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

胡菁
五代、两宋潇湘主题山水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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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两宋时期，以“潇湘”为题的山水画开始盛行，它涉及的画家之广、表现的形式之丰富，成为了这一时期山水画创作的重要表现主题和一种文化现象。以“潇湘”为题的山水画，其绘画样式和审美观念对这一时期山水画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将研究的时间范围限定在五代、两宋期间，主要是基于：其一，这段时期是以潇湘为主题的山水画创作最为兴盛的时期。其二，这段时期正好处在具有独特历史性意义的文人画兴起的节点，其审美品格和绘画理念上极具开创性和实验性，在中国山水画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具备特殊的历史地位和美学价值。其三，在这一时期，以“潇湘”为题的山水画表现出了比以往任何时期更为强烈的隐喻性、抒情性和人文意趣，对这一现象的深入思考，对研究中国山水画的美学价值和个人绘画理念的形成有很好的启发性。　　全文除绪论外分四章展开：　　第一章追溯潇湘山水的地理特征及人文渊源。第一节“地理资源考察”，考察潇湘山水从最初神秘而朦胧的意象到其独特的地理资源被逐渐认识发掘的过程。通过考察调研，发现了水资源观念以及它独特的构成体系对形成潇湘地貌特征的重要性;以“湘江”为主线，来带动对整个潇湘流域山水面貌的了解，重点论述了“潇湘二水”之间的关系，以及历代对其流域内山水资源的考察情况及面貌特征的描述，总结出“水源”观念对于潇湘地缘文化形成的重要性。第二节“梳理人文资源”。发掘整理出与潇湘山水相关的历史事件和人文资源，从“人文资源”“迁谪文化”“渔隐情结”三个方面，对潇湘山水中蕴含的人文资源进行整理归类。“人文资源”：以时间为线索，抓住重要历史人物及事件为节点展开论述;主要描述了代表圣君的舜帝与忠贞、哀怜的二妃，爱国、高洁的屈原，潇湘山水文化初兴的魏晋名士等。“迁谪文化”：主要从文人、士大夫的精神操守、贬谪之地的形成、迁谪文学的独特现象等方面进行阐述。“渔隐情结”：从“任运自然”的隐忍苟活转变为坚守理想的高洁品格，再上升到回归本真的“超然隐逸”，以此来呈现潇湘“渔隐情结”的形成及演变过程;对潇湘的“渔隐情结”从文学被引入山水绘画及其表现方式和融合方法作了较为详尽的描述，为论述潇湘主题山水画中的“隐喻性”和“抒情性”做出铺垫。　　第二章对五代、宋初潇湘山水画的出现及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第一节从社会背景出发，分析五代政权南移、政治中心南迁，为稳固正统和复兴文化，文士们重拾了潇湘的历史人文。从宋初文人画始兴的重要历史性节点切入，分析文人们对荒远而神秘的潇湘充满向往的原因;论述文人们将“潇湘”在文学中形成影响的因素引入山水绘画的目的，以此来分析两宋绘画领域“潇湘热”现象形成的重要原因。第二节对五代到两宋期间潇湘主题山水画的出现和发展，作了文献引述和流传作品资料的论证。选择五代两宋期间最具代表性的董源《潇湘图》和宋迪的《潇湘八景》展开论点，分析它们产生的原因、创作的背景，试图对潇湘主题山水画进行绘画样式的归纳，并对其在这一时期所产生的影响进行重点论述，突显出它在中国山水画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性价值。　　第三章论述在“潇湘”主题山水画中呈现的四种意趣。选择了董源、宋迪、米友仁、禅僧四种具有鲜明个性的画风，分别对应为“真趣”“天趣”“奇趣”“禅趣”。论述他们在“潇湘”主题山水画中对笔墨探索表现出的革新精神;描述了他们在突破传统樊篱和摆脱院画弊病上取得的成效。第一节从“写真”到“写意”的蜕变过程，来分析董源《潇湘图》中笔墨语言表现出的“真趣”。第二节从宋迪提出的“活笔”和“天工自然”两方面分析“潇湘八景”中的“天趣”。诠释了宋迪“活笔”说包含更为高和广的审美层面。第三节写米友仁在潇湘二图中所表现出来的“奇趣”。从平中见奇的米点、不可名状的烟云、不拟绳法的墨戏三个方面展开，它涉及的是潇湘图中的皴法、意境营造、笔墨语言等具体内容的分析。显示了米氏在山水画发展中的探索精神和革新精神。第四节通过分析禅僧将禅意融入山水画的方式方法，来论述禅僧在“潇湘八景”中营造出的“禅趣”;分析“简而淡”“简而残”与禅画“潇湘八景”中“空朦”“虚白”之境的关系，以及对于形成禅画“潇湘八景”独特的空间与结构的意义。　　第四章探索“潇湘”主题山水画与诗意融合的方式方法。“潇湘”有诗缘也有诗性，潇湘的山水与其独特历史人文之间的密切关联也可以触发文人骚客们的诗兴。第一节追溯诗与画之间的异质与同理，分析宋代文人在突破诗画艺术各自领域的局限性，促成诗与画互为补益的诸多美学观点。第二节潇湘主题山水画引入诗意的种种形式。通过对《潇湘图》的诗意解读，分析“题画诗”与画意、画境之间存在的关系;通过对《潇湘八景》的诗意追溯，分析《潇湘八景》潜在的诗意渊源;分析苏轼对潇湘山水在诗与画之间如何互为引发;第三节从释惠洪的“八境”说来分析禅意化的《潇湘八景》在诗画之间的融通方法，是“潇湘主题山水画”特别是《潇湘八景》具备了如诗一样的比兴和寓意的功能。第四节分析论证《潇湘八景》如何实现诗意中的隐喻与抒情，从“晚景寓幽意”和“渔村寓桃源情结”两方面展开论述。通过以上研究，谋求了解作为传承绘画的“潇湘主题山水画”如何实现意蕴提升和诗意融合。

吕道建
北宋画作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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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处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在北宋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治国理念下，作为艺术领域的绘画事业，也较前代有了许多重要转变和发展。绘画的表现形式与发展脉络，既有艺术代际演进的一面，又有其独立的品格和开拓创新的一面，显示出其此一历史阶段独有的文化与特质。本文在结合前人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北宋时代文化环境的分析，画坛不同画家群体的特性及表现的论述，不同画科之间差异性表现的阐释，以及儒道佛三教思潮对画学思想的影响等若干方向的研究，力图探寻北宋画作文化的内涵和基本特征。　　北宋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是绘画艺术发展的根基和土壤，也是北宋绘画能够尽情展现艺术魅力的重要因素。从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去分析，可以了解北宋画作文化态势和发展的时代环境。历代帝王对“文治”的重视与扶持，为北宋画作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经济上，商品经济的发达促进了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与繁荣，催生了画作物化形式表现的多样性，画作产品商业交易的普遍性。文化上，帝王、宗室及贵族官僚对艺术的偏尚，促就了举国上下崇尚艺术的社会风气，有力促进了北宋画坛的繁荣与发展。科技方面，印刷术在北宋时期的发展和进步，对文化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作用凸显。　　北宋画坛以花鸟画、山水画成就最为突出。北宋画坛成熟、多样化的技法表现，在传承前代画家笔墨运用基础上渐行发展，并不断完善。北宋后期，在沿袭前朝既有体制下，宋徽宗赵佶创立画学新制，通过考试选拔的方式招录绘画人才，并对画学学生进行集中、统一的艺术与文化培养，此举引领北宋画作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北宋社会文化的繁荣和普及、发达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手工业以及城市数量与规模的扩大等，为画作交易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在北宋画作文化的发展中，画作交易流通意义十分重要，它为绘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有利的空间，同时也是北宋画作文化能够繁荣发展的又一个现实基础。　　整个北宋画坛，在帝王及宗室擅画者、宫廷画院画家、文人士大夫画家、民间画家以及僧道等其他领域画家们的共同推动下，形成了绘画艺术空前繁盛的局面。北宋社会不同群体的画家们，由于他们的身处环境、气质禀赋、人生态度等方面的差异，其作画的画风、画学理念等也有所不同。从他们不同的画作风格上，可以看出北宋社会不同群体、不同艺术流派之间的包容兼收之风。他们的存在也是北宋画坛在题材上包罗万有、风格上多姿多彩，以及画论上精辟独到等特点形成的主要原因。　　按画科归纳，北宋画作主要分为人物、山水、花鸟三大类。人物画从前代盛行的宗教、政宣、写貌内容，逐步转向热衷对民情风俗类题材的表达。从风格和技法而言，北宋山水画总体呈现北派、南派两大体系。不过，因各自师承和造化的不同，即使同为北派或南派山水，画风的表现仍有所差异。受社会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北派山水在北宋画坛的地位始终高于江南画派。到了北宋哲宗时期，复古派的青绿山水呈盛行之势。北宋花鸟画科的艺术成就同样突出。北宋初期，花鸟画以代表皇家审美趣味的院体风气为主流，北宋中期以后逐渐以表意为重，注重主体的情感表达，清逸、淡雅的写意之风渐成风气。　　儒、道、佛三家哲学思潮，对北宋画作文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北宋是新儒学思想的萌芽与发展阶段，新儒学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同时汲取佛、道两家精华。艺术的发展离不开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北宋画学思想中必然包含着儒、道、佛三家思想的精华。儒学传统中的伦理秩序观念始终贯穿在画家的创作实践之中。儒家强调文艺为政治、社会服务，北宋画坛体现儒家思想的社会功用性画作，多是以劝善戒恶、歌功颂德为内容。儒家重视人格修养，北宋画坛对创作主体人格修养的重视，是儒家仁学思想的具体体现。以自然本性为美是北宋文人作画或论画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在“道”的启示下，北宋画家由最初的师法传统，到师法自然，逐渐走向对超越自然形象之外的内在领域的探索。佛家思想对北宋文人画家的影响突出，文人画家将禅心与画意相契合，将对外部世界的关注，转向对主体内在精神的体悟与探寻上。　　北宋帝王及宗室嗜画的传统延续至南宋，为画作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北宋绘画臻于写实的传统，主要由宣和旧人接续并传至南宋。北宋后期画坛文学化、诗意化的风气沿袭至南宋后，画坛又推陈出新、应变契机，逐渐演变成简化的水墨写意风格，成为南宋画坛的时代特色。承袭北宋画作文化的传统与精华，南宋画坛继续向前发展，开启了中国绘画史上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本文基于史料为论述依据，结合历史文献、社会学、美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运用文本解读、个案考察、图像及人物分析等方法，通过梳理北宋的时代背景、画家群体、画科及流派、哲学思潮、传承与发展等若干方面，对北宋画作文化进行探索、分析和总结。北宋时期是中国绘画发展史上空前繁盛的时代，研究北宋画作文化，对于揭示中国绘画在笔墨技法上的表现、审美情趣的传达、艺术精神的生成，以及艺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等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刘娜
宋夏关系中的堡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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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与党项一直存在矛盾,特别是元昊脱离宋朝,成立西夏以后,宋与西夏矛盾再次升级,双方开始在缘边大规模修筑堡寨。堡寨作为双方防御据守点和攻击的发起点,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通过对堡寨的研究能让我们全面深入的认识宋夏关系。运用历史比较法和统计法,解释宋夏二者间堡寨数量多于宋辽之间的原因,说明堡寨在宋夏战争与贸易中的地位。宋夏战争中,北宋的堡寨是扭转其在宋夏战场劣势的关键,并成为最终制服西夏的有力武器;宋夏贸易中,堡寨为两国贸易提供安全交易场所,贸易活动又将人口吸引至堡寨周围,改变了堡寨的军事性质,成为双方经济文化交流的聚集点。宋夏关系的研究离不开对宋夏堡寨作用的探讨。

李恺
苏轼咏物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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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文坛上，苏轼是不容忽视的重量级人物。作为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苏轼的文学作品研究也一直是宋代文学研究的热点话题。在苏轼现存的二千七百余首诗中，咏物诗有275题390首，占其诗歌总数的14%，本文研究的便是苏轼的这部分诗歌。关于苏轼咏物诗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对苏轼咏物诗展开研究是有意义的。　　本文共有五个部分：一章绪论、三章正文部分和一章小结。　　绪论共有两节。第一节是“研究现状概述”，主要对目前苏轼咏物诗研究现状进行简单概述;第二节是“研究对象界定与研究方法”，对咏物诗的定义进行了界定，同时对本文所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简要说明。　　第一章主要阐述苏轼咏物诗分类及其时空分布特点。根据苏轼人生经历将咏物诗分为四个阶段，同时对苏轼咏物诗的时间分布、地域特征展开讨论。根据绪论中的咏物诗界定标准，将苏轼咏物诗进行内容上的分类。本章为了直观呈现苏轼咏物诗数量上的相关信息，采用表格展示咏物诗相关数据。　　第二章主要探讨苏轼咏物诗艺术特征，分为四小节：第一节“诗理交融、趣味横生”，简要分析咏物诗的趣味性;第二节“传形之神、重在神似”，探讨苏轼在咏物时如何处理形似与神似的问题;第三节“以俗为雅、别开生面”，研究苏轼在咏物诗创作中诗歌语言通俗化、题材世俗化的现象;第四节“巧妙用典、言简义丰”，结合宋代历史背景，浅要阐述苏轼咏物诗中典故与诗意有机融合的特征。　　第三章主要阐述苏轼咏物诗与《诗经》以及《离骚》的艺术渊源。本章分为两节，分别阐述苏轼咏物诗艺术手法对《诗经》和屈骚咏物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探讨苏轼咏物诗对《诗经》赋、比、兴，以及对屈原香草美人意象、借物喻人手法的传承。　　小结主要探讨苏轼咏物诗中所反映的宋代文化，从苏轼咏物诗的创作背景和诗作相关特质中反推咏物诗与时代文化之间的关系。苏轼咏物诗中所体现的审美观念与精神气质正是宋代文化在具体文学作品中的反映。研究苏轼咏物诗，有利于体会宋代文人审美观念，感受宋代社会生活文化相关特质。

钟诚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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