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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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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杀现象看《史记》的悲剧性

学术论文

《史记》中记载了大量的自杀现象，引起读者的极大关注。关于《史记》自杀现象的研究，近年已有一些学者涉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关于《史记》悲剧性问题，学术界已做了较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颇丰。然而，将《史记》所记之自杀现象与《史记》的悲剧性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目前还是不多见的。本文则试图通过对《史记》所记自杀现象的文化心理分析，揭示其悲剧意蕴。首先对《史记》所记自杀现象的历史渊源、自杀人数、自杀方式进行疏理、统计、归纳。其次，通过文本分析，归结出《史记》自杀悲剧的类型：1、以自杀捍卫个人的尊严;2、以自杀的方式殉道义;3、遭受逼迫而被迫自杀。第三，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司马迁的创作心理出发，分析《史记》自杀悲剧的内涵，指出乐生恶死、杀身成仁的观念以及司马迁的自杀情结是《史记》自杀现象悲剧性的生成重要因素，从而揭示出《史记》的自杀现象具有浓烈的悲剧色彩。最后，指出《史记》自杀现象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士人的思想行为乃至民族文化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黎业田
三亚回族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学术论文

海南岛上的穆斯林及其文化，历经千年的岁月涤荡，最后硕果仅存于海岛最南端的三亚湾一带。我国史志关于三亚回族的记载历来语焉不详，致使其历史扑朔迷离，导致后人对其认知也歧义纷呈。三亚回族的文化亦长期为世人所忽视，其语言、宗教与习俗等，都不为外界所明了。至1940年代，国外人类学界开展有关“语言区”的研究时，才开始关注三亚回族的语言。此类研究揭示了回辉话与南岛语系诸语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内学界在1980年代以后，也开始研究这里的语言。30余年来，国内、外学界虽然在语言方面的研究斩获颇丰，但是限于学科取向与理论旨趣，各家观点多有不同，在诸多关键性问题上，仍存在争议。　　本文旨在以追求历史事实的基本立场，通过田野民族志的调查，学习并记录当地人的“地方性历史知识”。在此之上，结合整个中国历史、乃至南亚历史等宏观背景，立足于“典范”历史与“边缘”历史的比较，以“情境化”分析为手段，详细分析三亚回族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与此同时，本文也力求展现三亚回族加入“回回民族共同体”的时间、方式及过程等。目前，综合历代史志资料、南亚地区的考古发现、汉语史和回辉话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考证出三亚回族若干点基本史实，即:其先民来自于阿拉伯半岛;约在十世纪前后陆续迁入海南岛;上岸后即附民籍;其“番人”称呼来自于当地民间俚称等。此类基本史实，是本文进行深一层次研究的基础。三亚回族在“根基”历史的构建中，既继承了其历史记忆中的古代成份，也受到了地区生活情境的持续影响，进而将本岛伊斯兰文化遗迹视为古代波斯、阿拉伯人的遗留，并将这些人群当做自身族源的一部分，从而合理化对土地资源的要求和主张。在社会记忆的持续影响下，通过语言联系，三亚回族正在构建以语言历史来替代族群历史的、更加纵深的“根基”记忆。将占族，甚至包含占族在内的南岛语系先民及其历史，整合进自身的历史记忆之中。此外，通过数个世纪持续的“出学”，三亚回族与内陆“回民”建立起牢固的联系，并且采纳了内陆“回民”的典范式历史。民族识别时期，三亚回族因为主观认同意愿，而被识别为回回民族。三亚回族比较早的完成了教派改宗，同时又恪守自己的语言文化。他们以“革新”与“固守”两种方式，来继承并发扬其“传统”。三亚回族因此确立了自身在当代“回族共同体”中的位置，表现了其深刻的历史意识，体现出三亚回族自主、自立而又强烈认同于回族的心理特征。本文期以“史实”为基点，力求统筹两个方面的历史知识，以进行实证性质的个案研究，并为理解三亚回族乃至“回回民族”的历史与认同，提供粗浅的参考。

常棣
河南郏县三苏墓祠书法石刻浅论

学术论文

郏县三苏墓祠是全国唯一的墓、祠合一的建筑，自北宋时期“二苏”葬郏以来，慢慢发展成为“三苏”，成为如今的规模。三苏园现有三苏墓祠、广庆寺、东坡碑林、东坡中年布衣像、东坡湖等，另外还有郏县三苏墓祠石刻。郏县三苏墓祠碑刻文化体现着“历代于苏洵、苏轼、苏辙之褒崇”，是三苏接受史的重要载体和难得的实物见证，具有文献学、书学和金石学等多重价值。目前，学界对于郏县三苏墓祠石刻的研究尚无系统成果，未来还有很大的开掘空间。　　本文首先对郏县三苏墓祠目前所发现的石刻文献资料进行搜集整理，进而对每通石刻的形制与文字、文献载述以及书体风格等方面进行初步考证与研究。对三苏墓祠石刻的文化教育功能进行挖掘。主要是从精神层面进行阐释，真正将三苏石刻所承载的精神文化“活”起来。以期对三苏历史及地方文化建设有所裨益。

梁楠楠
趣味阅读迷宫

期刊

我国著名学者闻一多有一句名言，他说：“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人家说了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不一定说。”“说”与“做”这两个字一换位置，马上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做事态度，让人回味无穷。这种由于字位置的互换，意思也随之发生微妙变化的语言现象，叫“易位”。
苏轼的魅力来自哪？

报纸

今年是苏东坡诞辰980周年，日前，央视大型人文历史纪录片《苏东坡》甫一播出，就收获了不小的关注。作为一位宋朝文人，竟然能在身后近千年的历史中收获持续不断的关注，直至今天依然热度不减，也是一个颇为有趣的文化现象。苏轼人格伟大在哪？首先是一心为民的情怀。苏轼有着多年的贬谪生涯，然而他并不灰心丧气，每到一地，总想着造福一方百姓。即以登州为例，元丰八年（1085年）苏东坡知登州（今蓬莱）军州事，只有5天时间，即奉调回京。虽然时间很短，但他写成两篇“调查报告”，递交朝廷。一是《乞罢登莱榷盐状》，文章指出：百姓晒盐，必须卖给官府，官府统一发售，贪弊成风，建议盐户自行发售，官府收税。此议被准，百姓享此福利直到清末。另一篇《登州召还议水军状》，根据登州的边防战略地位，要求修筑工事，加强战备。5天时间，两宗大事。当地民众缅怀他的卓然建树，修苏公祠于蓬莱阁。民众传颂：“五天登州府，千年苏公祠。”因此苏轼去世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可见苏轼在百姓心中的分量。此外，苏轼还有着超然物外、达观豁达的人格魅力。东坡一生任职10多个地州，然而每到一地，他都与当地民众打成一片，自得其乐。在海南，一次东坡得蚝。他将蚝肉浸入浆水，添酒炖煮。又取个头大的蚝肉，在火上烤食。随后写题为《食蚝》的短文，赞不绝口：“食之甚美，未始有也。”告诫儿子苏过切切保密：“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可见苏轼的幽默与淡然。他在险恶贬谪之地与民同甘共苦，“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正是他的人生态度。这样有担当、有才华、有魅力的文人，又怎能不受到民众的热爱呢？无论我们是品读苏轼的诗文，临摹苏轼的书法，或仅仅是看过苏轼的纪录片，恐怕都会收获知识的增益、文化的熏陶、人格的滋养。这就是苏轼的魅力，这也是传统文化的魅力。李公羽

2017-08-14
从模因论看《论语》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及文化传播

学术论文

《论语》作为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主要言行的儒家经典之作，是儒家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的集中体现。早在1563年，就有了《论语》的拉丁文译本，之后的四百多年里《论语》的翻译研究工作从未间断。今天，《论语》已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其总印数仅次于《圣经》，远高于其他任何一部畅销书，而仅《论语》的英译本就达50多部，足见其在世界的深远影响。纵观以往对《论语》的研究，大多集中与微观层面，如句子结构，翻译技巧和策略，几种不同翻译文本间的对比分析等等，很少涉及宏观层面的研究。因此，本文拟从跨文化的宏观角度对《论语》的英译进行探讨，采用文化传播理论—模因论来阐述《论语》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及文化传播过程。模因论是借鉴生物学的视角以模因为最小单位研究信息传播的进化模式，是关于人类文化的进化论。本文从模因视角出发对翻译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翻译的过程就是文化传播的过程。并且根据模因的传播复制规律对儒家文化模因的传播过程及现象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阐述，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为其他中国典籍的翻译与传播提供些许参考。本文由以下五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论文概述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目的、意义和研究方法，及论文的整体框架结构;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部分，主要介绍了与孔子及其《论语》相关的背景知识，并对《论语》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归纳和总结;第三部分是理论基础部分，主要从模因的定义、特征、传播过程及条件等方面对模因理论进行了简明扼要的阐述，此外还论述了模因论与翻译的密切联系。第四部分是论文的核心部分，该部分以模因论为基础，试图从模因论的视角提出了《论语》翻译传播过程的基本图示，并在其基础上对儒家文化模因的传播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从中总结出：儒家文化模因的传播过程遵循着文化进化的规律，通过不断适应和变异等进化历程使儒家文化模因最终被目的语国家的人们所接受。而对不同文化环境的适应性使得《论语》的翻译呈现出从归化策略到异化策略的发展趋势;第五部分是总结归纳部分，在对全论文进行总结和归纳后得出，儒家文化模因之所以能成功的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群体中传播，主要在于它们能够对不断变换的的文化环境做出相适应的改变，以满足不同时代读者的需要。《论语》的翻译和传播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实现《论语》完整特征的传播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后，作者希望通过研究《论语》的翻译和传播能为其它中国典籍的英译及传播工作提供些许参考和借鉴。

雷冰
蔡襄“字字有法度”，何以成了“宋尚意”的奠基人

报纸

蔡襄是中国书法史上可以领袖群伦的福建籍书法家，与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被誉为“宋代书法四大家”，他是五代十国战乱后使北宋书法承接正脉的关键性人物，更是宋代“尚意”书风成为宋代书法“明信片”的奠基人。“宋尚意”出自清人梁巘《评书帖》。梁巘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历代书法审美与风貌作了概括，得出“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的结论。这一说法历代虽有辩解，但却沿用至今，说明其对历代书法风貌与审美的概括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尚意”书风，从东汉蔡邕《笔论》中“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到魏晋时期《全晋文卷二十二·王羲之传》中“顷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再到南朝虞龢《论书表》中“羲之作书与亲故云‘子敬飞白大有意’……欣年十五六，书已有意”，进而唐代帝王李世民的《指意》“未解书意者，一点一画皆求象本”，都是对“意”的形态描述。至宋代，苏东坡《论书》中“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吾书虽不佳，然自出新意，不贱古人，是一快也”，黄庭坚“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米芾《宝晋光集》中“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大量关于“意”的理论与书法作品的出现，使宋代书法“尚意”的风尚大张旗鼓地走上中国书法史的舞台中央。需强调的是，“宋尚意”不是描摹字体的形态，不拘泥于一点一画，而是用有限的笔墨表达无限的情感，能表达书家丰富的内心感受，这是不同于上述宋代之前的“尚意”概念。纵观中国书法史，“宋尚意”的风头被苏、黄、米占尽了，但倘若没有蔡襄在北宋初年对正脉书法的传承，没有蔡襄的铺垫，苏、黄、米也难以顺利扬起“宋尚意”的大帆，好比宋代文学史上没有欧阳修的领导，也难以有三苏、曾巩等人的快速崛起。为什么说蔡襄在北宋初年传承了书法的正脉，得以使北宋的书法不入俗品？看看北宋之前的五代十国时期的书法就可知晓，五代十国战乱不断，在断续的60余年里，只出现了杨凝式这一书法名家，其书法作品颇有一种放荡不羁爱自由的风貌，如草书《神闲起居法》横风斜雨，落纸云烟，淋漓尽致；行楷《韭花帖》端正中见奇绝，章法错落有致，顾盼生姿。杨凝式的书法往前一步是模拟唐法，无己意，往后一步便落入俗套，想必也不能流传至今。北宋的崛起，结束了五代十国纷乱的大局面，然而表现在书法上，欧阳修对北宋书坛的衰落状态作了一总结：“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可见，当时急需蔡襄这样人物的出现。蔡襄对“宋尚意”的第一贡献就是回归法度。欧阳修将蔡襄推为“书坛盟主”，并云：“及宋一天下，于今百年，儒学称盛矣，唯以翰墨之妙，中间寂寥者久之……而君谟书特出于世。君谟笔有师法，真草唯意所为，动造精绝。”明确指出蔡襄的书法有师法，楷书取法“楷书四大家”之一的颜真卿。因此，蔡襄的书法虽比不上颜体楷书的雄浑气象，但也是“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式”。蔡襄是北宋少有的楷书名家，如《海隅帖》书法端劲高古，容德兼备，浑厚端庄，淳淡婉美，充满妍丽温雅气息。这在“唐尚法”风貌延续近百年后，还能汲取其“法度”的优点，在宋人之中实属拓荒者。蔡襄的身体力行，使“有无法度”成为评判北宋书法高下的准则，这对宋代“尚意”书风的崛起有着重大的贡献。蔡襄对“宋尚意”的第二大贡献是平衡，防止“意”的理念与践行误入歧途。宋代政治中心南移，朝廷实行重文政策，尤在福建，不仅官学完备，还有众多的书院，科举取士的奖励诱惑，有力推动了福建文化的繁荣，蔡襄就是受益者之一。蔡襄在政治、文学、茶学、书法等方面颇有建树，足以证明其积学深厚，视野不囿一处。蔡襄深厚的文学功力与书法积淀提升并影响了北宋书法的意境和品位。苏东坡对蔡襄的书法及学书途径也颇为认可。苏轼学书亦从颜真卿入手，其作品《赤壁赋》就可窥见一二，并且他推蔡襄的书法为“本朝第一”。将蔡襄的作品与苏轼的作品进行对比，就可看出蔡襄对苏轼书法观念的引导。苏东坡虽是“尚意”书风的代表人物，但在他的书论里也有“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笔成冢，墨成池”等重视书法法度与功夫的言语，可见苏轼对“法”与“意”是辩证统一的。蔡襄从法度上对“尚意”中的狂俗之气进行一种矫正，而这种努力使蔡襄之后的书家在发挥自己的笔墨情绪的同时，使人的精神实质和审美风格不落俗套，使书法不成为空中楼阁。宋代福建文教进入全盛时期，全省登进士7600多人，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宋史·蔡襄传》记载：“襄工于书，为当时第一，仁宗尤爱之。”皇帝的喜欢，自然使蔡襄的书法风貌（主要是楷书）成为宋代求取功名的仕子的学习对象，加之宋代欧阳修与苏东坡两位重要人物的推崇，使蔡襄不仅成为福建这片沃土上令世人瞩目的书法家，更是开启了宋朝书法的主流。（作者单位：福建工程学院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何其海吕忠正

2023-06-20
关于苏轼对司马迁的评价问题

期刊

"苏门六君子"之一陈师道说苏轼不好司马迁《史记》,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考察辨析的问题。本文认为,苏轼对司马迁和《史记》的评价态度,与他的治学方法、政治立场和人生境遇有着密切联系;从史学角度评价司马迁,苏轼多持批评态度,如果在这个意义上定义苏轼"不好"《史记》,似有一定道理,然从文学角度看,苏轼给予司马迁最高评价,说他"不好"《史记》,是难以成立的。

杨胜宽[1]
宋代二晏词接受史研究

学术论文

“二晏”是北宋著名词人晏殊和晏几道的合称，二晏词在词史上享有极高声誉，着强大的艺术魅力，千百年来为人传诵。二晏词在宋代读者、评论家、词人那里的接受情况正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在以普通读者为接受主体的效果史研究领域，歌妓演唱是二晏词传播的主要途径，歌妓参与创作也促进了“新声”的产生，但歌妓在二晏词传播方面也有一定局限性。在以词论家为主体的阐释史中，北宋的词论家对于二晏词的诗化倾向产生了不同的接受态度：黄庭坚、李之仪对二晏词的诗化倾向给予肯定；晁补之本是诗化理论的强烈反对者，但谈及二晏词却仅谈创作风格，对其诗化倾向视而不见，不做褒贬；李清照是宋词本色论的支持者，她对二晏词的诗化倾向进行了批判和否定。随着苏轼“以诗为词”的倡导和实践，二晏词的诗化倾向逐渐为词论家们所接受，到了南宋，词论家们对于二晏词的诗化倾向多持肯定态度，同时更注重从词作风格方面对二晏词进行品评。在以词人为接受主体的影响史的研究中，我们参照以下原则认定其受二晏词影响：一、作品中有直接照搬或化用二晏词语句者；二、创作者的词论中明确谈到受二晏词影响者；三、追和二晏词之作；四、词作整体风格明显受到二晏词影响者。根据这些原则，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创作上受二晏词影响的词人有：欧阳修、李清照、葛胜仲、周紫芝、周邦彦等，不能确定是否受二晏词影响的词人有黄庭坚、苏轼、吴文英等。

张琛
从汉代禅经翻译看早期禅学在中土的开展

期刊

本文对汉代禅经翻译作了初步研究:从安世高小乘禅观到支娄迦谶大乘禅观,我们发现此二禅系在中国汉、晋时期的流布,为早期禅学在中土的开展起过重要作用。安般数息的传入与中国道家方术之吐纳养生相似,形成佛道式的禅学;二系禅法"定慧双俱行"的特色加速印度禅的过渡;念佛禅法首次传入中土,开启净土思想的先驱;大小乘禅观的相互辉映,更加助长禅学扎根于中土。中国禅宗所创造的辉煌历史与文明举世共赌,但我们必须回溯于汉代禅经翻译之功,毕竟那是中国禅宗的起点。

孔祥珍[1]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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