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日期范围

-

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学术论文

找到90516条数据

苏轼笔下的“水”

报纸

东坡先生，一生大起大落。先是在他21岁（农历虚岁）的时候，与弟弟苏辙同时考取进士，名扬天下，光耀门庭。那时的他，少年得志，是那样的意气风发。他曾官居高位，又曾经身陷囹圄。无论身在什么处境，其完满的人格、美妙的文章，时而如滔滔大河或飞溅的瀑布，时而如涓涓细流或顽皮的水滴，时而如从崎岖山间无畏地冲下来的清泉，时而如平静的湖面或宽广的大海。中华传统文化中“君子如水”的理念，在他的人生中、文笔里，得到了集中体现。苏轼一生与水有缘，且是一位治水名人。那些在天地间流淌着的自然之水，那些在典籍中荡漾着的精神之水，经他的心灵涵养、孕育后，又从他那神奇的笔端流泻到纸上的文字之“水”，是那样的晶莹剔透，饱含情感，内涵深长，给我许多感动与启示。他在《滟滪堆赋》中写道：“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与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其不自为形，而因物以赋形，是故千变万化而有必然之理。”大意是说，水是最有规律的，江河浩大与大海深邃，都可以让人们去揣度；它没有固定的形状，千变万化而又具有自然界的规律。这段话，既是对水的赞美，也是苏轼对水流之中包含的道德理念、人格模式的赞赏与追求。他在《泛颖》诗中吟道：“我性喜临水，得颖意甚奇。到官十日来，九日河之湄。吏民笑相语，使君老而痴。使君实不痴，流水有令姿。”你看他新到一个地方去就职，十天里就有九天去到河边，在汤汤流水边，他身形矫健，心情灵动，与民同乐，生动地表达出他亲近水流时所感到的惬意和满心欢喜。苏轼在《仁宗皇帝御书颂》中说：“君子如水，随物赋形。”他认为“君子”的进退出入，应该具有一种灵活机动的态度，“古之君子，有绝俗而高，有择地而泰者……其在穷也，能知舍；其在通也，能知用。”这里体现了苏轼一生追求的人格理想，与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有相似之处。苏轼常常借“水”来表达出自己的人格追求，也借水来自我慰藉。苏轼在谪居黄州、惠州、澹州之际，正处在人生挫折、心情痛苦的境地，这三个地方的江河或湖海都使他流连忘返。他从流水的无穷变化，有智有量、随遇而安、外柔内刚的秉性中，获得了极大的慰藉与鼓舞。只要看到水，似乎就看到了人生的希望，找到了淘洗烦恼的工具。苏轼在《东坡易传》中说：“所遇有难易，然而未尝不志于行者，是水之心也……故水之所以至柔而能胜物者，维不以力争而以心通也。不以力争，故柔外；以心通，故刚中。”由此我觉得，苏轼“君子如水”人格的主要内涵，概括起来就是“柔外刚中”。柔外，并非逢迎，柔其外形是为了进退出入灵活变化；刚在其中，是指面对困难要毫无畏惧之心，要有必达之志。东坡先生62岁时，曾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偏僻的海南儋州，但他却在这里办起学堂，让很多人不远千里、追随至此。这种似水的不畏艰险，顺势而为，让人感叹。每个人的人生必有起伏坎坷，当那些时候来临时，我们不妨想想苏东坡笔下的“流水”。苏轼写下了许多如水一般自然流畅、多姿多彩的文章。他在《自评文》中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这段话，生动地概括了苏轼“万斛泉源”一般充沛的文思、丰富的题材，以及自然流畅、摇曳多姿和浑然天成的文章风格。每每通过阅读，我总能时不时地用他笔下流出来的美妙之“水”，一次次启迪自己的心灵。当捧读苏轼留下的许多诗文，无论是《前赤壁赋》中那“逝者如斯夫，而未尝往也”的“空明”之水，还是《喜雨亭记》里那忧国忧民的雨水；无论是《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还是《记承天寺夜游》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所呈现出来的月光如水的空灵美妙的境界……在这些不同体裁、不同长短的传世名作的字里行间，处处有润人心目的水光晶莹，浸满了“上善若水”一般灵动而美好的魂魄。

2022-05-11
《苏东坡在海南岛》考辩

期刊

《新观察》一九八八年第十二期转载台湾《联合报》署名压申的文章:《苏东坡在海南岛》.读后颇受教益.尤其在论食方面,旁征博引,记述颇详.实为好食事者一幸.该文似史亦志,行文亦庄亦诸,很有特色.一般地说,写这类文章应该是深入浅出.具有丰厚的文史底蕴,使读者于轻松愉快的游戏笔墨中获得真实可信的历史感受,譬如缩龙成寸,虽短小,却也鳞甲宛然.可惜该文中错误不少.除了吕公著、吕大防误作"吴公著、吴大防"等恐系校对的错误不提外,凡乎每节都有,且较明显。

林冠群
苏东坡遇见大熊猫

期刊

北宋著名文学家、文坛领袖、书法家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世称苏东坡,今四川省眉山市人,是否见过大熊猫,学界存在争论。我们通过收集大量文献资料综合研究,可以判定苏东坡遇见过大熊猫。苏东坡在瓦屋山遇见大熊猫历史上瓦屋山大熊猫很多苏东坡在《寄黎眉州》中写道:“胶西高处望西川,应在孤云落照边。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治经方笑春秋学,好士今无六一贤。且待渊明赋归去,共将诗酒趁流年。”从“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可知,苏轼应该登上过瓦屋山,但史料上无直接记载。

李后强[1,2,3]
苏轼的儋州功绩

报纸

海南儋州是苏轼仕途中最后一个谪居地，此地远离中原、孤悬海外，而被贬之时，苏轼已过耳顺之年，年事已高。按说儋州本应是他人生凄凉地，但他却把这里视作自己建功立业的重要地方，待他3年后离开海南时，留下了“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诗句。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被贬至琼州昌化军（今海南省儋州市）安置。海南岛自隋代方始设郡，至宋代时还是一片蛮荒之地。远离京城，“鸟飞犹是半年程”；自然条件艰苦，“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当时被贬至海南的官员大多心灰意冷。初到海南，苏轼“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但他毫不畏惧艰难的处境，以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与海南百姓交往并有所作为。他帮助疗救百姓疾病，带领百姓弃旧习、务农桑，开辟学府、讲学明道，在海南的文化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苏轼在海南，依然受到朝廷权臣的压制。他虽官任琼州别驾（知州的佐官），但朝廷对他下了不得食官粮、不得住官舍、不得签书公事三条禁令。苏轼本可不理政务，清闲度日，但他始终关注民生疾苦。苏轼居儋耳，发现当地百姓习于取咸滩积水而饮，以致常年患病。于是，他力劝大家改变这种习俗，并带领百姓勘察水脉，挖了一口地下井，取井水饮用。远近百姓纷纷效仿，改变了直接饮用沟渠积水的习惯，疾病大为减少。当时海南流行一种传染病——疟疾，百姓缺医少药，只得转而求助于巫术。苏轼曾在《书柳子厚牛赋后》中描述此情景：“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富者至杀十数牛。死者不复云，幸而不死，即归德于巫。以巫为医，以牛为药。”苏轼一面到乡野采摘草药，一面托人从广州太守王敏仲那里要来黑豆，制成辛凉解毒的药物——淡豆豉，用药食两用之法为民祛病，疗效甚好。后来，当地百姓广泛种植黑豆，配以草药，终于治好了疟疾。由于当时海南交通闭塞，仅有少量船只与内陆中原地区相通，因此与中原文明几近隔绝，大多数地方还在“刀耕火种”。当地百姓主要以狩猎为生，经常食不果腹，而土地却大量荒芜。苏轼创作了诗歌《和陶劝农六首》，劝说百姓改变“不麦不稷”“朝射夜逐”的落后生活方式，阐释“春无遗勤，秋有厚冀”的农耕之理，鼓励百姓“云举雨决，妇姑毕至”，并带领百姓改进农具，开垦荒地，教之以种植水稻等农作物之术，改善了当地百姓吃不饱饭的状况。由于与中原地带长期隔绝，海南文化发展相对迟滞。自隋朝开科取士以来，整个海南从无一人考中举人或进士。宋哲宗绍圣五年（1098年），苏轼始于儋州的载酒堂内讲学，传授儒家诗书礼义之道，使“蛮荒之地”的海南渐渐出现“书声琅琅、弦声四起”的文化景况，“乡人多受其惠”。由于苏轼是蜀州人（今属四川省），因此讲学所持为蜀地之语，此种语言，较当时海南地方口音更易让人听懂。因此，苏轼的讲学，也使得海南与内陆地区的语言文化交流变得更加顺畅。时至今日，儋州地区的口音较海南其他地区都略有不同，其尾调颇似四川口音，儋州人形象地称之为“东坡话”。在苏轼的学生中，姜唐佐是颇有才华者。姜唐佐上广州应考时，苏轼赋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对其极尽勉励之词。待苏轼北归中原后的第三年，姜唐佐考中举人，成为海南的第一位举人。不久，学生符确考中进士，成为海南的首位进士。之后，海南人才辈出，至清光绪年间（1906年）科举考试废除时，共出举人767名、进士97名。其中，苏轼被贬谪的儋州地区，受苏轼讲学教益最深，考取功名的人数比海南其他地方的人数都要多。海南第一位进士是1109年及第的符确，最后一位进士是1889年及第的王云清，虽相距近800年，却均为儋州人，因此有“进士首儋尾亦儋”之说。明代海南进士唐胄编撰的《重建儋州学记》中记载：“琼之有士始于儋，琼之士亦莫盛乎儋”，真实再现了海南儋州当时鼎盛的学风。清代戴肇辰等学者撰《琼台纪事录》，其中谈道：“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海南三年，苏轼倾心著书立说，续写完成了《东坡易传》《东坡书传》《论语说》3部经学著作，撰写文章160余篇，创作诗歌170余首。苏轼在海南的作品流传至中原后，成为中原人士了解海南风土人情的一个窗口，北宋著名诗人黄庭坚赞曰：“东坡岭外文字，读之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受苏轼的影响，今天的儋州人依然喜欢吟诗作对，不仅有许多民间诗社，就连儋州的山歌都酷似格律诗。儋州文化的兴盛赢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2002年，儋州先后荣获“全国诗词之乡”“中国楹联之乡”的荣誉称号；2021年，儋州荣获“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荣誉称号。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6月，苏轼接到大赦的诏令，北返中原。启程时，前来送行的百姓和学生络绎不绝。他在《别海南黎民表》中深情地写道：“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苏轼北返中原后，他的学生中有很多人继续讲学，教化乡里，海南岛也因此人才辈出。明朝时期的海南人薛远，考取进士后从政，官至户部尚书、兵部尚书，成为海南第一位尚书郎；清朝时期的海南人黄河清，考取进士后，回到海南设馆执教，每年授徒百余人，成为一方名师……苏轼被贬至儋州，后人素有“东坡不幸海南幸”之说。时至今日，海南人民一直对苏轼怀有深深的敬意，在海南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东坡墨、东坡话等带有历史印记的文化符号，无不表达了人们对他的眷恋和感激。

2023-02-03
庄子审美教育思想的现代阐析

学术论文

本文立足于庄子思想的核心，阐析了庄子思想中与审美教育相道合的成分，我们把庄子的这一部分思想可称为“庄子的审美教育思想”（祁海文）。庄子为我们剖析了人类生存的种种困境，人的痛苦归根结底是由于人的欲望的无限增长和把自我价值寄托于外物的结果。他认为，要实现心灵的绝对自由，唯一的方式就是在精神层面超越世俗的功利。心灵自由是庄子全部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审美教育思想的目的和理想。庄子生活的年代与我们当代社会尽管不可同日而语，但并不是说我们已经解决了庄子所提出的一些列人生问题，其实精神与物质的博弈在任何时代都不曾停止过。人与他人、社会、自然的关系决定着人的生存状态，超功利的精神自由是庄子的理想，他的理想人格是超越世俗功利的至人。心灵的自由和超功利的人生观正是审美教育的最高目标，庄子的人生哲学为我们的审美教育提供了合理性的价值预设。他为我们指明了人的存在本质，人不是为外物而存在，过分的追逐外物反而使人束缚于其中，人应该超越外在的功利价值，走出物我的对立，以审美的态度对待自然、社会、人生，从而实现审美的生存。当今世界在物质和技术领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人们物欲的无限增长不但没有营养出更加纯真和高尚的精神家园，反而使人的心灵囹圄于世俗的功利矛盾之中无法自拔。人们为了一己私欲不惜牺牲他人，甚至是整个自然界，到头来却是物累相残。庄子似乎已经预见了人类未来发展中的问题，因此才有了十万余言。我们之所以认为庄子思想具有重要的审美教育价值，是因为他向我们指明了改变世界首先应从改变自我做起，如果每一个人都不断坚持自我心性的修养，以超功利的态度对待人与社会、他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审美的心胸容纳宇宙万物，那么，人类社会也许真的会实现庄子所说的“至德之世”。如果使审美教育能够贯穿于整个教育和生活过程，也许我们每个人都会成为庄子所赞赏备至的至人、神人、圣人。

张伦敦
苏轼与王安石的“幸与不幸”

报纸

文\本刊特约撰稿林冠群苏轼与王安石作为北宋政坛上势不两立的政治宿敌，其实在私交上并无遗憾。王安石罢相后，退居金陵，东坡自黄州贬所复出，特地路过金陵，登门拜谒，促膝畅怀，全无隔膜。东坡因乌台诗案被捕下狱时，王安石与张、范二人当时在政治上也严重对立，但据说王安石并不因此落井下石，而是对朝廷发出“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的质询，为东坡的获救伸出援手。君子相处之道，如此可为经典。然而，细检二人的平生遭际，又让人每有幸与不幸的慨叹。政治宿敌命运迥异王安石平生仕途顺畅，平步青云，最终位级人臣，官至宰相，并成为历史上最得皇帝宠信的权臣之一，副相曾公亮曾对人说“上与安石如一人”。安石生前所获得的殊荣与封爵有宋一代无人能比，而死后的“哀荣”也无人能及，被配享神宗庙堂，又配食孔子的文宣王庙。生被封舒国公，死被追封为舒王。但在他晚年被封为舒国公时，他写过一首诗：“桐乡山远复川长，紫翠连城碧满隍。今日桐乡谁爱我？当时我自爱桐乡。”（《封舒国公》三首之一）这里所说的“桐乡”指的是王安石31岁时任通判的舒州。王安石曾在舒州当过三年的通判，晚年被封为“舒国公”的荣耀之日，假如真有功德于其民，本应有“实至名归”的圆满之感，为何竟发出“今日桐乡谁爱我？当时我自爱桐乡”的浩叹呢？原来，王安石在舒州三年，并没有做过更多的值得群众怀念的好事，可以说是为政乏善可陈。三年后他调任京官，一直到推行新法，天下民怨沸腾，而他又不知尤悔，自然是怪那里的人们不领情了。因为，他爱桐乡的情怀倒是很真切的。他在被封舒国公的谢恩表中称“唯兹邦土之名，乃昔宦游之壤”，做官与游玩的结果使他非常赞美舒州山水景色，认为这里是最好的读书养性之处，故至今当地还有“王安石读书处遗址”的石碑一块。但也就仅此石碑而已，当年的“舒王台”早已灰飞烟灭，无复旧观。相比之下，再看一看东坡的经历。虽然东坡并不因为政见不同而视王安石其人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但他却因为反对王的变法吃尽了苦头乃至差点丧命。他通过北宋朝廷最高等级的“公务员考试”（制举）之后，因为政见与王不合，王安石处处阻挠神宗欲重用他的意愿。所以，此后的十六、七年间，东坡辗转于地方官任上，像杭州救灾、密州治匪、徐州抗洪那样突出的政绩，执政者也似乎视而不见，反而听任小人诬陷，制造“乌台诗案”，将其置之死地。最后，因为神宗的干预，东坡免于一死。于是后世都把“圣主怜才”的美誉归结到宋神宗的头上，其实，早在“乌台诗案”之前，王安石在一次与宋神宗的谈话中，把东坡比喻为不听话的“恶马”，力劝神宗说：“陛下何以不黜轼？岂为其才可惜乎？譬如调恶马，须减刍秣，加箠扑使其贴服，乃可用。”（见《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七）这段话很少为学者所关注，现在看来，神宗不过是听从了王安石的建议，狠狠地“修理”苏轼，让他“贴服听话”而已。在王安石的心里，东坡是个难得的人才，但不能让他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必须罢黜他、整治他。一生坎坷无怨尤就在王安石被荣封舒国公，退居钟山，安享钟鸣鼎食的权贵生活时，东坡却被王安石党羽百般诬陷，被捕下狱，惨遭拷打折辱，以致当时与他同在监狱、仅隔一墙的苏颂有诗云：“遥怜北户吴兴守（即东坡），诟辱通宵不忍闻。”其后，被贬逐至黄州，过着“躬耕自食”的穷困生活。然而他以“罪臣”之身，与当地百姓浑同如一，休戚与共，竭尽所能为百姓办力所能及的好事。尤其在他了解到当地有溺婴陋习时，当即与知州朱寿昌商议，立下赏罚条例，禁止溺婴，并与当地人士成立“育儿会”，资助那些因贫困不能养育子女的人家。仅这一项，不知救活多少条幼弱的生命。所以，当他离开黄州之后，直至晚年，也不会像王安石那样，担心“今日桐乡谁爱我”？而黄州人却永远自发地怀念这位被北宋朝廷窜逐的“罪臣”，并且还留下东坡赤壁这样的千古名胜，使舒州残存的“王安石读书处遗址”相形见绌。今日的黄州，随处可见东坡遗泽，更有自古流传的诗句：“儿时宗伯寄吾州，讽诵高文至白头。二赋人间真吐凤，五年江上不惊鸥。”永远纪念着这位伟大文学家的卓越文才与亲民作风。他与王安石不同，始终视自己为民众之一员，离开黄州时有诗“黄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来不辞远”，所以“回望东坡，闻黄州鼓角，凄然泣下”（见《梁溪漫志》卷四），而王则始终视自己为朝廷命官，计较的是舒州人对他这位父母官的评价，以至于抱怨“今日桐乡谁爱我”。东坡被贬惠州，同样以民众中一员自处。他曾对表兄程正辅说：“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以这样的立场与态度，他积极为惠州人民办好事，筑桥修路，修缮军营，引蒲涧水入广州城等，像这样的事项，涉及政务，须冒一定的政治风险，实非“罪臣”所宜，然东坡全然不顾，勇毅直行。所以今日的惠州也处处可见东坡遗泽。整个惠州西湖，仿佛就是颂扬东坡的一首诗。惠州之后，东坡又被贬儋州，此时王安石已经去世多年，但东坡对于他的变法主张仍持坚决反对态度。他在儋州写有《论商鞅》一文，借商鞅批判王安石“不加赋而上用足”的为皇帝敛财的所谓“变法”，痛斥这样的“变法”不过是巧立名目，偷偷掠夺民众的财利罢了。他还以历史的教训指出：这种聚敛民财的所谓“变法”，运用于社会，可使国家灭亡、人民受摧残；使一个个的皇朝亡国灭种！为什么有的帝王对于这样的危险结局视而不见，总是喜欢采取商鞅式的治国方略呢？东坡指出，是因为那些帝王总是以国家、人民的利益必须服从于个人的意志，一切以满足一己之私为上。这无异是对王安石变法的强烈声讨。可见两人的严重分歧正在于政治立场的不同。东坡主张变法应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王安石却认为“笼天下财货，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谓兴利之臣”（见《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公然主张为皇帝敛财。有鉴于此，王安石之所以受宠于宋神宗，享尽尊荣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东坡作为王安石心目中的“恶马”，其所遭遇的种种挫折也就可想而知。可贵的是东坡始终没有改变他的民本立场，始终认为变法的首要目标在于富民，只有让人民有活路，才能最终达到强国的目的。但东坡被贬到儋州时，已经不能像在惠州那样依仗表兄程正辅的行政能量做一些更能改变民生的大事。他只好把他的有限的生命投入著述之中。他在儋州完成了《易传》、《书传》、《论语说》三种重要的学术著作，其中《书传》十三卷是到儋州后才开始写成的，至今仍为《四库全书》所收录，并认为是诠解《尚书》最好的一种。居儋期间，东坡除了给后人留下宝贵的诗文遗产之外，就是致力于地方的教化，致力于改变土风陋习，亟盼这海外蛮荒之地早日承接中原文明的光辉。此外，教民种植、予民医药、治病活人等等，凡力所能及的，他都尽心尽力去践行。儋州人民也视他为一代文宗、良师益友。他生活在儋州人民中间，如鱼得水，甚至宣称“鴂舌尚可学，化为黎母民”，直到他遇赦北归时，更坦率地高呼：“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东坡一生从政与被逐，所到之处，从没有“今日桐乡谁爱我”之类的怨尤之辞，因为他没有把自己游离于群众之外，他的心始终与群众相通，他就是普通群众中的一员。这样的观念，从他一开始进入仕途，就从来没有改变过。他在黄州贬所时，他的西蜀同乡范镇劝他在京都郊外卜居为邻，他是这样表白的：“许下多公卿，而我蓑衣箬笠，放浪于东坡之上，岂复能事公卿哉？”不愿与那些自视高贵的士大夫阶层混在一起，直至他晚年从儋州北归时，在广州也对谢民师表示：“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为此可以理解，他为何曾在除夕之夜面对被拘捕、被鞭打而不能回家过年的百姓会流下同情的泪水。

2013-10-07
王安石变法同北宋封建社会各阶级的利害关系——与谷霁光先生商榷

期刊

北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王安石在青年皇帝神宗的支持下,担任参知政事(副相),针对当时发生的社会危机,特别是经济危机和军事危机,对赵宋王室的政治、经济、农业、商业和军事等等,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这就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主要有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并营法等等。这些多方面的改革,直接关系到当时封建社会各阶级、

颜中其
苏轼黄州诗词论析

期刊

谪居黄州这一时期是苏轼人生及其文学创作的重要转折时期。苏轼的黄州诗词也因为诗人心境的变化而前后的风格也发生不同的变化,但其主导风格仍是旷达。其黄州诗词旷达风格的形成与他个人的性格气质有关系,与他的人生遭遇有关系,也与当时整个宋文化的影响有不可分的关系。除此之外,佛教思想对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赵凡龙[1]
沈一贯《庄子通》研究

学术论文

沈一贯《庄子通》有着自己的解庄特色和庄学思想，是明代庄学中重要的一部著作。本文以沈一贯的《庄子通》为研究对象，以企对沈一贯《庄子通》做全面系统的研究。　　全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构成。正文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共分为三章：　　第一章，沈一贯其人其书。沈一贯的家世及交游对沈一贯《庄子通》著述影响很大，如沈一贯父亲颇好老庄，这使沈一贯在家学熏陶下受道家思想浸染很深;同时，沈一贯对《庄子》的接受也影响了他的为人处事，成为高格调解庄低格调实践的例证。沈一贯《庄子通》的著述时间分为两个时期，著述地点是在返乡的舟中，两者都对沈一贯的解庄特色和庄学思想有一定的影响。《庄子通》的注释体例比较完善;注文内容相当全面，包含字义、句读等多方面，皆时有新意。　　第二章，沈一贯《庄子通》解庄特色。《庄子通》在阐发义理和分析文辞方面有如下特点：以抽象和具体互化的方式阐发义理，对于《庄子》具象的主旨未明的论述和寓言，沈一贯便一针见血地直揭主旨;对于思维跳跃，抽象费解的言语，沈一贯则化抽象为具体，或采用比喻，或转引他书，使主旨通俗易懂。总之《庄子通》的阐释通俗生动，富有趣味，颇有新解。鉴于对《庄子》内外杂篇“要之宗旨不异”的认识，利用前后文相互发明《庄子》文意;沈一贯虽然对《庄子》内外杂篇有着以上认识，不代表他认为内外杂篇全为庄子自著，沈一贯对《庄子》也有一定的辨伪言论，提出了苏轼所言四篇“伪作”出自于《王孙子》的可能;并对“伪作”有着“存而看之”的豁达明智态度。会通三教，以儒、释、道三种思想同时解庄，使文意相得益彰，反映了明代儒释道合流的思想背景，也展现出他融通的学术观。文辞评论虽数量不多，但所评甚当，包括叙事、语法、行文等多个方面。　　第三章，沈一贯的庄学思想。沈一贯追求还原庄子本意，他以《庄子》为内圣外王之学，以“无穷”、“无心”统领庄子之意，以“无穷”为庄学大宗旨、大根源，认为《庄子》的价值观、认识论等都从此出发，又拈出“无心”为庄子内圣外王之道的重要法门;在《庄子》与儒家的关系上，沈一贯有着“庄出于孔”说（“庄子本渊源于孔氏之门”）、“尊孔”说（“庄子只于儒中敬得孔子一人”），“《庄子》为儒家内典”说（“蒙庄之论乃圣门之秘藏，而发六艺之未发者也”），这显示了他的儒家本位立场;同时沈一贯还在注中对《庄子》进行了辩证性的批判，沈一贯在批判《庄子》反文明、反道德等思想荒谬性的同时，指出“世间不可无此人，不可无此书”，对《庄子》的解构给予肯定。　　沈一贯的庄学思想是他的读庄之悟，《庄子通》既有着时代思潮的划痕，也有着许多新颖出彩之处，他的一方之见值得呈现。

王育婧
遞藏·題跋·複製:蘇軾《洞庭春色賦》、《中山松醪賦》書跡

期刊

蘇軾《洞庭春色賦》、《中山松醪賦》合卷書於北宋哲宗紹聖元年(1094),白麻紙,全幅縱28.3釐米,横306.3釐米,加上後人的題跋,總共全長450.3釐米,是篇幅最長的蘇軾書跡,現藏吉林省博物院。本文分析《洞庭春色賦》和《中山松醪賦》的書寫與複製情形,整理歷代庋藏流轉脈絡,以及九位題跋者的十三則題跋。研究發現:蘇軾多次書寫此二賦,尤其是寫《中山松醪賦》予友人,彌補個人作品出版受限制的困境。後世的石刻和法帖促進此二賦的傳布。乾隆皇帝至少兩次臨摹《中山松醪賦》,四度題寫《洞庭春色賦》、《中山松醪賦》合卷,其中兩次是在蘇軾寫《中山松醪賦》的河北定州,頗具深意。

衣若芬[1]

到底了

学术论文