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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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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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同北宋封建社会各阶级的利害关系——与谷霁光先生商榷

期刊

北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王安石在青年皇帝神宗的支持下,担任参知政事(副相),针对当时发生的社会危机,特别是经济危机和军事危机,对赵宋王室的政治、经济、农业、商业和军事等等,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这就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主要有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并营法等等。这些多方面的改革,直接关系到当时封建社会各阶级、

颜中其
三苏祠古树名木资源调查与养护管理研究

期刊

为保护三苏文化,传承三苏精神,合理利用三苏祠古树名木资源,对眉山市三苏祠古树名木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现有古树名木57株,隶属10科10属10种,其中国家二级古树8株,国家三级古树49株;生长旺盛树9株,生长一般树22株,生长较差树24株,濒死树2株;并提出了古树名木养护管理措施。

陈善波[1];杨文渊[2];陈善均[3];侯庆莉[1]
高中语文选修教材的整合教学——以粤教版《唐诗宋词元散曲选读》为例

期刊

粤教版高中语文选修课有五大系列，教材数量多，容量大，但一本教科书只能用36课时学习。很多时候，教师教学观念的保守使得教材与课时的矛盾愈演愈烈，教师疲于备课，变成教材的奴隶，把选修课当成了必修课，忽略了学生的个性阅读和评价。而学生或囫囵吞枣，

王芳[1]
民国骈文选本中的宋代骈文——以《唐宋文举要》和《新体评注历代骈文菁华》为中心

期刊

同为收录宋代骈文的民国选本,高步瀛《唐宋文举要》和张廷华《新体评注历代骈文菁华》选目、评点各有特点,反映出选者对宋代骈文不同的文学认识和审美旨趣,也体现了民国文人多元化的身份立场及文学批评场域的复杂面貌。通过对比研究,有助于丰富我们对宋代骈文传承发展和民国时期文学批评的认识。

曹丽萍[1]
遇见汉潜唐昌

报纸

遇见汉潜唐昌临安区委宣传部和钱江晚报联合推出有石，有路，石、路均在寺内；有溪，有人，溪、人犹在图里。腰系一方鸡血石印章，沾着徽杭古道的尘泥，山里有寺，轻踏进去——寂照寺；溪水印寺影，影下於潜女，女唤家人归，田间地头，袅袅展开——耕织图。走在寺庙里的人叫苏轼，给《耕织图》做下底子的人叫刁璹。两人为至交，那个时候苏轼是杭州通判，刁璹是於潜县令。两人相见的这一年应当是公元1073年，王安石正在变法，“青苗法”正在全国推行。苏轼由富阳、新登方向进入於潜，写下《於潜女》。於潜和昌化，自古一山同系、二水相汇。这样想着，苏轼又由於潜经紫薇岭入昌化，于是有了东坡林和三贤堂。开篇语从吴越国时的繁盛往昔，到徽商的商业鼎盛，由浙入皖，过千秋关到宁国，过昱岭关到绩溪，中间隔着几百年；从钱塘而去歙县，中间隔着一个清凉峰。清凉峰的西面是绩溪，清凉峰的东面是於潜、临安和昌化。现在的临安就是由古时的於潜、临安和昌化三县合并而来。於潜县和昌化县极为古老，有掰着指头数不过来的千年历史。这样的县被撤销的原委大抵和综合发展有关。但有些人有一个误解：一定是临安县更有积淀和底子，所以才“吸纳”了其他地域，犹如湖泊之于溪流。其实不尽然。临安建县始于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时名为临水县，直到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临安作为县名被固定下来。於潜县则要早得多。《汉书》讲到丹扬郡时说，明确“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扬”，领“县十七”，“於朁（朁音潜）”便是其中之一，这一年是公元前109年。这个於潜非常有意思，临安和昌化竟都曾是它的辖地。唐武德七年（624年）时置潜州，领於潜、临水两县。唐垂拱二年（686年）时，不知何故，朝廷决定将它分一部分出来置“紫溪县”——这，就是后来昌化县的雏形。之后复置唐山县（后改名吴昌县），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改吴昌县为昌化县——这样过了近1000年——1958年，“先来”的於潜县被撤销并入了“后有”的昌化县——再两年后，昌化县与临安县合并。於潜之于昌化，昌化之于临安，个中故事密密绵绵，不可分割。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於潜和昌化一定是翻读临安绕不过去的重要章节，自古至今，它们都是炬光的存在——没有於潜和昌化，其实就没有临安，没了临安的杭州也就缺了一页。所以，要单独说一说於潜，单独聊一聊昌化——在“吴越名城·幸福临安”的大背景里，想必包括於潜和昌化在内的临安会在接下来5年里一路风调雨顺、高歌猛进。今天，继“遇见吴越国”“遇见青山湖”“遇见天目山”之后，临安区委宣传部和钱江晚报推出“遇见”系列第四季——《遇见汉潜唐昌》。遇见的，可能是楼异之子的笔纸，齐璜的鸡血石印章，可能是满腔抱负东逝后的归隐落寞，还可能是古时的祈祥塔、古意的河桥、氤氲的湍口……遇见，总是美丽的；再见，总是欢喜的。为了和临安的一次次遇见而心喜，为了和将来的再见而期待。我们拥抱这个时间的临近，我们同时也期待这个时间的来临：临水临山遇临安，初来再来见未来。一於潜和昌化，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从完整中分，再到两分中合，兜兜转转走了近1300年。说起来有些羞愧，我在很长一段时光里只知道於潜是西天目山脚的一个小镇，有工业，主产雷竹笋，竟不知於潜是个古县，置县2000多年。先“於潜县”而知的是“於潜令”。二十年前，在“打杂”一本族谱的编撰中，我读到了《戏於潜令毛长官》——当时只认为能入苏轼诗词的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诗中的“毛长官”叫毛国华，任於潜令时接待过到於潜“捕蝗”的苏轼。毛国华家势显赫，光其近世先祖里就有过毛延邺、毛可游、毛文琠三位尚书。但他本人却未曾中过功名，受父兄荫而入仕，长期沉寂下僚。虽曾为令于八闽诸县，但花甲之年调任於潜时依然只是县令。他是一个才智极高、治绩斐然的人，但名不达于上庭，声不播于名士。一直到熙宁七年八月。当月二十七日，苏轼扑蝗於潜，晤县令毛国华，与国华及县尉方武游明智寺，访辩才，遂宿西菩山。东坡还杭后为此赋诗，在士林中广泛流传，于是毛国华声名远播。后调任婺州观察推官，但很快受苏轼“乌台诗案”累而去官。毛国华的仕途远近，其实从他的朋友圈就能看出：早期在宣城时交友梅圣俞，后期在於潜令上交友刁璹、晁补之、参寥子、辩才等。众人都是不善钻营，性情耿介，或勿求于人之人，和“左右逢源之圆滑”的官场格格不入，注定走不太远。另一个“格格不入”的人是毛国华的前任刁璹——不仅写得了诗，还治得了县——他把一个於潜县治理得惠风和畅、“鹅闲犬休”。苏轼在考察属县官员的政绩时，给的评价很高：“我来观政问风谣，皆云吠犬足生氂。但恐此翁一旦舍此去，长使山人索寞溪女啼。”一个是才智极高的毛国华，一个是让山人索寞溪女啼哭的刁璹，他们在精神上领着后辈和继任者，并渐渐把於潜变成了一个田稼桑穑的农耕天堂。二刁璹辞官於潜令60年后，楼璹来了。同为“璹”名，刁璹生息了一个县，楼璹则是把这个县画成了一幅画。假如你生活在八九百年前的南宋，又假如那一年的那一天，你正巧站在於潜往都城临安的路旁，那么，你就可能碰见：一队人马正疾驰在前往都城的官道上，领头的正是於潜令楼璹。他“因课劝农桑成效显著而得上闻”，所以受到高宗的召见——楼璹特意带上了《耕织图》。宋高宗看到《耕织图》后龙颜大悦、倍加赞赏，即“玉音嘉奖，宣示后宫”。于是《耕织图》名声大振，摹本流传于几乎各州、县府的立墙——之后，此图被多次临摹，开创了以图配诗、普及农书的先河，是人类史上第一部农业科普读物。楼璹这样既能埋下头苦干，又能抬起头看方向的地方官，就此打开了一扇课农之窗。三最近几年，写了一些和古代文化有关的文字。很头痛的一件事就是查县志、翻宗谱。古文没有标点，晦涩难懂。好在，翻得多了也就知道这些古籍的编撰规律。《於潜县志》完全不一样，自南宋始，《耕织图》就占据了几乎所有当地县志的首页——没有哪个编撰者不认为这些图对于於潜是一个提纲挈领的存在。论说耕织，其实还有一个地方更为自然和天真，它就是和於潜一岭之隔的昌化。公元1073年春的一天，昌化令陆元长在紫薇岭上接到了苏轼——7里紫薇岭向外不远就是於潜，长岭翻过就是昌化县城。陆令闲聊，说“吾昌古郡边邑，远离州治……乃州治九县之末也。”而苏轼却不以为确，说“山高而水长，地僻而风古……唐昌何不佳境也！”但昌化给我最深的印象，反倒是另一个故事，它冲击、震荡了我四十年的人间经历思绪。宋代，古昌化县览川有章姓兄弟二人，均无子嗣。眼看而立之年已过，哥哥不得已领养了一个族中男孩，改其名为章栩。不曾料想章栩未及垂髫，妻子就得孕生子并取名叫章诩。见此情景，弟弟上门跟哥哥商量：你既然已经生了章诩，不如把领养的儿子给我吧。哥哥就去跟妻子商量，妻子却说：“没生的时候便去领养他，生了便把他丢弃，人家会怎么看我呢？”弟弟再三请求，嫂嫂便说：“那就把我的亲生儿子过继于你。”弟不敢受，哥嫂十分坚持，最后亲生儿子过继给了小叔。后来章栩章诩兄弟成人成家，章栩有子二：章樵、章槱；章诩有子二：章铸、章鑑。四子均中进士，章家也就成了名门。很多人考证过，这个故事竟然不是诓人的——以章樵为例，确有其人——为南宋宁宗嘉定元年进士，知吴县，通判常州，监登闻鼓院。章槱是开禧元年进士，家创义塾，延名师，四方负笈日众，学者咸称为南塾先生。今天写这个故事出来，没有特别的含义，只是想把它当成昌化文化的一个证明——它不只有於潜的农桑，千百年来，它还培育了独属自己的仁和。四於潜和昌化，从来都没有真正分开割裂过，无论百十千年。即使地域一再分合，人物往来依然密密如斯。犹如“浙西大峡谷”，汉时属丹扬郡於潜县，唐垂拱二年属紫溪县（昌化），大历二年（767年）又并入於潜县，北宋太平兴国三年，改吴昌县为昌化县，1960年撤销昌化县，与临安合并……但，无论如何归属，大峡谷依然是大峡谷，镌刻的是时间，接纳的是一个又一个从於潜来到昌化去，或者从徽州走到杭州来的生活。悠悠时光里留下的是名称，比如紫薇岭、徽杭古道、荆州，比如千秋关、昱岭关，比如百里河桥、唐昌佳境和《耕织图》。

本报首席记者鲍亚飞

2022-01-04
郭象《庄子注》美学思想研究

学术论文

本文以文本解读、比较研究为基本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庄子注》这一文本的细致分析以及与《庄子》思想的比较,重构了郭象哲学美学思想,并为之划分了边界。绪论部分简要介绍郭象的生平事迹和郭象注解《庄子》的基本方法,同时指出郭象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及其与美学的关联。本文的主体内容分四章。第一章重点分析郭象哲学思想的主题及其蕴含的主要美学思想。郭象思想的主题不是有,也不是无,而是道。道作为天道,在郭象那里具体化为自生、独化和玄冥之境等问题。本章第一节抓住自生这一概念所蕴含的非根据论思维倾向,深入分析了万物自生这一基本命题的意义,并揭示它以生成或生命为根本的思想实质。这一思想实质是郭象从庄子虚无之道本身出发而作出的最为彻底、最具创造性的解释和转换,它作为那个时代最富创见的思想之一,源于郭象对所处时代的虚无的经验。第二节所分析的是独化问题。独化是天道论的进一步展开。万物自生而独化,既无任何外在的根据,也无任何内在的目的,这构成独化论的基本内容。万物的独化是无根据、无目的的自身生成现象,同时也是在人的审美观照中的一种意象呈现。在此意义上,独化论也是一种审美直觉论,下启王夫之的现量说。万物自身生成并直观自身,由此而有境界的生成。玄冥之境是郭象天道论思想的一个理论的归结点,它构成本章第三节的内容。第三节着重分析玄冥之境这一哲学美学范畴的生成论意义和审美境界论意义。从生成论意义上说,玄冥不同于《周易》所讲的天地之大德亦即阴阳之道,而是有无一体这一生成本身。从审美境界论意义上看,玄冥之境是寂感成境,也就是纯粹心灵自身所构造的物我合一的生命世界。由此,第一章具体分析并阐释了“独化于玄冥之境”这一核心命题的哲学美学思想意义。第二章讨论郭象的本性论思想。第二章是第一章合乎逻辑的展开。这在于天道作为万物的存在和生成,它所生成的正是事物自身的本性。这即是说,天道显现为本性。而本性作为显现了的天道,又是对天道的具体规定。在此意义上,天道就是本性,本性也就是天道。但本性只是自性,亦即作为开端的自然。第一节给予此自然的自性以具体的规定,分析其本真、自足、宁静和能动的具体表现。性动而生欲,欲滥而易性。由此,第二节分析了郭象天理自然的欲道观和以真统善的名教自然观。第三节探讨了郭象的复根亦即复性思想,并阐述了郭象自正自复这一重要思想。同时,本节在自然至美这一审美传统中考察了郭象的自然审美观。第三章主要是在与庄子思想的比较中,揭示郭象的真知论。庄子和郭象都强调要知道并行道,从而做一个真正的人。因此,本章和第一、第二章存在内在的关联。而在什么是真知的问题上,郭象和庄子都认为日常的经验并不是真知。但二人的差异是明显的,庄子重体悟大道,郭象重探求物性。此差异的分析是第一节的主要内容。紧接此节内容,第二节展开的是真知如何可能的问题。本节抓住无心这一关键语词,在与庄子的心斋概念进行比较分析中,阐明了郭象无心于物、无心即道的独特思想。第三节探讨的主题是圣人。道作为真知或本性,为人的存在指引真实的道路而不是错误的迷途。这即是说,真知是对人的规定。而得道之人在庄子那里是真人,在郭象那里则是圣人。真与圣在郭象那里的相互转换和提升,使得郭象的圣人观具有一种儒道为一的理想色彩。郭象圣人观的美学意义在于,它以善为灵魂,以个体性情之真为最高境界,强调真与善的审美统一。第四章探讨的是逍遥游问题。此问题同样是在郭象与庄子思想的比较视野中展开,并具体化为命与遇、生与死、游外冥内等三个不同的维度。这三个不同的维度,分别构成本章的三节内容。就命遇问题而言,本文认为,郭象以所遇为命的主张,把庄子的命运观彻底的自然化和现实化了。就生死问题而言,本文主要考察了郭象自生自死、无死无生的绝对心灵境界。逍遥游的问题最终落实于圣人如何在世的问题。庄子认为,逍遥是在天地自然世界中的无穷之游。而郭象认为,逍遥是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这一自然本性的自我实现。郭象的逍遥观以他的天道自然论为理论基础,其重个体、重感性的在世超越思想,凸显了生存论美学思想的内涵。结语部分简要总结了郭象境界论美学思想的意义,分析了郭象美学思想对后世山水自然审美观的奠基作用,特别讨论了内圣外王这一圣人审美人格建构对士大夫审美生存的影响。最后,本文也指出了郭象美学思想的限度,而此限度正是我们进一步思考它的任务。

陈琰
当王安石掉进夸夸群

报纸

最近高校流行“夸夸群”。据说不管是谁，不管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不管是挂科了还是失恋了，只要打开手机或电脑，在夸夸群里一倾诉，马上就会有一堆群友冲上来夸你，夸得你天上少有、地上无双，夸得你精神焕发、雄心再起……火力如此密集的夸奖，其实古人也经历过，例如宋朝的文学家、政治家兼改革家王安石。我们知道，王安石是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同样跻身于“唐宋八大家”的另一位文坛大腕曾巩是他至交，两人结识于青年时代，刚见面就成了铁哥们儿。曾巩给王安石写诗，大意是说：我的言语和喜好比较不合群，只有你能够理解我，世界这么大，只有你跟我志趣相投，希望我能跟你一起快快乐乐地归隐山林，写文章歌颂最美好的时代。很明显，这是一首夸王安石的诗。曾巩夸王安石，不仅当面夸，还向别人夸。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曾巩给朝中大佬蔡襄（北宋书法家、政治家，蔡京的堂兄）写信，信末专夸王安石，翻译成白话文：我的朋友王安石，文章非常典雅，人品非常高尚，如今他已考中进士，但是知道他的人还很少。他太低调，不愿意毛遂自荐，可他的学识和才能真是古今少有。在当今这个时代，普通人才缺一千缺一万都不要紧，但是像王安石这样的人才如果得不到重用，那可真是国家的一大损失。我希望您能把他举荐给朝廷，让他有机会匡扶天下。我把他的文章编成一本小册子，随信寄给您，您看过他的文章之后，就知道我对他的夸奖不含丝毫水分。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曾巩又给另一位大佬欧阳修写信，信末又是专夸王安石，与他向蔡襄夸王安石的路子一模一样，连用词都是雷同的。例如“文甚古”“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其有补于天下”等等，都是他以前用过的词儿。这就好比网上那些试图用收费夸夸群赚快钱的商家，为了省事儿，将夸人的话语批量发给他们低价雇来的水军，让水军复制、粘贴、点发送，把进群买夸的客户夸到恶心为止。当然，曾巩与所有夸夸群的群主都不同，他不收费，并且只夸王安石一个人。王安石能推行变法“夸夸群”功不可没欧阳修是曾巩的老师，他听了曾巩对王安石的夸奖，又读了王安石的文章，对王安石也是大加赞赏。1054年，欧阳修给宋仁宗写奏章夸奖王安石，请求仁宗皇帝破格提拔。1056年，欧阳修又给仁宗写了一篇奏章，夸王安石文章好，人品也好，不贪图富贵，不屈从权贵，又在基层干过很多年，特别熟悉民情，工作能力特别强。在欧阳修向宋仁宗夸奖王安石之前，比欧阳修官级和威望还要高的大臣文彦博也夸过王安石，说他不走后门，不追求官位，是官场的一股清流，希望朝廷予以提拔，让王安石成为标杆和模范。除了曾巩、欧阳修、文彦博之外，王安石当地方官时的老上司韩琦，当京官时的老上司包拯，以及王安石的同年进士兼亲家吴充，以及王安石年轻时的好友兼同事司马光、范镇、韩维等人，都在不同场合夸过王安石。其中韩维是宋神宗当太子时的秘书，经常在神宗跟前夸奖王安石的才干，每当神宗说“你这个方案很不错”的时候，韩维就答道：“这不是我想出来的，是我的好朋友王安石想出来的。”所以宋神宗即位以后，马上重用王安石，随后又听从王安石的建议，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变法改革。也就是说，王安石之所以能够宣麻拜相，之所以能够推行自己的变法主张，跟那么多人在皇帝跟前夸他是分不开的。苏洵化身“苏怼怼”大骂王安石不过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夸王安石，也有人骂他，例如苏东坡的父亲苏洵。苏洵骂王安石，骂得很早，那时候王安石只是一个中等官员，还没有显露出自己的变法倾向，还没有触动所谓保守派的利益，更不可能因为变法而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什么危害。苏洵骂王安石，与政治见解没有关系，纯粹是因为看王安石不顺眼。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带着两个儿子在京城开封参加进士考试，两个儿子都考中了，苏洵却落榜了。那时候，苏洵已经48岁，在此之前已经参加过好几次进士考试，次次都落榜，所以他很沮丧，很灰心，想绕过科举，通过官场推荐的捷径免试当官。他向元老重臣文彦博上书，向另一位重臣富弼上书，向文坛领袖欧阳修上书，希望这些大佬读到自己的文章，欣赏自己的才华，进而得到一官半职。除此之外，他还不停地著书立说，揣着自己的作品参加开封文坛的各种聚会，一逮到机会就请人“斧正”，其中就碰到了王安石。王安石天性耿直，认为苏洵的作品迂腐可笑，大而无当，直言不讳地表示不屑。这下把苏洵惹恼了，从此怀恨在心（参见《三苏年谱》第一册）。公元1063年，王安石的老母亲在开封病逝，京城名人都去祭拜，只有苏洵不去，还写了一篇《辨奸论》，把王安石骂了个狗血淋头，说王安石吃的是猪食和狗粮，长了一张囚犯的脸，注定不会有好下场。几年后，王安石变法，苏洵已经去世，保守派将这篇《辨奸论》批量印刷，广为散发，用死去的苏洵做先锋来攻击王安石。宋朝选官制度独特催生“夸夸群”王安石的格局要比苏洵大得多。苏洵一生都没有考中进士，经过欧阳修多次举荐，年过五旬才得到一顶“霸州文安县主簿”的小小乌纱帽。王安石呢？少年成名，仕途顺利，22岁中进士，26岁当知县，49岁当副相，50岁当宰相。成名前被很多人夸，变法时被很多人骂，但他对夸赞和毁骂都不放在心上，既不讨好夸他的人，也不打击骂他的人。好朋友曾巩夸过他，他执政后并不提拔曾巩，因为曾巩反对变法；文彦博、韩琦、欧阳修不仅夸过他，而且提拔过他，他执政后却将这些大佬赶出朝廷，因为大佬们反对变法；司马光、范镇、苏辙和小官郑侠都骂过他，他也从来不怀恨，还为郑侠开脱罪名，只是对这些在道德上同样优秀的贤人君子始终不理解他的政治主张而感到遗憾。平心而论，王安石其实也有很大的性格缺陷，他过度自信，自信到了刚愎自用的地步；他理想主义，以至于丝毫不懂得妥协和渐进的妙用。所以他失败了，并在失败之后受到了保守派更为强烈的反扑。他的激进改革和司马光的激进反扑都是一心为国家谋福利，但他们都为国家造成了巨大创伤。最后再补充一点，宋朝选官制度比较独特，将科举和荐举糅为一体：一个人考中了进士，还要再参加相当于公务员选拔考试的“铨试”，而铨试前需要获得三名以上在职官员的点赞和举荐；一个低级官员想成为中等官员，需要参加“朝考”，而朝考前又要获得五名以上在职官员的点赞和举荐。所以呢，每个官员都被其他官员夸过，夸夸群在宋朝官场其实到处都是，并不仅限于王安石和他的朋友圈。（李开周）

2019-06-13
从汉代禅经翻译看早期禅学在中土的开展

期刊

本文对汉代禅经翻译作了初步研究:从安世高小乘禅观到支娄迦谶大乘禅观,我们发现此二禅系在中国汉、晋时期的流布,为早期禅学在中土的开展起过重要作用。安般数息的传入与中国道家方术之吐纳养生相似,形成佛道式的禅学;二系禅法"定慧双俱行"的特色加速印度禅的过渡;念佛禅法首次传入中土,开启净土思想的先驱;大小乘禅观的相互辉映,更加助长禅学扎根于中土。中国禅宗所创造的辉煌历史与文明举世共赌,但我们必须回溯于汉代禅经翻译之功,毕竟那是中国禅宗的起点。

孔祥珍[1]
唐宋词调考实

期刊

词调应以唐五代词及宋词所用者为准。自清代以来通行之《词谱》所列之词调,以及最近关于唐五代词和宋词的词调统计,其中皆误收了一些声诗、大曲、佛曲及元曲,以致迄今未有词调之确切数据。以"律词"的概念作为标准,重新考核《词谱》所收之词调和唐宋词实用之词调,求得唐宋词共有851调,其中唐五代词115调,宋词817调,宋词沿用唐五代词81调,宋词创736调。《词谱》经核实之词调为739调,比唐宋词实用之调少112调。据此可以重新制订词谱,建立词体格律规范。

谢桃坊[1]
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报纸

中国古代诗人注重在客观的物象中注入诗人的主观情绪，以物比兴，表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文情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家也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又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物色》说：“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又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研究中国古代诗人与诗，就离不开对敲击诗人灵魂的物象在诗中之作用的追问。《宋史》说苏轼自为童子时“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入仕之后，“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宋仁宗赞扬苏轼有宰相之才，宋神宗每读苏轼之文，“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虽然有两位皇帝的赏识，苏轼一生却屡遭贬谪，“不得大用”，有人认为苏轼如果能“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不过，正像《宋史》的作者所说：“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张雪松教授通过对苏轼一生不同阶段诗作中鸿、牛、月意象变迁的梳理，勾勒了苏轼漂泊生涯中心灵与精神的变化历程，并指出晚年诗作《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中的归鸿、羸牛、月、瓮里意象，是苏轼超越了颠沛流离的人世悲欢后对其一生的总结，是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是人生境界的升华与超越。清乾嘉之际，搜访金石成为一种学术时尚。湖广总督毕沅醉心于搜集三楚地区的金石遗迹，幕佐严观等主持其事，严观因此作《湖北金石诗》一卷，记录搜访金石文物的过程。王利民教授通过对严观《湖北金石诗》的内容及其文化价值的阐发，特别关注金石印痕中承载的兴废盛衰之气象，以及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贬谪文人群体坚守道义的鲜活灵魂对鄂东文化生态的影响。楚人屈原是中国贬谪文学之祖，他在放流过程中创作的不朽诗篇《离骚》，寄托了他“九死不悔”坚守理想和正义的高尚情怀，他的诗作是对“诗穷而后工”“悲愤出诗人”的中国古典诗学理论的最好诠释。周秉高教授的文章《屈原的疏放与〈离骚〉的写作年代》通过对“疏”“放”文义的探索，还原了屈原被疏放而作《离骚》的可能过程，并确认屈原于楚怀王十六年作《离骚》的可靠性。从本期开始，我们推出“学科建设”栏目，以方便读者了解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的情况。

方铭

2015-05-11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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