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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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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秦风》的文化透视

学术论文

《诗经·秦风》的十首诗歌，不仅仅是文学史上的瑰宝，更是研究秦民族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重要资料。本文首先通过《史记》中对秦民族的记载，探寻秦民族的起源和发展。秦人在西周故地开始接受周人的农耕文化，与他们本来的游牧文化相结合，扬长避短，形成了秦民族独有的文化，也形成了产生《诗经·秦风》的文化背景。然后通过历代学者对《秦风》十首诗歌的解读，结合自己的理解，对这十首诗歌所表现的内容加以分析，再从这些内容出发，剖析其中所包含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从《秦风》的内容中中可见的物质文明有：生产制度文明、手工业文明、植物文明、服装文明、配饰文明以及车马饰文明。精神文明主要有：礼仪文明，包括燕飨之礼、大田之礼、宾礼、丧礼、饮食礼等;文化心态，包括进取的文化主题、深致的内心世界以及多元的情感生活;民族精神，包括忠君爱国和自强不息两种民族精神。最后，探讨、阐述了《诗经·秦风》中所表现的文化特征在历史上的影响，包括秦人尚武的“虎狼”之性对后世治国之道的影响，独断、专制的文化政策对后世的影响，进取的民族精神对后世的影响，《秦风》文学特点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关中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对秦文化衰落以及复兴的影响。

白丽媛
月是故乡明

报纸

洛阳的秋，来得悄无声息。说不清从哪天开始，散步时身上有了凉意。蛐蛐儿还在叫着，知了还在聒噪着，一切似乎尚在夏日，却已然与夏日不同。明天，便是白露节气。杜甫说：“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下周，便是中秋。苏轼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适合独思，也适合团聚；可以忧郁，也可以甜蜜。哪怕是泡一杯浓茶，往院子里一坐，仰头看看澄明的天空，也是美的。九月思亲月夜忆舍弟戍鼓断人行，秋边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唐·杜甫杜甫从小在洛阳长大，这里有他的许多亲友。“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两句诗，曾打动无数思乡人的心。“诗圣”一生诗作无数，人们为何偏爱这两句？无他，真情实意，感人肺腑。这是杜甫写给故乡、写给亲人的诗。他有四个弟弟，然而“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那一年，他们都不在他身边。当时，“安史之乱”已爆发数年，叛军攻陷洛阳，中原战火纷飞，民生多艰。杜甫在故乡的老宅，也在战乱中被毁了。他逃难到了秦州（今甘肃境内），可他的弟弟们仍在中原。兄弟离散，居无定所，战事阻隔，音信不通，“寄书长不达”，思念都无处投递。杜甫想弟弟，杜甫思故乡，他愁啊！这种愁绪，和着秋夜里戍楼的鼓声、孤雁的哀鸣声，越发深沉、浓烈。他乡的秋夜清凉如水、白露如霜，他乡的月色清辉盈盈、皎洁可爱，可我还是觉得故乡的月亮最明、最美！因为故乡的月下，有我魂牵梦萦的亲人。此般心情，思念过、思念着的人都懂。有人评点此诗，称其“浅浅语使人愁”“妙绝古今矣”。动人，无须劳心费力。有时，“浅浅”比“深深”更耐人回味——杜甫没说他流泪，他的诗却令人想流泪。九月秋虫闻虫暗虫唧唧夜绵绵，况是秋阴欲雨天。犹恐愁人暂得睡，声声移近卧床前。——唐·白居易洛阳乡间，已陆陆续续开始收秋了。田间地头，时有蚂蚱乍然蹦起，吓人一跳。城里的蚂蚱似乎低调些，躲在暗处，轻易不见人。然而毕竟是秋天了，秋天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蛐蛐儿却很活跃，小区的草丛里，甚至电梯里，常有蛐蛐儿出没，叫唤不休。白居易好像不大喜欢它们这么乱叫唤。一千多年前的那个秋夜，天色不怎么好，阴沉沉的，像要下雨。老白有些心事，躺在床上许久睡不着，偏偏蛐蛐儿不识趣，唧唧地叫唤不停，像是生怕他能睡个好觉似的，“声声移近卧床前”，叫人不得安生。一个人的秋夜，睡不着的秋夜，孤独的秋夜，平日里看不见、听不见的东西，格外触动感官。这首《闻虫》，平白简单，好像什么都没写——不过是蛐蛐儿叫，有什么好说的？可人的记忆就是这么奇怪，很多年后，回首往昔，多少惊涛骇浪的大事件都模糊在岁月里，却清晰地记得那夜蛐蛐儿在叫，那天空气有些潮湿……睡不着的时候，索性起来走走也好。白居易还写过一首《微雨夜行》：“漠漠秋云起，稍稍夜寒生。但觉衣裳湿，无点亦无声。”此番心境，倒比《闻虫》多些闲适从容。白居易晚年定居在唐代东都洛阳城的履道里。履道里旧址在今洛龙区安乐镇狮子桥村，周围民宅、农田交错，蛐蛐儿多的是。时空流转，蛐蛐儿还是蛐蛐儿，洛阳人的生活已经发生巨变。失眠的夜晚，白居易执笔写诗发牢骚，今人抱着手机玩儿抖音、刷微博、翻朋友圈。要是老白生活在现代，不知道还有没有心情写诗？九月自省始安秋日桂林风景异，秋似洛阳春。晚霁江天好，分明愁杀人。卷云山角戢，碎石水磷磷。世业事黄老，妙年孤隐沦。归欤卧沧海，何物贵吾身。——唐·宋之问南方的秋天，跟洛阳的秋天大不一样——这是宋之问到桂林后的第一个感受。洛阳的秋色日渐深邃、沉郁，桂林的秋天却还跟闹着玩儿似的，繁花似锦，莺歌燕舞，“秋似洛阳春”，看着跟洛阳的春天差不多。老宋不大习惯，他觉得桂林风景再好，都是给他添堵的，“分明愁杀人”。那一年，老宋跌入了人生的低谷，心情不好，看啥都烦。他曾是女皇武则天的宠臣，在洛阳龙门诗会上卖力地歌颂女皇，勇夺皇家锦袍，羡煞众人。为了保住名和利，他也曾放弃文人的自尊，拍马溜须，巴结女皇的情人张易之、女皇的侄子武三思。可是人生浮沉，祸福相依，女皇驾崩后，新皇帝清算旧账，“过气”的宋之问被毫不留情地踢出洛城名利场，贬到了岭南钦州（今广西境内）。这首诗，便是他在前往钦州的路上，途经桂林时所作。晚风卷着云雾，山峰如若兽角，忽隐忽现；江水冲刷碎石，水声磷磷。老宋茫然四顾，忽然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质疑：人活着有什么意义？我忙活了一辈子，图啥？他早年曾经学道，后来混迹官场，忘了初心，以至于欲进不得、欲退不能。“世业事黄老，妙年孤隐沧”，如今即便想修道归隐，只怕也不能了。“归欤卧沧海，何物贵吾身”，如今他终于意识到，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比生命更重要，想要远离俗世，寄情沧海，却已经没有机会了。不久，他被朝廷赐死。《新唐书》里说，老宋收到令其自尽的诏书后，惊慌失措，冷汗涔涔，不停走动，“震汗，东西步，不引决”“慌悸不能处家事”，放心不下家人。然而，人生是个单行道，他已经不能回头。每个人都只能活一次，无愧天地，无愧于心，活一次也足够。别学宋之问。（下转A15版）

2019-09-07
朱熹证伪《古文尚书》及《序》、《传》详考

期刊

在伪《古文尚书》的辨伪史上,朱熹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在吴棫之后,发表了不少关于伪《古文尚书》的疑辨意见。后来学者在论及朱熹考辨伪《古文尚书》之功时,却往往只看到朱熹大胆的疑古勇气。实际上朱子对伪《古文尚书》的证伪是非常全面具体的,本文撷取朱子《文集》和《语类》中的吉光片羽,将朱子对《古文尚书》及《序》、《传》的分析,整理如下。

杨文森[1]
文體的張力與歷史的形塑——倪春軍《宋代學記文研究》讀後

期刊

章太炎先生講文章流别,嘗判無韻之文爲三種:“一敘事,二議論,三數典。”①其中“敘事”和“議論”指什麽,今人已比較清楚,而“數典”則似乎有些陌生。太炎先生認爲“這種文章,不是敘事,也不是議論,是一種排比鋪張的文章”②.

周游[1]
历史文化名人与狮山

报纸

云和狮山，位于县城东南3公里睦田村。形似狮蹲，故得名。缘溪拾级而上，石径荦确，扪萝蹑足，历三百余步，便至山巅。而石阶镶嵌在原始森林间，“之”字型，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似已暝。树间八哥、白鹇、松鼠有声，地上蜥蜴、壁虎之类频频现身，加上古木苍藤，古道曲径，未免魂悸魄动，似在梦中。至山巅，豁然开朗、平坦如砥，岚翠扑服，鸟声如话。古刹普仁寺掩映松竹间，香烟缭绕，晨钟暮鼓。此寺始建于后周显德五年（公元958年），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再建新庙，寻得宋代古砖，镌刻“嘉佑八年”四字。另有狮乳泉、培峰亭、会贤亭，宋代摩崖“喷雪”，清代“望翠峰”碑及登云梯碑。浮云曲水映带，环城公路似蛇行，尽在眼底。可见，名人与狮山的不解之缘便不足为奇。苏轼（1037～1101），是宋代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多才多艺，诗词、文、书、画样样精通。一生为官曲折，多次被贬谪而外任。每每此时，却是他文学上的丰收期。34岁时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外任杭州通判，广交天下诗友的苏轼，此时与云和寺庙住持道通结为诗友，交往甚密。诗《赠景德寺诗僧道通》，朱自清先生极为赏识，选入所编的《宋五家诗抄》：雄豪而妙苦而腴，只有琴聪与密殊。语带烟霞从古少，气含蔬笋到今无。香林乍喜闻檐卜，古井惟渐断辘轳。为报韩公莫轻许，从今岛可是诗奴。道通和尚绘声绘色向苏轼描述云和乳泉奇观，苏轼神来之笔，挥毫“喷雪”。如今这两字仍留在普仁寺北侧“狮乳泉”井额上。明代国师刘基（1311～1375），浙江青田人，归隐时曾登狮山，留下五言古诗《晚同方舟上人登狮子岩》：落日下前峰，轻烟生远林。云霞媚余姿，松柏澹轻阴。振策纵幽步，披榛陟层岭。槿花篱上明，莎鸡草间吟。凉风自西来，飕飕吹我襟。荣华能几时，摇落方自今。逝川无停波，急弦有哀音。顾瞻望四方，怅焉愁思深。面对林日斜晖，烟浮瓦脊，幽风飕飕，国师怅然而深思。可惜的是曾镌刻于白泽岩的诗，被岁月销蚀，无从寻觅。王树英（1770～1817），字毓才，号竹溪，别号烟霞啸客，云和城内人，据传属王羲之后代。幼年聪颖异常，通经史，善吟咏，个性刚直，勇于为民作主。著有《古槐书屋诗篇》、《文稿》等10余卷。尤爱狮山，庆乙丑（1805年），春三月既望，与数位好友曾登狮山，并写下《游狮山记》。另外，对狮山数处风景点皆有诗篇。如《狮乳泉》：味胜冷泉水，一饮澹尘虑。外人哪得知，因在深处涌。辛亥革命先驱魏兰（1866～1928），字石生，笔名浮云，云和城内人。幼怀大志，中年出游，东渡日本，北上燕都，西达汉水，南及爪哇。1904年至1911年，曾与章太炎、秋瑾、陶成章等结为密友，往返于浙江各州府，筹建革命组织，联络各会党，致力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斗争。历任浙江省军政府咨议，都督府参谋长、永康、武康等县知事。著有《浮云集》、《畲客风俗》、《陶焕卿先生行述》等20余卷。魏兰青年时代读书狮山，中年多次重游狮山，关于狮山的诗颇多，《寄读狮山》、《登狮山放歌》等。30岁重游狮山，作《狮山杂咏》云：狮岩秀丽本超然，峻岑盘旋别有天。倚槛几疑青入户，登楼惟见绿平田。兴来最爱烹泉饮，倦去何妨枕石眠。此处昔年曾寄读，人人道我不殊仙。如今，魏兰后代子孙将魏兰墓移至狮山翠峰屏左侧，以此慰藉先生。抗战时期，唐文粹、杭苇等人在狮山创办“云和简易师范”，培养抗战人材，播撒文明种子。1984年秋，上海市高校局长、上海教育学会会长杭苇重游狮山，踏遍各风景点，深情的说：“有时候走在喧哗的闹市，心里常常呼唤着我的是狮山。狮山，连晚上的月亮也分外美丽；清风吹拂，树枝乍声，令人沉醉……”对狮山别有一番深情。此外，还有清代云和名人魏文瀛的《深秋登狮山》、沈灿的《游狮山登培峰亭》等关于狮山的诗著。另在云和为官者都少不了到狮山畅游一番，亦留下无数诗篇：清代的陈治策有《游狮山怀刘青田》、王武锡《深秋游狮山二首》、孙澹泉《九日同及门诸子登狮山》等。

王伟峰

2015-12-18
阮籍理想人格与李白精神境界

会议论文

＜正＞对于李白的诗歌和为人,从古至今的研究者,都有一种神秘的感受。古人称其为诗仙,或叹其“天与俱高,青且无际。”（《唐诗纪事》卷四十五引张碧语）,或赏其“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真非世问语者。”（《刘枣强碑》,《皮子文薮》卷四）今人有的称其为从云端里飞来的诗人,有的用浪漫主义来概括。总之,李白诗歌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然而,对于形成这种风格的原因,迄今为止,却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黑格尔说抒情诗“特有的内容就是心灵本身,单纯的主体性格,重点不在当前的对象,而在发生情感的灵魂。”（《美学》第三卷下册191页）诗人特定的精神境界,直接影响着他的思维方式和诗歌风格。仔细探寻李白的精神境界,就会发现它与阮籍的理想人格

张瑞君

1993-04-01
李白宋代接受史概述

会议论文

宋代作家对李白诗歌风格的描绘既准确又形象,曾巩《代人寄李白文》:'大巧自然,人力何施?又如长河,浩浩奔放。万里一泻,末势犹壮。'(《曾巩集》卷三十八)黄庭坚对李白诗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创性心领神会,用生花妙笔加以表述,很有见地,《题李白诗草后》:'余评李白诗,如黄帝张乐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非墨工规人所可拟议。'(《山谷题跋》卷二)也有概括为几个字

张瑞君

2011-08-25
论柳宗元与儒学复兴

学术论文

儒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除却孔孟宋明心性天人合一之学的-脉潜通外,还有为理学家所斥为“异端”的非正统儒学,后者彰显的仍是儒家的精神。如唐代的韩愈和柳宗元,虽表现为路径上辟佛、心性“道统”论和统合儒释、天人不相预论的不同,在实质上,两者殊途同归,都是中唐儒学重要的组成部分。韩愈学说备受关注,柳宗元思想却被搁置的历史现实,使得我们重新认定柳宗元在儒学史上的地位颇有必要。另外,“唐宋”变革日益成为当今学术界热门的话题之一,具体在思想文化领域,反映了唐宋之间的因承性和断裂性以及唐代前后两期思想的显著差异性。前唐承接汉学,中后唐开启宋学的事实,表明中后唐在思想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和意义。因此,我们研究处于中后唐时期的柳宗元在复兴儒学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由此反映中后唐儒学与宋明儒学之间的历史联系颇有意义。唐代的学术环境大体上为“末学驰骋,儒道不举”。在佛道二教尤其是佛教强大势力的冲击和儒学内部经学僵化、文学浮靡而失却世用之弊的双重压力下,如何实现“汉皇改运”后“儒学独尊”的地位,以满足整顿社会风气和应对佛道挑战的需求,成为唐朝士人们共同思索的问题,即儒学复兴成为中唐重大的时代问题。这一课题具体而微地表现为四个方面的选择:首先,如何选择对待佛教的态度,是以儒统合佛教,还是以儒家的基本精神构建道统来辟佛;其二,如何重归儒学的基本价值：人道原则,就天人关系而言,即孔子以降孟学路线和荀学路线的选择;其三,儒家经典如何重新获得活力：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即章句训诂与义理诠释的选择;其四：如何重现儒学的教化功能：“以文掩道”与“文以明道”的选择。柳宗元一生以“明道”为志向,以复兴儒学的高度自觉,对以上问题做出了矜创性的解答,由此形成了与儒学在宋明再度复兴的历史联系。首先,“统合儒释,宣涤疑滞”。鉴于中唐佛教的高度中国化及其影响的深刻性,中唐儒士开辟了以儒统合佛教的道路。这一路线存在着一定的必要性、紧迫性和现实可能性。具体而言,韩愈、李翱表面上辟佛而无多创见,在实质层面融佛而又多有造诣。而柳宗元在儒学的视野下,既表现出对佛教的认同,又表现为对佛教的批判。于前者,柳宗元基于中唐佛教高度世俗化的现实,认为在“孝道”、仁义、礼法和戒律等方面,佛道“不与孔子异道”,佛教理论有“与《易》、《论语》合”之处。同时,柳宗元以儒家“入世”的品格来消释佛教的“出世”色彩,发挥佛理的优越性。于后者,柳宗元批评时禅“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脱略方便”、“言体而不及用”等弊病,折射出守礼法、尊经崇圣、修身养性等儒家思想主张。此外,还从学风的角度,对佛教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批评,体现了儒家经学、文学的主张。总体上,柳宗元以儒学为主导思想,不离“复兴儒学”这一重任,主张“统合儒释”。可见,韩柳表异实同、殊途同归。然而,以“仁”、理为基点的道学,公开视佛教为异端,以辟佛为己任,这样,韩愈就被他们重视列为“道统”,而柳宗元则被搁置一旁,甚至被斥为“异端”。其次,以“天人不相预”的天人观重归儒学的基本价值--人道原则。在孔子那里,天人关系这一基本的哲学问题,蕴含着孟子天人合一的路线和荀子天人相分的路线,孟荀天人观实则殊途同归,都在于彰显“人道原则”。前者经过两汉阴阳五行说的比配和发展,走向了天人感应论。这一理论在伸长人道原则的同时,又将儒学基本价值淹没于神学的迷雾之中。柳宗元将荀子--王充天人相分的路线贯彻下来并加以推进,其一,发展了“自”论思想,将自然说贯彻于宇宙论和人生观、价值观;其二,提出了“天人不相预”的观点,从宇宙论的角度还原“天”的“自然”性,全面而又深刻地批评两汉天人神学目的论,将传统的“人道原则”从神学呓语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其三,发展了孔孟荀的圣人观,将性“朴”论发展为人性“自然”论,认为人性是“明”和“志”的辩证结合,发展了“大中之道”,提出了“圣人与人无异”的观点,是人道原则在理想人格中的体现。其四,与其理想人格紧密关联的是“至公”的社会理想,将基于儒学人道原则的民本思想发挥为“利民”和“民利”、“民役而非役民”的“利安元元”的主张。总体上,柳宗元承继了被以后宋明理学视为异端的荀子天人相分路线,这使得他与发挥孟学天人合一路线的宋明理学家拉开了距离。再次,“由我而得”、借圣立言的解经范式革命。在佛教义疏经学的影响、刺激和启发下,在疑古思潮悄然兴起之际,日益陷入泥淖、遮蔽儒道的中唐儒家经学内部宜时而行的解经范式变革破茧而出。以啖助、赵匡、陆淳为开创者,以柳宗元、吕温为推进者的新《春秋》学派主张,一方面“解构”、超越传统章旬学,另一方面又从经学和史学两个领域发起了对“义理”的追求,主张以“大中之道”为支柱,重新“解释”传统经传,“六经注我”,由“我”明“圣人之心”,发明“微言大义”,以此建构新的理论体系,使儒学经典重新获得生命力,充分彰显儒道的政教世用性。在阐释与发展儒学内在价值的同时,高扬主体意识和理性精神,充分体现了主体的创造力。另外,柳宗元发展了“舍传求经”、严格区分经传以及疑古、辨伪的方法。可以说,新《春秋》学派推进的解经范式的变革,较之以钦定《五经正义》为标志的唐初经学复兴的经学研究范式,是一场颠覆性的变革。可见,新《春秋》学派的主张与宋明经学主张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一致性。因此,我们可以将宋学的生命上溯至中唐。最后,“文以明道”的文学主张。在儒学传统中,“文”“道”本为一体。“文”蕴含着“尊经”、“崇圣”、“复古”的思想,包含教化之意,存在显化儒道教化的可能。与异化了的注疏章旬经学遗失了儒道一样,走向极端的六朝骈文遮蔽了儒道,其弊病都在于失去了辅时济世、经世致用的品格,备显空虚,没有内容。在唐宋复兴儒学的时代课题下,文学革新与经学变革有如一卵双胎。柳宗元从“文”与“明道”、“取道之源”与“旁推交通”、“为学”与“为文”、“志”与“言”、“术”与“心”、“文采”与“明道”和“古文”与“古道”等方面,发展了“文以明道”的主张而别于宋代“文以载道”的思想。我们通过对唐之前的文道观、唐代文道观和宋明文道观的考察可以发现,其间存在着一条主线,即儒学视野下的文道合一观,然其中又有重道轻文和文道并举之差别。唐宋文道观意在力纠“技之文”之弊、发明儒道的教化功能,既是儒学视野下的文学变革运动,也是儒学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传统儒家的文道观念本身内蕴着向道偏重的倾向,这点在唐代早期古文运动和两宋道学中表现尤为清晰。唐代的柳宗元和韩愈与宋代的欧阳修和苏轼等人在承继前人文道思想的同时又表现为对重文轻道、重道轻文思想的修正,主张“文”和“道”的辩证统一。我们从以上可见,柳宗元在复兴儒学方面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对后学尤其是宋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们不能因为理学家基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搁置柳宗元的思想而忽略柳宗元在儒学复兴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李伏清
风起风落话浮沉

期刊

虞雯静
《八家后汉书辑注》校辑献疑

期刊

有清一代,经过姚之骃,汪文台等六、七位学者的努力,诸家散佚后汉史书的辑佚工作成就颇丰.《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下称《辑注》)在清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于辑佚、校勘等方面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绩.但是,由于佚文量大而驳杂,问题很多.要解决这些问题,恐怕并非朝夕之间即能办到.虽然《辑注》对所有一千九百多条佚文都进行了校点,并加了详注,但在阅读时,笔者觉得《辑注》的校辑在以下几个方面仍有可再加商讨之处:一是原文有误而《辑注》漏校者,二是前人校辑误而《辑注》承之者,三是断制未允者,四是佚文偶或漏辑者,五是佚文归属未允者等.本文就以上诸方面择取二十例,略陈管见,冀或有释疑补阙之用.为便于行文,正文不再分类;每条后除注明《辑注》页码外,一并注明出自何家后汉书.囿于见闻,不当之处,亟盼方家教正.

何亚南[1]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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