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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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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作品《春江水暖》（第一乐章）艺术特点分析及二度创作

学术论文

《春江水暖》是中国现代二胡十大协奏曲之一,同时也是现代江南风格二胡作品的代表作,具有浓厚的江南韵致,作品在审美上扎根传统同时又兼顾其时代气息,为广大演奏者喜爱。作曲家金复载以宋代词人苏轼《惠崇春江晚景》一词为灵感,将中国古典音乐与古典诗词巧妙编织在一起成为一部佳作。本文选择作品的第一乐章作为研究对象,诣在从作品的创作背景、创作特色、江南风格性特征进行研究探索,同时加入了笔者演奏时的二度创作探索,从演奏前期的案头工作及演奏时的音色音质、技巧练习等方面入手,探讨如何更深入的掌握江南风格二胡作品的演奏。

牛宇清
50名市民亲历文物考古

报纸

50名市民亲历文物考古本报记者李颖见习记者黄盈为满足市民对考古的好奇心，在第五个文化遗产日来临之际，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特意向社会招募了50名热心文物事业、关注文化遗产的市民。昨天一大早，50位市民代表佩戴“文化遗产在我身边，走进文物考古工地”字样的绶带，集体前往荥阳参观小索城考古挖掘工地现场和苏氏旧宅。第一站是荥阳市区北1公里索河北岸的小索城，这里曾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址，城内散布大量绳纹板瓦及陶片，还有铁制生产工具。城垣东西长860米，南北宽660米，墙残存最高处5米余，不少人都是第一次零距离接触考古工地，都被它精致的建制、庞大的规模所震撼。市民亲手摸到出土的瓦片、陶片，纷纷感慨：“抚摩这几千年前的东西，真有和古人握手的感觉。”第二站是苏氏旧宅，位于荥阳城北广武镇苏寨村，苏氏指宋代大文学家苏辙的后裔，自元代从郏县迁居苏寨以来，数百年间，文风绵盛，文人辈出。现在，往日辉煌的宅院仅在苏寨村东边角保存着一处院落。大家走入这片隐藏的院落，才发现里面别有洞天。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在格扇、槛窗和门扉上面饰以精美的木雕图案，颇有几分江南水乡的情调。80岁高龄的马长有对记者说：“这是我第一次踏入考古发掘现场，真切地觉得要自觉承担起保护祖国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义务，回去告诉子孙，好好珍惜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他的话引起了不少市民的共鸣。

李颖见习记者黄盈

2010-06-13
苏轼诗词英译中的语篇衔接与连贯

期刊

汉语诗词是一种结构特殊的语篇。要将其译成英语,必须运用各种语篇衔接手段进行相应的语篇重构。本文通过分析一些汉诗英译的实例,探讨翻译过程中实现译诗语篇衔接与连贯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汉语诗词是一种结构特殊的语篇。由汉语的意合特点所决定,在这种特殊的语篇中,词与词、句与句等语言单位之间一般没有明显的形式标记(即Halliday所说的显性语义纽带),其语篇连贯性主要取决于读者的联想与想象。要把汉语诗词译成英语,

钟雷磊[1]
论儒、道、佛禅的言语观

期刊

论儒、道、佛禅的言语观王向峰在《旧约·创世记》中，那位创造天地的上帝，面对眼前的空虚、混沌和黑暗，只凭口中的语言这种属于万能之神的万能起点，竟创造了无限广大的天地：“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上帝称光为昼，称暗为...

王向峰
平顶山地名故事│王乔飞凫传佳话近悦远来风物新

报纸

◇张振营在我市市区北面有一座状如大鸟的山，名叫落凫山，它东接平顶山，西连擂鼓台，面积约9平方公里，海拔493.7米，系平顶山市区第二高山。这座山因为沾着仙气且有美好的寓意，因而颇受称道，平顶山日报副刊“落凫”即取名于此山。关于落凫山名称的由来，还有几个鲜为人知的故事。第一个故事，得名于王乔。王乔是东汉时期的叶县县令，又是传说中的成仙得道之人。《叶县志》载：“落凫山在平顶山西，王乔乘双凫落此故名。”《郏县志》上有“落凫山在平山西，以叶令王乔骑凫事而得名”的记载。相传，东汉光武帝年间，河东人王乔任叶县县令。他体恤民情，为政清廉，深得民心，成了光武帝的宠臣。光武帝下诏群臣进京议事，必召王乔。时间长了，光武帝发现，不管王乔接诏书早晚，总是第一个到京。光武帝心想，王乔总是先到，必有奇术妙方，便想知道其中的秘密。于是再次召集群臣时先给他们提前七日下诏，单独给王乔早一日下诏，并派门官暗中看看王乔如何动作。第二天黎明时分，被光武帝派去等待的几名官员专心地观察着周边的动静，只听一股旋风呼啸着从东南方而来，到午朝门外风停声息，忽听扑通一声，像是什么东西落了地。他们迅速跑上前去，便见王乔站在午朝门外，于是赶紧向皇上禀报，光武帝便传旨宣王乔上殿。光武帝问：“王爱卿，你有何奇术妙方，为何总是先到？对朕如实讲来。若照实说来，加官封爵；若说了谎话，便是欺君之罪，满门抄斩、家灭九族。”王乔跪下：“启禀万岁，实不相瞒，臣有一双宝鞋，穿上此鞋，想去哪里，闭上眼睛，如腾云驾雾一般，一时三刻即到。”光武帝暗想：“我若得了此鞋，不乘车，不坐轿，不骑马，想巡视我大汉的每一个地方时，说到就到，那该多好啊。”便开口道：“王爱卿，你这双鞋赠给朕，朕给你一双朝靴如何?”王乔听了，沉思良久，很不舍地把鞋送给了光武帝。王乔走后，光武帝忙取出鞋，还没来得及穿上，此鞋便变成一对大鸟飞上天空，翩翩起舞。光武帝派武士骑快马追去，望着这对大鸟朝东南飞去。此鸟飞至洛阳东南落入洛水，浮游、沐浴。武士下马跳水捕捉，这对鸟又腾空展翅，一直向东南而去，飞到叶县与郏县交界处一座山上不见了。武士返回洛阳上殿交旨：“启禀万岁，那鸟飞到东南，落入洛水，远看好似野鸭，当地人介绍，这是一对凫鸟，常在水里游玩，小臣急下水捕捉，没到跟前，凫鸟又飞向空中，一直朝东南而去，飞到叶郏交界处一座山上便没了踪影。”皇上听罢，命再去落鸟的山上寻找。连找三天也不见踪影，只得作罢。从此以后，当地百姓把凫鸟落下的这座山，称为落凫山。另外一种说法也是有关王乔的。在郏县黄道镇有座凤凰山，传说曾有凤凰在此山降落，当地官员作为祥瑞之事呈报朝廷，光武帝下诏书将此无名小山命名为凤凰山。就在凤凰降落不久，王乔慕名来凤凰山游览。他发现这里山势高峻，松柏苍翠，一个山洞掩藏在白云深处，洞中怪石嶙峋，气候宜人；一股山泉奔涌在万岭天围之中，清凉澄澈，饮一口便觉气爽神清，飘飘欲仙。此山、此洞、此水使王乔顿生弃官从道之心，遂抛却红尘，住进山洞，隐居修炼。他渴饮山泉水，饥食柏籽仁，终于得道成仙。经常骑着双凫来往京师，云游四方，落凫山则为王乔驾着双凫中途歇脚的地方。山民们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一日，王乔骑着双凫归山，众山民想同大仙开个玩笑，突举大网捕之，王乔慌忙躲避，掉了一只鞋子。从此，王乔一去不返。“千尺云埋奈尔河，仙家只许此中过。当年轻落双凫鸟，若得人间下网罗。”《郏县志》中辑录的这首诗，记述的就是这件事。后人为纪念王乔，在凤凰山南山坡上修建了一座道观，供奉王乔石像，取名“王乔观”，又称他隐居的山洞为王乔洞，饮过的山泉为“神仙泉”。除了郏县的凤凰山，还有两个地方留有王乔遗踪。古代叶县县城在今叶县叶邑镇，这里曾建有双凫观，也叫双凫宫，是为纪念王乔而建。唐、宋香火最盛，金、元、明重修。叶县为荆洛大道之咽喉，来往之人颇多。慕名游双凫观后题咏甚多，如宋代文豪苏轼兄弟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游双凫观后，苏轼题：“王乔古仙子，时出观人寰。”“双凫偶为戏，聊以惊世顽。”苏辙题：“王乔西飞朝洛阳，飘飘千里双凫翔。”“凫神屦怪当有在，搔首野庙春风长。”再一个是王乔的归葬之地叶县仙台镇。传说有一天王乔衙前忽降石棺，王乔说，这是上天要招我去了。他沐浴更衣，躺在棺材里，告诉差人：我死后你们抬着棺材往东北方向走，到哪里绳断就把我葬哪里。差人依言办事，走到仙台镇东北的卧羊岗，风吹绳断，王乔就被葬到这里，仙台由此得名。第二个故事是凫鸟降魔。远古时期，这一带是大森林和沼泽，有几条乌龙在沼泽里兴风作浪，导致水患频发，民不聊生。于是当地人请来一只凫鸟降魔。这只鸟有着庞大的体形，长着尖锐的鸟喙、巨大的翅膀、可以抓握物件的利爪，特别是它的一双眼睛，发出的光亮能照亮夜空，令人胆寒。凫鸟在森林边沿和沼泽上空巡视，乌龙不论隐藏得多么隐秘，都会被它发出的强光找到，然后用一双利爪抓起摔死。待抓捕全部乌龙并杀死之后，凫鸟又唤来一群天鸟，衔来一块块巨石把乌龙压在了巨石阵中，并填平了沼泽，把泛滥的水赶入了大海。可是因与乌龙搏斗，衔石填泽，凫鸟耗尽了体力，坠落下来，化成一座山，这座山南坡稍微陡峭，北坡稍缓，山顶地势南高北低，北部有峡谷，其形状就像一只头向西、腹部向南、尾巴向东北翘的巨大凫鸟，故名落凫山。当年被凫鸟埋到沼泽中的乌龙变成了百里煤海，成为造福鹰城的宝贵财富。而这只大鸟则以山的巍峨姿态成为我们这座城市的守护神。第三个故事也很有趣，是落斧成山。传说很久以前，玉皇大帝由平顶山经过，嫌山太高，便挥动大斧，把平顶山拦腰削断，从此，平顶山便成了平顶，山尖飞到沙河北岸，成了今天的九里山，而玉皇大帝由于用力过大，斧子头甩落在平顶山西，也就成了“落斧山”，叫着叫着就成了今天的“落凫山”。落凫山不仅有古代美丽的传说故事，还有现代的革命故事。1948年5月21日，时任叶县八区区长的张明亮在落凫山下牛寨与还乡团的激战中英勇牺牲。面对负伤的张明亮，竹园村原国民党保长赵青山、保警胡水、土匪司令王文太惨无人道地挖去了他的心脏。此后第三天，郏县人民政府就将杀害张明亮的刽子手抓捕镇压。为缅怀烈士，叶县县城的一条街被命名为明亮街，上世纪80年代初，在张明亮牺牲的落凫山东建亭纪念。落凫山山顶有广播电视发射塔和风力发电塔架，成为山顶一景。如今的落凫山已被列入《平顶山市北部山体生态修复暨文化休闲区总体规划》中，建立以人与山为核心的可持续山水城市新模式，开启北部山体生态绿脊建设新时代，不远的将来，落凫山在“云中福地、最美北山”的美好愿景中将会以崭新美丽的姿容展现在我们面前。

2023-12-05
爱国为民力行善政（图）

报纸

在我国古代，自孔子之后，知识精英们，大都集官员、学者、文士三者于一身，而且把为政济世看得很高，把诗文看得较低，视为“余事”。面对百姓疾苦，苏轼就曾感叹：“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自少年时代起，苏轼就“奋厉有当世志”，观其终生，苏轼首先是杰出的政治家，其次才是伟大的诗人，而且正是其政治上的杰出，成就了其诗文的高格。所以，苏轼首先是个好官员，其次才是好文人。本文要特别赞一赞：好官苏轼。经纬乍呈即被仁宗赞为相才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苏轼与弟弟苏辙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直言极谏科考试，试前，苏轼上了二十五篇《进策》、二十五篇《进论》，应试当场，写了《礼以养人为本论》等六论。如同此前的嘉祐二年，欧阳修见到苏轼参加进士省试考卷后，“惊喜以为异人”一样，宋仁宗读了苏轼兄弟俩参加直言极谏科考试的答卷，回到皇宫，高兴地对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给其试卷判了最高等，职位则由此前的福昌县主簿升任京官大理寺评事。王安石时任知制诰，奉命替皇帝起草苏轼升职文书，给苏轼以高度揄扬，称：“尔方尚少（苏轼此时虚岁不足26），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矣。其使序于大理，吾将视尔从政之才。”宋仁宗没有看错，苏轼的答卷和献文，远非一般的应试之作，而是全面深刻地阐述了其除弊救时的变革设想，针对性很强，也有一定的可操作性。苏轼的变革主张，内容上，有与王安石变法相同处，而不同处更多，实施方法上则基本相反。王安石急于求成，苏轼则主张稳妥渐变，反对骤变，要“安万民”。认为如同“寒暑之变，昼与日俱逝，夜与月并驰，俯仰之间屡变，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极也”，倘若突然之间即变寒暑昼夜，“则人之死久矣”。熙宁四年（1071）的一天，宋神宗特意召见苏轼，征求其对王安石主持下正大力推进的变法的意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苏轼当即答道：“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建议“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先冷静下来，等条件成熟，再相机进行。苏轼的目光是犀利的，太急、太广、太锐，正是王安石变法在操作上从一开始就犯下的致命错误。历史已经证明，正是这三“太”，给大批政治投机者制造了难得的机遇，得以近乎批量地涌进官吏队伍，从而直接导致了神宗一朝熙宁、元丰变法的失败，更导致了哲宗、徽宗两朝新法的变质，和无谓而残忍的党争、黑暗腐败的奸人政治，导致了北宋王朝的灭亡。这种与王安石政见的同与不同，决定了苏轼的一生，既因批评新法而遭新党痛恨，又因反对尽废新法而遭旧党敌视，两方面都不待见他，都想置他于死地。若不是大宋祖训不杀士大夫，若不是可敬的曹太后、高太后的热诚呵护，我们的天才大诗人东坡，我们的正直官员苏轼，恐怕早就被新旧两党扼杀了。据马永卿《元城语录》记载，曾是苏轼政敌的刘安世，晚年由衷盛赞苏轼的大节，称：“士大夫只看立朝大节如何，若大节一亏，则虽有细行，不足赎也。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高意广，唯己之是信。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人欲杀之。在元祐，则与老先生（司马光）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人也。”这里所说的“唯己之是信”，就是苏轼始终坚持的变革主张，合于此则支持，不合则反对，绝不与时俯仰。刘安世乃朔党领袖之一，元祐年间，朔党、洛党，共攻苏轼，刘安世能这样称颂苏轼，可见其内心深处，对苏轼的人格，敬佩何等之深。王国维说：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诚哉斯言！苏轼不仅以优美的诗词和文章，更以高尚伟大的人格映照千古。通判凤翔初政已得循吏之体嘉祐六年十一月，苏轼到冯翔府任通判，宋代的通判为府、州的二把手，权力仅次于知府、知州。苏轼平生第一次为官施政，即出手不凡。凤翔府地处秦岭山中，盛产竹木，每年都要砍伐大量竹木编成筏子，由渭河入黄河，运往京城开封，途中要经过三门峡黄河砥柱，本已够艰险了，官府又强行规定，必须在渭河黄河河水暴涨之时运送，极难操控，翻筏事故频发，弄得不少服役百姓倾家荡产。苏轼到任不久，就了解到这是当地百姓一大害，于是广泛征求建议，积极寻求除弊之法，很快找到问题的症结，全在官府不明实况的强行干预，遂改旧规，将竹木的运输事宜交给服役者选操筏人自行决定，由其避开河渭暴涨之期，“以时进止”。长期“破荡民业”之弊，遂“忽如春冰”而解。苏轼进而了解到，朝廷对百姓一些生活必需品的官卖政策，造成“民日益困穷而无告”，主张废除这些官卖，尽以予民。本来已将具体情况以凤翔府的名义上报朝廷，但苏轼救民心急，既怕不一定被批准，又怕即使批准，也要经层层批复，待到落实，已是第二年了。遂又以个人名义，上书宰相韩琦，请求帮助。苏轼曾负责“理欠”，“理欠”即为追收百姓所欠官府债务，“鞭打捆绑，日与小民结为嫌恨”，但每天所得，不过千儿八百，根本无法完成任务。一些服役者的无辜遭遇，更令苏轼深感悲痛。譬如：负责押运的竹木，被风浪冲走，要赔；看管的粮食布匹，时间长了霉烂，要赔……朝廷和地方政府明知其冤，却迫于旧规，赔不起就将其长期关押。虽然每逢大赦，皇帝均下诏赦免，但贪官污吏却趁机勒索，有钱行贿则释放，没钱行贿则继续“追呼鞭挞，日夜不得休息”。苏轼查出，凤翔府还关着这种无辜者225人，将详情报告府里，府里很快会上报朝廷。因担心朝廷不一定重视，遂又以个人名义，上书具体主管相关事宜的蔡襄，恳请蔡襄“独断而力行之”，以使这225人得以回家“养其老幼，日晏而起，吏不至门，以歌咏明公之德”。为了解救可怜的无辜百姓，苏轼简直是在哀求蔡襄了。我国古代称优秀的地方官为“循吏”。《侯鲭录》作者赵令畤赞扬苏轼施政，“真得循吏之体”。的确，苏轼在凤翔府的所作所为，表明他初次施政，就是一位循吏，就本能地践行着爱民为民的循吏之政。徐州抗洪勇毅为民宋神宗熙宁十年四月，苏轼赶赴知徐州任，七月即遇黄河决堤大水灾。苏轼积极领导抗洪救灾，表现出勇毅的担当精神、高超的组织能力和尽职到底的政治品德。徐州城外的地势，洪水易积不易泄，抗洪任务分外艰巨。苏轼发动百姓，赶在洪水到徐州之前，修补好了堤坝，准备好了抗洪所需物资。八月二十一日，洪水淹到徐州城下，水量逐日加大，到九月二十一日，水深已将近三丈，水面高于城内平地达丈余，外小城东南角快被淹没，形势十分危急，城中富人争相出城避水。苏轼知道，富人一逃，民心必被惊扰，还如何守城？何况城外正是一派汪洋，此时出城，无疑主动送死。遂一边挺身高呼：“吾在此，水决不能败城！”以鼓舞人心，一边下令将逃跑的富人拦回城中。苏轼从与城中父老的交谈中得到启示，决定在城东南修筑一条长堤，以预防洪水持续升高而入城。为与洪水抢时间，苏轼亲自到朝廷禁军驻徐州军营，对其卒长说：“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宜为我尽力！”卒长深受感动，应声答道：“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效命之秋也！”立即率领兵士短衣光脚，加入筑堤队伍。长堤刚筑好，洪水就到了堤下，正好被挡住，不得进城，民心遂安。苏轼却并未因此而稍有松懈，又于城内附城为长堤，并于城外将因为风浪不敢行驶的公私船只数百条，分散系于城下，以减轻洪水冲城的力度。接着又是风雨日夜不停，洪水暴涨，“城不没者三板”，随时都有被冲毁的危险。苏轼决心与城共存亡，白天黑夜都住在城上指挥抗洪，因事路过家门也不进屋，并命各级官吏分段把守。正如苏轼诗中记述，抗洪工作又惊险又艰辛，常是夜半“千沤发。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弄得浑身泥水，“日暮归来洗靴袜”。到十月五日，洪水终于逐渐退去，徐州城得以保全。苏轼也没忘记城外百姓。当时徐州城外洪水际天，房屋被冲走，老弱被席卷，强壮者拼命奔逃，惊恐和饥饿交加，山丘上，树梢上，到处都有尸体。苏轼组织一批水性好的人，驾船载着食物四处抢救，救活了不少人。洪水虽退，城外积水仍在，威胁仍在。有位和尚建议，凿通清冷口，将积水引入黄河故道排出。苏轼立即采纳，这次洪水对徐州城内外的威胁，终于彻底解决。考虑到洪水以后还会发生，苏轼顾不得稍息，紧接着又上奏朝廷，请求动用来年服役力量，增筑新城，并修建一条木岸，得到朝廷批准后，苏轼立即组织施工，设想很快落实，徐州抗洪能力得以较大提升。虽然当时新党把持朝政，视苏轼为死敌，也不得不对苏轼表示褒奖，徐州百姓更是感念苏轼，“至今思焉”。定州治军帅才难得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九月，苏轼被任命为定州知州。定州与辽接界，是北宋王朝北方边防重镇，苏轼一到任，就着力抓边防。苏轼先派幕僚兼好友李之仪、孙敏行遍访驻军营地，仔细了解军队情况，得知自澶渊之盟以来，近百年间，因与辽国少有战事，北方延边诸郡军政渐驰，监管乏力，贪污盗窃，酗酒赌博，竟成风气。士兵日有逃亡，聚为盗贼，搞得百姓不能安居。苏轼根据情况，“因事行法，无所贷舍”，军风军纪，很快得以整饬。“军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军渐少，盗贼亦稀”。苏轼进而了解到，军营现状极差，营房大段毁损，不蔽风雨，且多是偷地修建，面积很小的两椽小屋，一床一灶之外，连打个转身的空间都没有，因年久失修，椽柱腐烂，大半无瓦，士卒妻儿子女挨饿受冻者，十有五六。苏轼感叹道：“岂可身居大厦，而使士卒终年处于偷地破屋之中，上漏下湿，不安其居？”即派三位将官带着工匠，“遍诣诸营，逐一检计合修去处”，预算所需建材和费用，情况既明，苏轼立即多方筹措资金，营房修建随之动工，快速进展。军中衣食稍足，苏轼就按照战法开展练兵，长期懒散混乱的军营，一下子变得风纪整肃，士气昂扬，像个军队的样子了，官兵对苏轼无不“畏服”。第二年春季阅兵，由于军礼久废，官兵已不知上下级之间的礼仪规矩，苏轼命一切遵行朝廷军礼旧典，知州以元帅的身份，身着文官的服装坐于军帐中，将吏则戎装奔走于前，听从元帅吩咐。副总管王光祖是员老将，傲然军营惯了，如今却要他在一个书生面前俯首听命，觉得是受了莫大耻辱，装病不来。苏轼稳坐军帐，命令书吏起草奏状，要将情况上奏朝廷。王光祖惊恐不已，急忙跑来参见苏轼。阅兵仪式按军礼规定进行，隆重肃穆，大振军威。定州军民对苏轼由衷敬佩，曰：“自韩魏公去，不见此礼至今矣！”赞美苏轼治军有方，和三十多年前名相韩琦知定州时一样。根据李之仪和孙敏行的调研，苏轼深知驻防定州以及沿边诸州郡的朝廷禁军，已是病入膏肓，单靠短时间的整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且，考虑到宋辽关系的大局，也不能大张旗鼓地整军，那样会引起辽人惊恐，恶化边防形势。所以朝廷驻军，“缓急终不可用”。而沿边一带百姓迫于自卫，“带弓而出，佩剑而樵”，射击和搏斗能力及生活习惯，与辽人一样。他们又自发成立弓箭社，组织有方，私立赏罚，严于官府。遇有紧急，击鼓集众，顷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马常备，随时可投入战斗。打起仗来，“人自为战，敌甚畏之”。当年范仲淹在西北抗御西夏，就特别重视民间弓箭手，“封殖其家，砥砺其人”，有力地提升了边防力量，从而逼迫元昊臣服朝廷。过去担任过定州知州的名臣名帅，如韩琦、庞籍，也都如此。近年由于推行保甲法，削弱了弓箭社，自然也就削弱了边防力量。苏轼上奏朝廷，强调“弓箭社实为边防要用，其势决不可废”，建议在边防地带废除保甲法和其他一些不利于弓箭社的措施，以大力推进弓箭社的发展。但朝廷不予理睬，苏轼也很快被贬官南方，他在定州的苦心经营，也随之终结。苏轼有诗赞其友人曰：“腹有诗书气自华”。苏轼本人尤其如此，但苏轼又不仅如此，他的腹中，不仅满贮诗书，同时也满贮兵书，他既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又是腹有兵书气自雄。他以一身雄华之气，给国防孱弱的北宋王朝生色壮胆，令历史千秋仰望。

刘隆有

2021-11-29
雅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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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肚里能撑船，纵观古今，但凡在事业上有所成就者，多是胸怀宽广、宽宏大量之人。宋代文人欧阳修、苏轼便是如此。欧阳修在做科举考试主考官的时候，读到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的妙文，发现里面有一段关于尧与下属的对话，他从来没有看到过，便找来这篇文章的作者苏轼，虚心向这位年轻人求教，哪知苏轼回答道：“我也没看到过，想当然尔！”历史也能想当然？换作别的主考官，肯定有被戏耍和愚弄的感觉，甚至一气之下将苏轼轰出门去也未可知。然而欧阳修却欣赏苏轼的才华与坦荡，一笑置之。爱才之心，必须有宽广的胸襟作支撑，作为北宋文坛盟主的欧阳修，提拔后进不遗余力，他举荐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人，尤其对苏轼，他更是饱含一片赤诚的爱护、容纳之心。他在《与梅圣俞书》中写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文人相轻，自古如此，如果欧阳修真的要压一压苏轼，苏轼想出人头地怕是要走弯路了。欧阳修曾和儿子欧阳裴讨论诗文，谈到苏轼时，欧阳修感叹道：“你记住我的话，30年后，世人只知道苏轼，再也不会称道我的诗文了！”欧阳修太谦虚了。事实证明，9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除了记得苏轼的诗文，也记得欧阳修的诗文和人品。苏轼的雅量也让人赞叹不已。宋哲宗元祐年间，苏轼到杭州任职。此后不久，管理税务的税吏押来一个逃税的人——南剑州的乡贡进士吴味道。此人有两大卷物品，上面写有“杭州通判苏轼送京师苏侍郎宅（苏轼的弟弟苏辙在京任侍郎）”，封纸上没有写明苏辙的具体地址。苏轼时任杭州知州，通判是他10多年前的职务，且苏轼从未托人带物品给弟弟。很明显，吴味道是假冒他的名义行欺骗之事。苏轼得知此事后，并没有暴跳如雷，而是把吴味道叫到跟前，和颜悦色地问他卷内是何物，上面为何如此题写。当吴味道得知堂上坐的正是苏轼时，当即吓得悚悚发抖，惊恐不安地说道：“我是个穷书生，虽苦读诗书，但屡考不中，好不容易今年州试中榜，有了进京赴考的机会，却没有路费。”乡亲们给吴味道集了钱，作为赴京的路费。他用其中一部分钱买了200匹建阳小纱，打算带到京城倒卖，赚些银两。考虑途中每到一处都要抽税，到京城就所剩无几了，于是便假借苏轼之名，以给京城做侍郎的弟弟送物品的名义把200匹建阳小纱带到京师，企图蒙混过关。“没想到您已到这里任职，真是罪责难逃，望先生宽恕。”吴味道说。苏轼听了吴味道的述说后，仔细打量了他，见他不像奸猾之辈，就叫来掌管文书的官吏，让其除去旧封，另题自己的详细官衔和弟弟的地址，并亲自给弟弟写了书信。写完，他笑呵呵地打趣道：“劳驾将此信转交吾弟，你放心便是。”然后又对吴味道说：“你这次进京，明年肯定高中皇榜，到时别忘了到敝处来叙旧呀。”吴味道再三拜谢。第二年，吴味道果真高中皇榜，写信向苏轼表示感谢，信中多感激涕零之语，苏轼很高兴，请他到家中，款待数日。无论欧阳修还是苏轼的雅量，都是充满了人情味的。有了这样的雅量，就能赢得尊敬和信任。

2020-06-19
《诗经》鱼意象研究

学术论文

鱼意象是《诗经》意象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当时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生活状况的反映，也有宗教信仰的展现；既涉及国家政治，也关注百姓个人。本论文从六个方面对《诗经》中的鱼意象进行了解读。第一章《诗经》鱼意象概说本章探讨了意象的发展渊源，梳理了《诗经》中鱼意象的分类，主要从种类繁多的鱼、无处不在的鱼意象和隐形的鱼意象三个部分来探讨鱼意象在《诗经》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并将其分类总结，之后分析了《诗经》中鱼意象丰富的原因。第二章《诗经》鱼意象的原始宗教文化内涵这一章主要从五个方面探讨《诗经》鱼意象与原始宗教的关系，包括远古鱼图腾崇拜的发展及在《诗经》鱼意象中的遗留和表现；生殖崇拜在《诗经》鱼意象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匹偶之鱼和渔具之鱼这两种鱼意象内涵上；言灵崇拜表现为《诗经》有很多与鱼意象有关的咒语；鱼祭主要是在上述崇拜信仰中衍生出来的以鱼祭祀，鱼意象成为祭祀诗的主角之一；《诗经》鱼意象多子、繁殖力强的特性衍生出物阜多子的祥瑞象征。第三章《诗经》鱼意象与爱情婚姻爱情婚姻是《诗经》的主题之一，这一章主要从情爱之鱼、婚姻之鱼、婚媾之渔三个方面阐释鱼意象在婚姻爱情诗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鱼意象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真实地再现《诗经》时代人们的爱情婚姻状况。第四章《诗经》鱼意象与赋比兴赋比兴是《诗经》的主要艺术表现手法。鱼意象借助赋、比、兴这三种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准确而生动地描绘形象，表情达意，比附象征，概说诗旨；同时也使得赋详尽而不浅露，比生动而形象，兴意味长而阔。第五章《诗经》鱼意象与美刺美刺为诗歌的创作原则，是文学对政治发挥社会功用的表现。《诗经》中的美刺目的通常借赋比兴这三种艺术表现手法表现出来。以鱼意象表美刺目的主要通过以鱼颂人和以鱼刺人两种方式传达出来。据鱼的性情、形象、生活情况和自身的生理特性，鱼意象多颂君子性情温和，洁身自爱。以鱼刺人主要表现为用孤独的鰥鱼和离水即亡的鱮鱼讽刺鲁桓公的微弱。第六章《诗经》鱼意象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本章从拓展创作题材和丰富意蕴内涵两个方面阐述《诗经》鱼意象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时至今日，《诗经》鱼意象对我们的文学创作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借鉴发扬。总之，《诗经》鱼意象对图腾文化的继承发展，对婚姻爱情、宴饮祭祀创作题材的丰富，对赋比兴艺术手法的创作使用，对颂美讽恶的美刺的运用以及鱼意象内涵的丰富发展，这些均对后世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后世文学发展的“引航灯塔”。

刘美洁
复礼、为仁、君子——孔子思想的三个支撑点

会议论文

礼，在老聃的思想体系中列在末位，即“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三十八章》)礼，仅仅处于“乱”的前沿;从某种意义上说，礼是乱的开始。然而，礼，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列在最前沿，因此而构成以“礼义”亦即“仁义”为核心的理论体系，成为儒家的旗帜、儒学的灵魂。

周山

2004-04-03
《史记》与民族精神

学术论文

本文首次对《史记》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以及《史记》所弘扬的民族精神的主要内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着重分析了《史记》所弘扬的民族精神对后世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传统美德等方面的深远影响。文章认为，《史记》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通过中华民族近三千年历史的形象展示，对此前的民族精神第一次进行了全面地总结，体现了中华民族在结束分裂、重新走向统一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那种坚持气节、舍生取义、诚实守信、勤劳勇敢、热爱祖国、刚健有为、积极进取、变革创新、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池万兴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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